焰娘怀小诺时的番外:袁世凯家族7

第七章  太子梦魇

   1．出洋考察宪政的随员是玩票一族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四日，清朝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来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准备乘火车启程。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为立宪做准备，其直接动因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说直白点，就是想永葆大清江山万年长。因此朝野上下，对这次出洋考察都极为重视，派出的五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这天的正阳门车站岗哨密布，气氛热烈庄重，又带有几分诡异，在京的朝官贵戚争相前来送行，风光体面的场面，无疑是他们在政坛露脸的绝好机会。拱手作揖，彼此寒暄，火车拉响一声汽笛，眼看着就快要开动了，忽然“轰”地一声闷响，窗玻璃哗啦碎了，只听见脚步声纷纷朝五大臣乘坐的车厢跑，不一会儿传来消息：革命党丢了炸弹，车厢里到处都是鲜血，还躺着几个人，不知是死是活。

丢炸弹的革命党叫吴樾，他用的是人肉炸弹的办法，想和五大臣同归于尽。大概是高官很难靠近的缘故，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点轻伤，吴樾却丢了性命。在五大臣的随员名单中，就有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他当时是候补道员——这是个没有实权的虚衔，实际上是个挂名干部。为了让儿子在政坛上历练一番，老袁争取到这个出国指标，没想到火车还没开动，就被革命党一颗炸弹把梦想给炸飞了。

袁克定（1878～1978），字云台，是袁世凯正室妻子于氏嫡出的长子。生下来的时候脑门上有一块胎记，因此小名叫做“记儿”。4岁那年，他随母亲于氏到朝鲜，此后一直跟在父亲袁世凯身边，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袁克定有几分像当年的袁世凯，年轻时定力不足，心浮气躁，风花雪月，花天酒地，过着浪荡公子哥儿的生活。

当时最时髦的要算是京剧票友，其疯狂程度不亚于今天粉丝追星族，带上一大帮随从，人模狗样地往包厢里一坐，那个派头比只会玩钱的现代大款强多了。袁克定经常去的地方是天仙戏院，常年备有包厢，去不去都得给他留着。他的包厢旁边，是另一个公子哥儿大城李的包厢。大城李长得并不出众，却是大有来头，此人名李福堃，是慈禧太后身边大红人李莲英的亲侄子，看着有人在他面前摆阔气，心里老大不舒服，派人去一打听，隔壁那个戴黑色四方帽的瘦高个名叫袁克定，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大公子。

袁克定清高孤傲，压根没把太监李莲英放在眼里，何况大城李只是李太监的侄子。一来二去，两个人暗藏在心中的对立情绪日益增多，彼此间冷眼相对，互不买账。也是活该有事，有一天，袁克定手下一个跟班因为小事和李福堃的随从争执起来，三句话不对头，双方大打出手，不可开交，到后来闹成了一场群殴。

袁世凯闻知消息后，拿鞭子将袁克定狠狠抽了一顿，又派人拿着他的名片去请李福堃。等大城李到了袁府，袁世凯低下架子，一口一个贤侄叫得甚是亲热。大城李本来是准备来吵架的，想到老袁态度如此和蔼，脾气反倒没了，低声说了句：“我也有错。”袁世凯叫来袁克定，给大城李赔礼道歉，随后又摆酒设宴，把大城李奉为上宾，好鱼好肉招待。此后不久，又让袁克定和大城李磕头烧香，结拜成了兄弟。

大城李原来将袁克定视为眼中钉，经过袁世凯几个来回的“请客”，心中怨气早已消散，反而成了袁家的说客，逢人便说起袁世凯了不起。老袁与李莲英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大城李的缘故更加活络。对这一切，袁克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父亲摆弄人、玩权术的高超手段又多了一分佩服。

史书上说袁克定有断袖之癖，他爱玩相公，搞同性恋，大概是年轻时候染上的习气。

据袁克定晚年至交张伯驹回忆：“克定有断袖癖，左右侍童，皆韶龄姣好。辛亥，先父（张镇芳）在彰德总办后路粮台，居室与克定室隔壁。一日夜，有童向克定撒娇，克定曰：‘勿高声，隔壁五大人听见不好。’……但先父已闻之矣。”张伯驹还专门为此戏题一绝：“断袖分桃事果真，后庭花唱隔江春。撒娇慎勿高声语，隔壁须防五大人。”（张伯驹：《春游记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袁大公子跌进风月场的泥坑，甚至玩起了同性恋，袁世凯早有所耳闻。袁氏父子间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老袁用的是当年叔父袁保桓、袁保龄教导过他的那一套办法，因人施教，循循善诱，尽力调动袁大公子内心里潜藏的另一种激情——对政治和权力的欲望。这一招果然奏效。过了不久，袁克定收拾起玩兴，告别花花世界，一心一意搞起了政治，投入到权力游戏的旋涡之中。

