中财网丁瑶视频:王阳明的道教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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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道教情结——以晚年生活为主线发布日期：2007/01/30 提供单位：学报编辑部 钱明内容提要：王阳明晚年是在天泉桥（或天泉楼）和碧霞池与董澐、月泉等谈经论道，彼此倾心。董澐虽非正宗道士，但他的布衣加隐士的身份，却使之与道教或道士的联系更为方便，甚至难分你我。阳明洞原本就是道教的第十一洞天，而天泉桥和碧霞池即使就其命名来看亦与道教有很深的瓜葛。所以笔者认为，如果说阳明洞修炼是王阳明早年迷恋道教养生的一个标志，那么天泉桥和碧霞池讲学便可以视为阳明晚年摄取道教思想的重要象征。关键词：王阳明；晚年；道教 王阳明早年对道教的修炼方式相当迷恋，中年以后有过反悔，晚年则对道家的哲学思想多有摄取。这说明道教或道家思想在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王阳明“在形而上的体的层次取法于道家、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在形而下的用的层次则恪守儒家的立场，并大体上做到了体与用的一致。阳明哲学的实质是道体儒用”。1下这样的结论固然有些偏颇，但却道出了王阳明一生对道家、道教有割舍不去的情怀，而这正是我们理解阳明精神的关键之所在。 一 朱元璋开国伊始，对佛道二教采取的是既优惠扶植又限制控遏的双重政策。然到英、代、宪、孝、武时期，这种政策渐遭破坏，尊崇过滥的现象日趋严重。尤其是道教，英宗时曾组织道士编纂刊印了大型道经丛书《正统道藏》。代宗时，道士蒋守约得任礼部尚书。宪宗继位后，崇道尤甚，“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2。孝宗、武宗朝，道士得封高官或赐号者，更是多不胜数。武宗“獨於宴樂、弓馬、番教三者悅之，然其劇戲之陋，馳射之藝，支離之言，數年之間可以習识其下矣”3。这股崇道之风，到明世宗时近乎登峰造极。世宗崇尚道教的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4，故当时以善建斋醮和擅撰青词而得宠进官者甚多，就连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亦乐此不疲，而其学生徐阶、李春芳甚至被人讥为“青词宰相”。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氛围，自然会对生长在明代社会的王阳明的列祖列宗产生重要影响。附录于《阳明全书》后的《世德记》，共记载了王阳明六位先祖的史迹和思想，其中前五位皆与道教有一些瓜葛，惟独其父王华对佛道持否定态度。六世祖王纲（1302—1372），早年一度对道教半信半疑，后来与元代内丹派道士赵缘督的邂逅，使他开始倾慕于道教。此事王纲后人亦常常念到5。据说诚意伯刘基未显时经常造访王纲论道，其间王纲身上所显露出的卓然风骨和出世志向，也颇为刘伯温所折服。五世祖王彦达，“人称孝子”，“有隐操”，因居秘图湖之侧，故号“秘湖渔隐”。高祖王与准，自号“遁石翁”，世人谓其与父彦达“皆以德学为世隐儒”6。曾祖王杰，言行极似曾点之气象，尝谓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7祖父王伦，生性爱竹：“门对千枝竹，家藏万卷书”；“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8；是一位如同陶渊明、林和靖一样的隐士。王阳明从祖父身上学到的主要就是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境界。据《阳明年谱》记载，阳明五岁就能默诵祖父平日读的古书，十一岁随祖父往京师，爷俩在一起的时间较久。父亲王华（1446—1522），历事孝、武两朝，当时正值神仙道术最为盛行之时，但王华却竭力维护儒学之正统，反对神仙道术，主张用儒家统摄道家。所以史家谓其“于异道外术一切奇诡之说，廓然皆无所入”9。总之，在王阳明的先祖中，既有以忠贞称著者，又有以孝悌闻名者，而更多的则是像王彦达、王与准、王杰、王伦等一样，以胸次洒脱、隐遁避世而自得。即使是以忠烈而著称的王纲，亦受过著名道士赵缘督的某种指教。因此，隐隐流淌在阳明血脉里的，既有追求功名的远大志向，又有原创新说的现实冲动，更有归隐洒落的仙家气象。这可以说是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家族文化背景。 王阳明出生伊始，即与神仙道术纠缠在了一起。后曾先后两次上九华山访道求仙。三十一岁时又“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在此期间，阳明与其早年挚友王思舆等人来往密切10。王思舆，《年谱》作“思舆”，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作“思裕”，又写作“司舆”。王阳明的山阴弟子季本曾撰《王思舆传》，全文如下： 余少师黄轝子，黄轝子姓王氏，名文辕，字司舆，山阴人，厉志力行，隐居独善，乡人慕其德者，皆乐亲之。少学为古文，级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尝曰：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成化、弘治间，学者守成说，不敢有私议朱子者，故不见信于时，惟阳明先师与之为友，独破旧说，盖有所本云。及阳明先师领南赣之命，见黄轝子，黄轝子欲试其所得，每撼激之动，语人曰：伯安自此可胜大事矣。盖其平生经世之志，于此见焉。其后黄轝子殁，阳明先师方讲良知之学，人多非议之，叹曰：使黄轝子在，于吾言必相契矣。11 正因为王思舆在王阳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季本在自己的另一部哲学著作《说理会遍》中，干脆把这篇《王思舆传》改名为《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12。 徐爱是王阳明最早的弟子之一，他在《贤思叙》中也对王思舆（徐称“黄司舆”）作过这样的评介： 予同年进士张侯五奎，来令山阴，独朴然将以古道化民。