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海润光伏倒闭了吗: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人，不同于自然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每一个人追求他们自己的自觉期望的同时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通过理想人格的范导而形成塑造自己的人格。那么，什么是理想人格呢？所谓理想人格就是道德原则规范的结晶和道德的完美典型，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理想人格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一定的阶级意志和时代精神。理想人格高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格，是现实人格的升华。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唯有如此，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成为人们完善自己人格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电视连续剧《渴望》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厚爱，以致在它播出时，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况。这是因为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表达了人们心灵深处蕴藏的“渴望”：对真善美人格的追求，对现实人格中假恶丑的痛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也不会泯灭人们追求真善美之心。恰恰相反，人们对真善美理想人格追求的脚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人类孜孜不倦的崇高境界。早在2000年前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把真与善统一起来。柏拉图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人通过理性观到理念本体世界，灵魂达到了真善美统一的境界。而康德写了三本著名的批判作品，建构了一个真善美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影响甚远。《纯粹理性批判》解决我能够知道什么，以求得真理；《实践理性批判》解决我应当做什么，以求得善。康德用判断力的理论沟通两者，写了第三本《批判》即《批判力批判》，人类理性表现为批判力，自然向人生成，以求得美。1．理想人格中的“真”从著名哲学家特别是康德的理论体系中，我们不难找到认识真善美本质的思想线索。“真”解决我能够知道什么，属于认识论范畴。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人的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是工业和科学，是“物质群众”利用“物质自然”进行的“物质实践”。人在认识客观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其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丰富、越深刻，掌握的知识和真理越多，就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些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丰功伟绩的人们，例如牛顿、爱因斯坦，总是受到人们的无比崇敬。知识和真理作为智慧力量在理想人格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是应有之义。2．理想人格中的“善”理想人格中的“善”解决我应当做什么，它的本质是以人类社会内在关系为准则的道德价值。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物，与动物那种无意识的生命活动相反，人在自己的活动之前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即有目的。从价值论角度看，在人的主体活动中，总有一定的价值目标存在。人们总是追求一定的价值目标，超越现实的规定，并通过实践活动使自己成为合乎理想要求的人。“应当做什么”体现了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个体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真与善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两者又是可以统一的。柏拉图认为善本体不仅是道德和道德观念的来源，也是万物的本源，他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真与善统一起来了。而在中国哲学中，真善是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哲人认为至真的道理就是至善的准则，求真即求善，不能离开善而求真。如果离开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而不能得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致知与修养密不可分，对宇宙真理的探求与人生至善的达到，是一事之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黑格尔有句名言：“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依据这种认识对客观现实的能动改造。这也就意味着善是主观目的和客观现实的一致。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时指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是人的实践要求的外部现实性。”“善”与“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最大的善行，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并运用这些规律去创造性地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向善必须求真，向善包含求真。3．理想人格中的“美”正确理解真与善的统一，我们才能认识理想人格中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而真与善的统一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马克思关于美学理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即“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这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亦即事物的“真”。第二个“尺度”，即“内在的尺度”，是指人的尺度，即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与目的。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必然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真”，即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是“善”，即把握与实现主体的目的性。这种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构成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把自己掌握真和实现善的本质力量通过感性形象在对象中显示出来，这个过程及对象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导致人格的畸形，影响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这在不同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情形。西方理想人格中突出知识、智慧的作用，这无疑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也带来了种种弊端，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人际关系的疏远、空虚感、焦虑感的增加或曰精神危机。而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兹，把解脱精神危机，建设世界文明的希望寄之于中华民族身上。汤因兹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以伦理为本位  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以善为核心。西方文化是外倾文化，强调外在超越，强调对外在必然性的认识，对外部环境的改造；而中国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超越，强调内省智慧。古希腊人专注于自然哲学的探究，刻意觅求宇宙的终极本体，以说明宇宙万物的发生和发展。在古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自然崇拜占主导地位。文化源的不同特点对中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西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设计形成不同的侧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看作是治国之本，也看作是理想人格之本。黑格尔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理想人格的设计和追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设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当然应是真善美的统一，这种设计和追求是建立在科学地反思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我们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人格因素中的智慧力量是必要的，西方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不仅要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要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要促进每个成员的自我完善，中国传统文化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兼收并蓄。西方理想人格中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均应在摒弃之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不问青红皂白，把外国的东西都打入“另册”，这是不正常的。