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商店排名: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必讳言的是，生在像我这样的家庭是很令同一代时代的人羡慕的。我出生在解放初，当从有记忆的时候起，便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生活。我父亲陈士榘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秋收起义、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百万雄狮过大江.......这让一代中国人肃然起敬、充满着史诗般传奇色彩的事件，父亲都参加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人物，也都对父亲的工作做出过很好的评价。不管我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是否意识到，我的一家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在“上流社会”。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父亲同许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昌盛，忘我而英勇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父亲指挥战争的才华很受同辈战友的赞赏。
　　但是，作为子女，我们又特别看重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我们特别惋惜父亲没有处理好同母亲的关系，也使我们子女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他们“冷战”阴云中。他们在晚年离异，后来几乎不再来往，只是1995年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见到叱诧风云的父亲僵硬地躺在那里，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艰难与幸福的岁月，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此刻才突然消逝了。人走上黄泉路，生者对死者也格外宽容。
　　作为子女，没有资格也无法准确地评价他们的关系，但子女却可以如实地回忆，给后来人一点启示，也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开国上将的不凡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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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打倒老干部的狂风中
文革打倒老干部的狂风中，毛主席对父亲说：“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父亲1927年入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正是老干部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成员，这个办公厅由7名政治局委员和3名中央委员组成，父亲在中央委员中排名最前，但也惶惶不可终日，指不定哪天被打倒。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句话无疑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即使这样，一心崇尚“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父亲也没敢替关在狱中的母亲说一句话－－尽管母亲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在延安的丑闻。
　　再回到被毛主席称为“同一山头”的井冈山。父亲所以一辈子紧跟毛泽东，是他在那时起就感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实在了不得。父亲记得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上井冈山时，从一个人们根本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论证，主席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能把土匪问题解决得了，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也上山去当“大王”。在场的一些同志想，国民党本来就骂我们是土匪，我们何必拣这个骂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父亲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一席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感觉毛主席如神一般，那时井冈山才几个人啊，谁会想到从这座山出来的部队会天翻地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格局啊？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他多次和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可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主席从来不带枪。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罗’。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当然，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关于枪的“交易”还有一次，那是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一支类似现在“掌中宝”的微型手枪。父亲爱不释手，但是感到还是送给他的上司林彪更好。林彪看到后喜出望外，把玩一阵后他说还是送给毛主席。毛泽东拿到枪后看了一看，放在一旁，无所谓地说：“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代表，父亲做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仕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毛泽东让父亲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父亲用聂荣臻的望远镜观察好地形，主席半开玩笑半是安排任务地叫父亲“设营司令”。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却突然发现前面只是一条烂泥浅滩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
　　1938年3月17日，父亲率部队在晋西与日寇奋战，他当时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兼晋西游击支队队长。战斗非常激烈，父亲奋不顾身地指挥，突然，日军一发炮弹在父亲的左侧爆炸，他全身上下九处负伤，由于伤势较重，贺龙指示医务人员将父亲尽快转到延安医院治疗，于是他住进了延安军队医院。住进医院，父亲非常焦急和烦躁，他感到战事太紧，就这样躺在医院里实在无聊。
　　一天，一个骑马穿着军装的女干部来到医院，看气派绝不是那种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子。这个女干部非常白净，说话也细声细气。她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和王耀南同志，还有一封信。”信封上是遒劲有力的毛体字，信中有200元钱，还有鼓励父亲尽快养伤重上前线的勉励。
　　父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父亲打量了一下这位女同志，看到院子里那匹自己很熟悉的毛泽东一直在骑的马，他断定眼前的这个女干部就是江青，因为在当时许多八路军将领都知道毛泽东和一位上海来的女演员结了婚。父亲于是对这个女干部说：“谢谢主席的问候与关心，您告诉主席，我会尽快养伤，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父亲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只是转战南北，不知哪一天会去见马克思，他就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保存，解放后父亲向这位同志要，可惜已经丢失了。父亲为此后悔了几十年。
　　

我和父亲为毛泽东而争论
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父亲到了晚年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有次谈起一个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父亲说：“文革中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也值得同情，可是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镇压胡风集团、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每一次都是他打头阵，每一次都是上纲上线，但是我们公开的报道都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整人，这就会以偏概全。还有一位威信很高的军队领导＊＊＊，他的确很了不起，可是解放初期，他也整过刘帅。所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主席，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在整人。”
　　我有时与父亲辩论：“不管怎么说，就像党中央作出的决议，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确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也是最大的！”
　　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地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父亲的确有一种朴素的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同时有同样朴素的忠君思想。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大几、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即便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光他们为一个理想忍辱负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就够我们学的。但他们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
　　“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还领导着一个军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是搞现代化真是勉为其难。”
　　但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史。
　“你非要写我，还是等我死了以后吧。”
父亲与母亲在80年代初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他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他本来是那么威武魁伟，他指挥起千军万马来是那样得心应手，他从十几岁参加革命到退下来之前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可是他终于无所事事。
　　有时候我们和他侃侃，想让他高兴，我对他说：“我想在以后帮您写一本传记。”父亲似乎不大相信地说：“你能写？写出来人家会说你替老子树碑立传，要写就写一个真实的我，你非要写还是等我死了以后吧！” 他多次说起过，我打了一辈子仗，政治家算不上军事家总可以吧，可惜的是共和国的军事家没有他的份，如果真正比较一下战场的业绩，他完全够格。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风头出尽的将领，至死感到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他是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世界的。
　　也就是从他默许我为他写传记那一天起，他真的和我聊起他的一生，只有回忆起他风风火火干工作的岁月，他才会忘记烦恼和寂寞。那一段时间使我全方位地了解了他，也让我坚信有朝一日要把他的人生道路公布于众。
　　父亲似乎永远是职业军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他不和我们拉家常，也不问我们干什么。有一次二哥说他没有工作，只能从外地运点小商品回北京卖，小生意干得很有兴趣。父亲对今天商品经济的语言已不懂，只是用他年轻时的术语对二哥做了评价：“跑单帮呢，也好啊。”
　　他最高兴的事情是那些和他一起革命的老人来看望他，有一次中顾委委员、父亲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来，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做最后结论，门岗不让进。何长工生气地说：“我是何长工，来看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士榘！”说完就带着警卫进了父亲的小楼。
　　那时陈永贵也来，他还为父亲做山西刀削面，两个人聊起天来也很高兴。他们两个一个在军队，一个管农业，按说没有什么工作关系，1969党的九大主席台上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并一同当选中央委员，也由此交往。
　　有次我听见陈永贵对父亲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会更加瞠目结舌的。不过，陈永贵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年全国学大寨、修梯田，几百万人参观大寨同样是巨大的浪费啊。
　　父亲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他刚过40岁的妻子感到这些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父亲到祢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终日陪伴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能留下“是你”的回答。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父亲真的觉得自己又去另一个世界找毛泽东，又要打游击上井冈，他是带着欣慰和理想乃至一丝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
　　

茫然的父亲
不管我们是承认还是回避，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留有余地，文革对我们这一代和父亲那一代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巨大的影响。
　　文革的确改变了很多人家的命运，有的用这个契机飞黄腾达（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有的饱受磨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贻误了一生的前途。但它作为一种民族性的灾难，已经载入了中国和世界的史册。
　　和好多老干部一样，父亲对文革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看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和首长一个个被打倒，一个个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成为人民的敌人，从心眼儿里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但是，毛泽东的印记在他们那一代革命军人眼里，实在是太神圣、太不能怀疑，太有魅力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们还要维护党性的原则，维护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他们不可能发出质疑，他们更不能对抗。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是那样狂热地对待这场号称意义远远胜过巴黎公社的运动，作为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只有无条件的服从。
　　父亲尽管在党内大事上“无条件服从中央，服从毛主席”，但是在具体的运动中，父亲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1966年至1970年担任工程兵党委秘书的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真是一个不喜欢整人的老干部。早在文革前不久，由于知识分子在各个单位都是被改造对象，心情相对比较压抑，有的希望到地方工作。陈司令却一再说，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离不开知识，今后所有的大学生不能放，实在有特殊情况的也要工程兵党委讨论。”
　　1969年，30多名研究所的干部因为所谓派性因素被列入复原名单，其理由是站队战错了。父亲看到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份子，便坚决予以制止：“干部一个不能走，几个研究所的都要执行！”“宁可减少一个连队，也不能放走一个人才”“有的同志犯了错误，要立足于教育，不要当成包袱甩掉”
　　父亲还在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大胆吸收一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入党。就这样一大批人才被保护下来，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后来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师级甚至军级干部。其中有一位留苏的技术干部也被留下，改革开放后，这个干部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升迁到一个军队院校的院长。他很感恩父亲，虽然工作繁忙，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仅来参加追悼会，还在父亲骨灰送往湖北老家的时候，推开政务迢迢千里地赶去。
　　文革中父亲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尽管也有造反派，但在工程兵机关始终没有发生武斗更不要说死人。当然，执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当时在台上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也包括父亲。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实际上就是打倒一切，父亲当然不能幸免，他也是在风雨飘摇和惊慌失措中过来的。就是后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在没有被打倒前也是满腔热情地参与文革的。少年时代我对陶铸同志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中南海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直到他自己被打倒，这条定律也依然存在。
　　我们年轻一代也议论过，某种程度陶铸被打倒也并非坏事，做为中央文革顾问，如果再干几年，其结局真的很难说。所以我们几个弟兄也以一种并非宿命的观点说：“如果父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那真是因祸得福。”
　　

父亲制止部队向群众开枪
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岁月，人人自危，人人害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父亲也同样，他怕株连家属，更怕以“反对毛主席”的结论让他伤害他最崇拜的人。那个时间，他的大字报也很多，抓住他讲过什么话无限上纲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少造反派要冲击办公楼，抢保密柜，查所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甚至有人公开监视党委、常委的正常工作。
　　有的造反派冲进办公室甚至家里，当面质问有关领导，更有些领导脑袋上被扣上痰盂。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父亲当时疲于应付，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来京造反的学员们谈话，让他们返回学校，不要冲击机关。这种轮番谈话常常让他顾不上吃饭，一天只能睡上几个小时。
　　不少干部对于形势难以揣摩，父亲在工程兵会议上对将军们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过去枪林弹雨、流血牺牲都过来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只要军委没有免职，我们就要负责任地工作。”同时强调：“无论怎样不能抓学生”。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军队院校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人收缴单位印章进行夺权。父亲对他们说，党委绝对不能承认这种夺权，部队不同于地方，有很多战略机密，如果流传出去，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后来他们交出了印章。
　　父亲和一些工程兵的领导也曾经被关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一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造反派居然说：“陈士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总理办公室当然拒绝了这种狂妄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一场民族大###，说它乱，它又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运动又非常无序。1968年，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搅得天下大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维持。父亲领导的工程兵也接到命令，以“三支两军”名义参加制止武斗的行为。
　　父亲预感到双方都有枪，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人民军队向老百姓开枪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反复提醒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政策，绝对禁止感情冲动，开枪动武。果然，有一天机要部门送来一份工程兵驻渝部队领导同志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一个群众组织开枪打死工程兵制止武斗的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整个部队义愤填膺，一些部队的领导和战士想开枪还击。
　　父亲的秘书回忆说：父亲得知部队要开枪还击，非常焦虑，他立即找来“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由父亲口述起草了给驻渝部队领导人的电报，以特急形式发出，要求他严格掌握好部队，绝对不准向群众开枪。
　　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三支两军”部队归所在军区指挥。父亲不放心，又给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打电话，讲了他的意见，强调不能向群众开枪，不然会铸成大错。
　　当然，工程兵司令部机关也有人对父亲的做法有意见，认为部队不能忍让过分，要对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开枪还击。父亲不让步，说：“要坚决执行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
　　我感到父亲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犯最不该犯的错误，我感到特别欣慰。
　　

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1)
（1）父亲与谭甫仁还要从井冈山说起
　　谭甫仁是建国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首长，他死在乱哄哄的文革中。他与父亲相识于1928年春季，正是父亲参加的新城战役。那一次仗打得干脆漂亮，一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我父亲当时在红四军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当时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身上的财物都由他们自己保管。红四军当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俘虏中挑一些出身好且愿意跟红军走的人，把他们经过教育训练以后充实到红四军的连队中去。
　　一天，我父亲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这个俘虏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我父亲立即跑上楼去，想找到这个唱歌的俘虏。
　　《国际歌》有着神奇的魅力，父亲对我说过，他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是他一生中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和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刻，这首歌给了他那么多的鼓舞和联想。另一首就是《国际歌》，父亲说《国际歌》在鼓舞无产者砸碎旧世界而不惜牺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极，所以列宁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知道《国际歌》在无产者中的分量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亲也正是听到了《国际歌》突然拉近了与这个俘虏的距离。
　　但看见我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我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我父亲这一问，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澎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本来打算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奋斗到底，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
　　谭甫仁在逃亡过程中，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吃饭成了唯一的需求，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我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并安排了他与东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云卿见面，因为谭甫仁参加过朱云卿的部队。朱云卿此时是红四军一团的参谋长。
　　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2）谭甫仁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的千古绝唱
　　当即我父亲叫来传令兵，要他带着谭甫仁到团部去见朱云卿参谋长。朱参谋长跟谭甫仁可亲了，朱参谋长不但认识谭甫仁，还知道谭甫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东江起义中，朱参谋长和谭甫仁曾经并肩作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后来部队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由于父亲与谭甫仁的特殊关系，他多次向我讲述过谭甫仁的经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知道政委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中常常见到谭甫仁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谈论工作，那时业余时间也都被工作大量地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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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2)
父亲也向我讲过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的事迹，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687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将流芳百世的诗词，那就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当时部队弹药紧张，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几发子弹，所以决定把敌人引入近距离再发射。由于敌人装备比我们好得多，如果攻上来会导致我们重大伤亡。团长朱云卿观察敌人已经很近，甚至他们士兵的表情都已经看见，他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由于距离近、敌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枪枪有人倒下，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动向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可怜的一发子弹了，只见谭甫仁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几十斤重的家伙身上，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听见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敌群，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惨叫不断。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3）谭甫仁中将被暗杀前几个月，我曾经拜访了简朴的谭叔叔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父亲说，谭甫仁是个难得的部队政治工作者，看他后来的履历，也大多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一代军人也许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乃至不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业，个个都是工作狂。1959年谭甫仁到武汉军区后，就在想着政治委员如何做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尤其解放已经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队还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为了选好这个榜样，谭甫仁深入调查研究，他感到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培育了六连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 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而那时谭甫仁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枪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
　　在谭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云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训。尽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队首长也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部队的伙食是比较单调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肉。
　　那是1970年春，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贪图吃的年代。当时部队派我到昆明，事情办完后，我很想到谭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直奔昆明军区。警卫看到一个小孩子找政委，有点怀疑我是故弄玄虚。我很自信地说：“你就告诉谭政委，我是陈士榘的儿子，我父亲让我来看望他。”
　　

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3)
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我在等待着一顿美味午餐，但是军区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云南过桥米线外，还有三四个菜，也没有多少我梦寐以求的肉，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4）父亲说，早知道谭甫仁死的这么惨，不如留下他
　　几个月后，我们非常震惊地得知，谭甫仁夫妇双双死于非命。由于我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亲闻知后的感受，我估计他将是很难过的，毕竟是艰苦年代一同走过来，共事又这么久远。
　　后来听妹妹陈小琴回忆，出事后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谭叔叔家吃完饭的一个插曲，我向谭叔叔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从1968年到1970年，我还没有和家里通过电话，想在他家打个长途给父亲。谭叔叔当即让秘书把我带到一个军区机关打了长途，父亲先是埋怨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同时让我转告，一定让谭叔叔多保重。父亲的含义与其说是身体的告诫，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告诫，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太险恶了。
　　几年后，谭甫仁的一个儿子曾经到北京找过父亲，父亲见到他的儿子很难过。事过多年，父亲谈到这件事还感慨万端。父亲特别说，早知道这样，应该向中央打报告，千方百计地把他留在工程兵，那也就不会夫妇二人惨遭杀害了。当然，即使打报告也阻挡不住，因为谭甫仁将军从工程兵到云南是毛主席亲自点将，那是谁也不可能提出异议的。
　　父亲说，1968年中央把谭甫仁从工程兵调到云南，大家都没有准备，连谭甫仁本人也是突然间接到命令的。
　　云南当时是“文革”的重灾区，而且难以控制，武斗也在不断升级，这种武斗来源于江青的指示“文攻武卫”，文革初期江青还不像后期那样臭，很多人认为她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纷纷拿起武器互相攻击。造反派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处于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
　　这一切传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当时真正着急的是周总理，因为他要不仅要管“革命”，更要管生产，而后者才是最难的。周总理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本来和父亲共事的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父亲说，他得知谭甫仁要离开工程兵真有点舍不得，但是谁也阻拦不了，这是毛主席点的将。
　　1968年1月２4日，谭甫仁走进了乱哄哄的“云南班”。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还有“林副主席”）委托，谭甫仁以“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云南班”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２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云南已来了八百多人时，毛主席大手一挥，摇头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5）毛泽东让谭甫仁做云南王
　　那天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兴奋、紧张和不安地走进去。文革年代，即便高级将领也很少能够见到毛主席，更不要说和毛主席谈话了。毛主席向来是夜间工作，和下级见面也从来不拘一格，谭甫仁为之一惊，因为主席披着一件睡衣。谭甫仁还是很紧张，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毛主席视为“神”。
　　

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4)
毛泽东的确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首先讲起了云南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谈起来也深入浅出。毛泽东向来是个古为今用的大师，那个年代历史是个禁区，谁也不敢涉足：如果说哪个皇帝有作为，就是美化封建统治者；如果说哪个皇上是个昏君，就是借古讽今，影射毛主席，罪过就更大。全中国也唯有毛泽东可以随意阐释历史。
　　毛泽东谈到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最后，毛主席跃过数百年历史，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谭甫仁几乎插不上话，因为听毛泽东讲话是何等的荣誉啊，况且一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怎么能同如此渊博的毛泽东对上话呢！
　　毛主席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
　　谭甫仁出了中南海，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走前对父亲说：“咱们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在工程兵和你共事也很踏实，但是到云南就有点没底，如果你一起去就好了。”父亲也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说：“这是主席对你的信任啊！”
　　1968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由于要在北京办好两个班，故推迟上任。
　　6月底的一天，周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了他，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全面工作。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当起了“云南王”，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关于谭甫仁的死，社会上流传的非常离奇，但是做为陈士榘的家属，当时就知道都是编造的故事。
　　谭甫仁离开人世是1970年12月17日，林彪在文都尔汗折戟沉沙是1971年9月13日，相距仅有几个月。而谭甫仁从井冈山时代就与林彪共过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所以很多人都把二人联系起来。当时的新闻是全封闭的，民间一点不知道谭甫仁的死因，由于把事情捂的过死，所以谣传也就更厉害。
　　（6）传说谭甫仁奉林彪之命打周总理飞机是民间编纂的版本
　　流传在全国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谭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来飞机：那是谭甫仁死前几天，云南王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在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说他是云南王，是因为他担任着云南最主要的几个位置：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忐忑不安，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采取了退一步的战略，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迫降从缅甸飞向昆明的民航客机。
　　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也在指挥着下一步行动。飞机下降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走到悬梯旁，跟着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谭甫仁彻夜不眠，他在灯下写检查，怎样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经被卷到###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
　　凌晨，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军人在卧室内连开五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杀人灭口。
　　这真是一个如同惊险电影一样的版本，如果拍出来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领袖人物的电影好看得多，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杜撰的一个离奇故事。如果对真实的信息封锁的过死，民间的流传就会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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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5)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
　　真实情况是，1970年1２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２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最早知道的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经常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幽静和保卫严密、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是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也深感这将是一起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的惊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调门很高，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尽管在民间耳熟能详，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会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
　　（7）一个狗急跳墙的军区干部制造了惊天大案
　　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正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当时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周总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总理听到后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
　　当鲁维善教授到达昆明的时候，谭甫仁的遗体已经盖上了白单子，不过鲁维善教授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谭甫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开国将军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杀黑枪之下。
　　父亲后来总结这个案件时也说过，不管怎么说，昆明军区的保卫工作还是有问题，对这类突发事件反应太迟缓，尤其不能让凶手在杀了谭甫仁后还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经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
　　事情发生后，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要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会议当即成立”017专案组”，也就是”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
　　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２0发子丢失。另外，发现现场的证据有墙根边皮革纸盒上，凶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谭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门框上有凶手的指印。
　　

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6)
但是距离破案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尚没有嫌疑人浮现。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儿。因为这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儿，他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在另一个门。
　　王自正知道走错了门，他直接敲陈汉中的门，无人答应。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儿已经记住凌晨5点来的这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讲究”人民战争”，在发动广大群众破案方面有其优势，当然这种方法也”误伤”过很多人。其实这个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来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境地，做为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部保密员，他不久前平职调到云南文山军分区政治部担任保卫科科长。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出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上任就被停职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坝原军区联络部俘虏管理所接受审查，由保卫部陈汉中科长负责调查。
　　（8）凶手之谜
　　但是王自正一直否认自己杀过人。自从13岁小男孩儿发现他那一晚出现外，人们还回忆起在案发后王自正鬼鬼祟祟，犹如惊弓之鸟。但当别人以惋惜的口吻谈起谭甫仁被害的消息时，他却流露出一种暗自窃喜的神态。还有专案人员带着13岁小男孩儿在院里出现的时候，他曾经忍不住哭了，还喃喃自语：“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荷枪实弹地采取紧急特殊的行动，但是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对这个凶残之极的杀人魔王有足够的警惕。1970年1２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命令陈汉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离室进行审问。王自正心事忡忡地躺在床上，由于都是同事，陈汉中对王自正并不严厉，： “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
　　王自正知道末日来临，他表面上顺从地起床和穿上衣服，心中却在筹划着垂死的挣扎。他问陈汉中：”穿哪双鞋子？”陈汉中严肃地告诉他：”穿那双解放鞋。”王自正更知道完了，因为枪杀谭甫仁的时候他就是穿的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后弯腰系鞋带。王自正系完鞋带后，敏捷地从被窝摸出一支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
　　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陈汉中被擦伤右手。杀红了眼的王自正则提着枪夺门狂逃。幸而这次警卫班的战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自插翅难逃，抓住也是必死无疑，便举枪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脑浆飞溅，王自正终于见了阎王。
　　父亲也说过，凭我们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的经验，不该有这样惨重的损失，其实这种对垒在战争中是一个很小的交锋，如果头脑像战争年代那样清醒，可以把损失见小许多。
　　凶手的最大特点无非就是一个亡命徒。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做为一个现役军人――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尤其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还能留在军队里，应该很知足。
　　王自正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在他暗杀谭甫仁之前，调查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带领一个还乡团对王自正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反攻倒算的杀人行动。后来他本人逃往他乡，由王志政改名为王自正，到起它地方参加了解放军。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把问题扩大化乃至冤假错案也不少，王自正在解放前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也许永远是个谜。1970年初，他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
　　那个年代无论是真的还是被冤枉的，都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王自正是个极少的另类，他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
　　