跟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个好机会，可惜被革命党一颗炸弹粉碎了梦想，不过也没什么，只要老袁在位置上，机会总是会有的。此后不久，清廷成立农工商部，这是清末政府为促进发展实业而设立的中央机构，掌管全国农工商、森林、水产、河防、水利、商标、专利诸事，老袁把袁大公子塞进去当了右丞（相当于今天的司长，省厅级干部）。袁克定很快在仕途中尝到了甜头，他与其顶头上司——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关系相处不错，甚至结拜成了兄弟，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贝勒（儿子），曾赴英日等国考察新政，满脑子半生不熟的新思想，是个既想变革又要玩乐的新派人物，此人在天津迎娶歌女新星杨翠喜为妾，在晚清政坛上闹了一出大风波，不过那是后话。

袁世凯遭贬罢官，来到彰德洹上村当“隐士”，袁克定仍留在京城当农工商部右丞，实际上这只是个幌子，他的真实身份是老袁在京城的联络员，负责收集政治情报，在父亲的那些老关系中穿针引线，把一盘棋局盘活。这段时期，袁氏父子的电文往来异常密切。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大公子的观点很鲜明，认为这是报仇的好机会，他极力唆使老袁和清廷分庭抗礼，联合革命军打进京城，去坐那张龙椅。袁克定曾与革命党吴禄贞密谋，在北洋军中发动武装政变，直接打进京城皇宫；又与四川的几个革命党联手，弄了一批炸弹想放进清廷宫殿里。袁世凯玩政治多年，头脑比袁大公子清醒得多，手段也高超得多，如果公开与清廷对着干，北洋旧属会很生气，后果也将很严重，于是派人杀了吴禄贞，将武装政变扼杀在摇篮中，又将袁克定派到彰德“办事”（相当于软禁），使那批炸弹没能安放进清廷宫殿（这两则掌故可参见袁克文《辛丙秘苑》）。

袁大公子介入老袁的政治，从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早期革命党有个英俊小生叫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被捕，开始被判处死刑，后为肃亲王善耆所看中，结成忘年之交，并将其保释出狱。据说，在营救汪精卫的过程中袁克定也出过力。因此，袁克定和汪精卫后来结拜成了兄弟。

看来，袁克定也深谙处事待物的前瞻性，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与汪精卫的兄弟关系果然派上了很大的用场。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派袁克定代表自己赴武汉前线，袁克定正是利用汪精卫的这层关系，将革命党的内幕摸得一清二楚。据同盟会员李书城回忆，汪精卫此时也对革命党打过招呼，他派人到武汉，“密告南方同志，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袁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袁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袁大公子在老袁的政治棋局中所取的作用。

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一等男爵的重赏后，意欲一鼓作气，渡过长江拿下武汉三镇，气得袁世凯大骂，急电冯国璋切勿打过长江。冯国璋莫名其妙，搞不懂老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一天，一个不明身份的人从武昌渡江北上，被前沿哨所截获，以为是革命党的间谍，要拉去枪决。那人急忙称自己名叫朱芾煌，是奉袁克定的密令来与黎元洪接洽和谈的，并且从内裤里摸出了一张龙票，上头果然有“钦差大臣袁”五个字。冯国璋致电袁世凯询问此事，很快老袁的回电来了：“此事须问克定。”不久，袁克定的电报也来了，电文中称：“朱即是我，我即是朱，若对朱加以危害，愿来汉与之拼命”。冯国璋只好放人。袁大公子玩的政治手腕还是嫩了点，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霸道，这让冯国璋感到很不舒服。

南北谈和中，袁克定代表袁世凯，向他的换帖兄弟汪精卫提出了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二，实行南北统一；三，袁世凯对蒙藏地区仍沿袭皇帝名义。汪精卫曾就此事致电黄兴征求意见，黄兴在回电中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经过老袁的经心谋划，小袁等人的实地操作，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接替两天前辞职的孙中山，并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就在黎元洪入京就任副总统那天，袁克定应袁世凯之召赶回京城，他骑马驰往彰德车站，途中从马背上坠地，当场昏厥，不醒人事，迅速被送往北京一家医院就诊，三天后才逐渐苏醒过来，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不过手心的皮也被毁掉了一大块，以至于后来他出入社交界，经常得戴上手套。更糟糕的是右腿严重致残，潇洒的袁大公子成了跛脚。

2．袁大公子挖了一个巨坑

袁克文在评价其兄袁克定时，有一句中肯的评语：“大兄因骄致败”。纵观袁大公子一生，这句评语确实很到位，他一日三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无论见到谁都装鳖，即使到了晚年，家庭境况潦倒至极，仍然不减当年的自负，这个人的派头真是太大了。

在北洋旧属中，他最讨厌的人是徐世昌，称其为“活曹操”。对冯国璋，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认为此人草包一个。和段祺瑞的关系闹得也很僵，虽经袁世凯一再调合，仍然隔阂太深，袁大舅和段姐夫互不买账。北洋将领中，只有一个王士珍是他所尊重的，无奈王士珍心中只装着一个大清遗民情结，无论是对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民国，还是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洪宪，都没有什么兴趣，他看破宦途，归隐还乡当遗老，帮不了袁大公子什么忙。

