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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民族融合2006年索引
版权所有：但阅没话 原作 04月04日
《史学理论研究》，2000/02，51～61页 高凯 撰(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民＃族大融合的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其中，关于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老一辈史家利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颇为细致和有益的探索、研究。但是，从人口学角度中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入手去探讨北魏的民＃族融合，前人及今人都没有很明确做过。有鉴于此，我愿以绵薄之微力，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性理论推测工作。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族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长期垄＃断控制政＃治、经济特＃权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论是汉族地主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毫不例外地被大小门阀操纵着，他们享受着无比的荣耀、高贵的地位和最大份额的经济实惠。同时，为了维护门阀士族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它阶＃层的介入，严格的等级婚姻制就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种大的外部环境里，北魏政＃权却反映出与之相背的情况。
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时，
中国的北方正处在十六国割据的动*荡中，北魏不过是一支力量较小的国家。但是，这不排斥它建立自己的门阀政＃治系统。事实上，自从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广泛吸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和在经济上“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注：《魏书外戚贺纳传》。）、走上封建化道路之后，汉族地主中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意识便开始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渗透到北魏国家的各个角落。然而，进入北魏中期作为门阀政＃治的重要标帜──等级婚姻制，仍没有能够在北魏社会得以顺利的实施。据《魏书高宗纪》载文成帝和平三年（463年）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族为婚，犯者加罪。”另据《魏书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夏五月诏曰：“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联今宪章旧典，只案先制，着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再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又诏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
通过上面文成帝拓跋浚和孝文帝拓跋宏的三条诏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
到文成帝统治时期，北魏的门阀阶＃层已经形成，北魏政＃权也已进入门阀世族政＃治时期；
（二）
在北魏社会中，“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常有“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与非类婚偶”的现象存在；
（三）
在文成帝拓跋浚和孝文帝拓跋宏的脑海里，等级婚姻的观念非常强烈，以致于多次颁布法令，坚决限制“与非类婚偶”的婚姻形态存在；
（四）
从文成帝的诏令看，“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与非类婚偶”，“令贵贱不分”的现象，至迟不晚于文成帝统治时期，即应开始于北魏统治前期。同时，从孝文帝诏令中有“百姓习常，仍不肃改”之词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种“令贵贱不分”的婚姻形态，一直沿续到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甚至非常有可能沿续到太和十七年（492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
与以上的这些现象有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北魏政＃权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需要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保持婚姻关系呢？他们到底指代的是北魏社会中什么阶＃层的人？他们为什么需要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为婚呢？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关于北魏政＃权的皇族，我们知道它应该是早在献帝拓跋邻带领拓跋鲜卑从呼伦湖西迁阴山的过程中便形成了。据《魏书官氏志》载：拓跋邻分别把纥骨氏、普氏、长孙氏、达奚氏、伊娄氏、侯氏交给自己的兄弟统摄，又让“叔父之胤”执掌乙旃氏，让远亲统摄车焜氏。他们相加共为九姓，再加上献帝拓跋邻自统的拓跋氏，这便是北魏政＃权所谓的皇族“帝室十姓”。“帝室十姓”中，有七姓与献帝拓跋邻存在直接的父系血亲关系，而乙旃氏和车焜氏也与献帝有间接的血亲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相互“百世不通婚”，且直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他们共同构成了北魏政＃权的核#心集#团。其次，关于“师傅”，它的起源很早，西周时“师傅”是乐师的代称；春秋、战国时期，“师傅”是国君教官的代名词。秦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后的历朝，“师傅”一词又成了“三师”、“三少”等官职的统称（注：“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少”指少师、少傅、少保，始设于西晋，魏、齐均沿置这些官职。），即成为辅导太子学问的专有官名。在北魏，能够担任此职的人，多为当朝或当时德高望重、学问精深的儒士和重臣。所以，他们地位显贵，有高官和爵位，且爵位可由儿孙承袭。如《魏书儒林列传》中所载北魏统治前期的梁越和卢丑便是“以师傅之恩”分别赐爵“祝阿侯”、“济阴公”的。尤其是卢丑，因为他本人是“襄城王鲁元”的族人，所以，世祖拓跋焘特别恩遇他，赐爵济阴公后，还“除镇军将军，拜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河内太守”等等。