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海润光伏2017倒闭没:百年革命史，两种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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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百年革命史，两种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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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17 10:49
-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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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最先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清王朝。鸦片战争后，出于对昏庸卖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对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受到西方列强“民族”话语的影响，当年激进革命党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邹容等人跟随列强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都称作“民族”，并把“中华”的边界仅限于“汉民族”，认为明朝被满清取代后，“中国”已亡国，因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一个以汉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口号，这种强烈排满反满的情绪也影响了早期的孙中山和同盟会。
与之相比，保皇党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坚持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有教无类”的观点，认为满清已经接受中华文化而不再是“夷狄”，应以“中华”待之。从政治上考虑，康有为认为，满、蒙、回、藏等都接受和认同满清皇室，而不接受汉人的权威，如果实行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可以达到保持国家统一和实现共和两个目的。
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中国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狭隘的汉人种族主义的民族观这样两条交互发生作用的演变轨迹，他称之为“复线”。历史证明，当中原王朝强大时，汉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而当周边“夷狄”强大并威胁到汉人群体的生存时，汉人当中就会出现狭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清末的革命党和保皇党，则是这一历史时期两种“民族观”的代表。
武昌起义后，清廷的统治事实上已难以为继。如何在清朝版图上构建一个具有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以汉人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后很可能导致蒙古、藏、维吾尔等脱离中国，孙中山和民国领袖们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明确表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应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一次重大修正。
清末激烈反满的革命党把族群边界清晰化，强调满、汉不同“种”，坚持以“驱除鞑虏”来“恢复中华”，这是把汉满族群关系“政治化”的思路。而孙中山最终舍弃了这种做法，重拾传统的“中国文化主义”民族观，以儒家文化为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群体都视为“中华”成员，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族群“文化化”的思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接受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更多地从社会革命等政治权力层面来表述国内各群体间的“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历史发展轨迹的变幻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思议。今天当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并面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时，回顾当年革命党和保皇党“民族观”的争议，可以说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