袁克定要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有自己的亲信。

筹划成立“模范团”，实际上是办了个军官短训班，抽调北洋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模范团下级军官，拟定每期半年，培训出两个师的军官。第二期，由袁克定亲任团长，他挑选出的团副陈光远和陆锦虽说是很听话的跟屁虫，指挥起队伍来却是两个草包。陈光远不学无术，敛财致富倒是一把好手，此人后来成了北洋系著名的富翁。陆锦是个看风使舵的人，袁世凯上天坛祀天，原来安排亲自走上天坛的，下轿后陆锦抢上前，搀扶即将登基的袁皇帝走上台阶，在场官员为之侧目。对这么两个废物袁克定感到失望，不过要他挑选驾驭优秀人才，还真是件难事。比起袁世凯来，袁大公子实在差得太多了。

洪宪帝制时期，袁大公子是最忙碌的一个人，除了伪造假《顺天时报》欺骗老袁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网罗人才上。1914年7月，袁克定以养病的名义移居汤山，抽调了京畿拱卫军的三个分队担任警卫，此后杨度也迁到那里，于是汤山成了洪宪帝制的重要策源地。袁大公子曾经打过维新党首领梁启超的主意，约请梁任公至汤山赴宴，大谈共和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言下之意是探询梁启超的口风。可是梁启超也是政治老手，无论袁大公子说什么，他始终是一脸微笑，安静聆听，自己不发表任何意见。梁启超在政海浮沉多年，深知玩政治的厉害性，弄不好会有杀头之忧的，从汤山回到北京第二天，梁启超率领全家悄悄搬到天津，溜掉了。事后梁启超回忆道：“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至天津。”

袁克定物色的另一个人物是蔡锷（1882～1916），此人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从小家庭贫寒，父亲是个铁匠。16岁时，蔡锷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此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毕业回国，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官。1911年调云南任新军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响应辛亥起义，被推为总指挥，后任云南都督。袁克定看了这样一份干部履历表，自然心动，心动不如行动，经请示老袁，要将蔡将军调进京城提拔重用。

电报发到云南，蔡锷深感疑惑：云南是块好地方，昆明四季如春，风景如画，在这里当都督山高皇帝远，连老袁的北洋势力也鞭长莫及。如今老袁调他入京，莫非是官场上常用的“明升暗降”之手段？这么一想，蔡将军心里老大不愿意，但是又怕不答应，会成为老袁对云南用兵动武的理由，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蔡将军依依不舍地离滇，取道越南河内，搭乘海轮到上海，袁世凯派出的代表范熙绩早已在上海恭迎。

蔡锷到京后，立马被老袁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到了第二年，北京参政院成立，蔡被委任参政院参政，不久又被授予昭威将军。显然，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定，对蔡锷都是极其重视的，但是蔡锷毕竟不是北洋嫡系，以前和袁氏父子也没有任何瓜葛，这样的人再有才干，如果政治上不可靠也是白搭。

这时候三公子袁克良派上用场了，他所管辖的侦缉队日夜出动，又是监视又是跟踪，偏偏又不注意保密，动作做得很大，闹得蔡将军心情很是不爽。有一天，棉花胡同66号门前人声嘈杂，蔡将军刚起床，就听见有个天津口音的人在外边大声咋呼，看门人提醒：“这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天津口音大着嗓门说：“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奉上头命令，兄弟们，进去搜！”挥挥手，一群军人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里翻箱倒柜搜了一通。当然所谓的违禁品是没有的，蔡将军是玩政治的人，不会这么大意。

事后蔡锷愤愤不平，打电话给袁克定询问情况，袁大公子的回答是：纯属误会。据袁克定的解释，这个案子关系到袁家的一桩家务纠纷：原来，蔡所住的棉花胡同66号，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旧宅。宣统三年（1911），何仲璟在天津欠下外国商人一笔巨款，几乎倾家荡产，何的姨太太曾派人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将贵重物品寄存在这所旧宅内。事隔多年，何仲璟死了，何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只剩下当年携带珠宝细软来此寄存的人，此人即为那个天津口音，如今的身份是“刘排长”。刘排长并不知道旧宅易主，现在住的是蔡锷将军，鲁莽闯入其内，上演了一出闹剧。袁克定告诉蔡锷，这个“刘排长”因强闯蔡公馆，已被绑赴西郊土地庙军法处置了。

袁氏父子把蔡锷当做座上宾，可是在于蔡锷看来，自己好像是被软禁了，没有行动自由，思想更是不敢轻易流露。无奈之下，蔡将军只好开始演戏，和杨度等人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杨度也是湖南人，又曾留学日本，和蔡锷私交相当好，二人在一起很谈得来，蔡锷被袁氏父子看中，杨度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现在，杨度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设计师，蔡锷感到他和昔日这位同学老乡之间，隔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壁。

蔡锷出身寒门，生活上吃苦耐劳，也懂得自律，平生从未沾染风流韵事。8岁时订了一桩婚事，女方是湖南武冈县刘家，叫刘侠贞，后成为蔡的正室夫人。在云南担任都督期间，蔡锷刚过而立之年，经人撮合，在昆明娶了一位姨太太潘氏。此次北上京城，他就带着这位姓潘的如夫人。思来想去，蔡将军只好得罪一下潘姨太了。

