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无锡附近自驾游攻略:蒋介石的幕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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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仅富于决断，而且比较能采纳其心腹谋士的献策。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罗致一大批知识分子做他的智谋人士，帮他出谋划策，处理政务。在蒋介石取代北洋军阀，建立蒋家王朝，维护其21年大陆统治的过程中，他的智谋人士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他的智囊人物中，最有名的为张静江、陈布雷、杨永泰、唐纵、张群、戴季陶、钱大钧等人。
中山舰事件后即到广州的张静江，因早年即成跛足，人称“张跷子”，可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把他尊称为“导师”。
张静江张静江，又名人杰，静江是其字，原名增澄，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静江在家中排行第二，张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张幼年时，虽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出身豪富家庭，娇生惯养成性，长大后功名一无所成。到他20岁左右，张父以10万银两为其捐了二品道衔，并让其与苏州姚姓女成婚。
张早年即成跛足，行动极不方便，人称“张跷子”。据吴兴南浔当地人说，张早年在南浔镇上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的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而成残疾。上海有人说张虽救火伤足，尚能勉强行走，由于居留法国巴黎期间，生活放浪，沾染花柳病，治疗不慎，伤坐骨神经，遂成瘫痪痼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夤缘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的随员出国。张在法国利用绝好机会进行经商，获资数万。他有反清革命思想，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初次认识张静江时，是在出国赴欧轮中相遇。两人深谈后，静江表示愿意以款资助革命，孙中山把他视为“奇人”。当时静江与孙中山约好通电暗号，款项多少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突然想起与张静江相识并相约之事，就对黄兴谈起，拟向巴黎拍电报一试。黄兴听说张乃清使馆人员，颇感怀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电，电文仅一个“C”字，数天后果真有3万法郎从巴黎汇到。一时间，东京同盟会员奔走相告，传为“天佑”，党务顿呈活气。
后来，孙中山筹集两广和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两次均于发电后数日收到汇款1万和5万法郎。孙中山对张萍水相逢竟能如此热心，颇有好感，便让胡汉民代笔致函谢张，并详述举事经过及款项开支情况。张复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此后，孙中山在谈及此事时，对张颇有感激之情。他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武昌起义后，张静江归国，对陈其美在苏浙各地的举义给予大力支持，并在此时结识蒋介石。张在上海与虞洽卿等人开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是中国第一个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领 国民党津贴度日的，也附名在陈果夫(交易所的经纪人)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张坚辞不就，并与褚民谊等人以商人身份募集款项10万元来资助临时政府北伐。孙中山对他极为敬佩，誉之为“革命圣人”。
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私交很深，他们同是浙江老乡，同属上海诸多帮派中的一支。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和张静江做过交易所的伙伴，又曾向张领过津贴和活动费，且曾与粤系军阀许崇智及戴季陶等拜把结为兄弟(许老大，张老二，蒋老三，戴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是张静江介绍来的，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张和戴季陶极力向孙说情，张并为此事亲自赶到广州向孙中山力争，蒋遂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被困于永丰舰，蒋介石奉召赴难之时，特意致书张静江，以后事及两个儿子相托，对静江抱以最大的信赖和倚重。蒋性情骄躁，常因负气而擅离职守，张总是催他尽快回到孙中山身边。孙中山逝世后，张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1926年，他在上海得知中山舰事件和收到蒋的电召后，便不辞道远，克日南行，急驰广州，自觉地扮演起蒋介石军师的角色。
张静江的到来，使蒋介石顿觉有了支撑，每日与他密谋反共。根据张的计谋，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降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任代理主席。蒋介石的权势因此大增，原先以鲍罗廷为中心来行动的国民政府，变成了以张静江为中心，鲍罗廷变得事事均须找张静江商量，否则就办不成事。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动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大肆实行反共计划，每遇重要事情总是去请张帮忙决策。陈果夫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蒋介石对张静江帮助他奠定王朝基业的功绩更是盛赞不已，称他为“安危斯仗”之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每当危难降临时，张对蒋总是鼎力相助。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南京的国民党巨头各怀心曲，政坛一片混乱。陈果夫认为中央必须以张静江为中心人物，于是派人将已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从上海接到南京，再次坐镇中枢，帮助蒋派渡过危难时局。
然而，张静江政治上的独立性越来越难以见容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在蒋氏王朝的权力再分配中，由于宋、孔家族地位的上升，张静江的地位日趋下降，他在政治上也日益失意，逐渐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离开了政治舞台。蒋介石先是让谭延闿接替张的国府主席职位，再把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张在浙江两年多，事事独断独行，早为蒋所不满。蒋于是叫戴季陶转告张自动辞职以免难堪。张竟老羞成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指蒋)免我的职就是了。”戴只得再叫陈立夫向张劝说。
陈立夫到杭州劝张亲自到河南前线(当时正值蒋与阎、冯在中原大战，蒋在前线督师)见蒋解释误会。张由陈陪同到了蒋的行辕。经过侍卫传达回话说，只叫陈一人进去，张暂在客室等候。陈去了很久，才出来对张说，经他再三向蒋劝说，总算答应出来见面，劝张要忍耐一些。又等了好久，蒋才出来，刚进客室，张一见之下，怒不可遏，对蒋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蒋也勃然大怒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说完转身即走。张静江见状，知道事情已难以挽回，只好回去，一到杭州，立即吩咐秘书长刘石心拟一电稿辞职。
张静江辞职后，意志消沉，吃素念佛，表示不问政治，不和人争权力，回到上海马斯南路家中，杜门谢客。他后来看到年轻的僚属、亲友，逢人便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陈布雷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是客居香港，后来又移居美国纽约。最后，长期瘫痪使他双目失明。1950年9月3日，在纽约逝世。蒋介石在台北为他主持追悼会，并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以示悼念。
陈布雷一生聪明，工于心计，足智多谋，不仅是蒋介石的“文胆”，更是蒋介石的心腹智囊、幕僚长。他从38岁到59岁，前后21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县人。生于农历1890年11月15日，家境中等。自幼饱读经书史籍，天资聪慧，博闻强记，涉猎广泛。1936年，他写成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幼时、少时的读书生活：5岁由父亲教认生字，7岁时读《毛诗》，8岁时读《礼记》，9岁时读《春秋左氏传》，10岁时学二十四史，11岁时读《周易》，12岁时读《春秋穀梁传》，并开始学习英文和数学，14岁应府试得第一，15岁应院试得第五。后来又在慈溪中学、宁波中学、浙江高等学堂就读。陈布雷曾记下他在13岁时所作的一首七绝《秋日苦雨》，诗云：“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凄；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可见他少时才华已非同凡响。
1911年夏，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的《天铎报》，常以“布雷”署名写文章，这二字原是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时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当时面颊饱满，同学们戏称他为“面包孩子”，由英文的面包一词Bread音译而得“布雷”，时间长了，他的原名就逐渐被遗忘了。步入报界后，由于他身体瘦弱，同事们又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香扇坠”。1921年，陈担任《商报》编辑主任，在此之前他已加入同盟会，他写的文章有骨有肉，有色有味，颇能吸引人。
陈布雷起家，不是在投靠国民党、当上蒋介石私人秘书之后，而是靠办报和他的出色文章，出名之后才为蒋介石所看中。1926年，蒋介石出于延揽名士之需，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小照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遂同潘公展前往南昌，会晤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鼓动下，陈、潘二人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在蒋的挽留下，陈没有随潘一起返沪，而是留在南昌被视为上宾，特邀到总司令部居住。从这时起，陈事实上业已开始成为蒋介石的业余私人秘书，为蒋起草过一些文件，蒋在南昌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就是出自陈的手笔。不久，陈应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之请，出任浙江省府秘书长。旋又赴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中央决策中心，但不久便因蒋介石的下台而辞职离去。蒋介石、张群去日本时，曾邀请陈一同前往，陈因不懂日语而作罢。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有意让陈布雷出任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婉言对蒋说：“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如不可能，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蒋介石笑道：“何能以君为私人秘书?”便转请陈担任国民党喉舌《中央党报》主笔，陈不就，而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该报社论。
此时的报人陈布雷，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新闻职业者，而是以客卿身份担任着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直到1934年。这期间他随时听从蒋介石的召唤，带着文房四宝，伴随蒋来往于南京、北平之间，参与各种军政大计的谋划，代蒋撰写各类重要文章，如《祭告总理文》、《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国记者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陈布雷以一枝生花妙笔，把蒋介石应付时局的各种愿望变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深得蒋的满意和称赞。时人称陈布雷为蒋介石的“文胆”。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时期的“文胆”虽有不少，如陈布雷、潘公展、胡健中、程沧波、黄少谷、陶希圣、陈方等人，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要数陈布雷。21年里，蒋介石的一篇篇文章、一次次讲话；侍从室飞出的一道道指令、一页页电报，几乎均出自陈之手。陈布雷，早期为蒋氏名副其实的秘书，即文稿由他起草，再交蒋介石定夺；后期则为蒋氏名副其实的秘书头子，即文稿由一套秘书班子起草，由他修改、润色后再送蒋介石拍板。蒋介石在陈布雷死后为他所作的祭文中，历数这位以笔墨文章辅助自己奠定基业的文人之功绩：“夙以文雄，玄诚黜漓。……畏垒椽笔，逾百万师。昔遘阳九，俾正厥辞。诞告多方，遂奠邦基。”
