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佐助临死神:中国的史书与国外史书相比到底有多少可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07:54:33
何为真相？
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注意“科学哲学”不是两个词，是哲学中一个专门研究科学的学科），他在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真伪不对称性”。他指出；任何基于观察的描述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客观真相！为什么？因为人类不可能观察到客观事物无穷无尽的方方面面。由于观察角度，和观察内容的无限性，这担保人类对一个事物不可能观察到全部的角度和内容。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掌握真正的客观真相，人们可以掌握的只是与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物不矛盾的一种描述。
卡尔·波普尔的“真伪不对称性”原则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客观真相，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判断某个观察的结果是假（伪）象。即当我们发现某个观察结果与客观事物不符时，我们称那个结果是假（伪）象。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真伪不对称性”原则对科学界可以说是一场地震！它震撼了整个科学界看似不可动摇的信条。我们原来一直认为科学是一门追求“真相”的学问。可卡尔·波普尔却以无法击破的逻辑告诉我们；真相是永远不可知的。我们可知的只是一些必将会被证伪的一种描述。从卡尔·波普尔的理论，我们重新再定义了科学理论。所谓的科学理论就是那些基于观察且可以被证伪的理论。不基于观察或不可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如宗教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可证伪。数学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基于观察！
我们知道，社会学也是一门基于观察的学问。那么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对社会学有影响吗？有！而且也是一场地震。卡尔·波普尔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坚实信徒，晚期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一场无法反击的进攻。他宣布；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被过去的共产主义运动所证伪！那些仍然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被他称之为“庸俗社会主义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否定了所有的历史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理论；历史信息不包括将来的信息，所以历史主义理论不可能是真理。
在我看来，卡尔·波普尔对社会学最大的撼动是它否定了绝对真相！而真相是我们社会的伦理，正义的基础。没有真相则没有正义可谈，这个撼动是本质的，是一场地震。那么在卡尔·波普尔理论的冲击下，什么是我们的真相呢？如果真正的真相不存在，那么我们追求的真相是什么呢？
和科学一样，我们必须抛弃绝对真相这个概念。接纳对真相的假设这个概念。所谓的真相就是；包括人类全部的观察结果，排除那些错误的观察，即排除假（伪）象。剩下的与客观真相不矛盾的所有观察结果就是我们对真相的假设。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追求的真相，我们的正义只能建立在这样的真相之上。
这个新的真相定义包括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包括所有的观察结果，第二，去除所有的假象。如果两个因素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满足，则我们说这个社会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则没有正义可谈！
为了保障满足第一个因素，我们必须保障各种各样的人们有自由观察，自由发表自己观察结果的权利。这就是言论自由！如果某人或某些人不允许去观察，或不允许发表他们的观察结果，不管他们的结果是不是假象，我们已经违背了第一个因素。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正义的社会。所以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正义的国家！
为了保障满足第二个因素，我们必须保障判断假象的公开性和独立性。如果缺乏公开性和独立性，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不是假象的观察被当做假象去除，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是假象的观察被当成了真相。这个判断假象保留真相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司法过程。所以一个国家的司法必须公开、独立。没有司法公开和独立性的国家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正义的国家！
让我们来观察中国这个国家，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不管是第一因素，还是第二因素，中国都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公民没有擅自发布自己观察的权利，与政府的观察不一样就被当作是假象，甚至观察者遭到惩罚。政府的观察被当作了真相的化身。中国的司法体系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各级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被同一个权力中心（党书记）控制。结论？中国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正义的国家！还可能有其它结论吗？
