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天涯明月刀明月心拿剑:中医火神派探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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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几则案例，展示吴佩衡、范中林先生如何掌握附子的用药反应，从中获取一些感性认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
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
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
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显然，这是符合“上工守神之经旨的。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判决阴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心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 “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息，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 “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急须下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思考：“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
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简练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阳上逆外越所致种种假热之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关头。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二、真气上浮，须识阴火
临床上见到阳虚阴盛，“满身纯阴”之证，由于证候单纯，从辨识阴阳的“实据”、“真机着眼，辨识并不困难。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或者“以为阴虚火旺”之证，容易惑人。郑钦安十分注重阴盛逼阳的变证，亦即“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证情，此即阴证第二层次，这是郑氏学术思想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评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当系指此而言。本节主要探讨阴盛格阳中最常见的真气上浮或称虚阳上越的辨识问题。
(一)阴盛逼阳，真气上浮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医理真传卷二》)。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医理真传卷一》)。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虚火上冲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
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医理真传卷二》)。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或“真阳上腾’’，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二)假热真寒，人多不识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而上越之虚火，郑钦安称之为“阴火”。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医理真传卷二》)。
“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
“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医理真传卷一》)。即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三)欲辨假热，阴象为凭
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辨证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的关键。
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列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他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
此情。”
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 “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
再如午后面赤一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
(四)头面诸症，须知阴火
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诸疾，即所谓“上热”假象，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 “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
归纳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亦即阴火，或者说上部假热之表现，郑钦安指出很多症象，如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头痛如劈、目痛如裂、目肿如桃、、耳痒欲死、唇赤如朱、两颧发赤、腮肿、耳肿、喉痛、目赤颧红等症状外，众多医家还总结了许多其他见症，如鼻衄、舌衄、头汗、面红如妆、口鼻燥热等诸多表现，可供我辈掌握。诸症且多呈昼轻夜重之特点。
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一定要有真气上浮的概念，要有阴火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郑钦安曾深刻指出，“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就此在《医法圆通》上眉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认识和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即或在今日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医案例举和临床经验
下面举火神派医家有关真气上浮各症的临床经验和若干案例，领略其理法方药特色。应当指出，本节所论病症均系按阴阳辨诀判为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所引起者，实热或阴虚阳浮引起者不在此例，读者自当明察。
吴佩衡治案：孙某，男，38岁。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一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辨为表寒误服辛凉，寒邪凝滞经络，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治宜宣散经络凝寒，引火归元，纳阳归肾，方用潜阳封髓丹加味：附片45g，炙龟板9g，肉桂9g(研末，泡水兑人)，砂仁9g，细辛5g，黄柏9g，白芷9g，露蜂房6g，生姜12g，甘草9g。煎服一次，牙痛减轻，夜能安寐，再服则疼痛渐止。2剂服毕，牙龈肿痛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属虚火上浮所致牙痛，极易误为实火。论其牙龈肿痛，舌尖赤红，似属外感火热。然从病史看，受寒感冒，服辛凉之剂，旋即牙痛，显然不符。舌尖虽红，但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综合判断，属于“里阳受损，虚火上浮”，说到底是阴火。潜阳封髓丹正为此类证候而设，故而效如桴鼓，其方由潜阳丹、封髓丹二方合成。
2．齿衄
吴佩衡治案：王某，男，32岁。患龈缝出血已久，牙床破烂，龈肉萎缩，齿摇松动，且痛而痒，屡服滋阴降火之品罔效。余诊之，脉息沉弱无力，舌质淡，苔白滑，不思水饮。此系脾肾气虚，无力统摄血液以归其经。齿为骨之余，属肾，肾气虚则齿枯而动摇。脾主肌肉，开窍于口，脾气虚而不能生养肌肉，则龈肉破烂而萎缩。气者，阳也。血者，阴也。阳气虚则阴不能潜藏而上浮，阴血失守而妄行于血脉之外。法当扶阳以镇阴，固气以摄血，俾阴阳调和则血自归经而不外溢矣。拟方潜阳封髓丹加黑姜、肉桂治之：附片60g，西砂仁20g(研)，炮黑姜26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焦黄柏6g，炙甘草10g，龟板13g(酥，打碎)。服一剂稍效，三剂血全止，四剂后痛痒若失。连服十剂，牙肉已长丰满，诸症全瘳。
吴氏原按：附子、肉桂温补下焦命门真火，扶少火而生气，砂仁纳气归肾，龟板、黄柏敛阴以潜阳，黑姜、炙草温中益脾，伏火互根，并能引血归经，故此方能治之而愈。余遇此等病症，屡治屡效，如见脉数饮冷，阴虚有热者，又须禁服也。
李可治案：患者45岁，舌中有5分币大之光红无苔区，尿热而频，令服知柏八味丸5日不效，无苔区反扩大，且干裂出血，又见齿衄，诊脉沉细，不渴，膝以下冰冷，询知近年异常发胖，又见面色发暗，断为上假热，下真寒，予四逆汤1剂，附子用30g，干姜改姜炭，煎成冷服(因上有假热，故用热药冷服，偷渡上焦之法)，于子时顿服，次日诸症均退，舌上生出薄白苔(《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对于阳虚格阳于上，上有假热的病人，李可提倡热药冷服。因为附子性大热，下焦寒极非此不能愈。但假热在上，热药热服则两热相争，格拒不纳。今把热药冷透，披上“冷的伪装，入口凉爽，“骗’’过咽喉一关，入胃则热性缓缓发挥，引浮游之假热归下而病愈，是极巧妙的治法。古人形象地比喻为“偷渡上焦，此亦《内经》治则中的反佐法之一。
3．口腔溃疡、复发性口疮(口糜)
唐步祺经验：治一口糜病人，先用炮姜甘草汤加桔梗2剂，继以附子理中汤4剂，最后用潜阳丹4剂而愈，“以后即用此方治愈这类患者数十人。
吴生元经验：吴生元，1 9 3 7年生，乃吴佩衡先生嫡子，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他用郑氏荐赏的潜阳封髓丹二方加减，“能清上温下，引火归元，纳气归肾，对于下元不藏，虚火上浮引起之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有显著疗效。’’曾报道用治复发性口疮、虚火牙痛、皮肌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四案。常用方：黄柏20g，砂仁、补骨脂、骨髓补、肉桂各1 5 g，蜂房、细辛各8g，龟板、山豆根、板蓝根、桔梗、甘草各1 Og。阳虚不甚，去附子，而用肉桂、补骨脂、骨髓补、细辛，多加山豆根、板蓝根、蜂房(驱风攻毒)。四案基本方大致如是(《四川中医》2000年3期)。中医火神派探讨(五)2008-02-08 14:00郑钦安揭示的阳虚衍化而出现的变证中，阴盛格阳是阳虚第二层次，含真气上浮和真气外越两种情况，这二者的病机都是一个，即“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血上僭外越"，“此症(指真气外越)又与上热下寒同，但上下内外稍异耳。病形虽异，总归一元”。故郑氏在论述时，二者常常混同并谈。究竟说来，二者毕竟有“上僭外越"之不同，不仅在部位而且在症状方面均有所不同。真气上浮是格阳于上，又称“虚阳上越"，“虚火上冲”，症状偏于头面五官局部诸疾，以红、肿、疼痛等“阴火"之象多见，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作了重点介绍。而真气外浮则是格阳于外，又称“虚阳外越”，症状偏于全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亦是“阴火”之象。当然临床上亦有上僭外越并见之症。
比较而言，虚阳外越比真气上浮病情更加严重。例如：“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忽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有时外热一退，不畏寒者”一症，郑氏认为，“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并无阳症可凭，“已知其阴盛而元气浮也"。以后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则“明明元气尽越于外，较牙痛更加十倍’’(《医理真传卷二》)。本节主要介绍虚阳外越的表现。
从病机角度讲，虚阳外越与真气上浮的发病机理是一致的，均为“三阴上逆外越"引起。“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则有真气上浮之症；元阳外奔则有虚阳外越之症。归纳郑氏观点，虚阳外越还与几种因素或者说辨证要点有关：
其一，是“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其阳气必然受损，可致虚阳外越。
其二，药误，比如“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阳气受损，也可导致虚阳外越。
其三，午后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提示阳虚外越。
其四，有大吐大泻大汗病史，吐泻发汗过度，均可伤及阳气，引起虚阳外越。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阳不足，虚阳外浮，而易见外热内寒，假热真寒之象，这种假热，也称之为“阴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许多虚阳外越之症，往往与热证、阳证相似，极易惑人，这一点与真气上浮症形十分相似。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虚阳外越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阳症和阴虚火旺，如同辨认真气上浮一样多有卓见，这同样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
那么怎样辨认虚阳外越之证?当然还是要以“阴阳辨诀"为凭，从病人的“阴象"、“阴色"中求之，“此乃认证关键”。下面分别述之。
(一)发热
郑钦安对发热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在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两书中论及发热的条目有24条，其中属虚阳外越引起者即有21条之多，可知他对此症研究甚多，而且颇多创见，见解深刻。
1．阳虚发热总以阴象为凭
对于虚阳外越发热的鉴别，当然还是以阴阳辨诀为标准：“阳证邪火，其人脉息、声音一切有神。若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也就是说，阳证实热总以“火形”、 “阳证”为凭；虚阳外越所致发热，与真气上浮所致诸症一样，总以“阴象”、“阴色”为凭。
例如：“素禀不足，无故身大热，舌青，欲饮极热者，元阳外越也，亦有口不渴皆可”(《医理真传卷四》)。
又如：“身热无神：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偶劳心，忽见身大热而不疼，并无所苦，只是人困无神，不渴不食。此是元气发外，宜回阳收纳，一剂可愈。若以为发热，即照外感之法治之，是速其危也，世多不识。”
再如：“身热内冷：久病之人，忽见身大热而内冷亦甚，叠褥数重。此是阳越于外，寒隔于内……切不可认作表邪，若与之解表，则元气立亡。’’
还有“身热无疼：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与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忽见身热，而却无痛苦，并见各部阴象足征。此是阳越于外也，急宜回阳收纳’’(《医法圆通卷三》)。
这些都是凭借“舌青，欲饮极热者’’，“人困无神，不渴不食"，“叠褥数重"等“各部阴象”判为虚阳外越发热。当然，还应该注重到，这些阴火发热多有一个前提，即“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大多出于内伤病变。
2．午后发热辨为虚阳外越
在“握定阴阳辨诀’’的基础上，郑氏辨认阳虚外越发热还有一些独到经验，见解超拔，与传统观点不同。
例如凡午后发热或病情加重者，判为阳虚。理由是：“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
郑氏反复批驳了将午后发热视为阴虚内热的传统观点：“《经》云：阴虚生内热。是指邪气旺而血衰，并非专指午后、夜间发热为阴虚也……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医法圆通卷三》)。
“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由此推论，可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总之，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他还举出自己验案为证：“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后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三》)。
3．吐泻发热，阳脱所致
大吐大泻大汗以后，均能伤及阳气，亦可引起虚阳外越导致发热。如“大吐之人，多缘中宫或寒或热，或食阻滞。若即吐已，而见周身大热，并无三阳表证足征。此属脾胃之元气发外，急宜收纳中宫元气为主……予于此证，每以甘草干姜汤加砂仁，十治十效。"又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泄，渐而身大热者，此属阳脱之候。大热者，阳竭于上；大泄者，阴脱于下。急宜温中收纳为主。切不可一见身热，便云外感，一见大泄，便云伤食。若用解表、消导、利水，其祸立至，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
(二)皮肤发斑、浮肿、肿块
发斑一证，有阴阳之分。郑钦安指出，阳证发斑，“其人口臭气粗，壮热饮冷，脉大而实，或周身疼痛，二便不利者，此为外感，阳证发斑是也。"阴证发斑，“或饮食伤中，克伐过度；或房劳损阳，过于滋阴；或思虑用心过度；或偶感外邪，过于发散，以致元阳外越，或现斑点，或现通体紫红。其人懒言嗜卧，不渴不食，精神困倦。或现身热，而却无痛苦情状，行动如常。或身不热，而斑片累累，色多娇嫩，或含青色者是也。粗工不识，一见斑点，不察此中虚实，照三阳法治之，为害不浅。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医法圆通卷二》)。作者认为，斑发于阳，因外感而致，其证为阳，知之者多；斑发于阴，因阳虚而致，其证为阴，识之者少。郑钦安在此着重指出其阳虚难识的一面，用心良苦。
关于浮肿，郑钦安指出，“真阳之气外越，亦周身浮肿"。例如：“病将瘥，一切外邪悉退，通身面目浮肿者"一症，郑氏认为“此中气不足，元气散漫也"。又如“病人两耳前后忽肿起，皮色微红中含青色，微微疼，身大热，两颧鲜红，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郑氏认为系“元阳外越，气机附少阳而上也……方宜白通汤主之。"分析其“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说明“阳虚阴盛无疑’’。而两耳肿起，身大热，两颧鲜红之症则属“元阳外越之候的矣’’(《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皮肤肿块，郑氏指出：“元阴不足为病者，火必旺即为实邪，多红肿痛甚。元阳不足为病者，阴必盛即为虚邪，多不肿痛，即有肿痛甚者，乃元阳外脱之候，必现阴象以为据"(《医理真传卷三》)。例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之症，郑氏认为是“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治以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郑氏认为是“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粗工不识，一见肿起，色赤如朱，鲜不以为风火抑郁所作，而并不于身重，爪甲青黑，不痛处理会，直以清凉解散拔之，祸不旋踵……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虚阳外越引起的病症还有一些，比如汗出，“更有一等阴盛隔阳于外之证，夜间亦汗出，此为阳欲下交而不得下交，阳浮于外，故汗出”(《医法圆通卷二》)。