陈布雷不仅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更是蒋介石智囊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把他视为“股肱心膂”，对他极为信任。多年来，蒋介石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与陈布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934年5月以前，陈布雷虽做过“党官”(书记长、候补中央监委、副部长)，做过“政官”(厅长、次长)，而事实上仅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是蒋介石所御用的“文章机器”。1934年春，蒋为“围剿”中央苏区而在南昌行营指挥战事，文牍工作离不开陈，于是特任命他为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军事主任熊式辉等只是设委会的常委，可见蒋对陈的偏爱。设委会凌驾于各党政军部门之上，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团，陈则成为首席秘书。在南昌期间，陈写出一篇为蒋所终身看重的文章《敌乎?友乎?》，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
1935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南昌行营已无存在之必要。行营撤销后，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改为一、二两个处，第一处设总务、参谋、警卫三个组，第二处设秘书、研究两个组，后又成立主管人事和培训的第三处。一处首任主任是原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三处主任一直是陈果夫，二处主任一直是陈布雷。
“侍二处”作为蒋介石的秘书班子，陈布雷则是其秘书头子。陈的首席秘书蒋君章曾把“侍二处”比做清朝的“军机处”，似乎并不夸张。“侍二处”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凡党政部门向蒋介石提出的报告和请示，包括政治情报在内，都由“侍二处”先加以整理，附上处理意见，再送蒋介石；蒋介石下发的指令、电报、批示，大部分由“侍二处”起草、签发。陈此时已成了蒋介石与下属之间的联络站，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半个加工厂”。他虽不能代替蒋介石决策，但可帮助思考，平章国事，代替蒋的头脑；同时还可影响蒋的观点，促使蒋下最后决心，因而掌握巨大权力。
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的十年间，还兼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35年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会上，陈布雷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抗战开始，军委会增设秘书厅，陈任副秘书长(张群为秘书长)，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1938年7月“三青团”成立，陈任临时中央干事兼常务干事。抗战胜利，侍从室取消，陈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直到他死去。1947年他为国府委员，并升任中政会秘书长。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大总统，原拟让陈出任总统国策顾问，但陈坚持只任国府委员兼总统府国策顾问。这些年来，陈官职虽有变化，但他一直是充当蒋介石的最高幕僚，参与机要。
陈布雷常说，他愿做NO.2，而不愿做NO.1(表示愿做二号，不愿做一号)。就是说，他喜欢在幕后做羽扇纶巾的策士。蒋介石周围众多的智囊中，陈布雷是对他最有影响的谋士之一。陈作为专职的谋士，其计多谋绝。他曾对人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
蒋介石在遇到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发生时，经常单独约陈布雷进行密谈，征求陈的意见，再由陈起草正式决定；有时蒋介石作出决定，再由陈布雷加以权衡，加以完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民族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将白崇禧的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与三区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转询陈布雷，陈表示赞同并建议蒋介石采纳这一方案。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幕僚，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既不搭攀派系，也不抛头露面；既不取巧怠慢，也不奢侈豪华。做事谨慎，位高而检点，从不越权，为蒋所放心。陈到南京任职后，家眷仍留上海，平时极少回家探望，整天守在他的小楼一角，即使偶尔外出，也一定留下所去处的电话号码，以便让蒋介石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他枕头边的茶几上放有一部可与蒋介石以及各重要地区主管者直通的电话，虽足不出户，却可及时通晓各方面的机密要闻。对于自己的忠于职守，陈布雷曾对人表白道：“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时谢绝一切酬应，摒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
陈布雷不仅是蒋介石的谋士，对蒋介石起参谋咨询作用，而且是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要主持者和决策人之一。1931年陈布雷出任教育部长，中央宣传部制定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他请示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侍从室改组，陈布雷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蒋介石拨款100亿元法币让陈组织一个旨在进行反共反民主运动的“宣传小组”，一切国民党官营或供养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以及与宣传有关的机构，都要遵奉“宣传小组”的指令行事，陈布雷也因此而被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大员们称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陈布雷在蒋介石铁幕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个走红的人物。曾有人就此问题问陈对蒋介石有何贡献，陈布雷认真考虑后回答说：“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引着满载全国军民的一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减低一点，保持平稳。”
然而，现实与愿望之间的矛盾，严酷的历史进程最终还是毁了陈布雷的美梦。1948年国共两党的最后决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南京政坛一片混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垮台已在弹指之间，这对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陈布雷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以及身体上的日渐衰弱，最终使他产生了弃世的念头。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21年的戎幕生涯，时年59岁。蒋介石对陈的突然死去，感到非常悲哀。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于他身居高官和国民党中央要职，而在于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他从38岁到59岁，前后21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的作品，从早期《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一生没有文集留世，他的文章都跑到蒋介石的文集里了。
陈布雷以书生参与帷幄，功高不骄，名重不矜，终日埋首文案，确有儒者风度。在他自杀身亡后，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颁“当代完人”挽额。凡京中政要名流，无不亲往祭吊，挽联极多，挽诗中，沈宗濂一联，颇合布雷身份，诗云：“运筹六出安刘计，草檄群推倚马才，烽火中原犹未戢，哲人梁木有余哀!”而黄少谷一联亦甚佳，联云：“一手文章扶国运；终宵忧乐系苍生!”寥寥十四字，写尽布雷平生。
杨永泰是政学系首领之一，历任行政院秘书长，与蒋介石左右不离。其人多有计谋，蒋对他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智囊，十分信任。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高州茂名县人。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代为抚养，后过继给伯父为兼祧子。杨永泰7岁入私塾，天资聪颖过人，乡里称他为“神童”。12岁应县学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举制度废除后，曾就读于广州的广雅书院、北京法政专门学堂，以机警灵活、能言善辩为同学所瞩目。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成为民国初年国会中很活跃的人物。在出任广东省长期间，表现出很高的理政才能。曾写有《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结束后，外交总长黄郛向蒋介石推荐杨永泰，说他是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经多次接见，遂任杨永泰为幕僚长。蒋介石最初以宾师之礼待他，事无巨细，必商之而后行，言听计从。一时左右无人可比，有蒋介石首席智囊的美誉。此后，在蒋家王朝中逐渐形成以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人为中心的政治派系，人称新政学系。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谋臣，运筹帷幄，从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协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实施陆上作战为主、伴以空军协同的战术，以形成威慑力量；同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结果最终使西北军一蹶不起，晋军龟缩山西，各地方军阀已无力再与蒋介石争雄天下，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对工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戎机。当时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亟待其批阅的公文盈案累牍，蒋日夜批阅依然积压很多，为此他深感苦恼。杨永泰见此情形，便先阅来文，用十字至一百字写出概要，并拟定上、中、下三个批答办法附于公文之上，供蒋介石选择。由于杨头脑敏捷，长于才学文章，概要言简意赅，拟议颇具才智，深为蒋介石所满意，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负担，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1932年，蒋介石任他为行营秘书长。
杨永泰出任行营秘书长期间，权倾朝野，煊赫一时，当时所有 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必须先经杨过目，然后呈蒋；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经杨批准安排。因而引起蒋家王朝其他要人显贵的不满，尤其是以“家里人”自居的CC系对他极为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攻击和诬陷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在“围剿”时常因打败仗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永泰对蒋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些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蒋怒消后再加以挽救。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杨永泰挑唆蒋介石所为，因而怀恨于他。
杨永泰的清白一时难以说清，他宁愿自己受屈，也不让蒋介石的尊严受损。有时，秘书陈方为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的“手令”给军官们看，以说明真相。杨永泰得知后，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怒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蒋介石明知杨对他的忠诚，但他也不想因为他而招致众多其他亲信的不满，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便对杨永泰表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职，而杨却明确表示此时不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蒋介石也只好让他继续留任。直到1934年，蒋介石才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参加宴会，午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准备返回武昌时，遭到刺客的枪杀，年仅51岁。临终前他对其左右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杨永泰被暗杀，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强烈震动。蒋介石急电湖北省政府治丧公葬，并严饬军警穷究凶犯，依法严惩。不久，秘密侦查厅即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是受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已在上海被捕获。解放后，原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和军统原云南站长沈醉，先后披露了杨永泰被刺真相。原来，杨永泰上任湖北省主席后不久，“中统”侦听电台便破译了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其本国的电报，报告宴请杨永泰时，杨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至于是席间酒后夸口还是本无其事，当属疑案。而国民党“中统”将电报分别抄送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拍案大怒，遂决定刺杀杨永泰。