就《春秋》来讲,在孔子以前,列国典籍守于史官,大事记于策,小事记于牍,未曾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孔子按岁时月日,记远近,别同异,使历史系统化了,虽用鲁国纪年,但据鲁亲周,所记之事兼及列国,成为中国的第一部编年史,也被后世史家誉为中国史学之起点,就是这样一件好事,然由于是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孔老二写的,它的史学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春秋二百四十年间,鲁国见弑君有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者于外者又一（桓公），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为亲者讳，不见其文。闵二年，“狄灭卫”《春秋》为贤者讳而该书“狄入卫”。晋侯传见周天子，《春秋》因不愿损周王之尊严，而变为“天王狩于河阳”。同时弑君，却有书“杀”书“弑”书“及”之分。春秋笔法亦来源于此。这不算最糟糕的，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帝王旨意下达，孔子的官帽越戴越大，御用儒者在孔圣人的光环下得到了实惠，对历史的疑惑也不想有了。虽后有司马迁只有一点点不敢苟同，却丢掉了裤裆里的命根子。后世史家越发害怕，于是乎，尊王命，少是非，春秋笔法妙用连篇，历史真实常常游离于君王、事实和本人之间，史学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早期史官的记录是公开的，这对保证史料的真实性有积极作用。所以，齐太史一家宁可被杀也不改一字，除了职业荣誉感更因为舆论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后来，为了真实性与史官的生命之间寻找平衡，史官的记录被严格保密，直到皇帝晏驾后为了编纂实录和后世修史的时候才拿出来。这不仅高度保证了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更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形成了不小的震慑力:史笔如铁，你做的所有坏事今天或许迫于淫威没人指斥，但绝对哄骗不了后人，更影响不了他们的正确判断和批判。所以，才有了“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李世民这所谓的天可汗破坏了规矩。
从总体上说，二十六史是相对于其他古代文献较为可靠的史料。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是比较可靠的。而其后的就或多或少不那么可靠了。一部《四库全书》更是销毁删改古书无数
要知道，过去的皇帝对修史都很重视，都会派最正直、能干的高官主持。并且皇帝是不能查阅本朝国史的（即每个朝代的正史的原稿、依据）。而唐太宗由于玄武门的事，一直担心史书的记载问题。毕竟杀兄逼父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是魏征当史官，太宗知道无处下手。而魏征一死，他马上逼史官交出国史，进而窜改史事。唐太宗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因为里面记录了包括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真相。房玄龄、许敬宗等人不得不把删改过的实录呈了上去。从此，每朝每代的皇帝都会这么做了。因此有这么一句话：五代以后无信史。就是这个缘故。
西方历史与学术的由来——关于西方历史的真假问题
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中国的“信史”，往往有叁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叁是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着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着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着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着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着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着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着作史》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着”，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着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着”，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着”，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着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着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着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着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着”（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着”）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着，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叁方面原因所致：一是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二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着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着作和西方思想史着作与中国的历史学着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叁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着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着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2，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叁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
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着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罗马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着作和西方思想史着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3，西方的思想史着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着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着”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托古“杰作”！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道理。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叁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着”，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着”，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一种宽叶植物）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 P365 商务印书馆）。