从梁越和卢丑的事例看北魏时期的“师傅”，无疑属于北魏政＃权中的达官贵人阶＃层。再次，关于“王公、侯伯”，如果我们仔细考查《魏书》的有关“王公侯伯”的记载，便可发现北魏前期的“王公侯伯”也多在“帝室十姓”范围之中。再从《魏书官氏志》载北魏初年的封爵制度称“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这些人和拓跋氏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无疑属于北魏政＃权的核#心领导阶＃层。至于文成帝和孝文帝诏书中“士民之家”所指的“士”，在魏晋以前具有多种涵义：如《尚书多士》有“用告商王士”的说法，即指低级贵族而言；又如在《荀子王制》中有“霸者富士”的记载，这里的“士”，即指从事军事战斗的人员；再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士”当如《谷梁传成公元年》何休注所称“学习道艺者”，即指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而同时，“士”在古代又是执掌刑狱的官名，所以，从这种角度去再理解，“士民之家”应泛指北魏前期具有自由身份的、且有相当地位的统治阶＃层。
由以上的记载和分析看：北魏的“皇族”、“师傅”和“王公侯伯”，鲜卑族血统应占绝大多数，而“士民之家”中，鲜卑族血统也要占到一定的比例。既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绝大多数为鲜卑族血统的、具有自由身份和高贵地位的统治阶＃层，那么和他们结为婚姻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又属于什么血统的阶＃层呢？他们的阶级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百工”的理解，从各种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它的身份具有多重变化：西周时期的“百工”专指主管营建、制造等事务的官吏，正如《周礼考工记总序》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此条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事营城部，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春秋、战国时期，“百工”又成为各种手工业工奴的总称。进入秦汉时期，“百工”的地位有所提高，他们不仅具有自由之身，而且在秦简《均工律》中甚至还出现了把传授他人技术的工匠称为“工师”的记载（注：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中《均工律》简文。）。但是，到东汉末年，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社会上又出现了官府强迫工匠服役的趋势，并且工匠也有了专门隶属于官府的特殊户籍。尤其是进入魏晋南北朝，工匠更成了各割据权纷纷争夺的对象。如《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袭破皖城时，“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从这段记载看，原来由袁术控制的“百工”，因袁术战败而成为孙策的战利品。这种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很多。如《太平御览》卷815引《丹阳记》载：“斗鸡锦署，平关右迁其工也。”即指的是刘裕平灭后秦后，迁后秦之“百工”于南朝。又如《魏书太祖纪》载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灭前燕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再如《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等都属于掠夺他人控制下的“百工”作为自己战利品的事例。把以上记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它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结合起来看：从东汉前期到魏晋初期“百工”的身份、地位都有许多的变化，他们从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再到成为官府强迫服役的对象，直至其后成为各军事集#团争相控制的战利品。他们不仅有隶属于官府的、有别于编户齐民的特殊户籍，而且还是子孙相继、不许改业、且必须服务于官府的被严格管制对象（注：以上观点参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中“杂户考”一文。）。三国结束和西晋统一后，各地“百工”多被集中强制迁往中原，他们在西晋灭亡后，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争相掠夺的人口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魏晋南北朝各割据政＃权争相掠夺、控制的“百工”，实际上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就早已形成的、被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百工”的后代。而从东汉中后期政府所控制的“百工”的来源看，他们作为自由人身份，多来自于城市里汉族血统的能工巧匠，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工”中也掺入了少数民＃族血统的工匠，但必竟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北魏前期被拓跋焘强制迁往平城和其后不准与“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结为婚姻的“百工”，实际上是身份卑微、且多为汉族血统的手工业工匠。另外，从词语的释义情况看“伎巧”，也多指有技术的手工业巧匠；同时，“伎”又通假于“妓”，即指宫廷的“女乐”。“女乐”在东汉中后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鼓吹”或“乐户”，它同“伎巧”、“百工”一样，具有相同身份低贱化的转变过程。 至于“厮养”的理解，据《史记苏秦列传》引司马贞索隐称：“厮，养马之贱者。”又《公羊传》引何休注称：“炊烹者曰养”。所以，作为同“百工”一样起源甚早，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劳动的“厮养”之户，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地位卑贱的杂户之一。至于“卑姓”的理解，我认为它应当是涵盖北魏时期所有非拓跋鲜卑族的身份贱的下层百姓。但是就具体情况看，在文成帝和平十年诏令中的“卑族”，应当专指家富钱财而身份低贱的商人。从战国早期的李悝实行“禁末”政策开始到秦汉魏晋时期，封建国家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秦汉时期，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针对商人实行重税、算缗、告缗政策和均输平准法、官营盐铁制度以及禁止商人拥有土地外，还在政＃治上采取刻意贬低、歧视商人的政策。例如秦汉时期的商人及其后代作为“七科谪”的主要对象之一，往往被国家强制征调，并承担谪戍边疆的任务。同时，商人及其子弟不得仕宦为吏，而且不得衣丝乘车。可见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魏晋时期以后，商人和百工、伎巧一样也成为各割据政＃权争夺的对象。进入北魏政＃权前期，由于北魏国家没有统一的俸禄制，所以，北魏各级官吏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便纷纷选择地位卑贱、但颇有钱财的商人作为婚偶的对象，于是北魏社会出现了文成帝诏书中所谓“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北魏中期以前“贵族之门多不率法”，长期与身份卑贱的商人保持婚姻关系是出于考虑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作为地位同样卑贱、被北魏政府长期强制劳动的对象和不可能拥有很多钱财、且多为汉族血统的“百工、伎巧”，怎么也会成为拓跋鲜卑“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屡禁不止、长期婚偶的对象呢？！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北魏拓跋鲜卑族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呢？！否则，拓跋鲜卑贵族怎么肯自掉身价而与“百工、伎巧”相婚偶呢？！