蔡锷要导演一出戏，由他出演男一号，女一号是云吉班的当红妓女小凤仙。这个风尘女子不寻常，原是江南大才子曾朴花80两银子买的一个婢女，见其秀色可餐，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她梳栊入怀，凑成了一桩风流事。不料被特爱吃醋的妻子张彩鸾发现，大闹河东狮吼，曾朴只好赠送银子，让她离开曾家另寻出路，于是小凤仙流落花界，成了京都妓馆的一颗明星。小凤仙不懂政治，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矢志不渝，在她看来，总统和皇帝并无什么区别，推翻不推翻干卿何事？他对蔡将军的感情，也并不像电影中那样美妙。

事实上蔡锷初识小凤仙，也是缘于一次狎妓活动。小凤仙垂着眉睫，柔声问道：客官做什么的？蔡锷闷着头撒了一个谎：皮货商人。其实一切都瞒不过小凤仙那双眼睛，客官气度不凡，外欢内郁，绝不是来买笑的商人。小凤仙也想过脱离妓籍，但她要找的是一个牢靠的男人。蔡锷用意何在，识人无数的小凤仙心里有谱，她并不想把自己当做人家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因此当蔡锷急吼吼地同妻子闹离婚，又急吼吼地要纳她为妾时，小凤仙轻言细语对蔡将军回答道：“落花有主，小女子不能耽搁大人的前程。”言下之意是：在一起玩玩可以，婚配之事免谈。

此时曾朴曾因江苏省公债一事恰巧到京，被蔡锷侦知，即由常熟翁同和的孙子翁振伯引见，认识了写《孽海花》的常熟人曾朴。地点是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刘季平家，刘季平是曾朴的换帖兄弟，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蔡锷旁敲侧击，说出了要请曾朴做小凤仙思想工作的意思，据说，曾朴乐意成人之美，给小凤仙点拨了几句，意欲促成此番姻缘。

蔡将军从北京出逃脱走，是极生动而又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故事的版本有多种，大同小异，但都与小凤仙有关。因蔡锷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留存，传说中的情景都是由其他当事人事后回忆的，在此汲取一种，以窥一斑：这天，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小凤仙遂叫了蔡将军在房中饮酒，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拉开窗帘，让监视蔡锷的人可洞察室内。等到开往天津的火车将启程时，蔡锷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径直去了火车站，直奔天津（参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一切都在朝对袁氏父子不利的方向发展，袁克定本想将蔡锷结为政治盟友，期望这位俊逸之才为奥援，结果却是挖了一个巨坑，断送了袁氏父子的“锦绣前程”，最终还断送了老袁的性命。好比下围棋没留眼，必定成死棋，袁大公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臭手。

蔡锷离开天津前，对他的恩师梁启超说了一席话，很是慷慨激昂：“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所谓哀兵必胜，蔡将军怀了这么一种背水一战的心态，其成功也在情理中——何况袁氏父子搞洪宪帝制早已闹得众叛亲离了。蔡将军回到云南举义旗时他的兵马并不多，起事之初只有三千多人，但是袁氏江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轻轻一推，接二连三就倒塌了。

3．洋人教父和中国信徒

早在民国二年（1913）九月，袁克定曾赴德国就医，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袁大公子此行有政治意图。段芝贵、江朝宗到车站送行，场面颇为隆重。袁克定在德国拜会了德皇威廉二世，德国政府举办国宴，欢迎袁大总统之子。席间，威廉二世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观点，并举杯祝酒，祝中国未来的新皇帝寿比南山。听到威廉二世煽情的祝酒辞，袁克定热血沸腾，更坚定了他支持老爸搞帝制的决心。

回国以后，袁大公子便开始了谋划洪宪帝制的计划。

起初老袁对袁大公子那一套说辞将信将疑，从老袁的个人角度讲，当总统和当皇帝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何况，经过修改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位置可以传子，甚至可以传妻，但是作为袁氏家族的一家之主，他还是觉得这些规定对子孙后代不够稳妥，老袁毕竟是在中国几千年帝制土壤上长大的，这个历史局限性成了他的致命伤，使他即使躺进了棺材还要被后人唾骂。

在帮助袁大公子充当说客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十分关键，此人叫古德诺（1859～19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古德诺来华，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介绍的，接待者是袁克定，听说古先生是研究宪政的专家，袁克定收起大架子，毕恭毕敬地当起了学生。这样的恭谦姿态，给古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古德诺作为袁世凯的高级政治顾问，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一年半，古德诺返美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遥领在华政治顾问一职，等于是个挂名虚衔。这个“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老夫子，拿了二万五千元的年薪，也不想白拿钱不干活，使出其看家本领，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共和与君主论》。古氏这份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老板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老袁个人参考，文章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没料到密件到了袁克定手上，就被捧做了推行帝制的“圣经”，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炒作。古德诺是世界顶尖的权威人士，他这颗砝码很重，一放上天平，老袁更是死心塌地要搞帝制了。

据看过古德诺这份密件原件的唐德刚先生说：“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唐德刚：《袁氏当国》160页）古德诺这份密件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发言，而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不了解。这有点雷同老祖宗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意思，他播下的不是龙种，收获的也是跳蚤。

有古德诺这么一位洋人教父，这幕“洪宪”大戏的演员们更带劲了。此后果然出现了大批古教父的忠实信徒，什么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代表”广大民众向老袁大上“拥戴书”、“劝进信”和“效忠表”，盗取民意大搞政治黑幕。