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罗马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罗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既系统的罗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着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着”，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着”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完整\完全的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着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这就是说，是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
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辩·自序》）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先生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海外的胡平和大陆的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thepasthastaughtusany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Chinesehaveasaying:“Ifamanplantsmelons,hewillreapmelons;ifhesowsbeans,hewillreapbeans.”Andthisistrueofeveryman`slife:goodbegetsgood,andevilleadsto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反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
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
对此，我的回答是：历史人物只有因果，没有对错
历史是什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给其一个较为客观的定义？
历史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古往今来无数学者为历史下了无数的定义，比如梁任公的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英国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如此认为。
列夫·托尔斯泰指出：“历史不过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也有人认为：“历史是本书，历史是本给人们讲述曾经所发生的故事的书；历史是份荣誉，历史给一个民族带来了光荣；历史是份耻辱，历史让一个个民族走向堕落；历史是份无知，历史让人们留足曾经遗忘今天。历史在一天天的变动，历史在一次次的更改。无论是即将成为历史的，还是早已成为事实的。历史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更有甚者：“历史是什么？历史不再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历史在改变，真相在被人们遗忘。历史是在今天根据人们的需要，编造的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是什么？历史在今天就是一个工具。”此话虽有偏激之嫌，但也不无道理，主要看对什么国家和对哪段历史记录而言。
当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历史就会被抹去，胜利者就会写下赞扬自己贬低对手的历史，就像拿破轮所说：“历史是什么？不过是虚构的谎言罢了。”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我觉得给“历史”下个定义并不复杂，以下的论述应该是对“历史”较为准确、客观的定义：
历史是面镜子，是用来时时反观现世的。
历史以过去的光辉照亮了现在。它使我们与其他的民族相识相知，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它赋予我们阅读的书本，听到的音乐，看到的城市、乡村和许多事件以深刻的意义，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臻丰富，更有趣味。
历史对于整个人类正象记忆对于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去做的。
事实上，历史包含着人类在各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和知识方面还是社会方面)的一切成就的纪录。它也包括人类的向往和理想、希望、胜利和失败的纪录。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探寻主要政治经济运动的起因，研究促强人类从事伟大作为的动力，以及取得成功和遭受失败的原因。
历史是人生，只要人类的本质不变，那么历史中的事件会每天都在上演，周而复始!历史是永恒，是不变的，变是只是外套，变的只是事件中的主角!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任由他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御用的工具。历史是今人与古人沟通的渠道，是今人汲取经验教训的源泉。历史不相信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历史只相信，任何历史时空中的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历史离不开史料，没有史料作基石的大厦，永远是浮沙高楼。“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简言之，历史是一门科学，当研究者开始叙事时，它成为了艺术。因此，历史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
西方为何对历史罪恶视而不见？
