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鱼临界:玛雅：真实韩丁

玛雅：真实韩丁

发布时间:2011-10-26 09:32 作者:玛雅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3次

 　　他是美国人，中文名字叫韩丁。

 　　1945年，他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目睹了重庆谈判，同毛泽东多次会谈。 　　1947年，他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河北冀县，为解放区恢复生产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员。翌年，他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山西张庄的土改，后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10种文字出版，写道：“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1953年，他从中国回到美国，被麦卡锡等人冠以“叛国者”罪名，遭受政治厄运。接下来是16年的独自耕种和与女儿卡玛的18年分离。 　　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先后5次与周会面，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上，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 　　后来的30年，他始终奔波在中国乡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洒下汗水。但在报纸上电视里，他的名字和身影渐渐消失。 　　2004年5月15日，85岁的他在美国马塞诸萨州康克市悄然辞世，墓地遥向东方。 　　为了韩丁与中国的情缘，为了他对中国的付出，《凤凰周刊》于5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采访了他的长女卡玛。 　　“他的心在中国。”卡玛说。 　　特殊的教育成就独立的思想 　　1919年2月，韩丁生于美国芝加哥。英文名为William H. Hinton，1940年代到中国后被音译为威廉·亨特，1948年由其文化友人、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取中文名韩丁。卡玛解释说：“'韩'和'Hinton'都是H打头，'丁'简单好写又挺文雅。有人把我爸爸的名字译成威廉·韩丁，其实不对，韩丁是他的中文名。” 　　韩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州帕尼学校，一所由他母亲创办的新型私立学校。母亲有着独到的办学理念和宗旨，主张：学习不为文凭和荣誉，而是为了发现真理，增长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类的了解；关怀社会，为社会做贡献，而不要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克服由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种族、宗教背景所造成的偏见，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的位置，不论他们相距多么遥远；具有开拓精神，但不盲目行事，求得精神上的成熟，最终达到文明的境界。“我祖母是杜威的信徒，她的办学思想和传统的美国人、中国人都不一样。”卡玛说，“她认为人必须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不能离开土地。她在学校办了个农场，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她说人应该乐于体力劳动，从中学到技能，并引以为自豪。这些思想对我父亲的影响太深了。” 　　1936年，17岁的韩丁被哈佛大学录取，但他决定推迟入学，用一年时间去探索世界。他从佛蒙特出发，一路打工遍游美国。翌年春天，他找到一份水手的工作，随船由旧金山驶向日本。在东京做了5个月记者后，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度做水手，返回美国。随后，韩丁入学哈佛。虽然他在哈佛学业优异，但却觉得这里离现实社会过于遥远。1939年，韩丁转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由此走上了农学家的生涯。 　　《西行漫记》将他引向中国 　　1943年，韩丁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受到强烈震撼。有报道说，这本书使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从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卡玛对此有不同解释：“可以说这是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程的一步。斯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何以直接使韩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看了这本书转变了看法，认为有些战争是正义的，值得支持。他说过，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也一定会拿起枪，抵抗日本侵略。” 　　时逢美中联盟抗击日本，韩丁报名参军，却因耳疾未能进入战斗部队。