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小小屠龙的游戏:陈奉孝：我选择了下地狱

陈奉孝：我选择了下地狱

五十年前的那场反右运动，发展到后期北大所有的右派都被剥夺了发言权，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每个右派分子都被监视了起来。在强大压力下，大多数右派分子被迫做了违心的检讨和揭发检举。不少人尽管作了十遍八遍的检讨和揭发检举，也不管这种检讨和揭发检举是诚心的还是言不由衷，也总过不了关。我预见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人可能都要大祸临头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让其他人过关。于是我先后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我的声明》，全文如下：

《自由论坛》这样一个小型刊物是由我发起的，现在出了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我知道这有可能把全校的矛头引向我的，因此，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一. 你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的目的是什么？

答： 我发起创立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想把全校同学关于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的意见集中起来，因为我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好的建议，喊破了喉咙也起不了好多作用，往往会遭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逐渐被压下去。但是如果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官僚主义者就不能不重视我们，群众也会敢于支持我们，因此我想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保住这个讲坛，使大家有讲话的地方。

二. 你们为什么要出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

答： 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许多同学所以对党不满而不敢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肃反运动的不良影响和副作用，许多被错斗的人到现在还不敢讲话，党的具体负责者还没有向他们道歉，我们希望勇敢的人xx讲话。

三. 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xx矛盾？

答： 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我们是要搞集团活动，但是我们要搞的是民主集团，不是反党集团，我们要攻击我校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太浓厚了，如果这种官僚主义的习气继续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他们是代表党的，攻击怀党员与攻击党不等价。

四. 你们这个刊物命运如何？

答： 我们要尽最大力量来把它保持下去，不仅在整风期间，以后也想保持下去，如果可能，我们还想，我们还希望把它改成油印和铅印。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文艺修养也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是很大的。

大家不敢讲的话却可以到这里来讲，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十一字看不清）一定给你保密，我们的刊物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如果有人关心我们的刊物，可以直接到28斋426号来找我交谈，如果学校领导人怀疑我们要搞xx，提出质问，也请直接找我交谈，不必捕风捉影，追究别人，如有问题我愿负全部责任。

许多人在怀疑我们，也有许多人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怀疑我们的人让他们怀疑去吧！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抱有热望的人，有话来讲吧！我们绝不辜负你们！
第二张大字报是《如此伎俩》，全文如下：
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们已经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第一. 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 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的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象只有他们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争取群众。

第三. 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的名誉，把人家说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群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们。

第四. 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们也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学社”和 《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们现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问，搞得他们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们承认所谓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相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学们不信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们必须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认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要根除它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所谓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们，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啦！我绝不会怪谁。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保守派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权力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什么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

保守派们！虽然看来你们胜利了，但是你们晓得吗？“五.一九”的火种已经播下了，它迟早会变成燎原大火把你们烧尽的。

（以上两张大字报摘自《原上草》）

我的本意是想帮其他右派过关，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但没有帮上其他右派的忙，反而使矛盾激化了。那时我太天真了。最后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满后被强迫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七年，直到七九年我去北大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在预审期间我坚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坚持说北大的右派活动都是公开的，是宪法所允许的，但有人承认了。最后出厅接受判决时，我被判了十五年，张元勋被判八年，贺永增被判五年，赵清、林树国被判四年，谭金水因坦白检举有功，教育释放。所谓的北大“反革命集团”就这六个人。在预审期间审讯员千方百计诱导我说出“反革命集团”当中还有哪些人？因为我坚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所以拒不说任何人的名字。说老实话，在那个年代，由于我已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罪首，我要说有谁就有谁，至少作为“百花学社”的社长谭天荣和《广场》的七八个编委以及“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是跑不了的。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厉行了在上面两张大字报的承诺。九八年我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不少同学因为当年对我进行过检举揭发和在大会上对我进行批判向我道歉。我说：这些事情我早就记不得了。在当时那种强大压力下，人们做什么揭发检举和在大会上做批判发言，都是出于不得已，我从未将这些事情往心里去。如果说什么错误，那只能说是一个时代的错误。以上话许多同学都可以作证。但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解。张元勋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说谭金水是北大党委派到“百花学社”和“广场”的“卧底”，这件事情我至今也不清楚。对于谭金水因坦白检举有功，从而得到了宽大处理，我早已谅解了他。在参加百年校庆时我去东语系找他，但他没有参加校庆会。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在上海浦东的住址，给他去信，希望跟他见一见面，他也没有回信。五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个人恩怨都应该放下。我恳切希望谭金水同学能出面把当年的情况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份历史责任。
陈奉孝二○○七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