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的故事

中国是世界上探明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这一特殊的战略资源本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优势。富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就讲过一句名言：“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百分之八十，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遗憾的是，在无序的市场化、民营化浪潮中，中国宝贵的稀土资源却被不断涌现出来的地方企业掠夺性开采并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同步繁荣、几乎所有资源品价格都在持续飚升的情况下，中国稀土价格却在持续下跌。氧化铈价格由1960年的16万~21万元/吨降至3.6万~3.7万元/吨，氧化铕由1875万~2095万元/吨降至335万~345万元/吨，金属钕由255万元/吨降至38.5万~39万元/吨，仅1990~2005年间国际单一稀土价格就下降了30％~40％。在稀土价格持续下跌的同时，美、日大规模从中国进口稀土并逐步拥有了可使用20年以上的高质量单一稀土储备，并推出了“只探不采”等战略性资源管制政策，中国稀土储量占全球储量的比重则从接近90%迅速下降到了2008年的52%，在未来几十年还可能出现中重稀土的严重短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相对缺短的石油1990~2005年从15美元/桶左右涨至将近100美元/桶，铁矿石基准价格累计涨幅超过300%。不同资源品价格变动轨迹的背后，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也折射出国家战略性资源管理方面的巨大缺憾及无序市场化的明显偏差。

中国稀土的故事是一则沉重的故事。唯其沉重、触目，才更值得在新时期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人们认真倾听。毕竟，历史使人明智，未来抉择的清晰思路应当来源于理性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勇气。

“万能之土”

稀土的历史始于1794年。当年研究稀土的先驱、芬兰化学家加多林从伊特必矿样本中发现了未知“新土”，并从中分离出了后来命名为“钇”(Y，意为“氧化物”)的新元素。此后150多年中，各国化学家积极分离并发现了许多新的稀土元素：德国化学家希生格尔于1803年发现并命名了铈(Ce)，瑞典化学家莫桑德于1839年从铈土中分离出镧(La)并随后发现了镨元素(Pr)和铽元素(Tb)。这些当时轰动科技界的大事件，掀起了稀土元素发现的第一轮高潮。

19世纪后半叶，由于光谱分析法的发现、元素周期表的发表和稀土元素电化学分离工艺的迅速发展，新的稀土元素被不断发现。1878年，查尔斯和马利格纳克在“铒”中发现了新的稀土元素镱(Yb)；1879年，瑞典人克利夫发现了钬元素（Ho）和铥元素（Tm），同年瑞典化学教授尼尔森和克莱夫差不多同时在硅铍钇矿和黑稀金矿中找到了钪（Sc）。钪就是门捷列夫当初所预言的“类硼”元素，他们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元素周期律的正确性和门捷列夫的远见卓识。1880年，瑞士化学家马里格纳克分离出了新元素钆(Gd)，1885年奥地利人韦尔斯巴赫成功地从“镨钕”中分离出了“钕”、“镨”两个元素，次年法国人波依斯包德莱成功地将钬分离成钬元素（Ho）和镝元素(Dy)。此后化学家又相继发现了钐(Sm)、铕(Eu)和镥元素（Lu），1947年马林斯基、格伦丹宁和科里尔从原子能反应堆用过的铀燃料中成功分离出最后一个稀土元素钷(Pm)。

这些稀土元素的发现，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 刻之一，极大地开阔了人类的认知视野，带给人们无尽的“发现的快乐”。到目前为止，稀土元素包括化学元素周期表中15个镧系元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总计17种元素。根据稀土元素物理化学性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通常把镧、铈、镨、钕、钷、钐、铕等统称为轻稀土或铈组稀土，把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钇称为重稀土或钇组稀土。

稀土是一组典型的金属元素，其之所以珍贵异常，不仅因为储量稀少、分离提纯和加工难度较大，更因为其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军事等行业，是新材料制造的重要依托和关系尖端国防技术开发的关键性资源，被称为“万能之土”。

稀土是闻名遐迩的“工业维生素”。凭借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稀土能够与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在合金的制造中，稀土的存在可有效脱硫，使合金耐高温、耐腐蚀；稀土分子筛裂化催化剂是用于石油裂化工艺的性能最优良的催化剂，可大幅提高石油的生产效率；稀土磁性材料是最优异的磁性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宇宙航器的仪表、精密仪器、微型电机的制造中；稀土玻璃是制造高级光学镜头不可缺少的材料；纺织化工材料中，稀土添加剂是五彩斑斓世界的制造者。

