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开公会多少钱:中南海女警卫 中国第一女保镖对话杨澜(图)

边梅

    现在边梅“下海”已经两年了，曾做过公司副总裁。有时会想起当“中南海女警卫”的时光。唯有一个遗憾是：她不能再穿警服了。她永远忘不了那身橄榄绿。

    自从脱下了那身橄榄绿的警服，离开了外宾女卫士长的岗位，边梅才不再重复地做那一个梦了：在梦中，她迟到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国宾车队风驰电掣般地驶去，自己被落下来，怎么也赶不上。惊醒后，浑身还在冒冷汗。她说：“我尝过梦里着急的滋味，因此执行任务时，我总是提前20分钟就到岗。”

    微笑的中国女警卫

    从1988年7月到1994年12月，下榻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的美国、前苏联、印度、罗马尼亚等国的“第一夫人”，英国、日本首相夫人、泰国公主以及巴基斯坦的女总理，当她们开始一天的行程时，首先看到的都是门厅里站着的那位漂亮的中国女警卫。她身材修长，含着甜甜的微笑。

    边梅，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女保镖”，给许多外宾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不仅因为她有着很好的职业素质，还因为她的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善解人意，一反警卫通常的“冷面”、“硬派”形象，她像一股甘甜的泉水，一阵清新的风。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对边梅赞赏备至。一个小小的细节曾感动了她。

    有一天，赖莎去长城游览，当她坐进轿车时，边梅拿出两个柔软的靠垫，枕在她的身后。于是，尽管山路颠簸，这位“第一夫人”曾受过伤的腰部舒服多了。爬长城时，她的兴致很高。事后，她几次向中国陪同官员谈起中国的女警卫，说她“很有人情味”。赖莎回国以后，边梅很快就收到她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赖莎拉着边梅的手，照片的后面是斜斜的一行钢笔字———赖莎的亲笔签名和祝福语。    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夫人芭芭拉也喜欢边梅。芭芭拉很慈祥，住在18号，每天从二楼下来，坚持不乘电梯，而是走楼梯，然后站在楼下等候边梅。边梅出于职业的习惯，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芭芭拉的双腿，随时准备万一发生闪失，她好冲上去扶住芭芭拉。芭芭拉看到边梅这副紧张的样子，故意和她开玩笑，把脚歪了一下，边梅的眼睛立即瞪圆了。芭芭拉安慰她:IpromiseyouIwon'thurtmyself(你放心，我伤不着自己。)   小手枪须臾不离身

    边梅身高1.68米，亭亭玉立。那纤丽的模样让人很难想象她有一身过硬的功夫。她从小喜欢武术，打查拳、长拳干脆利落，虎虎生风；舞起短穗剑，刚柔并济。她1988年毕业于中国警官大学警卫安全专业。在校期间，苦练过拳击、柔道、射击、驾驶。她是公安部第一批获法学学士的警卫，通晓刑法、民法、国际法。当年她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国际法的，题目是《南沙群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有一次，她为意大利总理夫人当随身警卫，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不大懂外事规矩，在夫人周围挤来挤去抢镜头。边梅第一次提醒他：“请您让一下。”该记者只当耳旁风。边梅第二次提醒他：“请注意，麻烦您让一下。”那人显然没把这个穿便装的苗条姑娘放在眼里。当她第三次又挤过来的时候，边梅不客气了，抬起胳膊一挡，轻喝一声：“出去！”那个七尺男儿竟被推得连连倒退数步。边梅笑称：“这叫四两拨千斤。”

    一把“七七式”小手枪，边梅须臾不离身。睡觉的时候，藏在枕下，随手可以迅捷地抽出。必要的时候，她还要穿防弹衣。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访华时正逢寒冷的冬季，陪着印度贵宾登上长城，边梅更加感到“高处不胜寒”。为拉基夫·甘地夫人索尼亚当贴身警卫的边梅，穿着防弹衣，外面套一件皮衣，几乎就不能再穿什么御寒的衣服了，只有一条大围巾绕在脖子上，为边梅增添了几分暖气。只见她始终不离索尼亚的左右，一双秀目英气逼人，余光一扫，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中国陪同团团长、冶金部戚元靖部长好奇地问边梅：“你把前后背都护住了，最要害的头部却暴露在外，有情况怎么办?”