洋教父的中国信徒中，最著名的是“六君子”，他们成立了个学术组织叫“筹安会”，经过该组织研究，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还是需要皇帝才能确保安定团结。筹安会的宣言中写道：“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咬文嚼字，真实意思只有一个：中国没有皇帝是不行的。

“六君子”都不是庸常之辈，领头的杨度（1874～1931），字晢子，湖南湘潭人，是湘绮先生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早年留学日本，对新政颇多研究，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两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的《实行宪政程序》，就是出自此人之手。从此暴得大名，政府高层人士都知道有个“懂法”的杨度。

这样的人才，自然会被袁世凯网罗囊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以四品京官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官衔猛一下升了三级，杨度将此知遇之恩铭记于心，从此开始为袁世凯效犬马之劳。

在洪宪帝制活动中，他尤为卖力，与“皇太子”袁克定绑在一起，充当老袁战车前的走卒。最为可恶的是，筹安会在京城石驸马大街挂牌后，杨度将一己私愿鼓吹成全国人民的心愿，一手遮天泡制假舆论，营造出万民拥戴老袁当皇帝的虚假繁荣景象，不仅欺骗全国公民，连袁世凯本人他们也要骗（比如《顺天时报》事件）。

盗用民意是中国政客历来惯用的手段，袁克定和杨度也不例外。筹安会成立以后，还办了这么一件丑事：电请各省军民两长、各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在表决过程中，筹安会发给每位代表一张表格，让他们选择填写“君宪”和“共和”，结果所有的票全都是“君宪”，换句话说，袁世凯当皇帝，获得了代表们的一致支持。筹安会由一个学术团体变成了表决机构，帝制本来就是专制，却又通过“表决”这样的民主方式来推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假“表决”），这真是一个政治笑话——这样的政治笑话在中国政坛上屡见不鲜，时常上演，历久不衰。

杨度一生的行踪十分复杂，思想轨迹也总是在摇摆不定。袁世凯失势后，在惩办帝制祸首的名单中，杨度列在首位，令“着拿交法庭，严行惩办”。后来侥幸逃脱，杨度对政治感到极度失望，遂披发入山，不再参闻世事，潜心研究佛学，过起了隐士生活。几年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筹安会的另外五个人，两个是学者：严复、刘师培；三个是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的革命党：孙毓筠、李燮和、胡瑛。

孙毓筠（1872～1924），字少侯，出身在山东济宁的一个望族之家，祖父孙家鼐曾为光绪帝师。早年考中秀才，纳资捐了同知，又加码捐了个三品道台。这人很有意思，对当官似乎兴趣不浓，研究佛学入迷，想出家去做和尚。听了桐城人吴樾刺杀五大臣的消息，热血为之沸腾，遂决心当革命党，将妻子送到日本留学（实为避难），铁下心要大干一场。不过他始终没找到殉国的机会（也许小孙当时并不想死），身躯未捐，钱财却是捐助了不少。孙毓筠出身豪门，从小视钱财如粪土，闹起革命来，特别舍得花银子，换句话说，此人也是革命党的有功之臣。

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此人早年加入光复会，曾是同盟会内部第二次反孙（中山）浪潮的骨干，后被黄兴劝说顾全大局，捐弃成见，共同致力革命。在孙中山发起的募捐活动中，李燮和积极参加，贡献不小。这个人值得一提的故事是：辛亥起义上海光复后，淞沪军警准备联合推举李燮和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李也认为护军都督一职非他莫属，哪知会开到中途，忽然闯进一个喽啰，手里提着一把手枪，往桌上一站，用手枪指着诸位代表的头说道：“陈其美为革命立了那么大的功，又被革命军抓获吃了大苦头，只给他一个军政长，到底安的什么心？我提议陈其美任都督，不同意的先吃我一枪。”枪杆子里面出权力，没有人敢说不同意。煮熟的鸭子飞了，李燮和只好自认倒霉。

胡瑛（1884～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人。此人年轻时思想颇为激进，喜欢搞暗杀，曾和湖北王汉联手，欲刺杀清大臣铁良。胡瑛临阵畏缩，王汉见同伴不敢上前，硬着头皮迎上去扔了颗炸弹，掉头就跑，巡逻队跟踪追击，王汉慌乱之中投井自尽。事后胡瑛将这件事讲给他的同学吴樾听，吴樾不以为然，认为王汉鲁莽无用，胡瑛是窝囊废，决定自己去搞一次暗杀，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刺杀出洋五大臣行动。胡瑛到日本躲避了几年，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参加武昌起义，被叛徒告密，抓获入狱。在狱中，胡瑛不忘革命，把牢房里的狱卒当做传播的受众，大讲清朝必定垮台共和必定成功的道理，那些狱卒一个个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最不可思议的是，看守所的头头谈国华被其感动，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胡瑛成了大牢里的贵宾，他所蹲的监狱也成了革命党的秘密联络站，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武昌起义枪声一响，胡瑛一脚从监狱中跨出来，直接来到阅马场前的武昌军政府，给自己封了个外交部长，占了一幢满族大员的房子，开始办公。这个自封的官，一直当到伍廷芳被推举为革命军外交总代表才被撤消。

