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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枫染心路忆崎岖--女儿对“右派”父亲的忏悔李英 @ 2008-03-04 04:24
枫染心路忆崎岖

女儿对“右派”父亲的忏悔

李 英

李凌夫妇晚年在北京郊区，李英摄
（一）
我家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南池子的四合院，那地界儿，真正是天子脚下。高大森严的紫禁城西宫墙外一二百米左右，有一条绿树葱茏的小街，叫南池子，街口有一个红墙围起的大院子，这里是皇家档案馆，名为“皇史城（‘史’字头上应该加一个宝盖，电脑字库里没这个字，特说明）”。紧靠“皇史城”高高的北墙，有一条又细又窄的小胡同，我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那个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分前院后院，前院的房子很漂亮，花格窗，红门柱，院里栽棵大柳树，我家住后院，后院虽然比前院小多了，但是房前的空地也够我们玩了。家里请了阿姨，带小妹妹，做家务，吃饭的时候把小饭桌摆在房门口，一家人围桌而坐，亲情融融。

我对南池子四合院的记忆只留在了老照片里，那些已经发黄的老照片上，有年轻的妈妈穿着裙子，英俊的爸爸拉着手风琴，小天使一般的我们围在爸妈身旁……从照片上看，这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1957年以后的照片，不见了爸爸。

爸爸离开北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走之前，曾来幼儿园看哥哥和我。我长大以后拼命回忆，依稀想起了当年在幼儿园的两件事。有一天，阿姨说爸爸来看我了，把我领到办公室，爸爸就在那里等我，他戴着挺威风的大沿帽，穿着挺威风的军装，笑咪咪的。也说不清过了多少天以后，一个晚上，要睡觉了，不知为什么小朋友们都站在自己的小床上，一齐冲着我喊：右派—右派——右派——我根本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意思，只会一个劲地傻笑。

我长大以后想起那天的事，很是费解，小朋友们和我一样年幼无知，可为什么会对我喊出那个词？我无法找到答案，只能推断，可能是某些大人的言行影响了少不更事的孩童，而孩子们不过把这种喊叫当作游戏来玩罢了，以为喊“右派”和喊“小山羊”“大灰狼”没什么两样。

“园中才数日，园外已千年”。位于北京宽街的这个小小幼儿园里，永远是孩子们的可爱笑脸和欢声笑语，可是小小的院墙挡不住墙外成人世界血雨腥风带来的丝丝冷意。我的幸福家庭已经在险恶的政治风浪里遭遇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爸爸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的子女们从此失去了头顶的光环。

这个变化，只有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姐姐感受到了，她原来是人见人爱的“骄傲的小公主”，长得端庄美丽，娇气而任性，她在空军干部子弟小学“育鹏小学”寄宿上学，学校条件很好，每周有专车接送。1957年夏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姐姐感到情况有点不大一样，校车把姐姐送到爸爸的工作单位空军政治部，下了车，爸爸正在等她，爸爸拎着一只小皮箱，不说话，默默地领着姐姐走回家，一路上，姐姐听到爸爸在抽泣，他对姐姐说：“以后，要好好听妈妈的话……”不久，姐姐转学了，离开了“育鹏小学”，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读书， 姐姐的性格渐渐变得沉静而内向。

爸爸出事那一年，姐姐7岁，哥哥5岁，我4岁，妹妹2岁，除了姐姐，我们仨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在幼儿园里跟着老师念歌谣，玩游戏，一个星期妈妈接回家一次，家里不见了爸爸，也浑然不觉，反正以前爸爸也常不在家，家里有妈妈就够了，有了妈妈，家里就有温暖，孩子们就有依靠。

一个星期六，妈妈又来幼儿园接我们，这次没有带我们回南池子的家，而是进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院子，院里有漂亮的办公楼，大礼堂，还有一排排宿舍楼，住了许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妈妈说：这是咱们的新家。