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7)
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地带的杀人狂魔竟然能够偷出两支手枪，而且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可见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但是打乱的规章制度也留下了各种隐患。
　　（9）几个偶然的疏忽造就了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
　　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但是再拉练也不能影响首长的安保，可是谭甫仁的警卫员也被拉去，警卫员仅仅剩下了两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当然一个突发事件也有偶然因素，凶犯独立作案其实并不容易，他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和高大的围墙，就是从食堂拿了一张凳子。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如果狗在肯定会和他撕扯，他也不会有机会，偏偏凶犯做案前一两天狗失踪了。
　　那一晚，王自正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凶手对谭甫仁的住所早有了解，他直奔谭居住的卧室。因为年龄大，谭甫仁夫妇又喜欢安静，他们有时不同居一室。凶手敲门，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知道不好，她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凶手进门搜寻，谭果然不在，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她已经被这个场面吓得无力反抗。王自正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子弹从司令员夫人额心穿过，夫人当场死亡。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里岩为了保护丈夫，曾经死死抱住凶手，并高喊：“老谭快跑！”由于当事人都已经死去，所以永远无法判断那种说法更准确。由于射击距离过近，谭甫仁夫人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
　　这一刻是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多，枪声本来已经划破寂静的夜空，但是久远的和平年代已经让人麻痹了也让人惊惶了。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另一个警卫员发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年轻战士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据说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解放前夕跑到了台湾，20多年一直独身。对于生理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她眼中的小战士也成了猎物，徐娘半老的她想啃嫩草，小战士怎么禁得住诱惑，从未尝受过男欢女爱的他已经晕菜了。
　　偏偏这个老保姆在谭甫仁家一个人烧饭洗衣做杂物，又为凶犯的得逞增加了成功的因素。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因为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人，只要他不死，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谭甫仁偏偏跑了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司令员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他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指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已经被挤在无处藏身的空间，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王自正的确是个凶残无比的家伙，但是如今回顾起这个事件，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无疑被大大地扩大了，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进行，而是踏上亿万只脚、大肆侮辱人格、永世不得翻身和极力株连九族。当时很多人都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也有人会走向极端。
　　（10）父亲说：谭甫仁死于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谭甫仁做为云南最高的领导者，也要忠实执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路线，如果他放松了，他马上会被赶下台。为了不落后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明显是极左分子杜撰出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做为一个老军人，谭甫仁和父亲一样，总怕阶级敌人“变天”“复辟”，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革命的成功是多少人头和鲜血换来的，可是他们明显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无法逾越时代的误区，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而把“阶级斗争”一再推向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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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将军死在黎明前凶手枪下(8)
在这方面，谭甫仁在这方面比父亲“左”，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于香林、李柱江，他们对我说“陈司令和谭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陈司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懂得政策，比如有个干部文革初期曾经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也有过造反行动，有人主张开除党籍和军籍，谭政委同意了，并且说应该开除。也不能说谭甫仁爱整人，他怕犯立场错误。你父亲却说，他作为知识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报，造造反，也没有太多的错误，不能轻率地开除一个人。这个人就被你父亲保住了。”
　　他们还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工程兵三支两军，发生过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情，工程兵领导讨论，谭甫仁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陈士榘司令员却说，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后来两个人还争论，陈士榘说，咱们就按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听两位老同志的回忆，我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军人在这种大是大非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谭甫仁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云南的行动是符合当时的潮流的，他指导当地各级领导：“（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根据有关统计，云南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甫仁人生终点无疑是悲惨的，他和父亲一样，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误、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约，都让他们承担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我父亲晚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过：“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一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谭甫仁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这位起步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将领被错误路线送进了天国。
　　对待父亲和谭甫仁，都应该有个更准确的评价，既要肯定他们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绩，也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为一个群体那样毫不怀疑、不能诘问地参加那场历史闹剧。几十年过去，我再不把这种失误归咎于觉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老干部，如果文革重用他们，他们会自觉的抵制吗？
　　我想任何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找到答案。
　　愿历史能够原谅他们，也希望历史能够认真总结他们。
　　

父亲与刘少奇、王光美(1)
（1）父亲文革前就听说两个主席有过公开争论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是打倒刘少奇，父亲的晚年也向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其实在四清运动的时候，两位主席已经有了矛盾。他们高级将领和老干部虽然不敢公开议论，但在私下片言只语的消息还是有的。那时候就听说在中央会议上，刘主席和毛主席发生了争执，尽管听说刘主席作了一些解释，而且没敢和毛主席顶撞，但是毛主席还是很不满意。
　　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私下议论过，两个主席吵起来了，让我们很为难。父亲提到两个主席的争论还是有些痛心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他所深爱的国家不会遭受如此之大的损失，他本人也不会如履薄冰，到头来还犯了错误、妻离子散。他感慨地说，两个主席实际上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一座山把两个“冲”隔开，其实相距不过60华里。方圆几十里，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第二任国家主席，真让人感到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两个湖南英才密切合作大半生，出生入死，少奇辅佐主席，主席器重少奇。
　　父亲说，我们这个党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除去毛泽东的天才决策外，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领导集体。比如我们有一批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军事家，事实证明他们不比国民党那些从正规军事院校出来的将军差，而且能够战胜他们。但是仅仅有军事人才还不行，还要有周恩来、刘少奇这样在各条战线都很出色的人才。
　　父亲特别举例，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我党军队内义愤填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呼声很高。我们很多将领上书中央，中央做出了“不但政治上要反攻，军事上也要反攻”的号令。这时候刘少奇的头脑很清醒，写了万言书，说那样会给国民党造成口实，敌我力量悬殊，为了军队不被扼杀，只能在政治上反攻，不能在军事上反攻。事后证明少奇同志是理智的，否则有可能让蒋介石撕破脸皮扼杀掉共产党的军队，让日本军国主义更加嚣张。
　　父亲还回忆，他在山东护送少奇同志到延安也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毛主席知道刘少奇从白区到延安要历时9个月，过103道封锁线。毛主席特别担心会出现问题，十几次发电报让少奇同志“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关心与器重。但是没有想到晚年会出现那样一幕让人痛心的悲剧。
　　其实，父亲是很钦佩少奇同志的，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中，父亲就负责接待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并护送刘少奇离开山东。在相处的一段时间内，感到他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也是要求自己很严格的人。父亲说刘少奇为人很严谨，性格比较内向，表面看不苟言笑，内心却对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
　　父亲还说，同毛泽东、周恩来不一样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都很好，只是文化大革命让他们身体受到损害，否则他们都能活到90多岁。父亲说，文革前到中南海修建防空工事，毛主席还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除去身体比较胖以外，充满着活力。周总理更像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行动敏捷，体格健硕。而父亲在山东陪伴刘少奇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很严重的胃病，身体瘦弱单薄，刚刚40岁出头白发已经比黑头发都多了。但是他常常不顾病体超负荷地工作，解放后更感到刘少奇是身体衰弱得最快的。
　　（2）父亲说：“每天重复几十次批判刘少奇，假的也成真的了”
　　当父亲和我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说：“其实主席的担心是多余的，刘少奇不会在他百年后反对他，也不大会活得过毛主席。”父亲又是以一个严谨的老共产党人的口吻说：“历史最不能假设。你的假设不是我更不是你能够说清楚的。”
　　父亲接触刘少奇最多是1941年在山东，刘少奇视察山东后也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砍了父亲的脑袋也不会相信刘少奇会是反革命。但是既然是主席定性的，父亲即使不理解，也要坚决拥护，并且在批判中加深理解，又在无数次重复和舔油加醋、颠倒黑白中把假的变成了真的。在那个年代，不管地位高低，像父亲这样的人太多了，谁也不可能违抗汹涌的潮流。
　　

父亲与刘少奇、王光美(2)
特别凑巧的是，父亲在北平军调处就认识了王光美，那时候王光美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父亲久在多为农民出身组成的部队熔炉里，见到这位年轻的为中共代表努力工作的洋学生很是感慨。
　　王光美也和父亲有过几次谈话交流，后来军调处工作即将结束时，父亲还赠送了王光美一块镀金手表。不久王光美到延安，先是参加晋绥土改，认识了少奇。当时少奇同志的第五次婚姻已经解体，在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撮合下王光美与少奇同志结婚。
　　解放后，少奇同志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一直高居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把手，直到1959年成为共和国主席。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也和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都是头版头条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当然，父亲说这样的联想他也是深深埋藏在心底，没敢和任何一个人甚至母亲谈起。这种影影绰绰的预感其实在党内很多同志的脑海里闪现过。果然，几年后，一直压抑着和隐藏着的江青大露峥嵘，以一个十足泼妇的形象大打出手，对待王光美进行一种病态的虐待。在这场风暴中，所有的中共高级、普通干部和百姓必须毫无怀疑地参与批判，与少奇和王光美都有过很好交往的父亲也只能毫不犹豫地参加各种批判，而且要上纲上线，否则要被视为同谋。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父亲是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他也毫不犹豫地同几百位中央委员一起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在那个年代真是骇世惊俗的义举）。这是多么荒唐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
　　父亲在晚年也有着深深的忏悔，他说成天批来批去，每天重复几十次，假的也成真的了。但是父亲也说，就是有一多半人投反对票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多数，因为毛主席当时的威望是无可动摇的。
　　联想起80年代公开公布的资料，毛泽东在和刘少奇争论中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可见党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到了多么不正常的地步。
　　（3）王光美从刘少奇追悼会来宾名单中划掉了几个人，将我父亲的名字填上了
　　父亲总结到两个主席的路线之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后人看来，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并没有政治见解上的根本分歧，即使被打倒的走资派，几乎无一例外地赞同“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甚至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是一心一意想协助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不要忘记了，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正是刘少奇同志。父亲的观点我也无法评价，文革也许不是我们这两代人能够说清楚的。
　　王光美出狱后不久，父亲去探望了王光美。看到十多年前英姿勃发的王光美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真是感慨良多。
　　王光美意志很坚强，遭遇多年的牢狱之灾依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回忆起30年前在军调处大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不禁感慨多多。
　　1980年，党中央公开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大会在规格最高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光美同志从原来的名单中划掉了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对刘少奇太过分，而王光美加上了父亲的名字，还特意给父亲发来请柬，要知道，那个时候对父亲的审查还没有结束。王光美理解父亲，也知道父亲并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在这之前，在王光美从郑州抱回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时，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到机场迎接，王光美见到父亲，与父亲握手，说：“谢谢！”我看到王光美面色凝重，眼中还有未干的泪痕，她和父亲相对无言，也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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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刘少奇、王光美(3)
十五年后，父亲去世，王光美正在外地，她特意打来电话，向父亲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慰问了我们家属，言辞亲切，对此我们也是深深地感激。我们也知道，在她去世前两年，她知道自己的年华不多，撮合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聚会，这令很多中国人感到出乎意料更令很多中国人感动。她对文革的做法以致近年来不少违###产党人理想的事情当然很有看法，她绝不随波逐流，文革中关进监狱也不诬蔑刘少奇一句；在经济大潮中她不像某些权贵夫人去挣大钱。她晚年从事了一项永远也会对社会有益的慈善事业。
　　王光美同父亲这样工农出身、在硝烟炮火中的军队干部不同，她有文化修养，民主意识和观念也不同，父亲和她认识半个世纪，对她是很钦佩的。
　　2006年10月13日凌晨，历经病痛折磨的王光美女士平静离世，享年85岁。我们知道父亲和王光美的友谊，在和王光美遗体告别的那天，也赶去吊唁。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儿子刘源和我握手，他已经是军事科学院的政委了。我说：“我们是陈士榘家的。”刘源说：“我妈妈给你爸爸当过翻译。”
　　王光美的去世，也使我回忆起刘少奇子女中最悲惨的一个，就是刘源的哥哥刘允诺，那是1967年，我和刘允诺关在一个监狱里，由于他是所谓头号走资派的儿子，所以出来放风和我们不在一起，都是我们放完风监狱管理人员给他独自放。他外貌酷似刘少奇，也是高高的鼻子，只是头发显得稀疏了，在监狱里也显得精神压抑。我们听说他是个留苏的知识分子，举止显得文雅，但是管理人员教他做操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谐调，我们一些小孩儿看到他显得僵硬的动作都发出笑声，因为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不一样，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释放，他还留在监狱里，几年后我们听说他去世了，想起他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感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考虑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是文革，他应该还在人世，而且是70多岁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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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干部子弟红卫兵
文革初期，母亲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公安部逮捕。
　　那一天我回家，看到贴满了“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她的狗头”、“范淑琴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罪该万死”。
　　我当时就如同寒冬掉进了冰窟窿，父亲已经岌岌可危，母亲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这一家可怎么办？
　　原来，母亲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几个月去黑龙江呼兰县搞四清运动，一向说话随便的母亲聊起了革命年代首长的趣闻轶事。其中提到：“江青原来是演电影的演员，到延安后追过毛主席”。
　　没想两年后当地揭发材料过来了，工程部司令部一位一直虎视眈眈父亲职位的老革命借这这个“天赐良机”上报中央。
　　母亲马上被抓，并且大院里很快贴出“陈士榘包庇反革命臭老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陈士榘必须老实交待”等等大字报。
　　我发现父亲情绪相当低沉，他感到最为冤枉的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
　　在我的同辈当中，很多人的父母也遭到了冲击，我们出于保护父母利益的角度，感到必须用行动和中央文革对着干。我在家中歪七扭八地写下“炮轰中央文革”等标语，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附近的总后勤张贴，结果我很快就被逮捕。
　　后来人们常常把我们的举动评论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中央文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全部的理由就是不愿意身在高位的父母成为连普通人都不如的阶下囚。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很多都参加了“红八月”那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我当时不到14岁，还不太懂事，我只是看热闹，而且还以为那些饱受侮辱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
　　我也在学校同学的鼓动下赶到市内，到前门附近的一个著名京剧演员家里。虽然瘦小和幼稚的我没有参与殴打和抄家，但是做为一起拥进院里的人，我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我当初不知道这位老艺术家的名字，可能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我要向他表示深深的忏悔！我同时也感到，当年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很少见到他们真诚的忏悔，有的反而以遭受迫害的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气凛然的人！
　　有个在全国挑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始作俑者，他让几千万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受到伤害，而文革结束他还出来痛说他受到了迫害，而对他迫害的无数人只字不提。
　　前两年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白发苍苍的作家写过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他最早发明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称谓“狗崽子”，后来爬上中央文革所属的一个部门，积极参与文革。但是他面对无数观众一点也不反思他极尽侮辱人之能事，却大肆说自己如何受迫害。
　　像上面这两个文革风云人物反过来“诉苦”的绝非个例，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应该明白，正是他们拿侮辱别人当作革命，才搭起了他们自己也自作自受的舞台。
　　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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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陈毅(1)
（1）林彪事件后，父亲得知老上级陈毅病重，马上去医院探望，看到老首长憔悴的样子，父亲很伤感
　　林彪自我爆炸后，1972年父亲受到毛主席的重用，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实际上就是与叶剑英元帅等其他九人主持军委工作，十个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七位是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政治局委员，父亲在后三位普通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一，父亲心里当然感激主席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后给他的信任并委以重任。
　　既然是主席的信任，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报效主席，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有看法，但是同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一样，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反而要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从事一切工作。
　　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恩来等同志本来想通过批左使党和国家能够尽快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但毛泽东认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对很多干部来说是很为难甚至痛苦的，但是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斗争干部的残酷，让很多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务实”。
　　1971年9月底，父亲到医院去看望他的老上级陈毅，让他倍感伤心和震撼。父亲从井冈山时代就认识了陈毅，直到打淮海战役也成天在一起，某种程度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又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工作非常繁忙，每次父亲见到陈老总，他都会很关心地问问父亲的情况。
　　父亲说，刚刚打下南京总统府的时候，陈毅忙碌地在院子里视察，突然看见我的大哥陈华。陈毅问身旁的父亲：“这是哪儿跑进来的娃儿。”父亲说：“这是我的儿子，”并对大哥说，“叫伯伯。”大哥年纪小吐字不清，发音有点像爸爸。陈毅哈哈大笑，抱起大哥说：“我又多了个儿子。”
　　60年代一次春节团拜会，父亲带着我在人民大会堂看见陈老总，父亲也让我叫他伯伯。陈毅问父亲：“这是老几？”父亲说：“老四。”
　　陈毅问：“你家都是男娃儿？”父亲说：“他下面有两个妹妹。”陈毅幽默地说：“要男女平衡嘛。”
　　父亲很了解陈毅的个性，无论是井冈山还是解放战争，他的个性鲜明，心怀坦荡，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父亲也知道在井冈山的时候陈毅就同主席争辩过。但是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任何一次运动，连父亲这样从建党初期就跟党走的老革命都如履薄冰！父亲担忧自己的老上级仍然不把话憋在心里。
　　果然，从文革一开始陈毅就成了炮轰的对象，他依然不像大多数老革命，至少表面上低头认罪。他对那些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说：“学生娃娃要把我拉下马，我也要把学生娃娃拉下马。”他对于红卫兵上街抄家、斗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也表示不满，说他们已经接受改造了，还给人家挂牌子、体罚、抄家，成什么样子？
　　当时敢于说这话的领导真是凤毛麟角，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居然能在天安门对全世界表扬这种反人性和侵犯私有财产的举动，大喊“干的好”，而陈毅敢于为“死老虎”鸣不平，可见人格的高尚。
　　父亲说，文革的势头就让陈老总感到他不会轻松，他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对主席说：“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过您两次。”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你就是第三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我保你！”
　　可是主席不可能也不会公开制止反对陈毅的行动，无论外交部造反派还是红卫兵，都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下羞辱、折磨陈毅，使得周恩来总理担心地几次陪着陈毅开批斗会。已经60多岁、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陈毅不得不低头忍受羞辱他的谩骂和口号。
　　他还是那个非说真话不可的陈老总，他一再公开抗争：“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这时不跳，更待何时！”陈毅大义凛然地向红卫兵公开宣布：“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父亲与陈毅(2)
他的讲真话也让他付出了“降职”的待遇，1969年陈毅虽然进了九大主席团，他这个老政治局委员不能进入政治局，可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资历（更不用说贡献和人品）远不如他的人都进了政治局。
　　九大开完又让他到南口机械配件厂锻炼，不久他被“请”出了中南海。应该说，他受尽了林彪、四人帮的气，要知道，陈毅在井冈山的时候还救过林彪。
　　（2）陈毅元帅告诫父亲：“各个野战军、各个山头的都要用。”
　　在301医院，父亲激动地见到了多日不见的老上级陈毅。陈毅身患直肠癌，陈毅给人们的印象是个胖子，如今显得比原来瘦多了。陈毅亲眼看到林彪的毁灭又见到战斗多年的老搭档分外高兴，可陈毅身患癌症刚做手术，来日无多确让父亲感到伤心和震撼。陈老总与父亲握手久久不放，然后问了父亲近年来的情况。在那个老干部像打倒像家常便饭一样的年代，父亲因受到毛泽东信任始终有惊无险，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经验丰富的陈毅说：“你一直平安无事，这很好，以后你可能还有安排，不论到了哪里，心胸要宽阔，我们的军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要像林彪那样，把军队做搞成帮派的工具，你要起个好作用，各个野战军各个山头的都要用……”。
　　父亲点头称是，并表示决心按陈老总的建议去做。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陈老总对这几年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没有发什么怨气，甚至对把他整的很苦的林彪也没有多提。他只是告诫父亲，未来的路并不平坦，要学会应对复杂情况，并且说只要自己出以公心，哪怕受到误解和错误处理，也无怨无悔。
　　陈老总说一个高级干部不能仅仅看眼前的处境怎样，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陈老总还和父亲回忆起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岁月，只有这时疲惫的陈老总才露出轻松的笑容。父亲怕陈毅累，讲了一个小时就要起身告辞。
　　陈老总说：“陈士榘，我们合个影。”父亲和他的老上级以及张茜在病房一起合了影，后来张茜同志把冲洗好的照片派人送给父亲，还赠送了陈毅与张茜在病房的照片，父亲一直保留着。
　　父亲没有想到，探望陈老总后十几天，他的病情就急剧恶化了，他转到了日坛肿瘤医院，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进行胃肠吻合，其过程非常痛苦。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不幸去世，1月10日，他的追悼会举行。1月中旬，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放假归来，父亲对我讲起了陈毅追悼会的盛况。由于陈毅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起初规格不准备高，很多老同志对此非常不满也无力扭转。
　　先是文革一直隐居的宋庆龄提出要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追悼会，而且说国家的会她经常请假，陈毅的追悼会她一定参加。追悼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周总理紧急电话通知，毛主席决定要参加。所有本来想参加和不想参加的也都紧急赶往八宝山。
　　主席在人搀扶下缓缓走进休息室，张茜扶着主席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的嘛。”
　　张茜怕主席年龄大，让主席回去，主席说：“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你们把黑纱套在我的袖子上。我今天是穿着白衣服，为陈毅同志致哀。”
　　在从休息室到灵堂的途中，一幅书法精美、作词超群的挽联引起主席的注意，这是中国文物收藏大家张伯驹所作。主席问：“张先生现在在哪里？”周总理说：“下放农村后回到北京，他要求到中央博物馆工作。”
　　毛主席说：“快办，快办。”接着主席进入灵堂，毛主席一进去，整个会场都震惊了，因为大家平时也很难见到主席啊。不少人都哭了，都为陈老总受的冤枉哭啊。
　　文革结束后，父亲有一段时间受到审查，有些错误他是承认的，也有些错误是夸大的和不存在的，父亲颇为失落地说：“可惜陈老总去世了，他是个有胆量的人，敢为自己的下级仗义执言，他要是还在世，出面的话很多事情就清楚了，绝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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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1)
（1）差点当上总参谋长
　　1972年初，父亲做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已经是“高升”了，因为他多次说过，工程兵虽然是个小军种，但是很重要，干好已经不易了。可偏偏进了军委不久，叶剑英元帅对父亲说：“主席考虑调整你的工作。”
　　父亲一惊：“怎么调整？”叶帅说：“让你做国防部副部长。”
　　父亲说：“还是让我当这个小军种的司令吧。”父亲还向叶帅说了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一段时间过去，这个安排的命令一直没有下达，也许是父亲向叶帅述说的想法被采纳了，也许主席又有更妥当的考虑。
　　其实父亲在文革前还有一次更大震动，1965年12月，罗瑞卿总参谋长被打倒不久，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急匆匆地赶到父亲的办公室，把一个消息告诉父亲：“老陈，你知道吗？刘志坚（总政副主任）传达，你要当总参谋长，驻京军事大院都传开了。”
　　父亲颇为惊愕，如果说他不愿意高升也不真实，都说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愿意当大将军的将军也不是好将军了。但是在那样一个已经纷纭复杂的环境，父亲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揣摩。因为正是几天以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上海遭到林彪一伙儿围攻，罗瑞卿顷刻之间成为“敌人”，而且听说已经安排林彪四野时期的参谋长刘亚楼接替，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他了呢？
　　他想起刘志坚在三座门第二会议室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时，确实讲过“总长人选不是刘亚楼，毛主席已经有安排，是另外一个人。”父亲于是到301医院9楼找到正在住院的刘志坚中将，父亲说：“你这一传达，多少人都来问我。”
　　刘志坚笑答：“另一个人就是你！”父亲说：“工程兵司令足矣，统率三军的总参谋长我干不了，请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刘志坚说：“你听命令吧。”一段时间过去，命令迟迟没有传达，直到有一天宣布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时候，父亲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父亲知道，在这个位子上跌落下来的不是个别现象。父亲晚年的时候，我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人有自知之明，我打了几十年仗，却没有学会打政治仗，在政治漩涡里游泳，我还没有学会，我的辫子是很好抓的。如果真的当了，凶多吉少。”
　　我和父亲开玩笑：“当了也好，林彪那么难伺候，您可能和杨成武一样，干了不到一年就倒了，倒得越早越好。”
　　父亲说：“黄、吴、叶、李、邱倒的也不晚，还不是照样倒？所以人还是收敛点好。”
　　（2）解放战争中父亲担任八司令员，父亲点江渭清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文革中，江渭清比父亲更有智慧。
　　说起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父亲和他的老战友江渭清都有同感，那就是两方面都出众的并不多。父亲担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时候，江渭清是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和父亲都受到冲击。父亲受批判，甚至被造反派擅自“开除党籍”。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更惨，他成为“江苏省头号走资派”。父亲和他虽然远隔千里，但也互相牵挂，昔日共同浴血奋战的老战友，此时共同走到阶级敌人的边缘。
　　江渭清白天黑夜被轮番批斗，第二天疲惫不堪的他还没有醒，造反派就喊：“江渭清，你他妈还不起床？”但是有一天造反派的态度突然起了变化，精明的江渭清从他起床就发现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不再是“你他妈的起床”而是“请起床”了。江渭清想自己有可能解放了。
　　上午，一个军人来到拘留他的地方，给他敬了个军礼。这个军人告诉他：“江渭清同志，主席和总理让我接你到北京去。”原来这个人是周总理专机的机长。到了北京，江渭清住进了京西宾馆，在南京多日来的不自由使得这位“江苏王”蓬头垢面。服务员对他说：“请首长洗个澡。”江渭清终于可以干干净净地去见主席了。
　　