西方国家近几百年的发展史上，伴随着大量血腥的罪恶，每一个西方国家都不例外。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些西方国家放弃这些罪恶的手段，包括战争、屠杀、掠夺、欺骗、奴役等等，能否获得发展？能否获得今天的成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历史罪恶是他们走到今天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些罪恶的记录大多都在历史的深处。在社会的表面，尤其在普通人的教育和被宣传层面，这些历史罪恶要么被忽略，要么被粉饰，要么被轻描淡写。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西方的历史罪恶都被人视若不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日本经常篡改历史，遭到很多受害者的指责。西方国家淡化自身历史罪恶的做法，与日本并不完全一样。日本有它战败的特殊性，西方国家粉饰自己历史的行为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它的正确性是有理论依托的，这个理论就叫做“历史进步论”。我常把“历史进步论”称为“历史阶梯论”，意思都一样。它是西方人近代以来编织的一个历史发展路线图，依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规定路径一步步走来，历史彷佛是规定动作的比赛。它是高级和低级的排序，也是文明与野蛮的排序，它既与时间有关，也与对当前社会的定义有关。
西方近代产生的历史进步论与古代社会正好相反。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观大致可以称为“历史退步论”。比方说在古希腊，它的历史观就是按照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样的演进，美好的在过去，越到近前越落后。在中国古代也一样，三皇五帝是古代盛世或理想，越到眼前，人们总是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历史退步论”有一个好处，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对当下的社会发出批评，而且批评有参照、努力有方向，就是那个古代盛世。不管那是真实的古代还是理论描绘的古代，至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实表示不满。然而，历史进步论不然。
历史进步论竭力谴责过去、赞美现代，歌颂未来。它与自然进化论有关，其中的关联，在此不作分析。我们只简单说它的运用。比方说在资本主义诞生并发达的时候，按照进步论的解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在文明程度上，都处于文明水平较低的台阶上。于是，资本主义就天然具有了对于其他文明的道德优越感。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文明性不需加以比较鉴别，只要接受历史进步论，那就是勿需质疑的事实。这样一个铁定的社会“规律”，很容易就使人们放弃思考，因相信资本主义的先进性，而对其罪恶的历史视而不见。其次，当资本主义遭遇其他文明时，历史进步论所赋予它的进步、文明身份，就像教会赋予十字军代表上帝的荣耀，对于其他文明的一切行为，都成为获得历史进步的代价：难道不应该消灭落后文明，走向先进文明吗？历史进步论来到中国，与中国“为尊者讳”的传统相结合，资本主义既然是先进文明，那些不好的事情就被更多地掩盖。
在当今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人都不干净。于是，我们听到一种言论：要宽恕或大赦所有中国资本的“原罪”。对此无须加以批驳，我只想指出，这种言论的基础就是历史进步论。资本主义社会比其他文明先进，因此，为了实现这个先进，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在他们看来，屠杀、种族灭绝、文化文明的灭绝，甚至自然环境的破坏，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放到个人身上，为了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配套实现大批资本家、私营企业主，那么，贪污腐败、巧取豪夺、虐待工人、血汗工厂等等，都是走向先进、走向文明、走向未来的“代价”，所以才有人提出要宽恕、要大赦，所以才有人提出“腐败次优”、“腐败合理”、“要善于利用腐败”等等。
当今中国社会各地经常发生矿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我抄一段恩格斯西元1844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一段话：“首先是瓦斯爆炸，几乎每天都有，其次是坑道坍塌，把工人活埋或者弄成残废，再其次，是下井的绳索往往质量很坏，造成不幸的工人坠落而粉身碎骨。根据《矿业杂志》的统计，仅此每年就要夺去1400人的生命，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就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即使煤矿工人侥幸活下来，因为职业病，他们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45岁”。不仅如此，100多年前，英国的煤矿还大量使用童工，因为童工个子小，适合在狭窄的坑道里工作，还大量使用女工，因为女工像童工一样工资便宜。英国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使用女工，讨论的焦点在于，女工在井下挖煤，像男人一样光着身子，是否有伤风化。那么，对于大批把资本主义当成先进文明的人来说，对于因为其先进，其原罪就可以被宽恕的观点来说，中国发生的那点矿难又算什么呢？那不是向英国、美国学习的必然吗？那不也是我们走向文明、走向未来的代价吗？中国比英国大10倍都不止，参照英国当年的水平，我们现在矿井下的野蛮是否还不够？是否已经比英国当年先进了？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文明性、必然性，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当今在中国发生的矿难——它们不过是100多年前英国发生过的事情，中国无条件地向西方学习，重复一遍西方走过的路，不是很正常吗？英国伦敦当年被称为“雾都”，那是工业污染，泰晤士河也臭气熏天，“雾都孤儿”也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形象，并非编造，……如果西方绝对正确，是文明先进的绝对标杆，今天的中国像他们当年一样，沿着进步论的脚印再走一遍，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难道我们可以跳过历史进步论的某个台阶？
按照历史进步论的解释，中国确实在某个阶段试图跳过“历史进步论”的一个台阶，那就是西元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人今天大批社会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他们是双重标准。如果坚持历史进步论，社会主义阶段中的某些问题，是否也可以看成历史进步的“代价”？既然资本主义获得进步的“代价”可以被宽恕，为何社会主义获得进步的“代价”就不能有同样的待遇？如果放弃历史进步论，为何还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进步？在这里我不想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很多问题做辩护，我只想说，绝对化的历史进步论，经常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评价社会现象，难以起到令人信服的作用。我们如果不想看到中国重复发生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种种恶劣现象，就应该放弃对历史进步论的迷信，对西方文化保持清醒地批判，最简单的就是，不把资本主义当成社会进步的必然。但是，至今依然有不少人把西方当成绝对正确的参照和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不能跳过历史阶段，必须回去补课，必须补上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环节，另一种就是“历史终结论”。