予尝因阳明先生善其治民曰黄文辕司舆、王琥世瑞者，二子之抱道怀才，不干声利，予既信之。昔者，亲眡侯以实礼延二子，相与揖让，献酬于稽山书院之中，左右亡不惶汗骇顾，以为尝所未见于侯之屈，而二子之抗也。君子曰：古之道也。张侯，贤侯也；二子，贤民也。衰薄之世，然而侯独焉其难矣！然山阴之贤，不止二子，盖予未之尽识而闻之。礼亡，不眡二子而加焉。侯之擢安吉而去也，集山阴之贤而在下者，为文章歌诗，各致其慕念之意以赠别，殆成巨册。予因览焉，既叹侯之得士心，辄题其端曰“思贤”。思贤何？曰：贤者之思贤者也。乃作《贤思叙》。叙张侯之能希古也，足表师矣；叙山阴之多贤也，足以当礼矣。若侯之善政、善教，则司舆、世瑞之叙叙之矣。13 在当时的绍兴一带，王思舆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名人都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如阳明弟子人称“范圣人”的范栗斋，就是先入思舆之门，然后才入阳明之门的：“先生（栗斋）首师王司舆、许半圭两先生。两先生者，并以道德重于时者也。既又师阳明先生，所造益深。……里中人无老幼，皆以范圣人呼之。”14而阳明后来在正德十二年赴江西前回绍兴省亲期间，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又与王思舆有过交流，走后“王思舆语季本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15此时的王思舆，俨然成了个算命的道士，而这也许正是阳明喜欢与其进行交流的重要原因。 在以上所引资料中，还涉及到王琥世瑞和许璋半圭这两个重要人物。王、许二人均为阳明早年的好友。陆深的《海日先生行状》其实是王琥撰写的，而陆只不过是“按王君琥所录行实，泣而叙之”罢了16。徐爱的《横山遗集》亦多次提及这两人，如《游雪窦因得龙溪诸山记》即记叙了阳明与许璋、王琥等人同游雪窦之事。据耿天台的《先进遗风》记载： （阳明）先生养疴阳明洞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云。璋，上虞人，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泊如也。尝蹑屩走岭南，访白沙陈先生，其友王司舆以诗送之，曰“去岁逢黄石，今年访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道之学。先生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舆访之山中，菜羹麦饭，信宿不厌。没后，先生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属知县杨绍芳立石焉。17 阳明高足王艮《年谱》中亦有如下记载 （嘉靖）三年甲申，（王艮）先生四十二岁，在会稽。是年春，四方学者聚会稽日众，请阳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未几，阳明公谢诸生不见，独先生侍左右，或有论诸生，则令先生传授。会守庵公（王艮父）寿日，先生告归上寿，阳明公不听，命蔡世新绘吕仙图，王琥撰文具上，因金克厚持往，寿守庵公并作歌以招之。于是守庵公至会稽，与阳明公相会18。 可见，许璋、王琥不仅均与道教有瓜葛，而且一如王思舆，阳明在阳明洞时即从许璋那里“取其资益”甚多。虽然在《阳明文录》中未见有王思舆、王琥、许璋三人之记载19，但笔者收集的阳明逸文《寄梁郡伯手札》（正德九年）中却有言及：“越民有王文辕、王琥、许璋者，皆贫良之士，有庠生孙吴、魏廷霖者，门生也，未审曾有进谒者否？ 与进之。”20说明阳明一直到四十三岁为官在外时还时常惦念这三位普普通通的“贫良之士”。 概而言之，王思舆是个“隐居独善”，“级类庄、列”，“以道德重于时”的地方“贤民”，许璋是个精通“奇门九道之学”的“处士”，而王琥则是个能为吕仙图撰文的“贫良之士”。三人虽未被时人直接称为“道士”21，但这样的“隐士”、“处士”或“贤民”，在道教盛行的明代中叶，大都是不拘于儒、释、道三教之畛域而能够出入于道、释两家的“隐儒”，他们尤其与民间道士、居士难分你我。正因为此，王阳明在阳明洞行道教养生术时，才会对王思舆等人的造访如此重视，而王思舆等人则对阳明是否“得道”的事会如此关心。 此后尽管王阳明“渐悟仙、释二氏之非”，而且“复思用世”。但他当时只是放弃了“遗世入山之意”，对不消极出世的道士他仍赞赏有加。他评判道教方术的视角是看它对“用世”是消极还是积极，至于道教的理论和修行方法，他则采取绕过去的办法，避而不谈，即抽象否定而具体肯定。也就是说，只要符合“用世”的原则，即使言道家之说、行神仙之术亦无大碍。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为他晚年所进行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二 王阳明曾在撰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赠阳伯》诗中说：“长生在求丹，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这是阳明本人发出的从慕仙养生的立场转向儒家经世路径的最明确的声音。但是，阳明并没有放弃从哲学上摄取道家思想的做法。他强调“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22；认为儒道佛三教在本质上是相通或一致的：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23 阳明晚年的弟子董澐之子董谷在《处台梦》中所记载的一段逸事，则更形象地说明了阳明此时有关三教归一的强烈致思趣向： 阳明先生在赣州都府，军令甚严，宿卫之士无敢偶语离次者。一夕于中夜，卫士忽见府门洞开，有一道流自外至，长髯蕉扇，俨如洞宾。一童子执纱灯，前导以入，门复闭。久之开门，（阳明）送出长揖。别去甚速，不知所之。见者惊愕，门如故。无明遂相传言，自守巡以下，皆知之。已而守巡入揖，先生遂自言梦纯阳真人来访。吾问：“如何谓之仙？”彼曰：“非儒之至者不足以称真仙。”吾又问：“如何谓之儒？”曰：“非仙之至者不足以言真儒。”良久别去，守巡乃敢言夜来卫士所见。始知纯阳之果至也。24 其实这种三教归一的致思趣向对阳明来说是始终如一的。比如他在“龙场悟道”后的第三年，仍向湛甘泉“言圣枝叶，老聃释氏”25，认为儒学与佛道本是同根，仅在枝叶上有点差异而已。