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火影忍者剧场版9雏田: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1 18:49:13
2011年04月26日 11:19:48 来源： 新华读书
第一卷 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毛泽东终生都喜欢读的两部书。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早在1906年（13岁）就接触到了《三国演义》。他在少年时代就是“三国迷”，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四川成都武侯祠馆长谭良啸曾对盛巽昌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 这说明他读书很仔细，那些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他也注意到了，并且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他爱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其中一部就是《三国志》；也有四大名著，其中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都没有离开过读《三国演义》。从有记载的文字佐证，他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已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在茶陵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三国志》毛泽东也读了数十年，是他爱读的一部史书。他还提倡大家都来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他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两部书，也喜欢提到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古今中外，还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并赋予《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时代的含义，传播他那深睿的哲理。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并非鸿篇巨制，多是片言只语，但它仍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哪！”“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毛泽东在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他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拿出《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致到老不忘。（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3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接触到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结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1913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冠名“讲堂录”的“修身”和“国文”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司马朗(171～217)，司马懿兄，汉建安十三年(208)出任曹操的丞相主簿。他建议恢复西周时推行的井田制，以发展生产。虞集(1272～1348)，元朝学者、官员。他在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时，建议在大都(今北京)以东沿海筑堤拦水为田，让富牧民开垦，既可拦挡海潮，又可捍卫京师。此建议虽没有被采纳，但后世海口设万户，大都采取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他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范希文，即范仲淹(989～1052)，北宋官员，江苏吴县人。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人称道。孔孟朱陆王阳明。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婺源(今属江西)人，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后人辑集有《朱子大全》、《朱子语录》；陆，陆九韶及其弟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1139～1193)，南宋学者，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通称“陆学”；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朝理学家，浙江余姚人，创立“心学”，有《王文成公全书》。韩范。韩，韩琦(1008～1075)；范，范仲淹，两人同时出镇西北，又同拜相，故后人常并称之。曾左。曾，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理学家，湖南湘乡人，有《曾文正公全集》；左，左宗棠(1812～1885)，清朝官员，湖南湘阴人，有《左文襄公全集》。两人因均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洋务的重臣，又都系湖南乡党，故后人常并称之。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历史和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9页。）孔融(153～208)，东汉末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孔子后裔，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融“三岁让梨”的故事，流芳千古。他曾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后任将作大匠、少府，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为明朝人辑。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孔融为曹操所杀”，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韩昌黎全集》，唐朝韩愈(768～824)的诗文集。《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主编的自秦汉以来的诗文选，有60卷。陈同甫(1143～1194)，即陈亮，字同甫，南宋思想家、词人，有《龙川文集》。叶水心(1150～1223)，即叶适，字水心，南宋思想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上，做了多达12000字的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他写道：“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 (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文学家。他所作《桃花源记》，以避世隐居的佳境为题，描写农耕社会的理想国。战国，通常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75年)后到秦王嬴政灭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公元前221年)前时期。此间200余年，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故称为“战国”。 “刘项相争”，秦末刘邦、项羽响应陈胜起义，合军亡秦。尔后，两人相争天下，历时五年(公元前206～前202)，始称为“楚汉战争”，亦作“楚汉之争”。 “汉武与匈奴”，西汉刘彻(汉武帝)在做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曾多次命将军卫青、霍去病等攻打或反击匈奴。
毛泽东在后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另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中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们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他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郃，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郃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爱惜马的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除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毛泽东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我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缘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放松大脑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读《三国志》也有60多年
191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三国史事的记载，源自时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的符定一给他读的《资治通鉴》。他得到这本书后，如饥似渴，有好多天天天阅读，很多章节还能倒背如流。1918年，他在北京，因患足疾，住在协和医院1个月，也读了1个月的《资治通鉴》，且作了眉批。