有一个理论家说：历史发展到美国式资本主义就“终结”了，这就是“历史终结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式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再也不可能有比美国模式更先进的了。这样一种观点等于说，美国进步的“代价”都是可以饶恕的，其他一切社会文明的“代价”都是不可宽恕的。那么，如果人类历史真的必须像历史进步论描述的那样，不得不走过一个个台阶，为什么这一理论也要被美国垄断了话语权呢？有意思的是，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最近又改口了。福山最近说，“历史的终结”似乎要推后，因为，在美国模式之外，又有了一个中国模式。我不想把福山的新说法添加到历史进步论的系统中，以便为“更进步”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不良现象找到谅解的理由。我只想说，这种进步论的迷思，简直就像是宗教。
如果我们把进步论绝对化，就无法解释欧洲的文艺复兴。我曾经说过，按照历史进步论的观点，文艺复兴就是历史倒退，就是落后的复兴，就是更加野蛮。但是，历史进步论理论的拥护者对此都不这么认为，这实在是他们最大的自相矛盾。摩罗先生最近的新书《中国站起来》中提到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围剿、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自虐、逆向种族主义等，其实都是历史进步论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绝对化，人类社会不可能出现绝对完美正确的理论，也不可能出现绝对完美正确的制度。历史进步论也同样如此，它不是绝对真理。很多时候，历史进步论就是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罪恶寻找的借口。
西方的优势在于三百年前有了牛顿的物理学以后，出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在此之前的西方，完全是一个无知，迷信和野蛮的社会。在哲学，文化，历史，伦理道理，政治观念等各个方面，即使今天的西方也没有值得在中国人面前夸耀的东西。他们身上的那种无知和野蛮，还没有消退。
西方社会本来对古希腊文化没有多少继承性，公元前的罗马帝国就毁了古希腊，以后欧洲又进入了八百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希腊文化在欧洲中断了一千四百多年，根本没有继承性。直到十四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才知道了远古时候，有一个繁荣和文明的古希腊。然后便模仿古希腊，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一千四百年前的古希腊文化。
有些东西丢上一百年，就丢失了。欧洲人丢掉古希腊丢了一千四百多年，又能复兴什么？为了吹捧自己的历史，便将古希腊算到了自己的历史里面，给自己脸上贴金。
你可知道当年的古希腊使用羊皮写书，就是所谓的羊皮卷。写一本圣经就得杀上千只羊，几千张羊皮才能写一本书，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存放的。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是怎么写成的，杀了多少只羊，一套书堆了多少房间。我估计大概能放六层楼高。在我关注西方历史的时候，找不到这些书的原样。有人推测，西方的很多东西，都是后人伪造的。
就算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那古希腊文化又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西方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荷马史诗》，我估计西方人知道中国《诗经》的人大概太少了。不然他们就不会吹自己了。
《荷马史诗》本不是一本书，而是盲人荷马根据传说在街头说唱时讲的故事。这个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七百年，希腊还没有文字。公元前六百年，才有人将这个故事整理成书。而中国人早就有文字了，而且有了完全按年代记录的历史《春秋》。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有了文字，因此早就有了《诗经》当中的诗歌。
《诗经》或《春秋》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是有据可查的。也都是现实主义的。完全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荷马史诗》则完全是靠口头创作和传承的，其中有很多神话故事，可信性很差。他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就像中国的《西游记》一样，只是一个口头文学作品。
《西游记》虽然有西天取经的基本事实，但其内容情节大都是虚构的。中国人将《西游记》完全当虚构的小说看，不会有人真的相信曾经有个孙悟空。
希腊神话，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只是一个虚拟的故事，一种文学作品。他是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是可信的东西。由此可见当时人的迷信程度和道德观念。宙斯是最大的神，万能的神，而这个神无论是对天上的神仙还是对人间的公主，只要是美丽的女人，他都有兴趣。
宙斯的天后原本就是她的姐姐，近亲婚姻。宙斯太风流了，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是宙斯分别与两个情人的私生子。雅典娜是宙斯与智慧女神的私生女。宙斯打爱神的主意，但被拒绝。爱神结婚后，仍信奉恋爱自由，与婚外的情人战神竟然生下了５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小爱神。
宙斯与情人欧罗马生下儿子米诺斯王。为防止天后加害，宙斯将情人欧罗马变成了牛，儿子米诺斯从此不再用牛作为对神的祭祀。神灵很生气，让米诺斯的王后与牛相爱，生下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牛）。
希腊文化多借鉴自古埃及文化。而埃及文化中，王者是太阳神之子。为保持国王的宝座不会传给外人，多是姐弟婚姻，兄妹婚姻，甚至有母子婚姻。著名的埃及艳后，先后于两位兄弟结婚，结果生不下一个孩子，却与罗马将军凯撒偷情，生下一个儿子。不应该说是偷情，因为他们还大张旗鼓的吹嘘和炫耀。这就是公元前的西方婚姻文化。而中国早在黄帝时代前，就懂得了近亲结婚的危害，结束了近亲结婚的历史。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姓氏，有助于防止出现近亲婚姻。反对近亲结婚和婚外偷情，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中西对比，可见一般。
希腊神话说明当时的希腊仍处在原始崇拜当中。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神，情人多如牛毛，也能反映出当时的道德观。女人结婚前几个晚上，要住在神庙里，以便在梦中能与宙斯交配，生出一个神子来。希腊大英雄亚历山大，就自己吹嘘自己，是母亲与宙斯在梦中的产物，以便显示自己的神性。