唐纵(1903—1981)，又名唐乃建，湖南酃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十人联络组成员之一。他在性格上是内向型的人物，有守口如瓶的习惯，很难从他口中得到较重要的机密情况。表面上很斯文，白瘦的面孔，说话不仅声音很低，而且老是带着微笑，不像军人，更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但他却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说这是“柔能克刚”。作为一个大阴谋家，他一向以冷静稳健而著称，深得戴笠的推重，有“智多星”之称。后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生活清苦，待遇不高。
1932年后，唐纵曾任“力行社”物务处书记长、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1945年冬，蒋下令撤销他的侍从室，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划到军务局主管，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被调升为参军处中将参军。他除了仍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管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1946年春，蒋任命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戴笠坠机身亡后，唐奉蒋介石命主持军统局工作。1946年7月，蒋又任命唐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1947年初，国防部增设了一个保安事务局，蒋又任命唐兼局长。这样一来，全国警察与保安团队都归唐指挥，实现了他“警”、“保”合一的愿望。1949年逃往台湾，担任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仍帮助蒋介石掌管各特务机构。随后又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后成了蒋经国的得力助手。1981年病死于台湾。
唐纵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曾长期为蒋介石擘画，总揽情报特务工作。唐纵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谋士，毕生都追随着蒋介石。
唐纵对于其主人蒋介石来说，是一名忠仆，很得蒋的培植与信任。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在侍从室唐纵自称“为主官帮助头脑”、“为主官的需要而工作”。在汇总核报各特务系统的情报上，唐恭谨审慎，事必躬亲。凡报告蒋的各类情报，无不一一审核、筛选、判断，说明自己的见解；在对党务、国事问题上，他也常常处心积虑，不断向蒋进言，提出应对的措施与应变的意见，因而常常获得蒋的称赞和嘉奖，宠信有加，其官职也不断升迁。
唐纵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直接参与了反共谋略的策划，直接参与很多反共内幕活动。他在其日记中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共“意见具申”，多是在关键时候为蒋出谋划策，极为阴险，不少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得以推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唐纵力主解决中共问题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并拟订了“特种行动委员会实施方案”加以推行。1943年9月，国际局势处于大变革前夕，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唐纵三次专注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军事准备，迫使共产党统一于政府或决定于武力之高低。1945年秋，在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他又连续三次具申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
张群，字岳军，四川省华阳县人(今双流人)，生于1889年4月。祖籍湖北，清朝初年移民到四川。其父也是“作幕”为生。有一个姓邓的人，光绪初年补四川长宁县知县缺，张父随赴任所。邓有一个使女，已为邓小房，因不容于邓的大老婆，不得已被配给张父，但已有孕在身，不久便生下张群，是为长子。
邓知道他是自己的骨肉，卸职后延师课诸子侄时，也令他附读，并为他题名为群，字鹤君，意为鹤立鸡群不同于群儿。张群长大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后费用，全由邓某资助。张群对此出身之事，讳莫如深。1933年，张群任湖北省主席，邓某到湖北谋事做，张为报旧德，给以监利县长职位。
张群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隶步属兵科第二队，当时蒋介石也在学校炮兵科，两人并不相识。1907年，张群与蒋介石等60人东渡日本 留学，两人在船上认识，到东京后两人又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又与蒋介石一同在炮兵联队实习。张群以后能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其契机便是与蒋介石这段同窗之谊。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群与蒋介石等人潜回上海，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两人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随后又追随孙中山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张群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张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
蒋介石誓师北伐，张群参与戎机，奉命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受直奉两系夹击，已退守西北。奉系张作霖进驻北京，并控制直鲁两省。直系吴佩孚部则据有鄂、豫两省，并扩展其势力于湖南。孙传芳则领有苏、浙、闽、皖、赣五省。张、吴、孙三系各拥有雄厚兵力，又各有国际背景，如相互联络，其势不可轻视。而国民革命军以一敌三，自觉困难，蒋介石遂制定战略：联络冯玉祥以牵制张作霖，分化孙传芳以孤立吴佩孚，然后由湖南进兵直抵武汉。孙传芳原为日本士官生，又曾加入同盟会，其左右有势力的将领，有数十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有同学情谊。
张群到南京后，对孙传芳陈述当时局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并向孙传芳建议三策：上策：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中策：局外中立；下策：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
孙传芳当时还不重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又因曾受吴佩孚的提挈，不愿负吴，乃提出由吴佩孚、孙传芳、唐继尧及两广的国民革命军分区治理共同改造中央政府的方案。双方反复讨论，结果孙同意采取中策。不久，孙对苏、浙、闽、皖、赣五省发表通电，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自保境安民的主张。国民革命军因此得以主力进取湖南，唯在全盘战略上特重右侧之掩蔽，防备自江西方面的攻击，并以一军指向 福建。北伐军攻击武汉后，孙传芳才自赣西发动攻势，实际已坐失良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群出任军政部次长。从此，张群一跃成为蒋介石身边的要员和最亲近的幕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 国民党内，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出游说。蒋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最能领会蒋的意图，总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张群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上海兵工厂厂长，1930年4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受命带着南京政府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巨款到沈阳，经过他的努力，最终使张学良出兵助蒋。
张群作为新政学系的领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愿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他在拉拢各党各派，增强蒋家王朝势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旁，做着“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对党派主要是通过张群而与蒋结合的。
1933年，张群出任湖北省主席，1935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7年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改任总统资政。不久又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为挽救国民党的败亡出力。失败后便逃亡台湾。到台湾后，张群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1953年底接任“总统府”秘书长和“国防会议”秘书长，后因年迈去职，改任“总统府”首席资政。
在蒋介石20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张群一直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中枢大政，张群参与谋议。他曾自言自语：“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到台湾后，张群多次出访日本，有一次，张群在日本，有人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回答得很坦率：“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张群所言，道出了他事上之道，不仅做到千依百顺，而且要求做到先意承志，因而他始终为蒋宠眷不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中日情形颇为紧张，日本正压迫 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张群任外交部长，担心由于应付偶失轻重而酿生意外结果，且难以掌握蒋的喜怒，因而不敢自有主张。每当答复日本人前，总是先集令商讨，邀请何应钦、熊式辉、王宠惠、张嘉彷等人参加会议，小会确定之后，再据以作答。张群每每焦虑彷徨，其动机固不一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张嘉彷笑着对张说：“不要紧的，我看你气色，不会倒霉。”又说：“你对于事上之道，已算尽其所能，不会有问题的。”此种戏谑，揭示出张事蒋之道及其一生的政治作风。
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凡是对日对共问题，张皆参与其议。蒋介石自从掌权以后，遇有中日关系紧张情况发生，蒋必电召张群到南京或牯岭面商应付之策。蒋对日一直委曲求全，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很多均为张群主谋或赞助。蒋对共产党坚决不妥协，企图全部给予“围剿”歼灭，张群不但历次参与密谋，提出许多套反动方案，还曾亲身奔走，加强“围剿”力量。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又是蒋的幕后军师。
戴季陶戴季陶，又名良弼，字选堂，原籍浙江吴兴戴家村，兄弟四人，良弼最小，生于四川省广汉县。良弼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功课很好。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开始崇拜圣贤，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戴传贤。他改名成癖，反清革命时自号戴天仇，以示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经商做生意时又取字季陶，以示效法生意人的鼻祖陶朱公。晚年思想上皈依佛教，取名不空、不动。后人多称他戴季陶。
1905年，不满15岁的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先入师范学校学习，后转入日本东京大学法科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年少的戴季陶朝气蓬勃，狂荡豪放，深受同学们拥戴。学成归国后寄居上海，放弃当律师做法官的梦想，投身于新闻事业。先是担任《天铎报》编辑，后又与宋教仁、于右任等人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立报》、《民权报》等报纸，喜欢革命思想。他的言论犀利激烈，煽动力很强，因此被捕入狱。他曾说：“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下狱，不是好主笔。”此话曾一时传为名言。
