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体服打不开:我跟父亲一次激烈的信仰争论----历史证明是我错了张 泽 石

    1948年9月，我从华北解放区回到四川开展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按照党组织安排，我先到回了五通桥川康毛织厂跟父母住在一起，等候四川地下党来接头。我自从1946年夏天到北平清华大学上学，两年来就一直没回过家。这两年发生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变化：从一个基督教信徒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信徒。

    妈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见我回到她身边高兴得直抹眼泪，做了好多美食给我吃。爸爸则更关心他的老三在学识思想上的长进。回家当天晚上等妈妈睡了觉，我向爸谈了我已经参加共产党和在被派到解放区受训后调回四川迎接解放的实情。爸爸好像已经估计到这一切，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嘱咐我一定要谨言慎行。后来谈到时局，我们的看法基本相同。这时以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为序幕的全国战略决战已经开始，我们父子对战争的前途都确信国民党必败，只是父亲还不大相信我说的两三年内能结束战争。尽管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谈了自己在石家庄见到朱总司令的感受。

    我和父亲的分歧是从谈到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开始的。

    第二天晚饭后，我们父子俩坐在面向长江浩荡江水的窗前一面喝茶，一面交换着对土改的看法。先是我谈了在解放区学过的和见到的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与效果。认为没收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是对的。其效果之好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成功。我还列举了解放区农村生产发展、社会秩序安宁，农民全力支援战争等等亲眼所见的实况。  

    “从发动贫雇农支援战争这个角度看，我理解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地主等等做法，但是从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国家的大局看，我不赞成这种扩大阶级对立，加剧阶级对抗的做法。”父亲对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爸，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划分成阶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正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我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读过《共产党宣言》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见解有许多独到之处，但我不同意他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完全对立起来，把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绝对化! 现在你们又把地主和农民完全对立起来，也把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绝对化!”。

    “爸，我看过一出叫《白毛女》的歌剧，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地主强迫佃农卖女儿来偿还他欠的租子。那种阶级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改变父亲那种糊涂观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   

    “你的祖父就是地主，他跟佃客是什么关系，你小时候亲眼见过，应当很清楚嘛!”父亲的声调也提高了。

  “你们俩爷子吵啥子? 哎，你这人也怪! 老三回来刚两天，你就大声武气地训他做啥子!”在厨房收拾碗筷的母亲不乐意了。

    父亲向我笑笑，对着厨房说：“我哪里敢当着他妈妈训他嘛!”又对我眨眨眼，大声说：“老三还没有看过江边的风景，我带他出去走走。”说完我们父子俩上了江岸的大路，一面散步一面继续我们的谈话。双方都希望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都希望能说服对方。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当年在北平读书时不但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还参加过‘C．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不是已经有家室之累，也很可能跟邓小平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共产党了。”沿江的路上十分清静，江水在夕阳下展现出多彩的风姿，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这段历史，不禁深深为他惋惜。

    “我虽然没能去法国，但后来我还是到上海去了共产党办的劳动大学农学院半工半读，那时我相信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观点。你就是那时候在上海出生的。”

    “那时您要是参加了共产党就好了!”我多么希望父亲能是自己的同志啊。

    “后来，你万能叔叔从日本留学回来要找共产党，我就送你能叔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去了延安。你能叔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后来被任命为八路军的团政治部主任，l941年牺牲在山东莘县的反扫荡战斗中，你祖母还为此害了场大病!”   

    “原来我能叔是八路军的团政治部主任，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我惊喜之余不禁埋怨起父亲来。

    “你能叔去延安后把他的名字由张万能改成了张辛石，家里也一直严格对外保密以免遭受国民党报复，当时你们兄弟年纪小，也没敢让你们知道!”

    “啊，能叔叔是共产党，是抗日烈士!”我为有这样的亲人而十分自豪，“那么，我就更难理解为什么您自己没参加共产党，爸!”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父亲停了下来，拉着我在江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我一面聆听着父亲的谈话，一面凝视着江水中一个个上下沉浮的漩涡，似乎其中就有父亲命运变迁的影子!