如果说单凭北魏前期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北魏政＃权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长期以来多与“百工、伎巧”为婚不足以推测说明拓跋鲜卑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北魏宫廷多次放免宫女“以配鳏民”、北魏前期掠夺他族妻女班赉将士以及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等史实来补充说明这个推论。首先，关于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问题，《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得很详尽。如道武帝时期的皇后慕容氏、太武帝时期的皇后赫连氏等虽然最初出身高贵，但后来均是以战俘的身份而入主北魏皇帝后宫的；又如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太后窦氏，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太后常氏、文明皇后冯氏、元皇后李氏，孝文帝拓跋宏的贞皇后林氏、幽皇后冯氏、昭皇后高氏等，不是出身微贱，就是作为社会罪犯的家属被籍没入宫而后成为皇后的。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时期开始到孝文帝统治的一百多年里，共有皇后、皇太后16人，其中出身微贱的就有九人之多，所占比率高达50％以上。而且，从这一时期皇后、皇太后的姓氏角度看，窦、常、冯、李、林、高等姓也多是北方地区汉族居民经常使用的姓氏。
众所周知，从秦王赢政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以后，皇帝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中国不仅有皇帝，而且也有皇后这一尊贵的称呼。《白虎通》有称：“天子之配谓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内之小君也。”蔡邕《独断》有称：“帝嫡妃曰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出身和地位自然应当尊贵无比。但是，作为北魏前期汉化很深、并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北魏历代皇帝，却频频挑选战俘身份和罪犯家属身份的微贱女子充任皇后，这是不是太让世人迷惑不解了！我想：如果不是拓跋鲜卑族中存在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那么北魏前期的诸代皇帝是不会自掉身价而草草选妻定后的！
其次，关于北魏政＃权多次放免宫女问题，《魏书》诸帝纪有详细的记载：如《魏书太宗纪》载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二月戊戌诏：“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春正月癸末，“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三年（479年）“二月辛巳……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同年“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太和五年（481年）二月拓跋宏诏曰：“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太和十三年（489 年）“八月，出宫人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及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恪在“秋八月戊中，遵（拓跋宏）遗诏，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归家。”从上面拓跋嗣、拓跋焘、拓跋宏到拓跋恪即位的不到90年的时间里，北魏皇帝曾先后七次放免宫女的史实看，其中至少有四例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北魏政＃权放免宫女的目的是“以配鳏民”，而且这四次放免宫女全部集中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具体分析这四次放免，又不难发现，虽然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及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放免宫女“以配鳏民”没有特定地区，但是，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及太和十三年（489年）的诏令，均有放免宫女“以配鳏民”的确切地区：即一为“代郡”，二为“北镇”。代郡，治所在平城（今大同市北），一直是北魏前期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政＃治中心，也是鲜卑族各部集中居住的地区；北镇，又称六镇，是道武帝拓跋珪至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为了有效防止北方柔然的入侵而特设的六个重要的边镇，戍镇的将士多是地位很高的拓跋鲜卑族人。关于这一点，正如《北史广阳王建附深传》所记载的那样，北镇初设时，“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以至“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但是，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两个北魏国家的重津要地，却需要北魏皇帝放免宫女“以配鳏民”，这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族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呢？！同时，由北魏皇后的入宫途径看，从拓跋珪到拓跋宏时期的16位皇后中，被掳掠和被作为罪犯家属籍没入宫者有9人之多，占皇后总数的50％以上。而且，这9人之中有5人为汉族女子。由北魏皇后多出身汉族和地位卑贱的情况看，北魏的宫女中，汉族女子也应该占到多数。从这种角度看，北魏政＃权放免宫女“以配鳏民”，实际上促成了汉族女子与拓跋鲜卑族贫民的婚姻。