戴季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1911年，当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拜见这位自己仰慕已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他大加勉励，戴大为感动，深感知遇之恩。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命戴同行。1912年3月，袁世凯被选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派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戴是被选派的代表之一。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委派戴为机要秘书，这是戴做孙中山幕僚之始，并随孙赴日本考察。自此，戴朝夕追随孙中山左右，记录孙中山的言论，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写成《民国政治纲领》和《钱币改革要义》两书。
1913年2月，戴季陶随孙中山东渡，与日本实业界研讨如何修建铁路的问题，一个月后又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二次革命”中戴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与何海鸣谋占南京，不成，又赴奉天谋起义，仍不成。11月随孙中山东渡日本。他随孙中山在日本的两年时间里，与日本朝野名流多有交往，对日本政治社会有较深的认识；而孙中山与许多日本政界要人进行多次密谈，只有戴一人在身边，可见孙中山对他的极大信任。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一边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边从事宣传事业。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命戴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戴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戴也随行。戴季陶从1912年出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到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直以幕僚身份追随孙中山，孙中山曾以“货殖天才”称赞戴季陶。国民党“一大”上，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戴为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一直把孙中山当做中国革命的导师，对其非常敬仰。知遇之恩、以死相报的观念在戴季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1920年夏，戴季陶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人运动，一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人频繁接触，积极参与筹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孙中山于是召见戴，对他委婉相劝。戴立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马上停止了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不再参加筹建共产党的活动。戴作出这种抉择，不能说内心深处没矛盾，但他不想背叛孙中山。后来，他干脆在上海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合股设立“恒泰号” 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此时，戴似已失去精神支柱，花天酒地，开始沉沦。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图谋恢复广东。10月，派戴季陶回出生地做川军的联络工作。戴乘船溯江而上，指望到四川后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当船过枝城直驶宜昌时，他遇到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川军各派系矛盾重重，都在积极备战，内战一触即发。他听到这一消息，知道联络川军工作已无从下手。当晚，戴站在甲板上，思绪万千，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想到追随孙中山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觉得前途渺茫，他越想越伤心，竟至凄然泪下。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对天长叹一声，跃身投入江中，想一死了之。结果，他劫数未到，被渔夫救起，欲死不成，这是天意!戴于是有感于神灵的作用，在四川用一年多的时间，一门心思开始与佛结缘了。
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肝病复发，戴季陶闻讯后从上海赶到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是孙遗嘱见证人之一。事后，戴以国民党元老、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居，到处大讲“孙文主义”，并写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转而追随蒋介石，充当了蒋介石的智囊。蒋中正这一大名是戴季陶帮蒋取的，隐含有继承“中山”之意。因为蒋介石原来的名字——介石，只是取自明代洪应明著的《菜根谭》中的一句“君子严如介石”，意含他原先想做一块独特之石。
当初，蒋介石以留日士官生和陈其美部下的身份，持张静江荐函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戴季陶在孙中山面前对蒋多有美言。后来，蒋介石能去黄埔接过军校校长一职，也是多亏戴季陶的提醒：“暂时忍耐先谋掌握实力，以观其变。”当时，军校的受训期为六个月毕业，以政治训练为主；而学校教官，除少数外，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按照蒋介石的性格，这是决不能接受的，可是因为戴的提醒，使他茅塞顿开，他终于明白，政治与军事完全是两回事，军事硬碰硬，政治要权变，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戴季陶向孙中山进言，说蒋介石励精图治，建校有方，智勇双全，才堪大用，使孙中山进一步加深了对蒋介石的信任。
戴季陶与蒋介石是老相识、老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二人私交深厚。在蒋介石争夺领导权的活动中，戴是蒋的支持者和幕后谋划者。1926年底，戴应蒋介石的邀请上了庐山，在庐山，他们就军政大计进行了秘密策划。随后，蒋特派戴季陶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赴日，以疏通关系，寻求日本对蒋介石的支持。1927年3月底归国，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献计献策。戴把蒋视为密友，为蒋家王朝的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直到1948年，长达20年之久。
吴稚晖在蒋家王朝中，戴季陶属于元老一辈，他既不像林森、居正那样表面受到尊崇而实际有职无权，也不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杀气腾腾，戴笠那样阴森恐怖，更不同于陈立夫、陈果夫那样权势显赫，活跃于前台。戴季陶始终作为幕后智囊参与蒋介石的重大决策，并在关键时候起着特殊的作用。
吴稚晖在蒋介石幕中虽然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幕僚之一，也是支持蒋介石反共的重要谋略人物之一。
吴稚晖，原名朓，后名敬恒，稚晖是他的字，别字哸，晚年自称哸老人，笔名燃、燃料、夷。1865年3月25日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吴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稍长，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酷爱桐城派古文笔法，颇有造诣。后考入阳湖县县学，1891年应乡试，中举人。翌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进士。后来他又两次参加会试，均未得中，这期间，他以教书为生。1897年，吴北上到天津，任北洋大学汉文教员，后又到上海，改任南洋公学国文教员，并在南洋公学里组织群智会。1901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不久即被逐回国，就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苏报案”发生后，吴移居苏格兰、伦敦等地。
1905年春，孙中山得知吴稚晖在伦敦，特去吴寓所拜访他，这是孙吴第一次见面。
当时孙中山正在留欧学生中进行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孙并没有向吴提及。这年冬，吴加入同盟会。此后，吴与张静江、李煜瀛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创立《新世纪》刊物，自此直到1910年4月，吴用笔名“燃”、“燃料”、“夷”撰稿，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倡导革命，对于中国留欧学生及华侨痼弊的思想实有启发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应邀主持汉语注音字母的推行工作，并出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这一时期，吴一反其传统的八股头脑，与蔡元培、章太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积极排满驱虏，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倡导新文学，反对复古派。他坚持“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并率领青年留法，组织留法俭学会，提倡勤工俭学，目光向前。这一切，成为他一生之可颂之处。其间，他曾在上海与钮永建等人创办《中华新报》，曾担任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并亲返国内招一百多人赴法勤工俭学。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吴稚晖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他对国共合作极不满意。次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吴为孙中山对国事遗嘱的证明人之一。
1926年5月，吴稚晖到广州，被推为出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的国民党五位代表之一，从此他常与蒋介石校长欢谈甚快。这年7月9日，蒋介石北伐誓师典礼，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青天白日军旗授予蒋介石。从1927年3月起，吴频繁参加蒋介石和桂系李、白等人纠集的反共会议。3月28日，吴在国民党中监委第三次会议上提议“纠察共产党人”，为反共“清党”大造舆论。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国到上海，吴急于邀汪入伙公开反共，曾在一次会见中当众给汪下跪。不久，“汪(精卫)陈(独秀)宣言”于4月5日公开发表，吴看出汪还不愿立即公开反共，遂一改前态，当众嘲讽和大骂汪精卫。
吴稚晖好在政论中骂人、刺人、讽人，汪精卫投敌的艳电发表后，他有一句“名骂”刺痛了对方的肺腑，即“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可说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虽然只有八字，却是传诵一时，读者无不击节称赞。据说汪见后而不下箸者三日，因为后四字撕裂了汪生平自诩“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一刺摄政王时的贴金史页。于是人们便称汪精卫的克星是吴稚晖。可是吴稚晖也有一个克星叫章太炎，章对吴的评价为：“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苦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吴稚晖出任国府委员，并任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国民党“宁汉合流”反共后，吴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旋因内部矛盾而去职。1928年吴出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1929年初，吴与蔡元培等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为蒋介石与两广反蒋势力的和解进行活动，曾亲自担保两广方面赴南京谈判人物的安全。当粤方要人李济深到南京被扣押后，吴颇感难堪，一气之下跑到软禁李济深的汤山“陪住”。此后，吴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国民党中监委常委等职，主要扮演一些礼仪性角色，很少起实际政治作用。
吴稚晖之于中华民国，是居于师保的地位。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中写有《蒋进大观园的吴稚晖》一文，开始即有这样一句：“吴稚老怎么会进大观园去的呢?这是他自己的喻言，说他是大观园中的微不足道的角色。不过，他不是史太君，也不是王熙凤，更不是贾宝玉，他是从城外来的庄稼佬刘姥姥等等。一位精灵古怪的老太婆。”所谓“大观园”者，当指 国民党中央，史太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王熙凤是负实际责任的骨干，贾宝玉虽不掌权，却是上上下下的唯一宠儿，姥姥自供她在大观园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来自城外的庄稼汉(刘姥姥是吴的外号)。
1949年春节期间，吴稚晖到过浙江溪口，据说“退隐”的蒋介石向吴问计，吴说：“能屈，方能伸。譬之举鼎使劲上遂，过顶不难，此所谓一鼓足气也；放则艰于举，盖气往下沉，若丹田不济，易丧气，伤气则坠于足。然能者无所不能，举放自如。此辩证之理，千古不易!”