    我从父亲的娓娓叙述中第一次了解到父亲的不寻常的经历：

    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纺织专科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从北平回到广安老家兴办纺织厂，遭到地方恶霸势力的排挤而破产。正好遇到广安军阀杨森招贤纳士，他被请到杨森驻扎在川东万县的军部任幕僚，又正好跟朱德共事。不久，发生了蒋介石公开反共，汪精卫到武汉另立中央这一重大的“宁汉分裂”事件，汪并宣布自己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

    当时杨森征询父亲：“在蒋汪二人中应该拥戴谁?”父亲也跟朱德一样，力劝杨森投汪反蒋。杨森遂任命父亲为“军代表”，派往汉口与汪联系，答应为汪确保川东地盘，向汪要钱要枪。但后来汪精卫在武汉也镇压工农起义，杨森亦恢复了他的反共真面目。父亲在友人帮助下逃脱了杨森的追捕，跑到上海劳动大学，一面读书一面寻找共产党。但那时上海党已全部转入地下，一直未能联系上。“一．二八”事件后，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又回到广安，将我送往乡下跟两个哥哥一起由祖父母照料。他和母亲则在重庆以教书行医为生。

    再后来，当听到杨森仍在查找自己时，父亲便经川大教授任孝庄介绍，带着母亲和最小的弟妹前往西康被刘文辉任命为西康建设厅技正，进入泰宁藏族地区兴办农场，以改良牦牛，青稞品种为起点，不畏艰辛开发边疆。抗战中期到雅安创建西康省立毛织厂，以生产毛呢、毛毯支援国防需要，直到抗战胜利。

    最后，父亲回答了为何没参加共产党的问题：

“从组织上讲，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没有找到党组织，党组织也没有人来找我；从思想上讲最初是因为我有顾虑，我把你们的能叔送走后，我成了你祖父母唯一依靠的儿子，何况还有你母亲带着你们五兄妹，我没有条件像你现在这样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望着那只正在艰难地逆流而上的江轮，长出了口气。    

 “最初是因为有顾虑，有家室之累，那后来呢?”我听出来父亲还有未讲的原因，便顺手向水中扔了块石头，看着溅起的水花问道。

    “后来，后来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的许多做法越来越不以为然了。”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我急切地问。

    “主要是关于如何对待人，对待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您能否说得具体些?”

    “你在上海出生那年，我正与人合伙开饭馆，那时经常有两个‘白俄’父女到我们饭馆来寻求剩饭、剩菜，他们是苏联十月革命后被扫地出门的俄国地主，在流浪、病饿之中，母亲儿子相继死去，四口之家只剩下父女两人，十分凄惨，那时我就想：他们本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生，即使是地主本人也有生存的权利，更不用说他们的子女。”

“苏联在革命初期那种过火的做法确实不对，我们中国革命就避免了这种错误!”

    “我也曾经这么相信过，但后来我在西康藏族地区办农场时遇到一位长征时因重病留在草地的红军，藏族话学得相当好，他到我们农场当工人时，大家还以为他是当地的藏民。后来他看我这场长对工人挺好，就跟我说了实话，并告诉我他原来曾是红军的指导员，因为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受了处分降为士兵。”

    “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处分那么重?”、

    “他告诉我：他在苏区任土改工作队队长时，斗争一个恶霸地主，贫农协会决定活埋他全家七口以斩草除根，埋到最后，地主的儿媳将怀中吃奶的婴儿举上头顶哭喊着：‘你们行行好，别活埋了孩子，他是无罪的啊!’但没人理她，眼看回填的土快埋过母亲头顶，孩子即将从母亲手中滑落下去被活埋时，他跳进土坑一把将孩子抱了出来。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和撤职降级处分!”   