这个新家就是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二）

当爸爸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是二年级小学生了。久别重逢，爸爸并没有看到他望眼欲穿苦苦等待的一家人喜极而泣亲热团圆的场面，除了妹妹还小不懂事以外，姐姐、哥哥和我都用一种陌生的戒备的眼光看着他。据姐姐回忆说：爸爸踏进家门，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带着大沿帽，穿一身军装，威武潇洒的爸爸了。他当时穿一身深蓝色的干部制服，磨难使他增加了沧桑，但爸爸的目光仍非常有神。爸爸回家那天，有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问姐姐家里来的客人是谁，姐姐竟支支吾吾地说：“是我叔叔……”这个孩子还天真地问爸爸：“您是她的叔叔吗？”可想而知，当时这对爸爸该是何等痛苦的打击！

爸爸这时已经从那个遥远寒冷的北大荒调回北京郊区一个公社工作，不常回家，农忙时几个月回一次，农闲时一两个礼拜回一次。我对爸爸一直采取了冷落疏远的态度，见他回来也不主动叫他，更别提有什么和他亲昵撒娇的举动，我甚至很少跟他说话，有时爸爸主动过来近乎讨好地要和我说话，我故意躲开不理他，每次都让他挺伤心。

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家里睡午觉，天气燥热，我浑身大汗，忽然睡梦中的我感到有一股凉风吹来，舒服极了，我就在这凉爽的空气里睡得很香，醒来一看，原来是爸爸坐在我身边，一边给我搧扇子，一边笑咪咪地看着我。可是我当时竟然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反而拉下脸跑到一边不理他，爸爸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尴尬。

现在回想起来，我内心充满了愧疚，陷入深深的自责。有一天，我忍不住对爸爸说：“老爸，我对不起你。”老爸挺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说：“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一想起来很后悔。”老爸说：“是吗？我不记得。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啊！”

爸爸并不计较我们对他的态度，他从心里觉得是他对不住这个家，对不住妈妈和孩子们，他用各种方式补偿我们。我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机关少年之家组织的夏令营，营地在西郊的中央团校，时间是两个星期。突然有一天，爸爸来看我们，他从通县放假回家，得知我们都去夏令营了，便风尘仆仆地赶来，他给我们每人请了假，带我们到颐和园玩了一整天，我们游泳、划船、爬山，爸爸给我们买汽水、面包、煮鸡蛋，那天我们玩得高兴极了，直到天黑，爸爸把我们送回了营地，他才坐车回家。

爸爸想尽办法满足我们的愿望，让我们高兴，他带我们上公园，看电影，给我们买好吃的。收获的季节，他从农村背回红薯、大豆、苹果什么的，在困难年代里，这些可都是救命的宝贝呀！记得最清楚的是吃饭时，爸爸往往吃了一半就停住了，妈妈问他怎么不吃了，他说吃饱了，妈妈说你才吃一点怎么会饱呢？爸爸说：你们先吃，吃剩的都归我，我是“橡皮肚子”。于是爸爸这个“橡皮肚子”的绰号就叫开了。等大家都放下筷子了，爸爸便把所有剩饭剩菜一扫而光。我原来真以为有什么“橡皮肚子”，后来才懂得，这是爸爸为了让我们吃饱宁可委屈了自己的肚子。

爸爸对我们的疼爱和那无法改变的血缘亲情，一次次地把我团团包围，撼动着我心中那道人工打造的壁垒防线，有时候，我真想扑在爸爸怀里大声说：“爸爸，你真好！”可是一想到“右派”这个残酷的字眼，我的心马上像塞了块大石头。小小年纪的我，精神倍受折磨，心灵痛苦地扭曲。我从来不在小伙伴们面前提到爸爸，我只是骄傲地把妈妈挂在嘴边。

（三）

我的妈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是我心中近乎完美的女神。爸爸出事以后，妈妈一个人含心茹苦地拉扯四个孩子，她的工作特别忙，头上还顶着个右派家属的帽子（其实，爸爸1959年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但是摘了帽子还叫右派——“摘帽右派”。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整人术，就像古时候给囚犯脸上刺了字，一辈子也别想去掉）。

生活的重担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把妈妈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没有半点怨天尤人的神态和落寞消沉的倦意。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格引导着我们。

妈妈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爸爸一个“不”字，相反，她拼命在孩子们面前树立爸爸的威信，培养我们对爸爸的感情。她总在我们面前说爸爸的好话：爸爸学问深；爸爸脾气好；爸爸的字写得漂亮，文章写得更漂亮；爸爸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爸爸最疼爱你们……