稀土被称为“战争金属”，几乎所有高科技武器都有稀土的身影，且稀土材料常常位于高科技武器的核心部位。据报道，美国“爱国者”导弹之所以能够轻易击毁“飞毛腿”导弹，主要得益于前者精确制导系统中使用了大约4公斤的钐钴磁体和钕铁硼磁体用于电子束聚焦；M1坦克能做到先敌发现，也受益于该坦克所装备掺钕钇铝石榴石激光测距机，该测距机在晴朗的白天可以达到近4000米的观瞄距离，普通T-72的激光测距机测距则不超过2000米；美国F-22超音速巡航的功能，因其大量使用稀土材料的强大发动机以及轻而坚固的机身，F119发动机叶片以及燃烧室使用了阻燃钛合金，这种钛合金的制造据说是使用了铼，F-22的机身则用稀土强化的镁钛合金武装。相比传统兵器，高技术兵器的优点在于其更方便、更灵敏、更准确、更容易操纵，集中体现了当今材料科学、电子科学以及工程制造的最高成就。这些成就的获得，往往是源于稀土的某些特殊功能的发现和应用。据称当今世界每出现四种新技术，其一必与稀土有关。

2009年9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如果没有稀土，“我们将不再有电视屏幕、电脑硬盘、光纤电缆、数码相机和大多数医疗成像设备”。该报援引稀土专家拜伦·金的话说，稀土是形成强力磁铁的元素，“很少有人知道强力磁铁是美国国防库存所有导弹定向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稀土，你还得告别航天发射和卫星，全球的炼油系统也会停转，稀土是未来人们将更加看重的战略性资源”。

“中国冲击”与中国式竞争

全球已探明的稀土矿产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中中国又是“一枝独秀”。1989年美国矿务局出版的《矿产品概览》报道，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从种类上看，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特别是军事用途突出的重稀土，中国占有的份额更多。中国白云鄂博矿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占国内稀土资源储量的90％以上(以轻稀土为主)，号称“稀土之都”。与中国在这领域的垄断潜力相比，恐怕连掌握了全球69%石油贸易额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要自叹不如。

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内稀土生产工艺和技术十分落后，我国只能低价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高价进口稀土制品。一些国家把稀土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对于如此重要的矿产资源，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最原始的原料贱卖给掌握核心开发利用技术的国家，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加快稀土分离和提纯技术的开发。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徐光宪教授等接受了分离镨、钕的紧急任务，开始了中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领域“前无古人”的尝试。17种稀土元素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分离提纯十分困难，镨、钕分离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主流选择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两种方法分离成本均很高，提炼出的稀土元素纯度较低，不适合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徐光宪等首次采用研究多年的萃取法技术，来尝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当时—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徐光宪等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通过选择萃取剂和络合剂配成季铵盐——DTPA推拉体系，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紧急军工任务，镨、钕分离系数打破了世界纪录（达到了4）。此后徐光宪课题组又深入研究L.阿尔德斯提的串级萃取理论，发现了阿尔德斯串级萃取理论在稀土推拉体系串级萃取过程中的弊端与问题，依照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成功设计出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回流串级萃取，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

1975年8月，第一次全国稀土会议在京召开。徐光宪课题组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串级萃取理论，引起巨大轰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大的科技发现一般通过国家举办讲习班、培训专业人才等形式加以推广，科技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十分迅速。1978年，“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顺利举办，徐光宪课题组的科研成果迅速在包头稀土三厂、上海跃龙化工厂、珠江冶炼厂三个国营稀土大厂得到推广，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稀土工业领域的领头羊已由昔日的美国、法国和日本变为中国，这一巨大变化被国际稀土界称为“中国冲击”。技术和工艺上的重大突破为稀土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经过1980年代的蓬勃发展，中国稀土的产能迅速扩大，逐步成为全球稀土储备大国和生产大国。