归纳一下，阴盛格阳引发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机，可以导致很多种病症，呈阴火假热之象，世多不识。多少医家一见五官肿痛、发斑、红肿、发热等症，便谓火热或阴虚火旺，抱定成见，只见阴火之表象，不识阳虚之本质，不求阴阳至理，迷失治疗方向，似乎已成医林通病。郑钦安独具卓见，力排众议，不仅对阴证的认识细致入微，对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情的论述尤为详尽，对此引起的假热之象认识深刻，能够勘破重重阴霾，去伪存真，洞察实情，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这是其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他对仲景阴阳学说的发挥和贡献。
(三)医案例举
1．假热真寒
王镇，字泰岩，清时华亭县名医，擅治伤寒。时有北郊汤某，盛暑之际壮热九昼夜，势甚危殆。诸医争以黄连石膏投之，发热愈甚。乃延王镇诊治。王问病者思饮否，日思饮甚。问思饮水乎、饮汤乎，日思饮汤甚。遂主以干姜附子定方，一剂热退，不数日瘥。盖此证乃假热真寒也(《松江府志》)。
此案辨证眼目有两点，一、以黄连、石膏等凉药投之，“发热愈甚”，可知并非实热之证。二、虽然渴饮，但“思饮汤甚”，表明有内寒存在，据此可断为假热真寒之证。
2．乳腺炎
谢某，女，24岁。产后六七日，因夜间起坐哺乳而受寒，次日即感不适，恶寒、发热，头身疼痛，左乳房局部硬结，肿胀疼痛。当即赴省级某医院诊治，服银翘散、荆防败毒散等方加减数剂，发热已退，仍有恶寒，左乳房硬结红肿不散，反见增大，疼痛加剧。一周后，创口溃破，流出少许黄色脓液及清淡血水，经外科引流消炎治疗，半月后破口逐渐闭合。但乳房肿块未消散，仍红肿疼痛，乳汁不通，眠食不佳。每日午后低热，懔懔恶寒，历时一月未愈，延吴佩衡先生诊视。患者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此乃寒邪失于宣散，阻滞经脉血络，迁延未愈，血气耗伤，正气内虚，无力抗邪外出。局部虽成破口而脓根未除尽，创口虽敛而痈患未能全部消除，此即所谓养痈而遗患也。法当温通里阳，排脓消肿，散结通乳。方用白通汤加味：附片1 50g，干姜1 5 g，川芎1 O g，当归1 5 g，桔梗1 Og，皂刺9 g，赤芍1 Og，通草6 g，细辛5 g，白术1 2 g，葱白3茎。二剂后，恶寒、低热已解，体温退至正常，左乳房红肿硬结渐消。惟乳头右下方复
觉灼热、刺痛，局部发红，稍见突起。此系得阳药温运，气血渐复，血脉疏通，正气抗邪，已有托脓外除之势。脉沉细而较前和缓有力，舌质青色已退，舌心尚有腻苔。继以上方加香附9克，连服二剂。腐败之血肉已化脓成熟，局部皮肤透亮发红。服三剂后，脓包自行溃破，流出黄色脓液半盅多，疼痛顿减，红肿消退。再以四逆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白术、杭芍、桂枝、川芎等连进四剂，脓尽肿消，创口愈合，病告痊瘳(《吴
佩衡医案》)。
此症乳房红肿疼痛，午后低热，容易认作阳热之症。观其“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则是一派阴象，因此断为虚阳外越所致，竟用附子1 5 Og大剂治之，非吴氏这等火神派大家，难以有此手眼。
3.发热
于某，男，7 3岁。半月前受凉后出现低烧，头痛，流清涕等症。经抗感冒、消炎治疗无明显好转，反汗多，体温在3 7℃～3 7．5℃之间，午后较高，伴畏寒，身困倦，眠差纳少，口干渴喜热饮，手冷，咯少量白色粘痰，便调。血象：WBC6．9×1 09／L，N 6 2．3％。胸片提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吴生元教授辨证为阴盛于下，格阳于上，投以白通汤加味：白附片100g，干姜1 5g，细辛8g，陈皮10g，法夏1 5g，茯苓1 5g，砂仁10g，银柴胡1 5g，葱白3茎。2剂后发热减轻，畏寒缓解，食增，二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脉沉缓。原方去法夏、细辛、银柴胡、陈皮，加桂枝、炒芩、枣仁、远志，续服三剂，体温正常，诸症平息(《云南中医药杂志》1 999年1期)。
@吴生元教授系吴佩衡先生嫡子，深得乃父家传，断此症发热乃因虚阳外越所致，径用白通汤加味，附片用至1 00g，不夹阴药，且弃甘草之缓，单刀直入，颇有乃父风格。
4．高热
患儿张某，9岁。高热3 9℃以上，注射针药已4日，高热不退。哭闹不宁，似将转为抽风。请唐步祺先生诊治：以手抚小儿头部、上身，热可烫手，但腿部以下渐凉，至脚冰冷。此为阴盛格阳，上下不通，虽发高热，却非凉药可治。白通汤能宣通上下之阳，但须加猪胆汁或童尿为引，故处方如下：附子30g，干姜20g，葱白30 g，童尿为引。服后一剂减轻，二剂痊愈。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案未见舌脉记述，仅凭上热下寒就判为阴盛格阳，似乎不够缜密。但“一剂减轻，二剂痊愈’’的疗效证明了辨证的准确性。且“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说明经得起重复。《医经密旨》指出：“治病必求其本。本者，下为本，内为本。故上热下寒，但温其寒而热自降；表寒里热，但清其热而寒自已，然须加以反佐之药，以免格拒。’’可称对唐案的诠释。
四、阳虚欲脱，当识危候
在“阴证三候"中，阳虚欲脱是阴证第三层次，也是最危重的病候。郑钦安在其著作中论及此证的条目达80余处。其善用姜附、四逆、白通等辛热之剂，多有应对阳虚欲脱之候，所以他对此证的辨治无疑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归纳郑氏对阳虚欲脱的辨认经验，仍旧是以“阴阳辨诀”为基础，以阴象、阴色为辨认依据。在此前提下，按照郑氏论述，阳虚欲脱通常还具有下列几个特点：多系久病、素秉不足之人；症状严重，其来者骤；脉象异常，浮空劲急；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预后不良。下面分别解释一下。
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原因显然是阳气逐渐亏损，病情逐渐加重，累积而致阳虚欲脱之证。郑钦安反复强调，“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下同)。虚损之症多为阳虚而非阴虚，这是郑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症状严重，其来者骤：此系阳虚欲脱发病的一大特点。患者症状十分严重，发病突然，如头痛如劈、目痛如裂、身痒欲死、心痛欲死等等。典型的如“身痒欲死"之证：、“若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其来者骤，多不发热身疼，即或大热，而小便必清，口渴饮滚，各部必有阴象足征。’’
脉象异常，浮空劲急：阳虚欲脱之证具有典型的浮空劲等脉象表现。“凡虚损已极之人，脉象只宜沉细。若见洪大细数，或弦，或紧，或劲，或如击石，或如粗绳，或如雀啄、釜沸，皆死亡之候，切切不可出方……苟能脉气和平，即有生机。”
“久病之人，忽见气喘脉劲，此阳竭于上，旦夕死亡之候，急急回阳，十中可救一二。但非至亲，切切不可主方，即主方亦必须批明，以免生怨。切不可见脉劲而云火大，便去滋阴降火。"
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阳虚欲脱之证多从虚阳上浮或外越逐渐发展而来，故多可见到阴盛格阳引起的红肿、疼痛、发热、出血等阴火假象，千万不可受其迷惑，误以为外感、阴虚火旺等证，郑钦安屡次告诫医家注意。
预后不良：病至阳虚欲脱之际，无疑已经垂临危境，“其人五脏六腑元阳已耗将尽，满身纯阴，逼出先天立命一点精气，势已离根欲脱，法在不救”(《医法圆通卷一》)。郑氏屡次告诫：“脱绝之征，法在难治”，“旦夕死亡之征"，“缓则不救"，“十中仅救得一二"。
下面举例说明郑氏辨认阳虚欲脱之证：
头痛：“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系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之类，缓则不救。若误用发散，旦夕即亡，，(《医法圆通卷一，下同》)。
目病：“有一发而即痛胀欲裂，目赤如榴者，由先天真气附肝而上，欲从目脱也。定见唇口黧黑，或气喘促，喜极热汤水，六脉或暴出如绳，或脉劲如石，或浮大而空，或釜沸者是也。”
口臭：“口虽极臭，无一毫火象可凭，舌色虽黄，定多滑润，间有干黄、干黑，无一分津液于上，而人并不思茶水，困倦无神，二便自利，其人安静，间有渴者，只是喜饮极热沸汤。以上等形，俱属纯阴。若凭口臭一端，而即谓之火，鲜不为害。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一二剂后，口臭全无，精神渐增，便可许其可愈。若二三剂后，并不见减，十中仅救得一二。"
呃逆：“因元气将绝而致者，盖以元阳将绝，群阴顿起，阻其升降交接之机，其人或大汗、自汗出，或气喘唇青，或腹痛囊缩，或爪甲青黑，或头痛如劈，目眦欲裂，耳肿喉痛。种种病情，皆宜大剂回阳降逆，十中亦可救二三。"
耳病肿痛：“更有一等内伤日久，元阳久虚……满身纯阴，先天一点真火种子暴浮于上，欲从两耳脱出，有现红肿痛极欲死者，有耳心痒极欲死者，有兼身痒欲死者。其人定见两尺洪大而空，或六脉大如绳而弦劲。唇舌或青，或黑，或黄，或白，或芒刺满口，或舌苔燥极，总不思茶水，口必不渴……此等病情，法宜大剂回阳，不可迟缓，缓则不救。"
郑钦安总结道： “大凡现以上病情，不独耳疾当如是治，即周身关窍、百节地面，或疮或痛，皆宜如是治法。’’
郑氏在其《医法圆通》中有专门论证“辨认阴盛阳衰及阳脱病情"一节，在列举了5 8条具体病症后，说道：“以上数十条，揭出元气离根、阳虚将脱危候，情状虽异，病源则一。学者苟能细心体会，胸中即有定据，一见便知，用药自不错乱。虽不能十救十全，亦不致误人性命。但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人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对阳虚欲脱之证作了十分精辟的总结。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实际上，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阳虚证型多被忽略。前贤对此早有认识，元·王好古云：“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 (《阴证略例》)。他的《阴证略例》一书把历代著作中有关阴证的论述作了较为广泛的整理，给后世包括郑钦安在内研究阴证以很多启发，但就观点归纳的系统性、理论认识的深度、临床应用的价值而论，均有不及郑钦安处。同时，由于郑钦安是阴阳对比论述，使得“阴阳二症，判若眉列’’，较之王好古的单论阴证，显然更容易为人理解。唐步祺先生曾赞许郑钦安，“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此语不虚。
归纳“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可以看出郑氏对阴证的辨识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认识细致入微，其观点颇多创见。郑氏所论“阴证三候"各有深度。其对“纯阴之证”总结出的辨认“阳虚要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确实精当而实用，为前贤所未备；对阴盛格阳导致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情况，充满真知灼见，能够勘破重重阴霾，辨识阴火，批评习俗，充满创见，这是郑氏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对阳虚欲脱之危候，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足资后人借鉴。总而言之，郑氏有关阴证的认识，是对仲景学说是一种发展，郑钦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大家。
1．阴极似阳(一)
杨某，男，32岁，云南姚安县人。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病发已20日，危在旦夕，始延吴佩衡诊治。刻诊：“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已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熏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附片6Og，干姜26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葱白4茎。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附片1OOg，干姜36 g，甘草12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服药一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 “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二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Og，半夏16g，北细辛4g，早晚各一剂(即日进2剂)。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已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口芪善后，连进十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此案既显出吴氏辨证准确，独具胆识，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舌白而滑，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郑氏“用药真机”在此正可作为依据。另外，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竟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阳气欲脱之象，吴氏加倍重用附子，不夹任何凉药，挽回此等重症，确有超人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吴氏重用附子，均令先煎2～3小时，以口尝不麻口舌为准，虽大剂量亦不偾事。这一点应该提请注意。
2．阴极似阳(二)
患者秦某，1 3岁，患伤寒重症发烧已20余日不退。其父系云南省昆华医院院长、著名西医秦某，与同道多方救治均不见效，认为已“无法挽救”，无奈邀请吴佩衡诊治。
1月7日：发热20余日，晨轻夜重，面色青黯，双颧微红，口唇焦躁已起血壳，日夜不寐，人事不省，时而烦乱谵语，双手乱抓。呼吸喘促，食物不进，小便短赤，大便多日不通。舌苔黑燥，不渴，喂水仅能下咽二三口，脉浮而空，重按无力。吴认为系“伤寒转入少阴，阴寒太盛，阴盛格阳，心肾不交，致成外假热而内真寒之阴极似阳证。外虽现一派燥热之象，内则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法当大剂扶
阳抑阴，回阳收纳，交通心肾，方可挽回。”拟以白通汤加肉桂主之：附片25Og，干姜5O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8日：热度稍降，唇舌已较润，烦乱亦止。处方：附片3OOg，干姜80g，茯苓30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9日：热度稍降，神情淡漠，不渴饮，夜间烦躁复作，认为药不胜病，尚须加量，处方：附片400g，干姜15Og，茯神5Og，炙远志20g，公丁香5g，生甘草20g，上肉桂20g(同前法)，昼夜连进2剂。
1月1 O日：身热退去十之八九，黑苔退去十之六七，唇舌回润，脉已浮缓。病似转安。上方出入加减，但附子用量一直是400g，且昼夜连进2剂，直至1 3日，病情稳定向好，经七八天善后调理，终至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症发热，口唇焦燥，双颧微红，烦乱不寐，小便短赤，大便不通，舌苔黑燥等颇似阳热之象，怎么看都是热证；但从面色青黯，人事不省，不渴，脉浮而空等症判为内真寒而外假热，“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其认证之准确，令人不胜钦佩。毅然投以大剂白通汤，不夹一味阴药，每日一诊，随时调方，附片从2 5 Og增加到400g，且日进2剂就是800g，终于救治如此危症，确实惊世骇俗，真善用附子大
家也。当时有一学者曾题嵌字联盛赞吴先生：“济世全凭寸心无任钦佩，处方独具斗胆谁能抗衡"。
3．假热真寒
车某，男，74岁。1 9 7 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 9℃，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中林先生至家中急诊：高烧已三日，阵阵昏迷不醒，双颧潮红。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脉微欲绝，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
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顷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30g，干姜60g，葱白6 Og。
服上方二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麻黄1Og，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20g，葱白1 20g。
上方服四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炙甘草2Og，干姜30g，辽细辛6g。服二剂，余症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本例高热，面赤，二便不通，双颧潮红，颇似阳热之象，但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辨之际，特别重视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视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系范氏独到经验，实则本于郑钦安“用药真机"所示阳虚辨诀。本例其舌淡润滑，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脉微欲绝，则系少阴典型脉象。总之不可误认为阳热，实
为阴寒内盛，虚阳外浮之象。范氏辨证精细，步步推理，令人信服；先救其里，后解其表，处处以阳气为本，擅用附子，尽显火神派风格。
4．重型肺脓疡
海某，女，19岁。行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抢救后，突然高热40℃以上。经用青霉素、链霉素等治疗，数日后体温降低，但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O．0×109／I。以上。因病情危重，未做X线检查。继续以大量抗生素治疗，配合输液吸氧，均未效，延吴佩衡先生会诊：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如似潮水，十指连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认为肝肾阴气内盛，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下焦真阳不升，上焦阴邪不降，一线残阳将绝，已现衰脱之象。唯有扶阳抑阴，强心固肾，尽力抢救垂危。主以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20 g。因附片需要先煨三四小时，故让患者先服上肉桂泡水，以强心急救。并预告病家，服此方后可能有呕吐反应，如呕吐之后喉间痰声不响，气不喘促，舌质色较转红，尚有一线生机可以挽回，否则难治.