再次，关于北魏前期掠夺他族妻女以班赉将士为妻问题，《魏书世祖纪》记载甚详细：始光四年（427年），北魏军队击败赫连昌，俘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拓跋焘在自取赫连昌的三个姊妹作为贵人之后，便“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同书同传又载拓跋焘于延和三年（437年）“破白龙余党于五原”，并“虏其妻子班赉将士各有差。”与上面两条北魏军队虏略他族女子的记载相关，沈约《宋书索虏传》也有两条相似记载：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年），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虏（北魏）悦勃大肥率三千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舆、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此后不久，“虏又破邵陵县，残害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另据《宋书序传》中记载当时刘宋盱眙太守沈璞的评论称：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高平、任城、金乡、邵陵等六县汉族女子，“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把《宋书》与《魏书》所记载的五条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北魏明元帝到太武帝的对外战争中，外族女子均是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主要对象。虽然，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间被虏掠的汉族女子仅仅是充当“奴婢”，而没有明言是班赉将士为妻，但是也无法排除存在北魏将士强娶这些汉族女子为妻的可能性。同时，把这五条史料与《魏书世祖纪》记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癸末，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的史料相对照，我们便不难发现：如果北魏前期拓跋鲜卑族不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话，拓跋嗣和拓跋焘是不会命令驱略他族妻女、并班赐将士为妻的！
综上所述，从北魏中期以前北魏国家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汉族血统、地位低下、身份不自由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保持长期婚姻关系以及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历代魏帝多次放免宫人“以配鳏民”等历史记载看，北魏中期以前，拓跋鲜卑族中非常有可能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二、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阶段性和阶级性特点
关于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问题，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三大途径：其一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士族间的政＃治婚姻；其二是在鲜卑族由草原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胡汉杂居而促进的交流与融合；其三是在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中，鲜卑族、汉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被压迫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的压迫，从而在斗争中增进了友谊、了解和融合。近年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涌现出许多新观点，如牟发松先生认为北魏的民＃族融合，“可以说主要体现为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注：参见牟发松先生“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一文，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第14辑。）；又如钱国旗先生把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北魏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上。（注：参见“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1991年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这些论断和探索，无疑是正确的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但同时，我认为以上论断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都会受到人类自身生产规律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两性必须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比例上。换句话讲：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一个要发展、要前进的民＃族，其先决条件是必须保证正常的种的繁衍。如果该民＃族内部缺乏这种机制，就需要这个民＃族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寻找完成种的繁衍的必备条件，即去促进两性均衡的结合。而在这个方面，北魏拓跋鲜卑族的祖先就做得很好。
首先，北部鲜卑在由北兴安岭西迁至匈奴故地的过程中，积极与匈奴遗部融合，从而完成了向拓跋鲜卑转变的过程。
众所周知，鲜卑族最初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北部，是东胡的一个支系。因为其“国有大鲜卑山”，故“因以为号”，称之鲜卑。（注：《魏书序纪第一》。）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东部“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而北部鲜卑也在首领推演的带领下，由大兴安岭北段向西迁居“大泽”，即今呼伦湖；到东汉桓灵时期，北部鲜卑又在献帝邻及其子诘汾的带领下横穿蒙古草原，到达匈奴故地，即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注：参见黄烈先生《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五章所推断北部鲜卑西迁匈奴故地应在东汉桓灵时期的观点。）此时这里的“匈奴余种尚有十余部落”（注：《后汉书鲜卑传》。），北部鲜卑在此与匈奴遗部频繁交往，通婚融合。因为其时“匈奴女名托跋”，且“胡俗以母名为姓，”（注：《南齐书魏虏传》。）所以，北部鲜卑与匈奴遗部的通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鲜卑父、匈奴母为内涵的“拓跋”族族名。（注：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的考证结果。）同时，由于鲜卑与匈奴遗部的联姻，不仅使得匈奴遗部“皆自号鲜卑”，壮大了鲜卑的势力，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北单于逃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拓跋鲜卑走上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注：《后汉书鲜卑传》。）的强盛之路。其次，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汉族百姓交往、融合，不仅建立起融拓跋鲜卑和汉族地主为主体的北魏政＃权，而且开始了逐步把拓跋鲜卑族自身完全融入中原汉族的历程。