改革开放，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开放，也应包括精神文明的开放。但是，近几年来，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东西一概顶礼膜拜，趋之若骛，而对中国传统的精华又不屑一顾，视而不见。这是错误的。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像庖丁解牛，作一番分解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设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与西方的和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有着“质”的区别，这种理想人格是和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真善美的统一。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真”的；它以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指导人们的行为，是“善”的；它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是“美”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也应是真善美的统一。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为此他要求青年学习、学习、再学习；毛泽东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马克思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证明。  应有人格是现实人格走向理想人格的中介  理想人格是值得我们追求和达到的人格目标，它与我们现实生活实际的人格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现实人格走向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我们还可提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格概念——应有人格。诚然，理想人格与应有人格有许多相同之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代换。因为两者都以超越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了人的价值取向，都是必然性的表现。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严格地说，两者不能划等号。应有人格比理想人格更具体，更接近于现实，更具有操作性。如果说理想人格可能属于将来，并且距离现在相当远，那么应有人格属于今天的现实。应有人格指令现实中的哪些方面在今天已是必须改善或改变的，并以规范和命令的形式对现实和人的行为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这些规范和命令在现实生活中有较强的操作性，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因此，应有人格的提出是社会成员道德活动的推动力，是改造当今现实的实际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可表述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个方面。应有人格的“有理想”。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对内实行经济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我们的理想。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中国的改革如果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化，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私有化与我们的理想，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在对外实行开放中，我们也要“冷眼向洋看世界”。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国际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处于和平共处状态，而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利用这种机会，加紧对我们国家展开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以期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中的有理想意味着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开放中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应有人格中的“有道德”。有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人格中的题中之义。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与不发达的生产力相联，要使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实现经济的腾飞，就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每个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没有亿万人民的献身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带来道德观念的变化，但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否认。竞争不再是道德的对立物，但竞争不能背离社会的道德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不能见利忘义，泯灭人类良心；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私自利，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受到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谴责。我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人是指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就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要具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而对社会的先进分子来说，应当具有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应有人格中的“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其中包括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里，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对企业的命运生死攸关。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当前青年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有所减弱。“学富五车书呆子，生财有道小财主”，既然知识的多寡并不与个人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中“流生”增多，不少青少年弃学经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的塑造必须强调“有文化”的内容，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改变生活中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当然，我们所说的“有文化”也包括专业技术知识。中等教育改革中要重视专业技术教育，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人才的需要。应有人格中的“有纪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离开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自行其是。遵纪守法，令行禁止，才能更好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没有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就很容易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去打什么“擦边球”。另外应有人格中包含“有纪律”的内容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就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无法提高经济效益。中国长期以来是小农意识占优势的国家，许多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旧中国曾被讥为“一盘散沙”，这是民族的耻辱。增强纪律性，克服国民性格中的弱点，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内容。  现有人格  与理想人格、应有人格相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有人格。现有人格可分为两大类：病态人格和健康人格。1．病态人格病态人格表现为与社会和他人格格不入，对生活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突出地表现为贪婪地追逐金钱，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占有欲，不择手段，礼义廉耻早已置之脑后。80年代初，江西省一些地区出现了一股盗墓的狂潮。有一个农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手挖开了自己母亲的坟，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对金耳环。尽管在挖掘前还烧香、磕头、祷告：“不是为儿的狠心来挖掘你的坟，而是我不挖，别人也会挖。”但这并不能掩盖他贪婪的嘴脸和病态的人格。病态人格需要矫治，而现有人格要通过应有人格的追求，走向和接近理想人格。而这一切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不断进取，攀登道德阶梯，逐步完善自我得以实现的。既然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那么中国一代新人的人格塑造将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奠定基础。2.健康人格人格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求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格的健康。