复诊：服上方后果如前言，呕吐涎痰后已见转机，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已能缓慢答问，吃流汁，舌尖已见淡红色，苔白滑厚腻，口唇青紫较退，两颊紫红，鼻翼不再煽动，呼吸仍有困难，咳嗽咯大量脓痰，脉仍弦滑而紧，按之而空。衰脱危候大为减轻，仍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O g(研末，池水兑人)，半夏1O g，茯苓20g，甘草8g。
三诊：神智清醒，面颊微转润红，指甲唇舌青紫已退十之八九，鼻头、目眶微青，午后潮热，喘咳气短，咯大量脓痰，脉弦滑，病已转危为安，再以上方加减：附片200g，干姜lOOg，茯苓30g，上肉桂lO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法夏lOg，橘红l0g，甘草8g，细辛5g。
四诊：面颊微红润，口唇、舌质青紫已退，呼吸渐趋平稳，午后潮热已退，咳嗽、咯脓痰稍减少，胃气已开，能进食，人事言语已近常态。大便溏泻，系病除之兆，脉转和缓。大病初退，情况好转，经X线检查发现双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空洞，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后诊为“严重型肺脓疡"。拟方：附片15Og，干姜50g，广陈皮8g，杏仁8g(捣)，炙麻茸8g。连服四剂，喜笑言谈自如，病状若失(《吴佩衡医案》)。
此症凶险至极，若从白细胞20．o×1 09／I。、咯吐脓痰、金黄色葡萄球菌、肺脓疡等着眼，势必陷入到痰热蕴肺，热毒盛极的认识中，难免大剂黄芩、鱼腥草之类苦寒套方，后果可想而知。吴氏不为其所惑，从神色舌脉断为阴寒内盛，“一线残阳将绝’’，已呈阳脱之象，处以大剂回阳饮，附片从15Og增至200g，挽起此等重症，其胆识、经验皆非常医所及，不愧火神派大家。
5．头痛
张某，男，36岁。头痛已6年，逐渐加重。看书写字时，头痛目胀尤甚。1976年1O月初诊：头暴痛如裂，不敢睁眼。心烦，气短，四肢厥冷，面色青暗萎白，舌淡而乌暗边缘有齿痕，苔灰白薄润，脉沉微。
辨为少阴阳衰阴盛，阴阳格拒之证。其面色青暗，四肢厥冷，全身乏力，舌淡乌暗，苔白灰滑，脉沉微即是阴盛明证；而心烦气短则属阳为阴困，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之象。法宜回阳通脉，白通汤主之：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葱白头60g。连进4剂，头痛与精神好转，阴盛日久，须温补少阴兼顾太阴，以四逆汤合理中丸加味，配为丸药长服：制附片60g，干姜30 g，炙甘草20g，生晒参30g，炒白术30g，茯苓
30g，上肉桂15g，枸杞20g，菟丝子30g。1O剂，水打为丸，缓服。随访三年来，虽经常加夜班，头痛始终未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如此暴痛如裂之头痛，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治愈，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逼阳欲脱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郑钦安对此早有论述：“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汤之类，缓则不救。”范氏此案正本于此。
第五节 失血诸症,多属阳虚
郑钦安对各种出血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见解不同凡响，值得单独列出讨论。从探求阴阳至理的观念出发，他首先强调血症辨治像其他病症一样，也要按照阴阳虚实为纲，他在“血证门" (吐血、鼻血、牙血、毛孔血、耳血、二便血)中指出：“血证虽云数端，究竟不出阴阳盈缩定之矣。“予治一切病证与此血证?只要无外感病形，即握定阴阳盈缩治之，见功屡屡，获效多多，真不传之秘法，实度世之金针’’(《医法圆通卷二》)。他对阳虚不能统血，阴血外越引起失血诸症，尤具卓见，可称超凡脱俗，独有建树。下面予以介绍。
一、阳虚居多，十居八九
郑钦安辨认血症的标准仍然不离阴阳两纲： “天包乎地，气统乎血，气过旺，可以逼血外越，则为阳火；气过衰，不能统血，阴血上僭外溢，则为阴火。阳火，其人起居，一切有神；阴火，动静起居，一切无神"(《医法圆通卷二》)。把血症分为阴阳两纲，称之为“阴火”和“阳火”，亦即阳虚和实热。一般都认为，血症由热盛即阳火引起者多见，“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
然而，以郑氏“经验多年”而论，认为阳火引起的血症很少见，而阳虚即阴火引起的血症则多见，“十居八九"。他说：“失血之人正气实者少也，正气一衰，阴邪上逆，十居八九，邪火所致十仅一二。"“宜苦(寒)者，十仅一二，宜平(热)者十居八九’’(《医法圆通卷四》)。这一点确为真知灼见，与世行观点大不相同，是他关于血症理论最独到的观点。以笔者认识，郑氏经验才符／~-,ll床实际，后面所附验案可以证明。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即或是由阳火(郑氏有时又称“邪火”)所致失血，在用凉药止血时，也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切不可一凉到底，免伤元气。他说：“俟火一去，即宜甘温甘凉，以守之复之，又不可固执。须知道血下既多，元气即损，转瞬亦即是寒，不可不细心体会”(《医法圆通卷二》)。体现了郑氏一贯推重阳气的观点。
二、判认阳虚，阴象为据
郑氏判断“阴火”血症的根据仍旧是“阳虚秘诀”，从阴象中求之：如“鼻血一证，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证，如口渴欲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有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邪，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医理真传卷一》)。
下面举例示范郑氏判认虚阳外越之血症：
如齿牙出血：“素秉阳虚之人，并无邪火足征，阴象全具，忽见满口齿牙血出。此是肾中之阳虚，不能统摄血液，阴血外溢，只有扶阳收纳一法最妥"(《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皮毛出血：“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皮毛出血，此乃卫外之阳不足，急宜回阳收纳。’’
大便下血：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便下血不止，此是下焦无火，不能统摄，有下脱之势。急宜大剂回阳，如附子理中、回阳饮之类。”
吐血身热：“凡吐血之人，多属气衰不能摄血。吐则气机向外，元气亦与之向外，故身热。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见吐血而即谓之火，以凉剂施之。"
三、月经诸症，须识阳虚
妇科月经各病多有涉及失血诸症，郑氏对此也颇有研究，很多观点含有创见，值得深思。
比如经水先期而至，他说：“诸书皆称虚中有热，为太过，为气之盈……以为血中有热，热清而血不妄动，经自如常。予谓不尽属热，多有元气太虚，血稍存注，力不能载，故先期而下。其人定见面白无神，少气懒言，稍有劳动，心惕气喘，脉细而微，亦或浮空。此等法当温固元气为主，不得妄以芩连四物汤治之"(《医法圆通卷二》，下同)。
再如“经水来多而色紫成块"，他说： “诸书皆称火化太过，热盛极矣。多以凉血汤及生地四物加芩、连之类，法实可从，其病形定是有余可征。若无有余足征，而人见昏迷，困倦嗜卧，少气懒言，神衰已极，又当以气虚血滞，阳不化阴，阴凝而色故紫，故成块。不得妄以清凉施之，法宜温固本元为主，如理中汤加香附、甘草干姜汤、建中汤之类，方不为害。’’
又如血崩一症，世多以火旺逼血妄行论治，他说：“按崩证一条，有阳虚者，有阴虚者。阳虚者何?或素秉不足，饮食不健。或经血不调，过服清凉。或偶感风寒，过于宣散。或纵欲无度，元气剥削。如此之人，定见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元气太虚，不能统摄，阴血暴下，故成血崩。实乃脱绝之征，非大甘大温不可挽救，如大剂回阳饮、甘草干姜汤之类。切切不可妄以凉血、止血之品施之。"
以上月经诸症，世习确实多以实热火邪论处，郑钦安独具慧眼，不为所惑，“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全在有神无神处，仔细详情，判之自无差矣。"
归纳上述所论，可以看出，他不囿于旧说，坚持阴阳至理，善于辨别阳虚阴火所致月经诸症，代表了他在妇科方面的建树。
四、针砭时弊，驳斥旧说
针对时弊，郑氏反复批驳了市习一见血症“皆谓之火"，“称为火旺”的观点，认为“毒流有年，牢不可破"。“今人一见失血诸症，莫不称为火旺也。称为火旺，治之莫不用寒凉以泻火。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所以一得失血证，群皆畏死。由其一经失血，死者甚多，不知非死于病，实死于泻火之凉药耳。"“此其中亦有故，故者何?惑于血色之红也，不知血从火里化生出来，经火锻炼，故有色赤之象，岂得以色红而即谓之火，即宜服凉药乎?此处便是错误关头。毒流有年，牢不可破"(《医法圆通卷四》，下同)。
既然辨证有误，视阴火为阳火，那么治疗用药势必有错。郑氏亦指斥其谬：“今之失血家，群皆喜服清凉而恶辛温，每每致死，岂不痛惜……失血之人，血行于上，而气伏不升可知。欲求血之伏于下，是必待气之升于上，气升于上，血犹有不伏者乎?知得此中消息，则辛温扶阳之药，实为治血之药也。’’郑钦安并作“七绝二首"以教世人：“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前一首讲甘寒泻火止血之法，后一首讲辛温扶阳止血之道。怎奈当今医界对前者附和者众，而后者识得者寡。
稍后于郑氏的近代名医范文甫、曹颖甫等辈止血亦倡用温阳之法，善用附子理中汤，范文甫认为：“服寒凉药止血，血得寒凉而凝结，血止是暂时的。血凝而不流畅，必致妄行而外溢，故愈后常复发。血得温则畅行，畅则循环无阻，血行经不外溢，故愈后不复发。”曹颖甫也指出： “人之一身，惟血最热。少年血盛则耐寒，老年血虚则畏寒，血虚故也。妇人血败，虽当盛暑，亦必寒战，此其明验也。故无论吐血、衄血、便血及妇人崩漏，其体必属虚寒。至于亡血而身热，则里阴不能抱阳，阳荡而无归矣。至是而用凉血之药，十不活一。所以然者，为其阴中之阳气，一戕亡于血，再戕于凉药也。”二公所言颇含至理，也为郑氏倡用温阳止血之法加了注脚。
五、医案例举
1．鼻衄
刘某，男，5岁。某年春季，其父背来就诊说：小儿一人在家，中午忽发现鼻出血不止，倦怠无力，躺在椅上，面色苍白。曾频频用凉水冷敷，流血反而加剧，急请范中林先生诊治：患儿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此为少阴寒证，阳气衰微，不能摄血，阴气较盛，势必上僭。法宜壮阳驱阴，温经摄血。急投四逆以救其里。处方：天雄片30g，炮姜30g，炙甘草20g，一剂。嘱急火煮半小时许，先取少量服之；余药再煮半小时，续服。患儿父亲将处方拿回家中，其母见之，大吵大闹：“从古到今，未见鼻流血用干姜附片!"其父仍坚持服
用。一剂未尽，血立刻止住。傍晚，患儿在院内玩耍如常(《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鼻衄一证，外感风邪，肺郁化热；过食辛辣厚味，胃火上逆；暴怒气逆，肝火妄动；肾阴耗损，虚火上炎等等，均可热伤脉络，迫血妄行，治则常以清热凉血为主。但临证确属虚寒，血失统摄而致衄者，亦非罕见，若误用凉药每成偾事。
本例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显系阴证，范先生以大剂四逆汤，一剂即能取效，颇见火神派功力。
2．吐血
患者王某，男，4 2岁，身体消瘦，面容萎黄无神，耳鸣，两足发烧，虽冬季晚上，足部亦伸出被外，其他部分怕冷。咳时气紧，吐白泡沫涎痰，略带盐味，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沉弦。近来咳喘日益加重，不能平卧，突然咳吐鲜血。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此为肾阳虚寒之证。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止血而宁咳。炮姜、炙甘草用量各120g。两剂后，血止而咳亦减。肾为水脏，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水邪上
逆，冲肺而咳，以大剂真武汤治之。附片初为50g，继增至120g，连服8剂，咳喘明显好转，痰亦减少，已能平卧，怕冷感亦减。为预防再次吐血，以炮姜易生姜，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又服10剂，诸症消失而告愈，此为唐步祺先生案例(《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症一派肾阳虚寒之象，出血属阴火无疑。唯“耳鸣，两足发烧”之症容易惑人，其实是由阳气上浮、下脱引起，不可误为阴虚火旺。
3．经行血崩
杨某，女，4 1岁。适值月经来潮，因抬重物用力过猛，骤然下血如崩。先后经二医诊治，皆云血热妄行，服用清热、止血之剂，血未能止，迁延十余日，以致卧床不起，延吴佩衡先生诊治：面色蜡黄，精神疲倦，气短懒言，不思饮食，手足不温。经血仍淋漓不断，时而如潮涌出，皆清淡血水兼夹紫黑血块，腰及小腹酸胀坠痛。舌质淡，苔薄白少津，脉沉涩。此乃阳气内虚，冲任不守，气不纳血，血海不固，致成崩漏之证。方用回阳饮加人参扶阳固气：附片12Og，吉林红参9g，炮黑姜9g，上肉桂9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9 g。服二剂后，流血减少其半，血色淡红，瘀块减少，呼吸已转平和，四肢回温。原方加炒艾15g，阿胶24g(烊化分次兑服)，炒白术9g，侧柏炭9g。连服三剂后，流血大减，仅为少量淡红血水，精神饮食增加，面色已转润泽，舌质显红润，苔薄白，脉缓弱，已能起床。阳气回复，气血渐充，欲求巩固，仍须与甘温之剂调补之。以四逆当归补血汤加味：附片90g，口芪6Og，当归3Og，干姜15g，上肉桂12g(研末，泡水兑人)，炒艾15g，阿胶12g(烊化，分次兑服)，甘草9 g。连服五剂，流血全止，精神、饮食基本恢复，颜面唇舌已转红润，脉象和缓，能下床活动。继服四逆当归补血汤加上肉桂、砂仁，服二十余剂，气血恢复，诸症获愈(《吴佩衡医案》)。
4．胃癌出血
上海圣仙禅寺惠宗长老患病胃癌，吐血便血并作，“血溢于上，并注于下，昏昏沉
郑钦安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的医家，在建立火神派的过程中，他以《内经》为宗，对扶阳思想、阴证的认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他能不囿于市习，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其学术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体现在对阴火的辨识上。他说，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对传统的、市习的观点，能勘破重重阴霾，破旧立新，发掘出阴火的本质，显示了一位医学大家的创新精神。下面就此论之。
潮热：潮热本指发热如潮而有定时之证，一般多指午后或夜间发热而言，诸书均认为阴虚所致。郑钦安不同意此说，认为是阴盛所致。他说：“世人以为午后发热为阴虚，是未识阴阳消长之道也。"“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他批驳说：今人“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他并且例举了自己的一个验案加以证明：“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初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二》)。可以看出，对于潮热的认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临床上看，郑氏所言都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还有一种潮热，并非午后定时发热，而是子午二时定期而热，郑钦安称之为“子午潮热"。此症他亦认为属于阴火。他说：“真阳一衰，群阴蜂起，故现子午潮热。子午二时，乃阴阳相交之时，阳不得下交于阴，则阳气浮而不藏，故潮热生；阴不得上交于阳，则阴气发腾，无阳以镇纳，则潮热亦生。医者不得此中至理，一见潮热便称阴虚，用一派滋阴养阴之品，每每酿成脱绝危候，良可悲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都是郑钦安独具慧眼的创新之见。