但他还是设法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于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韩丁结识了国共双方很多要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同毛泽东等人的多次谈话中，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前途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47年，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一批拖拉机给中国，韩丁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又一次来到中国。在解放区河北冀县，他和中国同事一起，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员。第二年，韩丁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晋东南张庄的土地改革，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了1000多页纸的调查笔记。新中国成立后，韩丁继续留在中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953年，韩丁返回美国，当时不到4岁的卡玛和母亲留在了北京。卡玛说，父亲选择回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专家的反感。“他是比较个性化的人，也比较务实，苏联专家一来，一切都按官僚体制规程来做，他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 　　然而一回到美国，韩丁便遭遇到麦卡锡势力的迫害。海关没收了他的笔记，上交国会参议院内政委员会，即伊斯特兰为首的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伊斯特兰等人称韩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他的笔记是“一个叛国者的自传”。韩丁被列入黑名单，置于FBI的监督之下，护照被吊销了15年，无法再回中国。他被禁止从事一切教学工作，也没有其他雇主敢于聘用他。之后的16年，韩丁务农为生，独自耕种母亲在宾夕法尼亚的200多英亩土地。 　　1959年，韩丁第二次成家，后与妻子Joanne（雷州安）生下一儿两女。 　　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韩丁不断发表演讲，坚持笔耕，积极参加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等政治活动。他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1958年胜诉，要回了被没收的笔记。 　　1968年，韩丁通过诉讼重新得到护照，但是并没有完全被“解禁”。美国在麦卡锡时期立法规定，公民为联合国工作必须通过政府的“忠诚检查”。这项法律在后麦卡锡时代名存实亡，1980年代却被里根政府再度实行。韩丁受聘联合国中国项目顾问，受到政府百般阻挠，到赴华前三天还不被批准。愤怒之下，韩丁再次上诉公堂。“他说这项恶法违反宪法，非得推翻不可，结果他赢了。”卡玛笑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麻烦不断，抗争不断。” 　　《翻身》引发的反响和非议令人意外 　　1966年，韩丁反映张庄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由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引起强烈反响。《纽约时报》书评称：“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卷……它向我们展现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村庄生动、撼人的故事。Hinton先生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夜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翻身》最初在美国国内销量20多万册，国外30多万册，后被译成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中文等10种语言出版。英国著名剧作家大卫·哈利将《翻身》改编为话剧，先在伦敦后在世界各地上演。《翻身》并成为一部经典之作，是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 　　韩丁本人将《翻身》称为“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韩丁认为，“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翻身》获得了成功，却也遭到非难。卡玛说，“破除神话和具有争议性是我父亲作品的特点。”她回忆说，“父亲因为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在美国遭受过迫害，然而《翻身》刚一出来，马上又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非议。” 　　这是因为，韩丁在书中不但肯定了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也披露了存在的问题：“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他还谈到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季风造成的洪水成了两军对垒的手段。双方都把发水的河流掘开，企图淹没对方，或分割对方的军队。” 　　由于暴露了这些问题，韩丁招到指责。批评者称：“攻击革命的大有人在，不需你再去助一臂之力”。还说，“为了正义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怎么能和敌人的暴行相提并论？”披露这些事实本身就已“丧失了革命立场。” 　　