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刀萝校服: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四十一年的不倒翁——阴谋家康生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四十一年的不倒翁——阴谋家康生

康生原名张宗可，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山东胶县（现为胶南县）一个大地主家庭。

一九一四年康生进入青岛德国教会礼贤中学读书，三年后毕业。一九一五年，与陈宜结婚（婚后生一子一女）。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时任小学教员的康生受新思潮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康生到中共所办上海大学就读，一九二五年，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YI）欧相识，并一起参加中共，从此参加革命，主要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七年“4.12”事件后，康生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年底与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秋，康生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三0年，王明以批“立三”路线，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康生与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三一年，康生赴苏联，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王明为团长）。追随王明，将大批在苏联与王明、康生意见相左的的中国留学生打成“托洛茨基份子” 借苏共契卡之手，将他们流放、关押、杀害，受到王明青睐。

一九三四年，在中共长征前夕在江西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提携康生，尽管康生未出席大会，仍取得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头衔。

一九三七年，康生回到延安，任社会事物部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康生面目最“左”，叫嚣要揪“托派份子”，亲手制造了多起冤案，最后由中央给他擦屁股，平反冤案。

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共召开“七大”，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想与姚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的宝座，结果败下阵来，仅得山东分局书记一职。康生大为不满，从此得了政治病，躺下不干。遇有中央大员来探视，康生不厌其烦的强调“我工作有错误，但不是奸细。”

从一九五0年夏起，在北京、青岛等地“养病”五年，终日在病房写字绘画，篆刻金石。

一九五五年底，康生“病愈”。

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八大”， 康生当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从事“理论”研究，康生千方百计接近毛泽东，谋求毛的信任。

一九五八年，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康生，好说大话、假话、昏话，热衷于“穷过渡”。到南方半年，除去路途时间，100天内竟作了70次报告。说什么“将红薯接到西瓜上，红薯长得西瓜一样大”。“农村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就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不甩掉这个包袱，怎么革命？革命就得革掉儿女情长，一律要男女编队（男女劳力编队分开劳动、居住），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一身轻松闹革命，这就是生产力大解放。”康生要教育界打破常规，“教育部指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河南有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课程，还有更先进的，十天就毕业，人人考试合格”。康生70次讲话均有记录，共有150万字。这位为制造神话大放厥词的“牛皮大王”简直就象一个酒疯子。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泽东总结大跃进工作教训，主张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提出要学习海瑞。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京剧界也请吴晗写出剧本《海瑞》，以后剧本又更名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后江青认为，当前群众生活困难，上演骂皇帝的《海瑞罢官》有负面影响。一九六四年，康生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与庐山一九五九年会议有关，目的是替彭德怀翻案。一九六六年初，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吴晗与彭德怀并无组织联系，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的说法，其发明权是康生。在场的康生当面于以承认。

康生捕风捉影，凭空捏造事实污蔑吴晗，本是狗改不了吃屎，目的是取悦毛泽东。以后他伙同江青叫姚文元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舆论界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从此，中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还撤消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还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林彪还毫无根据将四人列为“反党集团”，以后又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下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顾问康生。后来几年，“中央文革”几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五月下旬，“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事在社会上并未公开，康生为打击更多的老干部，搞乱北京，要其妻曹轶（YI）欧到北京大学，找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曹的老同学），授意聂写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并许诺聂将一举成名。聂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将大字报内容以电报形式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推荐，并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建议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毛泽东批准了康生请求。从此，全国大学开始大动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大谈政变经，说什么有人要搞政变。康生为讨好林彪，打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他无中生有制造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对天真的学生说，贺龙曾策划“二月兵变”，“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发枪700条，在什刹海架大炮，炮口对准中南海”。之后，“二月兵变”的谣言风靡全国。一九六九年，贺龙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中央文革“成员理屈词穷，无以应对。康生决定向毛泽东告黑状，他歪曲事实，说这些老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要否定延安整风”，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二月十九日晚，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后，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从此林彪、江青一伙人把持中央大权。