因此，健康人格成了人类永恒的话题。什么是健康人格呢？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杜·舒尔茨认为：“健康人格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们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健康的人格。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心理学家，一致的意见是很少的。关于健康人格，有足够写满一本小册子的定义。在我们认识的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完成的最好的事情，是研究那些看来是最完善的心理健康的概念，看一看关于我们自身，这些概念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尽管给健康人格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杜·舒尔茨还是列举了7种西方人格理论家关于健康人格的模式，即奥尔波特的：“成熟的人”；罗杰斯的“功能完善的人”；弗洛姆的“创造性的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荣格的“个体化的人”；弗兰克的“超越自我的人”；皮尔斯的“此时此刻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人能够而且必须超越其生物本性和环境特征，相信人自身中有扩展、丰富、发展和完善自我的潜能，而这些潜能的实现就成为健康人格。在众多研究健康人格的学者中马斯洛是研究最深入最系统的一位。他提出了心理健康的10条标准：（1）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2）能充分地了解自己，并能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适度的估价；（3）生活理想切合实际；（4）不脱离周围现实环境；（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6）善于从经验中学习；（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8）能适度地发泄情绪和控制情绪；（9）在符合集体要求的前提下，能有限度地发挥个性；（10）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能恰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这10条标准被许多人认为是健康人格的标志。直接描述健康人格定义的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认为，健康人格是人的良好的行动的方式，这种方式由理智所导引并尊重生活，因此人的需要得以满足，而且人的意识、才智以及热爱自我、自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都将得以发展。从西方人格理论家们对健康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健康人格的主要特点是能保持人格的完整、统一，他们不仅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而且认知、情感、价值、道德、审美等要素整合良好，身心系统经常处于平衡、稳定状态，人格和谐统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践证明，一个人的人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环境和教育等因素影响下人格可以改变。青年期是人格的第二次重建时期，即人格的再造期。近年来的调查研究表明，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优。以大学生为例，国家教委对12．6万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大学生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20．23％。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现在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影响未来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抓紧人格塑造的有利时机，促进青年人格的健康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  健康人格的塑造  健康人格的培养塑造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个体通过吸收一定的文化，经过自身主观努力和社会学校教育的影响，使人格逐步健康的过程。在我国深化改革，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培养和塑造健康人格，提高民族素质，其意义更加深远。健康人格不仅仅是个体的成长发展问题，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有一段颇富深意的论述：“个人心理态度、价值观朝现代化改变同时会伴随着行为方面朝现代化改变。这些行为的改变，能给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赋予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并持久地支持住国家朝现代化方面的转变。”人格发展与改变决定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与改变。因此，党和政府应积极面向于培养和塑造具有健康人格和进取开拓意识的社会成员，大力改善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抓起，综合治理，形成一种健康向上，富有生气的社会风气。制订行之有效的公民规范，使人们在合理有序的环境里生活、工作和学习。用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社会成员自觉地向应有人格靠近，让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成为主导社会思潮的大气候，并成为永久的习惯意识。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放后，在对外交往中，我国在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涌进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凭心而论，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都是腐蚀剂，它里面也有民主性的精华和颓废精神垃圾之分。对于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我们务必要积极学习吸收消比。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末年，中国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带来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动摇了皇权专制观念，导致辛亥革命的发生。随之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把去旧革新推向了辉煌灿烂的顶峰，把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物——马克思主义请进中国，很快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直至伟大坚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所以，学习西方社会的长处，对我们具有作常重要的意义。那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人格理论的涌入，对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激发中国人的革新创业意识则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开放地有选择有目的地吸取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精华部分，是丰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格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处理问题的优良传统。对于西方文化中颓废腐朽的东西必须坚决予以抵制，防患于未然。鉴于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论”。对任何先进文明的学习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认识过程，渐进地吸取其合理的内核，决不能一次性到位。反过来说，中华文明固然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落后东西，但它里面更有一些富有活力的精神养料，我们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有生机与活力的文明。一句话，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树立长期曲折的辩证思维来对待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这个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由具有健康人格品质的一个民族共同完成，反过来，这个光荣艰巨的劳动过程也是培养塑造健康人格的过程，二者共同向理想的境界迈进。健康人格的形成离不开认识主体对系统理论的学习。对此，党和政府，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力量要齐心协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应有人格和理想人格的理论建设，大量投资于精神文明建设，大量出版精神修养方面的书籍刊物，组织社会各界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定期学习讨论。对干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建树者，及时给予权威性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这样做，其目的在于使全体社会成员对健康人格的理论认识达成共识，形成理论学习的热潮。不仅如此，还应使系统理论的学习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实践是培养与塑造健康人格的直接课堂和应用天地。健康人格是社会生活实践对个体社会成员精神素质的要求，是个体人类适应社会的必备素质。健康人格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自发的人格实践经过数代人的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性的智慧结晶，加上人类思维的复杂发达，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以时代特征为准则，提出完美的理想人格标准，以此衡量社会成员人格的高尚与否。