午后面赤：从潮热属于阴火还可以推论，凡午后出现症状或病情加重者，均应判为阳虚，所现之症即为阴火。如午后面赤，他说：“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予常以回阳收纳，交通上下之法治之，百发百中"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两脚大烧、两手肿大：午后出现症状或者加重者还有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足心发热如焚：“夫足心发热如焚，人皆谓阴之虚也。夫阴虚由于火旺。火旺之人，尿必短赤，口必饮冷，理势然也。今则不渴而尿多，明是下焦无阳，不能统束肾气，以致阴火沸腾，故见足心发热如焚也。四逆汤力能补火，火旺即能统束群阴，故治之而愈。此病予亲身患过，并治好多人’’(《医法圆通卷四》)。
阴火烧热，多在午后：由以上潮热、午后面赤、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多发于午后这一现象，郑钦安总结出一条规律，即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医法圆通卷一》)。明·李用粹曾谓：“外感寒热无间，内伤寒热不齐。’’可为郑氏此语注脚。
盗汗亦有阳虚所致者：“凡自汗、盗汗皆是阳虚之征，各书具称盗汗为阴虚者，是言其在夜分也。夜分乃阳气潜藏之时，然而夜分实阴盛之候，阴盛可以逼阳于外，阳浮外亡，血液随之，故汗出，日盗汗。医者不知其为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气外越，血液亦出，阴盛隔阳于外，阳不得潜，亦汗出，此旨甚微，学者务须在互根处理会’’(《医法圆通卷二》)。
三、内伤发热，独具只眼
在对阴火的辨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钦安对世称所谓“温病"的认识独具只眼，见解超群。他在《医法圆通》“辨温约言"中说：“予业斯道三十余年，今始认得病情形状与用药治法，一并叙陈。"今分节摘录并评论之：
“至于温病，乃冬不藏精，根本先坏，这点元气随木气发泄，病情近似外感。”“冬不藏精，根本先坏"一句，从病机上先指出有阳气受损的前提。当然，导致“根本先坏"的原因并不限于“冬不藏精"一条，举凡元气受损种种原因皆可引起这种‘‘温病"。
“病人初得病，便觉头昏，周身无力，发热而身不痛，口不渴，昏昏欲睡，舌上无苔，满口津液，而舌上青光隐隐；即或口渴，而却喜滚，即或饮冷，而竟一二口；即或谵语，而人安静闭目；即或欲行走如狂，其身轻飘无力；即或二便不利，倦卧，不言不语；即或汗出，而声低息短；即或面红，而口气温和，六脉洪大，究竟无力；即或目赤咽干，全不饮冷，大便不实，小便自利。’’从症状上指明有阴象足征，如“口不渴’’，“即或口渴，而却喜滚’’，“满口津液"，“安静闭目”，“昏昏欲睡"，“小便自利"，“倦卧"等等，俱是阴象阴色，为阳虚发热的判断提供实据。
“即服清凉，即服攻下，即服升解，热总不退，神总不清。"“今人不分阴阳病情相似处理会，一见发热，便云外感，便用升解；一见发热不退，便用清凉滋阴、攻下；一见二便不利，便去通利。把人治死尚不觉悟，亦由其学识之未到也。”从用药反应上亦证明此症并非外感、实热。
治疗此症，“只宜回阳收纳，方能有济。"“予经验多人，一见便知。重者非十余剂不效，轻者一二剂可了。惜乎世多畏姜、附，而信任不笃。独不思前贤云甘温能除大热，即是为元气外越立法。"最终肯定此症乃由“元气外越’’引起，治以回阳收纳之法。
按此症因其始病即呈发热，而无恶寒身痛等表证，世多以为“温病"，其实是因为“根本先坏"，阳气已经不足，发热乃是阴盛逼阳，元气外越所致。李东垣所谓“内伤发热"正指此症也，所倡“甘温除大热’’法亦正为此而设，不过东垣强调的是脾胃阳气不足，郑钦安重视的是肾阳元气受损。所以此症不应该混称“温病"，而应称之为“内伤发热”或“虚阳外越发热”，郑钦安力纠此弊，确实独具只眼。后来他在《伤寒恒论》的附篇《辨认内外发热证至要约言》中再次重申这一点，以作“救世之意”，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发热一证，无论男妇老幼一见发热，鲜不以为外感也，不知大有分别。余阅历数十年，方始识得，不敢自秘，以公诸世，亦救世之意也。’’由外感者，“邪从毛窍而人，闭其外出之气机，人即沉迷倒卧不起，所现头疼、身痛、恶风、畏寒等等情状。"亦即有表证可资鉴定。若由内而出者，“人不困倦，起居一切如无病者，但发热而已。其间有手心独发热者，有上半日发热者，有下半日发热者，有夜间发热者，种种不一。但其人面白、唇青，口不渴，满口津液，饮食无味，大小便利，不思水饮为据。即有面赤如朱，口红唇裂，皆在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万无一失。’’从“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这就是郑氏认识内伤发热的“万无一失"的“真机"，足资我等借鉴。
归纳以上所论，可知许多看似阴虚，看似火热的病症，郑氏都能勘破阴霾，力排众议，揭示出其阳虚阴盛的底蕴，阴火的本质，倡以辛热药物扶阳抑阴，像这样一些阴火之症，即或在今日医界，识得真情者也为数寥寥。一见出血、红肿、发热、痛痒等症，一见炎症，即抱定火热成见，不求阴阳至理，不辨阴火阳火，喜清恶温，久治不愈甚至越治越差而不知觉，已成举世通病。郑氏之论，在今天尤具补偏救弊的现实意义。
1．虚劳咳嗽
某男，25岁。患虚劳咳嗽，病经数月。始因盗汗，遗精，食少难寐，求医无效。近则午后恶寒，发热如潮。面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痰嗽不爽，咳声嘶嗄，咯血盈碗。耳鸣，眼花，头常昏晕，气短而喘，精神疲惫，不能人寐。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查其所服之方，均以阴虚有热为治，病势日趋沉重。
此症盗汗，发热如潮，面颊及口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咯血盈碗，耳鸣，眼花，极易认作阴虚有热。但吴氏认为，从神气舌脉看来，精神疲惫，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全属一派阳虚阴寒之象”，“虚阳被阴寒格拒于外，发为潮热”，“表阳失固，营阴不敛，则汗易外泄"而呈自汗、盗汗，虚阳无力统血而致咯血，辨为真寒假热之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附子止血，继用四逆汤加味治之而愈(《吴佩衡医案》)。
2．结核性胸膜炎
杨某，男，18岁。结核性胸膜炎9个月，近日突然高烧畏寒，体温39．8℃。胸部X光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白细胞计数7．8×109／L。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显。由李统华教授会诊：精神萎靡，形体消瘦，呼吸急促，面色咣白，口唇淡白，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润，脉细数无力。虽值夏日，仍觉不温，身覆厚被。诸症合参，认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虚阳外越。治宜急温少阴，益气摄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9g，肉桂1g(冲)，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2g，白术12g，半夏10g，陈皮9g，甘草3g。6剂后体温降至36．8℃，续服一周，体温正常(《中医杂志》1 998年5期：“李统华辨治真寒假热证的经验”下同)。
3．化脓性扁桃体炎
邢某，女，4 1岁。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和化脓性扁桃体炎，经抗生素和清热解毒中药治疗，咽痛不减，体温不降达39．2℃，但仍厚衣裹身。平素形寒怕冷，易于感冒。望其面色潮红，两颧尤甚，扁桃体双侧肿大化脓，但周围黏膜色淡，亦无热痛之感。舌淡，苔薄白多津，脉细数无力。辨为“阳虚感寒，其高热肤烙，面红如妆，咽喉肿痛为虚阳外浮上越之象，舌脉呈现真寒之征"。治以温补肾阳，引火归原，化
痰止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1O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紫菀12g，冬花15 g，杏仁12g，半夏1Og，陈皮1 g，白芥子10g，甘草5g。2剂后热退而咽痛消，续服3剂，余症悉除。
4．内虚发热
有仰姓女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弟喜看方书，自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清暑，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名医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日：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冷，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之类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冰中浸冷服之。当夜即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弟拜谢日：伏阴之说，已领教矣，但不解为何将药冰之。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同气相引也。按：此症非名医手眼难以奏效。
刘医从脉象、病机人手辨明此症，选方精熟，同时热药冷服，以防格拒，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确是高手(《续医说》)。
第七节 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
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
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
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
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钦安不同，虽然亦讲阴阳并重，但他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扶阳重于养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这与景岳所言“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日真阴之病"，确实有偏重阴、阳之分。对虚损之证，郑氏与景岳更是针锋相对，主张必以扶阳为先：“虚劳之人，总缘亏损先天坎中一点真阳耳……惟有甘温固元一法，实治虚劳灵丹。昧者多作气血双补，有云大剂滋阴……不一而足，是皆杀人转瞬者也" (《医法圆通卷二》)。“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笔者体会，郑钦安所论更切近临床实际。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药有甘温、辛热之别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将，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二》)。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 “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故他用附子
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读者参阅下章即知。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回顾医史，医学流派产生的常见形式，就是医学流派内部的衍变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学派。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是在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和各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新的医学流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对新的医家学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张子和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就都是从河间学派分化出来的。张子和私淑河间之学，《金史·本传》称他“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而创攻下派；朱丹溪师承河间学派，其师罗知悌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参东垣、子和之学，而创滋阴学派。任应秋先生看出这一点：“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然而，张、朱之学并未因传河间之学而影响其自成一派。是否独立成派，关键在于对其所学是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才是判断某家学说是否自成一派的关键，发展和创新才是医学流派的生命。可以说，河间学派为攻下派和滋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这后两家就归属于河间学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道理，明代薛己、张景岳是在继承易水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水学派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丝毫不能掩盖温补学派作为独立学派的光辉。以此类推，火神派就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并赋予其学说以新的观点，从而自成一家，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瓜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成补药，30g、50g的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旱、夏热、秋雨的特点，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一般高出10℃以上，造成盆地湿气重、雾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成都一年中阴雨天多达250天～300天，形成了阴雨多、阳光少的气候特点。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
如何看待火神派?个人以为,火神派确有很多过人之处,对于寒证的论治出神入化,但要掌握火神派技术绝非易事,需有深厚的伤寒功底.
此外,虚证有气.血.阴.阳四大类,绝非只有阳虚之证.实证有水.饮.痰.湿.淤等为百病致病之源,对其中任何一点认识不足,都会形成技术上的盲点,临床上必有失当之处,所以,做一个好中医实在不易.近来本人感到有必要"回炉"再炼,重习某些著作.