后来他又与甘泉讨论儒道佛，质疑释老“道德高溥，焉与圣异”？对于阳明的儒佛道三教一致论，据甘泉说，连他们的好友方叔贤听了也感迷惑不解：“道及老兄（指阳明），颇讶不疑佛老，以为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26此时阳明四十九岁，距离他悔悟“缪矣三十年”已过了十五载，故而引起其同行的惊讶乃是很自然的。其实，阳明悔悟的是慕仙养生的道教外丹术，对道家理论及其修养方法，阳明不仅不排斥，而且多有摄取。比如他晚年提出的“四句教”以及围绕“四句教”而展开的“天泉证道”，便是儒佛道三教融和的产物27。 据《传习录》、《阳明年谱》等文献记载，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由绍兴起征广西思、田前夕，曾使钱德洪、王畿二人“侍坐天泉桥”（或称“移席天泉桥上”），为之解难，史称“天泉证道”。“天泉证道”不仅反映了阳明晚年的思想风貌，而且由于钱德洪、王畿二人对其“四句教”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了王门著名的“四无”、“四有”之争。所以“天泉证道”在阳明学中，犹如朱子学中的“鹅湖之会”。但“鹅湖书院”至今尚存，而“天泉桥”不仅早就销声匿迹，而且从未见史志（如万历、康熙《绍兴府志》、康熙《山阴县志》、万历《会稽县志》等）作过记载，致使中外学者在解读“天泉证道”时，大都对“天泉桥”的确切处所采取回避的态度。据笔者考证，天泉桥就建在王府内的碧霞池上，故钱德洪常用“夜坐碧霞池”、“设席于碧霞池”代而述之28。 实际上，“碧霞”和“天泉”的称呼皆与道教密切相关29。弘治十七年（1504）阳明主试山东乡试时，曾登泰山至极顶南面的碧霞元君祠（简称碧霞祠），并留下了“遥见碧霞君，翩翩起员峤；……从此炼金砂，人间迹如扫”的诗句。碧霞元君系道教女神名，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考碧霞元君》云：“世人多以碧霞元君为泰山之女。”它在民间信仰中属于司职生育的保佑神，因而在许多地方的所谓“娘娘庙”里既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又供奉道教的碧霞元君。所以笔者推测，王府将庭院内的池塘取名为碧霞池，是与阳明夫人诸氏于嘉靖四年正月去世前后，其家人打算为阳明续娶，希望早点得子有关30。次年十二月续娶的张氏果然生正亿。阳明晚年得子，喜出望外，于是对碧霞池这类道教气息浓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愈加崇信31，这只要读一下他的《次韵谢答静斋二丈》诗即可一目了然了32。 “碧霞”如此，“天泉”亦然。所谓“天泉”，据董澐解释，即清净无污染。董澐在临终前曾赋诗曰：“我非污世中者俦，偶来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无污染，一道天泉月自流。”33顺便指出，凡与“天泉桥”或“天泉楼”有关的阳明诗文，除“天泉证道”未予明记外，几乎都与董澐有关联。如阳明于嘉靖三年（1524）前后撰有《天泉楼夜坐和萝石韵》诗，而董澐的《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中则有“吾昔侍先师阳明夫子于天泉楼，因观白沙先生诗云……。遂稍有悟，千圣相传之机，不外于末后一句，因又号‘天泉绠翁’云”之记载。此外，董澐还撰有《宿天泉楼》诗，并在《乙酉中秋薛中离言旋适余病起诗以留之》中云：“细听玉漏三更夜，静倚天泉一脉楼。”34因此笔者推测，当时王府庭院内已有池塘的改名以及新建桥的命名，大概都与嘉靖三年来越拜访阳明的董澐有密切关系。 董澐（1457—1534），字复宗，一字子寿，号萝石，海宁澉浦人。平生好为善，闻高世贤达所在，不计远近寒暑，投贽纳交。性情高明，不解世俗之事，时时独好歌吟，“以能诗闻江湖间”。嘉靖三年，董澐游会稽，闻阳明良知之说，幡然有悟，遂就弟子列，时年六十七。阳明异其气貌，且年老矣，礼敬之，曰：“岂有弟子之年过于师者乎？”意谓己比澐年少十五，不可为其师，又见澐之勇气，而欲以澐为己之师。然董澐强纳拜称师，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后董澐弟子亲友及平日之为诗社者来越招澐曰：“翁老矣，何自苦！”澐曰：“吾从吾所好而已。”因号“从吾道人”。阳明与他论“从吾之学”，强调有“真吾之好”与“私吾之好”的区别，于是“萝石踰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35。在阳明的启发下，董澐复究心释老，忽若有悟，遂归乡，与月泉纠诸缁素，结莲社于海门精庐，故又号“白塔山人”。此外，因董澐曾侍阳明于碧霞池天泉楼，故又号“天泉绠翁”36。由于董澐“不得志于时，而以嘉言微行诏诸来世”37，一生未曾为官，故黄宗羲称他是“布衣”，同里人称他是“隐儒”38。对董澐的思想，其好友月泉禅师只用了二十四个字加以概括：“气相感召，即近即远，即大即小，即有即无，虚实相因，动静相体。”39可谓一语中的。董澐身上有明显的道士风骨，从其撰写的大量诗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庄子、陈白沙、林和靖等人的推崇。他还与道士、隐者过往甚密，如其诗中提到的碧虚道士、石门道人、太白山人、虞道士等，皆与他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黄绾说他“既又逃释老，遂以殁世”40，乃是对其晚年思想风貌的最好概括。 也许是受董澐对阳明评价的影响，其子董谷居然在《碧里杂存》中辑有多篇阳明与道士相往来或把阳明比附为道士的遗闻，其中之《斩蛟》篇，甚至借用范信之言，以阳明灭宸濠之乱附会道士许真君铁柱镇蛟之故事： 嘉靖八年春，金华举人范信，字成之，谓余言：“宁王初反时，飞报到金华，知府某不胜忧惧，延士大夫至府议之，范时亦在座。有赵推官者，常州人也，言于知府曰：‘公不须忧虑，阳明先生决擒之矣。’袖出旧书一小编，乃许真君《斩蛟记》41也。卷末有一行云：‘蛟有遗腹子贻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阳明子斩之。’既而不数日，果闻捷音。”范语如此。余后于白玉蟾《修真十书》，始知真人斩蛟之事甚详。其略云：……铁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铁柱观中，而真人亦有庙在省城，其有功于南昌甚大。