刘师培（1884～1920），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早年也是革命党的信徒，曾改名刘光汉，取光复汉族之意。清末流行政治暗杀，刘师培一介书生，杀人的事不敢做，但可以“借枪杀人”，将革命党首领张继赠送给他的手枪借给万福华，去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无奈万福华射术不精，没击中广西巡抚，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牢房。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赛似天仙，名叫何震，是有名的交际花。何震有个不明不白的“姻弟”叫汪公权，始终被她带在身边，赴日本留学，就是刘、何、汪三个人一起同行的。这个汪公权不仅吃软饭还吃政治饭，首先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为日本留学生中的间谍，随后又拉何震下水，再将刘师培拖上了黑船。说到底刘师培是个做学问的人，搞政治是他的弱项，却偏偏生在了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闽侯人，曾在清朝海军中服役5年，到过新加坡、日本、槟榔屿等地，是位学贯中西的著名人物，所译西方名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在晚清思想界影响巨大。严复是个性格古怪的大师，总爱同人抬杠，以显示其不随波逐流。比如有人在他面前讲袁世凯的好话，严复马上鄙夷地回应：“袁世凯是个什么人，练的兵成了一批骄兵悍将，论治国又无科学头脑，简直一无是处。”有人不赞成袁世凯当民国总统，严复又会反着说：“居今之世，平心而论，唯有袁世凯当国家元首最合适。”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严复始终重视，民国成立后，袁任命严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北京大学前身，“总办”相当于校长），又聘严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杨度拉严复下水的过程，有点像三国中的三顾茅庐，头一次去严复没理睬。第二次杨度绕了个弯子，说他想邀集几个朋友，搞一家大规模的股份公司，人人投点资，大家都来发点小财。严复听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直朝他翻白眼。第三次，杨度见严夫子迂阔，只好把话直接挑明：“又陵先生，我知道你是反对共和的，近来德皇威廉二世也说共和度不适合中国，不如改为君宪制。”严复说：“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杨度说：“也不是着急要改，不妨先成立个学术团体，研究研究。”严复说：“既是成立学术团体，我可以参加，但不要列名为发起人。”从此严复对筹安会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否认列名，也不参加组织活动。直到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气死，惩办帝制祸首的通令发出，他仍然没把这个当成一回事。事后谈起这段往事，严复写了十六字的总结：“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

关于惩办帝制祸首，南方护国军提出过一张十三人的名单，包括“六君子”和“七凶”（七凶指袁氏筹备登基大典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可是袁世凯毙命之后，黎元洪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帮老袁说了一大通好话，这样一来，洪宪帝制祸首们的罪过大为减轻，加上段祺瑞等人暗中周旋，百般维护，多方说情，最后只找了几只替罪羊，了结了一桩公案。在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中，“六君子”剩下杨度、孙毓筠二人；“七凶”剩下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其余的人员被以各种名目包庇下来了。更加有意思的是，躲在彰德的袁克定听说惩办帝制祸首的消息后，给北京政府发了份加急电报，为张镇芳、雷震春两人说情，而且北京政府居然批准了袁大公子的请求，宽恕了张、雷二人。

4．政坛退隐，后院起火

袁世凯病故后，袁克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难熬的几年。

由于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的庇护，惩办帝制祸首的风波没有殃及到他，但是内心的抑郁灰暗是可想而知的。太子梦断，脑袋侥幸保住，应该算是幸运，然而接踵而来一个个的家庭战争，给他这只破船又劈头浇了几盆水。

袁克定的正室妻子是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按照风水八字，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小他两岁，属龙，夫妻龙虎斗，不是件好事，需要找个属鸡的来牵一牵。婚后第二年，袁克定又娶了个小妾叫马彩云。正室妻子吴本娴虽说是名臣之后，可惜是个聋子，袁克定很难和她勾通，相互交流要靠写纸条；马彩云出生在小户人家，长得又不好看，处处谨小慎微只想讨老公喜欢，袁克定懒得正眼瞧她。形式上的一妻一妾，基本上形同虚设。好在袁克定热心政治，婚姻生活幸福与否，他并没太往心上放。

很快，袁克定在京剧髦儿戏班里相中了一个女坤角，此女名叫章真随，模样长得漂亮，身段看着也舒服，但是天下美女都有一样毛病：脾气大。袁克定见多识广，乐于接受这个美女姨太太的大脾气，包括章真随偷吸鸦片，袁克定也予以宽容。哪知道这样一来，章真随恃宠而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动不动在家里摔脸盆镜子，闹得袁克定很不爽。

袁世凯去世后，袁氏家族在袁克定主持下分了家，袁克定带着一妻两妾以及儿女、佣工仆人搬迁到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没想到章真随却天天喊头痛，只好请了个西医大夫，隔三差五来袁家医治。过了一段时间，袁克定慢慢看出症结：章真随喊头痛是假，搞婚外情是真，她和那个西医大夫眉来眼去，媚眼丢得满天飞，甚至在袁府里干出了苟合之事，被袁克定在床上抓了个正着。