康生批斗了这些老同志后还不解恨，又向红卫兵写条子，要他们“揪叛徒”。此事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康生就向中央写报告，将他一九三六年亲手参与处理，并经中央批准出狱的六十一同志胡谬为“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为制造“刘少奇包庇叛徒集团”神话，康生指使人对关押中的张闻天（193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安子文（文革前任中央组织部长）进行威胁利诱，要他们证明六十一同志出狱是刘少奇个人批准的，遭到两同志严厉驳斥。

康生为整老干部，无须调查取证，仅凭他想象或感觉，一句话就可将人治罪，仅从他炮制的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一案就可见一斑。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夜，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烟雾缭绕，人们目光呆滞，康生上台讲话，向赵健民发难，以下是对话内容：

康生：赵健民，你是如何支持（云南）“炮派”，给他们出坏点子的？

赵健民：我没有支持“炮派”。

康生：赵健民，你1936年被捕是如何自首的？

赵健民：我没有自首过！

康生：你还骗大家，你就是叛徒！

赵健民（双手发抖）：康老，我不是叛徒，历史会证明的，你要实事求是！

康生：我看到国民党特务的一个计划，你（赵健民）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搞乱边疆。我根据40多年革命经验……，我有这个灵感，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同我们有刻骨仇恨！

赵健民：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要求中央审查！

康生：你写个条子（申请）吧，中央会审查你的问题。

赵健民写完条子，康生把手一挥，两个军人立即将赵逮捕，带上手拷，押出会场。

赵健民后被关押八年，坚决否认“叛徒罪行”。直到康生死后的1978年7月，才得以平反。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揪叛徒’的恶风(六十一人错案已于一九七八年平反)。

康生、江青搞了一个材料，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百分之七十二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说康生、江青等人已伦为“政治疯狗”，一点也不过份。

一九六八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造反派”为争权夺利开始大规模武斗，国内开始全面内战。康生又怂恿“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为帮助林彪排斥异己，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制造诸如八日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八月底，毛泽东对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混乱事件大为不满，痛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康生慌了手脚，急忙嫁祸于王力、关锋，八月底，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后三人均被判刑）。

一九七三年在中共“十大”上，林彪集团成员被逐出中国政治舞台，一批中共元老（包括邓小平）复职，康生虽然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作为“文革”派的狗头军师，感到并不轻松，又不断策划针对周恩来、邓小平阴谋活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一)．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诬蔑。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
“四人帮”的问题。

十月十七日，“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批评了江青想要“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乎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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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

江青、姚文元等根据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康生从一九七0年十月又“病倒”了，有人说他得的是“政治病”，原因是当年九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康生支持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毛泽东大为震怒，陈伯达（中央文革组长）被审查，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罪行败露，黄、吴、李、邱（军队里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被审查。康生深知自己这个“文革暴发户”整人树敌过多，难以逃脱“翻船”的命运，决定尽量不抛头露面，给人以错觉。但仍不断为“四人帮”出点子。

到一九七四年，康生真病了，下部长了一个瘤子，终日流浓。康生沉思，邓小平复职两年，中国各方面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四人帮”在元老们面前，最近老打败仗。自己决不甘心失去与“四人帮”经营十年所共同所窃取的权位，康生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时日不多，决定有生之日，要再与元老们一搏，首要任务是将邓小平再次打下去。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康生拖着病痛的身体，来到毛泽东住处，说自己快要见马克思了，今生无所求，只想尽“忠言”。康生污蔑邓小平搞“反攻倒算”
要“复辟”，想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

十一月，江青到清华大学煽风点火，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蔓延全国。次年四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恶贯满盈的康生因癌症病死。但在他的讣告上，他的头上被带上三顶桂冠—-“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决定永远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将其骨灰移出八宝山公墓。

康生生前官场未曾失手，幻想死后流芳百世，却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资料来源：《阴谋家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