“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2)
父亲后来说，这次江渭清见主席在老干部中间引起了轰动。流传到民间则把江渭清描绘成一个“进谏勇士”，父亲多年后还说，江渭清这个老兄胆子真大，我要是见了主席可不敢这么放炮。但父亲也说，江渭清是有勇有谋，很有政治才干，我做不到。别看我打仗比江渭清能打，搞政治真像李逵跳进了水里，无用武之地。
　　父亲说，这个时刻如果他去见主席谈文化大革命，他首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干部虽然受到冲击，有些过火，也不能为此否定这个运动。还要说牢记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要让主席不高兴。可是江渭清和我不一样，早在见主席前，他就对李先念发牢骚，大谈文化大革命纯粹是胡来。李先念怕他到主席那里也放炮，就让他注意。
　　毛泽东这次召见的都是大省的一把手，除去江渭清还有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毛泽东让这些封疆大吏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此时谁敢说真话？主席不高兴，要打倒他们还不容易？主席说可以用一个小手指把刘少奇打倒，那打倒这些地方官员吹一口气就足矣。
　　毛泽东一看封疆大吏们闭口不言，点名说：渭清同志请讲么。
　　江渭清沉思了片刻，终于鼓足勇气说：“主席，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是九个字，‘看不惯，想不通，吃不消’。”
　　此话一出，在座的人除去毛泽东都感到担忧。什么年头儿了，还敢这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竟不是凡人，梁漱溟几句牢骚会惹得他连损带挖苦，彭德怀在会上和他争辩几句会让他震怒，而江渭清的满腹牢骚却没有让毛泽东生气，老人家脸上毫无怒容，耐着性子静静地听。这也给其他几位封疆大吏壮了胆子，他们虽然不敢像江渭清那样直截了当，但还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现象。
　　毛泽东毕竟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无论对和不对，做出的总结都大气磅礴：“看不惯，可以再看看；想不通，也可以再想一想；吃不消，造反派有些过火，我们要纠正……”。
　　话虽然不硬，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事后很多老干部都替江渭清捏了一把汗。他刚刚走出会场，李先念就问他：“你怎么这样讲文化大革命啊？”
　　江渭清说：“我就是看不惯，你看得惯吗？”李先念也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看不惯。”
　　毛主席没有和江渭清较真儿，可是文革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手张春桥岂能放过江渭清。江渭清还没有离开北京，南京的大字报已经贴了满大街――“江渭清滚回来！”
　　周恩来总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回是要回去的，只是没到时候。”
　　但是江苏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鼓动下不依不饶，要求尽快面对面批判。毛泽东说：既可以面对面批判，也可以背靠背批判么。江渭清听到，也自嘲地说：“背靠背，主席的方法好，你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反正我也听不见。”
　　江渭清对文革的挑战当然让文革派很生气，江青大骂江渭清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坏蛋”，林彪也给江渭清大扣帽子：“江渭清是个老反革命！”
　　毛泽东则说：“江渭清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当过红小鬼，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怎么是老反革命呢？”知道南京大字报越来越多，揪江渭清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总理问毛泽东说：“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江渭清、许家屯我都要保。”
　　（3）父亲后来说，江渭清打仗不如我，可政治才能要强于我
　　在打倒一个省级干部如履平地的年代，毛泽东对江渭清真可以算非常特殊的待遇了。以至于江渭清回到南京，造反派大喊“打倒江渭清”的时候，江渭清对造反派说：“最高指示：许（家屯）、江（渭清）我都要保”。
　　尽管随着文革进一步疯狂，江渭清终于被打倒，但是他揣摩到毛泽东并不反感他，他会有解放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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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3)
1990年5月，父亲到南京去，江渭清非常高兴，和父亲长谈了几次。两个髦耋老人自知年事已高，格外珍惜这次见面。
　　父亲说：“主席、总理对我们两个都不薄，都在关键的时刻保护了我们。要不是他们，你这一条半腿也交代了。”
　　江渭清兴奋地柱着拐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说：“我那个时候说九个字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要冒风险的，但是我了解主席，他骨子里认为你不反他，不搞阴谋，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父亲说：“我没有你的政治智慧，我是一介武夫，搞政治不行。”江渭清说：“你打仗没的说，我也佩服你，可是你搞政治太认真，也太诚实，也就是说你不够‘狡猾’。”
　　父亲笑了，也默认了。他的确感到，江渭清比他更懂政治。正是他感到江渭清这方面有谋略，才在1949年亲自点将江渭清，当时成立第八兵团，父亲担任司令员，陈毅让父亲组班子，父亲点江渭清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配合得非常默契。
　　那一天江渭清非常高兴，还谈了他成功地化解了几件事情。
　　50年代，江渭清主政江苏，1957年反右如火如荼，毛泽东来到南京。老人家听说江苏反右不够积极，诘问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甚么不反？”
　　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讲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泽东不愿意听他绕圈子，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谦恭地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江渭清这么表态，毛泽东反而没有发火，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和江渭清开起了玩笑：“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由于毛泽东对江渭清向来有好感，所以江渭清虽然对待运动消极，但毛泽东知道江渭清并非不听自己话，无非想保护几个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毛泽东对反右还是不放松，派来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江苏为甚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
　　江渭清为难地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可是与江苏毗邻的浙江省，就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可见一方长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挽救一些人的。
　　说到这里江渭清还自豪地对父亲说：“我没让一批干部无辜受冤，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整人，可我们党内多年来就有一批想通过整人向上爬的，最终给我们党带来那么大损失。康生这个老棍子到苏州，把一些纯粹的文学青年打成右派集团，其实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我也无能为力，让人家受了半辈子苦。”
　　江渭清还和父亲谈起两个主席把他夹在中间的尴尬。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到江苏考察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毛泽东起初对这封信评价很高，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
　　但是几个月后江渭清发现毛主席的态度完全变了，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然后不以为然地说：“没有甚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到了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4)
夹在两个主席中间，江渭清既没有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也没有公开违抗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几年后，毛泽东在1974年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那次谈话，父亲感慨地说：“我过去调江渭清到我们部队做政治工作，如果我在工程兵他还做政委，我的日子会好过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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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高级干部们相遇不敢说话的地方(1)
（1）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2）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北京饭店：高级干部们相遇不敢说话的地方(2)
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
　　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 ‘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
　　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高干子弟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
　　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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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成了农会的小头目
父亲出生在湖北荆门，他出生在旧军人家庭。元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巾军首领陈友谅，父亲还是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后裔呢。我的爷爷陈荣钟和他弟弟陈荣镜均在湖北清军中当兵，都是大清国湖北新军第16协工兵营的管带。我父亲降生三年后，武昌城头枪声大作，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程兵却带了头，向大清湖北总督署开进。父亲小时候还随爷爷在北京城住过一段。后来爷爷卸甲归田，重新成了农民。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湖南、湖北纷纷建立农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父亲见过世面，让父亲牵头。我父亲不好推托，就应承了下来。农会的梭镖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梭镖队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父亲觉得该有一些实际的举动了。村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外号叫“麻五”。他仗着自己地多财厚，养了一群打手，经常欺负相邻街坊。他看哪家人不顺眼开口就骂，有时候还动手打人，有过人命。按今天的标准看，就是地方上的黑社会。
　　农会开会决议要斗争“麻五”，梭镖队顺利突进了他的家里，“麻五”根本没有想到梭镖队会去他的家里抓他。他的打手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梭镖队扑向正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麻五”，用绳子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他的几个打手也迅即被制服，手脚相连捆了起来。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麻五”欺压百姓的罪状当场宣读，村里的人开始有些胆怯，只是静静地听。但没多久就炸开了锅，大人小孩一起对“麻五”吐唾沫。不少人一边骂一边喊：“‘麻五’，你也有今天！”
　　考虑到“麻五”的承受能力，父亲建议农会今天不要分浮财了，而且在批斗会后父亲专门跟“麻五”作了一次政策交待。告诉他只要不与农会为敌，农会和梭镖队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他仍然可以过正常和安定的生活。即便以后分浮财，也会给他家留下充足的粮食和马匹，房产也还是你的。当然，如果与农会为敌，那就不好说了。
　　“麻五”眼睛里冒着凶光，当梭镖队员解开捆绑他的绳子时，他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农会干部打来。农会干部和梭镖队员自然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一起上前对“麻五”拳打脚踢，“麻五”倒下后还有人踢他的脑袋。
　　我父亲当时不在场，等他回来时，“麻五”已被人打死了。我父亲严厉批评了农会干部和几个梭镖队员，说把“麻五”制服就可以了，怎么能把人打死呢？“麻五”是可恨，但我们不能随便把人家的命夺了！
　　“麻五”被杀的事件被上面列入共产党农会暴动的大案要案，限期缉捕元凶。我父亲尽管没有动手杀人，但仍被列入主要嫌犯之列，荆门县长称我父亲为“共产党暴徒”，得知消息后，我父亲决定出逃。父亲跑到了了武汉的叔叔陈雨苍家。
　　看到好多年没见面的侄儿来找自己，已经是武汉一家诊所名医的陈雨苍十分高兴。爷俩彻夜聊起了家常，当父亲讲自己在荆门组织农会，训练梭镖队，打死恶霸后，陈雨苍说：你们那里的农会属于自发的，群众性的，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作你们的后盾。他说湖南有个毛委员，他一直从事农###动，是个奇才，我们省缺这样的人。据父亲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毛委员的名字，当时父亲对毛委员的印象还不是太深，他只是当时特别崇拜叔叔陈雨苍。
　　父亲后来才得知，陈雨苍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在德国他就跟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小组的活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就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回到湖北后，他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以医生诊所为掩护在楼上架设秘密电台，和湖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资深共产党人董必武关系甚笃。可惜的是陈雨仓因病去世过早，否则他在党内的地位应该在我父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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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参与秋收起义，毛泽东险些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扣押。
　　父亲多次跟我提起过卢德铭，父亲特别感慨的是我们军队有一些像卢德铭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年捐躯，应该是元帅，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解放。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人，生于1905年。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1927年9月9日，芦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父亲说，想想看，多了不起，22岁就是秋收起义总指挥！
　　秋收起义遭遇了重创，这是大家事先没有料到的。原来官兵们还想到长沙饮马湘江呢，现在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情绪极为低落。尤其是我父亲他们第一团的战士，前敌委员会本来指着他们打胜仗立头功呢，没想到首战就失利了。这些年轻的战士还没有在战场上遭遇挫折的经验，一个个犹如迷途的羔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根据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向浏阳县文家市村进发，准备与第三团余部回合，重新整编后再作定夺。当时，失败的情绪笼罩在多数官兵的心头，大家都对起义军的未来感到担忧。
　　一天中午，我父亲正在文家市村头当班站岗。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最神圣时刻！他甚至感到有一种天外来客、神仙下凡的感觉――他多次对我们这样流露过。
　　那时村外路上渐渐走过来一个个子很高、头蓄长发、身穿蓝布衣裳的男子。他的脚走起路来有些跛，身子晃来晃去。看他的样子不像个种田人，我父亲便喝住了他，命令他接受盘查。这个人很配合地站住了，他说：“我是毛泽东，是从铜鼓来的。”
　　当时我父亲一愣：因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湖北闹农运的时候我父亲就知道湖南有个农运领袖叫毛泽东，搞得轰轰烈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次秋收起义，毛泽东还是省委派来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连我们的卢总指挥，都要接受他的领导。
　　但我父亲从没有见过毛泽东，这个人是否真是毛泽东我父亲鉴别不出来。正僵持时，这个自称是毛泽东的人提出要见我们的卢总指挥，说有急事。当时我父亲犯难了，因为站岗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见我父亲有点为难，这个中年男子笑着说：“小同志，你现在一个人值班，不能离岗，你看能不能喊一个人来，我跟他去见卢总指挥，好不好？”
　　我父亲看这个人态度谦和，话语亲切，加上他直接提出要见卢德铭总指挥，我父亲断定他就是毛泽东。杨立三立即将毛泽东领到了卢德铭总指挥的房间内。
　　后来我父亲听说，毛泽东原来预定要到前线来领导秋收起义的，但他在路经铜鼓时，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怀疑是共产党，于是遭到了扣押。毛泽东机智应对，几经周折，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他的脚就是在逃跑时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因为没有机会去诊所上药，所以就这样忍着伤痛来到了文家市村。
　　当时遍布全国都有检查站，但是这个小小检查站险些发生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父亲后来也说，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份，中国未来的走向还真的难以预料。父亲还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生之中多次逢凶化吉，历史就是让他来改天换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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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没禁《水浒传》是个错误
父亲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
　　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决定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他们领导着两支规模不算太大但很有影响的农民自卫军。
　　尽管这两个山大王离开人世已经好多年了，但是父亲对他们记忆犹新。
　　80年中期父亲曾经同我长谈过几次军队的历史，因为他知道我对中国的军事历史很感兴趣。父亲说，袁文才、王佐两个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袁文才出生在江西宁冈县一个叫茅坪的村子里，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少年时曾经在永新县一所中学读过书，这样的学历在那个年代和那样贫困的地区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
　　王佐是江西省遂川县人，没有读过中学，但学得了一手精湛的裁缝手艺。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过地主土豪的压迫，出于劫富济贫的目的，他们先后参加了当地的绿林军，躲在毛竹林里专门打劫土豪劣绅的浮财。由于两个人很有头脑，很快便成了各自绿林军里的头领。
　　他们各自领导的绿林军很有谋略，都采取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做法。即只打外乡的土豪劣绅，对于本地的地主老财，他们不去招惹。这样他们就在各自的地盘上堂而皇之的生存下来。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他的绿林军在宁冈举行暴动，自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也将自己领导的队伍改称遂川县农民自卫军，自任总指挥。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袁、王率领各自的农民自卫军，会同莲花、安福、永新等县的农军举行暴动，共同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并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永新县城。官府派正规军清剿农民军，好几个县的农军都自动解散了，唯有袁文才和王佐两个人领导的农军没有执行官府的命令。
　　袁文才带一支队伍驻守在宁冈茅坪，王佐带一支队伍坚守在茨坪一带。他们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敌人虽然派了大批部队清剿，但由于井冈山地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这两只农军队伍都很好的保存下来了。
　　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杀富济贫”。
　　父亲还笑着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当然，既然要占山为王，就特别要珍惜自己的地盘。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以后，袁文才和王佐曾经有一段比较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地盘会被侵蚀，甚至队伍会被吃掉。实际上，在工农革命军内部也确实对如何处理这两支农民绿林军产生过争论。
　　父亲回忆，井冈山当地的党委负责人都希望工农革命军能够吃掉这两支绿林队伍，因为这两支队伍根本不听当地党组织的话，而且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这两支队伍都沾染了很强的土匪习气，视生命为草芥，当地农民对他们的同情正在减少，抱怨情绪正在增多。而且这两个人生性多疑，是很难驯化的绿林莽汉。父亲说到这里还特意对我说，你看《水浒传》影响多大，武松、林冲、鲁智深……这些英雄哪个不是杀完人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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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带武装与绿林队伍谈判
父亲说，毛泽东不带武装与绿林队伍谈判，胆子大得出奇，真不是凡人
　　父亲回忆说，当时这两支农民队伍只有几十条枪，而工农革命军数倍于他们，又是训练有素，应该说解决这两支绿林队伍是不难的。而且还可以采取智取的方法，找一个理由将他们诱骗出来，不用流血就可以将他们缴械。
　　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他对那些当地的干部说：袁、王两支队伍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打倒土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又举行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永新暴动，并保存了实力。他们在井冈山地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十分熟悉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形地形，我们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红色政权，他们是我们必须要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想法最终获得了当地党委同志的理解。鉴于袁、王部队都是由绿林土匪武装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的，部队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土匪习气很重，部队内部主要依靠江湖义气和封建帮会来维系，于是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党组织确定了团结、改造和帮助其发展的工作方针。
　　实际上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袁文才写过一封信：
　　袁文才总指挥拜鉴：
　　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军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
　　袁文才看了毛泽东给他写的信，仅从那飘逸大气的笔迹来看，袁文才断定写信者不是等闲之辈。他和王佐等人仔细斟酌，决定在回信示好的同时，派人去工农革命军驻地秘密侦查。
　　袁文才派去的人见驻地周围贴了好多标语，便趁没人的时候撕下了一些，准备带回去交给袁文才。没想到执勤的哨兵发现了这个撕标语的人，将他抓住交给了三营副营长伍中豪。伍中豪拿不定主意，便上报到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立即交代伍中豪：来人要善待，标语不许没收，若没有收集全还可以给他补上。安顿好以后，马上放人。
　　袁文才的侦探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礼遇，他原想这下恐怕回不去了，即便能回去也得挨一顿打。工农革命军不但没有打他，还帮他把没有收集全的标语都补齐了，而且派了几个战士送他上路。
　　侦探回到袁文才的身边，如实向袁文才汇报了自己的经过。袁文才颇有兴致地听着，并认真地查看侦探带回来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动派，工农做主人”，袁文才若有所思地说：“倒像是共产党的主张……”
　　袁文才于是作出了和工农革命军接触的决定。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进一步考察对方的诚意，袁文才把会面的地点定在了自己容易脱身的大仓村林家祠堂内。在祠堂内外，袁文才埋伏了20多个抢手，还在不远的村口安排了接应的部队，以便在发生不测时随时进行增援。
　　

何长工去与绿林头目王佐谈判
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与王佐谈判，父亲说，何长工是为我党立过大功的人
　　工农革命军派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7个同志，都没有带枪，准备去见他们。父亲说，毛泽东这个人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胆子大得出奇，如果他们开了枪毫无办法啊，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十八年后毛主席要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们听到以后都不同意，蒋介石1927年“”就是背信弃义，突然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我们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但毛泽东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父亲说，毛泽东的举动让袁文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让袁文才感到吃惊的是工农革命军给袁文才带来了100条枪的见面礼，袁文才部队缺的就是抢，他现在手里只有60枝不太好用的旧抢。毛泽东对袁文才说：送给你这100条枪，只是略表工农革命军的一份心意，我们真诚地希望贵军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共同为工农打天下。
　　袁文才当即表示要为工农革命军两肋插刀，全力相助。他问毛泽东工农革命军目前有什么困难，毛泽东说粮饷有点紧张，另外还有伤病员缺医少药。袁文才立即命人将一千多块大洋交给工农革命军，并表示：他的部队让出井冈山的茨坪地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地区，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袁文才还表示，他将跟王佐进行联系，让王佐也跟工农革命军交朋友。
　　很快，王佐派人来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要工农革命军派人上山接洽。毛泽东将此事交给了何长工。何长工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王佐虽然也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但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说翻脸就翻脸的绿林莽汉，何长工不知道能否与王佐合得来。
　　父亲会说起何长工是满怀感情的，看得出来，青年时期结成的友谊在垂垂老矣的时候依然在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毛泽东亲自给何长工面授机宜，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我们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后方，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因为我们以后要在山区常年打游击，绿林好汉的部队是经常会遇到的。
　　何长工带着毛泽定写给王佐的亲笔信，独自一个人上了山。
　　王佐此时正在山上等着何长工呢。见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王佐十分高兴，当即命人摆酒设宴，要与何长工一醉方休。何长工哪里见过这阵势，但盛情难却，只好应付。酒席上王佐和一帮军官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派江湖义气。
　　何长工没有气馁，他从王佐的母亲入手，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王佐由于常年的绿林生活，养成了随意杀人的坏作风。王佐的母亲信仰“同善社”，认为杀人不好。而王佐是一个孝子，何长工就利用王佐的母亲做王佐的工作，希望王佐不要随意杀人。何长工趁热打铁，开导王佐说：对抓住的敌兵要作分析，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使被迫给官府做事的。即便是有罪过，也应该审讯以后，再作处置。
　　从此以后，王佐杀人真的少了。他捉到人以后，首先进行审讯，基本都不杀，过这让他拿一些钱物来交换，或者通过这些人搞些情报来。
　　毛泽东对何长工的工作很满意，还开玩笑地总结：“何长工，你的长工干得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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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死亡悲剧(1)
父亲说，错误路线杀掉袁文才、王佐真是天理难容。
　　父亲说，后来袁文才、王佐被自己人杀了，这件事真是天理难容！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是宽阔的，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我们都误伤过很多人，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教训！
　　父亲回忆，何长工做了成功的谈判后，毛泽东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干绿林的人，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是被官府吃掉，就是跟手下人火并。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天下。
　　王佐深受教益，他找到袁文才，立志要跟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袁文才早有此意，于是一拍即合。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隆重召开。张子清营长代表前委宣布两支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组成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作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残忍的杀害。
　　父亲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9年初，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在红四军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按中央精神歼除袁文才、王佐的意见。以前他们俩就极力主张杀掉袁文才和王佐，这次有了中共六大的尚方宝剑，他们便再次提出了解决袁王的动议。
　　毛泽东是反对杀袁王的，他说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和执行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首领一律加以歼除的条文，因为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和修械处不都是设在茨坪王佐那里吗？二人现在是中###员，红军领导人，我们能杀自己人吗？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父亲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中央部署的行动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父亲说，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袁文才、王佐死亡悲剧(2)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我军的作战方式，我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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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何长工(1)
5、1987年何长工逝世的时候，父亲悲伤地想起井冈山的何长工，说何长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父亲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井冈山的历史是1987年。那是1987年年底，父亲接到何长工家属的电话，得知何长工去世。父亲长叹一声，那几天一直情绪不高。我说，何伯伯在您受审查的时候几次来看您，真很讲情义。
　　父亲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父亲给我介绍了何长工的历史，我才知道这位井冈山的风云人物还是个知识分子。何长工比父亲大9岁，是湖南华容南山乡人。早在1918年就毕业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同年到北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法国的圣雪尔旺工业学校和比利时劳动大学。1922年初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当时就询问父亲：“这样的文化和资历，完全应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但是怎么文革开始前才是地质部副部长？”
　　父亲说：“情况比较复杂。何长工的确资格很老，他解放后担任的职务与贡献不相乘。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已经任红8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32军政治委员。但是后来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虽然我们在井冈山就成为战友，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但是对于中央已经做了决议的历史事件不敢议论，这是党的纪律，当然大家心里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亲说到这里，脸上掠过哀伤。
　　父亲又把话题转到井冈山，他说：“何长工也愤愤不平地说，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们党早期犯的错误，应该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想想，我当年代表党去谈判，他们把自己的武装交给了党，后来又把人家杀掉。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亲都打了保票，还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果愧对两个结义兄弟。如果不给人家彻底恢复名誉，我死不瞑目！”
　　父亲的钦佩溢于言表，对井冈山的怀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我佩服井冈山的重要人物何长工，听说何长工临终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动不已！听说何长工的遗愿已经实现了，2006年年初，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袁文才、王佐已经完全被作为革命先烈来纪念了，历史终于为两个冤魂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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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何长工(2)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井冈山看看何长工伯伯，看看他身旁的袁文才、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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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不是草包，吃亏在水土不服(1)
我们依然回到父亲在红军大学的时候。父亲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而一贯信奉毛泽东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他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90年代初，父亲早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父亲摇摇头说：“一点都不像。”
　　父亲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拿着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才比我大9岁，可是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 ‘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天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他满怀报复和理想，他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他的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