吴稚晖在蒋幕中所担任的角色并不突出，作用亦不大。有人因此嘲讽他在蒋幕中，只用他那支嬉笑怒骂的笔来抨击某一时期的政敌而已。“等于一只菜篮，上街挽之腕，菜一买回来，随手一扔，不到用时，不再拎它。他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以其帮闲有余，帮忙不足也。”
钱大钧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始作俑者之一，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人才，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高参之一，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
钱大钧，字慕户，1893年7月26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商人家庭，4岁时其全家迁往苏州。15岁时父亲病故，17岁时母亲身亡，由姐姐抚养成人。幼时在英华学校、长洲高小读书。在保定上过军校，后来东渡扶桑，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
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在广东参加革命，在粤军猛将邓铿部任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参谋长。从此追随蒋介石，成了蒋介石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
钱大钧在北伐时，率部出战多失利，训练军队也非他所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蒋因此十分喜欢他。钱大钧亦乘势青云直上，任北伐军第三团团长。以后历任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八期二总队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和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
钱大钧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为蒋所信任。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明敏捷，颇合蒋意。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钱大钧曾受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保定军校六期，和钱大钧是同学)叛变陈济棠，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为蒋所信任。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以蒋的近侍人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之间，在当时显得颇为得意。
钱大钧为人圆滑，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而与同事之间却容易发生龃龉。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常假以辞色。因此，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他的地位亦不甚稳固。
杜建时是蒋介石的中将参军、侍从室高级参谋之一。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杜建时几乎都在蒋介石身边，充当蒋介石军事外交工作的高参。他曾陪蒋介石参加著名的开罗会议。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风度翩翩，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被蒋看中，破格招到蒋的侍从室任参谋。1932年，蒋为栽培他，特送他到美国留学，入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攻读军事，入加州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归国后，蒋任命他为国民党第九战区参谋长，驻守江西、湖南一带，时年34岁，属中将头衔。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参谋，他还负责掌管大部分蒋的军事外交文件，他既是国民党国防研究院主任，又是蒋的中将参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忙着为蒋奔波往来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先后派到中国的高级将领之间，为蒋介石的外交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特殊作用，从而获得了蒋介石内心的好感和真正的赏识。
此外，林蔚、胡静安、陈芷町、王世和、何成浚、周伯甘、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张其昀、李汉魂、孙立人、陈济棠、李任潮、谷正纲、蒋百里、吴礼卿、方本仁、吴履卿、蒋伯诚、李济深、陈果夫、陈焯、马文车、王文翰等数十人亦曾为蒋介石的高参，充当过蒋介石的智囊，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山舰事件后即到广州的张静江，因早年即成跛足，人称“张跷子”，可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把他尊称为“导师”。
张静江张静江，又名人杰，静江是其字，原名增澄，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静江在家中排行第二，张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张幼年时，虽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出身豪富家庭，娇生惯养成性，长大后功名一无所成。到他20岁左右，张父以10万银两为其捐了二品道衔，并让其与苏州姚姓女成婚。
张早年即成跛足，行动极不方便，人称“张跷子”。据吴兴南浔当地人说，张早年在南浔镇上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的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而成残疾。上海有人说张虽救火伤足，尚能勉强行走，由于居留法国巴黎期间，生活放浪，沾染花柳病，治疗不慎，伤坐骨神经，遂成瘫痪痼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夤缘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的随员出国。张在法国利用绝好机会进行经商，获资数万。他有反清革命思想，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初次认识张静江时，是在出国赴欧轮中相遇。两人深谈后，静江表示愿意以款资助革命，孙中山把他视为“奇人”。当时静江与孙中山约好通电暗号，款项多少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突然想起与张静江相识并相约之事，就对黄兴谈起，拟向巴黎拍电报一试。黄兴听说张乃清使馆人员，颇感怀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电，电文仅一个“C”字，数天后果真有3万法郎从巴黎汇到。一时间，东京同盟会员奔走相告，传为“天佑”，党务顿呈活气。
后来，孙中山筹集两广和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两次均于发电后数日收到汇款1万和5万法郎。孙中山对张萍水相逢竟能如此热心，颇有好感，便让胡汉民代笔致函谢张，并详述举事经过及款项开支情况。张复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此后，孙中山在谈及此事时，对张颇有感激之情。他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武昌起义后，张静江归国，对陈其美在苏浙各地的举义给予大力支持，并在此时结识蒋介石。张在上海与虞洽卿等人开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是中国第一个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领 国民党津贴度日的，也附名在陈果夫(交易所的经纪人)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张坚辞不就，并与褚民谊等人以商人身份募集款项10万元来资助临时政府北伐。孙中山对他极为敬佩，誉之为“革命圣人”。
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私交很深，他们同是浙江老乡，同属上海诸多帮派中的一支。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和张静江做过交易所的伙伴，又曾向张领过津贴和活动费，且曾与粤系军阀许崇智及戴季陶等拜把结为兄弟(许老大，张老二，蒋老三，戴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是张静江介绍来的，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张和戴季陶极力向孙说情，张并为此事亲自赶到广州向孙中山力争，蒋遂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被困于永丰舰，蒋介石奉召赴难之时，特意致书张静江，以后事及两个儿子相托，对静江抱以最大的信赖和倚重。蒋性情骄躁，常因负气而擅离职守，张总是催他尽快回到孙中山身边。孙中山逝世后，张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1926年，他在上海得知中山舰事件和收到蒋的电召后，便不辞道远，克日南行，急驰广州，自觉地扮演起蒋介石军师的角色。
张静江的到来，使蒋介石顿觉有了支撑，每日与他密谋反共。根据张的计谋，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降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任代理主席。蒋介石的权势因此大增，原先以鲍罗廷为中心来行动的国民政府，变成了以张静江为中心，鲍罗廷变得事事均须找张静江商量，否则就办不成事。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动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大肆实行反共计划，每遇重要事情总是去请张帮忙决策。陈果夫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蒋介石对张静江帮助他奠定王朝基业的功绩更是盛赞不已，称他为“安危斯仗”之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每当危难降临时，张对蒋总是鼎力相助。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南京的国民党巨头各怀心曲，政坛一片混乱。陈果夫认为中央必须以张静江为中心人物，于是派人将已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从上海接到南京，再次坐镇中枢，帮助蒋派渡过危难时局。
然而，张静江政治上的独立性越来越难以见容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在蒋氏王朝的权力再分配中，由于宋、孔家族地位的上升，张静江的地位日趋下降，他在政治上也日益失意，逐渐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离开了政治舞台。蒋介石先是让谭延闿接替张的国府主席职位，再把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张在浙江两年多，事事独断独行，早为蒋所不满。蒋于是叫戴季陶转告张自动辞职以免难堪。张竟老羞成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指蒋)免我的职就是了。”戴只得再叫陈立夫向张劝说。
陈立夫到杭州劝张亲自到河南前线(当时正值蒋与阎、冯在中原大战，蒋在前线督师)见蒋解释误会。张由陈陪同到了蒋的行辕。经过侍卫传达回话说，只叫陈一人进去，张暂在客室等候。陈去了很久，才出来对张说，经他再三向蒋劝说，总算答应出来见面，劝张要忍耐一些。又等了好久，蒋才出来，刚进客室，张一见之下，怒不可遏，对蒋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蒋也勃然大怒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说完转身即走。张静江见状，知道事情已难以挽回，只好回去，一到杭州，立即吩咐秘书长刘石心拟一电稿辞职。
张静江辞职后，意志消沉，吃素念佛，表示不问政治，不和人争权力，回到上海马斯南路家中，杜门谢客。他后来看到年轻的僚属、亲友，逢人便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陈布雷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是客居香港，后来又移居美国纽约。最后，长期瘫痪使他双目失明。1950年9月3日，在纽约逝世。蒋介石在台北为他主持追悼会，并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以示悼念。
陈布雷一生聪明，工于心计，足智多谋，不仅是蒋介石的“文胆”，更是蒋介石的心腹智囊、幕僚长。他从38岁到59岁，前后21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县人。生于农历1890年11月15日，家境中等。自幼饱读经书史籍，天资聪慧，博闻强记，涉猎广泛。1936年，他写成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幼时、少时的读书生活：5岁由父亲教认生字，7岁时读《毛诗》，8岁时读《礼记》，9岁时读《春秋左氏传》，10岁时学二十四史，11岁时读《周易》，12岁时读《春秋穀梁传》，并开始学习英文和数学，14岁应府试得第一，15岁应院试得第五。后来又在慈溪中学、宁波中学、浙江高等学堂就读。陈布雷曾记下他在13岁时所作的一首七绝《秋日苦雨》，诗云：“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凄；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可见他少时才华已非同凡响。
1911年夏，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的《天铎报》，常以“布雷”署名写文章，这二字原是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时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当时面颊饱满，同学们戏称他为“面包孩子”，由英文的面包一词Bread音译而得“布雷”，时间长了，他的原名就逐渐被遗忘了。步入报界后，由于他身体瘦弱，同事们又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香扇坠”。1921年，陈担任《商报》编辑主任，在此之前他已加入同盟会，他写的文章有骨有肉，有色有味，颇能吸引人。
陈布雷起家，不是在投靠国民党、当上蒋介石私人秘书之后，而是靠办报和他的出色文章，出名之后才为蒋介石所看中。1926年，蒋介石出于延揽名士之需，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小照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遂同潘公展前往南昌，会晤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鼓动下，陈、潘二人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在蒋的挽留下，陈没有随潘一起返沪，而是留在南昌被视为上宾，特邀到总司令部居住。从这时起，陈事实上业已开始成为蒋介石的业余私人秘书，为蒋起草过一些文件，蒋在南昌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就是出自陈的手笔。不久，陈应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之请，出任浙江省府秘书长。旋又赴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中央决策中心，但不久便因蒋介石的下台而辞职离去。蒋介石、张群去日本时，曾邀请陈一同前往，陈因不懂日语而作罢。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有意让陈布雷出任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婉言对蒋说：“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如不可能，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蒋介石笑道：“何能以君为私人秘书?”便转请陈担任国民党喉舌《中央党报》主笔，陈不就，而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该报社论。