1918年4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诸公碌碌皆余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文举，孔融字；德祖，杨修字。他们二人在《三国志》中均有传。纵宇一郎，罗章龙(1896～1995)的化名。
1931年春，毛泽东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作后有其自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三国时吴国韦昭注：贾侍中(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韦昭(203～273)，三国吴史学家。他曾任太史令、侍中。他著有《吴书》等多种。他因触犯吴主孙皓，下狱被杀。他在《三国志》中有传。贾逵(30～101)，东汉经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有《国语解诂》。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读《三国演义》。大概在此同时，他读到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是三国研究考证大家，他毕其一生所撰的《三国志集解》，多为史家奉为圭臬。但是，毛泽东却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向《三国志集解》发难，表示指责和批评。
1952年前后，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时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含《三国志》）大字本。毛泽东对这部史书圈画批注最多，十分爱读。从这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毛泽东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对其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24页。）
建国以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毛泽东读《三国志》的又一个热潮，是在1958年提倡大跃进的非常年代。他向全党干部推荐的四篇列传，也都是在这个特定时间提出来的。他在列车上反复读了几遍《张鲁传》，接着在郑州会议上谈了一通，一个月就此传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第二天，又重新写了按语，说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些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他要干部们都读《刘晔传》：“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他又介绍大家读《郭嘉传》，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 他十分赞赏“吕蒙勇而有谋”，由此提倡读《吕蒙传》，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到20世纪70年代，他又号召读《吕蒙传》，“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卢弼注：“临淮郡见《步骘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弼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批语：“卢注亦不确。”毛泽东又在同传卢弼注：“《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批语：“《一统志》明指凤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7页。）鲁肃(172～217)，字子敬，东吴谋士。汉建安十三年(208)，他就曹操南侵，力主联合刘备抗曹，辅助周瑜大破曹军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周瑜死，代领其兵，并力劝孙权借南郡(荆州)与刘备。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刷的“大字本”，是他晚年阅读历史古籍、古典辞赋诗词的产物，由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历史学家参与其中的点校、注释工作。据参与者、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修明说，1972年12月31日下达了6篇古文注释任务，包括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合一册)；《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合一册)；《史记•项羽本纪》；《明史•朱升传》。1973年2月1日完成并上送，也是15份。为何注释这些古文，没有交代。〔刘修明：《序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过去所谓的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曾两次指示芦荻要细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和《北史》。毛泽东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至于毛泽东自己，对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起码读了三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损了。毛泽东说，读书要三复四温。（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三国演义》“不看是不行的”
据邵华介绍：1939年，当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时，毛泽东曾两次托林伯渠寄书给他们并“所有小同志”。其中有《精忠说岳传》、《三国志》、《水浒传》、《官场现形记》等。在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毛岸英“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丘际龙等编：《中国大悲剧的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据朱霖回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毛泽东要干部们都来读《三国演义》。1942年，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麻纸本《三国演义》，石印，每页中间对折，空心的，一部比一块砖头还重些。这部《三国演义》跟着他，到中原突围后还捎带在身边。那时，徐海东将军在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他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接着说道：“只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完呢!”“什么三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据刘松林、邵华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去看毛泽东：“主席最爱和他们谈读书，他总是希望他们多读些书。松林那时学历史学得不好，年代、朝代搞不清，总把这个年代的事弄到那个年代。毛主席常常笑着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千年。毛主席要求刘松林注重历史学习，并亲自为刘松林开了学习历史的书目。要求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开始学起。”（《文汇报》，1983年12月23日。）
毛泽东向来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还向罗瑞卿等人推荐读《三国志•吕蒙传》。他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此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4页。）
后来罗瑞卿自己也回忆说，他当公安部长的时候，主席曾经要他看《三国志•吕蒙传》，勉励他和公安战线的广大干部刻苦读书。（《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
到哪里都忘不了三国
1918年8月，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人，离开长沙赴北京，为赴法国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据罗章龙回忆：我们由毛泽东率领，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达河南郾城县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便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去看看。他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前几年，河南有同志来谈，还提及当地农民记得这件事。（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见《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许昌，汉时为许县，属豫州颍川郡。汉建安元年(196)，曹操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迎汉献帝刘协于此定都，取名许都，为最后一个汉都。曹丕称帝后，改名为许昌，定为魏都之一。今故城址在河南许昌市东郊。 “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昌”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1935年4月，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第三军团，其先头部队第十一团在团长张爱萍指挥下，夺取了北盘江畔白岑的一个大渡口，准备从这里过河。索尔兹伯里在其所写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中写道：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在白岑，毛泽东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以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城北)，但民间于其葬处多有传说，此处称在白岑孔明冈，也是其一。