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的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父亲回忆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形势也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也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和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谗言，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
　　

李德不是草包，吃亏在水土不服(2)
父亲着重说：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做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是把平日的积怨带到工作中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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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李德的评价不够厚道
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些李德的私生活，父亲笑着说：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如果听懂我们也不敢，人家毕竟是我们的指挥官。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来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80年代初去世。”
　　父亲说，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父亲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这个战役是由教导营独立完成的，当时李德正好就在教导营里。垭口是一个一夫当道、万夫莫开的路口。两面山上都有敌兵守卫，正前方更是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我父亲决定一个连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包抄，断敌后路。战斗打响后，我正面部队佯攻积极，敌人集中火力拼力抵抗，没想到后面突然想起枪声，原来是我迂回部队已经占领了后面的制高点。敌人立刻乱了阵脚，正面的火力减弱下来，我军两面夹击，迅速拔掉了这块横在路上的绊脚石。
　　李德当时就对我父亲赞叹不已，弄得我父亲都有点不好意思。打完仗李德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向他的翻译伍修权绘声绘色描绘了打垭口的经过，让伍修权告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是模范，教导营是模范中的模范。
　　后来李德见了周恩来，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职位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父亲还说过，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惊人的巧合。李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中国，另一个德国人冯.西克特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西克特也是个军事家，为老蒋制定战术可谓用心良苦、周密狡猾。而李德对这个德国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无论红军还是国民党军将领都感到佩服，只是他虽然知彼，未能知己。
　　后来他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
　　从李德这件事情上，我也感到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不够厚道，把李德说成好像是故意破坏中国革命的敌人。其实李德不远万里来中国，还是想把战役打好的，而且为此殚思竭虑，其历史地位不应该是一无是处的。
　　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帐，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长征路上父亲被林彪禁闭
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对汉族军队有着极大戒备心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要求部队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外，他还想方设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领，和他们交朋友。刘司令告诉这些彝民首领，红军到这里仅仅是路过，红军不在这里久留，我们要去攻打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彝民们对刘文辉都很反感，因为他的军队经常骚扰彝民聚居区。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领导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彝民听说毛泽东是这里最大的官时，便想试探一下毛泽东的诚意。他们派出了十几名代表，端着一罐子自己亲手制作的酪枣来到军委总部，要毛泽东尝一尝。彝民有一个习惯，客人来了要先送酪枣品尝。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代毛泽东品尝。彝民代表的脸色当时就很难看，毛泽东立即制止了警卫人员的做法，恭恭敬敬的从彝民代表手中接过酪枣，边吃边称赞酪枣做得好。就这样，彝族同胞终于打消了对汉族军队的敌意，自发的给红军带路。
　　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战士掉队了。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离队的，是有意识的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反正我父亲是一头雾水。
　　但这毕竟是大事，当时军团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军团部找我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
　　“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我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批评？你要接受纪律处分！”
　　我父亲问：“什么纪律处分？”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我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抬着你？还有这好事？你自己走吧，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我父亲心想林彪还真有点子，弄出一个“走路禁闭处分”。我父亲其实倒是轻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随部队行军，不用筹集粮草，不用值班查哨。警卫员仍然为自己服务，一到了开饭时间警卫员就端过来饭和菜，晚上还给自己找门板搭床铺。这日子真是悠哉游哉！只是有些不习惯，因为原来作为一营之长，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肖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我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解放后，我父亲就这个问题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
　　“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作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我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周恩来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
　　

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1)
父亲在80年代对我说过，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父亲与林彪在井冈山时代就相识了。虽然经历了林彪在长征路上关我父亲一个月的禁闭，但是父亲认为林彪并没有错。在父亲的晚年曾经几次和我谈起过林彪，由于离开“”事件已经较为久远，所以评价起来比较客观。
　　在父亲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最为崇拜的无疑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夺取政权后也是如此。正是无比信赖毛泽东，使他对其他领导人都保持一些距离。直到后来的乱世文革，他既没有去接近红极一时的林彪，也没有敢于去探望一些受到冤屈的将领。
　　说到林彪，父亲其实在长征时就有一段特殊的“交往”。这段交往就是林彪关了我父亲一个月禁闭。在林彪“永远健康”到坠机温都尔汗乃至今天，他始终是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人物，尤其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林彪始终是个谜。父亲在世我多少次地向父亲询问关于林彪的事情。我曾经崇拜林彪，到后来当然是痛恨他。与我们这些不了解林彪的人不同，父亲无论在林彪得势还是林彪遗臭万年，父亲都不是太极端。
　　父亲是一个很能够打仗的将领，他评价军事家常常是苛刻的，但是谈到林彪，他曾经说：林彪确实是军事天才，是一个历史无法抹煞要载入世界军事史册的大军事家。他如果不是贪恋权位，本来不应该弄得身败名裂。父亲早在延安就听说过一个传说，1939年林彪到苏联治病，林彪的战功已经被苏联军界知道，斯大林也很欣赏这位才32岁的军事天才。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当时苏联虽抱有幻想，也预感到德国军队这股祸水随时会威胁苏联，所以非常担忧。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问起他周围的苏军高级将领，让他们判断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元帅和将军们七嘴八舌，都估计德军会乘胜前行，预料德国军队势头会很猛，初期难以抵挡，但是在故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被拖住，伤耗惨重。
　　那天林彪也在场，斯大林看了看这位年轻的中国同志，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性格一向冷峻的林彪用一句诙谐的语言回答：“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斯大林换了个提问的方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看得出来，斯大林不是玩笑，他的认真也让将军们围拢过来。
　　林彪向来喜怒不行于色，他仍然不慌不忙，他稳健地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我感觉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那样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德国军队会难以自拔；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出奇制胜，他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全力攻击防线深远后方，那么，马其诺防线就会成为一个摆设，战局也会很快明朗”。
　　看着苏联将帅们依然不解的目光，林彪解释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中国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虽然没有当场批驳林彪，但是心中不以为然，因为这种战法不合常规，而且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远远无法和苏联相比。几个月后，希特勒这个人间恶魔、军事天才力排众议，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坚守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猝不及防，一时大乱。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和他的将帅们大吃一惊，他们佩服起林彪超乎寻常的判断与预测。
　　父亲说，林彪20岁就显示了打仗的才华，他的个性很强
　　父亲几次念叨，像林彪有这样军事战功的人，如果不是起劲打倒那么多人，他怎么也是一位彪炳历史的传奇人物。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娃娃年纪的林彪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累迁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成为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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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2)
虽然南昌起义和9上井冈山的时候林彪级别低，可毕竟才20岁，从那时起就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被誉为“战神”。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这是共产党抗日战争取得的第一次全歼式的胜利。一夜之间，“常胜将军”的美名传遍神州。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接连指挥辽沈决战、平津决战、渡江战略追击战和解放海南岛等规模巨大的战役，从东北到南疆，林彪和他的四野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不寒而栗。当父亲评价林彪的军事才能的时候总忘不了注释――当然那是毛主席全局统帅的结果。
　　父亲在1973年“”后对我说：“林彪为什么那么恨朱德、陈毅、贺龙？他面对面骂朱德本事不行，唆使红卫兵斗陈毅、贺龙，架空聂荣臻，其实只有知道那段历史才会搞清楚。前几年的油画把井冈山朱毛会合改成毛林会合，那有点可笑了，但是让林彪做副统帅是毛主席的部署。你记住，对毛主席的任何战略都不能怀疑！所以我从来没有非议过林彪，也没有点穿过和历史事实的不符。其实我在井冈山我还不清楚？林彪所以飚升很快，得益于他有两个很有出息的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他们都是早期的革命家。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当然后来他在党内地位显赫，那的确是他的战功。林彪19岁的时候就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但无论南昌起义还是井冈山，林彪的确是个小人物，贺龙、陈毅、聂荣臻在元帅中排名靠后林彪，可是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连后来的周士第上将也是二十五师师长，可是林彪只是七连连长。而且很多人不清楚，林彪是南昌起义后一天随部队到达的。前几年把林彪捧上天，他自己也飘飘然，可是想起那些老帅当年都比他高出很多，心里也不是滋味吧。
　　父亲接着说：林彪当然有军事才能，南昌起义后带七连到前线作战。只有20岁的林彪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很强，果断沿着一条干水沟从敌人侧翼进攻，敌人没有料到，仓皇撤退，从此七连名声大振，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很能打仗。二十岁，放在现在是插队学生的年龄。但是林彪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个性，有一次他带七连参加战斗，战斗非常残酷，双方死伤惨重，林彪考虑到保存自己连队的实力，便悄悄后撤。其实在我们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现象，军队指挥总是不愿自己的部队遭到重创，但是如果大部队统一行动，就会因为一支部队的退缩影响大局。后来毛主席多次批评“山头主义”，这其实也是“山头主义”的表现之一。当时战场指挥是陈赓，别看陈赓后来是大将，那个时候比林彪职位高多了。陈赓看到这个情形，就冲林彪嚷嚷开了，林彪还解释。陈赓哪里有时间听，战场十万火急，陈赓说：“你再退我就枪毙了你！”这样林彪才指挥七连全线出击。
　　

朱德、陈毅救过林彪
父亲和我长谈林彪是1972年春节，那是林彪叛逃后不久，他和我谈了半天，其实国家领导人的事情他是很少和我谈起的，只是那时林彪叛逃，已经成了“死老虎”，他才和我谈。谈完陈赓骂林彪后，父亲又说起林彪的往事：
　　“所以过去把林彪神话我是有看法的，但是我要维护毛主席老人家的威信，我不能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所以对林彪不好的往事从来不提，尽管我们在井冈山时代就认识了。林彪那时候就有任人唯亲的毛病，所以他和黄、吴、叶、李、邱搞成个反党集团是有历史根源的。七连向赣南前进的时候部队军需吃紧，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军需官携款逃跑了，而这个人又是他的表弟。这在当时都会掉脑袋的，因为战争太艰苦也太残酷了。林彪的上级73团团长黄浩就骂：‘林彪，你该当何罪？部队如果有人饿死，就是你的罪过，就要毙了你！你任人唯亲，还携款逃跑，你们是不是密谋的？’林彪吓得灰头土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审判，当场枪毙是可能的。如果黄浩当时拉开扳机，林彪也就没有今天了。
　　“但林彪运气好，正好朱德、陈毅过来，林彪知道他们说话更有分量，便说，正因为他知道军饷重要，才让表弟携带，而表弟的逃跑我绝对不知道。朱德和陈毅都是厚道人，他们听了以后说：‘你表弟这样你是有责任的。但是应该给你改正的机会。’林彪很聪明，非常愤怒地说：‘我逮住他马上枪毙了他！’朱老总、陈老总在危急时刻救了他，可是林彪在文革中对这两个老帅很不厚道，所以林彪众叛亲离也是不奇怪的。
　　父亲还说：“其实林彪最早受到毛主席的注意也是陈毅引见，那是1928年初夏，工农革命军缩编，林彪升任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林彪正向部队做宣传鼓动，毛主席就问身边的陈毅：“这个年轻人是谁？”陈毅说：“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叫林彪，树林里的三只虎。”陈老总生动的比喻让主席更记得林彪的名字，但是这一次毛主席还没有同林彪谈话。不久，主席、陈毅在团长王尔琢的陪同下看望一营官兵，王尔琢向主席介绍了林彪，林彪毕恭毕敬地向主席敬礼。父亲说年轻时候的林彪其实挺精神的，浓眉毛和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不像后来秃头和无精打采，父亲认为他在平型关战役中受的重伤摧残了他的身体。毛主席看到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便问：‘你多大岁数？’林彪说：‘报告首长，二十一岁。’毛主席用惯有的幽默说：‘二十一岁，还是个小娃子么，你带得了一个营的兵吗？’林彪说：‘报告首长，只要首长交给我，我一定带好！’陈毅作了一句很关键的点评：‘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打过很多胜仗。’毛主席以一位长者关切的口吻说：‘好，好，又年轻又能打仗。’”
　　回忆到这里，父亲还点评道：“这也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两位人物的首次对话。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林彪战功卓著，毛主席是满意的。到了发动文革，毛主席本想用林彪更好地‘反修防修’，他却野心膨胀了。从1928年到1971年，他们相识43年，后来竟以背离毛主席叛逃的方式结束了毛主席对他的栽培。”
　　父亲讲到这里是非常痛心的，因为他心疼毛主席在“”以后会很被动，记得父亲忧心忡忡地说：“林彪叛逃，毛主席身体大不如前，林彪要给毛主席折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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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事，父亲最心疼的是毛主席
说实在的，“”事件以后，有点脑子的老百姓从林彪事件也开始怀疑主席走了一步大错棋，不少人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林彪事件，探讨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收场，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毛主席会不会做一点自我批评。我接触的很多人都希望听听我的看法，其实他们无非就是想从我的口中知道父亲的看法。父亲身为中央委员，又是司令员，应该有来自高层的信息。
　　我问父亲：“林彪的历史主席应该了解。一下子把他捧这么高，文化大革命又这么乱，主席是不是也有责任？”父亲非常肯定地说：“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晚年发生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非常效忠，还称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这件事的确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惕。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他也要考虑他百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人搞修正主义，会不会再有一小撮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压迫大多数人民，他要注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会不会孤立并且侵略中国，而党内暗藏的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一旦他们与底修反里应外合，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改变颜色。”
　　我说：“主席当年不用林彪当副统帅岂不更好吗，也可以少受很多损失。”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主席是高瞻远瞩的，虽然林彪蒙蔽了毛主席，但不正是主席才识破了他们并采取了断然措施吗？”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对毛主席有任何非议和怀疑。
　　尽管在我们这一代从林彪事件以后对毛主席晚年的做法已经有了看法，而且文革这场闹剧已经把毛主席的错误展现无疑。那时候我们军队大院的孩子经常凑在一起，轻声地议论“9．13”让老人家很被动，不管怎么说，副统帅是老人家选出来的。但是有父亲这样一批老将军老干部就是无条件地迷信毛主席，这也是文革能在相对稳定的大前提下随心所欲地花样翻新。
　　记得我们小时候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不断见诸报端：“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这正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群众基础。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灵里，我就感到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的理论像林彪这样解说的全面、这样有感情、这样富有气势、这样通俗易懂。
　　他评价毛主席是那么有气势：“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过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
　　他比喻毛主席的胸怀是那样生动：“古时候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毛主席的肚里能开飞机”。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那样富有心得：“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你不能不承认它的生动，其实文革前所有的干部无论中高低级别，都是发自内心崇拜毛主席的，这在全党都形成了没有任何反对的最强音。
　　但是为什么只有林彪吹捧得这样动听？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代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受林彪很大影响的，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臣，林彪都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时年轻人也都在思考为什么林彪能脱颖而出，为什么从平步青云到一落千丈，我们已经深深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政治体制，但是父亲坚信跟着毛主席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崇高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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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挨的一枪害了林彪一生
父亲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父亲说林彪挨的一枪害了林彪一生
　　林彪长征路上关我父亲“禁闭”这段往事父亲从来没有放在心里，他认为林彪这样做倒也不是个人成见。从井冈山时代，父亲便认识了林彪，一起共事也有多次。父亲说，林彪本来性格就比较孤僻，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与常人不大一样，说好听些就是脑子全用在打仗上了，他在打仗方面是个天才和鬼才（文革则用到搞阴谋诡计上了），说不好听就是性格上有缺陷。
　　我们很早就知道，林彪有失眠的毛病，他对父亲说过，形势严峻，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只有最大限度地动脑子，把可能的伤亡减低到最小。长期下来，他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尤其是他在平型关战役中，林彪率领的115师打了个大胜仗，那是共产党军队最大的胜仗，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林彪也很高兴，恰好这次战役缴获了一匹好马，据说那匹马，一身雪白，骠悍秀丽，林彪爱不释手，经常骑上飞奔，也算激烈战斗后的放松和休息。
　　有一天下大雾，他又要飞奔，警卫员劝阻也没有用，他跑进了阎锡山的防区。他的马与众不同，他的呢军装也很显眼，被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士兵打了一枪从前胸穿过。林彪从马上摔下来，后来知道是误伤，闹得阎锡山亲自带了医官过来给他治病，并表示要枪毙开枪的士兵。林彪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保住了这个士兵的脑袋。
　　受伤后中央很多领导都表示慰问，蒋介石也去了慰问电，林彪到延安后，连毛主席都骑马三十里亲自看望他，一再叮嘱他好好养病。虽然后来林彪可以重上前线，但是我们都感到这个伤也伤了他的元气，后来他害怕见阳光和水，高度神经衰弱，性情也变得暴躁和反复无常。我们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也曾偷偷议论过，“林总伤了精气神，精力大不如前了，这一枪也太可恨了”。
　　解放后虽然医疗条件好多了，可是也无法根治这个怪病，从解放到文革，林彪很少露面，完全是一个病人的状态。他怕光、怕水，喜欢振动，一晚上睡不着是家常便饭。父亲同他的见面和向他汇报工作，都感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好像没有任何生活情趣。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会影响他的行为。
　　60年代初，林彪抱病去西北视察，让父亲陪同。父亲和林彪一起吃饭，发现林彪很爱吃糯米。父亲问林彪：“林总，我发现你总是离不开糯米。”林彪有气无力地说：“糯米可以养胃，我的胃不好。”父亲一路上发现，林彪的身边不离医书，总是拿出来研读，原来林彪总是自己给自己诊断。
　　父亲那时很是担心，林总这样的身体能坚持多久？后来文革林彪当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由于是毛主席的决定，父亲也很相信。但是父亲了解他的身体，总是想，副统帅的身体状况我可知道，有朝一日让他领导国家，也会心有余力不足。
　　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即使对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只是政治上的利用，没有什么亲情。虽然父亲是很早就认识林彪的，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彪从来没有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到也没有交流。阴冷的性格和病夫的痛苦，造就了一个并非正常人的林彪。
　　林彪作为一个阴谋家已经遗臭万年，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无法饶恕。但是，我们在文革中极不正常的风气，无疑把林彪心中恶的一面扩大了，而且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更让他忘乎所以。
　　