19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大地最炫目的字眼，中小国有企业普遍通过引进外资或民营资本、MBO等形式改制为民营企业，“利润最大化”成为公开的主张和行动的目标，“有水快流”则成为大多数生产企业的行动指南。稀土行业是当时的高利润行业，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纷纷涌入，在计划体制下徐光宪课题组发明的生产工艺并没有获得专利保护，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跳槽”引发的技术外溢导致稀土生产门槛大幅降低，无数的稀土生产企业破土而出，在“对外开放”旗号下中国几乎采取的是开放生产、开放供应的政策，短期利润诱惑下中国稀土产量和出口量同步扩张。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单一稀土产量约为20吨，2006年已达到8万吨，约是1980年代初的4000倍，中国稀土年产量已占世界稀土产量的90％；在巨大产能带动下，1990~2005年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出口总量则占全球的80％，成为全球稀土成品生产企业的主要资源供给地。

急剧增长的出口量背后，是不计其数的稀土企业展开的“中国式竞争”，恶性竞争、相互杀价成为市场常态，导致国际稀土价格急剧下跌。1990~2005年，稀土矿石价位从11700美元/吨跌至7430美元/吨，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了30％~40％。价格下跌导致稀土生产企业更加依赖规模扩张，到2005年时中国稀土冶炼分离年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已超过世界年工业需求量的一倍。作为战略性资源的稀土金属居然出现了恶性价格战，中国企业事实上是在敞开国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战略性资源。

中国稀土之觞

中国稀土资源廉价外销的背后，是掠夺式开采、恶性竞争及产业政策的严重错位。本应留给子孙后代的战略性资源在近一代人的时间内敞开国门、不计成本地疯狂兜售，堪称中国稀土之觞。

恶性价格竞争、微利经营是中国稀土企业的经营写照。2005年前后，中国有近200家稀土生产企业同时对外销售，这些生产、出口战略性资源的企业一面在低价外销我国宝贵的稀土短线产品钕、铽、镝、铕等，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战激烈，生产企业在微利线上挣扎，陷入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存在管理混乱、无序生产及盲目出口等不正常现象，稀土这一战略矿产资源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益，且面临产业重复建设、市场供过于求、环境日益恶化、国际市场定价权缺失等不利局面。美日稀土企业目前雄居产业链高端，掌握着生产稀土功能产品的核心技术和系列专利，并始终利用专利技术扼住中国的咽喉。在计划体制下，中国曾坚信“外国人能做成的，中国一定也能做成”，取得了一系列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赢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冲击”；在急剧市场化进程中，无数的企业热衷于“用市场换技术”，沦落为廉价出口战略资源的“打工仔”，技术创新能力退化、短期利益至上，恶性竞争、微利经营的中国稀土企业不断饮下的其实是自己酿成的苦酒。

破坏性、掠夺性开采是稀土生产中的突出问题。1990年代后遍地开花的中小稀土生产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对原矿的品位、储量等数据掌握不清，技术设备、工艺相对落后，“采富弃贫”情况严重，往往采一毁十，浪费了大量资源，导致中国稀土生产回采率低、浸出率低、回收率低。目前国内国有稀土矿山的资源回收率一般为60%，那些被一些经济学家赞美有加的民营矿山普遍不足40%。我国最大的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回收利用稀土仅为开采量的10%左右，其余90%进入尾矿坝储存。由于未能采取分流、分堆等保护措施，大量的稀土在浸取中流失，稀土精矿成分不稳定，直接影响了稀土产品的深加工质量。我国特有的南方地区离子型稀土矿，属于世界罕见、储量有限的中重稀土资源，目前的平均利用率只有20%~50%。

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是稀土工业无序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代价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对稀土矿的乱采滥挖及其产生的“三废”，造成了地下水的严重污染，大量耕地荒芜；由于稀土矿伴生大量放射性元素“钍”，稀土矿开采的环境问题也严重于一般矿床的开采；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我国一些地区中重稀土一般埋藏在花岗岩风化壳之下，每采一吨稀土，土层剥离量大约在1000吨左右。由于缺乏统一布局和集中管理，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稀土开采过程中普遍造成了河床堵塞与农田破坏。据报道，白云鄂博地区大量稀土矿的尾矿坝分布在黄河附近，一旦出现地震或者大规模降雨，将致使尾矿坝决堤，尾矿流入黄河后，大量放射性废物将进入黄河水源地，带来的生态灾难难以想象。