据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他登上天堡城，对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盘旋，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2日。） “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见《六朝事迹》：“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蟠”亦通“盘”。北朝周庾信之《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虎踞龙盘”，今形容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雄壮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为帝王必据之所。另据：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亲临南京的讲话中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新华日报》，1977年9月11日。）章太炎(1869～1936)，即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人，近代革命家、学者。他早期参加反清运动，撰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晚年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对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都有很高造诣。
1958年，毛泽东在由黄石港坐船到安庆时，问曾希圣：“安庆对岸是什么地方?”曾答：“是东流、贵池。”毛泽东于是由贵池谈到和韩信、彭越同时的大将黥布在贵池打仗的故事，谈到黥布到洛阳去见汉高祖刘邦，因而又说到刘邦，谈到朱洪武，谈到曹操，谈到诸葛亮，谈到包拯。又由人物谈到地理，如说诸葛亮是湖北襄阳人，原籍是山东，因而又谈到历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韩信(?～前196)，西汉初期，刘邦的主要将领。彭越(?～前196)，秦末起事，后附和刘邦攻打项羽，在项羽后方战斗。黥布，即英布(?～前195)，出身刑徒，因脸上被刺字而得名。始为项羽将，后附和刘邦，在淮南对项羽作战。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在路过宁乡县曹家坳时，他下了车，来到附近的社员家里访问。在一户社员家里，毛泽东从堂屋走到灶屋，详细察看。见到一位年老的社员，他问道：“这里叫什么地方?”那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频频点头，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大家高兴地笑了，并回答说：“是的。”（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962年2月15日，毛泽东和家人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观看京戏《击鼓骂曹》。（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击鼓骂曹》，写祢衡击鼓后裸体谩骂曹操。据《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
1963年4月，毛泽东来到杭州。在参加浙江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他说的歇后语多带有古典味，如：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姻缘——打出来的，周幽王点烽火——一笑值千金，吕布戏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林冲上梁山——官逼民反。（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吕布戏貂蝉”，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等多处。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毛用手指指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他拍拍大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点毛病。”他停顿了一下，说：“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接着，他用一种谈话的语气说：“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归天”，即诸葛亮逝世。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第一卷 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毛泽东终生都喜欢读的两部书。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早在1906年（13岁）就接触到了《三国演义》。他在少年时代就是“三国迷”，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四川成都武侯祠馆长谭良啸曾对盛巽昌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 这说明他读书很仔细，那些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他也注意到了，并且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他爱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其中一部就是《三国志》；也有四大名著，其中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都没有离开过读《三国演义》。从有记载的文字佐证，他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已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在茶陵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三国志》毛泽东也读了数十年，是他爱读的一部史书。他还提倡大家都来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他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两部书，也喜欢提到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古今中外，还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并赋予《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时代的含义，传播他那深睿的哲理。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并非鸿篇巨制，多是片言只语，但它仍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哪！”“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毛泽东在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他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拿出《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致到老不忘。（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3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接触到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结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1913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冠名“讲堂录”的“修身”和“国文”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司马朗(171～217)，司马懿兄，汉建安十三年(208)出任曹操的丞相主簿。他建议恢复西周时推行的井田制，以发展生产。虞集(1272～1348)，元朝学者、官员。他在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时，建议在大都(今北京)以东沿海筑堤拦水为田，让富牧民开垦，既可拦挡海潮，又可捍卫京师。此建议虽没有被采纳，但后世海口设万户，大都采取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他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范希文，即范仲淹(989～1052)，北宋官员，江苏吴县人。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人称道。孔孟朱陆王阳明。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婺源(今属江西)人，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后人辑集有《朱子大全》、《朱子语录》；陆，陆九韶及其弟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1139～1193)，南宋学者，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通称“陆学”；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朝理学家，浙江余姚人，创立“心学”，有《王文成公全书》。