父亲庆幸与林彪保持了距离(1)
其实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他政治上和地位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在这一点上，父亲内心还感激过他。
　　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儿时他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这给他留下的苏联情结很深厚。他梦想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往那里的风土人情，迷恋动听的俄罗斯歌曲，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就打听如何能够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送回北京。说句实话，这要是一般人家的年轻人，至少可以以“投敌叛国罪”判上十几年，而大哥作为高级将领的儿子，同罪也不会同判。
　　可是大有大的难处，这件事情不仅基本断送了大哥的前程，而且给父亲带来极大的麻烦。那时苏联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打倒帝修反”是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声音，而“修”老大就是苏联。父亲在军队受到极大的质疑，当时总参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阶级斗争观念也很强烈，不仅不断批判，而且要让父亲承认是儿子打前站，为陈士榘出逃铺垫。
　　父亲感到很冤枉，他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他跟毛主席继续和修正主义干还干不过来呢，怎么可能去苏联呢？但是父亲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父亲对林彪还是心存感激的，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让父亲在政治上度过了一关。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文革后的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找过父亲一次，就是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7号他的住地。父亲回忆那个院子的氛围就像林彪的性格，没有一点动静和生气，院子里呈现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父亲很纳闷，林副主席要和我谈些什么呢？那时林彪如日中天，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父亲也毕恭毕敬地想聆听林副主席的指示。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常礼短的客套与上下级的亲情。如果见到别的老帅，几年没有交流总要叙叙旧，但是林彪开门见山，只说了几句当年流行的客套话，比如工程兵的运动是否按照毛主席对军队的指示进行的。我父亲知道他不会仅仅为了了解运动把父亲叫到家中，其中必有更为实际的事情。果然，林彪很快把话题转到他所需要的方面，由于父亲多年是工程兵的司令员，对于军队的的基建了如指掌，从大西北的核基地到中南海的地下设施，父亲都领导和参与过建设。
　　所以林彪先问我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兵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而且全党形成了军队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把情况介绍的简单一些。但因为几十年军队严格的纪律，总让父亲感到不大对劲。
　　父亲庆幸与林彪保持了距离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準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后也惴惴不安，据他的秘书回忆，他一个晚上没有入睡，就是感到左右为难。虽然父亲感到毛主席亲自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可是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父亲冥思苦索，感到这样隐藏下去终归是块心病，他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做了变相的汇报，也对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是向军队的###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尤其父亲借着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也是想把林彪的动作变相地告诉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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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庆幸与林彪保持了距离(2)
父亲还在1968年2月10日见到了林彪，不过是在毛泽东巨大的身影下。那时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六个兵种和解放军军事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父亲说好多年轻的战士踩在座椅上狂呼乱跳，后来几千个座位都要修理。林彪挥动着语录紧紧跟随毛主席，林彪依然话语很少。毛主席走到工程兵的位置时父亲正在前面，这个时候父亲是不能主动伸手的，但是毛主席见到父亲，两只眼睛发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光芒。毛主席伸出他那巨大的手，领着父亲向前走了几步，父亲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对毛主席的极度崇敬，使父亲感到拘谨，他不知说什么好，跟着主席被动地走了几步。许多摄影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由于林彪距离毛主席很近，所以不少照片都是父亲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中间。
　　这样的照片让多少高级将领都羡慕！林彪当时没有和父亲以及其他军队首长说话，他知道在毛泽东身边他永远是个配角，他显得很内敛。在“事件”后，父亲看着这张照片感到很别扭。在那个特殊年代，与林彪合影也容易引火烧身，父亲一剪刀剪掉了他右侧的林彪，只剩下主席和他。父亲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跟我说过：
　　“当初不应该剪掉林彪，因为那是一个事实，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真实记录，也是留给后人的历史。”
　　到了1971年，父亲还经历了一次“险情”。如果不是父亲一贯“不唯上，只唯毛泽东”的风格，也许那时就被打倒了。那一年春天，父亲带着工程兵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北戴河开会，那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会议开了五个月之久，大家得知“林副主席”也在北戴河，有人提议既然“副统帅”在很近的地方，应该去探望一下“副统帅”。
　　但是父亲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宁可冒着得罪林彪的风险，也没有搞这种私人性质的拜访。而那时候正是林彪从北戴河叛逃前不久，如果去了，肯定会受到审查，而且会怀疑父亲和他密谋了没有。因为1971年9月的北戴河太敏感了！
　　父亲后来多次对我说，林彪的事情和这个人很复杂，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战争年代的卓越战功更无法磨灭。如果他不是对更高权力的虎视眈眈和对老战友的无情无义，他怎么会在飞机上活活烧死，那一刻他自己该是多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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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平型关战役(1)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北的红军被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以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为主力改编而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委员罗荣桓；一二O师基本由二方面军改编而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治委员关向应；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张浩（四个月后被免职，由邓小平接任）。
　　我父亲被编到了115师343旅，担任旅参谋长一职。部队改编完成后，立即举行了誓师大会，随后部队渡过黄河，开赴抗日战争第一线。一一五师在开赴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带，准备与日寇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正巧遇上日军板垣师团向山西平型关一带进发，目的是夺取太原。师长林彪当即决定实施平型关战役。
　　一一五师以一个团加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在灵丘、涞源、广灵之间设防，以牵制敌人。另外的主力部队共三个团于1937年9月24日深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公路两侧的山地上，待机歼敌。
　　25日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主力进入设伏地区狭长的公路内。一一五师三个团同时发起冲锋，几百只冲锋号惊天震地，几千条枪同时向敌群开火。
　　日军很顽强，虽受到猝不及防的攻击，但仍然趴在汽车轮子下拚死作战。一一五师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的部队，师长林彪下令进行白刃战，八路军冲下山去，与日军一个一个阵地的争夺。
　　经过一天的激战，厮杀声终于停息了。清理战场发现，歼敌三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还有数不清的枪支弹药及军用品。但十分奇怪的是，我军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俘虏兵。日军的许多伤兵在我们抓到他们之前都自残了，有的是相互自残，有的是自己用刺刀扎向了自己的肚子。面对血淋淋的场面，我们的战士都很惊骇，觉得这哪里像人呀，简直是野兽一般！师长林彪在战后总结的《平型关战斗经验》中曾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平型关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当时115师的确打了很多胜仗，包括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但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平型关大战歼敌三千人，而我军也有两千人的伤亡。如果这样大兵团的硬拼，尽管也可以坚持一阵子，但在优势敌人面前，八路军是拼不起的。
　　中央也是这个意见，我父亲不止一次听到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平型关这样的战役不宜再打，八路军也打不起。打那么一仗两仗杀杀日本人的威风，涨涨中国人的志气就可以了。八路军要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林彪、罗荣桓率领115师主力开赴山东。而我父亲没有走，当时115师成立了一个独立支队，人数大概想当于一个加强营，由我父亲担任支队长。林彪对我父亲很信任，因为我父亲给115师干了许多露脸的事。比如我父亲抓的侵华日军第一个俘虏，就让林彪大大高兴了一阵子。所以他很放心的将我父亲留在了晋西南，认为我父亲能够独立的开辟抗日根据地。
　　我父亲的独立支队没有让林彪失望，日寇尽管占领了太原等城市，但在晋西南一带，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独立支队还经常进城对日军进行骚扰，日军对神出鬼没的独立支队很是苦恼，但又无法进行剿灭。
　　我父亲抓到了抗战以来第一个日军俘虏兵
　　其实不光是平型关战役，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在国民党军队发起的诸多对日作战中，不计其数的日军士兵战死，但无一一人被俘。
　　为了抓到一个俘虏，中国军队许多官兵为此付出了代价。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半路上伤兵稍稍缓过劲来，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信员在收电话线时，发现汽车底下躺着一个日本伤兵，受了重伤，呻吟不止。通信员掏出纱布准备为他裹伤，那伤兵却扬手一刀刺进了通信员的腹部，由此可见日军的顽抗到了何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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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平型关战役(2)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一分为二。林彪率主力南下支援娘子关方面友军，聂荣臻则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343旅的2个连留下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此时，日军第20师团已突破晋东门户娘子关，并于11月4日拂晓由平定直扑榆次，企图直下太原，以解陷入忻口的板垣师团之围。
　　在林彪的部署下，115师在昔阳县西广阳地区为日军20师团设下了伏击圈。这时115师的全部人马只有陈光343旅的两个团（缺6个连）共4000兵力。具体分工是：685团由旅长陈光和团长杨得志带领，负责堵截；686团由旅参谋长陈士榘指挥，负责歼灭伏击圈内日军。
　　我军从拂晓一直等到下午3时，待其大部人马通过后，对其后续辎重部队发起了攻击。
　　我父亲指挥的686团从两侧的高山不断向狭长的谷底投弹射击。日军辎重部队的骡马受惊后乱蹦乱跳，将大车拉得东倒西歪。在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父亲果断地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指战员们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向公路将敌人切成数段，进行近距离格斗。刹那间，呐喊声、刺刀的碰撞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这些日军的抵抗不是那么顽强，比平型关的日军弱了很多。我父亲于是产生了抓俘虏的念头。正在这时，有一伙惊慌失措的日军逃到公路北面的一个洼地。我父亲转身将警卫排长唤来，指着洼地说：“你带两个班冲下去，抓几个俘虏！”警卫排长一挥手：“一班、二班跟我来！”
　　我父亲从望远镜里目送警卫排朝洼地扑去，心里暗暗高兴。他对这些战士们充满了信心，因为这都是旅长陈光从部队中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不仅体格健壮，而且作战勇敢。但是在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警卫排很快就回来了，缴了不少三八大盖，却没抓着一个俘虏。排长气呼呼地说：“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太深，顽固不化，只好把他们消灭了！”
　　当夜幕降临时，战斗已基本结束，686团共歼敌500人以上，在向林彪汇报了战况后，我父亲让团长李天佑将指挥所移进了广阳镇。此时，镇内还有不少残敌在负隅顽抗。我父亲进入镇子，听到零星的枪声后，又一次激起了他抓俘虏的强烈愿望。顺着枪声，他来到了一个小院门口，看到已有不少战士将院子团团围住，一个战士正准备向院子里投手榴弹。
　　“慢着！”我父亲连忙制止，“有多少鬼子?”“报告参谋长，就一个，钻进了院子，老朝我们打枪。”
　　我父亲一拍大腿，将手枪别在腰间：“那还不抓活的，扔什么手榴弹？”我父亲侧身闪进院门，师侦察科长苏静也跟了进去。又一声枪响，子弹打在门框上溅起一串火星。我父亲猫着腰悄悄摸到窗口旁边，用刚刚学会的日语喊道：“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
　　这时院外的战士们也用刚学会的日语喊话，那名日本兵又胡乱放了两枪。我父亲耐着性子，尽量用温和的口气喊了几遍。“明白明白的……”屋里传来生硬的中国话，那声音充满了恐惧。
　　我父亲一阵惊喜，可等了老半天仍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他忍不住一脚踹开房门，借着月光一眼就瞧见了明晃晃的刺刀。我父亲伸手抓住枪管用力一拖，鬼子吓得尖叫一声，连忙松手。父亲身高马大，在同辈人中属于高个子，比这个日本兵也高出许多，也的确给了鬼子兵一种震慑。
　　明亮的月光从门窗射进来，照在日本兵苍白失色的脸上。我父亲定睛一看，既对这些杀人如麻的鬼子兵无比愤恨，也对他终于露出的色厉内荏感到好笑。
　　原来小鬼子站在一个粮食筐里，粮食把他的身子挤得动弹不得，看来挣扎了好一阵，累得汗水把军衣都浸透了。我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将那名日本兵拖出筐。日本兵吓得浑身发抖，汗珠从额头上淌下来，将我父亲的军衣也浸湿了一大片。苏静等人冲进屋子，兴奋地大叫起来：“陈参谋长抓住俘虏了！”
　　我父亲捉到俘虏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镇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连师长林彪都带着警卫员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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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平型关战役(3)
因为这是八路军捉到的第一个日本俘虏，当时在一一五师引起了轰动。经审讯，这名俘虏是日军第20师团第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膝幸夫。
　　

江青带来毛泽东给父亲的亲笔信
在延安拐峁医院，一个年轻的女战士来到了我父亲的床前
　　1938年3月17日，我父亲所在的343旅发起了山西西部的午城井沟战斗。正当我军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一发日军的大口径炮弹呼啸而至，我父亲刚要卧倒，炮弹便爆炸了，巨大的冲击力一下把我父亲掀翻到几米远的沟里，我父亲顿时失去了知觉。
　　我父亲醒来一看，从上到下共有九个地方挂了彩，头、肩、胳膊、腿，整个左侧没有幸免的地方。左耳膜被震破，听不到一点声响；左臂骨折，胳膊上嵌进了弹片，血肉模糊。这时部队正在与敌人厮杀，我父亲只能被简单包扎一下，等待战斗结束以后再想办法。
　　幸好战斗打得很利落，日军很快就溃败了。但我父亲的伤很严重，当地没有什么好医院。部队首长决定把我父亲送到延安去治疗，我父亲开始还不愿意离开部队，但他失血过多，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意识了，部队派出担架队星夜赶往延安。
　　当时延安最好的医院就是拐峁军队医院，它坐落在延安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拐峁军队医院实际就是我军总医院（现在的三零一医院）的前身。可当时拐峁医院的医疗设施很差，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我父亲的伤势他们也没有处理过，幸亏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大夫在医院作医疗指导，他亲自对我父亲的伤势进行了诊断，会同当时拐峁医院的著名外科医生汪石坚制定了稳妥的手术方案。
　　在爱德华大夫的指导下，汪医生成功地将我父亲身上的弹片取出。手术后我父亲的伤势逐渐好转，这让我父亲十分感激柯隶华大夫和汪石坚医生，后来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和河北唐县白求恩柯隶华纪念馆我都曾看见过父亲与柯隶华的合影照。拐峁医院的其他医生和护士对我父亲也很好，只是仍要躺在医院里慢慢康复使我父亲有些着急。
　　正当我父亲在病床上熬日子的时候，一个骑马的年轻女战士来到我父亲的床前。我父亲并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女战士也没有自我介绍，就是说是毛泽东派她来慰问陈士榘的。这个女战士从包里拿出了一封信，还有二百元钱交给了我父亲。一看信封上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陈士榘同志启，我父亲一下认出了这是毛泽东的笔迹。
　　毛泽东在信里说听到陈士榘受伤的消息，十分惦念，本想过来探望一下，但事情太多实在抽不出身，特委派江青同志代我前来慰问，希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我父亲当时也听说了一些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事，说他们可能要结为伴侣。但毛泽东仍在信里称江青为同志，我父亲也不好多过问。
　　江青在医院里呆了一会就走了，我父亲也不知道该向江青说什么。她快上马时我父亲才想起请她代为转告毛泽东，感谢主席的关心和慰问，自己一定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出院，重返抗日救国的前线。
　　江青没有说什么，她费了好大劲才跨上了那匹几乎跟她一般高的战马。江青骑的那匹战马我父亲觉得很熟悉，一问果然是主席的坐骑。江青骑在马上，显得很洋气。我父亲认识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心里不禁将江青和贺子珍做了一个比较，觉得江青尽管年轻漂亮，但没有贺子珍朴实憨厚。
　　我父亲当时并不知道江青是从大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只觉得她不像经过了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尽管她也穿着八路军的服装，但处处透着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而贺子珍就显得朴实多了，她甚至能坐在你床前问长问短。当然，我父亲也不愿意多想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中央首长们的个人私事，怎么处理都是有道理的。
　　江青走了以后，我父亲将慰问金交给了警卫员，说将来留着部队用吧，因为这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主席的那封慰问信，我父亲则自己留下了，因为自从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见到主席的机会很少了，留下这封亲笔信做一个念想吧。
　　可惜的是这封信没能保存下来，当时我父亲担心自己在作战中再度负伤，或者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便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同志保管。遗憾的是那位同志把这封信弄丢了。这成了我父亲心中一件极大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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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促成了我父母的婚姻
我父亲担任115师参谋长以后，发现山东地方武装和八路军115师之间有相当多的隔阂。因为双方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且115师又是外面来的部队，来了以后就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山东地方武装自然有些不大服气。后来罗荣桓同志为化解双方矛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父亲回忆那段历史感慨地说，罗荣桓就是这样顾全大局。罗荣桓的心胸很开阔，这在军队中是有口碑的。对于罗荣桓这段历史，解放13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父亲曾经说，可惜罗荣桓死得早，是对军队建设的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去世后，军队的政治工作完全被林彪统治了。林彪吹捧毛泽东是假，大树特树自己是真。而当时在军队中，已经没有人能同林彪的错误做法抗衡。
　　如果罗帅活着，是可以制衡林彪的。因为毛主席非常信任罗荣桓，而且不是一般的信任。其实在罗荣桓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对林彪把毛主席著作庸俗化有过抵制。不要看林彪在毛主席面前可以把罗瑞卿搞倒，但是他要通过毛主席搞罗荣桓可没有那么容易。
　　早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一针见血：“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后来，毛泽东回忆红军时期的难忘日子，语重心长地说：“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1963年罗帅年仅62岁英年早逝，毛主席悲伤不已，连夜写下《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父亲加重语气说：“这种待遇简直不得了啊！”
　　父亲还对我说过，罗荣桓的品质是与他的经历有关的。父亲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观点，那是他早年绝不会有的观点：
　　“罗荣桓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我们过去什么都讲出身，越穷越贫越值得信任，越有钱越要划清界限。但是我在革命那么多年后发现，生在并不穷困反而有经济实力家庭的革命者往往很大气很规矩。你看总理就是这样，罗荣桓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家庭有文化，教育出来的孩子也讲规矩。罗帅是军队中罕见的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他在青岛大学读过书，后来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罗帅是1927年入党的，在元帅中是入党比较晚的，和我是同一年入党，但是罗帅的起点比我高！在军队中他一直被尊敬地称为‘政治元帅’。
　　父亲说：“罗荣桓善于团结同志，能长期和林彪共事的人肯定很善于合作也很有耐心，因为林彪很能打仗，所以也带来了刚愎主观和一言堂的毛病，但在两人四野合作的不错。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看到林彪对军队的讲话和做法有点偏，所以并不热心，林彪心里还是不快。但是罗帅去世的时候，很少露面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很上心，又是送花圈又是鞠躬，说明他对罗帅的逝世还是难过的。”
　　当然我还知道，父亲和母亲还是因为罗帅的关心催促成婚的，父亲当时已经30多岁，依然孑然一身，是罗帅的周密安排才组成了这个家庭。尽管几十年后这个婚姻解体了，但毕竟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况且，没有罗帅，就没有我们这些生命。
　　