“这种事情在围剿反围剿的残酷战争时期很难避免，但它不是党的政策。”

“我也知道这只是特殊时期的偶然事件，但它的出现却有其必然性，那就是共产党一再宣扬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正是这种理论和行动路线加深了阶级仇恨，促成了忽视人权、人性、人道的野蛮行为与不应有的悲剧！”

“但若不讲阶级斗争，就等于同意阶级调和，等于让压迫、剥削合法化，等于要保留造成人间一切苦难的根子！”

“为什么你的思维总是非此即彼，总要走极端呢？除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无原则容忍的阶级调和之外，为什么就不可以走阶级融合的路线呢？”

“什么，什么？阶级融合？”我一下站了起来，像是被马蜂蜇了一下似的。

“你坐下，别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让过路人真以为我们在吵架。”

    我重新坐了下来，捡起一块石头使劲往河中间扔去。

    “我说的阶级融合，就是创造条件，消除阶级之间的差别，从而使本来互相对立的阶级逐渐合成一体，而不是用打倒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办法去解决阶级对抗，这种办法既太残酷又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

    “爸，您那个阶级融合纯粹是幻想嘛!”

    “你听着，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原始公社时期并没有阶级，我们的子孙后代要进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没有阶级，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的远古祖先的生活也充满苦难，因为狩猎不到足够的食物；因为洪水猛兽的袭击；因为别的部落的血腥劫夺!可见人间苦难的真正根源不是阶级压迫、剥削，而是贫困和愚昧!” 

    “贫困和愚昧!”我转过头直视着父亲。

    “对，贫困和愚昧!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和生存的权利，也有期望改善其生存条件的本能和权利，当贫困威胁其生存或阻碍其改善生存条件时，愚昧就会驱使人们去激烈争夺，甚至自相残杀!”父亲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这不是跟野兽一样了?”   

    “当我们的祖先尚处于野蛮、愚盲之时，确实跟野兽区别不大，但由于我们人类有智慧，有感情，就有可能用发展生产来消除贫困，或者在贫困中用团结互助来代替争夺，用友爱来代替仇恨。”

    “爸，您这不是在讨论革命道理，而是在传播宗教!”

“传播宗教有什么不好?当我在西康每天面对千年雪山开垦荒原时，就想过为什么喇嘛教能在自然条件严酷的康藏高原上，在文化极为落后的藏族同胞中扎下那么深的根子?那正由于它是维系人类在那种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我见他的眼里似乎也闪烁着高原雪山的圣洁光辉。

    “爸，在我们五兄妹中，您单把我送往学费挺贵的教会中学读了六年书，是不是也希望我成为基督徒?”我忽然想起这个不只一次在心中出现过的问题。    ．

  “说实在的，我在西康接触了佛教之后，更欣赏佛教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义，它既要解救人类，又采取仁爱相处自我牺牲的方针。如果有佛教学校，我可能就送你去读佛教中学了!”

    “因为没有佛教中学，你才退一步送我去基督教中学?”

    “是的，当我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基督教后，发现它的教义在不少地方与佛教相通，由马丁·路德金改革后的新基督教更接近社会生活实际，去教会学校除了能接受较好的文化课教学外，我还希望你能够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应付人世的艰难困苦，去取得人生的奋斗成果!”

    “爸，我真的谢谢你对我的一番爱心!但现在给予我强大精神力量的，既非释迦牟尼，也非耶稣，而是马克思! 爸，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他的学说能够唤醒沙俄千百万工农大众去推翻沙皇的专制王朝，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苏维埃共和国! 历史还将证明也只有他的学说才能动员起千百万炎黄子孙去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说到后面已经像是在讲演了。只是听众仅有父亲和无言流过的江水。说完我们又都陷入了沉默。

    “好吧!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你妈妈肯定担心了，我们回家吧!”父亲将我从坐着的石头上拉起来。   

    太阳完全落到山后去了，一片暮色悄悄地从两岸绿色的山巅漫向谷地。漫向河岸，也将满怀心思的我们父子俩的身影裹了进去。

    那天晚上，我久久未能入睡，想着怎样去说服父亲，又想着父亲能够到高寒地区去开发边陲，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也不容易，决定自己要耐心些，既要做理论上的探讨，也要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第二天晚饭后，我们父子俩又上了江边，还并肩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继续昨天未完成的争论。

    “爸，昨天您说最好用阶级融合来代替阶级对抗，还提出可以创造条件逐步减小阶级差别来实现阶级融合。昨晚上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能缩小贫雇农和地主的差异!”我试着先给父亲出个难题。   

“你想得好，我和你二哥已经拟定了一个具体方案并已着手执行!”父亲不无得意的说。

    “是么?”这太出乎我的预料了。

    “当然，这个暑假你二哥回家来，我们谈得很融洽、很深，我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先成立一个‘世民社’。”

    “世民社?”