此时的报人陈布雷，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新闻职业者，而是以客卿身份担任着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直到1934年。这期间他随时听从蒋介石的召唤，带着文房四宝，伴随蒋来往于南京、北平之间，参与各种军政大计的谋划，代蒋撰写各类重要文章，如《祭告总理文》、《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国记者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陈布雷以一枝生花妙笔，把蒋介石应付时局的各种愿望变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深得蒋的满意和称赞。时人称陈布雷为蒋介石的“文胆”。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时期的“文胆”虽有不少，如陈布雷、潘公展、胡健中、程沧波、黄少谷、陶希圣、陈方等人，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要数陈布雷。21年里，蒋介石的一篇篇文章、一次次讲话；侍从室飞出的一道道指令、一页页电报，几乎均出自陈之手。陈布雷，早期为蒋氏名副其实的秘书，即文稿由他起草，再交蒋介石定夺；后期则为蒋氏名副其实的秘书头子，即文稿由一套秘书班子起草，由他修改、润色后再送蒋介石拍板。蒋介石在陈布雷死后为他所作的祭文中，历数这位以笔墨文章辅助自己奠定基业的文人之功绩：“夙以文雄，玄诚黜漓。……畏垒椽笔，逾百万师。昔遘阳九，俾正厥辞。诞告多方，遂奠邦基。”
陈布雷不仅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更是蒋介石智囊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把他视为“股肱心膂”，对他极为信任。多年来，蒋介石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与陈布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934年5月以前，陈布雷虽做过“党官”(书记长、候补中央监委、副部长)，做过“政官”(厅长、次长)，而事实上仅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是蒋介石所御用的“文章机器”。1934年春，蒋为“围剿”中央苏区而在南昌行营指挥战事，文牍工作离不开陈，于是特任命他为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军事主任熊式辉等只是设委会的常委，可见蒋对陈的偏爱。设委会凌驾于各党政军部门之上，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团，陈则成为首席秘书。在南昌期间，陈写出一篇为蒋所终身看重的文章《敌乎?友乎?》，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
1935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南昌行营已无存在之必要。行营撤销后，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改为一、二两个处，第一处设总务、参谋、警卫三个组，第二处设秘书、研究两个组，后又成立主管人事和培训的第三处。一处首任主任是原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三处主任一直是陈果夫，二处主任一直是陈布雷。
“侍二处”作为蒋介石的秘书班子，陈布雷则是其秘书头子。陈的首席秘书蒋君章曾把“侍二处”比做清朝的“军机处”，似乎并不夸张。“侍二处”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凡党政部门向蒋介石提出的报告和请示，包括政治情报在内，都由“侍二处”先加以整理，附上处理意见，再送蒋介石；蒋介石下发的指令、电报、批示，大部分由“侍二处”起草、签发。陈此时已成了蒋介石与下属之间的联络站，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半个加工厂”。他虽不能代替蒋介石决策，但可帮助思考，平章国事，代替蒋的头脑；同时还可影响蒋的观点，促使蒋下最后决心，因而掌握巨大权力。
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的十年间，还兼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35年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会上，陈布雷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抗战开始，军委会增设秘书厅，陈任副秘书长(张群为秘书长)，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1938年7月“三青团”成立，陈任临时中央干事兼常务干事。抗战胜利，侍从室取消，陈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直到他死去。1947年他为国府委员，并升任中政会秘书长。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大总统，原拟让陈出任总统国策顾问，但陈坚持只任国府委员兼总统府国策顾问。这些年来，陈官职虽有变化，但他一直是充当蒋介石的最高幕僚，参与机要。
陈布雷常说，他愿做NO.2，而不愿做NO.1(表示愿做二号，不愿做一号)。就是说，他喜欢在幕后做羽扇纶巾的策士。蒋介石周围众多的智囊中，陈布雷是对他最有影响的谋士之一。陈作为专职的谋士，其计多谋绝。他曾对人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
蒋介石在遇到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发生时，经常单独约陈布雷进行密谈，征求陈的意见，再由陈起草正式决定；有时蒋介石作出决定，再由陈布雷加以权衡，加以完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民族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将白崇禧的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与三区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转询陈布雷，陈表示赞同并建议蒋介石采纳这一方案。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幕僚，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既不搭攀派系，也不抛头露面；既不取巧怠慢，也不奢侈豪华。做事谨慎，位高而检点，从不越权，为蒋所放心。陈到南京任职后，家眷仍留上海，平时极少回家探望，整天守在他的小楼一角，即使偶尔外出，也一定留下所去处的电话号码，以便让蒋介石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他枕头边的茶几上放有一部可与蒋介石以及各重要地区主管者直通的电话，虽足不出户，却可及时通晓各方面的机密要闻。对于自己的忠于职守，陈布雷曾对人表白道：“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时谢绝一切酬应，摒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
陈布雷不仅是蒋介石的谋士，对蒋介石起参谋咨询作用，而且是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要主持者和决策人之一。1931年陈布雷出任教育部长，中央宣传部制定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他请示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侍从室改组，陈布雷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蒋介石拨款100亿元法币让陈组织一个旨在进行反共反民主运动的“宣传小组”，一切国民党官营或供养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以及与宣传有关的机构，都要遵奉“宣传小组”的指令行事，陈布雷也因此而被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大员们称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陈布雷在蒋介石铁幕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个走红的人物。曾有人就此问题问陈对蒋介石有何贡献，陈布雷认真考虑后回答说：“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引着满载全国军民的一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减低一点，保持平稳。”
然而，现实与愿望之间的矛盾，严酷的历史进程最终还是毁了陈布雷的美梦。1948年国共两党的最后决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南京政坛一片混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垮台已在弹指之间，这对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陈布雷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以及身体上的日渐衰弱，最终使他产生了弃世的念头。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21年的戎幕生涯，时年59岁。蒋介石对陈的突然死去，感到非常悲哀。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于他身居高官和国民党中央要职，而在于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他从38岁到59岁，前后21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的作品，从早期《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一生没有文集留世，他的文章都跑到蒋介石的文集里了。
陈布雷以书生参与帷幄，功高不骄，名重不矜，终日埋首文案，确有儒者风度。在他自杀身亡后，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颁“当代完人”挽额。凡京中政要名流，无不亲往祭吊，挽联极多，挽诗中，沈宗濂一联，颇合布雷身份，诗云：“运筹六出安刘计，草檄群推倚马才，烽火中原犹未戢，哲人梁木有余哀!”而黄少谷一联亦甚佳，联云：“一手文章扶国运；终宵忧乐系苍生!”寥寥十四字，写尽布雷平生。
杨永泰是政学系首领之一，历任行政院秘书长，与蒋介石左右不离。其人多有计谋，蒋对他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智囊，十分信任。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高州茂名县人。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代为抚养，后过继给伯父为兼祧子。杨永泰7岁入私塾，天资聪颖过人，乡里称他为“神童”。12岁应县学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举制度废除后，曾就读于广州的广雅书院、北京法政专门学堂，以机警灵活、能言善辩为同学所瞩目。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成为民国初年国会中很活跃的人物。在出任广东省长期间，表现出很高的理政才能。曾写有《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结束后，外交总长黄郛向蒋介石推荐杨永泰，说他是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经多次接见，遂任杨永泰为幕僚长。蒋介石最初以宾师之礼待他，事无巨细，必商之而后行，言听计从。一时左右无人可比，有蒋介石首席智囊的美誉。此后，在蒋家王朝中逐渐形成以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人为中心的政治派系，人称新政学系。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谋臣，运筹帷幄，从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协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实施陆上作战为主、伴以空军协同的战术，以形成威慑力量；同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结果最终使西北军一蹶不起，晋军龟缩山西，各地方军阀已无力再与蒋介石争雄天下，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对工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戎机。当时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亟待其批阅的公文盈案累牍，蒋日夜批阅依然积压很多，为此他深感苦恼。杨永泰见此情形，便先阅来文，用十字至一百字写出概要，并拟定上、中、下三个批答办法附于公文之上，供蒋介石选择。由于杨头脑敏捷，长于才学文章，概要言简意赅，拟议颇具才智，深为蒋介石所满意，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负担，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1932年，蒋介石任他为行营秘书长。
杨永泰出任行营秘书长期间，权倾朝野，煊赫一时，当时所有 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必须先经杨过目，然后呈蒋；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经杨批准安排。因而引起蒋家王朝其他要人显贵的不满，尤其是以“家里人”自居的CC系对他极为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攻击和诬陷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在“围剿”时常因打败仗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永泰对蒋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些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蒋怒消后再加以挽救。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杨永泰挑唆蒋介石所为，因而怀恨于他。
杨永泰的清白一时难以说清，他宁愿自己受屈，也不让蒋介石的尊严受损。有时，秘书陈方为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的“手令”给军官们看，以说明真相。杨永泰得知后，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怒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蒋介石明知杨对他的忠诚，但他也不想因为他而招致众多其他亲信的不满，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便对杨永泰表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职，而杨却明确表示此时不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蒋介石也只好让他继续留任。直到1934年，蒋介石才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参加宴会，午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准备返回武昌时，遭到刺客的枪杀，年仅51岁。临终前他对其左右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杨永泰被暗杀，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强烈震动。蒋介石急电湖北省政府治丧公葬，并严饬军警穷究凶犯，依法严惩。不久，秘密侦查厅即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是受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已在上海被捕获。解放后，原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和军统原云南站长沈醉，先后披露了杨永泰被刺真相。原来，杨永泰上任湖北省主席后不久，“中统”侦听电台便破译了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其本国的电报，报告宴请杨永泰时，杨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至于是席间酒后夸口还是本无其事，当属疑案。而国民党“中统”将电报分别抄送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拍案大怒，遂决定刺杀杨永泰。