父亲提出向国民党让步的方案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后签订了《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后来组成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及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当时三人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这个三人小组下设一个办事机构，名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对三人小组负责，也由三方面代表组成。
　　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秘书长是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我父亲当时是山东军区的参谋长，同时兼任新四军参谋长，大概是熟悉军队情况的缘故，他也被紧急调往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
　　我父亲是1946年1月到军调部先后担任整军处长和军调部参谋长。国民党代表是国防部二庭庭长郑介民，美方代表是罗伯逊。军调部当时的任务是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协定》的精神制定国共两支军队的整军方案，使双方军队都有所缩减。
　　整军处也是由三方面代表组成，我父亲代表中共，国民党方面为参谋长蔡文治、少将董嘉瑞等。美方代表为伍克塞上校、辛格上校等。
　　做为整军处长，我父亲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也提出了整军方案，而且主动做出了姿态：中国共产党愿意将其所领导的军队由现有的数目缩编到二十四个师或至少二十个师，并将八个地区的抗日部队着手复员。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减。
　　这一年2月28日上午，父亲作为军调部参谋长随叶剑英到西郊机场迎接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
　　父亲和我聊天说过，马歇尔后来被描绘成脸谱化的坏人，其实并不真实，马歇尔给父亲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身批皮领浅棕色呢大衣并执手杖。他虽然66岁，连日奔波还精神抖擞，尤其大概1米90多的个子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
　　28日下午在协和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很幽默，说自己的角色很为难。他拿在美国很流行的棒球运动做比喻，他自称只是双方的裁判员，只能评判，不能自己进来打。美国应国民政府之邀到中国参与此事，好像干涉别人的家庭事务，做的不好，就要饱受批评。因为打棒球的时候，双方都不愿意被评判，可是没有裁判员又打不起球来。所以执行的事希望双方都去做。
　　这个老人内心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但马歇尔还要尽量使自己保持中立。
　　在机场我父亲见到了斯斯文文的张治中将军，张将军带着一幅白手套，显得尊贵而又彬彬有礼。他因为要赶去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所以只给记者们十分钟提问时间。
　　父亲回忆起周恩来对记者的谈话显得既有感情又颇为机智。他说：“我是民国九年被捕释放后来到北平的，不久就到欧洲留学，算来离开北京已经二十六年了。年轻时来北平只是在陆地做着浅薄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美好壮丽，但这一次在空中观察北平，感觉就不同了。凡事记忆中都比较美好，但再到旧日旧地去看，就比记忆中的要逊色了。一切事物都在前进，要想回到过去，实在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轻松怀旧的讲话顿时拉近了与记者乃至国统区人民的距离。当有记者问起最近公布的整编军队的方案何以要迟到十八个月才能完成，周恩来很机智地回答：国军如此庞大，怎能在短期内使士兵复员。
　　父亲回忆到这段经历，还很深情地说，我们党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全国性的胜利，除去毛泽东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外，和有周恩来这样的统战和谈判高手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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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找名医给父亲镶假牙
我父亲就因为汇报整军处的工作专程去了一趟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除去周副主席外，还有董必武、叶挺、林彪、王若飞、邓颖超等同志。
　　周恩来详细听了我父亲的汇报，他有时紧蹙眉头，有时显得有些激愤，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想趁着抗战胜利硝烟未灭，就把共产党消灭。他们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越拖共产党会越壮大。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已经让步不小了，蒋介石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他不吃掉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央决定的方案，关于整军也不能再让，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向中央请示。”
　　父亲与周恩来的谈话结束后，父亲已经预感作为一个军人恐怕要面对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艰苦鏖战，自己必须从现在起就做好心理准备。父亲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坏牙，父亲觉得仗一旦打起来，自己的坏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镶上。他那颗在红军反围剿时就拔掉的病牙一直漏风，而他已经从一个小青年变为中年人了。
　　说起父亲的牙，不知是老天爷安排还是巧合，他的牙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父亲的牙疼上了，红军获得反围剿胜利，牙医就给父亲拔掉了。就在他合计要镶牙的时候，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又打响了，父亲带着病牙参加了战斗，结果大获全胜。
　　接着父亲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就在他再次想镶牙的时候，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不可能有条件镶牙。长征胜利，马上投入抗日战争，还是顾不上镶牙，但是病牙总是折磨着父亲。直到1938年父亲打仗负了重伤，在养病过程中打算一并把牙治好。毛泽东为此还特批了镶牙的金子，可惜的是延安拐峁医院设备不行，拐峁医院的牙医劝父亲去西安等大城市去镶牙。
　　我父亲一听也有道理，正好当时有一辆八路军的汽车要到西安去办事，我父亲于是决定搭车去西安镶牙。但一上车我父亲就后悔了，因为到西安的路况实在太差，人在里面就像摇煤球，汽车颠得人肚子生疼。
　　同去西安的还有王震，他在车上气得干脆直骂娘：“他娘的，这是什么鬼路！”
　　到了西安以后，我父亲想这下没问题了吧，西安毕竟是大城市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叶剑英同志带着我父亲去了好几家医院，没成想人家一听说包金镶牙，都说搞不了。
　　我父亲真是感到说不出的憋屈，他这时也理解了延安拐峁医院那位牙医的话。人家西安都搞不了，延安的医院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父亲一生气，决定不再镶牙了，立即回到抗日前线去。
　　几个月前的1946年秋，我父亲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做为整军处处长的任务是整编各自的军队。当时的谈判任务极为紧张，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北平这个大城市肯定能够找到镶牙的地方，但我父亲根本抽不出时间来。
　　这一次，我父亲被派往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我父亲在周副主席驻地等待指示。由于考虑到战事可能要重起，以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镶上牙了，我父亲便向周副主席提出了镶牙的问题。
　　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周副主席十分关照，他自己抽不出时间，便让邓颖超大姐打听寻访名医，并亲自带着我父亲去就医。
　　父亲说，他和邓颖超大姐一起坐车到重庆抗战胜利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医院，一路上邓大姐给父亲介绍重庆的街道及风土人情，我父亲感到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非常厚道和蔼。
　　那位医生得知了我父亲曲折的镶牙经历，十分感动，他小心翼翼的为我父亲清理口腔，制作模型，用了好几个半天为我父亲镶上了一颗闪亮的金牙。
　　这样，从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开始，到1946年内战爆发，我父亲前后用了16年，惊动了两位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才镶上了一颗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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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证明叶挺不是叛徒的重要证据(1)
父亲作为军人当然很尊敬叶挺，因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员名将。当年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起义受挫后叶挺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天后，广州起义失败。虽然总司令仅仅做了两天，但毕竟是一支后来举世闻名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父亲在新四军担任参谋长，军长就是叶挺，这种上下级的战友关系常常是深厚的纽带。父亲到了重庆，自然要拜访这位老上级。叶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没有几天，我父亲见了叶挺以后很是难过。叶挺紧握着我父亲的手，眼角都有些湿润。
　　他们聊天时谈到五年前震惊中华大地的皖南事变，提起这件事叶挺余怒未消，他说蒋介石连秦桧都不如，心狠手黑。皖南事变给叶挺的刺激很大，他对父亲说：“其实我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是了解的，因为‘4．1２’他已经教育过我一次了。”
　　在讲到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烈时，叶挺依然情绪激动。因为不仅新四军官兵损失惨重，连最高指挥官也死的死、抓的抓。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饶漱石化装惊险逃出。我父亲特别问到：“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国民党军包围，你怎么到了顾祝同那里？他们就是要活捉你这个军长，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叶挺的做法在当时的党内确实引起过非议，父亲也是出于解开谜团，想证实自己老上级的清白而问他的。叶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让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
　　那次谈话后第二天，父亲在重庆与周恩来谈到饶漱石命令叶挺与顾祝同谈判，周恩来听到并没有流露出早就知道的表情，反而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父亲以为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解放后不久，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批判，中央要核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已经担任总理的周恩来让我父亲写个证明，说明叶挺不是主动去找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而是受饶漱石的委派去的。
　　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周总理要保护叶挺，不想让已经牺牲的叶挺再蒙受不白之冤。父亲说幸亏这件事情是对总理讲过的，总理对待这类问题总是尊重事实。如果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落在康生手里可就麻烦了，康生可是个青面獠牙、整人不眨眼老恶棍，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叶挺非在他手里弄出个“叛徒”罪名不可。
　　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又有人想把叶挺搞成“大叛徒”。也是周恩来让调查人员找我父亲核实，父亲依然坚持说是饶漱石让叶挺去的，这使得叶挺的形象在文革中没有被羞辱。
　　父亲对我回忆过，说那次和叶挺谈话记忆犹新，不仅有上下级久别重逢后畅谈的愉快，更因为就在那次谈话后几天，叶挺因乘飞机去延安途中在大雾里撞山遇难。父亲和所有认识叶挺的人一样，深感震惊和悲伤。当时共产党内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干的，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除去叶挺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
　　蒋介石是什么人?周恩来后来就这件事情评论过：“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父亲说，当时党内高级干部都很生气，也都在分析，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虽然那天能见度太差，但只要高度够绝不会出事。尤其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去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这都是极大的疑点。
　　有人分析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降落西安加油时，在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做了手脚，导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虽然共产党人都认定是蒋介石干的，但正如周副主席对党内讲，我们明知国民党有鬼，但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由于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提供证明叶挺不是叛徒的重要证据(2)
但是这架飞机失事以后，我们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
　　国民党方面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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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为什么长期不是共产党员(1)
父亲给我讲他的老上级叶挺为什么长期不是共产党员
　　关于叶挺，我在孩提时代就熟知了。因为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因为我们是熟读他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长大的，还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上级。
　　但是，我总感到叶挺和其他将帅有不同之处，比如他长时间在军内担任要职却好长时间不是共产党员，他好像是将帅中的另类。
　　由于父亲非常了解叶挺，他在70年代末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讲到叶挺的独特情况。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情况那么复杂，宁可过严也不能放松一点。这种思维解放后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更是淋漓尽致。叶挺比我大13岁，他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小药铺，还到南洋打过工。严格地讲，叶挺是华侨将领。他15岁还在读中学，正是辛亥革命发生，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没多久就放出来了。后来他考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上过的。后来他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开始向往革命。”
　　说到这里，父亲特别向我总结：“我们党参加革命的人，农民受《水浒传》这样的造反书影响最大，早期革命后来成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几乎都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有关，连毛主席也不例外。这么多年陈独秀都是反面教员，不公平啊！我想将来更加实事求是，会给他公正评价的。你想想，连叶挺这样在孙中山身旁的人都因为《新青年》加入革命队伍，这个陈独秀有多厉害！”
　　父亲说到这里我也产生联想，因为既然父亲知道陈独秀这样厉害，我偶尔看到他给工程兵做报告的讲话稿，在讲述党内例次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谴责陈独秀，把陈独秀做为党内的反面教员，也许他是无奈的，被动的，违心的，因为比他地位高许多的人不是也要成天这样批判吗？
　　父亲接着说：“后来叶挺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在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时，叶挺是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的功臣，也因此深得孙中山信任。1924年，孙中山把叶挺做为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培养，让他去苏联学习。他在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加上早年《新青年》已深入他的心，在苏联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仅仅两天，广州起义就告失败。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称叶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但是不容叶挺解释与申辩，中央就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被留党察看6个月。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要是放在很多将领身上就忍了，可叶挺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有点万念俱灰，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他打算远离政治，放弃在中国都已经很有名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用文化为国家做些贡献。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两个人谈了半天，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讲，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尤其个人受点误会和冤屈是总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尤其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叶挺与中共重要领导人交换意见，感到共产党还是惦记他希望他发挥作用的。叶挺重新振作起来，他知道德国是军事强国，想在那里深造学习军事，然后回国为共产党效力。
　　“叶挺在德国边开饭馆边学习，他对德国陆军特别加以考察，并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旅欧五年后叶挺回到澳门。国民党知道叶挺如果回到共产党，无疑会给共产党的武装增加很大名声和力量，蒋介石派国民党要员送礼拉拢，叶挺非常坚定地要寻找共产党。人康啊，你要知道，那时共产党力量远远比不上国民党，前途也并不明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共产党蒸蒸日上，而国民党腐败，各级官员都要捞一把，早就失去民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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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为什么长期不是共产党员(2)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挺毫不犹豫地赶到延安，共产党用很高的规格迎接这位归来的游子。毛泽东亲自主持为他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那个大会。记得叶挺用夹杂着广东乡音的北方话说：‘革命就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那提高到最大的声音就在会场飘荡。但是共产党也有规矩，脱了党并不是很快就可以重新入党的，还要长时间地接受党的考验。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任军长。可是叶挺在新四军干得并不舒心，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他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关系紧张。
　　“项英主观刚愎，总爱用对党外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这都惊动了党中央，毛泽东特意叮嘱项英要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为二人调解，叶挺终于顾全大局留了下来。在皖南事变前，叶挺已经对国民党有所警惕，我在重庆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对我回忆说，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部队到达茂林地区，天下开了大雨。叶挺说，要警惕国民党，为避免成为瓮中之鳖，最好改变路线，不从东南翻山去旌德，而从西南过去向东进军然后北上。但是项英不同意，还是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路线进军。到了丕岭脚下，国民党40师、14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非常英勇，浴血奋战，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极为惨重。
　　“项英对国民党认识不清，抱有幻想，却最终在这次事变中被国民党杀死。还有袁国平、周子昆等将领被杀害，叶挺被俘。蒋介石马上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所谓的军法审判。叶挺被捕后非常英勇，与国民党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先是顾祝同用高官引诱叶挺投降，被怒斥。蒋介石知道叶挺的分量，亲自出面劝降叶挺，让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其前途是光明的。叶挺的回答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挺关了几年，换了好几处监狱，他先被解往上饶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一年多后，蒋介石认为让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叶挺还是不屈服，在重庆做了一首很有名的狱中诗，广为流传。”
　　我接过父亲的话说：“您还背得下这首诗吗？”
　　父亲摇摇头说记不得了，我非常熟悉地给父亲背诵了一遍：“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
　　父亲说：“叶挺不是个文学家，可是写的诗很有气势。”
　　我说：“这是教育我们一代人的名篇，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父亲说：“叶挺一辈子真是坎坷，先是被党内错误对待漂流在外，后来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算起来这个共产党里非常重要的大军事家大部分时间没能在战场上效力，真是个悲剧！尤其是他的死，太惨烈了！由于中共中央长期交涉，被关了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获释。他出狱第二天就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两天后他的要求得到批准。恢复党籍没几天，叶挺于1946年4月8日去延安途中飞机撞山遇难。我的老首长、老前辈就这么粉身碎骨地走了，他要活着，是无可争议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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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王牌军的热血激战(1)
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交通、后勤、经济上都曾占有绝对优势
　　话回到我父亲接到叶剑英指示去山东解放区接任宋时轮同志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我父亲立即整理行装离开了北京饭店。
　　乘火车离开北平以后，我父亲进入了山东境内。下了火车又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我父亲才在新沂县附近的上庄，找到了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当时陈毅是山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宋时轮是参谋长，粟裕当时是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是两支互不隶属的部队。
　　宋时轮知道我父亲要来接替他，但由于我父亲刚到，情况不熟悉，他必须要等到我父亲熟悉了情况交接了工作才能卸任。于是宋时轮搬来了一大摞文件，要我父亲赶紧熟悉山东战场和华中战场的情况。
　　当时山东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的六十二个师（即整编旅）紧逼着，国军人数接近五十万。而且这些部队多数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即整编十一师、整编七十四师、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这五支部队一律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且训练有素，被称作蒋介石的五张王牌。
　　在进攻山东和华东解放区的国军部队里就有三张王牌部队，即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及邱清泉的新五军。蒋介石的另外两张王牌被派到了东北战场，即新一军和新六军。
　　进攻山东的整编七十四师是五张王牌中最耀眼的一张，它的前身是七十四军，原来的军长是王耀武。王耀武的个性与他的名字十分相像，由于仗打得好，敢拼敢杀，曾经在远征缅甸时多次挫败过日本军队，深得蒋委员长的厚爱。于是他的作风变得日益骄横起来，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有五个七十四师就能统一全中国。”
　　七十四师现任师长是王耀武一手提拔起来的少壮派军官张灵甫。张灵甫的个性比起王耀武来有过之无不及，加上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接手七十四师后从没有打过败仗，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年轻将官。
　　整编十一师的实力和整编七十四师比起来不分伯仲，整编十一师整编前是十八军，整编后号称“土木系”。因为十一为“土”，十八为“木”，故称“土木系”。胡琏师长熟读兵书，善用谋略，整编十一师一水美式装备，兵员充足，机械化程度高。
　　而另一张王牌新五军则善于野战，他们构筑的野战工事既快又好，具有极强的野外作战能力。新五军军长是邱清泉，号称“杀人魔王”，他在中原和华东地区多次与我军作战，对解放区的军民造成了很大伤亡。
　　其他部署在华东和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如二十五师、四十六师、四十八师、五十九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六十九师、八十三师、七军、八军、十二军、七十二军、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这些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尽管不全是美式装备，但都配备了坦克、无后坐力炮、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只有冯治安的两个军，因为原来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不是将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和士气都比较差。中层军官和部分高级将领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拼命，在战场上热衷于保存实力，变相消极怠工，因而战斗力比较弱。
　　国民党军队除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以外，在交通、后勤、经济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那时津浦路和另外三条横向铁路：宁沪铁路、胶济铁路及陇海铁路东段，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中。华东、山东解放军的部队大都在津浦路以东地区，离铁路交通线较远。国民党军队利用南北方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方向的宁沪铁路、胶济铁路、陇海铁路东段的沿线阵地，将华东和山东的解放军分割成南北两块。
　　同时，国民党军队还有海上交通线和铁路交通线相连，既可运送兵员粮草，又可以作为阵地与解放军作战。，
　　解放军无论在兵员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抑或是后勤保障方面，都远不如国民党军队。当时山东野战军只有七万余人，华中野战军更少，满打满算四万人。尽管还有号称几十万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但他们的装备更差，几乎没有重武器，而且军政素质很低，很难编入正规的野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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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王牌军的热血激战(2)
解放军所处的地域都在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半山区，如沂蒙山区、鲁南山区、鲁北、苏北，等等。根据地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十几万解放军要想战胜几十万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十四师名不虚传，他们利用汽车、坦克和山包让我军感到棘手
　　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父亲等都想与他再较量一次。尤其是粟裕，他当年在涟水被七十四师挫败过，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粟裕对七十四师有刻骨仇恨，一直对七十四师耿耿于怀。他曾多次提出打七十四师的想法，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无法实现。
　　几个野战军的首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七十四师，这还是不多见的。尽管七十四师的战斗力不容低估，但我们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它还是有把握的。
　　做为华野参谋长的父亲和华野几位首长经过紧急会商，定出了吃掉七十四师的时间底线：二十四小时。即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
　　这对我们的官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用陈毅司令员的话讲，就是压也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敌人压死！华野指挥部向各纵队下达了死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歼灭七十四师，不准漏掉一个敌人！
　　好在我们的官兵知道了敌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已被严密包围，都十分的兴奋。一个个磨拳擦撞，渴望着能与七十四师一决高下。
　　5月15日十三时，歼灭七十四师的战斗打响。上百门火炮同时吼叫，雨点般的炮弹朝七十四师的阵地倾泻。随后，在数千只冲锋号的激越旋律下，近五十个团的战士从四面八方黑压压的一齐向敌人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
　　敌人显然没有见到过如此潮水般的冲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外围防线很快就就被我军突破了，但向纵深推进我军遭到了敌人火力的顽强抗击。
　　七十四师果然名不虚传，短暂的慌乱以后敌人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敌人利用汽车、坦克和山包作为掩体，对我军的进攻实施不间断的火力压制。
　　我军的锐气有所减弱，敌人又不失时机的发起反冲锋，我军已夺下来的阵地有不少又失去了。
　　我们的部队和敌人的部队咬合在一起，就看到一团团一片片的人在那里厮杀。许多阵地一会在七十四师手里，一会又回到了我们的手里。
　　但我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我们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敌人的反冲锋渐渐被压制下来。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在炮火的协同下，我军不断地向敌人的纵深挺进。
　　敌人的阵地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我们的一发炮弹有时能毙伤一大片敌人，机关枪扫过去也是留下一片尸体。
　　而这时敌人增援的部队在我打援部队的阻击下，根本无法与七十四师回合。张灵甫原先设想的四面出击、“中间开花”的结果看来难以实现了。为了保存实力，张灵甫开始组织部队实施突围。
　　七十四师的突围组织得很好，攻击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卫部队首尾相接，严密有序。但为时已晚，由于阵地狭小，人员密集，又是在运动中，四面八方都是我军的部队。
　　七十四师向东南和向西的两次突围都被我军击溃，而且损失惨重，敌人突围的先头部队都被歼灭了。（31）
　　张灵甫率领师部钻进一个山洞里，进行杀身成仁的最后顽抗
　　被逼无奈，七十四师只好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阵地上。这时他们的阵地更小了，只局限在孟良崮和芦山的几座山包上。由于山包下面是坚硬的岩石，敌人根本无法构筑能够藏身的掩体和工事，大量的士兵、马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装备，都毫无遮掩的暴露在地面上。
　　我父亲用望远镜观看了七十四师的阵地后，下令步兵停止攻击，集中所有的火炮向七十四师开火。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东藏西躲，相互践踏。原来保持很好的既有队形顷刻瓦解，马匹和人、战车和辎重都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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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王牌军的热血激战(3)
炮火停止以后，我军各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的主阵地，但这时七十四师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敌人躲在被击毁的汽车、坦克、辎重后面与我军对抗。
　　相反我军倒是很乱，因为有不少部队在敌人中间实施了穿插，加上参战的纵队多达六个，番号复杂，又是在运动中攻击敌人，所以各部队的建制已经被打乱。
　　我军各个番号的部队混杂在一起，已分不出哪些人是一纵的，哪些人是六纵的；哪些是四纵的，哪些是九纵的。
　　好在华野的各级指挥员都实行的是提前指挥，即司令部指挥到纵队，纵队指挥到师，师长和政委到团里指挥，团长到营里指挥，而营长一般都是直接带着连队作战。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部队不会慌乱，因为有上一级的首长在身边，能够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
　　当时这种提前指挥的体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尽管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但由于在基层指挥作战的都是中高级指挥员，他们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分单位，不分番号，主动协同，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就向哪里冲。
　　部队打得积极主动，甚至都不用下命令了，全军上下只有一个目标：将七十四师彻底歼灭！
　　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七十四师有组织的抵抗渐渐减弱。师长张灵甫率领师部的随从人员，钻进一个不大的山洞里，试图进行杀身成仁的最后一击。
　　这时我军六纵一支部队已冲进山洞附近，在一通喊话令其出来缴械无效以后，部队发起了攻击，各种长短枪一起朝洞内开火，还有人扔进了手榴弹。
　　父亲说：张灵甫不应该用顽抗付出生命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结束后，除了少数几个人生还外，包括师长张灵甫在内的山洞里的人都被击毙。
　　至16日上午十时左右，七十四师有组织的抵抗都停了下来。我们原来制定的一昼夜全歼七十四师的任务提前完成。孟良崮地区顿时沸腾起来，我军战士对天鸣枪欢呼胜利的到来。
　　张灵甫的死，多年来一直被传为自杀，其实这个“悬案”早在打扫战场时就已经有了定论。
　　其实，张灵甫刚刚死的时候，部队里也都传说是他用手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因为俘虏兵也是这样交待的。
　　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参加与指挥孟良崮战役的陶勇感到像张灵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死因一定要搞清楚。陶勇带着几个士兵和他的保健医生来到孟良崮600高地，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兵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打扫，由于腐烂已经发出恶臭。
　　他们在高地的尸体中寻找，由于张灵甫穿着将官制服，所以在尸体中比较显眼。鉴于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习惯于用手枪打太阳穴，所以首先验头。验尸后发现他的头部并没有致命伤，只是面颊擦去一块皮，估计是被击毙后摔的。
　　解开张灵甫胸前钮扣，发现其前胸有两个枪眼。这样可以判断出子弹是穿过心脏从后背飞出的，两枪眼估计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的。枪眼口径也符合我军战士使用的美制"加拿大"冲锋枪口径。所以当即就排除了自杀。
　　不过，我父亲对此一直有些遗憾。他认为当时如果采取的措施得当，是完全能够生俘张灵甫的。
　　得知张灵甫被击毙的消息，作为华东野战军最高首长的陈毅司令员，沉思片刻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找一口上等的棺材，将张灵甫就地掩埋。
　　我父亲理解陈司令员的用意，作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共产党军队，要体现出我们的宽广心怀。这也是对敌人宣传我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一种回击。
　　在开战前，张灵甫还颇为自信地说：“本人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对山大王战术了如指掌。你不打，他就跑出来捣乱觅食，一打就钻山沟。不久前他们在莱芜拣了便宜，并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队伍是不会躲到山沟里去的。本人没有李仙洲的雅量，既不会手软，更没有礼物好送，要奉送的是一记铁拳。我要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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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王牌军的热血激战(4)
可事与愿违，张灵甫最终还是陈毅来为他收尸厚葬。
　　说来也巧，我1982年结婚时，我的岳父和我父亲谈起，张灵甫死的时候他正到徐州做生意，住在一家当地很好的宾馆。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嚎啕大哭，声音凄惨绝望。后来这个女人在人搀扶下下楼，大厅里也聚拢一些人围观。听议论才知道，这是张灵甫的夫人，只听她嘴里还哭喊：“我要去找蒋总统……”
　　那样子好像是对蒋介石让丈夫送死很不满。父亲对岳父说：“哦，是这样的？这个我还没有听说……” （连载33）
　　四十年后父亲对我重说张灵甫
　　父亲是在80年代对我说起国民党七十四师和张灵甫的。也只有到了那个舆论相对宽松的年代，父亲才能更为客观地看待过去的历史。
　　我们从小在《红日》等小说和电影中了解到张灵甫，给人的印象是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徒有其名、历史上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父亲说，其实评价张灵甫，不应该抹煞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
　　父亲说张灵甫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将，在青年时代就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私塾中苦读古文。张灵甫的书法也很有名，西安有个文庙碑林，他小时候就常常到文庙的碑帖旁用纸笔临摹碑帖，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连国民党###、中国书法大家于右任看后都连连称赞：“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后来张灵甫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他不参加国民党军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再加上他的书法，一定会很有作为。可是他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刘志丹是同一期学生，并渐渐成为了国民党红极一时的战将。
　　当然，张灵甫的最早出名不是来自战场，而是书法和一起刑事案件――张灵甫年轻时由于常年作战在外，已经做了胡宗南第一军团长的他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一气之下把老婆杀掉。“团长古城杀妻”当时被许多媒体报道，成了轰动中国的新闻。
　　蒋介石下令将其关入“模范监狱”10年。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并不难过，因为他的书法有名，向他求字的人很多，加上他“杀妻”给他带来的名气，他的字一下子洛阳纸贵，都卖到了首都南京。
　　他在监狱关押不到十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外一律调服军役，张灵甫感情不尽，以戴罪之臣的身份和日本人开战，而且出手不凡。他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自己虽然是团长却身先士卒、作战勇敢，甚至脱掉上身的军服，抱着机枪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日寇。张率部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中国的武器远远不如日本人，这样的战绩在抗战初期是很可观的了。
　　1938年，张灵甫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他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险峻的高山沟壑，飞夺张古山。日寇出动飞机与重炮几乎将张古山炸得处处弹痕，张灵甫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五天五夜，身中7块弹片，一直坚守在战场。
　　后来他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右腿中炮弹负重伤。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他诊治。没等伤养好他又一瘸一拐地上了战场。他的事迹后来被郭沫若、田汉编入宣传抗战的话剧中，流传很广。
　　由于战功卓著，张灵甫擢升很快，成为中将，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与日寇进行湘西会战，他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可见，张灵甫很会打仗，也为中华民族抵御外国侵略者贡献过力量。
　　可惜，他死心塌地为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服务，最终自己也送了命。父亲说，七十四师的确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可是他们碰上了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人民解放军。那时共产党军队士气的高昂、求战欲望的强烈、战术运用的纯熟，已经达到了顶峰。
　　80年代后期，很多军队老同志都感到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尾声。回忆往昔，最感到怀念的不是解放后，恰恰是解放战争那一段时间。父亲还说，如果张灵甫不以死抗争的话，被俘虏后改造一段，也就和杜聿明他们一起出来了，而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
　　