观江西士人言宁王初生时，见有白龙自井中出，入于江，非定数而何哉？42 这段遗闻后被山阳道人编撰的南戏《王阳明平逆记》所用，从而使阳明的形象进一步神奇化。该剧不仅形象地描述了许真君对阳明的点化并向其传授擒拿宁王之计谋，而且还把阳明塑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仙道士： （外，指阳明）我家住在碧云霄斗宿宫。（生）碧云霄斗宿宫乃神仙所居，你怎比得他？（外）我比神仙更高些。……我受清闲本是仙，常在水晶宫执着一钓竿。43 许真君，晋之南昌人，原名许逊，字敬之，曾任旌阳令，故又名许旌阳，传说是著名道士吴猛之弟子。对其信仰唐代始盛，列为十二真仙之一，被宋徽宗加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明代盛传其仙名道迹，尤以斩蛟一节为世人津津乐道44。董谷和山阳道人试图以许真君斩蛟故事为题材来塑造阳明的神仙之形象，除了明代的传奇文艺之需要外，更主要的我想还在于阳明本人的仙道色彩和传奇经历。 与董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月泉禅师，董澐则称其为“玉芝道人”，所谓“玉芝道人清净禅”45是也。说明月泉虽为禅师，但兼采仙道。月泉（1491—1563），名法聚，号玉芝，姓富氏，嘉兴人，年十四出家海盐资圣寺。后居武康天池，与王畿、王艮诸公“发明心地，会通儒释之旨”46。然崇祯《嘉兴县志》（卷十六《道释》）则谓其隐居天池，与王畿、蔡汝楠、唐枢、董澐父子“共证儒释大同之旨”；再后来又与徐渭“往来于镜湖之滨，时时以诗简唱酬”。不管怎么说，反正月泉与阳明门人中被称作“狂禅”派的人有过密切交往，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其中董澐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中介角色。 月泉于嘉靖三年随董澐“谒阳明先生于会稽山中，问独知旨，持诗为贽。先生器之，答以诗”47。故《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六《玉芝聚公传》谓其“闻王阳明倡良知之指于稽山，同董从吾往谒之，言相契”48。而阳明之答诗，即著名的《答人问良知二首》诗49。后月泉将这些有关“良知”的答问诗辑成《碧霞遗佩》。据蔡汝楠《碧霞遗佩引》载：“《碧霞遗佩》，禅友月泉佩阳明先生良知二偈，友人龙溪王子题以识之者也。先生之论良知备矣。”50月泉不仅认同阳明用佛道理论诠释“良知”的做法，而且还称阳明为“碧霞翁”51。可见，在阳明身上所凸显出来的佛道眷恋者的形象在当时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此时的阳明似乎更需要用道教的超然心态来摆脱“宸濠忠泰之变”后的政治纠缠，以及调息多年戎马倥偬的生活所带来的疲惫身心。也许正因为阳明所表现出来的过于浓重的道教情结，才使得脚踏佛道二界的月泉对其说亦并“未脱然”52，而阳明也认为月泉“未彻”己之说53。 王阳明与董澐、月泉等人的交往，只是其晚年继续推崇、摄取佛道思想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传习录》中、下卷中所使用的佛语或道教术语，较之早出的上卷要多，而其诗集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54。也正因为阳明晚年对道教或道家思想采取了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立场，所以他才对世之“究心虚寂”者大加赞赏，甚而“虽其陷于老氏之偏，犹将以为贤”55。对这样的宽容，“近于道”（黄宗羲语）的王畿自然是赞不绝口，所以在《龙溪会语·天山答问》第二条中，同样意思的话又被王畿再次引用。更极端点儿的，如阳明的江右大弟子邹守益，则根据阳明时常显露出的半遮半掩、若隐若显的“道士”形象，而干脆将他描绘成一个“挥霍八极”的道士： ……阳明仙翁提心印，挥霍八极与神谋；咲手蔡子写生绡，元精淋漓烟雾浮；二十八年建瓴水，鹤驭高驼不可留；尚余丹方悬真境，金鼎石室风飕飕；恍然寘我仙翁侧，老笔不减顾虎头；……写真何如识真真，脱屣辎尘娱丹邱。56 诗中所说的蔡子即蔡世新，其为阳明画像是在嘉靖元年（1522）57。在此之前，阳明其实已经重新燃起露骨的佛道意境之追求：“莲花顶上老僧居，脚踏莲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颗悬空黍米珠。”58尽管阳明在三十一岁时就已“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但由于在他身上所隐含着的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以及对道家趣旨矢志不渝的追求，使得蔡世新在为阳明画像时，会不由自主地绘出其“元精淋漓”、“脱屣辎尘”的仙翁神韵。于是乎，阳明的三传弟子颜钧按照道教的习惯直呼他为“道祖”，说是“道祖阳明阐揭良知”59，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当时若按佛教的称法，则一般为“教主”，如温陵居士李贽和禅僧紫柏大师即被时人称为“二大教主”60。至于阳明门下主张修炼内丹并以内丹学思想来引证心学的弟子，就更是不知其数了，即使是象徐爱这样儒家立场坚定的弟子，后来也十分向往去阳明洞隐逸养生61。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注释：1 孔令宏《道体儒用的阳明哲学》，载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2 《明史》卷370《李孜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79页。3 徐爱《横山遗集》卷下《应诏陈言“上下同心以更化善治”奏议》，明嘉靖十三年汶上路氏浙江刊本。4 《明通鉴》卷五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引印本。5 如戚澜《槐里先生传》曰：“先君（指王杰）幼时，尝闻乡父老相传，谓王氏自东晋来盛江左，中微且百数年，元时有隐士善筮者，与其先世游，尝言其后当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岂尚在其子孙耶？”