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者为王 书包网:哲学讨论录 49--53

哲学讨论录  49--53
我以为，一切意识都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无论是反应意识、知性意识还是概念意识，它们都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所以，从逻辑上思虑，我没有提感性意识。
本能只是当下的不学，但本能的历史文本在于，它是生命体在长期的经验历史进化中的学习积累、养成和遗传。而这种学习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主客互为的经验历史制作。
以前，我亦以为意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但通过概念的研究，包括符号文化的研究，我则有了新的见解，即认为意识有着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三个层次。这是我的思考。对于意识，我们可以深入地探讨。精神学者弗洛伊德则把意识分为无意识、潜意识、意识三个层面，当然他是从精神结构这个视域上提出他的见解的。
此外，我亦想过很久，理性认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或者说理性认识的本质是什么呢？在长久的思考中我深深地感到，理性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概念方式的意识活动。
1、动物具有知性意识是对的。先生所说，“如斑马在食草时，不会总在一个地方进食，因为植物为保护自己会释放毒素，为避免中毒，斑马就会轮换进食尚未来得及释放毒素的牧草......此中间用本能是难以解释的，而是知性意识能力。”对先生的这个见解，我完全同意。
2、知性意识确实具有判断能力，这是一种感知方式的判断能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要把它和概念方式的判断能力严格区分。我以为，有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一种是知性方式的判断方式，一种是概念方式的判断方式。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中认为，判断方式只属于理性范畴而不属于知性范畴，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3、知性意识中不具有概念建构，概念方式在动物思维中是不存在的。我在概念论的探讨中，在概念由来的探求中始终认为，概念起源于符号文化的嬗变，它是人类意识所独一无二的。正是文化符号的制作和发展，使人类拥有了抽象和概括的思维和制作能力，从对象的符号记号和指代，走向了对象的概念建构，从而使人类的意识发展出了一种独有的概念方式的能动，这种概念方式的能动，我把它称之为概念意识。
知性意识在我看来是动物世界基本具有的，当然人也有知性意识。但问题在于人具有概念的建构能力，而动物世界恰恰不具有这种概念的建构能力。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仅具有知性意识并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概念意识。如果说知性意识中已经有概念的存在和运用，那么，动物世界中的老虎、狮子，我们家养的狗和猫等也就可以用概念的语言符号方式和我们人类进行对话和交流了，并进行概念建构的实践活动和概念之物的创造了。这就是为何我要把概念和知性意识严格界分，提出概念意识的缘由。
1、但有时要看，例如，我与非我之间有没有一个中，有限与无限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生与死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有没有一个中，偶然与必然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等等。
2、至于这个【中】亦是因为有了两端才能有中，才能有【半有半无】、【半死半活】、【半上半下】。没有两端，中也就消失了。
中庸不是原点，也不具有自身的绝对。孔子说的中庸其意是凡做事不取其极端，而取其两端的中和，因此中庸和古希腊辩证法的合题的意蕴是一样的。中庸是以两端为参照系的。
因果关系只具有域然性而不具有绝对性。我记得以前曾讨论过，到南方某地一个地方，按照以往经验的路程出发，或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路程出发，将“必然”地到达这个地方。可是如果，地壳一旦发生了移位，如美国大片《2012世纪大灾难》所描述的地壳发生了大规模的南北或东西移动，那你再按向南的经验路线到南方的这个某地，你就会发现这种“必然”性没有了。在农村不少家庭养着家畜，每天到时给家畜喂养，那些家畜也习惯了，到时看到主人过来就能够得到食物，以为这种到时过来和食物是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具有它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有这么一天，家畜看到主人又到时过来了，以为又可以绝对的、必然的、普遍的得到它所要的食物了，可是这一次主人并没有给它带来食物，而是拿着一把斩杀的刀，因为要过年了。于是家畜糊里糊涂地就被偶然地斩杀了，原有的绝对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也跟着糊里糊涂地消逝了。
其实，任何经验质料铸就的普遍性都有它的背后，都有它的域定性。这就是康德为何在普遍性的问题上，要从经验的方式转向心灵的方式。康德认为只有先验的、能够阳光普照地整列一切经验质料的心灵方式才具有它的绝对普遍并把这种绝对普遍赋予自然。至于康德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们可再作分析。
在古希腊，辩证法的方式就是通过正题和反题达到合题。在这里，正题并不代表正确和思考能力足，反题也并不意味错误和思考能力不足。合题则是汲取正题和反题的合理成分，形成高于正题和反题的合理建构。合题不是绝对真理，但它高于正题和反题。在近代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在讨论和制定宪法时，各州代表的争论十分激烈，各不相让，最后则在这种“合题不是绝对真理，但它高于正题和反题”的睿智中，达成了人类社会史上可以称得上最好的一部宪法。如众议院采用民主式建构，参议院采用共和式建构等等。