与国民党王牌军的热血激战(5)
从军人的角度来说，张灵甫算个汉子；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有所欠缺。明明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为什么还要送死，而且还带着一批年轻人一起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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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称赞父亲名声响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据很大优势。但正义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渐渐扭转了颓势。
　　1948年12月11日，我父亲亲自驾着吉普车带着华野先头部队赶到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在那里等我父亲呢，见了面邓小平政委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父亲说：
　　“陈士榘同志，你可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喽！”
　　刘伯承司令员拿来了军用地图，向我父亲讲述了当前的战场形势，希望我父亲能帮着出出主意。
　　邓小平政委说：“陈士榘，你的名声很响呀，打仗打得好，我们都晓得了。”
　　我父亲说：“首长过奖了，我主要是在陈司令员、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做一些具体工作。”
　　邓小平政委说：“不要谦虚吗？陈毅和粟裕都讲过你，说你的点子好厉害呀，华东的几个大仗都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是不是呀？这次你可要为我们也提出一些点子呀，解放军可是一家人呢！”
　　我父亲说：“当然了，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我父亲向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提出了自己对战役的看法：黄维兵团阵地之所以难以突破，主要是因为他们依托双堆集高地的地理优势。双堆集高地前方视野开阔，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火力的优势。我们要想吃掉黄维兵团，必须拿下双堆集中的一个堆，不要分散火力，要集中火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堆。这个堆拿下了，另一个堆就好办了。
　　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完全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自告奋勇承担攻打双堆集中一个名叫尖谷堆的任务，两位首长都高兴得不得了。但当邓小平政委跟下属部队联系，要他们让出一个攻击位置时，没有一个纵队愿意让出攻击位置。
　　没有攻击位置，我父亲自然无法施展身手。我父亲平和地对邓小平政委说：“二野部队一定能够独自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不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我去华野打援的部队那里看看，他们要能多坚持一些时间，二野解决黄维兵团就能从容一些了！”
　　邓小平政委无奈的摊了摊手，说：“也好，我这的部队都和敌人杀红了眼，你谅解一下吧！”
　　我父亲于是驾着吉普车离开了二野司令部。
　　可他的车刚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发现前面路口处站着一个军人向我父亲的车队摆手。到近了一看，原来是二野第六纵队的政委杜义德。他认识我父亲的那辆吉普车，但对我父亲不是很熟。
　　杜义德在我父亲的车子前大喊：“是陈士榘参谋长吗？邓小平政委要你去接电话！”
　　原来是邓小平政委改变了主意，要我父亲留在二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经过邓小平政委的协调，攻击位置已经给我父亲让出来了，那就是六纵的攻击位置。
　　邓小平政委在电话里对我父亲说：“不仅仅是攻击位置，六纵也归你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他们都听你的！”
　　我父亲立即将这几个纵队的首长召集到一起，要他们调整部署，将他们原来分散的火力和兵力集中到一个堆上，即尖谷堆。
　　12月14日傍晚，我父亲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后，我军密集的兵力趁着夜色向尖谷堆发起了强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一举拿下了尖谷堆。见尖谷堆被我军攻占，平谷堆的敌人慌了阵脚，多次组织兵力向尖谷堆反扑。
　　我军居高临下，用火力狠狠地射杀敌人。敌人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邓小平政委知道了此事，高兴地说：“还是陈士榘有办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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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正当父亲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命从北京直接发到了南京军事学院，让我父亲到北京担任工程兵司令员。刘伯承校长自然不愿意放我父亲走，但上面来的调令，他也阻挡不住。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我父亲只能服从命令。我们全家到了北京，我父亲才得知，这次担当工程兵司令，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当时中央军委考虑了两个司令人选：陈伯钧和陈士榘。军委拿不定主意，上报毛泽东主席定夺。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曰：“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邓小平让父亲当南京警备司令
攻下南京城以后，八兵团本来是要向南方进军的。南京城的城防和维护治安的工作，说好了是由陈赓的四兵团来负责。
　　但八兵团攻下南京好几天，也没见四兵团的人过来。我父亲赶紧向上级报告，上级说陈赓兵团还在江西呢，可能得一个多月才能过来。
　　我父亲着了急，他是一个离开了战场、听不到枪声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的职业军人，多年的战场生涯养成了他这种嗜好打仗的情结。而且不仅是我父亲，八兵团的绝大多数官兵都不希望呆在城市里无事可做。况且，南方确实还有许多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被消灭，包括上海、杭州、南昌、广州、福建、广西的诸多城市与乡村都没有解放。
　　眼看着别的部队在英姿勃发地向江南进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八兵团战士都有些着急。而越是着急事情越出岔子。4月底，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渡江作战前敌委员会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南京以后，刘邓首长把我父亲找了去，说：“陈司令员，这次我们还要麻烦你做一件事，上次围歼黄维兵团你帮了我们的忙，这次你还得帮我们！”
　　我父亲笑着问：“是什么事情呢？”
　　邓小平政委说：“我们前委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八兵团留下两个军作南京的警卫部队，这个南京的警备司令呢，就由你来担任！”
　　我父亲说：“首长，我还想去打仗呢！我现在对城市攻坚战很有研究，是不是能让别人来做这个警备司令？”
　　邓小平政委笑着指了指刘伯承说：“这你要问刘主任，他现在是南京市军管会的主任。”
　　刘伯承司令员说：“不要推辞了，你看我，不是也放下枪杆子，当起南京市的父母官了嘛！”
　　我父亲看难以推卸，于是对刘邓首长说：“请首长放心，我陈士榘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把南京的警备工作作好！”
　　邓小平政委说：“这才像我们潇洒的陈士榘嘛！听说你吉普车开得好，南京这么大，你可以尽情兜风哩！”
　　我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在我父亲这个级别的首长中，包括更高一级的首长，都没有会开车的，他们都有专职的司机。轻松是轻松，但是他们体验不到自驾车的乐趣。
　　而我父亲自己开着美国吉普，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四处转一转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确实能使自己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
　　当上警备司令后，我父亲仍然是八兵团的司令员。八兵团兵团部仍然有我父亲的办公室，我父亲也经常回来办公，处理一些大事。
　　当时南京市的领导体制有些重叠，除了解放军军管会以外还有中共南京市委。我父亲荣幸地成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常委。
　　南京市委书记是刘伯承，副书记是宋任穷，常委是五个人：除了正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以外，还有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
　　没过多久，刘伯承书记就给我父亲肩上加了一个担子：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
　　说起刘伯承，正值壮年的他简直是太忙了：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冬，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父亲说过，刘伯承是最重视军事院校的，他早年就主张：“治军必先治校”。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可以说是我军军事院校之父。
　　父亲感到刘伯承抓军事院校是时至名归，可父亲有点自惭形秽。他对刘伯承说：“我哪里懂教育呀？我就会打仗！”
　　刘伯承院长说：“我要的就是会打仗的人，你把你的作战思路理一下，就是很好的讲义嘛。当然不会让你讲很多的课，你是教务长，主要是替我管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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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豪杰陈修良(1)
（1）她战斗在国民党政权的心脏
　　这里不得不提到陈修良，她是我父亲刚刚打下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地下党负责人。
　　当时我父亲率领八兵团兵团部抵达南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在中山东路35军军部迎接我父亲。
　　我父亲正在与他们握手说话，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我父亲他们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年轻女子。
　　她径直走向正在与我父亲交谈的35军政委何克希的身边，亲切地喊了一句：“老何！”
　　何克希一回头，立即激动万分地说：“是你呀。陈修良同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会师了！”
　　何克希赶紧将那个女子拉到我父亲面前说：“报告陈司令员，这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我们以前都是新四军的，当年在梅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她被派到南京组建地下党，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我父亲立即与陈修良握手致意。我父亲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陈修良不好意思的笑了，说：“陈司令员，我知道您的大名，知道您率领大军来解放南京，我们这些天都没有睡好觉，就盼这一天到来呢！”
　　我父亲说：“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干净利索的解放这座古城。特别是那些接送解放军的小火轮，没有它们没准到现在我们还在跟南京守敌作战呢！”
　　陈修良说：“陈司令员过奖了，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因为都是市委委员、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我父亲更多地了解了陈修良，发现她真正是了不起的女杰。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
　　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陈修良也都发展和安插进我们的同志。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谋！
　　正是由于以陈修良为首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有勇有谋，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手中。
　　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大军渡江将会遭遇很多麻烦，会增加大量的人员伤亡。
　　（2）父亲对一些同志用有色眼镜看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出批评
　　对解放后的南京，陈修良也有极强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她对南京市情非常熟悉，无论是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还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抑或是南京工商业的现状，治安的维护，她的点子常常是满堂喝彩。中共南京市委发布的好多政策和法规，都是出自陈修良的智囊库。
　　但当时部队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对出生入死的南京地下党同志予以高度评价的，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员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有甚者，还有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
　　我父亲多次严厉地批评这种糊涂思想。我父亲对部队的同志讲：“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
　　针对部队一些同志反映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头男同志穿皮鞋的问题，我父亲坚决地予以批驳。我父亲说：
　　“烫头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
　　

女中豪杰陈修良(2)
当时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刘伯承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也在各种场合批评某些部队干部的不正确思想。
　　在南京市委的正确引导下，南京解放军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相处的很好，做到了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会师。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和部队党组织关系的经验介绍后，立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句：
　　“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3）可惜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还是遭受沉重的打击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我父亲后来调到北京，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意义。
　　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是当时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的###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由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这个代价真是无比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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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豪杰陈修良(3)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81页）。
　　沙文汉、陈修良当年的话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认可，几十年的时间被耽误了！
　　我后来一直遗憾，没有问一问父亲解放初期敢于替陈修良辩护，但是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会不会在暗中给她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安慰一下？
　　我料想，哪怕父亲身为司令员，可能连个最简单的问候都不敢，更不要说替正确的观点辩护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父亲，因为他那样做肯定会受到株连，会让身在高位的他削职为民、株连家属。
　　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并不惧怕，但是他惧怕成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敌人”。为了后面这个惧怕，他不会再去思考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政治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我是很晚才知道陈修良这个人的，听说她是到上个世纪末90多岁才故去的，早知道的话我真应该去拜访她，问一问她和父亲共事的情况。
　　可惜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了！
　　

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正当父亲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命从北京直接发到了南京军事学院，让我父亲到北京担任工程兵司令员。
　　刘伯承校长自然不愿意放我父亲走，但上面来的调令，他也阻挡不住。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我父亲只能服从命令。
　　我们全家到了北京，我父亲才得知，这次担当工程兵司令，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当时中央军委考虑了两个司令人选：陈伯钧和陈士榘。军委拿不定主意，上报毛泽东主席定夺。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曰：“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真有意思，我父亲当工程兵司令居然沾了我爷爷和叔爷的光！
　　我父亲多次感慨，毛主席的脑子真好使啊，对他手下一个普通将军的家史都这么清楚，而且说话那么大气、幽默。
　　我父亲到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程兵组建工作。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和先例，军委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工程兵需要什么样的建制，需要购置多少设备，全国应该怎么布点，这些都需要我父亲来操持。好在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有许多专家，我父亲遇到问题就向他们请教，有时还把他们接到北京的工程兵司令部来。
　　他们的帮助使我父亲受益不浅，而且大大开了眼界。
　　经过不太长的时间，我军的工程兵部队就初具规模了。这支部队不仅承担起全军的战备工程任务，还帮助地方修路架桥，开凿隧道，兴修水库。当时哪里出现了险情，无论是洪灾还是地震，是泥石流还是塌方，哪里就会有工程兵的影子。
　　1958年7月的一天，我父亲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要我父亲立即赶到中南海去。
　　我父亲不敢耽搁，立即驱车赶往毛主席的住处。我父亲到那一看，好家伙，好几个中央领导都在那里呢。周恩来、彭德怀（当时是国防部长）、陈赓（国防部副部长），毛泽东当时身上还湿漉漉的，披着一块浴巾，好像是刚刚下水游泳了。
　　一看见我父亲，毛泽东立刻来了精神，说：“陈士榘，我找你有要事，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了，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呀？”
　　我父亲心里没有谱。我父亲不敢在主席、总理面前夸海口。
　　这时我父亲的老战友陈赓拍了我父亲的肩膀一下，说：“现在京广铁路已经中断，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瘫痪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很大。就是架不成功，作为一次练兵，检验一下我们的装备器材和架桥技术，也是会有好处的。”
　　我父亲觉得陈赓的说法很有道理，于是便向主席和总理说：“我接下任务，就作为一次练兵，我们力争把浮桥架起来！”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河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桥梁专家前来助战，他们出人出钱出智慧，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架桥军民大会战。
　　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终于找到了用石龙锚和铁锚连接的方法，解决了固定门桥的技术难题。随后，一座牢固的浮桥在军队和地方的通力合作下，巍然屹立在黄河之上！
　　

父亲率工程兵为原子弹做窝
1958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导弹研究院院长（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的建议，正式决定建立导弹试验靶场。
　　建靶场的任务原来是交给炮兵负责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组第二炮兵，导弹部队划归到炮兵的门下。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琢磨来琢磨去，觉得炮兵难以承担此项任务。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同意了陈锡联提出的建议，于是我父亲就接到了建设导弹靶场的任务。
　　罗布泊是一个望不到边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人在沙漠上像蚂蚁一样渺小。这里的气候燥热难忍，白天在烈日的烘烤下整个沙漠像一个蒸笼，人在沙漠上喝了多少水也觉得口渴。没有人敢在沙漠上赤足，躲在荫凉里都觉得蒸得慌。鸡蛋摊在沙漠上一会就被烤熟，放在水桶里的水都成了滚烫的热水。
　　到了冬天，寒冷干燥的天气把帐篷里的人冻得瑟瑟发抖，和父亲一起去的下属回忆，他们盖了几层被子，有的时候胡子和被子冻得粘连在一起。
　　这些年轻人心疼地对父亲说：“我们年轻没有什么，您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父亲对他们总说：“比起战争年代要好多了，那个时候今天躺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就去见马克思了。”
　　罗布泊的黄沙让人难以忍受，大风刮来黄沙遮天蔽日，你的衣服里、嘴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沙子。而且这里经常刮旋风，旋风所到之处，沙尘形成一根根几十米高的沙柱。沙柱所到之处，帐篷被卷跑，人被卷起，连汽车都被掀翻！
　　条件是艰苦的，甚至是到了人的生存极限。例如经常有断水的时候，不仅仅是战士们那里断水，连我父亲他们机关里也经常断水。
　　于是他们只能接雨水喝，有时雨水也接不着。但尽管如此，人们的精神是充实的，没有人喊苦喊难，特别是知道了我们是在为祖国搞导弹、原子弹工程时，人们的精神更饱满了。从军官到战士，从干部到职工，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深夜的戈壁滩上，几乎天天都是机声隆隆，人声鼎沸，职工和战士下班都需要干部下命令。我父亲就直接下过好几次命令，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在工地上不走。战士们还振振有词：“反正回去我们也没有事！”
　　已经过了十年高官舒适生活的父亲依然能够承受大漠的困苦，那一代人尽管会犯很多错误，但是他们怀抱着理想把困苦置之度外的精神是现今的人无法比拟的。
　　为了提高工程速度，战士和职工们还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仅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的8个月间，部队的技术革新项目就有近三千项，战士和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达五万条。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在这里腾空而起，随着一团蘑菇云状的烟雾，飓风般的冲击波和数千度的高温横扫罗布泊的试验场地。
　　父亲，这位经历过多少次战役、经历过多少次生离死别的铁血军人在这一刻流泪了。
　　1964年的岁末，我父亲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他回京参加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当时我父亲身边都是国防部和解放军各总部的高级将领，毛主席径直走到我父亲和张爱萍的身边，毛主席先握住我父亲的手说：
　　“祝贺你，你们立了功！”
　　接着毛主席又握住张爱萍的手说：“也祝贺你，你们现在名气很大，原子弹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毛主席指了指我父亲，又指了指张爱萍说：“你们一个做窝，一个下蛋！配合得不错，你们都立了大功。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开始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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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动用一块钱公款吃饭
当今干部队伍中的奢华之风已经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杀手”，更不要说腐败了。现在如果说有权力的老干部艰苦朴素，会被很多民众认为是假新闻，但就我看到的我和同辈的高干子弟现今的状况看，借权力牟取暴利的固然有，但并不是很多。一来是这些艰苦岁月中参加革命的老人毕竟有一种信念支撑，另外这些老革命早在经济迅速增长前就退了下来，绝大多数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诱惑。
　　假设他今天拥有权力我们下一辈会不会利用？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督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和良心是远远靠不住的。正像小平同志所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我们在批判过去，但是过去一些良好的风气也在批判中渐渐远去。有件小事可以看出权力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公私分明。
　　50年代中期，父亲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三位高级将领有段时间没有见面，很想聚一聚。陈赓大将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三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好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帐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帐？”三位将军面面相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党风还是非常廉洁的，放在今天早就有下属替他们安排了，当时他们这样级别的大干部也要自掏腰包，一分钱也不能报销。在吃饭的过程中，服务员端上了一碗红烧肉，李克农上将说：“这在战争年代是最解气的！”
　　陈赓大将说：“那个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次。”父亲说：“毛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他老人家从小就喜欢。”
　　陈赓对父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长征到达陕北进行整编，为了庆祝长征胜利，痛痛快快吃了一次红烧肉，好像还是你搞到的。”
　　父亲说：“没错，我当时是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为了那批猪肉费了好大劲。”李克农说：“那时我们伙食艰苦，干部战士哪里是吃红烧肉啊，简直是扑在肉上。”
　　三位高级将领哈哈笑了起来。父亲接着揭了陈赓大将的老底：“你那时候也是狼吞虎咽啊，你一边吃还一边盯着我脱下来的鞋，吃完饭你把我的鞋子穿走，把你的旧鞋给我留下。”
　　陈赓大将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说，那时的制度很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你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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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文革中感到无所适从
父亲在文革中尽管几度风雨飘摇，但有毛泽东保护，他一天没有倒过，我们子女后来总说这是“因福得祸”。
　　当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同志也是父亲的老上级，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多次接受邓政委的命令指挥战役。由于父亲善于打仗，也多次得到邓小平政委的表扬。
　　父亲说过，邓小平的工作能力确实强，而且很有气势，那时他在党内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那气魄和干练确实显示了一种领袖的风采。
　　1948年12月11日，我父亲赶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接受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的指示，邓小平政委对父亲打的漂亮仗记得很清楚，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父亲说：“陈士榘同志，你可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喽！”
　　解放以后，小平同志大多数时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接触虽然不多，但是开会见面的时候父亲总是向已经是“文官”的邓总书记敬军礼。邓小平文革初期被打倒，父亲更感到意外，文革前中苏两党谈判以及很多重要任务，都是毛主席派小平到第一线的。
　　父亲80年代说，文革前几年，他心中就感觉到，毛主席年纪已大，邓小平肯定是接班人的重要人选。文革开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小平在党内的排名还上升了一位，由第七位变为第六位。可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从天安门城楼下来没几天，小平就被批判。同对待刘少奇一样，心中不理解的父亲也“坚决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父亲后来也说，很多批判的内容他心里也感到好笑，可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尤其一个军种的领导人，哪怕有半点同情和质疑都会犯大错误。如果说起初还有点“昧着良心”，但在全国自上而下营造的批判氛围中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父亲说，宣传效应就是厉害，往往比动用武器都厉害，不是真实的事情天天重复，你不信也得信。这正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陷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连父亲这样的高级将领都如此，更不要苛求老百姓。
　　邓小平1966年秋失去了自由，父亲再见到他已经是1972年了，那时父亲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种的领导了。那年春天主席接见军委办公厅的成员，主席先是夸了父亲：“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在华东战场上几个大仗打得不错。”父亲极为激动地说：“那是主席教导的好，我永远不忘当年，祝愿主席健康长寿！”
　　父亲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这时邓小平同志进来，小平与主席握手后又与父亲握手。毛主席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啊，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男女关系’问题，‘水浒’里已经解决了。”毛主席用《水浒传》和小平同志开了个玩笑。小平同志文革以来受了很大冤屈，主席的轻松与亲切实际上也在暗示小平同志将出来工作了。
　　不久，邓小平同志担任了总参谋长，父亲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四人帮”的势力依然很大，而且当时有至高无上威望的毛主席态度并不明朗。父亲这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从来不惧怕死亡，却最怕晚节不保――不忠于毛主席。他感到实在难以揣摩毛主席的想法，不知道毛主席究竟支持谁，不知道怎样更能符合毛主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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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父亲不是胡耀邦
在翻来覆去的斗争中，父亲总感到无所适从。在“批林批孔”的黑潮中，父亲顶了一下“四人帮”。那是1974年年初，始终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策划了一场针对周恩来、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闹剧。那一次军队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大放厥词。父亲当时从心里看不起张春桥，因为军队特别讲究从军的资历和战绩，他张春桥连枪都没有摸过，凭什么到军队里指手划脚。
　　可是父亲又是崇拜毛主席到了无以复加地步的军人，既然总政治部主任是毛主席任命的，也只能和他平淡相处。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后第二天，已经身患绝症、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不得不召开国务院系统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晚了一天。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实际上在暗示，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四人帮”有江青领衔，所以有恃无恐。父亲对批林批孔的消极态度也被解放军报的一个记者反映上去。“四人帮”得到这份告状信后第二天就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会议，让工程兵汇报批林批孔的进度。父亲和工程兵政委李真到了会议室就感到气氛不对，张春桥拉着他那阴阳怪气的长脸，王洪文很不友好地瞥了父亲一眼。
　　父亲那一天正发着高烧，他说：“我今天发烧，请我们政委李真汇报。”王洪文断然拒绝：“你是工程兵的司令兼党委书记，你不发言是什么态度。工程兵批林批孔按兵不动，既不批林也不批孔，出了问题一不上报中央，二不批评教育，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父亲比王洪文大20多岁，受到如此训斥真从心里冒火。他想，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没有用这种口吻说话，你乳臭未干凭什么这样讲话？但是父亲只能把气吞进肚里。张春桥更是肆无忌惮，他大发雷霆：“今天不听政委的，就听你司令的。”接着又羞辱开父亲：“今天谈话不如毛主席跟你谈话舒服吧？毛主席说你们是一个山头的，但是你却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父亲心里想，只要是毛主席没有发出指示的，我就是不能随便点名。最后，父亲也讲了一些按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走资派复辟”之类的原则话蒙混过关。
　　1975年夏，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搞“四人帮”，一时间党内外拍手称快，感到“四人帮”没有多大闹头了，父亲暗自庆幸，幸亏没有和他们搞到一起。
　　半年后，周恩来总理去世，父亲和很多老军人一样，陷入了罕见的悲伤中。很快，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非常明确地点了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父亲内心虽有矛盾，一生崇拜毛主席的他已经别无选择。从组织原则来讲，他只能听从最高领袖的，从个人遭遇来讲，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已经使他内心恐惧，他不曾害怕过枪林弹雨，不曾害怕过凶残的日寇，不曾害怕过九死一生，但是他害怕背叛毛主席、害怕客观上“反对党中央”。
　　十年来，他几度被抛到被打倒的边缘，他的妻子被抓、儿子进监狱，他的心理防线在恐惧中被打开了缺口，他快顶不住了。在那个疯狂和丧失理智的年代，只有“划清界限”才有生路。他在军委和工程兵都表态支持毛主席的决定，而且做了所谓“发言”，也跟着揭发批判，跟着上纲上线，这也正是一些老军人、老共产党人的悲剧——在组织原则和大是大非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能选择前者。
　　如果父亲也像当时的胡耀邦宁可被打倒也坚持原则，也义无反顾地支持邓小平，父亲也不是后来的陈士榘了。
　　可惜父亲不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那个一直觊觎工程兵正职的人向中央一位领导讲了父亲的一些言论，其实父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是一个饱受造反派攻击和怀疑的司令员，但是人家只会讲他的另一面。
　　中央领导做了把父亲免职审查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父亲告别了领导岗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后第一次过上没有任何权力的普通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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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后的父亲自得其乐
父亲是个心境比较宽的人，他毕竟打过大仗，基本能够做到宠辱不惊。
　　不过，没有了权力，没有了工作，需要父亲适应。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担任重要工作，经常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安排的重要工作，再苦再累也很充实。如今无所事事，还动不动要写一些“说清楚”的材料，他也感到很委屈。
　　他就是个职业军人，见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经历过九死一生、命悬一线的危险，所以面对一些质问能够做到应对清楚、不卑不亢。
　　有次有个专案人员让他承认一件事情，态度还比较严厉。父亲说：“我什么没有见过？别说现在，就是文革造反派拘留我，我也是实事求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事情我当然不能认帐。”
　　人在位与不在位的世态炎凉也显露出来，父亲的住房漏雨，打报告要求修缮，但是未被批准。父亲生气地告诉杨得志上将，杨得志说：“我给你解决。”杨得志总参谋长委托周克玉同志很快办妥此事。
　　还有一次父亲去看病，派的竟然是吉普车，父亲过去一直是当时高规格的大红旗。父亲生气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待遇，可我去看病，而且是心脏病，汽车停在路上，停了两次还要人推，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事情反映上去，原来的待遇很快恢复了。
　　几年后，父亲的事情有了结论，虽然是犯了政治错误，但是与林彪、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这让他很是欣慰。父亲乃至父亲的一些下属都说过，他不是那种一心想着往上爬的人。父亲抗战期间就当过林彪的参谋长，解放后也接触过多次，林彪成了副统帅，父亲没有主动找过他一次，也就没有与黄、吴、李、邱那样上了贼船。
　　父亲虽然与这些高级将领有渊远的工作关系，也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但也没有在他们飞黄腾达的时候向他们套过近乎。我记得李作鹏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还常常把海军制作的精美毛主席像章派人给父亲送来，父亲总是很平静，而且不以为然地交给我：“人康，你保存吧。”我虽然年纪小，也知道李作鹏很风光，我说：“他已经是中央领导了，您不亲自保存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李作鹏，倒没有忘记我，他当年是我手下的作战科长。”林彪当年单独找他，他没有借机巴结副统帅，反而向几位老帅做了汇报。所以给父亲做的“没有组织联系”是让他感到满意的。
　　我们的政治环境也与文革年代大不一样了，文革年代让谁“说清楚”实际上是边缘敌人，而现在“说清楚”也就过去了，而且待遇不变，他依然是大军区正职待遇。
　　