    边梅回答：“防弹衣不是为我自己穿的。当我保护外宾的时候，有这层防弹衣可以阻止子弹穿过我伤害外宾。”

    边梅对英俊潇洒的印度前总理印象不错，对他的意大利裔夫人更是喜欢。她说：“索尼亚不爱出风头，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我发现她唯一的愿望是和丈夫多呆一会儿。登长城的时候，她的身体单薄，喘得厉害，我很心疼。”很久以后，边梅听到了拉基夫·甘地遇刺的消息。当时她正在公共汽车上，一名乘客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广播着当日新闻，她竟失声叫了出来。后来，印度传说索尼亚要出山，竞选总理。边梅当时就很肯定地预言，她绝不会走上政坛的。因为边梅忘不了在印度总理访华的日子里，索尼亚多次与她交谈，回忆的都是在甘地从政前他们一家安定温馨的生活。

    作为随身警卫，边梅可能多了一些这个职业并不需要的温情和善良。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与被保护者沟通较快，有时候还能达成某种默契。她的英语水平不低，对双方的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边梅说：“女外宾对我了解了，有些活动会主动告诉我，比如她想晚上散散步。如果她烦我，不愿我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却不告诉我，我的工作就很被动。”按照安全警卫的规则，外宾，哪怕是外宾夫妇两人在钓鱼台国宾馆里散步，边梅也要跟着。

    外国的同行对边梅也刮目相看。他们钦佩中国女保镖的精明强干，手疾眼快。而边梅通身一派妩媚活泼的气质，更令他们的眼睛发亮。美国保镖人高马大，魁梧英俊。他们热心地帮边梅练英文。于是边梅学会了不少外国警卫的术语，中方翻译在碰到这样的词汇时，还要向边梅讨教。前苏联的保镖也是一水儿的小伙子，个个仪表堂堂。当边梅给他们的第一夫人开门时，他们会抢前一步，殷勤地为边梅开门。泰国的警卫有一次看到边梅在休息的时候到迪厅跳起了迪斯科，而且跳得那么帅，他们惊喜地跑去告诉诗琳通公主:“梅(边梅)会跳舞，梅会跳舞!”

    诗琳通公主和边梅成了好朋友。1989年4月，这位泰国公主从走下飞机的舷梯、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认识了边梅。访华15天中，无论在北京，去甘肃，到新疆，两人朝夕共处，形影不离。诗琳通会讲英语，也能说一点中国话，于是她们用两种语言交谈。在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公主骑骆驼，边梅紧随其后，骑上第二匹骆驼。驼铃响起，摇摇晃晃，走了一段路，边梅看到公主停止前进了，来不及等自己骑着的骆驼跪下，就一跃身从高高的驼背上跳下，上前扶住公主。诗琳通很感动，泰国警卫也竖起了大拇指。边梅浅浅一笑。这种飞身跳跃，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年在警官大学读书时，早晨出操，她所在的专业比别的专业早一个小时，有一天女生宿舍楼的大门还没有开锁，教官要求她从二楼跳下来，她二话没说，也是跃身而下，那高度可比驼峰高多了。    从敦煌到乌鲁木齐，没有飞机，泰国公主一行乘坐火车，沿途全是戈壁滩。天苍苍，野茫茫，入夜以后天空格外清澄，星座格外灿烂。边梅从小就爱看星星，她能辨认不少星座。边梅在火车上睡不着，就趴在窗口看了一夜的星星。早晨，诗琳通公主问她:“听说你昨晚lookingforthestar(一首英文歌的名字《寻找那颗星》，内容为想念心上人)。”   “美女班长”当选“北京小姐”

    那时候边梅还没有心上人，正因为她28岁仍然独身，一个机会戏剧性地出现在她的面前。1993年，京城评选“北京小姐”，这是北京市妇联、北京市青联主持的一场大规模的选美活动，参选的条件之一是未婚。边梅在同事和朋友们的怂恿下报了名。她是穿着一身警服去的。“万红丛中一点绿”，于是这场角逐一开始，边梅就以一种职业女性的独立的精神，从浓妆华服的众佳丽中脱颖而出。预赛、复赛初评、复赛复评、半决赛和决赛，边梅连过五关。比赛内容有便装、泳装、晚礼服展示以及特长表演、智力问答等。进行复赛复评时有88名靓女，进入半决赛时有30名，最后由10名佳丽展开智慧与气质、仪表与仪态的决赛，争夺前三名及7个“单项奖”。赛程拖得很长，前后有3个多月。边梅到后来已不大在乎那个结果了，只想把事情做完。她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脸有多漂亮。但如果加上身材、气质、风度，我想我的综合指数还凑合。”无论哪一轮角逐，边梅的举止、谈吐都很得体、自然、放松，不怵镜头，不怵麦克风，落落大方的气质别有一番魅力。这显然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子。