我在学习上有了问题去问妈妈，妈妈就说：“你去问爸爸，他懂得可多了。”我很不情愿，但不得不问，爸爸这时总是特别高兴，非常详细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有时候，爸爸从农村回家，又脏又累，妈妈忙让我去给爸爸打盆洗脸水。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一层只有一个公用厨房，要打水得穿过长长的走廊，我挺不高兴，嘟嘟囔囔说：“干嘛他自己不去打？”妈妈很生气，站起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好，你不去，我去！”我知道自己错了，更是因为心疼妈妈，忙往外跑，连连说：“我去我去！”后来妈妈经常用这种激将法“迫使”我为爸爸做这做那。

爸爸在通县上班，那儿离家有几十公里远，而爸爸每次回家都不是坐公交车而是骑自行车（那时交通极不方便，农村几乎不通公交车），一骑就是两三个小时，冬顶严寒，夏冒酷暑，异常辛苦。有时候，他想家了，骑上车就往家跑，任凭天黑路远风霜雨雪统统挡不住，这个朝思暮想的家，是他生命里的惟一寄托。妈妈睡觉很轻，半夜里爸爸一敲门，妈妈马上起来给他开门，心疼地问寒问暖，给他弄饭吃，烧水给他洗脸洗脚。这时我们早都睡下了，妈妈用报纸把台灯遮上，轻手轻脚地做这些事情，生怕吵醒了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妈妈会高兴地告诉我们：爸爸回来了！ 爸爸站在妈妈身边，笑咪咪地叫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妈妈是这个家庭最强有力的纽带，她用博大深厚的爱，顽强维系着已经被政治风雨摧残扭曲了的亲情；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她用瘦弱的身躯，顶风霜，挡刀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撑起一片蓝天，保护孩子们不受委屈和伤害。

有一件事情深深记在我心里。有一天，我哥和一个小男孩玩，不知怎么把那男孩逗哭了，那男孩的家长找到我哥，板着脸，凶巴巴地训他：“你这个孩子太不像话，我非要告诉你的家长不可。我知道你的家长是谁，你爸爸是右派……”他说这番话时就站在机关的公共洗衣房里，当时我和我哥都在那儿洗衣服，周围还有别人也在洗衣服，这个大人毫无顾忌地、恶狠狠地发泄着，我们深深低下了头，一声不敢吭。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的脸刷地变了，她痛苦又气愤地说：“怎么能对孩子说这样的话？我得找他去。”妈妈马上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严肃指出：父亲是父亲，孩子是孩子，你怎么能对孩子说这样的话？这对孩子是多大的伤害！那人还狡辩说：这是事实呀！妈妈严厉斥责他：什么事实？他爸爸早就摘了帽子，早就不是右派了！

妈妈回家后把我拉到身边，抚摸着我的头，慈爱地说道：“小英啊，你别难受了，妈妈已经严厉批评那个人了，他的话是不对的。”妈妈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忧郁、关怀与怜爱。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的眼神，那里面有大海一样深沉的母爱，尽管她内心的痛苦翻江倒海，她也决不让孩子们受到半点伤害。

爸爸和妈妈有很多老同学，都是我特别尊敬的叔叔阿姨，过年过节时，爸爸妈妈总要请这些叔叔阿姨来家里作客，每当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最开心的时候，此时的爸爸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扫平日里沉默寡言几分拘谨几分羞愧的形象，谈笑风生，神采飞扬，我家的客人们，那些有身份有地位令我十分尊敬的叔叔阿姨们都对爸爸非常好，亲热地唤着他学生时代的昵称，拍着他的肩膀开怀大笑……妈妈忙里忙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们帮着她摆好饭桌，大家围坐一起欢声笑语不断……我的心绪被这温馨欢乐的场面融化，喜悦地跳动着，同时也产生了重重疑虑：爸爸不是犯错误了吗？为什么那么多好叔叔好阿姨仍然和他亲密无间而不是划清界限？

同样的疑问早就在姐姐心里产生了，虽然姐姐只比我年长三岁，却比我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有一次，爸爸从农村回到家，撩开上衣，姐姐看到了他的背，爸爸的背上竟是伤痕累累，有些伤痕非常重！姐姐万分惊讶地问妈妈这伤痕怎么来的，妈妈说，那是爸爸在农场劳动时，发生了山火，爸爸勇敢地去扑灭山火被烧伤留下的伤痕。姐姐惊呆了，感到自己的心在痛，在流血！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爸爸扑灭山火的行为，完全可以称为“英雄行为”，凭什么还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四）