（《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4页）此元之隐士即赵缘督。6 胡俨《遁石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1—1383页。7 戚澜《槐里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3—1384页。8 魏瀚《竹轩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4页。9 参见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陆深《海日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第1390、1399页。10 参见拙作《道教对王阳明早年生活的感染》，《弘道》2003年第16期11 《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第８９６页。12 《说理会遍》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9，第407页。13 《横山遗集》卷上。14 《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五《范栗斋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41页。15 《王阳明全集》第1238页。16 按：该序文即《海日先生行状》的末尾一段，见《王阳明全集》第1400页17 《耿天台先生全集》卷五，民国十四年武昌正信印书馆刊本。按：《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93—1294页）和《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183页）皆据《先进遗风》而移录。18 《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19 这一方面与三人皆系阳明早年之友，当时所存文字已极为罕见有关，另一方面又与钱德洪编撰《阳明全书》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参见拙作《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载《王阳明全集》第1641—1645）。20 参见拙作《阳明学的形成与展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按：阳明手迹原件“文”字后尚有“辕”字，因笔者之疏忽，使得在该文的考释部分中遗漏了对“文辕”即“王思舆”之史实的考释。21 也有学者称许璋为“道士”，见姜允明《王阳明何以不提陈白沙》，《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下载自互联网。22 《王阳明全集》第1289页。23 《王阳明全集》第106页。24 《碧里后集·杂存》，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清佚名批点。25 《甘泉文集》卷三十《奠王阳明先生文》，清康熙二十年刻本。26 《甘泉文集》卷七《寄阳明》。27 关于王阳明“四句教”与道家“有生于无”思想的内在联系，请参见吴光《论王阳明与道家的思想联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陈少峰《王阳明的良知说与道家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此不再赘述。28 关于天泉桥和碧霞池的考论，请参阅拙作《王阳明史迹论考》，《国学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刊。29 由碧霞池和天泉桥还能使我们想到王府后院的“观星台”（现改名为“月明园”，1988年由港胞出资而建），该台的设立与命名显然也与道教有关。30 阳明弟子王畿早年因久婚不育，亦曾用习炼道教的男女双修之法，来达到繁衍子嗣的目的，而且居然效果奇佳：“如法炼习，十余年间，连举八、九子。”（《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亡室纯懿张氏安人哀辞》，明万历四十三年重刻本）31 日本名古屋市蓬佐文库所藏的《王门宗旨》十三《从吾语抄》（董澐著，周汝登编，又称《从吾道人语录》，万历十三年周汝登自序，新安余懋孳校刊本。然该《语抄》并不见于周氏《王门宗旨》的其他刊本）中所附录的《从吾道人记》末尾，录有《王阳明全集》未载的“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于第十一洞天之碧霞池上”十九字。这不仅证明在被称作道教第十一洞天的阳明洞旁亦有碧霞池的存在，而且更说明碧霞池与道教的密切关系。32 诗曰：“漫凭先德余家庆，岂是生申降岳祥”；“偶逢灯事开汤饼，庭树春风转岁阳”；“不辞岁岁临汤饼，还见吾家第几郎”（《王阳明全集》第793页）。按：“生申降岳”的典故出于《诗经·大雅》：“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意指“岳降神灵，和气以生申、甫；后申、甫皆以贤知入为周之桢干之臣（参见《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5页）。“汤饼”是生子后的第三天用来招待客人并向神灵施舍的食物。可见此时阳明对神灵的虔诚和敬奉并不比其早年减弱多少。33 黄绾《石龙集》卷二十二《萝石翁传》，明嘉靖年间刻本。34 见《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35 分见《王阳明全集》第248、249—250页；《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29页。36 见《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37 郑端胤《刻从吾先生集引》，载《从吾道人诗稿》卷首。