韩范。韩，韩琦(1008～1075)；范，范仲淹，两人同时出镇西北，又同拜相，故后人常并称之。曾左。曾，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理学家，湖南湘乡人，有《曾文正公全集》；左，左宗棠(1812～1885)，清朝官员，湖南湘阴人，有《左文襄公全集》。两人因均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洋务的重臣，又都系湖南乡党，故后人常并称之。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历史和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9页。）孔融(153～208)，东汉末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孔子后裔，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融“三岁让梨”的故事，流芳千古。他曾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后任将作大匠、少府，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为明朝人辑。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孔融为曹操所杀”，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韩昌黎全集》，唐朝韩愈(768～824)的诗文集。《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主编的自秦汉以来的诗文选，有60卷。陈同甫(1143～1194)，即陈亮，字同甫，南宋思想家、词人，有《龙川文集》。叶水心(1150～1223)，即叶适，字水心，南宋思想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上，做了多达12000字的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他写道：“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 (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文学家。他所作《桃花源记》，以避世隐居的佳境为题，描写农耕社会的理想国。战国，通常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75年)后到秦王嬴政灭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公元前221年)前时期。此间200余年，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故称为“战国”。 “刘项相争”，秦末刘邦、项羽响应陈胜起义，合军亡秦。尔后，两人相争天下，历时五年(公元前206～前202)，始称为“楚汉战争”，亦作“楚汉之争”。 “汉武与匈奴”，西汉刘彻(汉武帝)在做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曾多次命将军卫青、霍去病等攻打或反击匈奴。
毛泽东在后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另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中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们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他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郃，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郃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爱惜马的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除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毛泽东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我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缘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放松大脑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读《三国志》也有60多年
191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三国史事的记载，源自时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的符定一给他读的《资治通鉴》。他得到这本书后，如饥似渴，有好多天天天阅读，很多章节还能倒背如流。1918年，他在北京，因患足疾，住在协和医院1个月，也读了1个月的《资治通鉴》，且作了眉批。
1918年4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诸公碌碌皆余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文举，孔融字；德祖，杨修字。他们二人在《三国志》中均有传。纵宇一郎，罗章龙(1896～1995)的化名。
1931年春，毛泽东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作后有其自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三国时吴国韦昭注：贾侍中(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韦昭(203～273)，三国吴史学家。他曾任太史令、侍中。他著有《吴书》等多种。他因触犯吴主孙皓，下狱被杀。他在《三国志》中有传。贾逵(30～101)，东汉经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有《国语解诂》。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读《三国演义》。大概在此同时，他读到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是三国研究考证大家，他毕其一生所撰的《三国志集解》，多为史家奉为圭臬。但是，毛泽东却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向《三国志集解》发难，表示指责和批评。
1952年前后，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时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含《三国志》）大字本。毛泽东对这部史书圈画批注最多，十分爱读。从这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毛泽东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对其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24页。）
建国以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毛泽东读《三国志》的又一个热潮，是在1958年提倡大跃进的非常年代。他向全党干部推荐的四篇列传，也都是在这个特定时间提出来的。他在列车上反复读了几遍《张鲁传》，接着在郑州会议上谈了一通，一个月就此传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第二天，又重新写了按语，说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些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他要干部们都读《刘晔传》：“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他又介绍大家读《郭嘉传》，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 他十分赞赏“吕蒙勇而有谋”，由此提倡读《吕蒙传》，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到20世纪70年代，他又号召读《吕蒙传》，“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卢弼注：“临淮郡见《步骘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弼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批语：“卢注亦不确。”毛泽东又在同传卢弼注：“《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批语：“《一统志》明指凤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7页。）鲁肃(172～217)，字子敬，东吴谋士。汉建安十三年(208)，他就曹操南侵，力主联合刘备抗曹，辅助周瑜大破曹军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周瑜死，代领其兵，并力劝孙权借南郡(荆州)与刘备。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刷的“大字本”，是他晚年阅读历史古籍、古典辞赋诗词的产物，由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历史学家参与其中的点校、注释工作。据参与者、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修明说，1972年12月31日下达了6篇古文注释任务，包括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合一册)；《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合一册)；《史记•项羽本纪》；《明史•朱升传》。1973年2月1日完成并上送，也是15份。为何注释这些古文，没有交代。〔刘修明：《序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过去所谓的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曾两次指示芦荻要细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和《北史》。毛泽东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至于毛泽东自己，对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起码读了三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损了。毛泽东说，读书要三复四温。（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三国演义》“不看是不行的”