“他是个大才，将来一定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他干。”
军人都比较豪爽，并不会因为谁不顺而疏远谁。一些改革开放后担任要职的老战友不时来看望他。有次杨得志、杨成武、伍修权几位老上将来看他，杨得志见了父亲高兴地开玩笑：“陈士榘万岁！”父亲说：“别瞎喊！”杨成武说：“现在谁都可以万岁，老百姓也可以万岁。”
　　杨得志上将可能想安慰父亲，因为其他几人曾经担任了总参谋长、政协副主席等要职，而父亲从解放初期到离休依然是工程兵司令员，离休后无官无职。杨得志说：“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你当年是115师343旅参谋长，下面三个团，我和李天佑、杨勇都是团长，吴法宪是团政委，李作鹏是作战科长，你不就是我们的领导吗！”
　　父亲开心地笑了。
　　1992年的一天，军委领导发生重要变化，曾经是父亲副手的张震不忘旧情，很快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我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军委副主席了，你还要多指导工作啊。”
　　我父亲高兴地说：“好好干吧，这是中央的信任。”
　　父亲在离休后，第一次以不是工作而是旅游者的身份周游各地，但是强烈的工作情结仍然让他不轻松。他常常向军委有关部门指出视察途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建议。
　　80年代后期，他到天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宴请了父亲。李瑞环对父亲说：“天津有个工人疗养院，文革中部队需要拿去用了，现在工人需要有疗养的地方，希望陈老和军委讲一讲，帮助解决一下。”
　　父亲非常认真地记录下来，回到北京后通过老关系解决了这件事情。
　　1988年父亲到上海，刚刚担任上海市市长的###到锦江饭店看望父亲。###市长先是抱双拳向父亲致意，还说：“你是解放华东和上海的前辈，今后上海的工作和建设还需要你多多指导。”
　　###还向父亲介绍了上海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用父亲的回忆说：“真是一句废话没有，言简意赅，既有历史也有今天还有未来，很有吸引力。”
　　父亲还说：“看来优秀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将陆续走上重要岗位，他们比我们强，我们都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武夫’，搞经济建设知识欠缺，走的弯路也多，现在强调干部的知识化真的很重要。###市长讲话很有水平，简练又深刻，是个大才，将来一定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他干。”
　　后来父亲的预测果然应验了。
　　

那时上将的家就是这样……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做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
　　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为了这本书，2006年3月，我们兄妹几个把父亲的几位老部下和秘书请来聚在一起，让他们帮助我们回忆。他们说，陈司令已经去世11年了，更谈不上权利，所以也用不着美化他。
　　李柱江秘书说：“陈司令孩子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也就刚够温饱，在困难年代连温饱都要打折扣。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看着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个时候做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四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既然他能把儿子送到公安部，他也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他的车，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
　　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
　　他让我们马上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利可用，有权利也不会给他们用。”
　　母亲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
　　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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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高级将领的孩子如今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的生活(1)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开国高级将领的孩子如今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的生活(2)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
　　邓子恢没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未获批准却被贬官。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因而一再遭受打击。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还在说“包产……到户……没有错……”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于这位“右倾”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处理严，却说了一句公道话：邓子恢“敢说实话”，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人民日报》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穿着大衣带上皮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一切都变了。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见到王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说我也见不到他。王震指着门外说，‘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实际上是监视我’。”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原来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为之一动，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开国高级将领的孩子如今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的生活(3)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走到街上，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极的退休老工人，心事重重地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担忧。
　　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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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儿女情长的父亲
战争年代，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共同的理想、艰苦卓绝的环境，更让他们相濡以沫。母亲后来回忆起来仍很怀念，她说苦虽然苦，但心里是充实的，心灵也是纯洁的。结婚第二年，母亲生了个女孩，不几天就死了，当掩埋我的苦命的姐姐时，母亲泣不成声。刚强的父亲用独特的方式安慰母亲：“这就是革命啊，我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牺牲的......”。但父亲还是深情地久久凝视着埋葬姐姐的地方。
　　父亲是公认的工作狂，他每到一个基层，总是对地方首长说，到基层看看。见到几乎所有的军人对他都敬军礼，都毕恭毕敬，我对父亲就更崇拜了。他真是个职业军人，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有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一次我与父亲谈起儿女情长的话题，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什么长啊！？之后哈哈大笑，笑得我很难为情。他曾亲口对我们孩子们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其次才是你们的父亲。”就跟《音乐之声》电影中的那位海军上校一样，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版。
　　如今回忆起来，我想他在“高官厚禄”后对母亲关心照顾得也不是太周到。父亲带有军人粗线条作风，对打大仗、建大基地有着丝毫不懈怠的职业习惯。他是个工作狂。我们六兄妹生活、上学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
　　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才镶上耽搁了16年的牙。他常常对我们说，他的这颗牙齿受到了我党两位最高领导人的关照。
　　父亲虽然是指挥员，但在战场上常常冒着炮火进进出出，母亲除去担忧就是担忧。那时候母亲做为随军家属，一直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战士用筐子挑着他们颠簸。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率先冲进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我们家成了住进总统府的第一户共产党人。当然有些战士也曾经住在这里，后来找到住处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执政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母亲也成了高干夫人。不管怎么强调“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和平的年代已经不同于战争年代，各种诱惑面对着他们。父亲进城，没有追随当时的风潮，他没有同母亲离异。一来当时他们的感情不错，二来母亲很漂亮，不像有的干部的原配夫人，文化很低相貌很土。
　　文工团出身的母亲很喜欢打扮，穿衣很时尚，中式的旗袍苏联的布拉基，她穿起来都很得体。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都知道陈士榘的太太很漂亮。据说50年代跳舞，不少高级将领都争着和母亲跳舞。
　　解放初期，组织上曾经想把母亲做为调干生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她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说已经有4个孩子了，你去学习谁来照顾孩子。其实父亲从心里是不愿意母亲去读书的。母亲虽然在工程兵也有工作，但特殊的“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她感到根本没有自己的天地。后来母亲执意到酒泉基地工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她宁可艰苦点也想过独立自主的日子，后来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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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的父亲与“现行反革命的母亲”
父亲身在高位，就是这样辛苦这样无怨无悔，上个世纪50年代一起参加援华勘察的苏军上校问我方人员父亲的军阶，当他知道竟是上将之时，表示出由衷的钦佩与惊讶。繁忙之极的他使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他。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但我们羡慕也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有着舐犊之情。他与母亲分手，固然是文革的政治事件起了决定作用，但与父亲身居高位、工作太忙、缺少情趣、不善沟通有关。
　　他毕竟是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文化素质与现代化观念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当然，母亲的责任也是同样大，她也不够理解父亲，遇到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不仅不沟通，反而总是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觉，父亲毕竟比较大气，而母亲身上的农民意识比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延续。
　　父亲对待家庭对待子女远没有对工作那样上心，他的兴趣都在工作上。他跟部队的同事谈话经常是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但他跟家里人说话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一些脾气。
　　我妈妈曾对我们几个子女说：这个家对你爸爸来说就是一个旅馆，一个临时的驿站，而部队才是他的家，真正的家！
　　他们尽管吵架，闹过不愉快，有时甚至气得父亲摔东西，但是毕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尤其有六个孩子，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碰碰中白头偕老的。
　　可是，1966年突如其来的那场文革风暴，终于把他们之间的裂缝变为不可弥合的鸿沟。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程兵夺权斗争也愈演愈烈。父亲的对立面抓住母亲议论江青是“上海滩三流演员”的问题大做文章，将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程兵机关召开批斗逮捕大会，想借此达到“揪范倒陈”的目的。父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从快与母亲划清界限，并表态服从对母亲的任何处理。
　　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灾难，我三个哥哥都在部队，都为母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我也因为给中央文革贴标语被关进公安部。听我的小妹妹陈小琴讲，她看到工程兵到处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陈小琴顿时吓哭了。从来在女儿面前都是刚强铁汉的父亲也很难过，他对五妹陈力和六妹陈小琴说：“你们的妈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你的母亲，你们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那一晚，父亲第一次做开了家庭主妇的工作。他给妹妹洗衣服，而他自己的衣服是警卫员帮他洗的。他给陈小琴边洗边讲：“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为什么领袖重要呢？”他打上肥皂，用刷子刷了刷，干净后放在鼻子旁闻了闻，然后放在水里投。父亲又笨手笨脚地为妹妹做了一顿饭。
　　好在父亲的战友、海军首长蔡长风知道了我家的窘困，把小妹妹接到他家，等到风头过后又把妹妹送到我叔叔家。那种日子就是这样凄凉可怕，这也正是很多干部恐惧被打倒的原因，不仅自己完蛋，家人也会受尽侮辱。
　　按说我们家的“现行反革命”与普通人家还有所不同，因为父亲还在高位，可是已经“不堪重负”了。如果一个平民百姓家里有个地富反坏右资（现在看起来这真是一个侮辱群体的非人性称谓），日子简直是人间地狱。
　　

家庭斗争升级两败俱伤(1)
后来我们知道母亲在秦城监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母亲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越批判越审讯，她越是认准了江青就是上海滩的演员。如果是正常人，在这种虐待下早就老实了，可是母亲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尤其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个案件不断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来回“诈”。父亲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 1969年3月，母亲被释放。父亲不得不和他分居。而揭发信一次次地给父亲带来被动，让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地向党委甚至中央军委解释。如果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可以因无行为能力而不予追究，可是文革中精神病人的揭发也是证据。
　　父亲忍无可忍，经党委讨论，给母亲定性“翻案、告诬状”，又给母亲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母亲不在乎，揭发父亲的告状信再一次雪片般地飞向中央和有关部门。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这些告状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林彪事件后父亲反而先后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顾问，父亲不降反升。顽强的母亲不肯罢休，还是继续写信告状，而且不是匿名信。
　　即使这样的状况，父亲也没有提出离婚，他看在6个孩子的面子，也由于那个年代的离婚是有很大负面效应的，于是就在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中维持。
　　1976年秋天，把无数中国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空前浩劫结束了。万民欢呼、普天同庆，但是文革中始终不倒的父亲难免受到审查。工程兵一直觊觎这个位子的那个人文革十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今总算成功了。
　　做为家属，我们感到审查是应该的，毕竟十年间执行了不少错误路线，但是也应该讲证据，也要实事求是。数年后终于证明父亲与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已经说明他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我们感到，处理父亲尤其不应该的是把家庭的矛盾做为处理的筹码。面对这种做法，做为家属的我们感到十分悲哀，文革中母亲被打成反革命曾被抄过一次家，时隔10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隔离审查又被抄家，而且秘书、警卫员、司机、作饭的炊事员统统隔离办学习班，整人手段达到无已附加的程度，没几天和蔼可亲的炊事员老马师傅就被逼上吊身亡。这真是历史的悲剧。其实，四人帮中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对父亲是仇视的，他们曾公开在军队会议上整过父亲，张春桥还拿父亲与毛泽东是一个山头的来讽刺挖苦父亲。父亲在十年文革中执行的错误路线，有很多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执行的。它的主要历史责任也要由发起这场运动的人来承担。数年后证明父亲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人关了也就关了，父亲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顾问也稀里糊涂的没了。我们感到，处理父亲这样这一代开国高级将领们，不应该这样草率。
　　文革让我们一家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一些人又在撤消母亲处分的时候肯定了母亲揭发父亲，真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一份多么可笑的撤销处分决定！这份滑稽的文字应该留给后人们看看。
　　决定是这样的：
　　关于撤销范淑琴同志两次党内处分的决定
　　范淑琴同志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十一月参加黑龙江呼兰县四清工作时，因有人揭发她与地方工作队三个同志闲谈中散布反动言论，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被关押。经几次调查，否定了敌我性质，于一九六九年三月释放。同年八月，兵种党委结论：范说了一些错话，其中带有反动性言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一九七一年五月，因范向上申诉并揭发了陈士榘的问题，被的定为翻案、告诬状，经直属党委决定，兵种党委批准，又给其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对此，范多次向上申诉。
　　经复查，一九六九年对范淑琴同志问题的结论与处理，主要依据是范讲了对卖国贼林彪叛徒江青不利的话，通过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对其言论定为“带有反动性言论”，应予撤销；对范一九七一年向上申诉并揭发陈士榘同志的问题，被定为翻案、告诬状，应予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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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斗争升级两败俱伤(2)
据此复查，经直属党委决定：
　　1、 撤销对范淑琴同志一九六九年党内严重警告和一九七一年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决定；
　　2、 装入本人档案的有关决定，全部销毁。
　　此 决 定
　　中共工程兵直属机关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这个决定作出的时候，审查父亲还没有结束。第二年父亲的问题总算有了结论，一切待遇没有变化。作为子女，感到父母在文革前有过矛盾，但和普通家庭可以调和的婚姻没有什么区别。文革把这种矛盾扩大化而且变质了，既然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忘记过去，看在子女的面上重新生活在一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原谅她的是，母亲的神经不是很正常，不能以正常人的心态看带她。
　　他们后来的确做过尝试，也谈了几次。有一天六妹陈小琴告诉我们，妈妈和爸爸又大吵了起来，六妹把他们拉开，但是大家都感到，这是一起无法挽回的婚姻，还是让他们结束这段长达40年的磕磕绊绊的婚姻吧。
　　不久，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80）高 民 字 第44号
　　原告：范淑琴，女，五十五岁，山东日照县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干部，住本市海淀区北蜂窝甲六栋16号。
　　被告：陈士榘，男，七十一岁，湖北荆门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干部，住本市海淀区太平路24号。
　　双方于一九四一年九月自主结婚，生有子女六人，因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双方于一九八零年八月自行协议离婚。同年十二月范淑琴向本院起诉，要求依法解决。经本院调解，双方就离婚及财产处理问题全部达成协议如下：
　　一、双方同意离婚；
　　二、男方给女方人民币三千元；
　　三、红色小地毯一块、梳妆台一个、玻璃书柜一个归女方所有，其余各人手中财物归个人所有。
　　调解成立日期：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审判员：＊ ＊
　　书记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往事堪回首
父母离异，我们子女端平一碗水，都孝敬他们。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照顾他的一切，母亲离开大院，我们都不时去探望她。
　　相比而言，父亲很寂寞，一辈子不是转战南北就是公务繁忙，解放前脑袋别在腰里干，解放后忙得四脚朝天。如今无所事事，这对他来说比劳累都难受好多倍。我们私下也议论过，希望能给他找个老伴儿，职业最好是军人、教师、干部、职员和有些文化的工人都行，年龄最好不要相差20岁以上。至于母亲，她的脑子越来越糊涂，我们要多多帮她料理生活。
　　后来父亲自己解决了他的婚姻，我们也越来越难见到他。
　　母亲虽然患有帕金森症和脑组织软化，但是过去的事情常常浮现在她的脑际，而且都是真实的“风光”的事情。她有时说：“我们打到南京后住在总统府，我们开了孔祥熙家的立体收音机，可好听了！”、“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和陈士榘握手，问我来没来……”、“昨天叶帅和我跳舞了，叶帅跳的很好……”。至于在监狱中的生活，她从来不提起，看来不管什么人都喜欢回忆美好。
　　母亲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先是连钱都不会数了，后来连节气都分不清了，夏天的时候她会说：“今年过年怎么这么热？”。我们不敢留她一人在家，因为出门后她便不认识回家。好几次，她像一个不懂事的顽童，一个人跑到外面，我们四处寻找，才把她找到。
　　三哥和他住在一起，给他养了一只狗名叫“佳佳”，他看见所有的狗都叫“佳佳”。
　　糊涂归糊涂，只是回忆起父亲，她不再是怨恨，而是说“陈士榘是老革命，他怎么可能反党？”、“陈士榘这一辈子很辛苦啊！”。
　　父亲去世，她让我们带她与父亲遗体告别。当她见到父亲僵硬的尸体躺在那里，禁不住号啕大哭。
　　清明节我们也曾带她去给父亲扫墓，她依然流泪，说出了健康人都难以说出的话：“都怪我太倔，其实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何必非要吵翻呢？”
　　她心中毕竟留下过很多美好，而这些美好一旦流逝，就再也不会回来。
　　与母亲比起来，父亲真是铁汉，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的懦弱和眼泪。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烫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张贴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是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并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
　　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回家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成为反面明星。但我不到17岁时，又当上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梦昧以求的解放军，70年代被送到南开大学读书，这终归还是父亲的面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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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一个生日的感言
父亲86岁时已预感到将是最后一个生日，因为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上已经出现浮肿的现象。不少老同志要为他摆几卓宴席，考虑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生日了，大家都愿意搞得隆重一些，不要让老爷子感到凄凉和寒酸。
　　有关部门也同意，说父亲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花点钱是应该的，只需要工作人员做个预算由父亲签个字就行了。预算做完，工作人员说：“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看需要改进什么？”
　　父亲支撑起虚弱的身体，带上老花镜一项一项地看，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这是谁让这样搞的？”
　　工作人员说：“这是大家的心意。”
　　父亲生气地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遵守了。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
　　工作人员笑了，还跟他解释。父亲说：“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要自己享受。”
　　那些日子正是陈希同腐败案浮出水面，父亲和几位来探望他的老同志说：“陈希同这样的高级干部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争，做了高官就想着自己享受发财，这些人很让我们担心。我们共产党人为解放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儿女，如果他们知道最终有一些领导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在九泉下也不得安宁。如果不从严治党，这样的人会把我们党搞垮的，人民群众也会抛弃我们。”
　　父亲决定，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给大家讲：“别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节俭，应该不挥霍人民的血汗，就是国民党军队也有廉洁奉公的将军。冯玉祥将军过生日，也是谢绝奢侈。有个下属给他送来一坛清水，冯玉祥非常高兴，他说清水是人最需要的，也最便宜。冯玉祥告诉下属为官要像水一样清白！”
　　在我们看来，他已经超出了不谋私利，简直有些“过了”。
　　而父亲在最后一个生日上的感言越来越显得绝非杞人忧天。
　　我的二哥多年前因受株连被所在部队的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按政策应恢复军籍。父亲完全可以帮忙做到，他却不愿意为自己家的事情去求人。
　　我们事后埋怨父亲，又不是跑官要官，只是落实一下政策，让哥哥恢复应有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向老战友提一提呢？
　　后来，年过50的哥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没有医疗劳保的他需交10万元才能做手术脱离危险。潦倒的哥哥只有２万元，我们家又实在没有一个大款，都是工薪阶层的几兄妹开了个家庭会议，转述了医生的诊断，不做手术心脏随时都会大面积梗塞。
　　为了他的生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母亲把毕生储蓄的3万元全部给了哥哥，我们兄妹凑了3万元，又向友人借了两万元。一筹莫展的哥哥这才上了手术台。伤口尚未愈合的哥哥被一身的债务压得身心交瘁。有人说，还没见过上将的儿子平反不了错案、恢复不了工作混这么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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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后来的奇异婚姻与父亲的去世
父亲在不利用权力不搞特殊方面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过他晚年也遭到了不少非议。
　　事情发生在80年代中期，我们认识了一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女性，起初她来找我们聊天，后来发现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到楼上的父亲那里。我们开始认为她是看老人寂寞也去聊聊天，并没有在意，终于有一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们要同她结婚，我们才知道还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80年代后期，父亲再婚，他的交往也少多了，一心在家中休息过日子。由于这位女士比我的三个哥哥年龄还小，我们不可能叫过她妈妈。
　　父亲结婚不久就搬出去了，我们之间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我们想去看父亲，总要得到“批准”。那是在西直门内大街的总政干休所，我们电话打上去，总有一个声音回复：“不见。”
　　这当然不是父亲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进去敲门探访，屋里明明有脚步声，但是就不开门。父亲年纪大并不知道，他的子女是何等的思念他。
　　应该承认，新婚的家庭使他焕发了生气，有一次父亲要到中苏边境一日游，当地办理旅游的同志得知父亲是1955年的上将，感慨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得不让父亲扮装成老板，才在一些“随从”的陪同下完成了愉快的一日游。
　　1995年春天，父亲病重住进301医院，我们终于有机会去看看他。我们也得知，父亲虽然很少见我们，但也绝非忘记了我们。我六妹陈小琴去看他，老人家握着她的手不放，含着眼泪从她小时候说到现在，长达两个小时。
　　后来我看回忆毛泽东晚年的文章，说到毛泽东病重的时候紧紧拉着女儿李敏的手不停地流泪：“娇娃，你是娇娃吗……”，父亲这一场景与他崇拜的人是何等相似。
　　父亲重病的时候，军委的领导都关切地来看望他。军委张震副主席早上8点来病房看望父亲，坐了很长时间，中午见到父亲能张嘴吃饭才离开。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同志来到他的病房，父亲说：“我知道我不行了，这是规律，我一生对中国、对党、对人民尽到了我的责任，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张万年总参谋长说：“老首长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好好休息，少说话，你才86岁啊。” 国防部长迟浩田深情地对父亲说：“我第一次见到您是1946年，已经50年了。”那时候迟浩田是华东野战军的一名基层干部，父亲是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迟浩田看着气若幽丝的父亲深情地说：“在华东的老首长中，你是唯一健在的头脑清醒，思路敏捷，你要渡过这个难关，争取活到120岁，给老红军创一个纪录！”父亲说：“岁月不饶人哪，五十年前你还是个一身朝气的年轻人，现在也快七十岁了，你要多保重啊！”
　　1995年7月22日，父亲去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遗嘱和任何财产。他年轻的妻子给了我们每人一件遗物，有的给了一条毛巾，有的给了两只都是右脚穿的鞋，有的是一个军用书包。我们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珍贵物品（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的心中还有子女。
　　父亲去世，我们把讣告送到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手中。张震副主席眼泪夺眶而出，他说：“我送走了华东野战军的最后一位首长，将来谁来送我啊？”
　　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张震在父亲的遗体前伤心地说：“老首长，您就这么走了！”
　　后来还是张震副主席念旧，按照政策解决了几个哥哥的问题，让他们全部按复转军人待遇算。现在他们都有了退休工资和医疗劳保，解决了看病问题，而且都过上了自得其乐的小康生活。
　　应该说，这里面虽然没有父亲应有的关怀，却绝对有父亲的面子。
　　我们不知父亲晚年与子女的疏远，他的内心又是怎样想的呢？
　　父亲，您生命的最后几年仿佛与我们相隔的很远。您年事已高，的确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在您的风烛残年给您增添烦恼，不能给您折寿。如果人有来世，我们愿意和您再过一生，不用那么累，不用那么出生入死，不用再做那么高的官，不用再做身不由己的事情，而是与家人平平淡淡地度过温馨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