38 分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29页；郑端胤《刻从吾董先生集引》。39 转引自许相卿《云村集》卷十三《董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集211，第262页。40 《石龙集》卷二十二《萝石翁传》。41 明代短篇传奇《斩蛟记》传为万历年间嗜好道教的袁黄所撰（参见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7页），然据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的《碧里后集》可推知，书名《斩蛟记》的传奇肯定不止一种。许真君斩蛟，乃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所以在明代传奇中存有不同年代描写不同题材而书名相同的多个版本是很自然的。42 见《碧里后集·杂存》。按：《碧里后集》所记载的有关阳明之内容，多为传闻，有猎奇之成分，故只可作为参考。然书中所记阳明之故事，大都与道教、道士有瓜葛，则绝非偶然。它除了能证明董谷的思想倾向之外，还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的确有过不少出入道教的遗闻逸事，只是这些东西不被钱德洪等《年谱》编撰者看重罢了。43 原载明殷启圣选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卷下《点化阳明》，第17—20页；现据徐宏图《王阳明的戏曲观及有关王阳明的戏曲》（《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移录。按：《王阳明平逆记》，明徐渭《南词叙录》有著录；清李氏《海澄楼书目》录为《平逆记》，并署“山阳道人”撰；清姚燮《今乐考证》亦著录。全本佚，《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收有《娄妃谏主》和《点化阳明》两出戏，题《阳春记》；《乐府菁华》亦录有《点化阳明》，题《护国记》（参见徐宏图文）。44 参见王勇《中日关系史考》第207页。45 《从吾道人诗稿》卷下《题湖海山庄》。46 参见《天池玉芝和尚内集·附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47 《法聚禅师传》，见《徐渭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2页。而《天池玉芝和尚内集·附录》则谓其“观阳明《传习录》，谓与禅理不殊，乃以偈趋扣，明以偈答之”。48 《佛藏辑要》28，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9页。49 参见张元忭《不二斋文选》卷六《题龙南庵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61页。50 《自知堂集》卷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97，第641页。51 蔡汝楠《玉芝大师塔铭》，载《国朝献怔录》卷十八。52 《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六《玉芝聚公传》，载《佛藏辑要》28，第919页。53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玉芝聚公》，上海神州过国社1910年刊。54 参见秦家懿《世界哲学家丛书——王阳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61—162页。55 参见《龙溪会语·三山丽泽录》第二条，明万历四年刻本。56 《邹东廓先生文集》卷十二《重宿通天岩写侍游先师像谢少壑山人》；《四库存目丛书》集66，第215页。57 这是笔者根据邹守益诗句而推知的。因为分别载于该诗前后的《濂溪祠喜遇蔡鹤田寅长》和《浴佛日勉诸同志》诗，记有“癸年浴佛在岳麓，戊年浴佛在青原”句，所以可推知该诗当作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而从该诗的“二十八年建瓴水”句又可推断出蔡世新为阳明画像是在嘉靖元年。蔡世新，字少壑，号鹤田，江西南康人，善画人物，《心斋年谱》曾记有阳明命其绘吕仙图之事（参见《王心斋全集》第72页）。关于蔡氏为阳明画像之事，《阳明年谱》未详记，只在嘉靖十六年条下记曰：“门人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取南康蔡世新肖师像。”（《王阳明全集》第1333页）所以邹守益此诗，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58 《王阳明全集》第770页。按：“悬空黍米珠”是指元始天尊在空中之说教，见《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载《道臧》第1号，卷1第2—3页。59 《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60 参见陈永革《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版，第29页。61 如徐爱诗曰：“古人此求道，我独欲逸身。何日阳明洞，結茆依古人。”（《徐爱遗集》卷上《訪象山書院有感》。