在希腊这块地方，在公元前１１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周王朝建立的时候，本来有一个很发达的迈西尼文明社会。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希腊人，当时仍处在深山老林里，是靠野果和打猎为生的野蛮人。他们一举毁灭了迈西尼文明，人被杀光，原来先进的文化全部被消灭。这些野蛮人看着原来修建的城墙和房屋，尚不知有何用处。因为他们都是原始人，从未见过文明社会。
从公元前１１世纪到公元前８世纪，这个社会完全是黑暗的原始社会。公元前８世纪以后，才一点点走向文明。到公元前５世纪进入极盛时期，出现了哲学和科学。
现在一些人热衷于谈的古希腊的民主，还习惯于说公民。实际的情况是，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像雅典这样的城市，也仅有几万人，就如我们现在的一个乡镇。所谓公民就是那些有钱的奴隶主，大部分人民是奴隶，女人和奴隶都不能算做公民。雅典的公民大会只有６００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口情况。每１０天要开一次会议。如果开会人数太少，***就会强令公民参加。
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奴隶主的民主。大部分的人是奴隶，算不上人，更算不上公民。然而将奴隶主翻译成公民，将奴隶主大会说成公民大会，很容易让人误解那时曾有民主。而这种直接民主，也仅适合像乡镇大小的地方。这种民主先进吗？
中国在黄帝时代之前，就是这种社会。黄帝统一了华夏各部落，这么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每１０天开一次公民大会，实行这样的民主。中国在四千年前，夏禹时代之前，实行公推和禅让，也是原始民主。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之前，也是原始民主。但当国家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民主便行不通了。当社会发展，当国王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也就行不通了。随着社会发展，原始民主必然会发展成皇权政治。这种发展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希腊人这种部落民主，适应那个落后的时代。面对波斯人的进攻，不堪一击。亚历山大统一希腊社会，结束了这种落后的原始民主，是进步而不是倒退。
可惜的是，今天的人给予了民主一种神圣的光环。即使那个乡镇大小的部落民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也被涂上了光环。一个部落社会的东西，也代表了先进文化？何必在希腊找这样的金子，中国夏朝之前的民主经验可能比这更闪亮。
西方历史充满了骗局，最大的骗局是基督教，以一个神话故事骗了世界两千年。耶稣本是一个木匠,大字不识一个，一个到处流浪的小混混，却以先知自居。第二个大骗局是“君士坦丁的捐赠”，教会以伪造的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一世的文书，说是将罗马帝国的精神与政治领导权捐赠给罗马教会。教会根据这份造假文书，对欧洲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精神统治，并吞并了大量土地。见《康斯坦丁的捐赠阿龙精英博客》。从此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各地的教会控制了大量土地，成为最大的封建农奴主。第三个大骗局是所谓的赎罪券。教会为了骗钱，说只要买了他们的这张纸，就可以赎罪，死了就能进天堂。
西方的历史便是毁灭文明的历史。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化，是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毁灭了的。直到过了两千年，拿破伦征服埃及的时候，才被人再次发现。日耳曼人毁灭了罗马。西班牙人毁灭了印加文明。一方面说明了西方的野蛮，一方面说明了西方的无知。希腊人毁灭了迈西尼文明。
西方历史上有三个大英雄，全是大抢劫犯。他们发动战争，并非为了扩张地盘，而是为了掠夺财富。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后，不仅搬走了王宫里的金银财宝，而且骗光了老百姓的金子，然后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凯撒征服高卢，即现在的法国，抢走了所有的东西，然而发给士兵，同时又用这些财富向元老院的所有人行贿，争取来执政官的宝座。拿破伦也是一样。中国人过去打仗主要是为了统一，为了扩张，他们视人民和土地为财宝，因此一般不会屠城，西方人不是，纯粹是为了抢劫。他们将仗是了掠夺和争取战争赔款，将战争当成一种生意。
欧洲城市广场上的方尖碑和石雕，都是抢来的。方尖碑全来自埃及，而很多神像则来自希腊。威尼斯的知名文物，全是抢劫来的。即使在几百年前，北欧海盗仍是一种国家鼓励的生产方式。欧洲的博物馆里，大量的藏品都是抢来的。
这是一个野蛮的社会，在他们的地盘上甚至没有出土过青铜器。因为在其它民族有青铜器的时候，他们仍是野蛮人。他们至今身上的毛发依然旺盛，进化仍不彻底。你在欧洲看到的文物古迹，基本上全是各式各样的教堂。看不到他们的历史遗迹，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将全部的财富，都用在建设教堂上，用宗教控制人民的思想观念。那些教堂代表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就像刘文彩的地牢一样，是专门控制人的。
他们没有真正的历史。直到十九世纪，才知道记录历史。西方最早的两本历史书籍，是公元前４２５年以后的〈希波战争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分别记录这两次战争。他们没有专门的按年代记录的历史，或是朝代的历史。甚至没有确切的记年方式，许多历史都不确切。而欧洲大陆连这样的历史都没有。
由于他们有文字的时代较晚，因此他们没有留下多小有水平的文学作品。你所知的东西，多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生的，多是这四五百年的历史和文学。英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字记录是“贝敖五夫”，写于公元七百年，相当于中国的唐朝。而那时的英语，今天已无人认识。而中国文字早就定型了。英国人夸耀的莎士比亚，你去查一下，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十八世纪孔子的思想传入欧洲之前，欧洲没有出现过一个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他们都是以神为本，以人为罪，君权神授。
今天欧洲所有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自由民主和人民权力的思想，都是在反叛神权和皇权中产生的。这些观念不是对十八世纪前思想的继承，而是对其的坚决否定和仇恨。在反神权中提出了民权，在反思想禁锢中提出自由，在反君权神授中产生民主。因为他们经历过残酷的禁锢，因而要坚决的打碎牢笼。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黑暗，因而今天会赞美人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