《翻身》中文版的问世亦多有磨难。有报道说，周恩来曾经亲自过问《翻身》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卡玛纠正了这种说法。事实是，卡玛在农村插队的一些朋友看了《翻身》，在劳动之余，就着煤油灯光开始将它译成中文，在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资深翻译家的帮助下，用了几年时间最终完稿。但却不能出版，因为书中引用了大量刘少奇的话，而刘少奇那时尚未平反。朋友便建议把那些话删掉，韩丁不肯通融，说那是他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我的朋友们十分恼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翻译、出版一本好书多不容易，有必要适当做点儿妥协，这个倔老头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卡玛回忆道，“然而气还未消，风向又变，刘少奇得以平反，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随即于1980年出版。”当时国内某大报在报道中赞扬韩丁坚持不删去刘少奇言论的“高度原则性”，卡玛说，“其实父亲在坚持不删刘少奇的话时已经对他推行的某些政策持了批评甚至是否定的看法，而且并未因为刘少奇的平反而改变。” 　　“他的批评从来不被报道” 　　1971年，中美开始对话，韩丁应周恩来邀请重返中国。在7个月的访问中，周恩来先后5次同韩丁会面，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回国后，韩丁参与创建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出版刊物《新中国》，发表了《周恩来：与美国人的谈话》等文章。之后，韩丁多次前往中国，曾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项目专家和中国农业部高级顾问。他曾在内蒙古参与粮农组织的项目达8-9年之久，并由该组织支持，在中国四个省发展村庄机械化项目。 　　这一切给人的印象，韩丁对中国的政策和发展充分肯定，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卡玛说：“父亲从1971年一踏上中国就对文革的很多做法有很多批评，当然也有很多赞扬，但是他的批评从来就不被报道。比如7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他觉得这根本就不切实际，和五八年大跃进时浮夸、说大话一样。但报道却说，他是如何祝贺中国，期待农业机械化早日实现，把那些大话由他的嘴再说一遍。还有农业机械化的标准，中国和苏联一样，以拖拉机马力来计算，我爸爸说这样计算是误导，是错误的。拖拉机到地里只有一个犁，耕完地什么也干不了，真正的机械化得能翻地、能播种，能中耕，又能收割，所有配套农具都要跟上，否则就不要奢谈机械化。只一个环节上机械化，拖拉机耕完地就用不上了，所有的都在公路上跑。而跑公路，拖拉机是非常低效、浪费的，还不如生产农用小卡车。他对中国官员说，从上面政策就错了，到底下根本行不通，3-4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是不切实际的。” 　　“他到黑龙江考察，”卡玛接着说，“提出的很多是批评意见，可报道时全是说他怎么赞扬。比如他批评国营农场的拖拉机站不讲效率，说你们一个机耕队，拖拉机手没几个，却一大堆干部。可报道却说，他说大规模经营如何好，如何先进。他在国外演讲时，也经常说中国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但是像这样的话中国从来不报道。” 　　1971年，卡玛随父亲5次见到周恩来。一次，周恩来对韩丁说，到农村考察，不但要看成绩，还要看阴暗面，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落后陋习。“这年头谁敢考察阴暗面呀，回头再说你别有用心。”卡玛忍不住说。“卡玛，你太敏感了。” 周恩来笑道。 　　“周恩来比其他官员有水平，观点也不太一样，比那些最极端的人温和得多。”卡玛回忆说，“比如他说提倡'大公无私'不合适，不应该是大公无私，而应该是先公后私，照顾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我听了，觉得他是在有意扭转当时一些极左的提法。” 　　谁知，周恩来这番话却让韩丁陷入尴尬。回美国后，他发表了同周恩来的谈话，遭到美国极左分子的攻击，说他歪曲了周恩来的观点。韩丁向中国外事部门求证，中方以沉默回应。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有关人员才向他“解释”：“当时绝对不能承认总理说了那些话，怕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这期间还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官方安排韩丁到大寨参观，他拒绝，执意要去张庄，说在那里能看到真实情况。周恩来出面“圆场”，说先去大寨，再去张庄。韩丁去了大寨，印象颇佳，而在张庄，他看到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一面--解放20多年，这里依然一贫如洗。“他看了大寨，觉得的确搞得不错，但他不赞成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硬性推行学大寨的那种做法。有个陪同的官员听了他的一些批评后说，'听说韩丁是左派，其实不过是个资产阶级记者'。”卡玛笑出了声，“他去张庄前，上面派工作队先去整顿，撤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王金红，以示文革成功了，走资派抓到了。王金红其实是个不错的干部，后来恢复了职务，不搞左的那一套，不搞不正之风，一心一意领着老百姓致富，后来把张庄搞得特别好。” 　　“张庄是我的第二故乡” 　　韩丁对中国情真意切，虽然他在1989年辞去联合国中国项目顾问返回美国，之后的若干年，却仍然住在中国。他的身份由外交官变为外交官之夫--妻子雷州安病逝后，韩丁于1987年与美籍华裔邱女士结婚。