注释：1 孔令宏《道体儒用的阳明哲学》，载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2 《明史》卷370《李孜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79页。3 徐爱《横山遗集》卷下《应诏陈言“上下同心以更化善治”奏议》，明嘉靖十三年汶上路氏浙江刊本。4 《明通鉴》卷五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引印本。5 如戚澜《槐里先生传》曰：“先君（指王杰）幼时，尝闻乡父老相传，谓王氏自东晋来盛江左，中微且百数年，元时有隐士善筮者，与其先世游，尝言其后当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岂尚在其子孙耶？”（《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4页）此元之隐士即赵缘督。6 胡俨《遁石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1—1383页。7 戚澜《槐里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3—1384页。8 魏瀚《竹轩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1384页。9 参见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陆深《海日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第1390、1399页。10 参见拙作《道教对王阳明早年生活的感染》，《弘道》2003年第16期11 《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第８９６页。12 《说理会遍》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9，第407页。13 《横山遗集》卷上。14 《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五《范栗斋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41页。15 《王阳明全集》第1238页。16 按：该序文即《海日先生行状》的末尾一段，见《王阳明全集》第1400页17 《耿天台先生全集》卷五，民国十四年武昌正信印书馆刊本。按：《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93—1294页）和《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183页）皆据《先进遗风》而移录。18 《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19 这一方面与三人皆系阳明早年之友，当时所存文字已极为罕见有关，另一方面又与钱德洪编撰《阳明全书》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参见拙作《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载《王阳明全集》第1641—1645）。20 参见拙作《阳明学的形成与展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按：阳明手迹原件“文”字后尚有“辕”字，因笔者之疏忽，使得在该文的考释部分中遗漏了对“文辕”即“王思舆”之史实的考释。21 也有学者称许璋为“道士”，见姜允明《王阳明何以不提陈白沙》，《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下载自互联网。22 《王阳明全集》第1289页。23 《王阳明全集》第106页。24 《碧里后集·杂存》，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清佚名批点。25 《甘泉文集》卷三十《奠王阳明先生文》，清康熙二十年刻本。26 《甘泉文集》卷七《寄阳明》。27 关于王阳明“四句教”与道家“有生于无”思想的内在联系，请参见吴光《论王阳明与道家的思想联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陈少峰《王阳明的良知说与道家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此不再赘述。28 关于天泉桥和碧霞池的考论，请参阅拙作《王阳明史迹论考》，《国学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刊。29 由碧霞池和天泉桥还能使我们想到王府后院的“观星台”（现改名为“月明园”，1988年由港胞出资而建），该台的设立与命名显然也与道教有关。30 阳明弟子王畿早年因久婚不育，亦曾用习炼道教的男女双修之法，来达到繁衍子嗣的目的，而且居然效果奇佳：“如法炼习，十余年间，连举八、九子。”（《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亡室纯懿张氏安人哀辞》，明万历四十三年重刻本）31 日本名古屋市蓬佐文库所藏的《王门宗旨》十三《从吾语抄》（董澐著，周汝登编，又称《从吾道人语录》，万历十三年周汝登自序，新安余懋孳校刊本。然该《语抄》并不见于周氏《王门宗旨》的其他刊本）中所附录的《从吾道人记》末尾，录有《王阳明全集》未载的“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于第十一洞天之碧霞池上”十九字。这不仅证明在被称作道教第十一洞天的阳明洞旁亦有碧霞池的存在，而且更说明碧霞池与道教的密切关系。32 诗曰：“漫凭先德余家庆，岂是生申降岳祥”；“偶逢灯事开汤饼，庭树春风转岁阳”；“不辞岁岁临汤饼，还见吾家第几郎”（《王阳明全集》第793页）。按：“生申降岳”的典故出于《诗经·大雅》：“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意指“岳降神灵，和气以生申、甫；后申、甫皆以贤知入为周之桢干之臣（参见《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5页）。“汤饼”是生子后的第三天用来招待客人并向神灵施舍的食物。可见此时阳明对神灵的虔诚和敬奉并不比其早年减弱多少。33 黄绾《石龙集》卷二十二《萝石翁传》，明嘉靖年间刻本。34 见《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35 分见《王阳明全集》第248、249—250页；《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29页。36 见《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37 郑端胤《刻从吾先生集引》，载《从吾道人诗稿》卷首。38 分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29页；郑端胤《刻从吾董先生集引》。