    “26”这个数字对于边梅来说，特别吉利。因为进入半决赛后，她的编号就是这个挺吉利的数字。从那时候起，30名候选小姐开始进行封闭式训练，主要练队列、步伐和舞蹈。边梅当上了这个“美女班”的班长。为什么挑中她呢?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舞蹈排练结束后，别人如鸟兽散，边梅却留下来，快手快脚地把散落在各处的舞蹈道具纱巾、扇子一一收好，连丢在地上的饮料瓶，也都收拾干净。决赛前到剧场去走台，甚至正式登台时，边梅都很有人缘。她眼里有活，热心为别人服务，主动配合别人的工作。后台的工作人员大声喊着:“26号，我们选你。”

    “也许你太平凡，没有令粉蝶断魂的容颜；也许你太常见，没有昙花一现时的娇艳；但你却默默伫立，无怨无悔；装点京华，月月年年。”这是边梅在智力问答中即兴作的一首小诗。她说：“要求我在5分钟里写出来，我的感受有些像曹子建作七步诗。那么，这首姑且也叫七步诗吧。”诗言志，诗言情。边梅的即兴之作，透露出她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对生活的追求。

    决赛结果揭晓：26号边梅获得季军。

    熙熙攘攘的场面，热热闹闹的镜头，边梅把人生美丽的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几天以后，她剪了一个特别短的发式，摇着头调皮地说：“什么北京小姐，我是北京小伙儿。”她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直到1994年岁尾，她执行安全警卫任务的最后一个外宾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夫人。她还作为中国政府访日代表的随员，为该团团长荣毅仁夫人作卫士长。尽管边梅没有把当选“北京小姐”的事看得很重，但她的家里人，父亲、母亲、三个姐姐，却感到很大的安慰，他们以边梅为骄傲。尤其她的父亲，边梅是他心爱的“老疙瘩”(北方人对最小孩子的爱称) 。决赛那一天，他出差在外，没能亲临现场一睹女儿的风采。但边梅回家后，一进门就看到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大捧火红的花朵，那是父亲从外地的山里特意为她采来的木棉花。

    忘不了那身橄榄绿

    女承父业。边梅的父亲曾是一位老公安。他多年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做卫士长，“文革”期间还因此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外地。“文革”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工作。他从来没有为女儿利用过自己的老关系，甚至想也没想过。边梅也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父亲。直到她在这个圈子里干得很出色，已小有名气，父亲的老同事才知道：“原来你是老边的女儿。”

    边梅在家里是名副其实的“老疙瘩”。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10岁。父亲常常得意地看着自己的“老疙瘩”，怎么看怎么觉着小梅长得像他。母亲在一旁撇嘴：“像你就麻烦了。”边梅很客观：“妈妈是高鼻梁，深眼眶，我被爸爸给平均下来了。”

    1996年暮春，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骨转移。这对全家犹如晴天霹雳。他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5个月。家里人始终没有告诉他病情的真相。边梅每次去看父亲，都要强装笑脸。父亲最喜欢小女儿那甜甜的一笑。到后来他陷入昏睡，但只要边梅到了，他就会醒过来，睁开眼睛。终于有一天，边梅面对着骨瘦如柴的父亲，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父亲摸着她的头发，她的脸颊，喃喃地说：“小梅，我好了。”这是他留给女儿最后的一句话。

    “原来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困难和无奈，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克服的，只是你的努力够不够而已。现在我明白了，看着你的亲人一步步离你远去，你留也留不住，这是真正的无奈。”边梅用鲜花为父亲布置了最后的告别仪式。在母亲送给父亲的花圈上，边梅又发挥了一下作小诗的才能，替母亲写了一副挽联:“一身正气为廉，两袖清风坦然，三生有幸相伴，四季相随无怨。”四句诗一出，母亲泪流满面。

    现在，边梅“下海”已经两年了。她做过通产永利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副总裁，主管广告业务。她目前正在进修英文。下班放学以后，她读读书，学学电脑，为了保持体形，每周去做两次健美操，除此以外，就是给母亲做伴，这是她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她还没有成家。她挺幽默地形容自己：“我在这方面是被动型的，宁可放掉一千，也不会主动追求一个。”

    她已经习惯了平平常常的生活，有时会想起当“美女警卫”时的风光。唯有一个遗憾：她不能再穿警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