在我年幼不成熟的心灵里，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人，可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从不敢问，妈妈也从来不提，因为我们年龄还小，什么也不懂。在文革以前，共产党有个政策：有成份论，不惟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不论是妈妈的工作单位还是我们读书的学校，并不十分强调家庭出身，既使你出身不好，只要个人表现好，仍然能活得比较舒服。可是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家庭出身已经上升到判定一个人是红是黑、是好汉还是混蛋、甚至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惟一标准的高度，我们一家人因为爸爸的右派问题深受连累，这时妈妈看到我们已经长大懂事，便决定把爸爸的事情告诉我们。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妈妈倚床而坐，一边织毛衣，一边很郑重地跟我谈话，我仰着脸，睁大眼睛，带着探询的目光。妈妈很温柔甚至带着几分夸赞的语气告诉我：妈妈和爸爸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认识了，他们一起搞学生运动，那时爸爸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后来他们到解放区参加土改，又随着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以后，爸爸调到中央青委（团中央的前身）工作。 1950年，国家建立空军，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优秀干部，请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支援人才以充实空军，爸爸被中央青委领导选中，作为优秀干部调到了空军，当时整个共青团系统，只有四个人被选调，可谓凤毛麟角。最初，爸爸调到哈尔滨空军航校当政治教员，几年后又调到空军政治部工作。爸爸工作努力勤奋，还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听到这里内心狂跳不止：原来爸爸竟有这样光荣的过去！我突然感很自豪。

我问妈妈：那后来怎么又……

接下来妈妈讲得比较笼统，因为就连她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她说，1957年爸爸犯了错误，组织上给我看过对他的结论，主要是他放松了思想改造，个人主义膨胀，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到底有什么事实呢？妈妈只说了一个例子，爸爸根红苗正，入党早，又是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这在当时的空军是难得的人才，爸爸好学肯钻，写了不少论文，还自学俄、法、德文，翻译了两本书，于是他就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觉得空军不重视知识分子，如果要是在地方上，他早就是副博士了……

妈妈并没有提到那张给爸爸带来杀身之祸的大字报（后面我要专门讲到），也许妈妈根本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事，她只能有选择地告诉我当年空军党委给爸爸罗列的那些所谓“罪状”。

听了妈妈的话，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变化，竟然有几分自豪感：我的爸爸，1945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优秀干部选调空军……同时我又为爸爸感到遗憾和惋惜：如果不是57年的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就都是令人羡慕的革命军人子女“红五类”呀！

（五）

空气中处处弥漫着“血统论”的血腥味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狂吼乱叫杀气腾腾地扑向每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有一天，我看见妈妈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气愤地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说八道。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出身封建家庭，照这个逻辑，他们不也都是混蛋吗？”

此时的妈妈再也无法保护我们了，因为她自己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她的名字打着红叉上了大字报，其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因为她曾经对别人说过，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

姐姐一直是我家几个孩子中的骄傲，她学习成绩优异，考上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而且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是在这个高干女儿云集的贵族学校里，由于爸爸的右派问题，姐姐被入了“另册”，文革中，更是倍受歧视。那时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在家庭出身一栏，姐姐一直填“革命干部”，有一天，一个高干女儿找到姐姐，严肃地说：你不能填出身革命干部，你爸爸是有问题的人，你只能填出身一般干部。

运动如火如荼，学校停课了，姐姐和几个不是 “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跑到爸爸所在的公社锻炼，她们用艰苦劳动的汗水，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没想到，这也引起了班上“红五类”红卫兵的不满，她们认为姐姐她们是逃避运动，骗取贫下中农的信任，因为“贫下中农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出身”。于是派了一个同学，跑到村里，向贫下中农散布说姐姐她们“出身都不好”，使得一些原本对她们很好的老乡，也开始冷落她们。姐姐参加高强度的秋收，手被镰刀磨出了血泡，化了脓，疼得钻心，但她觉得心灵上的伤痛，远远超过了手上的伤痛！