丈夫戴了绿帽子，还不能对外声张，想看袁大公子笑话的人太多了。只好坐下来和章真随谈判，请她搬出袁府，暂时不办离婚手续，每月付她点生活费。章真随眼泪汪汪的，含情脉脉看着袁克定：“我错了，我可以改。”袁克定摇摇头：“已经晚了。”章真随搬出袁府以后并没能一刀两断，她不断地给袁克定写信，诉苦求援，袁克定也时常给她一些接济，这样断断续续坚持了七八年。有一天袁克定听到个消息，章真随打着他的招牌暗张艳帜，且听说上门的“主顾”竟有北洋旧属，袁克定气急败坏，叫来袁乃宽一商量，让人把章真随送往河南辉县的旧宅中，生活费用在该县的地租中按月支付，这叫做眼不见心不烦。

刚把二姨太章真随的问题解决，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袁克端是袁氏家族第四子，其母是朝鲜籍三姨太吴氏，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病故。弥留之际，吴氏将袁克定叫到跟前，噙着眼泪将亲子克端及女儿祺祯托付于克定，请他代为抚管。长兄为父，此后袁克定尽心尽力，对克端全家生活照顾达30年之久，并将祺祯嫁给清廷陆军大臣荫昌之子荫铁阁为妻，亲自操办婚事，馈赠了丰厚的奁妆。

可是自命不凡的袁克端，对这位跛足大哥并无什么感激之情，反倒是满肚子怨气，经常在袁克定耳边念叨，父亲（袁世凯）死后分家时，他应得的一份没有得足，言下之意是有的财产被袁克定侵吞了。袁克定板起面孔训了他一顿，说道：“老四，人要知足，你从小到大是我带大的，哪有亏待你？分家产时每人一份，你的二十万当初在我手上不假，可是后来全被你一次次拿去抽了大烟，怪谁？”袁克端闷着头在心里盘算了，算来算去似乎并没有从袁克定手上拿齐二十万。过了几天，他向法院递了份状纸，将袁克定告上了法庭。这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审案那天，袁克定准时出庭，袁克端却不知为何未去，法院以原告无故不出庭，判决袁克端败诉。官司虽然赢了，袁克定仍然感到十分窝囊。

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原是江南苏州钓鱼巷的妓女出身，被次子袁克文介绍给其父为妾之后，最初几年还能循规蹈矩，可是等袁世凯一翘脚，这个水性扬花的女子旧病重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经常跑去舞场上搞交际。袁克定心里窝着一把火，怨其辱没门楣，要将她逐出袁府。继而又想，叶氏毕竟是父亲生前的宠姬，为袁家生了二男三女，如果将她逐出家门，肯定是特大号新闻，报纸将要大炒特炒，闹得满世界都知道袁世凯的遗孀不守妇道，这样反而不好。两害相权取其轻，袁克定放弃了先前的想法。

哪知这个消息被叶氏知道了，她找到袁克定大吵大闹，话说得难听不说，还抖出了袁克定的一桩“秘密”：原来，几年前，袁家曾经花了一笔公款（庚子赔款留学名额），把几个儿孙弄出国去留学，其中有袁克定的独生子袁家融。而叶氏的两个儿子克捷和克有却没捞到这个机会。叶氏操着一口细软的江南口音，说起话来嘴巴也不饶人：“大家都来闹嘛，看看这个家谁的丑事多。”袁克定无奈地叹气，他实在拿这个漂亮的六庶母没办法，只好坐下来谈判，六姨太吵闹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既然袁克定主动让步，也就顺水推舟提出了“条件”：她的两个儿子克捷和克有未享受留学指标，请补偿一笔留学费用。袁克定从自家资本仓库里拿出几万元股票，才将这件事情了结。

袁世凯的九姨太刘氏，娶进袁家时间最晚，又一生信奉佛教，搬到袁府外边另住，到民国十六年（1927）悄然辞世时，其子克藩、女经祯都才十二三岁，袁克定将年幼的弟妹接到他家一起过日子。谁知才几个月时间，袁克藩得了一场大病，不幸身亡。到分家时，袁克定没将这个夭折的十六弟计算在内，已经出嫁到苏州陆家的袁经祯大为不服，跑到上海法院起诉，要为死去的胞弟克藩争这份财产。接到上海方面的传票，袁克定十分伤感，亲生骨肉闹成这样子，使这个在政治上触霉头的人更加郁闷。他给袁经祯写了一封信，声称要与她断绝兄妹关系，袁经祯未予回复，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后院起火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都与家庭财产有关，暗地里隐含着袁家子弟对跛脚长兄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袁克定一意孤行想做太子，怂恿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袁家并不会像后来这么惨。庶母和兄妹们的怨气，细想之下还真是很有道理。

袁克定有一子二女：子家融；长女家锦，次女家第。

袁家融（1904～1996），16岁时，父亲袁克定给他弄到了留学美国的内部名额，随几个叔叔克久、克坚、克安等乘海船飘洋过海，先到马萨诸塞州私立中学读书，后转入宾夕法尼亚与新泽西交界处的拉法叶学院，专业是地质学。袁家融从小对石头兴趣浓厚，学习很是用功，后来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学位。但是他没有留在美国，原因一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华人求职很难；二是听从父母媒妁之言，奉命回国成亲。