<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对用药指征,认证指征做了深入分析及详细规纳,这也正是我看重与欣赏的部分,也是我要细读与研习的部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
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
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
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显然，这是符合“上工守神之经旨的。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判决阴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心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 “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息，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 “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急须下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思考：“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
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简练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阳上逆外越所致种种假热之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关头。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二、真气上浮，须识阴火
临床上见到阳虚阴盛，“满身纯阴”之证，由于证候单纯，从辨识阴阳的“实据”、“真机着眼，辨识并不困难。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或者“以为阴虚火旺”之证，容易惑人。郑钦安十分注重阴盛逼阳的变证，亦即“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证情，此即阴证第二层次，这是郑氏学术思想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评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当系指此而言。本节主要探讨阴盛格阳中最常见的真气上浮或称虚阳上越的辨识问题。
(一)阴盛逼阳，真气上浮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医理真传卷二》)。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医理真传卷一》)。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虚火上冲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
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医理真传卷二》)。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或“真阳上腾’’，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二)假热真寒，人多不识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而上越之虚火，郑钦安称之为“阴火”。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医理真传卷二》)。
“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
“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医理真传卷一》)。即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三)欲辨假热，阴象为凭
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辨证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的关键。
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列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他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
此情。”
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 “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
再如午后面赤一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
(四)头面诸症，须知阴火
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诸疾，即所谓“上热”假象，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 “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
归纳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亦即阴火，或者说上部假热之表现，郑钦安指出很多症象，如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头痛如劈、目痛如裂、目肿如桃、、耳痒欲死、唇赤如朱、两颧发赤、腮肿、耳肿、喉痛、目赤颧红等症状外，众多医家还总结了许多其他见症，如鼻衄、舌衄、头汗、面红如妆、口鼻燥热等诸多表现，可供我辈掌握。诸症且多呈昼轻夜重之特点。
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一定要有真气上浮的概念，要有阴火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郑钦安曾深刻指出，“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就此在《医法圆通》上眉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认识和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即或在今日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医案例举和临床经验
下面举火神派医家有关真气上浮各症的临床经验和若干案例，领略其理法方药特色。应当指出，本节所论病症均系按阴阳辨诀判为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所引起者，实热或阴虚阳浮引起者不在此例，读者自当明察。
杏林箫客 (2007-8-22 15:52:32)
1．齿牙肿痛吴佩衡治案：孙某，男，38岁。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一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辨为表寒误服辛凉，寒邪凝滞经络，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治宜宣散经络凝寒，引火归元，纳阳归肾，方用潜阳封髓丹加味：附片45g，炙龟板9g，肉桂9g(研末，泡水兑人)，砂仁9g，细辛5g，黄柏9g，白芷9g，露蜂房6g，生姜12g，甘草9g。煎服一次，牙痛减轻，夜能安寐，再服则疼痛渐止。2剂服毕，牙龈肿痛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属虚火上浮所致牙痛，极易误为实火。论其牙龈肿痛，舌尖赤红，似属外感火热。然从病史看，受寒感冒，服辛凉之剂，旋即牙痛，显然不符。舌尖虽红，但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综合判断，属于“里阳受损，虚火上浮”，说到底是阴火。潜阳封髓丹正为此类证候而设，故而效如桴鼓，其方由潜阳丹、封髓丹二方合成。
2．齿衄
吴佩衡治案：王某，男，32岁。患龈缝出血已久，牙床破烂，龈肉萎缩，齿摇松动，且痛而痒，屡服滋阴降火之品罔效。余诊之，脉息沉弱无力，舌质淡，苔白滑，不思水饮。此系脾肾气虚，无力统摄血液以归其经。齿为骨之余，属肾，肾气虚则齿枯而动摇。脾主肌肉，开窍于口，脾气虚而不能生养肌肉，则龈肉破烂而萎缩。气者，阳也。血者，阴也。阳气虚则阴不能潜藏而上浮，阴血失守而妄行于血脉之外。法当扶阳以镇阴，固气以摄血，俾阴阳调和则血自归经而不外溢矣。拟方潜阳封髓丹加黑姜、肉桂治之：附片60g，西砂仁20g(研)，炮黑姜26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焦黄柏6g，炙甘草10g，龟板13g(酥，打碎)。服一剂稍效，三剂血全止，四剂后痛痒若失。连服十剂，牙肉已长丰满，诸症全瘳。
吴氏原按：附子、肉桂温补下焦命门真火，扶少火而生气，砂仁纳气归肾，龟板、黄柏敛阴以潜阳，黑姜、炙草温中益脾，伏火互根，并能引血归经，故此方能治之而愈。余遇此等病症，屡治屡效，如见脉数饮冷，阴虚有热者，又须禁服也。
李可治案：患者45岁，舌中有5分币大之光红无苔区，尿热而频，令服知柏八味丸5日不效，无苔区反扩大，且干裂出血，又见齿衄，诊脉沉细，不渴，膝以下冰冷，询知近年异常发胖，又见面色发暗，断为上假热，下真寒，予四逆汤1剂，附子用30g，干姜改姜炭，煎成冷服(因上有假热，故用热药冷服，偷渡上焦之法)，于子时顿服，次日诸症均退，舌上生出薄白苔(《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对于阳虚格阳于上，上有假热的病人，李可提倡热药冷服。因为附子性大热，下焦寒极非此不能愈。但假热在上，热药热服则两热相争，格拒不纳。今把热药冷透，披上“冷的伪装，入口凉爽，“骗’’过咽喉一关，入胃则热性缓缓发挥，引浮游之假热归下而病愈，是极巧妙的治法。古人形象地比喻为“偷渡上焦，此亦《内经》治则中的反佐法之一。
3．口腔溃疡、复发性口疮(口糜)
唐步祺经验：治一口糜病人，先用炮姜甘草汤加桔梗2剂，继以附子理中汤4剂，最后用潜阳丹4剂而愈，“以后即用此方治愈这类患者数十人。
吴生元经验：吴生元，1 9 3 7年生，乃吴佩衡先生嫡子，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他用郑氏荐赏的潜阳封髓丹二方加减，“能清上温下，引火归元，纳气归肾，对于下元不藏，虚火上浮引起之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有显著疗效。’’曾报道用治复发性口疮、虚火牙痛、皮肌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四案。常用方：黄柏20g，砂仁、补骨脂、骨髓补、肉桂各1 5 g，蜂房、细辛各8g，龟板、山豆根、板蓝根、桔梗、甘草各1 Og。阳虚不甚，去附子，而用肉桂、补骨脂、骨髓补、细辛，多加山豆根、板蓝根、蜂房(驱风攻毒)。四案基本方大致如是(《四川中医》2000年3期)。中医火神派探讨(五)2008-02-08 14:00郑钦安揭示的阳虚衍化而出现的变证中，阴盛格阳是阳虚第二层次，含真气上浮和真气外越两种情况，这二者的病机都是一个，即“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血上僭外越"，“此症(指真气外越)又与上热下寒同，但上下内外稍异耳。病形虽异，总归一元”。故郑氏在论述时，二者常常混同并谈。究竟说来，二者毕竟有“上僭外越"之不同，不仅在部位而且在症状方面均有所不同。真气上浮是格阳于上，又称“虚阳上越"，“虚火上冲”，症状偏于头面五官局部诸疾，以红、肿、疼痛等“阴火"之象多见，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作了重点介绍。而真气外浮则是格阳于外，又称“虚阳外越”，症状偏于全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亦是“阴火”之象。当然临床上亦有上僭外越并见之症。
比较而言，虚阳外越比真气上浮病情更加严重。例如：“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忽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有时外热一退，不畏寒者”一症，郑氏认为，“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并无阳症可凭，“已知其阴盛而元气浮也"。以后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则“明明元气尽越于外，较牙痛更加十倍’’(《医理真传卷二》)。本节主要介绍虚阳外越的表现。
从病机角度讲，虚阳外越与真气上浮的发病机理是一致的，均为“三阴上逆外越"引起。“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则有真气上浮之症；元阳外奔则有虚阳外越之症。归纳郑氏观点，虚阳外越还与几种因素或者说辨证要点有关：
其一，是“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其阳气必然受损，可致虚阳外越。
其二，药误，比如“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阳气受损，也可导致虚阳外越。
其三，午后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提示阳虚外越。
其四，有大吐大泻大汗病史，吐泻发汗过度，均可伤及阳气，引起虚阳外越。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阳不足，虚阳外浮，而易见外热内寒，假热真寒之象，这种假热，也称之为“阴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许多虚阳外越之症，往往与热证、阳证相似，极易惑人，这一点与真气上浮症形十分相似。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虚阳外越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阳症和阴虚火旺，如同辨认真气上浮一样多有卓见，这同样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
那么怎样辨认虚阳外越之证?当然还是要以“阴阳辨诀"为凭，从病人的“阴象"、“阴色"中求之，“此乃认证关键”。下面分别述之。
(一)发热
郑钦安对发热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在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两书中论及发热的条目有24条，其中属虚阳外越引起者即有21条之多，可知他对此症研究甚多，而且颇多创见，见解深刻。
1．阳虚发热总以阴象为凭
对于虚阳外越发热的鉴别，当然还是以阴阳辨诀为标准：“阳证邪火，其人脉息、声音一切有神。若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也就是说，阳证实热总以“火形”、 “阳证”为凭；虚阳外越所致发热，与真气上浮所致诸症一样，总以“阴象”、“阴色”为凭。
例如：“素禀不足，无故身大热，舌青，欲饮极热者，元阳外越也，亦有口不渴皆可”(《医理真传卷四》)。
又如：“身热无神：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偶劳心，忽见身大热而不疼，并无所苦，只是人困无神，不渴不食。此是元气发外，宜回阳收纳，一剂可愈。若以为发热，即照外感之法治之，是速其危也，世多不识。”
再如：“身热内冷：久病之人，忽见身大热而内冷亦甚，叠褥数重。此是阳越于外，寒隔于内……切不可认作表邪，若与之解表，则元气立亡。’’
还有“身热无疼：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与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忽见身热，而却无痛苦，并见各部阴象足征。此是阳越于外也，急宜回阳收纳’’(《医法圆通卷三》)。
这些都是凭借“舌青，欲饮极热者’’，“人困无神，不渴不食"，“叠褥数重"等“各部阴象”判为虚阳外越发热。当然，还应该注重到，这些阴火发热多有一个前提，即“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大多出于内伤病变。
2．午后发热辨为虚阳外越
在“握定阴阳辨诀’’的基础上，郑氏辨认阳虚外越发热还有一些独到经验，见解超拔，与传统观点不同。
例如凡午后发热或病情加重者，判为阳虚。理由是：“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
郑氏反复批驳了将午后发热视为阴虚内热的传统观点：“《经》云：阴虚生内热。是指邪气旺而血衰，并非专指午后、夜间发热为阴虚也……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医法圆通卷三》)。
“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由此推论，可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总之，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他还举出自己验案为证：“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后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三》)。
3．吐泻发热，阳脱所致
大吐大泻大汗以后，均能伤及阳气，亦可引起虚阳外越导致发热。如“大吐之人，多缘中宫或寒或热，或食阻滞。若即吐已，而见周身大热，并无三阳表证足征。此属脾胃之元气发外，急宜收纳中宫元气为主……予于此证，每以甘草干姜汤加砂仁，十治十效。"又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泄，渐而身大热者，此属阳脱之候。大热者，阳竭于上；大泄者，阴脱于下。急宜温中收纳为主。切不可一见身热，便云外感，一见大泄，便云伤食。若用解表、消导、利水，其祸立至，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
(二)皮肤发斑、浮肿、肿块
发斑一证，有阴阳之分。郑钦安指出，阳证发斑，“其人口臭气粗，壮热饮冷，脉大而实，或周身疼痛，二便不利者，此为外感，阳证发斑是也。"阴证发斑，“或饮食伤中，克伐过度；或房劳损阳，过于滋阴；或思虑用心过度；或偶感外邪，过于发散，以致元阳外越，或现斑点，或现通体紫红。其人懒言嗜卧，不渴不食，精神困倦。或现身热，而却无痛苦情状，行动如常。或身不热，而斑片累累，色多娇嫩，或含青色者是也。粗工不识，一见斑点，不察此中虚实，照三阳法治之，为害不浅。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医法圆通卷二》)。作者认为，斑发于阳，因外感而致，其证为阳，知之者多；斑发于阴，因阳虚而致，其证为阴，识之者少。郑钦安在此着重指出其阳虚难识的一面，用心良苦。
关于浮肿，郑钦安指出，“真阳之气外越，亦周身浮肿"。例如：“病将瘥，一切外邪悉退，通身面目浮肿者"一症，郑氏认为“此中气不足，元气散漫也"。又如“病人两耳前后忽肿起，皮色微红中含青色，微微疼，身大热，两颧鲜红，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郑氏认为系“元阳外越，气机附少阳而上也……方宜白通汤主之。"分析其“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说明“阳虚阴盛无疑’’。而两耳肿起，身大热，两颧鲜红之症则属“元阳外越之候的矣’’(《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皮肤肿块，郑氏指出：“元阴不足为病者，火必旺即为实邪，多红肿痛甚。元阳不足为病者，阴必盛即为虚邪，多不肿痛，即有肿痛甚者，乃元阳外脱之候，必现阴象以为据"(《医理真传卷三》)。例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之症，郑氏认为是“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治以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郑氏认为是“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粗工不识，一见肿起，色赤如朱，鲜不以为风火抑郁所作，而并不于身重，爪甲青黑，不痛处理会，直以清凉解散拔之，祸不旋踵……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虚阳外越引起的病症还有一些，比如汗出，“更有一等阴盛隔阳于外之证，夜间亦汗出，此为阳欲下交而不得下交，阳浮于外，故汗出”(《医法圆通卷二》)。