早在东汉末年，拓跋鲜卑族与汉族便有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的交往阶段，但是，真正地与汉族友善交往应开始于拓跋力微统治时期。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正式代汉。正是此时，拓跋诘汾之子力微也继位做了首领，他总结前人得失，制定了通好南夏的邦交政策。据《魏书序纪》记载力微“告诸部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殆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在力微的既定方针指导下，不仅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拓跋鲜卑族，而且拓跋鲜卑的部落结合体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以“帝室十姓”、“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圈，为以后拓跋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二时期是西晋末年。此时正是力微的孙子猗卢统率拓跋各部的时期。西晋并州剌史刘琨借用拓跋鲜卑的力量与刘渊、石勒对抗，猗卢因此被西晋王朝封为代公，后进为代王，并割马邑、楼烦等五县之地给猗卢，从而使拓跋鲜卑的扩张到并州北部地区。同时，由于中原内乱外扰不断，致使大批晋人避祸并效力于拓跋鲜卑，卫操、卫雄、姬澹、莫含便是其代表。他们为猗卢出谋划策，使拓跋鲜卑在国家政＃权的确立、法律的制定和官吏的设置等方面获得了经验，从而为郁律次子什翼犍正式确立国家规模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三时期是什翼犍即代王位，拓跋代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走上复兴道路的时期。什翼犍的母亲是身份低下的汉族女姓，对什翼犍的兴复大业起过决定性作用（注：《魏书官氏志》载：“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帝。”广宁，今河北涿鹿。）。同时，什翼犍曾在后赵多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继位以后，便立即组建新的国家机构。据《魏书官氏志》载：“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使，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家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辨才干者应选……”。总之，从上面的记载看什翼犍作为《魏书》中记载的第一个拓跋父、汉族母拓跋鲜卑族首领，他所建立的权力机构完全是融拓跋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政＃权形式，同时，结合北魏文成帝诏令中“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常有“令贵贱不分”“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的记载看，我们就不难判断：作为猗卢建代国首任代王、什翼犍复兴代国、再到拓跋珪即代王位的代国兴亡三大时期看：什翼犍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时期已有“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现象存在了。所以，什翼犍时期，又是拓跋鲜卑与汉族开始血缘交融的时期。然而，拓跋鲜卑与汉族交往和血缘交融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应是拓跋魏正式确立之后、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里，拓跋鲜卑从上到下，勇敢而广泛地同北方的汉族百姓结为婚姻，不仅解决了拓跋鲜卑正常的种的繁衍，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与汉族百姓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汉化程度，促进了北魏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于这一百多年里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血缘交融，根据《魏书》有关记载和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看，可主要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的情况，从拓跋珪到拓跋宏统治时期，拓跋鲜卑皇帝多娶汉族女性为后，从而使这一时期中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皇帝人数大为增加。二是结合文成帝、孝文帝的三条诏令看，拓跋鲜卑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多与汉族出身、地位卑微的“百工、伎巧、卑姓”为婚，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已达到“百姓习常”、屡禁不止的程度。其三是北魏多次放免宫女以配代郡和北镇拓跋鲜卑贫鳏无妻者，促进了拓跋鲜卑族贫民与汉姓女子的通婚。正因为北魏存在这种由上至下与汉族百姓联姻、进行血缘融合的事实，不仅为北魏皇室成员及王公侯伯的汉化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汉化改革创造了和谐的气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大方面看出：首先，拓跋鲜卑皇族及贵戚与汉族的联姻，其直接的后果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拓跋皇帝及拓跋贵族子弟的增多。纵观北魏社会民＃族融合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有三位皇帝是汉族女子所生，即拓跋焘、拓跋弘、拓跋宏。而拓跋焘时期和拓跋宏时期都是北魏汉化改革突飞猛进的重要时期。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不仅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确立了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在北魏军政事务中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拓跋焘通过他的一系列诏令，在北魏国家及社会坚决地确立了汉字使用的机制，并确保了儒学在皇族、贵族子弟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拓跋焘时期这一系列汉化措施的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孝文帝时期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迁都洛阳等汉化改革相比较是毫不逊色的。