袁家融的妻子，是民国时期湖北都督王占元的侄女王慧。此女自幼父母双亡，由王占元带大，情同父女。王慧长得白白胖胖，一看就是富态相，进袁府后果然立下汗马功劳，一连不歇菜生了五女二男七个子女，其中老六袁始是美国的一个画家，后边章节再叙。

1930年，袁家融回国后先是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这当然是袁克定的特意安排，想让他历练一番。袁克定这时已经很倒霉了，大概是不愿意跟随父亲背负骂名，袁家融很快跳槽自立门户，到北京大学去任教。到了4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飞流直泻三千尺，大学里工资发不出来了，妻子王慧又一直没有工作，眼看着一大群孩子饿得嗷嗷叫，袁家融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到袁家参股的启新洋灰公司当了个副经理。但此人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干了不到两年，在华北物资交流大会是认识了绥远省长董其武，董省长知道袁家融的学业经历后，请他去绥远主持地质勘探。建国后，袁家融参加了包钢的地质勘探工作，在白云鄂博、大青山等地发现铁矿矿苗，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后来调到武汉地质学校、贵阳工学院先后任教，直到1964年退休。

袁克定、袁家融的父子关系，后来相处得并不融洽。40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发不出工资、袁家融一家生活无着落之时，他的父亲袁克定经济上也极度拮据。卖掉天津特一区的一幢住宅所得85万元，被贴身佣人白钟章偷走了，京津两地所有的古董，又被另一个佣人申天柱以开古玩店为名，全部骗去不见踪影。袁克定手中仅有的一点股票，本来是用做养老的，袁家融百般恳求，要拿去投资天津新懋交易行，为袁家融换个副经理的位置，说好了利润随时支取，充做袁克定的日常生活费用。可是袁家融投资后翻脸不认老父，利息和本金分文不给，害得袁克定晚年只好投靠到表弟张伯驹家中寄居，凄楚悲凉。

长女家锦嫁北洋旧属雷震春之子。次女家第多才多艺，能书善画，袁克定甚为喜欢，后嫁给江南费树蔚之子费巩为妻。前边第三章有所提及，不再赘述。

5．最难消遣是黄昏

袁克定的晚年有点落魄，也有点凄凉，不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袁世凯临死前说的那句“他害了我”，像一根鞭子永远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的灵魂难以安宁。他的太子梦祸国误父，害人害己，也使袁氏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与黑暗相随，很难走出那道阴影。

据晚年与袁克定在一起生活的张伯驹回忆：“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愈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财物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多分得些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

1937年前后，袁克定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还是被人称道的。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以前与袁世凯熟悉，想拉拢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袁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袁克定以年迈多病为由婉言谢绝。过了几天，《新民报》上登出《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签名者中赫然地列着袁克定的名字。袁克定提笔给《新民报》及各个报馆写信，分别澄清他不在联名之列，可是所有报馆均不敢刊登。他又辗转托人，得到了一个亲华的日本人野畸诚近的帮助，才将他的这则声明登在了报纸上。原文大意是：本人身体多病，任何事情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未经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认。

袁克定毕竟是个“名人”，通过一些关系，也多少能享受到日本人的优惠待遇。比如说，有一次他从市内回颐和园住地，途经西直门伪宪警哨所，被勒令下车检查，还强行搜了他的身。袁克定哪里受过这种污辱，气得全身发抖，回家后便大病了一场，到医院住了多日。曹汝霖来探望他，给他弄了张特别通行证，后来才免除了日本兵的检查盘问。

他60岁的寿辰，张伯驹前来祝贺，亲笔书写了一幅寿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蓬壶多岁月，家国河山半梦中。”并赠寿仪二百金。那天袁克定情绪本来还不错，见了这幅寿联，脸上顿时黯然失色，当场退还了张伯驹的寿仪，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张伯驹事后为此懊恼不已，说道：“我不该送这样的寿联，勾起了他往日的怀念，以至他数夜未能安稳入睡。”

到建国前夕，袁克定的生活已经穷困潦倒了，家里的所有佣人已全部辞退，只剩下了个忠心耿耿的刘姓老仆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他。实在揭不开锅盖了，这位老仆人就会上街去转悠，想方设法弄点吃的东西回来。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袁克定依然保持着“太子”遗风，进餐时胸戴餐巾，正襟危坐，用刀叉将窝头切成薄片，蘸着咸菜就餐。后来老仆人也去世了，只剩下袁克定和马彩云相依为命，消磨生命最后的时光。

1949年以后，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情况后，聘他为北京文史馆馆员，每月领取薪水60元，挂空衔不坐班。不久有人提议，像袁克定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坐享其成？于是薪水停发了，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就到街道办事处每月领20元救济金。据张伯驹之女张传彩回忆，夏天时经常看见他在空阔的大门楼子里纳凉，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那儿，透过树林望着天边的晚霞，像一尊过时的雕像。“袁克定不爱说话，给人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时他爱钻进书房里看书，他看的是那种线装书，他的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张传彩口述，李菁执笔：《最后的皇太子：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晚年》）

1958年，袁克定病逝在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