39 转引自许相卿《云村集》卷十三《董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集211，第262页。40 《石龙集》卷二十二《萝石翁传》。41 明代短篇传奇《斩蛟记》传为万历年间嗜好道教的袁黄所撰（参见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7页），然据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的《碧里后集》可推知，书名《斩蛟记》的传奇肯定不止一种。许真君斩蛟，乃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所以在明代传奇中存有不同年代描写不同题材而书名相同的多个版本是很自然的。42 见《碧里后集·杂存》。按：《碧里后集》所记载的有关阳明之内容，多为传闻，有猎奇之成分，故只可作为参考。然书中所记阳明之故事，大都与道教、道士有瓜葛，则绝非偶然。它除了能证明董谷的思想倾向之外，还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的确有过不少出入道教的遗闻逸事，只是这些东西不被钱德洪等《年谱》编撰者看重罢了。43 原载明殷启圣选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卷下《点化阳明》，第17—20页；现据徐宏图《王阳明的戏曲观及有关王阳明的戏曲》（《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移录。按：《王阳明平逆记》，明徐渭《南词叙录》有著录；清李氏《海澄楼书目》录为《平逆记》，并署“山阳道人”撰；清姚燮《今乐考证》亦著录。全本佚，《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收有《娄妃谏主》和《点化阳明》两出戏，题《阳春记》；《乐府菁华》亦录有《点化阳明》，题《护国记》（参见徐宏图文）。44 参见王勇《中日关系史考》第207页。45 《从吾道人诗稿》卷下《题湖海山庄》。46 参见《天池玉芝和尚内集·附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47 《法聚禅师传》，见《徐渭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2页。而《天池玉芝和尚内集·附录》则谓其“观阳明《传习录》，谓与禅理不殊，乃以偈趋扣，明以偈答之”。48 《佛藏辑要》28，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9页。49 参见张元忭《不二斋文选》卷六《题龙南庵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61页。50 《自知堂集》卷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97，第641页。51 蔡汝楠《玉芝大师塔铭》，载《国朝献怔录》卷十八。52 《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六《玉芝聚公传》，载《佛藏辑要》28，第919页。53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玉芝聚公》，上海神州过国社1910年刊。54 参见秦家懿《世界哲学家丛书——王阳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61—162页。55 参见《龙溪会语·三山丽泽录》第二条，明万历四年刻本。56 《邹东廓先生文集》卷十二《重宿通天岩写侍游先师像谢少壑山人》；《四库存目丛书》集66，第215页。57 这是笔者根据邹守益诗句而推知的。因为分别载于该诗前后的《濂溪祠喜遇蔡鹤田寅长》和《浴佛日勉诸同志》诗，记有“癸年浴佛在岳麓，戊年浴佛在青原”句，所以可推知该诗当作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而从该诗的“二十八年建瓴水”句又可推断出蔡世新为阳明画像是在嘉靖元年。蔡世新，字少壑，号鹤田，江西南康人，善画人物，《心斋年谱》曾记有阳明命其绘吕仙图之事（参见《王心斋全集》第72页）。关于蔡氏为阳明画像之事，《阳明年谱》未详记，只在嘉靖十六年条下记曰：“门人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取南康蔡世新肖师像。”（《王阳明全集》第1333页）所以邹守益此诗，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58 《王阳明全集》第770页。按：“悬空黍米珠”是指元始天尊在空中之说教，见《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载《道臧》第1号，卷1第2—3页。59 《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60 参见陈永革《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版，第29页。61 如徐爱诗曰：“古人此求道，我独欲逸身。何日阳明洞，結茆依古人。”（《徐爱遗集》卷上《訪象山書院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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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为什么把王银的名字改成是王艮呢？谢谢～～
潮州先贤中，有一位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曾经到各地传播王阳明的“心学”，他是
潮州先贤中，有一位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曾经到各地传播王阳明的“心学”，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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