而这两个北魏历史上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的均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北魏皇帝，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性问题吗？！加之北魏宫廷中汉族儒学师傅、汉族母亲、汉族保姆及汉族宫人在点滴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使得北魏皇帝自小到大对汉族先进文化抱有祟敬和亲近的心理，这使得北魏皇帝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汉化水平。事实上，拓跋皇帝的汉化水平确实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成长而不断提高。从《魏书》诸帝纪的记载看，北魏的皇帝，在他们的诏书中常引用《诗》、《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史称明元帝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又据《魏书高祖纪》载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胆，好为文字，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乃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皇帝自小经历严格的汉文化影响和教育，能有这么高的汉化程度吗？！
与此同时，这些从小经历严格、正规的汉文化教育的皇帝们正式继位后，对他们的皇子们也十分重视进行汉文化的教育。根据《魏书》诸帝纪记载的情况看，在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时，“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又“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魏书世祖纪》称，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曰：“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对儒学和皇家汉化教育尤为重视，并特开‘皇子之学’，以提高其汉文化程度。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令曰：“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联之士，以匠成之。”（注：《魏书咸阳王传》上。）由于孝文帝以前的历代拓跋皇帝非常重视对当时皇室及贵族子弟的汉文化教育，使得拓跋魏的皇室成员和贵族阶＃层的汉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从而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彻底地汉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拓跋鲜卑与汉族百姓的联姻，使得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与作为被统治民＃族的北方汉族百姓之间的民＃族仇恨情绪处在逐步淡化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氛围里，一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北方汉族士人得以服务于北魏政＃权，另一方面也促使位于社会低层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有了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从而最终促进北魏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
关于汉族士人服务于北魏政＃权的情况，我们仅从《魏书》诸帝纪的记载便可知其大概：北魏建立之初，拓跋珪除了“以经学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笼络北方汉族士人外，还对投靠北魏的汉族士人“留心慰纳”，史称“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汉族士人投靠和加盟，使拓跋珪在元光元年（398年）得以“诏尚书吏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社庙、社稷、朝、飨宴之仪。三公郎中令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而“尚书崔玄伯奏从士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使北魏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得以走上了树立正统的轨道。拓跋嗣也十分重视招纳汉族士人参政，史称：永元五年（413年）拓跋嗣“诏分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乃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注：《魏书太宗纪》。）拓跋焘在位期间，更是注意网罗北方汉族士人。神麚四年（431年），他一次就征用“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孝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及州郡所遣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大批汉族士人加盟北魏政＃权统治，不仅加重了北魏政＃权中汉族官吏的比重，而且也使得北魏国家和社会越来越依赖汉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丰富经验。这样的结果，必然促进北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同时，由于北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多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结为婚姻，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舅氏轻微”的现实，切实改善和调整对待“百工、伎巧、卑姓”之人的态度，从而使得北魏中期以后，“百工、伎巧”的社会地位有了逐步的改善。