归纳一下，阴盛格阳引发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机，可以导致很多种病症，呈阴火假热之象，世多不识。多少医家一见五官肿痛、发斑、红肿、发热等症，便谓火热或阴虚火旺，抱定成见，只见阴火之表象，不识阳虚之本质，不求阴阳至理，迷失治疗方向，似乎已成医林通病。郑钦安独具卓见，力排众议，不仅对阴证的认识细致入微，对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情的论述尤为详尽，对此引起的假热之象认识深刻，能够勘破重重阴霾，去伪存真，洞察实情，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这是其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他对仲景阴阳学说的发挥和贡献。
(三)医案例举
1．假热真寒
王镇，字泰岩，清时华亭县名医，擅治伤寒。时有北郊汤某，盛暑之际壮热九昼夜，势甚危殆。诸医争以黄连石膏投之，发热愈甚。乃延王镇诊治。王问病者思饮否，日思饮甚。问思饮水乎、饮汤乎，日思饮汤甚。遂主以干姜附子定方，一剂热退，不数日瘥。盖此证乃假热真寒也(《松江府志》)。
此案辨证眼目有两点，一、以黄连、石膏等凉药投之，“发热愈甚”，可知并非实热之证。二、虽然渴饮，但“思饮汤甚”，表明有内寒存在，据此可断为假热真寒之证。
2．乳腺炎
谢某，女，24岁。产后六七日，因夜间起坐哺乳而受寒，次日即感不适，恶寒、发热，头身疼痛，左乳房局部硬结，肿胀疼痛。当即赴省级某医院诊治，服银翘散、荆防败毒散等方加减数剂，发热已退，仍有恶寒，左乳房硬结红肿不散，反见增大，疼痛加剧。一周后，创口溃破，流出少许黄色脓液及清淡血水，经外科引流消炎治疗，半月后破口逐渐闭合。但乳房肿块未消散，仍红肿疼痛，乳汁不通，眠食不佳。每日午后低热，懔懔恶寒，历时一月未愈，延吴佩衡先生诊视。患者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此乃寒邪失于宣散，阻滞经脉血络，迁延未愈，血气耗伤，正气内虚，无力抗邪外出。局部虽成破口而脓根未除尽，创口虽敛而痈患未能全部消除，此即所谓养痈而遗患也。法当温通里阳，排脓消肿，散结通乳。方用白通汤加味：附片1 50g，干姜1 5 g，川芎1 O g，当归1 5 g，桔梗1 Og，皂刺9 g，赤芍1 Og，通草6 g，细辛5 g，白术1 2 g，葱白3茎。二剂后，恶寒、低热已解，体温退至正常，左乳房红肿硬结渐消。惟乳头右下方复
觉灼热、刺痛，局部发红，稍见突起。此系得阳药温运，气血渐复，血脉疏通，正气抗邪，已有托脓外除之势。脉沉细而较前和缓有力，舌质青色已退，舌心尚有腻苔。继以上方加香附9克，连服二剂。腐败之血肉已化脓成熟，局部皮肤透亮发红。服三剂后，脓包自行溃破，流出黄色脓液半盅多，疼痛顿减，红肿消退。再以四逆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白术、杭芍、桂枝、川芎等连进四剂，脓尽肿消，创口愈合，病告痊瘳(《吴
佩衡医案》)。
此症乳房红肿疼痛，午后低热，容易认作阳热之症。观其“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则是一派阴象，因此断为虚阳外越所致，竟用附子1 5 Og大剂治之，非吴氏这等火神派大家，难以有此手眼。
3.发热
于某，男，7 3岁。半月前受凉后出现低烧，头痛，流清涕等症。经抗感冒、消炎治疗无明显好转，反汗多，体温在3 7℃～3 7．5℃之间，午后较高，伴畏寒，身困倦，眠差纳少，口干渴喜热饮，手冷，咯少量白色粘痰，便调。血象：WBC6．9×1 09／L，N 6 2．3％。胸片提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吴生元教授辨证为阴盛于下，格阳于上，投以白通汤加味：白附片100g，干姜1 5g，细辛8g，陈皮10g，法夏1 5g，茯苓1 5g，砂仁10g，银柴胡1 5g，葱白3茎。2剂后发热减轻，畏寒缓解，食增，二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脉沉缓。原方去法夏、细辛、银柴胡、陈皮，加桂枝、炒芩、枣仁、远志，续服三剂，体温正常，诸症平息(《云南中医药杂志》1 999年1期)。
@吴生元教授系吴佩衡先生嫡子，深得乃父家传，断此症发热乃因虚阳外越所致，径用白通汤加味，附片用至1 00g，不夹阴药，且弃甘草之缓，单刀直入，颇有乃父风格。
4．高热
患儿张某，9岁。高热3 9℃以上，注射针药已4日，高热不退。哭闹不宁，似将转为抽风。请唐步祺先生诊治：以手抚小儿头部、上身，热可烫手，但腿部以下渐凉，至脚冰冷。此为阴盛格阳，上下不通，虽发高热，却非凉药可治。白通汤能宣通上下之阳，但须加猪胆汁或童尿为引，故处方如下：附子30g，干姜20g，葱白30 g，童尿为引。服后一剂减轻，二剂痊愈。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案未见舌脉记述，仅凭上热下寒就判为阴盛格阳，似乎不够缜密。但“一剂减轻，二剂痊愈’’的疗效证明了辨证的准确性。且“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说明经得起重复。《医经密旨》指出：“治病必求其本。本者，下为本，内为本。故上热下寒，但温其寒而热自降；表寒里热，但清其热而寒自已，然须加以反佐之药，以免格拒。’’可称对唐案的诠释。
四、阳虚欲脱，当识危候
在“阴证三候"中，阳虚欲脱是阴证第三层次，也是最危重的病候。郑钦安在其著作中论及此证的条目达80余处。其善用姜附、四逆、白通等辛热之剂，多有应对阳虚欲脱之候，所以他对此证的辨治无疑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归纳郑氏对阳虚欲脱的辨认经验，仍旧是以“阴阳辨诀”为基础，以阴象、阴色为辨认依据。在此前提下，按照郑氏论述，阳虚欲脱通常还具有下列几个特点：多系久病、素秉不足之人；症状严重，其来者骤；脉象异常，浮空劲急；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预后不良。下面分别解释一下。
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原因显然是阳气逐渐亏损，病情逐渐加重，累积而致阳虚欲脱之证。郑钦安反复强调，“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下同)。虚损之症多为阳虚而非阴虚，这是郑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症状严重，其来者骤：此系阳虚欲脱发病的一大特点。患者症状十分严重，发病突然，如头痛如劈、目痛如裂、身痒欲死、心痛欲死等等。典型的如“身痒欲死"之证：、“若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其来者骤，多不发热身疼，即或大热，而小便必清，口渴饮滚，各部必有阴象足征。’’
脉象异常，浮空劲急：阳虚欲脱之证具有典型的浮空劲等脉象表现。“凡虚损已极之人，脉象只宜沉细。若见洪大细数，或弦，或紧，或劲，或如击石，或如粗绳，或如雀啄、釜沸，皆死亡之候，切切不可出方……苟能脉气和平，即有生机。”
“久病之人，忽见气喘脉劲，此阳竭于上，旦夕死亡之候，急急回阳，十中可救一二。但非至亲，切切不可主方，即主方亦必须批明，以免生怨。切不可见脉劲而云火大，便去滋阴降火。"
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阳虚欲脱之证多从虚阳上浮或外越逐渐发展而来，故多可见到阴盛格阳引起的红肿、疼痛、发热、出血等阴火假象，千万不可受其迷惑，误以为外感、阴虚火旺等证，郑钦安屡次告诫医家注意。
预后不良：病至阳虚欲脱之际，无疑已经垂临危境，“其人五脏六腑元阳已耗将尽，满身纯阴，逼出先天立命一点精气，势已离根欲脱，法在不救”(《医法圆通卷一》)。郑氏屡次告诫：“脱绝之征，法在难治”，“旦夕死亡之征"，“缓则不救"，“十中仅救得一二"。
下面举例说明郑氏辨认阳虚欲脱之证：
头痛：“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系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之类，缓则不救。若误用发散，旦夕即亡，，(《医法圆通卷一，下同》)。
目病：“有一发而即痛胀欲裂，目赤如榴者，由先天真气附肝而上，欲从目脱也。定见唇口黧黑，或气喘促，喜极热汤水，六脉或暴出如绳，或脉劲如石，或浮大而空，或釜沸者是也。”
口臭：“口虽极臭，无一毫火象可凭，舌色虽黄，定多滑润，间有干黄、干黑，无一分津液于上，而人并不思茶水，困倦无神，二便自利，其人安静，间有渴者，只是喜饮极热沸汤。以上等形，俱属纯阴。若凭口臭一端，而即谓之火，鲜不为害。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一二剂后，口臭全无，精神渐增，便可许其可愈。若二三剂后，并不见减，十中仅救得一二。"
呃逆：“因元气将绝而致者，盖以元阳将绝，群阴顿起，阻其升降交接之机，其人或大汗、自汗出，或气喘唇青，或腹痛囊缩，或爪甲青黑，或头痛如劈，目眦欲裂，耳肿喉痛。种种病情，皆宜大剂回阳降逆，十中亦可救二三。"
耳病肿痛：“更有一等内伤日久，元阳久虚……满身纯阴，先天一点真火种子暴浮于上，欲从两耳脱出，有现红肿痛极欲死者，有耳心痒极欲死者，有兼身痒欲死者。其人定见两尺洪大而空，或六脉大如绳而弦劲。唇舌或青，或黑，或黄，或白，或芒刺满口，或舌苔燥极，总不思茶水，口必不渴……此等病情，法宜大剂回阳，不可迟缓，缓则不救。"
郑钦安总结道： “大凡现以上病情，不独耳疾当如是治，即周身关窍、百节地面，或疮或痛，皆宜如是治法。’’
郑氏在其《医法圆通》中有专门论证“辨认阴盛阳衰及阳脱病情"一节，在列举了5 8条具体病症后，说道：“以上数十条，揭出元气离根、阳虚将脱危候，情状虽异，病源则一。学者苟能细心体会，胸中即有定据，一见便知，用药自不错乱。虽不能十救十全，亦不致误人性命。但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人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对阳虚欲脱之证作了十分精辟的总结。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实际上，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阳虚证型多被忽略。前贤对此早有认识，元·王好古云：“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 (《阴证略例》)。他的《阴证略例》一书把历代著作中有关阴证的论述作了较为广泛的整理，给后世包括郑钦安在内研究阴证以很多启发，但就观点归纳的系统性、理论认识的深度、临床应用的价值而论，均有不及郑钦安处。同时，由于郑钦安是阴阳对比论述，使得“阴阳二症，判若眉列’’，较之王好古的单论阴证，显然更容易为人理解。唐步祺先生曾赞许郑钦安，“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此语不虚。
归纳“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可以看出郑氏对阴证的辨识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认识细致入微，其观点颇多创见。郑氏所论“阴证三候"各有深度。其对“纯阴之证”总结出的辨认“阳虚要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确实精当而实用，为前贤所未备；对阴盛格阳导致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情况，充满真知灼见，能够勘破重重阴霾，辨识阴火，批评习俗，充满创见，这是郑氏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对阳虚欲脱之危候，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足资后人借鉴。总而言之，郑氏有关阴证的认识，是对仲景学说是一种发展，郑钦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大家。
杏林箫客 (2007-8-22 15:53:44)
下面列举火神派医家治疗阳虚欲脱案例，以供体会。1．阴极似阳(一)
杨某，男，32岁，云南姚安县人。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病发已20日，危在旦夕，始延吴佩衡诊治。刻诊：“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已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熏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附片6Og，干姜26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葱白4茎。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附片1OOg，干姜36 g，甘草12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服药一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 “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二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Og，半夏16g，北细辛4g，早晚各一剂(即日进2剂)。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已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口芪善后，连进十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此案既显出吴氏辨证准确，独具胆识，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舌白而滑，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郑氏“用药真机”在此正可作为依据。另外，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竟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阳气欲脱之象，吴氏加倍重用附子，不夹任何凉药，挽回此等重症，确有超人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吴氏重用附子，均令先煎2～3小时，以口尝不麻口舌为准，虽大剂量亦不偾事。这一点应该提请注意。
2．阴极似阳(二)
患者秦某，1 3岁，患伤寒重症发烧已20余日不退。其父系云南省昆华医院院长、著名西医秦某，与同道多方救治均不见效，认为已“无法挽救”，无奈邀请吴佩衡诊治。
1月7日：发热20余日，晨轻夜重，面色青黯，双颧微红，口唇焦躁已起血壳，日夜不寐，人事不省，时而烦乱谵语，双手乱抓。呼吸喘促，食物不进，小便短赤，大便多日不通。舌苔黑燥，不渴，喂水仅能下咽二三口，脉浮而空，重按无力。吴认为系“伤寒转入少阴，阴寒太盛，阴盛格阳，心肾不交，致成外假热而内真寒之阴极似阳证。外虽现一派燥热之象，内则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法当大剂扶
阳抑阴，回阳收纳，交通心肾，方可挽回。”拟以白通汤加肉桂主之：附片25Og，干姜5O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8日：热度稍降，唇舌已较润，烦乱亦止。处方：附片3OOg，干姜80g，茯苓30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9日：热度稍降，神情淡漠，不渴饮，夜间烦躁复作，认为药不胜病，尚须加量，处方：附片400g，干姜15Og，茯神5Og，炙远志20g，公丁香5g，生甘草20g，上肉桂20g(同前法)，昼夜连进2剂。
1月1 O日：身热退去十之八九，黑苔退去十之六七，唇舌回润，脉已浮缓。病似转安。上方出入加减，但附子用量一直是400g，且昼夜连进2剂，直至1 3日，病情稳定向好，经七八天善后调理，终至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症发热，口唇焦燥，双颧微红，烦乱不寐，小便短赤，大便不通，舌苔黑燥等颇似阳热之象，怎么看都是热证；但从面色青黯，人事不省，不渴，脉浮而空等症判为内真寒而外假热，“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其认证之准确，令人不胜钦佩。毅然投以大剂白通汤，不夹一味阴药，每日一诊，随时调方，附片从2 5 Og增加到400g，且日进2剂就是800g，终于救治如此危症，确实惊世骇俗，真善用附子大
家也。当时有一学者曾题嵌字联盛赞吴先生：“济世全凭寸心无任钦佩，处方独具斗胆谁能抗衡"。
3．假热真寒
车某，男，74岁。1 9 7 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 9℃，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中林先生至家中急诊：高烧已三日，阵阵昏迷不醒，双颧潮红。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脉微欲绝，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
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顷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30g，干姜60g，葱白6 Og。
服上方二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麻黄1Og，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20g，葱白1 20g。
上方服四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炙甘草2Og，干姜30g，辽细辛6g。服二剂，余症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本例高热，面赤，二便不通，双颧潮红，颇似阳热之象，但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辨之际，特别重视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视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系范氏独到经验，实则本于郑钦安“用药真机"所示阳虚辨诀。本例其舌淡润滑，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脉微欲绝，则系少阴典型脉象。总之不可误认为阳热，实
为阴寒内盛，虚阳外浮之象。范氏辨证精细，步步推理，令人信服；先救其里，后解其表，处处以阳气为本，擅用附子，尽显火神派风格。
4．重型肺脓疡
海某，女，19岁。行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抢救后，突然高热40℃以上。经用青霉素、链霉素等治疗，数日后体温降低，但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O．0×109／I。以上。因病情危重，未做X线检查。继续以大量抗生素治疗，配合输液吸氧，均未效，延吴佩衡先生会诊：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如似潮水，十指连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认为肝肾阴气内盛，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下焦真阳不升，上焦阴邪不降，一线残阳将绝，已现衰脱之象。唯有扶阳抑阴，强心固肾，尽力抢救垂危。主以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20 g。因附片需要先煨三四小时，故让患者先服上肉桂泡水，以强心急救。并预告病家，服此方后可能有呕吐反应，如呕吐之后喉间痰声不响，气不喘促，舌质色较转红，尚有一线生机可以挽回，否则难治.