我原来在小学里一直是三好学生，中队长，也是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女孩，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学校里还经常选派我去机场献花。 文革来了，血统论来了，我变成了姑姑不疼姥姥不爱的“灰姑娘”。有一次，我穿件黄军装，臂佩红袖章，当时这身行头是“红五类”的符号，我走在院子里，只听背后几个人指手划脚：“她怎么能穿军装戴红袖章？”吓得我赶紧回家，连门都不敢出，吃饭也不敢去食堂，让妹妹帮我打回家来。有些原来挺要好的小伙伴此时也疏远我，冷落我，躲着我，上学放学时，别人是挽臂搭肩一起走，只有我孤零零地走在最后边……我的性格全变了，处处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只有在家里，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

那时候，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具有红色家庭背景的革命后代呀！我不止一次地幻想着：如果爸爸57年不犯错误，我不也和他们一样吗？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多么浅薄幼稚。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这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又能怎样想？

真正把我从痛苦迷茫中唤醒、彻底颠覆了我对爸爸偏见的一记重掌，来自我插队时姐姐的一封信。从1968年开始，姐姐、哥哥和我先后上山下乡，姐姐去了云南兵团，哥哥去了山西农村后来又转回广东老家，我也到广东老家当起插队知青。我和姐姐经常通信，姐姐有思想，有才华，我从小就佩服她甚至有点崇拜她。她给我写的信经常是洋洋洒洒几千字，充满理想激情和哲理，我特别爱看。有一天，姐姐又来信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突然有一句话跳进眼帘，那是姐姐在提到爸爸的问题时这样写道：……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战场上流弹也会打伤自己人……

我只觉头顶炸了一颗雷：这么说，爸爸是自己人？是被误伤被冤枉？

就是这句话让我如梦初醒，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爸爸的态度，也开始怀疑那些加在爸爸身上的罪状。

（六）

1971年，我从广东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当时，我的家庭四分五裂，六口人分散在五个地方，妈妈在安徽五七干校，爸爸在通县，姐姐在云南，哥哥在广东，我和妹妹则在北京的工厂当工人，我们住了十几年的团中央机关大院早已被军队霸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家不得不搬到一个大杂院里。

那几年，我和爸爸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当时妈妈不在北京，爸爸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虽然他仍然和以前一样不常回家，但是只要一有空他就回来照看我和妹妹，我妹妹住在工厂，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平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身体有病，爸爸对我特别关心。就在这些年，和爸爸接触多了，他的学问才识让我彻底折服。

记得那时天天唱革命样板戏，有一个杨子荣的唱段：《甘洒热血写春秋》脍炙人口，爸爸有一天问我：你知道“春秋”是什么意思吗？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知道，就是写历史写人生的意思。”说完我挺得意，心想爸爸没考住我。爸爸又问：你知道“春秋”的出处吗？我想了想自作聪明地说：不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嘛。

爸爸笑了，给我讲道：《春秋》是二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时期一本编年体史书，经过孔子修订。这本书具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权威地位。我一边听爸爸讲，一边不住点头，感叹着爸爸的学识渊博和自己的浮浅。

有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家读红楼梦，我便也找本红楼看了起来。有一天，爸爸回家看我正读红楼呢，这正是爸爸的强项，他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开了。他说：红楼梦里很多人名都是有寓意的，暗示了他们的命运，比如贾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她们名字连起来“元、迎、探、惜”，谐音就是“原应叹息”，她们的命运都很悲惨。还有书中一开头的两个人物：甄士隐，贾雨村，谐音为：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寓意很深……我被爸爸的讲解深深吸引，当时邻居家一个小姑娘也和我一起听，都听呆了，她对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每次爸爸一回来，她马上过来缠着爸爸说：李叔叔，我要听你讲红楼……

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和爸爸的感情越来越近。

（七）

直到爸爸彻底平反的1979年，我才完全搞清楚事实真相。

爸爸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是怎样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的”，摘录如下：


1925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父亲是小手工业者，家境贫寒。我13岁那年，家乡沦陷，从此我开始流亡生涯，先是逃到香港，后来辗转来到大后方云南昆明，1942年考入了闻名全国的抗日民主堡垒——西南联大。在那里，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抗战结束后，联大解散，北上复校，我随着队伍进入北大，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后来，我进入解放区，调入中央青委（即后来的团中央），接受组织分派的任务，到农村参加土改、支援解放战争等工作。