北魏前期，“百工、伎巧”作为被政府严格控制下的卑贱户籍，是被压迫的社会低层百姓。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百工、伎巧”的子弟甚至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力。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下令：“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足见当时“百工、伎巧”身份之低。但是随着北魏拓跋鲜卑贵族日益与“百工、伎巧”联姻，使得“百工、伎巧”的身份有所变化，且这种变化在孝文帝继位后的北魏社会里尤为明显。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延兴二年（472年），“夏二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巧，尽听赴农。”太和十一年，“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另据《魏书肃宗纪》载：神龟元年（518年），“诏从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再据《魏书孝庄纪》载：普泰元年（531年）“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出身，皆授实官，私马者优一大阶。”从以上孝文帝至前废帝时期的四条诏令看，“百工、伎巧”等杂户的地位身份变化的轨迹十分明显。这些诏令说明，孝文帝统治早期“百工、伎巧”已可“尽听赴农”，恢复编户齐民的自由之身；太和中期，“百工、伎巧”有了自己生产、经营的权力；孝明帝时期，“百工、伎巧”等“杂户”已有脱籍现象，且有了入仕为官者；而前废帝元恭普泰元年（531年）诏令，显然是一次大规模放免包括“百工、伎巧”在内的各类杂户的诏令，并且证明杂户还有同一般平民一样当兵和为官权力。（注：详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书中的“杂户考”一文。）“百工、伎巧”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孝文帝统治和其后时期里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的逐步完成，而且也意味着北魏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拓跋鲜卑与北方汉族百姓的融合在孝文帝统治中期出现了片面化倾向。那就是拓跋鲜卑贵族与北方汉族高门士族间的婚姻关系比重大大加强。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也有研究。如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在他的“北朝隋唐时代胡族的通婚关系”一文中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汉族士大夫之女进入后宫的倾向增强了”，而此前的胡汉婚姻中，“不偏重于特定之家，在崔、卢、李、郑、王汉族士大夫中，看不到这五姓耀门第最高。”（注：参见“北朝随唐时代胡族的通婚关系”一文，［日］长部悦弘着，冯继钦译，刊于《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再如，国内学者施光明先生在他们的“《魏书》所见拓跋鲜卑婚姻关系研究”一文中，详细统计了《魏书》记载的147起涉及拓跋鲜卑的婚姻关系。通过研究，他认定这147起婚姻关系，有86％以上发生在北魏，且多属于拓跋鲜卑的上层贵族；同时，他还认定“拓跋鲜卑与汉族建立的婚姻关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统治之后”，“几乎无一不带有政＃治色彩”。（注：参见“〈魏书〉所见拓跋鲜卑婚姻关系研究”一文，作者施光明，刊于《北朝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些观点和研究是有益的和富有启迪的。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他们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如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在文中说：“胡族中（鲜卑族），积极、大量与汉族通婚则是由北魏的宗室元氏开创了先河，”“元氏正式与汉族缔结的缘戚关系是开始于5世纪末从平城迁都洛阳的孝文帝时代吧！”而施光明先后也在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两篇文章的所有结论结合起来看，就不能不形成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仅仅限于拓跋鲜卑的上层贵族和北方高门汉族之间的政＃治婚姻。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事实上，正如前文列举的文成帝和孝文帝的三条诏令所表明的情况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北方汉族的融合，最重要、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应该是拓跋鲜卑中“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与汉族血统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中的婚姻。这种婚姻，绝不是一个“政＃治婚姻”的概念可以对之涵盖的。它应当是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两性均衡结合规律的具体表现。至于孝文帝时代拓跋鲜卑贵族与北方高门汉族地主间的婚姻大大增加，则反映了孝文帝在民＃族融合政策上的一种偏见。其具体标帜是太和二十年咸阳王禧娶任城王隶户之女为妻“深为高祖所责”后孝文帝所下的诏令。孝文帝的诏令称：“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接着，孝文帝在诏书称其弟子咸阳王禧、河南王干、广陵王羽、颍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详应聘当时北方汉族高门士族李氏、卢氏、郑氏、王氏和胡族穆氏女为妻。同时，孝文帝在诏令中不得不承认以前的皇子迎娶了身份卑贱的女子，他的态度是这些身份卑贱的女子只能做为“妾媵”。这和孝文帝对拓跋鲜卑皇族择偶对象中“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现象的深恶痛绝的狭隘婚姻观是相吻合的。正是在孝文帝狭隘婚姻观的影响下，自此之后拓跋鲜卑贵族在北方汉族高门士族中择偶的倾向得以持续了下来，从而使得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至于拓跋鲜卑族在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与北方汉族人民增进的融合，以及北魏末年拓跋鲜卑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汉族贫苦百姓在共同反抗北魏拓跋鲜卑贵族和高门汉族地主联合统治中增进的友谊、了解和融合问题，史学界前辈已做过充分、细致的论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苏秦列传 第九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①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②岂其士卒觽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③苍头二十万，④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⑤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髃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⑥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髃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注①索隐按：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 是也。又左思吴都赋云“长干延属”，是干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于干有道，因为地名。正义在苏州吴县西北四十余里万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败于姑苏，禽于干遂，相去四十余里。