人格的这种社会实践性决定了塑造健康人格的主要和直接课堂理所当然是社会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产生塑造健康人格的需求，提供塑造健康人格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使健康人格由抽象的道德教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品格气质；也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提供检验健康人格的场合，显示健康人格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力量。因此，我们不仅要号召组织人们学习系统理论，更要倡导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应用、检验和发展每个人的人格修养。教育人们从身边周围的事物出发，留心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向真善美的目标迈进。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留心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也要注意观察身边周围人物的人格表现，鉴别分析其优劣，作为自身人际交往的参考。我们90年代的青年一代，要立足现实，立足自身，放眼全局，放眼世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检验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以健康人格的精神风貌迎接灿烂光明的21世纪的到来。综上所述，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验，面临的需要克服解决的问题也不少。我们在珍惜现有大好局面的前提下，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外优秀人格理论，吐故纳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健康人格方向奋勇前进，造就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道德上的完美典型。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理想人格。如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圣人”，明清之际黄宗羲、颜元等提倡的“豪杰”。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是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共产主义新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格，一个人格丧尽的民族注定了被历史所淘汰。　　近来的反日声浪让我想起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新版正文部分不过52页，附录的诗文书信等倒在三倍以上），这是一代出版巨人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当时，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上海也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为乌云密布的民族危机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书生报国一支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没有改动），因为担心原文不利于普及，他又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9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于期、荆轲、高渐离四个人的慷慨就死。张元济在《编书的本意》中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现已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录”部分）。他说：“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我认为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是书出版已经三年，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　　所以他之编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　　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如果不包括田横的五百多追者）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于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元济倡导这样的民族人格，用意显然是非常清楚的，难怪日本人很惧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屡次想禁绝。1945年，在经历8年苦战，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张元济自己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这本书，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到1940年他还要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他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即使抗战八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红尘如烟，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且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次次地更生。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不能光是教人赴死，为什么不能向死而生？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趋利避害、苟且求生几乎是一种本能，从容赴难、慷慨就义永远都只能是少数人、个别英雄的选择，而很难成为芸芸众生效法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说，张元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只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是一种高调的要求，而不是一条做人的底线。仅有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而不是群体性的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才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　　基于此，仅仅强调英雄式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不够的，在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中，我们更需要那种建立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独立人格，那是可以普遍的做人底线。1918年6月，青年胡适要为一个“男盗女娼”的恶浊社会引入“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要在遍地谎言中也能坚持“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建立在独立思考和每个人自己对于所信仰的结果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这是人格的底线，是一种更加合乎人性本身的低调要求，也是可以模仿的人格模式，因此可以普及、可以像野草一样随处生长、随风而绿。当然，我并不因此否认张元济在特殊的危急时刻倡导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更不怀疑他对古老民族怀抱的真实情感。比如张元济已发现的贯高的“吾责已塞”即使对我们今天依然不无启示，我们的民族作为个体往往缺乏一种责任感。　　什么是“仁”？张元济的回答是“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　　在他看来，仁即是人格。胡适也说杀身成仁的“仁”就是捍卫做人的尊严。他们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解释了绵延数千年不绝的“仁”的含义。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固有的精神”的缺陷与不足。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人者，仁也”，从字源上说“仁”就是“二人”，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有高度发达的人际关系，将人生大量精力都消耗在处理人情世故的网络中。我常常想起《红楼梦》开篇的那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诗极富概括力，实际上，中华民族向来所重视的也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而是世故成熟的人际网络中的人，所以即使是张元济赖以弘扬民族人格的那些古代英雄们，或为保护主人的遗孤而献身，或为亲人朋友复仇而死，或为知己者而从容赴难，或为信，或为义，或为耻，总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鸿毛，而毫不犹豫地献给那个自己认定值得奉献的他人，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格风范固然惨烈、固然悲壮，固然也很雄浑，很过瘾。在古老农业文明背景下，毫无疑问他们代表的就是古代人格的标高，是难以逾越的纪念碑。然而，当我们跨进近代的门槛之后，“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这些壮举放在现代文明的天平上，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正如前面说的，其中所缺乏的就是那种独立的人格，由“健全的个人主义”所支撑起来的独立人格。我们今天的人格榜样首先应该是秋瑾、蔡锷、宋教仁他们，林昭、顾准他们，而不应该继续停留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有五百多人为他殉难的田横、“君子身可杀，冠不可落地”的子路等人身上，这里面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的资源也是需要更新的，如果说“孔圣人”、“孟夫子”的思想代表了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那么爱因斯坦、顾准、哈维尔、米奇尼克等现代人物的傲岸人格指示的正是人类崭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