    “对，为世界人民服务的社团，简称‘世民社’!”   

    “为世界人民服务，好大的雄心壮志!”我的口气一半是赞赏，一半是怀疑。   

    “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嘛。”他却未听出我的怀疑。   

    “你们怎么小处着手呢?”

“我们决定搞试点，在成都近郊选择一个农村，租下一个水碾房来加以改造，将笨拙的木制叶轮改为水涡轮机，用以发电、磨面、碾米榨油。建设时请当地贫雇农参加劳动，以股票代工资，使他们都成为这座小水电站的股东，然后在此基础上组织他们参加‘世民合作社’。合作社将以改良种子和耕作方法等科技投入增加农业收入，同时成立畜牧业、农产品加工等小型企业，以增加工副业收入，最后合作社出钱收购地主土地，使社员拥有自己的土地。”一谈起他们的计划，父亲立即兴奋起来。

    “爸，梁漱溟、费孝通他们就在提倡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道路。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这不只是思想上在跟他们的第三条路线同流，而且行动上也在跟我们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路线对着干!当然您和二哥要实践要试验一下自己的想法也好，即使是要跟共产党比赛一下看谁更正确，也没什么不可以，我只担心你跟二哥把钱投到你们的水碾子里连响声都听不见就完了!”我决定要给父亲泼冷水了。

    “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么悲观。”

    “那只好让事实来做结论，让历史来证明我们谁是谁非了。”

     我们父子暂时中止了那场激烈的关于信仰的争论。我为自己没能说服父亲有些懊恼，但我心里确信：“将来历史肯定会证明是你错了”！

    不过，“世民社”成员们那种想通过改造农村为社会服务的热情和干劲还真让我感动。父亲和几位主要成员都把家里的田产卖了来投入那场乡村建设试验。二哥更是全力以赴。他们在成都双流县花园场修建的机动水碾厂于1948年底竣工，接着又在成都近郊红牌楼买下一座水碾进行改造，直到1949年夏天时局大变：物价飞涨、百业萧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们的试验才被迫停止。

那时，父亲由于在川康毛织厂坚持实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被资方解聘，已经转到长寿秦安纱厂当厂长。被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深深激怒的父亲接受了我们地下党的邀请，参与了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在长寿秦安纱厂秘密组建起工人武装护厂队，保护了秦安纱厂和长寿龙溪河水电站免遭国民党军队炸毁。我的二哥也转而支持我们川西地下党的斗争，把花园场和红牌楼的水碾子都交由地下党做秘密联络站；还出钱出力支持我为地下党创办《火炬报》。那时，我高兴地想：“爸爸和二哥是在用实际行动承认他们错了！”

解放后，父亲作为进步民主人士被吸收参加政府工作：从担任川东农林厅厅长到国家农业部油料处处长，又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1956年他因工作出色被评为中央部级先进工作者。他在出席了国庆观礼后回来对我说：他已经提出入党申请，但党组织希望他留在党外去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他将以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听完更加高兴了。我在心里说：“爸，这回历史证明是你错了吧！”

我们完全没有料到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二哥和我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父亲还被打成“极右分子”1959年冤死狱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囚室里临终前对我们48年那场争论是否反思过，重新认识过？但我却仍然顽固地认为马列主义没有错，共产党没有错，我也没有错！错的是具体的党组织领导人借运动之机泄私怨、报私仇。

几十年之后，我才终于明白：1948年我跟父亲的那场争论，是一个盲目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跟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尽管父亲后来也快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泯灭不了的对于自由、民主、人权、人道的信仰跟专制、独裁、压迫与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那才是我们遭遇磨难的根本原因。

父亲去世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我多么想跟父亲在天之灵说一声：

“爸，历史证明是我错了！”

                                     （写于2009年岁末大雪严寒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