我以为“道可道非常道”同《圣经》中的耶和华对摩西所说，“我是我所是”的意思是一样的。摩西要上帝显现他的真身，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上帝创造万物，在万物之中万物之上，他是不能有具体形状的，如果上帝有一种具体形状他就不是上帝了。同样道如果可名可状，它也就不是道了。这是我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理解。
在旧约中上帝始终没有显露他的真身真容，他总是以云柱、火光、神迹等等的借身来显示自己。圣经是宗教学者编撰的，这些编撰者们深知，上帝创造一切而存在于一切之中，是不能有具体形状的。犹如柏拉图的“共相”是没有它的自身直观形态的。尽管出埃及记中，上帝让摩西看到他的石缝中的一线背影，但这是一个什么背影呢？圣经中没有说，其实也不能深究，一切如武林高手点到为止。因为一旦深究出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具体背影，事情也就麻烦大了。就会出现把上帝归属到某种具体之物的逻辑必然，于是上帝也就不再是上帝了。这是编撰者和信奉者共通的不言而喻
“动物的声音变成音节分明的语言，一定是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步骤。这个步骤由于本身的性质的缘故，除了使言语成为可能的头盖骨和颚骨构造的变化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痕迹”。
动物的声音是怎样和怎么能够变成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呢？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头盖骨和颚骨构造的变化而得到充分性的解释的。我以为关键在于人类的符号制作。是符号制作使人类通过声音和符号的结合，逐步地产生了音节分明的语言，并由最初若干的一些简单的语言交流逐步地发展为了日益增多的复杂的语言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头盖骨和颚骨的构造也相应发生了文化的变化。我记得，在数学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些蛮荒状态部落考察的文献中，那里的成人在计数上只能从1数到5或6，再大的数就数不下去了。这和我们的视觉看外部对象，一般最多只能一下记住5或6个对象是相吻合的。然而，现在幼儿园4、5岁的儿童就可以借助于数学符号毫不费力地数到100以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正是符号的制作和使用，使我们获得了语言的能力和数学的能力。我以为，在古代的部落里的祭司一定是最具有符号文化即语言能力的人。我在云南旅游时在有关纳西族的文化介绍中读到，那里的智者必须能够权威地书写、解释和通晓纳西族的东巴文字，而这是一般的纳西民众所难以做到的。
这个意见我以为是对的。符号的制作提供了抽象和概括，使人类的意识以符号为中介获得了一种概念方式的思维，而哲学是概念逻辑的必然导致。
对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来说，两者有着不同的思想见解。但辩证法是极为容易受到形而上学的框束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就受到了“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框束，在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辩证法亦受到了种种客观“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进化“决定论”、规律“决定论”等等的形而上学框束。
决定论当然不是辩证法。我要所说的是，辩证法不能为形而上学所框束，要从形而上学的种种框束中走出来。例如，对于先生来说，就要从以唯物论为绝对的形而上学中走出来。
此外，哲学没有国界。建议先生花些功夫深入系统地了解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了解一下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人文主义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不要停留在国内普通高中、大学的马哲教科本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学识水平上。不要因为中国有算盘而拒绝引进和使用电子计算机。而事实上先生可能更喜欢用电子计算机而不是木质的算盘，我想，先生现在的生活的最大可能是已经离不开引进的电脑和互联网了。
我在费坛讨论中感到一些人的思想很怪，一方面从不拒绝引进和享用的西方的物质文明，例如，汽车、火车、飞机，电力照明、电视机、电话、电脑、互联网，空调、洗衣机、打印机、相机，等等；另一方面却又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拒绝引入西方的精神文明。这些人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为关系撕裂开来，却又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大言不愧地侈谈什么物质决定精神。
我很想请教先生，既然您在实际上接受着、享受着种种引进的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并且按照您的物质决定精神的绝对的唯物论，应当进一步得出先进的物质文明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可是为何在这一点上您却离开了物质决定精神的绝对正确的唯物论，而偏执地认为西方的精神文明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加以引进的拒绝呢？！难道先进的物质文明产生的是落后的精神文明，而落后的物质文明则产生着先进的精神文明？！难道在您那里是西方的物质文明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西方的精神文明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据我所知西方的物质文明倒是不符合您们那里的历史事实的，在西方物质文明引入前，您们那里有汽车吗？有飞机吗？有电灯吗？有电话吗？有电脑吗？有互联网吗？可是先生您却不因这些东西在您们那里历史上没有，不符合您们那里的历史事实而进行拒绝。
看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先生不仅离开了绝对正确的唯物论，并且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了双重的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在中国的晚清时期我们就已领教，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谓高明，实至误国啊！