复诊：服上方后果如前言，呕吐涎痰后已见转机，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已能缓慢答问，吃流汁，舌尖已见淡红色，苔白滑厚腻，口唇青紫较退，两颊紫红，鼻翼不再煽动，呼吸仍有困难，咳嗽咯大量脓痰，脉仍弦滑而紧，按之而空。衰脱危候大为减轻，仍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O g(研末，池水兑人)，半夏1O g，茯苓20g，甘草8g。
三诊：神智清醒，面颊微转润红，指甲唇舌青紫已退十之八九，鼻头、目眶微青，午后潮热，喘咳气短，咯大量脓痰，脉弦滑，病已转危为安，再以上方加减：附片200g，干姜lOOg，茯苓30g，上肉桂lO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法夏lOg，橘红l0g，甘草8g，细辛5g。
四诊：面颊微红润，口唇、舌质青紫已退，呼吸渐趋平稳，午后潮热已退，咳嗽、咯脓痰稍减少，胃气已开，能进食，人事言语已近常态。大便溏泻，系病除之兆，脉转和缓。大病初退，情况好转，经X线检查发现双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空洞，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后诊为“严重型肺脓疡"。拟方：附片15Og，干姜50g，广陈皮8g，杏仁8g(捣)，炙麻茸8g。连服四剂，喜笑言谈自如，病状若失(《吴佩衡医案》)。
此症凶险至极，若从白细胞20．o×1 09／I。、咯吐脓痰、金黄色葡萄球菌、肺脓疡等着眼，势必陷入到痰热蕴肺，热毒盛极的认识中，难免大剂黄芩、鱼腥草之类苦寒套方，后果可想而知。吴氏不为其所惑，从神色舌脉断为阴寒内盛，“一线残阳将绝’’，已呈阳脱之象，处以大剂回阳饮，附片从15Og增至200g，挽起此等重症，其胆识、经验皆非常医所及，不愧火神派大家。
5．头痛
张某，男，36岁。头痛已6年，逐渐加重。看书写字时，头痛目胀尤甚。1976年1O月初诊：头暴痛如裂，不敢睁眼。心烦，气短，四肢厥冷，面色青暗萎白，舌淡而乌暗边缘有齿痕，苔灰白薄润，脉沉微。
辨为少阴阳衰阴盛，阴阳格拒之证。其面色青暗，四肢厥冷，全身乏力，舌淡乌暗，苔白灰滑，脉沉微即是阴盛明证；而心烦气短则属阳为阴困，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之象。法宜回阳通脉，白通汤主之：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葱白头60g。连进4剂，头痛与精神好转，阴盛日久，须温补少阴兼顾太阴，以四逆汤合理中丸加味，配为丸药长服：制附片60g，干姜30 g，炙甘草20g，生晒参30g，炒白术30g，茯苓
30g，上肉桂15g，枸杞20g，菟丝子30g。1O剂，水打为丸，缓服。随访三年来，虽经常加夜班，头痛始终未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如此暴痛如裂之头痛，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治愈，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逼阳欲脱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郑钦安对此早有论述：“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汤之类，缓则不救。”范氏此案正本于此。
第五节 失血诸症,多属阳虚
郑钦安对各种出血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见解不同凡响，值得单独列出讨论。从探求阴阳至理的观念出发，他首先强调血症辨治像其他病症一样，也要按照阴阳虚实为纲，他在“血证门" (吐血、鼻血、牙血、毛孔血、耳血、二便血)中指出：“血证虽云数端，究竟不出阴阳盈缩定之矣。“予治一切病证与此血证?只要无外感病形，即握定阴阳盈缩治之，见功屡屡，获效多多，真不传之秘法，实度世之金针’’(《医法圆通卷二》)。他对阳虚不能统血，阴血外越引起失血诸症，尤具卓见，可称超凡脱俗，独有建树。下面予以介绍。
一、阳虚居多，十居八九
郑钦安辨认血症的标准仍然不离阴阳两纲： “天包乎地，气统乎血，气过旺，可以逼血外越，则为阳火；气过衰，不能统血，阴血上僭外溢，则为阴火。阳火，其人起居，一切有神；阴火，动静起居，一切无神"(《医法圆通卷二》)。把血症分为阴阳两纲，称之为“阴火”和“阳火”，亦即阳虚和实热。一般都认为，血症由热盛即阳火引起者多见，“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
然而，以郑氏“经验多年”而论，认为阳火引起的血症很少见，而阳虚即阴火引起的血症则多见，“十居八九"。他说：“失血之人正气实者少也，正气一衰，阴邪上逆，十居八九，邪火所致十仅一二。"“宜苦(寒)者，十仅一二，宜平(热)者十居八九’’(《医法圆通卷四》)。这一点确为真知灼见，与世行观点大不相同，是他关于血症理论最独到的观点。以笔者认识，郑氏经验才符／~-,ll床实际，后面所附验案可以证明。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即或是由阳火(郑氏有时又称“邪火”)所致失血，在用凉药止血时，也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切不可一凉到底，免伤元气。他说：“俟火一去，即宜甘温甘凉，以守之复之，又不可固执。须知道血下既多，元气即损，转瞬亦即是寒，不可不细心体会”(《医法圆通卷二》)。体现了郑氏一贯推重阳气的观点。
二、判认阳虚，阴象为据
郑氏判断“阴火”血症的根据仍旧是“阳虚秘诀”，从阴象中求之：如“鼻血一证，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证，如口渴欲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有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邪，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医理真传卷一》)。
下面举例示范郑氏判认虚阳外越之血症：
如齿牙出血：“素秉阳虚之人，并无邪火足征，阴象全具，忽见满口齿牙血出。此是肾中之阳虚，不能统摄血液，阴血外溢，只有扶阳收纳一法最妥"(《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皮毛出血：“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皮毛出血，此乃卫外之阳不足，急宜回阳收纳。’’
大便下血：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便下血不止，此是下焦无火，不能统摄，有下脱之势。急宜大剂回阳，如附子理中、回阳饮之类。”
吐血身热：“凡吐血之人，多属气衰不能摄血。吐则气机向外，元气亦与之向外，故身热。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见吐血而即谓之火，以凉剂施之。"
三、月经诸症，须识阳虚
妇科月经各病多有涉及失血诸症，郑氏对此也颇有研究，很多观点含有创见，值得深思。
比如经水先期而至，他说：“诸书皆称虚中有热，为太过，为气之盈……以为血中有热，热清而血不妄动，经自如常。予谓不尽属热，多有元气太虚，血稍存注，力不能载，故先期而下。其人定见面白无神，少气懒言，稍有劳动，心惕气喘，脉细而微，亦或浮空。此等法当温固元气为主，不得妄以芩连四物汤治之"(《医法圆通卷二》，下同)。
再如“经水来多而色紫成块"，他说： “诸书皆称火化太过，热盛极矣。多以凉血汤及生地四物加芩、连之类，法实可从，其病形定是有余可征。若无有余足征，而人见昏迷，困倦嗜卧，少气懒言，神衰已极，又当以气虚血滞，阳不化阴，阴凝而色故紫，故成块。不得妄以清凉施之，法宜温固本元为主，如理中汤加香附、甘草干姜汤、建中汤之类，方不为害。’’
又如血崩一症，世多以火旺逼血妄行论治，他说：“按崩证一条，有阳虚者，有阴虚者。阳虚者何?或素秉不足，饮食不健。或经血不调，过服清凉。或偶感风寒，过于宣散。或纵欲无度，元气剥削。如此之人，定见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元气太虚，不能统摄，阴血暴下，故成血崩。实乃脱绝之征，非大甘大温不可挽救，如大剂回阳饮、甘草干姜汤之类。切切不可妄以凉血、止血之品施之。"
以上月经诸症，世习确实多以实热火邪论处，郑钦安独具慧眼，不为所惑，“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全在有神无神处，仔细详情，判之自无差矣。"
归纳上述所论，可以看出，他不囿于旧说，坚持阴阳至理，善于辨别阳虚阴火所致月经诸症，代表了他在妇科方面的建树。
四、针砭时弊，驳斥旧说
针对时弊，郑氏反复批驳了市习一见血症“皆谓之火"，“称为火旺”的观点，认为“毒流有年，牢不可破"。“今人一见失血诸症，莫不称为火旺也。称为火旺，治之莫不用寒凉以泻火。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所以一得失血证，群皆畏死。由其一经失血，死者甚多，不知非死于病，实死于泻火之凉药耳。"“此其中亦有故，故者何?惑于血色之红也，不知血从火里化生出来，经火锻炼，故有色赤之象，岂得以色红而即谓之火，即宜服凉药乎?此处便是错误关头。毒流有年，牢不可破"(《医法圆通卷四》，下同)。
既然辨证有误，视阴火为阳火，那么治疗用药势必有错。郑氏亦指斥其谬：“今之失血家，群皆喜服清凉而恶辛温，每每致死，岂不痛惜……失血之人，血行于上，而气伏不升可知。欲求血之伏于下，是必待气之升于上，气升于上，血犹有不伏者乎?知得此中消息，则辛温扶阳之药，实为治血之药也。’’郑钦安并作“七绝二首"以教世人：“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前一首讲甘寒泻火止血之法，后一首讲辛温扶阳止血之道。怎奈当今医界对前者附和者众，而后者识得者寡。
稍后于郑氏的近代名医范文甫、曹颖甫等辈止血亦倡用温阳之法，善用附子理中汤，范文甫认为：“服寒凉药止血，血得寒凉而凝结，血止是暂时的。血凝而不流畅，必致妄行而外溢，故愈后常复发。血得温则畅行，畅则循环无阻，血行经不外溢，故愈后不复发。”曹颖甫也指出： “人之一身，惟血最热。少年血盛则耐寒，老年血虚则畏寒，血虚故也。妇人血败，虽当盛暑，亦必寒战，此其明验也。故无论吐血、衄血、便血及妇人崩漏，其体必属虚寒。至于亡血而身热，则里阴不能抱阳，阳荡而无归矣。至是而用凉血之药，十不活一。所以然者，为其阴中之阳气，一戕亡于血，再戕于凉药也。”二公所言颇含至理，也为郑氏倡用温阳止血之法加了注脚。
五、医案例举
1．鼻衄
刘某，男，5岁。某年春季，其父背来就诊说：小儿一人在家，中午忽发现鼻出血不止，倦怠无力，躺在椅上，面色苍白。曾频频用凉水冷敷，流血反而加剧，急请范中林先生诊治：患儿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此为少阴寒证，阳气衰微，不能摄血，阴气较盛，势必上僭。法宜壮阳驱阴，温经摄血。急投四逆以救其里。处方：天雄片30g，炮姜30g，炙甘草20g，一剂。嘱急火煮半小时许，先取少量服之；余药再煮半小时，续服。患儿父亲将处方拿回家中，其母见之，大吵大闹：“从古到今，未见鼻流血用干姜附片!"其父仍坚持服
用。一剂未尽，血立刻止住。傍晚，患儿在院内玩耍如常(《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鼻衄一证，外感风邪，肺郁化热；过食辛辣厚味，胃火上逆；暴怒气逆，肝火妄动；肾阴耗损，虚火上炎等等，均可热伤脉络，迫血妄行，治则常以清热凉血为主。但临证确属虚寒，血失统摄而致衄者，亦非罕见，若误用凉药每成偾事。
本例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显系阴证，范先生以大剂四逆汤，一剂即能取效，颇见火神派功力。
2．吐血
患者王某，男，4 2岁，身体消瘦，面容萎黄无神，耳鸣，两足发烧，虽冬季晚上，足部亦伸出被外，其他部分怕冷。咳时气紧，吐白泡沫涎痰，略带盐味，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沉弦。近来咳喘日益加重，不能平卧，突然咳吐鲜血。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此为肾阳虚寒之证。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止血而宁咳。炮姜、炙甘草用量各120g。两剂后，血止而咳亦减。肾为水脏，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水邪上
逆，冲肺而咳，以大剂真武汤治之。附片初为50g，继增至120g，连服8剂，咳喘明显好转，痰亦减少，已能平卧，怕冷感亦减。为预防再次吐血，以炮姜易生姜，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又服10剂，诸症消失而告愈，此为唐步祺先生案例(《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症一派肾阳虚寒之象，出血属阴火无疑。唯“耳鸣，两足发烧”之症容易惑人，其实是由阳气上浮、下脱引起，不可误为阴虚火旺。
3．经行血崩
杨某，女，4 1岁。适值月经来潮，因抬重物用力过猛，骤然下血如崩。先后经二医诊治，皆云血热妄行，服用清热、止血之剂，血未能止，迁延十余日，以致卧床不起，延吴佩衡先生诊治：面色蜡黄，精神疲倦，气短懒言，不思饮食，手足不温。经血仍淋漓不断，时而如潮涌出，皆清淡血水兼夹紫黑血块，腰及小腹酸胀坠痛。舌质淡，苔薄白少津，脉沉涩。此乃阳气内虚，冲任不守，气不纳血，血海不固，致成崩漏之证。方用回阳饮加人参扶阳固气：附片12Og，吉林红参9g，炮黑姜9g，上肉桂9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9 g。服二剂后，流血减少其半，血色淡红，瘀块减少，呼吸已转平和，四肢回温。原方加炒艾15g，阿胶24g(烊化分次兑服)，炒白术9g，侧柏炭9g。连服三剂后，流血大减，仅为少量淡红血水，精神饮食增加，面色已转润泽，舌质显红润，苔薄白，脉缓弱，已能起床。阳气回复，气血渐充，欲求巩固，仍须与甘温之剂调补之。以四逆当归补血汤加味：附片90g，口芪6Og，当归3Og，干姜15g，上肉桂12g(研末，泡水兑人)，炒艾15g，阿胶12g(烊化，分次兑服)，甘草9 g。连服五剂，流血全止，精神、饮食基本恢复，颜面唇舌已转红润，脉象和缓，能下床活动。继服四逆当归补血汤加上肉桂、砂仁，服二十余剂，气血恢复，诸症获愈(《吴佩衡医案》)。
4．胃癌出血
上海圣仙禅寺惠宗长老患病胃癌，吐血便血并作，“血溢于上，并注于下，昏昏沉
沉，不能与人语。面浮足肿，唇淡舌浊，脉微欲绝。"5天中输血5次，但随输随吐，终不能止。第6天西医还要输血时，请刘民叔会诊。刘力阻输血，谓“外血输人体内，必赖身中元气为之运行。今脉微欲绝，元气将脱，兼之身面浮肿，水气内甚，若再输入外血，则此若断若续之元气能载而与之俱运否?……徒见失血而输血，病既未除，益其血必复失之，往复为之，血不能益，反损其气，势必不至耗尽元气不止。”乃以大剂附子为治：黄附块3Og，干姜15g，灶心土9g，生地15g，花蕊石3Og，阿胶12g，白及9g，甘草6g。另用云南白药，每3O分钟服一分。三帖而血全止，以原方为基础，前后调理32天， “安全康复"(《鲁楼医案》)。刘民叔亦为火神派名家，有“刘附子"之誉。
第六节 勘破阴霾，独辨阴火
我们在“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中，论述了郑钦安对于阴证三候的全面认识，尤其是他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是其学术经验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郑氏所识别的假热之症与其他种种假象，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在全身“阴象’’、“阴色”的基础上，在重重阴霾中产生的局部假热之症，如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和周身发热、发斑、肿块等症，这些假热之症郑钦安称之为“阴火"。在辨认病证时，他曾说过：“不必细分，总在阴火阳火判之而已。"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探求阴阳至理，“认证只分阴阳’’的翻版。因此我们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火的辨识。
尽管我们多次论述了郑氏对阴盛格阳与阳虚欲脱所致种种阴火的辨识，但是，由于辨识阴火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郑钦安学术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本节专从辨识阴火的角度再来探讨郑氏的学术经验。
一、辨认阴火，必现阴象
临床上寒热真假、混淆不清的情况十分常见，阴火常被误认为阳火，这是有原因的，下面试作分析。
阴火是与阳火相对而言，阳火又称“实火"，郑钦安有时又称“邪火”，指由邪热而产生的火症，其病性(本质)与症象均属阳热(实热)，二者标本一致。而阴火，阴证所生之火，是在全身“阴象”、“阴色"亦即阴证的基础上产生的局部虚热，乃假热之症，因此可以称之为“假火"。阴证是本，是实质；虚热是标，是假相，二者具有矛盾特征。这样就可以看出阴火与阳火的异同了，所异者二者的病性相反，前者属阴属
寒，后者属阳属热；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具有发热症象，但一为假相，一为真相，这就是二者易于混淆，阴火常被视为阳火的原因。郑钦安有时又称阴火为“虚火"，但虚火既可由阴证产生，也可由阴虚等因素产生(即阴虚火旺)，因此这个概念不太确切，毋宁说阴火、假火更切当。顺便提一下，阴虚火旺所生之虚热(或称虚火)自是热象，与其阴虚病性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现象，因此不能称作阴火。按郑钦安的概念，阴虚
与实热属于一体，均视为阳症，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就如同将阳虚与实寒均视为阴症一样。
怎样辨认真假寒热，阴盛格阳所产生的种种阴火之症?郑钦安最根本的主导思想就是以阴阳实据为凭，“总在考究阴阳实据为要"。郑氏诫日：“学者务于平13，先将阴阳病情，真真假假熟悉胸中，自然一见便知，亦是认证要着。”所谓阴阳实据，是他辨认阳火、阴火的不二法门，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介绍，不再赘述。他说：“当知阳证邪火，其人脉息、声音一切有神。若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
那么要辨认阴火，就是从阳虚辨诀中识之，从阴象阴色中求之。他在论述真气上浮所现阴火时说：“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若妄施之，是助阴以灭阳也。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所现阴火的关键。
在论述虚阳外越所现阴火时说：“元阳不足，阴必盛，即为虚邪，多不肿痛，即有肿痛甚者，乃元阳外脱之候，必现阴象以为据。若无阴象可验，便是实火，此认症之要也’’(《医理真传卷二》)。“必现阴象以为据"，乃是辨认虚阳外越所现阴火的关键。