1949年，我仍在中央青委研究室工作。不久，领导通知我，我国建立空军，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人才，要从各单位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空军工作。于是，我作为“优秀干部”之一被组织选调到哈尔滨第一航校担任政治教员并兼任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

1955年，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担任政治组组长。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动员报告。他传达中央整风的精神，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还举了毛主席的一个例子，大意是说在陕北的时候，有一天打雷，劈死了一头牛，有一个老太太说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当时保卫部门就说她是反革命，要把她抓起来。毛主席不同意，并说要了解人家为什么这样骂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才知道：陕北本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如今干部军队几万人一来，老百姓公粮负担太重，所以普遍有怨言。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军民关系也大大改善了。刘亚楼司令员用这个事例说明，共产党要听取不同意见，哪怕骂自己的难听的话也要听，从中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他还检讨说，自己脾气急躁，常常骂人，影响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改正缺点，等等。

当时空军党委要办一份专门给空军高级领导干部看的《整风简报》，要我们政治组的同志分头到空军所属各机关看大字报，参加座谈会，把大家意见收集上报，登在《整风简报》上。于是我们分头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大家普遍反映说，刘司令员报告态度很诚恳，很受感动，于是他们打破了顾虑，说出了原来不敢说的心里话。建筑部有一位工程师挨过刘司令员的骂，刘说要枪毙他，从此他就很害怕，不敢见刘司令员。有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觉，因此希望刘司令员“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有一天晚上，政治组的同志回来一凑，许多单位都有类似反映，于是大家说，我们应该响应刘司令员的号召，贴大字报，希望能早日引起刘司令员的注意。把大字报内容凑齐后，谁署名?这些同志过去都因为家庭、历史等问题挨过整，被斗怕了，都不敢署，就说：老李，你是组长，是我们的头，又是老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署吧!我们支持你!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出于爱护党的忠心，就署上自己名字，不知却惹出大祸，使我终生痛苦。

这张大字报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因为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为《整风要和风细雨》，我们就跟《人民日报》学，而且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主要是请刘司令员向毛主席学习，少发脾气，少骂人，所用的语言也几乎是刘自己检讨时说的话，只是多加了建筑部那个工程师发言的例子。

我的大字报贴出两三天后，空政大院内就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致声讨我这个右派，把我先后关在地下室和楼上的一个废弃了的厕所里；怕我跳楼自杀，还用木板把厕所的窗子钉死，派卫兵在厕所门口把守，开大小斗争会，把我像排球那样推来推去。

先定了性，再找证据。这是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个常用手法。吴法宪他们从我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方面找不到任何毛病，就从我的“现实表现”中找到两个“罪证”：其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其二是有一系列反党的理论和纲领。

罪证之一：50年代初期，为了能阅读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原著，我刻苦攻读俄文，1955、1956年我翻译了两本俄文书籍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是：《成长中的一代》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写了《论公私合营企业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质》一文(此文长约8000字，《大公报》1956年12月23日发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4期转载)。

1957年初，空政机关评先进工作者，因我工作一贯表现好，且翻译出版过书，又有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且被《新华半月刊》转载，是“向科学进军”的成果。于是把我选为先进工作者，戴大红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一起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

不想，仅仅过了几个月，我这个先进工作者却变成了右派，原来受表扬的先进事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追求名利的“罪证”。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有人说我因个人名利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展到反党，云云。同一件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罪证之二：吴法宪等派人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六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论定息性质的已发表的文章，另外5篇，有一篇是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笔记，其中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的论点，提出质疑。另外4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当时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正在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参加争鸣。这5篇文章都是初稿，没有发表。吴法宪等把这些文章搜出来，我心中还暗暗希望，领导上可以了解，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原则(即官员收入不应高于工人)、到共产主义社会工农、城乡差别应消失，联系中国实际研究问题而写的，不是反党。可我太天真了，吴法宪等把我的这些文章当作抓住了我反党的罪证，当作我的反党纲领和理论。批判大会上，说我胆敢对斯大林的伟大著作提出质疑，真是胆大狂妄；说我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在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简直“罪大恶极”。我的罪名因此升格，从右派升为“极右”——空军头号右派！