稀土悲剧的背后，是稀土产业政策的严重错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缺乏明晰有效的战略性资源管理政策，关系子孙后代生存福祉的战略性资源被作为实现GDP增长目标、出口换汇的普通商品。在几乎是放开生产、敞开供应的产业政策下，稀土开采长期缺少总量计划和出口管理政策，更缺少国家收储制度。在不少地方政府非常短视的“发展”政策指引下，破坏性、掠夺性开采屡禁不止，国土资源部等迟到的总量控制政策大多成为一纸空文。中国尽管在1975年就成立了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家计委稀土办公室”（后随计委改名为“国家发改委稀土办公室”），该办公室也确实出台了许多产业管理政策。但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看，稀土产业发展的统一规划形同虚设，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则始终只是写在纸上的“愿景”。马克思讲过：“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胜过成千上万册的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稀土资源严重浪费、“教训十分惨痛”的事实表明，我国稀土产业政策整体上是失败的，无序市场化、国际化的代价非常沉重。在无数的文件阐述中国稀土产业政策的同时，有人用“七大难解之谜”对稀土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不无讽刺的概括：以产业政策为导向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奏效；调整产业结构和控制生产总量的政策一败再败；可持续发展开采无法实行；以统一规划为方针的加强管理措施难以实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愿望永远只是愿望；依靠联合重组实现行业自律的对策无从下手；强化推广应用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目标至今达不到。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非常遗憾地说，中国稀土之觞其实只是众多战略性资源领域“发展教训”的一部分。与稀土命运相似的还包括焦炭、煤、钨、铜、铝、镍等战略性资源。煤炭领域除了掠夺式开采、恶性竞争外，还包括动辄数以百计的事故伤亡以及不断涌现的财富惊人的“煤老板”。在“GDP主义”盛行、不计代价地创汇创利倍受喝采，在不计成本不论公平的民营化及市场化几乎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调、国家计划管理广受嘲讽的舆论环境下，在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疯狂铲车甚至可以拆毁曹雪芹故居及南京千年历史文化区的情况下，“稀土之觞”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

战略性资源开发管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一时的利益得失，事实上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均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加以有效管制，严格保护、大量储备成为美日等国稀土政策的中心内容。

早在1923年2月27日，美国总统哈丁颁布第3797A号行政命令，将总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列入国家油储基地并禁止开采，正式开启了国家矿产资源基地储备的先例；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生产法》，要求政府将稀有金属转换为军需生产和储备；1980年代里根政府制定的《国家物资和矿物方案》规定：“必须执行物资和矿物政策计划，以确保一旦爆发战争和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美国有能力派出和支持战斗部队，也不会因为缺乏关键原料而受影响”；1982年美国“战略矿物原料特别工作组”以总统的名义，向国会提交一份长达33页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储备，并着力开拓全球资源。在这一战略指引下，美国对战略性资源实行了严格的开采管理，对于即使是美国能够自给的矿产也在设法增加储存量。美国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及怀俄明州均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均被划为国家石油储备地，实施“只探不采”的储备政策，并不断实现海外石油来源的多元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铀国，但长期以来美一直从国外大量购买铀用作储备。美国的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二位，但从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的稀土资源，并通过政府拨款等形式不断增加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规模。

1981年下半年，里根政府决定拨出1亿美元购买战略资源(其中包括62种矿物、金属和其他原料)，1982年又决定拨款125亿美元专门购用铬、钴、钨、铁矾土等战略资源。到1985年末，美国储备的战略资源已达到63类93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设法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持续、稳定和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面向全球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具有市场控制力的定价权。

