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小金人是纯金吗:1949年的黄炎培

1949年的黄炎培

朱迅 垚

    有人跟我说，你知道什么是“一乱一治”吗？我说可以说来听听，他说，你读历史，肯定知道，历史上“一乱一治”太多了，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规律，我们不能要求太多，还是安于现状最好。

        听到这句话就想起高中的时候，我在政治课本上读到当年老毛和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率的典故。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你们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时我15岁，看得很振奋，我不会料到很久以后会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重新去看这个典故。1949年时的黄炎培放弃了从不做官的清高，毛用他的文人策略笼络了这位中国民主党派的一号人物。中国的传统叫做“士为知己者死”，文人可以清高到不怕死，但是文人却可以为一个所谓知己的领袖抛弃太多东西。

        黄对新政权抱是很多期望的，甚至出任人大副委员长，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意气风发，民主党派也意气风发，有谁不是意气风发呢？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总是抱以乐观的态度，这个时候发出任何质疑之音都是不和谐的。

黄没有料到7年以后，他的大部分盟友就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失语了，彼时中国民主同盟已经不再是40年代风华绝代的民盟，他们甚至无法再炮制“七君子事件”，无法再出现一个闻一多了，他们先是被怀柔，接着被阉割，最终面对威权完全屈服了。什么样的黑暗是最恐怖的呢，应该是黑洞，因为没有任何光能够从里面逃出来。

        我想，我们曾经错过一个好时机。不知为什么，看到1949年毛黄二人的对话，我总会想起美国独立战争，战争打完了，华盛顿做了什么呢？他和杰斐逊商议了一下，开了个简短的会议，把自己手中的军权交了出来，然后就回家了-----他不是袁世凯或蒋介石那种中国式下野，他是真的就回家了，经营他的农场，等新政府经过决议成立了，他才出来做总统，以下的事情大家更清楚了，他做了两届，决定不做了，回家养老了。

        看到这里总会有些感慨的，我知道，有些国情论者又会跑过来对我说，中国和外国不一样，我们党也和华盛顿不一样。的确，我承认我们历史太源远流长，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也从未被契约论哲学所代替过，但是，一切不能有个开始吗？

        我总在想，你们这些国情论者总说东西方不同，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历史上腥风血雨的王朝更替以及充满阴谋诡计的宫廷争斗，我们的东方政治到底有什么？每个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一种理想，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你见过有哪个人没有打出“爱民”的旗号吗？

        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西方）确有不同，我们的政治是道德伪饰下的专制，道德和理想是用来维护专制的。在黄炎培看来，在一个王朝开始的初期，总会有兴盛期，因为这时候，统治者是愿意为这个理想奋斗的，因此“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然而，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礼教崩溃，专制横行，因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个政治哲学被很多人归纳过了，比如“人治”，“德政”，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许会“其兴也勃”，但是更会“其亡也忽”，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律。

    怎么克服这个规律呢？怎么避免这样一个循环呢？老毛说的是对的:“民主”。比较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认为他试图去超越，也试图去“全民民主”（文革），很遗憾，毛没有去过国外，也没有系统学过西方政治学理论，如果他学了，也许现实会不一样吧。

    为什么说他没有理解这个德先生呢？我认为正是他的理想性断送了德先生在中国的前程。我相信他认为自己所崇奉的马克思这一套理论是可成功的，他甚至激进地相信“大同”，相信完全可以超阶级地平等，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他却忘了，这正是“民主”的大忌。  

在德先生制度下，个人理想只是个人的，甚至某一团体的理想也只是这一团体的，如果要以强权去强行推行某个个人或团体的理想，这就是践踏德先生。简而言之，民主是希望推出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只有行政权，由民众来选举行政首领，这个首领只是代为管理国家事务，首领个人的理想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能实施，首领的个人想法得不到同意也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执政，首领的首要任务是代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他的理想是次要的。

        所以说，民主制最大的忌讳就是以某群体的利益或理想去代替社会全体的利益，如果某党派以一种理想的名义要求消灭其它思想，那么这种理想就是值得怀疑的。

        在德先生看来，理想和个人是不可靠的，制度和民意才是可靠的。所以说，“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不是最坏的制度”。

       今天，重新看很多人，再回想起1949年的黄炎培，不免觉得有些倒退的感觉。记得杜牧曾经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现在我们国家暂时勃兴了，但是，很多人因为这种勃兴认为我们不用考虑那个贯穿了我们几千年历史的历史支配率，他们认为眼前就很好，不用想未来，而且未来不用那么悲观吧。

        我在想，是不是19世纪初的大清朝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呢，他们不会想到会有1840年以后一百年的屈辱。如果我这么说，大概又有国情论者过来说了，他会说，今天中国已经与过去不同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强了，我们现在需要民族主义，我们不要学西方，中国就是好的。这句话的腔调怎么那么熟悉呢，在同光年间，我们曾经听到过。

        我们还能够居安思危么，还是居安思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官调？我想国家是在进步的，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克服这一乱一治的王朝更替率就必须去欢迎德先生，我们为什么还陶醉在和谐之音中并且拒绝去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