在空政大礼堂，在吴法宪的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共一两千人，开了整整6天的批斗我的“反党纲领”的大会，不容我做任何分辩。

比起其他兵种来，空军知识分子特别多，他们是把我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典型来批斗的，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发言的都是各部队的宣传部长、宣传科长和理论工作者。

有一天，在散会走出会场时，有一位刚在会场上批判过我的宣传部长迅速地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对我说：“你的文章都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批判你是不得已，是违心的。”说完马上就跑开，消失在散会的人群中了。这使我感到一丝丝的安慰：到底有了解我的人!但我也知道，在当时气氛下，谁也不敢公开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否则，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

为把我搞臭，吴法宪等把我写的几篇文章都印出来，装订成16开杂志大小，印发全军。其中一份也装进我的档案袋。在1979年为我平反时，我的这些“罪证”也退还给我。这使我在22年之后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思路，抚摸至今还滴着血的心灵的创伤。

我被定性为空军头号右派以后，宣布开除我的军籍和党籍，每月只发生活费20多元。我心如刀割，天啊!我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十多年，如今竟被开除党籍!

1958年春，我被两名持枪士兵押送，发配北大荒劳改。
……

（八）

时光转眼到了1982年，我已经是工人日报记者了。夏天，部主任派我去采访空军双文明表彰大会，这是我步入新闻界以后接受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的采访任务。我怀着一种新鲜和好奇的心情来到了会场。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几个年轻的军人，听说我来自中央新闻单位，他们显得既客气又热情，一个军人给我安排住处，端来茶水，递上材料。他说，他是空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有事找他联系。

我并没有和别的记者一样急着了解大会的情况，而是突然间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控制了。

空军，空军政治部……我的心感到隐隐刺痛。二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苦难旅途。

吃饭的时候，年轻军人殷勤地向记者们频频举杯，夹菜，说着开心的话。他问道：各位记者还是第一次来空军吧？别人都点头敷衍，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冲动，冲口而出：我和空军有缘份，我父亲当年就是空军。

大家都满怀兴趣地扭过头来看我，那个军人显得更热情了：是吗？您父亲在哪个部门？尊姓大名？

我说：就在空军政治部，不过他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头号右派，他叫李凌。

众人哑然。

饭后，年轻军人走到我身边，表情凝重地说：李记者，我们都知道你父亲的名字，我参加了空政为他平反的工作。请代我向你父亲致意。

此时我心绪难平，我想起在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发生在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妈妈身上的一件事。

1957年的夏天，妈妈和《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到总政去了解部队反右斗争的情况。接待他们的一位军官介绍说：“部队里也有右派，比如空军就出了个大右派，名叫李凌，他曾经是领导上培养的重点，先进分子，可现在，却成了一面白旗，空军头号右派。”妈妈当时对爸爸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她听了这些话如遭五雷轰顶。

妈妈有一篇写了一半的日记，将她当时痛苦的心理描述：

“看着他的背影在暗淡的路灯下消失在小胡同的尽头，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屋内，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成串地流出来，流吧流吧，让它流吧，愿泪水冲去我心中的痛苦和抑郁。这难道是真实的事吗？多年的战友、伴侣、爱人，突然之间成了敌人！？……这个幸福的家庭从此失去了幸福。……”

妈妈的那次采访和我的这次采访，间隔25年，母女两代新闻工作者，遭遇完全相反。

我望着会场上那些年轻官兵的身影，他们都是空军的精英人才，我想：他们年轻有朝气前途远大，多像当年的父亲！可是还有谁记得父亲？还有谁了解那个黑暗年代？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也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可不知为什么，一见到满头白发的父亲，我突然会有一种愧疚感，我为自己年幼时对父亲不近亲情的作为而深深地自责，我不能忘记那些用荆棘编织起来的苦日子，我也在反省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这段崎岖曲折的心路历程。

我现在对父亲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敬重他，钦佩他，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深感自豪！

我最亲爱的妈妈几年前驾鹤西归，她已化作美丽的女神，站在高高的云端，含笑俯视着自己的亲人在这块播种了苦难与希望的大地上徜徉……

五柳村2008年3月3日收到。

五柳村中的李凌先生的文章：风雨同舟六十年--我和小马60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小马即李凌先生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