其实我的讨论是希望先生在谈论问题时要有周密的思考。例如，您所认为的“辩证法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重复论证物质或精神问题，它们都是物质”，等等，在我看来是这几句话是很欠周密思考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方式的逻辑建构，是一种哲学的思辨精神，它高于科学因而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科学；唯物主义有其正确的方面，亦有其缺陷所在；如果按照先生的说法，物质和精神都是物质，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大脑可以分泌出了一种叫做思想的物质了！因此，在物质和精神的问题上我以为先生还得化些功夫深入思考，进行一次认识论的洗礼。
此外，关于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含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哲学的功劳，自然成为哲学概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很成问题的。难道被哲学所思考了的概念都会自然地成为哲学概念吗？！例如物理学的力的概念曾被哲学家马赫思考过，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可以自然成为了哲学概念吗？！
按照先生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正统说法则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导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概念含义的质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哲学的功劳吗？当然哲学的思考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是资本和市场的发展以及近代无产者和资产者两大阶级斗争的发展的社会实践所带来了新的思想抽象和观念变革。此点，建议先生读一读马克思为国际工人运动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先生是主张唯物论为绝对正确的，那么就应该从社会的实践运动中找寻社会主义概念的质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从哲学的功劳中寻找社会主义概念的质的变化的主要原因。看来先生在物质和精神问题上始终有点把握不住自己，口头上极为信奉唯物论可在实际上又时时抛弃唯物论。
关于因果关系。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或然关系而不是一种普遍关系。为此，康德通过长期的反复思虑，认为既然经验不能使我们得到一种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那么，唯有的方法是把因果关系划归为心灵方式，从心灵方式上找到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要求，即把因果关系视为是我们的心灵所固有的一种整列事物的方式。当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的方式去观照一切时，同时就把时空的、因果的、范畴的种种普遍必然方式赋予了事物。而现代科学表明，蝴蝶效应、混沌学说、复杂系统计算模型（在这种复杂计算模型中，同一个数据的再次投入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计算结果）以及更为重要的量子不确定性原理表明，因果关系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同一个因并不必然地造成同一的果，也就是说同一个因会造成不同的果；同样的果，则可由不同的因所造就。这样，因果关系在休谟那里是或然的，在康德那里是心灵方式的，在现代科学那里则是不确定性的。
“规律”的理解。对于“规律”，一种理解是它是纯客观的，或者说它是客观自身方式的，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无关的；另一种理解是它不是纯客观的，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密切相关的，是我们的意识方式这个主观和客观对象（事物、事件关系等等）的共制。这样，“规律”不是纯客观之物，它是一种概念样式，这种概念样式既同客观对象相关，又同我们的意识方式相关。例如，对于动物来说，就没有“规律”的概念样式，您跟动物讲落体定律、万有引力，谈相对论、不确定性原理，对动物来说，它们的头脑是永远也不会有这些“规律”的概念样式的。而对于人类来说，因其具有一种动物所不具有的概念意识方式，因而就有了“规律”的概念样式。这就说明，“规律”这种事物的概念样式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或者“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朱熹的“理学”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都认为世界有一个终极所在，或者说本原所在，都主张用一种总体的要义来规范一切。这样的哲学观念数千年来统治着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思想界，以及千千万万的庶民，给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为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历来主张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统；主张个体必须服从总体的要求和规范；主张天人合一的奉天承运的集权统治和治理；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张重农抑商的宗法小农经济的总体维护；主张思想独尊的高度统一；主张牺牲个性的国家伦理道德规范。中国数千年来缺少个性自由的发展，缺乏个性意识的觉醒，缺乏公民权利的确立和商业经济的市场发展，是同这种哲学思想的根深蒂固的造就密切相关的。这种以总体为根本的，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意识传承的“真正中国的哲学，由古中国人建立的那个哲学”，在近代并没有中断，或者说至今仍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形式中继续着它的根深蒂固的、仍在传承的、强有力的深刻影响和作用。