据邵华介绍：1939年，当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时，毛泽东曾两次托林伯渠寄书给他们并“所有小同志”。其中有《精忠说岳传》、《三国志》、《水浒传》、《官场现形记》等。在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毛岸英“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丘际龙等编：《中国大悲剧的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据朱霖回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毛泽东要干部们都来读《三国演义》。1942年，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麻纸本《三国演义》，石印，每页中间对折，空心的，一部比一块砖头还重些。这部《三国演义》跟着他，到中原突围后还捎带在身边。那时，徐海东将军在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他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接着说道：“只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完呢!”“什么三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据刘松林、邵华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去看毛泽东：“主席最爱和他们谈读书，他总是希望他们多读些书。松林那时学历史学得不好，年代、朝代搞不清，总把这个年代的事弄到那个年代。毛主席常常笑着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千年。毛主席要求刘松林注重历史学习，并亲自为刘松林开了学习历史的书目。要求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开始学起。”（《文汇报》，1983年12月23日。）
毛泽东向来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还向罗瑞卿等人推荐读《三国志•吕蒙传》。他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此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4页。）
后来罗瑞卿自己也回忆说，他当公安部长的时候，主席曾经要他看《三国志•吕蒙传》，勉励他和公安战线的广大干部刻苦读书。（《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
到哪里都忘不了三国
1918年8月，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人，离开长沙赴北京，为赴法国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据罗章龙回忆：我们由毛泽东率领，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达河南郾城县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便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去看看。他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前几年，河南有同志来谈，还提及当地农民记得这件事。（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见《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许昌，汉时为许县，属豫州颍川郡。汉建安元年(196)，曹操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迎汉献帝刘协于此定都，取名许都，为最后一个汉都。曹丕称帝后，改名为许昌，定为魏都之一。今故城址在河南许昌市东郊。 “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昌”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1935年4月，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第三军团，其先头部队第十一团在团长张爱萍指挥下，夺取了北盘江畔白岑的一个大渡口，准备从这里过河。索尔兹伯里在其所写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中写道：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在白岑，毛泽东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以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城北)，但民间于其葬处多有传说，此处称在白岑孔明冈，也是其一。
据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他登上天堡城，对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盘旋，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2日。） “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见《六朝事迹》：“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蟠”亦通“盘”。北朝周庾信之《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虎踞龙盘”，今形容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雄壮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为帝王必据之所。另据：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亲临南京的讲话中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新华日报》，1977年9月11日。）章太炎(1869～1936)，即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人，近代革命家、学者。他早期参加反清运动，撰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晚年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对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都有很高造诣。
1958年，毛泽东在由黄石港坐船到安庆时，问曾希圣：“安庆对岸是什么地方?”曾答：“是东流、贵池。”毛泽东于是由贵池谈到和韩信、彭越同时的大将黥布在贵池打仗的故事，谈到黥布到洛阳去见汉高祖刘邦，因而又说到刘邦，谈到朱洪武，谈到曹操，谈到诸葛亮，谈到包拯。又由人物谈到地理，如说诸葛亮是湖北襄阳人，原籍是山东，因而又谈到历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韩信(?～前196)，西汉初期，刘邦的主要将领。彭越(?～前196)，秦末起事，后附和刘邦攻打项羽，在项羽后方战斗。黥布，即英布(?～前195)，出身刑徒，因脸上被刺字而得名。始为项羽将，后附和刘邦，在淮南对项羽作战。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在路过宁乡县曹家坳时，他下了车，来到附近的社员家里访问。在一户社员家里，毛泽东从堂屋走到灶屋，详细察看。见到一位年老的社员，他问道：“这里叫什么地方?”那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频频点头，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大家高兴地笑了，并回答说：“是的。”（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962年2月15日，毛泽东和家人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观看京戏《击鼓骂曹》。（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击鼓骂曹》，写祢衡击鼓后裸体谩骂曹操。据《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
1963年4月，毛泽东来到杭州。在参加浙江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他说的歇后语多带有古典味，如：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姻缘——打出来的，周幽王点烽火——一笑值千金，吕布戏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林冲上梁山——官逼民反。（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吕布戏貂蝉”，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等多处。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毛用手指指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他拍拍大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点毛病。”他停顿了一下，说：“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接着，他用一种谈话的语气说：“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归天”，即诸葛亮逝世。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