日本也已建立了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以官民并举的方式加大对石油、稀有矿产的储备力度。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6月29日头版头条报道，2009年4月日本石油的国家储备量达到相当于103天的原油进口量，与民间石油企业石油储备量相加，达到8608万千升（1168升等于1吨），相当于184天的原油进口量。日本政府规定国家和民间对钒、锰、钴、镍、钼、钨、铬等7种稀有金属必须进行战略性储备，其中国家储备的主体是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民间储备的牵头单位是财团法人国际矿物资源开发协力协会，该协会由新日本制铁、日本联合钢铁、神户制钢所、住友金属、日立金属、大同特殊钢等30家有关企业和团体组成。日本目前是全球稀土和有色金属消费大国，2004年日本消费的镍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15％、锰占5.7％、铬占3.7％、铜占7.8％、锌占6.2％、铅占4.1％，这些稀土和有色金属加上“日本制造”的技术与品牌，奠定了日本的经济竞争基础，确保钒、铬、锰、钴、镍、钼等31种稀有矿物资源稳定供应被作为日本“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战略资源中的铂、铟及稀土类稀有金属都是日本最顶尖的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必需物资，日本与美国联合进行的导弹防御项目需要大量铟来制造高灵敏度的导引头，日本积极寻求引进生产的美制F-22隐形战斗机的远程探测雷达和隐形座舱盖都需要铟作为原料。从美、日稀土资源储备情况看，美国由于长期推行稀土资源基地保护政策（“只探不采”）及资源储备政策，基本已无稀土短缺之虞；日本从中国进口并储备了可使用20年以上的单一高质量稀土矿，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将是全球稀土高技术成品的重要制造国，并将在全球稀土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

目前，全球共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英国、韩国等10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矿产品战略储备制度，这些国家的稀土资源储备大多来自中国。日本稀有金属储备集团审议董事马场洋三的研究报告坦陈：“中国的一些稀有金属生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极高份额，稀有金属资源和生产大国的资源政策将极大影响世界市场的需求和价格。”发达国家矿产品战略储备库中的储备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属（如钨、锑、钒、钡、铟、钼等），事实上大多都来源于中国的廉价出口。对这些国家而言，拥有廉价的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属储备和稳定的供给来源，本身就是他们热烈鼓吹的“全球化”的目标之一，是许多所谓“友好合作”项目的本质诉求。伟人早就讲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共产党宣言》）。关系子孙后代福祉的战略性资源掠夺性开采并廉价兜售，成为战略竞争国家的“战略储备”，或许正是“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的绝妙写照。

没有结尾的故事

中国稀土的故事仍在继续，故事的演变似乎正给关注中国战略性资源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2006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开始停止发放稀土矿开采许可证，开始了对“稀土矿的开采、加工和出口”的调控。2007年，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公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录中“钨、钼、锡（锡化合物除外）、锑（含氧化锑和硫化锑）等稀有金属冶炼”、“稀土冶炼、分离（限于合资、合作）”被列入限制外商进入领域，而钨、锑、稀土的“勘查、开采、选矿”则完全禁止外资进入。2008年中国再次采取减少出口配额和增加关税等措施，12月商务部公布《2009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入册企业（20家）比2007年减少19家。2009年4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新的《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进一步降低国内产能，并继续冻结新的开采许可证。

这些调控政策似乎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中国稀土出口量从2006年的5.33万吨下降至2008年的3.46万吨，稀土产品价格曾一度进入上升通道。以稀土标志性产品“氧化镨钕”为例，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价格从7万元/吨上涨至17万元/吨。

这一价格“回归”过程非常短暂。早已囤积了大量中国稀土的外国贸易商和生产商减少进口、消耗存货，中国稀土生产企业在产品积压压力下又开始降价销售，“中国式竞争”仍然不可避免地展开。此后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全球稀土需求萎缩，氧化镨钕价格2009年8月又回落到7万元/吨左右。2009年8月7日，国内著名的稀土生产企业包钢稀土发布半年报称，2009年上半年亏损6718.71万元，并称亏损的主因是“主要稀土供应商、消费商以消化库存为主，导致稀土产品价格一度低于生产成本。”稀土生产企业称“需求减少了，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大量抛售”。在中国稀土生产企业艰难求存的同时，廉价的中国稀土仍旧在支撑着美日高精尖稀土成品生产，美日扩大战略储备面临更为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同志“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的谆谆叮嘱仍然不啻长鸣警钟。

2008年，85岁高龄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联合师昌绪等14位院士再次呼吁，保护我国白云鄂博宝贵的稀土和钍资源，避免包头市和黄河受到放射性污染。此前他曾分别于2005年、2006年两次上书国务院，紧急呼吁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稀土之父”的此次上书受到了境内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了部分境外媒体的注意。

中国稀土，已备受国人关注。或许，未来面临重稀土短缺威胁的国人会更加关注。

关注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但我们相信，无数人的关注就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中国稀土的故事结局或许并不会是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