就世界范围（包括东西方）而言，哲学大体经历了本原论、认识论、主体论三个发展形态。中国哲学就其主导层面而言（以东方的概念方式）至今仍处在本原论的框架之中。这种本原论以本原为绝对，或以天命为绝对，或以阴阳为绝对，或以儒学为绝对，或以理学为绝对，或以心学为绝对，造就了种种政治的绝对、思想的绝对、历史的绝对和权威的绝对，极大地桎梏了人们的精神，桎梏了个性自由的创造和发展。中国的哲学需要进行一场认识论的洗礼，才能从种种绝对中解放出来，走向哲学原野的新的开垦，走向世界精神的前沿。
洛克宣称，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
我觉得洛克的所说不够，也不全面。我们的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来源于感官的获得，但还需要经过概念的建构。或者准确地说，来自于经验的感知还需要经过概念的建构才能成为我们的观念和知识。
我曾写了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其中谈到了人类既具有动物世界的知性意识方式，有着动物世界所没有的概念意识方式。认为知性意识为概念意识的抽象和概括提供了经验材料，而概念意识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和概括的逻辑建构，造就了人类所特有的概念方式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因此，我是从人类大脑所特有的知性方式和概念方式的双重意识构造上提出知识是一种知性和概念的双层构造。正是在这点上，我在读书思考中认为洛克的所说不够也不全面，洛克关于知识的见解只是停留于知性的样式，而没有进一步上升到概念的样式，以及这两种样式综合的双层构造。
洛克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意识方式，即知性的意识方式和概念的意识方式。当然这种区分是需要极为深入地进行探讨和清理的。
康德开始进行了区分，他提出了知性的时空方式和理性的判断方式。
但康德的区分的不足之点在于：
1、他把理性划归为判断方式而把判断从知性的意识方式中排除了出去，在我看来知性亦是具有判断能力的，不过这种判断是知性方式的判断。当然康德把时空归划为一种先验的知性心灵方式，现在看来亦是很成问题的。
2、康德的理性的判断方式是我们的心灵所先验地拥有的，没有它的抽象和概括的基础来源和逻辑建构。康德进行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可是他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达到进一步的深入，并没有达到主体的知性意识方式和概念意识方式的廓清和基础的清理。
在黑格尔那里，我们看到了概念抽象和概括的逻辑进阶，看到了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为我们探讨概念意识方式打开了思路。
黑格尔的不足则在于：
1、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进程是世界精神的进程，概念意识是一种“世界精神”的意识，而所谓的“世界精神”是高于自然和人类，坐落在高高的穹宇之端的东西，而不是地球生命意识史发展中的一种意识方式。
2、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进程只有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也就是从“世界精神”这个抽象总念到具体范畴的进程，而没有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而在我看来，概念的进程是具体到抽象进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概念的进程首先放置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我们才能把概念的进程同知性的感知和判断连结起来，同具体的经验质料连结起来，获得概念的抽象和概括，概念的逻辑进阶，概念的能动。
只有通过先哲成果的承续，以及从先哲们的不足中走出来，我们才能达到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和清理，开拓认识论的新的领域。这也是我对生命意识方式，对人类意识方式的探求所在。
法国小说家，存在主义这阿尔贝.加缪说得好，“一个没有主宰的宇宙，看来既不是无益的，也不是无用的。石头的每一原子，隐现在暮霭中的山岭上的每一块矿石，它们本身就构成一个世界”。
既然自然世界不是由某种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不管这种主宰支配被人们称之为“道”、“天命”、“太极”、“绝对理念”、“自然辩证法”、或者“上帝”等等以及其它别的什么。那么，我们就当认为，自然世界是自然本身的自由创造。这样的自然观将会进一步普适于人类的世界，即人类的世界亦当是人的自由作为。也就是说不为任何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自然世界的自由创造必然导致人的世界的自由作为。
我们这个由大爆炸所产生的宇宙只是无数可能中的一个，我们所庆幸的在于，它已经由可能成为了现实。在时空之矢中，我们已不可能寄望时空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等价的可逆，再次或无数次地回到它的初始条件的给定，回到它的“奇点”，回到一次又一次大爆炸的宇宙永恒轮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宇宙所毁掉的一切，仍会以它的铁的必然性再次生成。然而，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循环论。在时空之矢中，在时空不可逆中，宇宙走向的将是它的不可预前确定的无限多样的可能，人类的智慧可以以自身的意识方式预见和建构宇宙的种种域定，然而人类的智慧永远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意识方式的界限而确定宇宙在未来无限可能的择取中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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