邱女士由联合国儿童组织派驻中国，韩丁同往。 　　此间，韩丁与中国民间交往不断，以个人名义发展一些项目，安排基层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帮助地方上引进小型农业机械等。他的儿子麦克也来到中国，就读于北京中医学院。麦克在北京与四川姑娘熊敏结成伉俪，毕业回国后，夫妻俩在宾夕法尼亚开了一间中医诊所。“我弟弟想学医，爸爸就鼓励他到中国学习中医。”卡玛说，“他的心在中国。” 　　继《翻身》之后，韩丁先后创作了6部作品，包括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内容的纪实文学《铁牛》和《翻身》的续集、反映50到8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深翻》等。“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韩丁说。 　　2000年，韩丁在台湾演讲时心脏病发作，手术后回到美国，从此在马塞诸萨州康克市一家老人院卧床休养，直到逝世。为了完成韩丁的遗愿，他的家人计划与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共同建立韩丁中国农村教育基金，用来资助农村贫困儿童入学。 　　在韩丁的中国情结中，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他同张庄人的感情。1948年，正在晋东南北方大学执教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第一次来到张庄。在后来的英文表述中，韩丁把“张”字拆开，将张庄称为“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韩丁和张庄农民吃住劳作在一起，朝夕与共、风雨同舟，结下手足深情。 　　1971年后，韩丁多次前往张庄，帮助这里发展农业机械化。卡玛介绍说，父亲在张庄搞过一个机械化实验，取得了成功。他和张庄人共同设计制造新型农机具，使田间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近年来，韩丁还帮助张庄发展工业，合资办起了山西长弓玛钢公司，并帮助把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卡玛等人也于1982到1986年拍摄了反映张庄发展的系列纪录片《中国一乡村》，并借“长弓”之名，将他们的公司取名Long Bow Group。 　　“张庄是我的第二故乡。”韩丁说。他对张庄的热爱得到这里人们的真情回报，他们亲切地称他“老韩”。1999年韩丁80寿辰时，张庄人出版了画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作为给他的寿礼，由他的老友王金红专程前往波士顿，送到韩丁手中。 　　卡玛心目中的父亲 　　卡玛对父亲的记忆被历史切割成两段，1953年以前和1971年以后。 　　1949年12月，卡玛生于北京。1953年父亲回国时，卡玛不到4岁，但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我记得不学英文的事。”卡玛伸出左手，“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我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我一天到晚纠正他们，以为他们不会说话。在外语学院幼儿园的事记得也挺清楚的。我爸爸那时在双桥农场上班，给我做了一个美国小孩玩的小拉车，拿到幼儿园大家都特别喜欢，拉着跑。那时他每个周末回来，骑个摩托车，摩托车一响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后来，摩托车的响声没有了，母亲告诉卡玛，“爸爸回不来了。”多年后懂事了卡玛才知道，时间和距离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 　　1971年，21岁的卡玛在离别18年后终于再次见到了父亲。“我没有多少陌生感，很容易和他交流。”卡玛说，“不过我对文革很失望，他没有想到我对中国、对文革的批评那么多。他在国外听到口号式的东西比较多。” 　　卡玛说，18年中，她和父亲没有通信。“那时我还小，不知道写信。而且美国对中国禁运，他也不能寄抚养费，麦卡锡时期，往中国寄钱触犯'与敌人贸易法'。”这期间，卡玛收到父亲的《翻身》，但是读不懂。很多年后她写道：“30年前，一部描述华北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著作《翻身》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父亲韩丁根据1948年在晋东南的一个村庄考察土改时所做的笔记写成的。当时16岁的我，在北京打开父亲送的这一大本英文书，几乎满篇都是生字。真正看懂是数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是卡玛在《天安门》（影片文稿与争论文章）自序中的一段话，很多人知道卡玛的名字正是缘于这部反映“六四”的纪录片。最近卡玛和她的合作者又拍摄了反映文革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再度引起反响。然而，父亲韩丁对她的一些观点却不认同。 　　卡玛觉得，她和父亲的观点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我对父亲的人格很尊重，他关注底层，关注民众，言行一致，不像有些人满嘴革命词藻，却不断滥用权力去追求个人利益。他总想为农民做实事，一天到晚在农村，非常反对和官员大吃大喝，这些我是非常尊重的。至于他对总体的社会变革持什么样的观点，我想我们之间是不同方法、不同思想的争论，太正常了。实际上，世界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现在谁也不能下定论，大家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倾听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