唐纵(1903—1981)，又名唐乃建，湖南酃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十人联络组成员之一。他在性格上是内向型的人物，有守口如瓶的习惯，很难从他口中得到较重要的机密情况。表面上很斯文，白瘦的面孔，说话不仅声音很低，而且老是带着微笑，不像军人，更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但他却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说这是“柔能克刚”。作为一个大阴谋家，他一向以冷静稳健而著称，深得戴笠的推重，有“智多星”之称。后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生活清苦，待遇不高。
1932年后，唐纵曾任“力行社”物务处书记长、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1945年冬，蒋下令撤销他的侍从室，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划到军务局主管，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被调升为参军处中将参军。他除了仍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管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1946年春，蒋任命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戴笠坠机身亡后，唐奉蒋介石命主持军统局工作。1946年7月，蒋又任命唐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1947年初，国防部增设了一个保安事务局，蒋又任命唐兼局长。这样一来，全国警察与保安团队都归唐指挥，实现了他“警”、“保”合一的愿望。1949年逃往台湾，担任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仍帮助蒋介石掌管各特务机构。随后又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后成了蒋经国的得力助手。1981年病死于台湾。
唐纵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曾长期为蒋介石擘画，总揽情报特务工作。唐纵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谋士，毕生都追随着蒋介石。
唐纵对于其主人蒋介石来说，是一名忠仆，很得蒋的培植与信任。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在侍从室唐纵自称“为主官帮助头脑”、“为主官的需要而工作”。在汇总核报各特务系统的情报上，唐恭谨审慎，事必躬亲。凡报告蒋的各类情报，无不一一审核、筛选、判断，说明自己的见解；在对党务、国事问题上，他也常常处心积虑，不断向蒋进言，提出应对的措施与应变的意见，因而常常获得蒋的称赞和嘉奖，宠信有加，其官职也不断升迁。
唐纵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直接参与了反共谋略的策划，直接参与很多反共内幕活动。他在其日记中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共“意见具申”，多是在关键时候为蒋出谋划策，极为阴险，不少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得以推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唐纵力主解决中共问题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并拟订了“特种行动委员会实施方案”加以推行。1943年9月，国际局势处于大变革前夕，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唐纵三次专注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军事准备，迫使共产党统一于政府或决定于武力之高低。1945年秋，在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他又连续三次具申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
张群，字岳军，四川省华阳县人(今双流人)，生于1889年4月。祖籍湖北，清朝初年移民到四川。其父也是“作幕”为生。有一个姓邓的人，光绪初年补四川长宁县知县缺，张父随赴任所。邓有一个使女，已为邓小房，因不容于邓的大老婆，不得已被配给张父，但已有孕在身，不久便生下张群，是为长子。
邓知道他是自己的骨肉，卸职后延师课诸子侄时，也令他附读，并为他题名为群，字鹤君，意为鹤立鸡群不同于群儿。张群长大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后费用，全由邓某资助。张群对此出身之事，讳莫如深。1933年，张群任湖北省主席，邓某到湖北谋事做，张为报旧德，给以监利县长职位。
张群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隶步属兵科第二队，当时蒋介石也在学校炮兵科，两人并不相识。1907年，张群与蒋介石等60人东渡日本 留学，两人在船上认识，到东京后两人又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又与蒋介石一同在炮兵联队实习。张群以后能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其契机便是与蒋介石这段同窗之谊。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群与蒋介石等人潜回上海，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两人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随后又追随孙中山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张群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张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
蒋介石誓师北伐，张群参与戎机，奉命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受直奉两系夹击，已退守西北。奉系张作霖进驻北京，并控制直鲁两省。直系吴佩孚部则据有鄂、豫两省，并扩展其势力于湖南。孙传芳则领有苏、浙、闽、皖、赣五省。张、吴、孙三系各拥有雄厚兵力，又各有国际背景，如相互联络，其势不可轻视。而国民革命军以一敌三，自觉困难，蒋介石遂制定战略：联络冯玉祥以牵制张作霖，分化孙传芳以孤立吴佩孚，然后由湖南进兵直抵武汉。孙传芳原为日本士官生，又曾加入同盟会，其左右有势力的将领，有数十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有同学情谊。
张群到南京后，对孙传芳陈述当时局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并向孙传芳建议三策：上策：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中策：局外中立；下策：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
孙传芳当时还不重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又因曾受吴佩孚的提挈，不愿负吴，乃提出由吴佩孚、孙传芳、唐继尧及两广的国民革命军分区治理共同改造中央政府的方案。双方反复讨论，结果孙同意采取中策。不久，孙对苏、浙、闽、皖、赣五省发表通电，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自保境安民的主张。国民革命军因此得以主力进取湖南，唯在全盘战略上特重右侧之掩蔽，防备自江西方面的攻击，并以一军指向 福建。北伐军攻击武汉后，孙传芳才自赣西发动攻势，实际已坐失良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群出任军政部次长。从此，张群一跃成为蒋介石身边的要员和最亲近的幕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 国民党内，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出游说。蒋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最能领会蒋的意图，总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张群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上海兵工厂厂长，1930年4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受命带着南京政府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巨款到沈阳，经过他的努力，最终使张学良出兵助蒋。
张群作为新政学系的领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愿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他在拉拢各党各派，增强蒋家王朝势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旁，做着“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对党派主要是通过张群而与蒋结合的。
1933年，张群出任湖北省主席，1935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7年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改任总统资政。不久又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为挽救国民党的败亡出力。失败后便逃亡台湾。到台湾后，张群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1953年底接任“总统府”秘书长和“国防会议”秘书长，后因年迈去职，改任“总统府”首席资政。
在蒋介石20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张群一直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中枢大政，张群参与谋议。他曾自言自语：“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到台湾后，张群多次出访日本，有一次，张群在日本，有人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回答得很坦率：“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张群所言，道出了他事上之道，不仅做到千依百顺，而且要求做到先意承志，因而他始终为蒋宠眷不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中日情形颇为紧张，日本正压迫 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张群任外交部长，担心由于应付偶失轻重而酿生意外结果，且难以掌握蒋的喜怒，因而不敢自有主张。每当答复日本人前，总是先集令商讨，邀请何应钦、熊式辉、王宠惠、张嘉彷等人参加会议，小会确定之后，再据以作答。张群每每焦虑彷徨，其动机固不一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张嘉彷笑着对张说：“不要紧的，我看你气色，不会倒霉。”又说：“你对于事上之道，已算尽其所能，不会有问题的。”此种戏谑，揭示出张事蒋之道及其一生的政治作风。
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凡是对日对共问题，张皆参与其议。蒋介石自从掌权以后，遇有中日关系紧张情况发生，蒋必电召张群到南京或牯岭面商应付之策。蒋对日一直委曲求全，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很多均为张群主谋或赞助。蒋对共产党坚决不妥协，企图全部给予“围剿”歼灭，张群不但历次参与密谋，提出许多套反动方案，还曾亲身奔走，加强“围剿”力量。
戴季陶戴季陶，又名良弼，字选堂，原籍浙江吴兴戴家村，兄弟四人，良弼最小，生于四川省广汉县。良弼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功课很好。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开始崇拜圣贤，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戴传贤。他改名成癖，反清革命时自号戴天仇，以示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经商做生意时又取字季陶，以示效法生意人的鼻祖陶朱公。晚年思想上皈依佛教，取名不空、不动。后人多称他戴季陶。
1905年，不满15岁的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先入师范学校学习，后转入日本东京大学法科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年少的戴季陶朝气蓬勃，狂荡豪放，深受同学们拥戴。学成归国后寄居上海，放弃当律师做法官的梦想，投身于新闻事业。先是担任《天铎报》编辑，后又与宋教仁、于右任等人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立报》、《民权报》等报纸，喜欢革命思想。他的言论犀利激烈，煽动力很强，因此被捕入狱。他曾说：“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下狱，不是好主笔。”此话曾一时传为名言。
戴季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1911年，当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拜见这位自己仰慕已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他大加勉励，戴大为感动，深感知遇之恩。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命戴同行。1912年3月，袁世凯被选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派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戴是被选派的代表之一。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委派戴为机要秘书，这是戴做孙中山幕僚之始，并随孙赴日本考察。自此，戴朝夕追随孙中山左右，记录孙中山的言论，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写成《民国政治纲领》和《钱币改革要义》两书。