关于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所致阴火问题，无疑是郑氏理论中的精华部分，但是前面已经多次论述，还有各种血症多数属于阴火问题，已经另设专题阐述，故而这里不再重复。本节重点讨论一下郑钦安对于其他方面的阴火辨识问题。
杏林箫客 (2007-8-22 15:54:16)
二、不囿市习，创立新说郑钦安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的医家，在建立火神派的过程中，他以《内经》为宗，对扶阳思想、阴证的认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他能不囿于市习，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其学术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体现在对阴火的辨识上。他说，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对传统的、市习的观点，能勘破重重阴霾，破旧立新，发掘出阴火的本质，显示了一位医学大家的创新精神。下面就此论之。
潮热：潮热本指发热如潮而有定时之证，一般多指午后或夜间发热而言，诸书均认为阴虚所致。郑钦安不同意此说，认为是阴盛所致。他说：“世人以为午后发热为阴虚，是未识阴阳消长之道也。"“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他批驳说：今人“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他并且例举了自己的一个验案加以证明：“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初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二》)。可以看出，对于潮热的认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临床上看，郑氏所言都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还有一种潮热，并非午后定时发热，而是子午二时定期而热，郑钦安称之为“子午潮热"。此症他亦认为属于阴火。他说：“真阳一衰，群阴蜂起，故现子午潮热。子午二时，乃阴阳相交之时，阳不得下交于阴，则阳气浮而不藏，故潮热生；阴不得上交于阳，则阴气发腾，无阳以镇纳，则潮热亦生。医者不得此中至理，一见潮热便称阴虚，用一派滋阴养阴之品，每每酿成脱绝危候，良可悲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都是郑钦安独具慧眼的创新之见。
午后面赤：从潮热属于阴火还可以推论，凡午后出现症状或病情加重者，均应判为阳虚，所现之症即为阴火。如午后面赤，他说：“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予常以回阳收纳，交通上下之法治之，百发百中" (《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两脚大烧、两手肿大：午后出现症状或者加重者还有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足心发热如焚：“夫足心发热如焚，人皆谓阴之虚也。夫阴虚由于火旺。火旺之人，尿必短赤，口必饮冷，理势然也。今则不渴而尿多，明是下焦无阳，不能统束肾气，以致阴火沸腾，故见足心发热如焚也。四逆汤力能补火，火旺即能统束群阴，故治之而愈。此病予亲身患过，并治好多人’’(《医法圆通卷四》)。
阴火烧热，多在午后：由以上潮热、午后面赤、两脚大烧、两手肿大等症多发于午后这一现象，郑钦安总结出一条规律，即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医法圆通卷一》)。明·李用粹曾谓：“外感寒热无间，内伤寒热不齐。’’可为郑氏此语注脚。
盗汗亦有阳虚所致者：“凡自汗、盗汗皆是阳虚之征，各书具称盗汗为阴虚者，是言其在夜分也。夜分乃阳气潜藏之时，然而夜分实阴盛之候，阴盛可以逼阳于外，阳浮外亡，血液随之，故汗出，日盗汗。医者不知其为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气外越，血液亦出，阴盛隔阳于外，阳不得潜，亦汗出，此旨甚微，学者务须在互根处理会’’(《医法圆通卷二》)。
三、内伤发热，独具只眼
在对阴火的辨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钦安对世称所谓“温病"的认识独具只眼，见解超群。他在《医法圆通》“辨温约言"中说：“予业斯道三十余年，今始认得病情形状与用药治法，一并叙陈。"今分节摘录并评论之：
“至于温病，乃冬不藏精，根本先坏，这点元气随木气发泄，病情近似外感。”“冬不藏精，根本先坏"一句，从病机上先指出有阳气受损的前提。当然，导致“根本先坏"的原因并不限于“冬不藏精"一条，举凡元气受损种种原因皆可引起这种‘‘温病"。
“病人初得病，便觉头昏，周身无力，发热而身不痛，口不渴，昏昏欲睡，舌上无苔，满口津液，而舌上青光隐隐；即或口渴，而却喜滚，即或饮冷，而竟一二口；即或谵语，而人安静闭目；即或欲行走如狂，其身轻飘无力；即或二便不利，倦卧，不言不语；即或汗出，而声低息短；即或面红，而口气温和，六脉洪大，究竟无力；即或目赤咽干，全不饮冷，大便不实，小便自利。’’从症状上指明有阴象足征，如“口不渴’’，“即或口渴，而却喜滚’’，“满口津液"，“安静闭目”，“昏昏欲睡"，“小便自利"，“倦卧"等等，俱是阴象阴色，为阳虚发热的判断提供实据。
“即服清凉，即服攻下，即服升解，热总不退，神总不清。"“今人不分阴阳病情相似处理会，一见发热，便云外感，便用升解；一见发热不退，便用清凉滋阴、攻下；一见二便不利，便去通利。把人治死尚不觉悟，亦由其学识之未到也。”从用药反应上亦证明此症并非外感、实热。
治疗此症，“只宜回阳收纳，方能有济。"“予经验多人，一见便知。重者非十余剂不效，轻者一二剂可了。惜乎世多畏姜、附，而信任不笃。独不思前贤云甘温能除大热，即是为元气外越立法。"最终肯定此症乃由“元气外越’’引起，治以回阳收纳之法。
按此症因其始病即呈发热，而无恶寒身痛等表证，世多以为“温病"，其实是因为“根本先坏"，阳气已经不足，发热乃是阴盛逼阳，元气外越所致。李东垣所谓“内伤发热"正指此症也，所倡“甘温除大热’’法亦正为此而设，不过东垣强调的是脾胃阳气不足，郑钦安重视的是肾阳元气受损。所以此症不应该混称“温病"，而应称之为“内伤发热”或“虚阳外越发热”，郑钦安力纠此弊，确实独具只眼。后来他在《伤寒恒论》的附篇《辨认内外发热证至要约言》中再次重申这一点，以作“救世之意”，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发热一证，无论男妇老幼一见发热，鲜不以为外感也，不知大有分别。余阅历数十年，方始识得，不敢自秘，以公诸世，亦救世之意也。’’由外感者，“邪从毛窍而人，闭其外出之气机，人即沉迷倒卧不起，所现头疼、身痛、恶风、畏寒等等情状。"亦即有表证可资鉴定。若由内而出者，“人不困倦，起居一切如无病者，但发热而已。其间有手心独发热者，有上半日发热者，有下半日发热者，有夜间发热者，种种不一。但其人面白、唇青，口不渴，满口津液，饮食无味，大小便利，不思水饮为据。即有面赤如朱，口红唇裂，皆在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万无一失。’’从“舌上津液满口，小便清长，喜饮热汤上辨之”，这就是郑氏认识内伤发热的“万无一失"的“真机"，足资我等借鉴。
归纳以上所论，可知许多看似阴虚，看似火热的病症，郑氏都能勘破阴霾，力排众议，揭示出其阳虚阴盛的底蕴，阴火的本质，倡以辛热药物扶阳抑阴，像这样一些阴火之症，即或在今日医界，识得真情者也为数寥寥。一见出血、红肿、发热、痛痒等症，一见炎症，即抱定火热成见，不求阴阳至理，不辨阴火阳火，喜清恶温，久治不愈甚至越治越差而不知觉，已成举世通病。郑氏之论，在今天尤具补偏救弊的现实意义。
杏林箫客 (2007-8-22 15:54:40)
四、医案例举1．虚劳咳嗽
某男，25岁。患虚劳咳嗽，病经数月。始因盗汗，遗精，食少难寐，求医无效。近则午后恶寒，发热如潮。面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痰嗽不爽，咳声嘶嗄，咯血盈碗。耳鸣，眼花，头常昏晕，气短而喘，精神疲惫，不能人寐。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查其所服之方，均以阴虚有热为治，病势日趋沉重。
此症盗汗，发热如潮，面颊及口唇色赤如艳，自汗、盗汗，夜间尤甚，咯血盈碗，耳鸣，眼花，极易认作阴虚有热。但吴氏认为，从神气舌脉看来，精神疲惫，脉来虚数无力，舌根白腻。“全属一派阳虚阴寒之象”，“虚阳被阴寒格拒于外，发为潮热”，“表阳失固，营阴不敛，则汗易外泄"而呈自汗、盗汗，虚阳无力统血而致咯血，辨为真寒假热之证，先用甘草干姜汤加附子止血，继用四逆汤加味治之而愈(《吴佩衡医案》)。
2．结核性胸膜炎
杨某，男，18岁。结核性胸膜炎9个月，近日突然高烧畏寒，体温39．8℃。胸部X光示：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白细胞计数7．8×109／L。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显。由李统华教授会诊：精神萎靡，形体消瘦，呼吸急促，面色咣白，口唇淡白，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润，脉细数无力。虽值夏日，仍觉不温，身覆厚被。诸症合参，认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虚阳外越。治宜急温少阴，益气摄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9g，肉桂1g(冲)，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2g，白术12g，半夏10g，陈皮9g，甘草3g。6剂后体温降至36．8℃，续服一周，体温正常(《中医杂志》1 998年5期：“李统华辨治真寒假热证的经验”下同)。
3．化脓性扁桃体炎
邢某，女，4 1岁。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和化脓性扁桃体炎，经抗生素和清热解毒中药治疗，咽痛不减，体温不降达39．2℃，但仍厚衣裹身。平素形寒怕冷，易于感冒。望其面色潮红，两颧尤甚，扁桃体双侧肿大化脓，但周围黏膜色淡，亦无热痛之感。舌淡，苔薄白多津，脉细数无力。辨为“阳虚感寒，其高热肤烙，面红如妆，咽喉肿痛为虚阳外浮上越之象，舌脉呈现真寒之征"。治以温补肾阳，引火归原，化
痰止咳，处方：制附子15g，干姜1O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紫菀12g，冬花15 g，杏仁12g，半夏1Og，陈皮1 g，白芥子10g，甘草5g。2剂后热退而咽痛消，续服3剂，余症悉除。
4．内虚发热
有仰姓女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弟喜看方书，自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清暑，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名医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日：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冷，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之类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冰中浸冷服之。当夜即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弟拜谢日：伏阴之说，已领教矣，但不解为何将药冰之。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同气相引也。按：此症非名医手眼难以奏效。
刘医从脉象、病机人手辨明此症，选方精熟，同时热药冷服，以防格拒，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确是高手(《续医说》)。
第七节 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
(《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
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
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
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杏林箫客 (2007-8-22 15:55:36)
(二)张景岳同时重视真阴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
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钦安不同，虽然亦讲阴阳并重，但他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扶阳重于养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这与景岳所言“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日真阴之病"，确实有偏重阴、阳之分。对虚损之证，郑氏与景岳更是针锋相对，主张必以扶阳为先：“虚劳之人，总缘亏损先天坎中一点真阳耳……惟有甘温固元一法，实治虚劳灵丹。昧者多作气血双补，有云大剂滋阴……不一而足，是皆杀人转瞬者也" (《医法圆通卷二》)。“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笔者体会，郑钦安所论更切近临床实际。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药有甘温、辛热之别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将，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二》)。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 “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故他用附子
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读者参阅下章即知。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回顾医史，医学流派产生的常见形式，就是医学流派内部的衍变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学派。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是在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和各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新的医学流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对新的医家学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张子和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就都是从河间学派分化出来的。张子和私淑河间之学，《金史·本传》称他“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而创攻下派；朱丹溪师承河间学派，其师罗知悌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参东垣、子和之学，而创滋阴学派。任应秋先生看出这一点：“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然而，张、朱之学并未因传河间之学而影响其自成一派。是否独立成派，关键在于对其所学是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才是判断某家学说是否自成一派的关键，发展和创新才是医学流派的生命。可以说，河间学派为攻下派和滋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这后两家就归属于河间学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道理，明代薛己、张景岳是在继承易水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水学派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丝毫不能掩盖温补学派作为独立学派的光辉。以此类推，火神派就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并赋予其学说以新的观点，从而自成一家，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杏林箫客 (2007-8-22 16:06:36)
冷眼看“火神”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瓜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成补药，30g、50g的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旱、夏热、秋雨的特点，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一般高出10℃以上，造成盆地湿气重、雾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成都一年中阴雨天多达250天～300天，形成了阴雨多、阳光少的气候特点。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
杏林箫客 (2007-8-22 16:38:35)
对于学术,不能赶潮流.当人们一哄而上时,我们不要争先恐后;当人们一哄而散时,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关键取决与自已的认识与取舍.如何看待火神派?个人以为,火神派确有很多过人之处,对于寒证的论治出神入化,但要掌握火神派技术绝非易事,需有深厚的伤寒功底.
此外,虚证有气.血.阴.阳四大类,绝非只有阳虚之证.实证有水.饮.痰.湿.淤等为百病致病之源,对其中任何一点认识不足,都会形成技术上的盲点,临床上必有失当之处,所以,做一个好中医实在不易.近来本人感到有必要"回炉"再炼,重习某些著作.
<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对用药指征,认证指征做了深入分析及详细规纳,这也正是我看重与欣赏的部分,也是我要细读与研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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