1913年2月，戴季陶随孙中山东渡，与日本实业界研讨如何修建铁路的问题，一个月后又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二次革命”中戴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与何海鸣谋占南京，不成，又赴奉天谋起义，仍不成。11月随孙中山东渡日本。他随孙中山在日本的两年时间里，与日本朝野名流多有交往，对日本政治社会有较深的认识；而孙中山与许多日本政界要人进行多次密谈，只有戴一人在身边，可见孙中山对他的极大信任。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一边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边从事宣传事业。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命戴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戴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戴也随行。戴季陶从1912年出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到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直以幕僚身份追随孙中山，孙中山曾以“货殖天才”称赞戴季陶。国民党“一大”上，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戴为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一直把孙中山当做中国革命的导师，对其非常敬仰。知遇之恩、以死相报的观念在戴季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1920年夏，戴季陶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人运动，一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人频繁接触，积极参与筹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孙中山于是召见戴，对他委婉相劝。戴立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马上停止了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不再参加筹建共产党的活动。戴作出这种抉择，不能说内心深处没矛盾，但他不想背叛孙中山。后来，他干脆在上海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合股设立“恒泰号” 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此时，戴似已失去精神支柱，花天酒地，开始沉沦。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图谋恢复广东。10月，派戴季陶回出生地做川军的联络工作。戴乘船溯江而上，指望到四川后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当船过枝城直驶宜昌时，他遇到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川军各派系矛盾重重，都在积极备战，内战一触即发。他听到这一消息，知道联络川军工作已无从下手。当晚，戴站在甲板上，思绪万千，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想到追随孙中山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觉得前途渺茫，他越想越伤心，竟至凄然泪下。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对天长叹一声，跃身投入江中，想一死了之。结果，他劫数未到，被渔夫救起，欲死不成，这是天意!戴于是有感于神灵的作用，在四川用一年多的时间，一门心思开始与佛结缘了。
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肝病复发，戴季陶闻讯后从上海赶到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是孙遗嘱见证人之一。事后，戴以国民党元老、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居，到处大讲“孙文主义”，并写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转而追随蒋介石，充当了蒋介石的智囊。蒋中正这一大名是戴季陶帮蒋取的，隐含有继承“中山”之意。因为蒋介石原来的名字——介石，只是取自明代洪应明著的《菜根谭》中的一句“君子严如介石”，意含他原先想做一块独特之石。
当初，蒋介石以留日士官生和陈其美部下的身份，持张静江荐函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戴季陶在孙中山面前对蒋多有美言。后来，蒋介石能去黄埔接过军校校长一职，也是多亏戴季陶的提醒：“暂时忍耐先谋掌握实力，以观其变。”当时，军校的受训期为六个月毕业，以政治训练为主；而学校教官，除少数外，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按照蒋介石的性格，这是决不能接受的，可是因为戴的提醒，使他茅塞顿开，他终于明白，政治与军事完全是两回事，军事硬碰硬，政治要权变，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戴季陶向孙中山进言，说蒋介石励精图治，建校有方，智勇双全，才堪大用，使孙中山进一步加深了对蒋介石的信任。
戴季陶与蒋介石是老相识、老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二人私交深厚。在蒋介石争夺领导权的活动中，戴是蒋的支持者和幕后谋划者。1926年底，戴应蒋介石的邀请上了庐山，在庐山，他们就军政大计进行了秘密策划。随后，蒋特派戴季陶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赴日，以疏通关系，寻求日本对蒋介石的支持。1927年3月底归国，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献计献策。戴把蒋视为密友，为蒋家王朝的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直到1948年，长达20年之久。
吴稚晖在蒋家王朝中，戴季陶属于元老一辈，他既不像林森、居正那样表面受到尊崇而实际有职无权，也不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杀气腾腾，戴笠那样阴森恐怖，更不同于陈立夫、陈果夫那样权势显赫，活跃于前台。戴季陶始终作为幕后智囊参与蒋介石的重大决策，并在关键时候起着特殊的作用。
吴稚晖在蒋介石幕中虽然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幕僚之一，也是支持蒋介石反共的重要谋略人物之一。
吴稚晖，原名朓，后名敬恒，稚晖是他的字，别字哸，晚年自称哸老人，笔名燃、燃料、夷。1865年3月25日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吴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稍长，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酷爱桐城派古文笔法，颇有造诣。后考入阳湖县县学，1891年应乡试，中举人。翌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进士。后来他又两次参加会试，均未得中，这期间，他以教书为生。1897年，吴北上到天津，任北洋大学汉文教员，后又到上海，改任南洋公学国文教员，并在南洋公学里组织群智会。1901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不久即被逐回国，就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苏报案”发生后，吴移居苏格兰、伦敦等地。
1905年春，孙中山得知吴稚晖在伦敦，特去吴寓所拜访他，这是孙吴第一次见面。
当时孙中山正在留欧学生中进行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孙并没有向吴提及。这年冬，吴加入同盟会。此后，吴与张静江、李煜瀛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创立《新世纪》刊物，自此直到1910年4月，吴用笔名“燃”、“燃料”、“夷”撰稿，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倡导革命，对于中国留欧学生及华侨痼弊的思想实有启发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应邀主持汉语注音字母的推行工作，并出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这一时期，吴一反其传统的八股头脑，与蔡元培、章太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积极排满驱虏，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倡导新文学，反对复古派。他坚持“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并率领青年留法，组织留法俭学会，提倡勤工俭学，目光向前。这一切，成为他一生之可颂之处。其间，他曾在上海与钮永建等人创办《中华新报》，曾担任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并亲返国内招一百多人赴法勤工俭学。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吴稚晖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他对国共合作极不满意。次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吴为孙中山对国事遗嘱的证明人之一。
1926年5月，吴稚晖到广州，被推为出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的国民党五位代表之一，从此他常与蒋介石校长欢谈甚快。这年7月9日，蒋介石北伐誓师典礼，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青天白日军旗授予蒋介石。从1927年3月起，吴频繁参加蒋介石和桂系李、白等人纠集的反共会议。3月28日，吴在国民党中监委第三次会议上提议“纠察共产党人”，为反共“清党”大造舆论。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国到上海，吴急于邀汪入伙公开反共，曾在一次会见中当众给汪下跪。不久，“汪(精卫)陈(独秀)宣言”于4月5日公开发表，吴看出汪还不愿立即公开反共，遂一改前态，当众嘲讽和大骂汪精卫。
吴稚晖好在政论中骂人、刺人、讽人，汪精卫投敌的艳电发表后，他有一句“名骂”刺痛了对方的肺腑，即“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可说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虽然只有八字，却是传诵一时，读者无不击节称赞。据说汪见后而不下箸者三日，因为后四字撕裂了汪生平自诩“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一刺摄政王时的贴金史页。于是人们便称汪精卫的克星是吴稚晖。可是吴稚晖也有一个克星叫章太炎，章对吴的评价为：“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苦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吴稚晖出任国府委员，并任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国民党“宁汉合流”反共后，吴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旋因内部矛盾而去职。1928年吴出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1929年初，吴与蔡元培等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为蒋介石与两广反蒋势力的和解进行活动，曾亲自担保两广方面赴南京谈判人物的安全。当粤方要人李济深到南京被扣押后，吴颇感难堪，一气之下跑到软禁李济深的汤山“陪住”。此后，吴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国民党中监委常委等职，主要扮演一些礼仪性角色，很少起实际政治作用。
吴稚晖之于中华民国，是居于师保的地位。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中写有《蒋进大观园的吴稚晖》一文，开始即有这样一句：“吴稚老怎么会进大观园去的呢?这是他自己的喻言，说他是大观园中的微不足道的角色。不过，他不是史太君，也不是王熙凤，更不是贾宝玉，他是从城外来的庄稼佬刘姥姥等等。一位精灵古怪的老太婆。”所谓“大观园”者，当指 国民党中央，史太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王熙凤是负实际责任的骨干，贾宝玉虽不掌权，却是上上下下的唯一宠儿，姥姥自供她在大观园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来自城外的庄稼汉(刘姥姥是吴的外号)。
1949年春节期间，吴稚晖到过浙江溪口，据说“退隐”的蒋介石向吴问计，吴说：“能屈，方能伸。譬之举鼎使劲上遂，过顶不难，此所谓一鼓足气也；放则艰于举，盖气往下沉，若丹田不济，易丧气，伤气则坠于足。然能者无所不能，举放自如。此辩证之理，千古不易!”
吴稚晖在蒋幕中所担任的角色并不突出，作用亦不大。有人因此嘲讽他在蒋幕中，只用他那支嬉笑怒骂的笔来抨击某一时期的政敌而已。“等于一只菜篮，上街挽之腕，菜一买回来，随手一扔，不到用时，不再拎它。他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以其帮闲有余，帮忙不足也。”
钱大钧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始作俑者之一，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人才，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高参之一，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
钱大钧，字慕户，1893年7月26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商人家庭，4岁时其全家迁往苏州。15岁时父亲病故，17岁时母亲身亡，由姐姐抚养成人。幼时在英华学校、长洲高小读书。在保定上过军校，后来东渡扶桑，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
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在广东参加革命，在粤军猛将邓铿部任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参谋长。从此追随蒋介石，成了蒋介石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
钱大钧在北伐时，率部出战多失利，训练军队也非他所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蒋因此十分喜欢他。钱大钧亦乘势青云直上，任北伐军第三团团长。以后历任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八期二总队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和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
钱大钧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为蒋所信任。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明敏捷，颇合蒋意。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钱大钧曾受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保定军校六期，和钱大钧是同学)叛变陈济棠，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为蒋所信任。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以蒋的近侍人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之间，在当时显得颇为得意。
钱大钧为人圆滑，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而与同事之间却容易发生龃龉。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常假以辞色。因此，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他的地位亦不甚稳固。
杜建时是蒋介石的中将参军、侍从室高级参谋之一。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杜建时几乎都在蒋介石身边，充当蒋介石军事外交工作的高参。他曾陪蒋介石参加著名的开罗会议。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风度翩翩，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被蒋看中，破格招到蒋的侍从室任参谋。1932年，蒋为栽培他，特送他到美国留学，入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攻读军事，入加州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归国后，蒋任命他为国民党第九战区参谋长，驻守江西、湖南一带，时年34岁，属中将头衔。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参谋，他还负责掌管大部分蒋的军事外交文件，他既是国民党国防研究院主任，又是蒋的中将参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忙着为蒋奔波往来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先后派到中国的高级将领之间，为蒋介石的外交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特殊作用，从而获得了蒋介石内心的好感和真正的赏识。
此外，林蔚、胡静安、陈芷町、王世和、何成浚、周伯甘、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张其昀、李汉魂、孙立人、陈济棠、李任潮、谷正纲、蒋百里、吴礼卿、方本仁、吴履卿、蒋伯诚、李济深、陈果夫、陈焯、马文车、王文翰等数十人亦曾为蒋介石的高参，充当过蒋介石的智囊，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