注②正义今韂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纣于牧野，筑之。
注③集解汉书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索隐衣音意。属音烛。按：三属谓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胫衣，三也。甲之有裳，见左传也。赢音盈。谓赍糗粮。中音竹仲反。谓其筋力能负重，所以得中试也。复音福。谓中试之人，国家当优复，赐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注④索隐谓以青巾裹头，以异于觽。荀卿“魏有苍头二十万”是也。
注⑤索隐厮音斯。谓厮养之卒。斯，养马之贱者，今起为之卒。正义厮音斯。谓炊烹供养杂役。
注⑥索隐谓割地献秦，以效己之诚实。 老九”一词的由来 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起因却在元代。忽必烈统一北方之后，元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族，把知识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南宋的知识分子诡谲多谋，都是刁钻小人，读了几句诗书，便想入非非，不好驾驭，视“儒士与厮养同役”。因此，社会上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行第九，故有后来的“老九”之称. 鲁迅 《呐喊·端午节》：“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 明神宗萬曆皇帝喜歡貓的程度也不輸後宮嬪妃。凡是被他及后妃們所憐愛的貓，都「加至管事職銜」，不但有官位，還有俸祿。其中公的暱稱「小廝」，被閹的則稱「老爹」。有些還被敬稱為「老爺」。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SE0048
漢語南北方言詞綴的比較 http://www.xenosounds.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3 “廝”作為人稱名詞后綴在山東中部的一些方言中比較常見。例如，臨朐方言有“小廝（小男孩）、嫂廝（嫂子）”；平度方言有“瞎廝（瞎子）、禿廝（禿子）、痴廝（傻子）”。
“貨、鬼”等詞綴在山西方言中作為构成帶有貶義色彩的人稱后綴大量存在。例如洪洞方言中有“青貨（遇事敢拼命的人）、燒包貨、震貨（固執的人）、抄花頭貨（叫花子）”等由人稱名詞后綴构成的詞語。 后綴“子”
“子”綴的分布范圍比較廣，南北方言都廣泛使用“子”綴或者“子”綴的各种變体。“子”綴在各方言中雖然讀音差別比較大，但是語法作用与語法意義卻差別不大。各方言“子”綴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构成名詞和表示小稱意義。 1、北方方言的“子”綴一般是作為名詞的標志，讀音弱化，如“筷子、本子”等等。“子”綴在北方方言的晉語、蘭銀官話、西南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中使用特別多。以晉語為例。晉語中的“子”綴分布面積廣泛、构成形式多樣。“子”綴大多可以附著于名詞、動詞、形容詞、量詞之后构成名詞。名詞加“子”綴构成名詞，如：席子、材子（棺材）、冷蛋子（冰雹）、戒指子、瓷瓦片子、護泥扳子。動詞、動詞重疊形式、動賓結构后加“子”綴构成名詞，如：插子、推子、蔫蔫子（蔫了的菜）、折折子（折了的東西）、討吃子（討飯的人）、騎車子（自行車）。形容詞、形容詞重疊形式加“子”綴构成名詞，如：冷子、愣子、短短子（短的棍狀物）、酸酸子（酸味果子）。單音節量詞加“子”綴后构成名詞，如：條子（便箋）、朵子（棉花朵）。此外，雙音節人名、表示兄弟排行的序數詞后面也可以加“子”綴，如：富貴子、紅星子、三子、六子。
2、南方各大方言中也都有“子”綴或“子”綴的變体。其中以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的“子”綴為多，有些“子”綴詞還是當地方言所特有的。以吳方言為例。吳方言中“子”綴特別多，北方方言中有些名詞帶“儿”綴或不帶任何詞綴，吳語都給加上個“子”綴，如：杏子、桃子、學生子；北方方言中絕對不能加“子”綴的時間名詞，在吳語中也變成了“子”綴詞，如：昨日子、前日子、禮拜日子。
粵方言、閩方言中的“仔”綴用來构成名詞并表示小稱意義時可以看作是“子”綴的變体。以廣州話為例，“仔”綴可以表示各种事物，如：計仔（計謀）、耳仔（耳朵）、銀仔（硬幣）、丸仔（藥丸）、眼公仔（眼珠仔）、歌仔（歌曲）；加在一般事物名詞后表示小稱，如：凳仔、巷仔、碗仔、帽仔、魚仔。 “愠羝”就是“胡臭”，古代时指从西域来的人身上的味道，我怀疑即是“胡人”的语源。“胡臭”后来叫“狐臭”，“羝”是公羊，不是狐狸，“愠羝”是羊膻气。“杆木家”就是爬杆溜索的能手，唐朝有不少诗人用诗描写当时的场面，威尼斯亦有不少表现中东一带来的“杆木家”的风俗油画。《教访记》里提到教坊里的人“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北史》说“突厥法”是“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隋书》说“突厥法”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 汉代的《盐铁论》、中有关于蹴鞠的记载。 三国时，蹴鞠之习依旧流行未衰。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杜甫有诗曰："十年瞰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宋代蹴鞠在唐代蹴鞠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体现了宋代的特色。 用牛彘胞充气，球壳由12张片缝成等，增加了球的弹力，单球门或无球门的踢法，不受场地、人数的限制。所以这种自由的娱乐方式颇受大众欢迎。 唐代用"挟"接对方的球，宋代用"踢" 来接，这是比较先进的。能准确地将球踢过又高又小的球门，确实不易，可见技巧之高。 宋代蹴鞠家归纳出了肩，背，拐，搭，控，捺，拽，膝，拍，月兼．这"十踢法"。这样的踢球技术，已接近于现代足球运动技术。 由于蹴鞠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商人便借此做文章。一位叫黄尖嘴的商人，开设了一间"蹴球过人茶坊"。 一位卖油的老板将其店唤作"角球店"，这虽是一种促销手段，也反映了市民们对蹴鞠的喜好。
宋代从皇帝到大臣都有许多善踢球的，《宋大祖蹴鞠图》画的就是太祖与其余五人蹴鞠游戏的情景。叱咤风云的皇帝，走下了宝座；恭敬不违的大臣们暂时抛开了君臣大礼，这其中起作用的就是蹴鞠。 1.一些词语的由来: “东床”一词的由来
传说东晋太尉郗鉴派一位门客到王导家去选女婿，门客去了一趟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挺不错，只是听说我是为您去选女婿，一个个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好像没听到什么似的，照样坦腹卧在东边床上吃零食。”郗鉴听了以后便说：“在东边床上的那个肯定是个好女婿。”这个人就是王羲之，郗鉴果然把女儿嫁给他。后来，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对皇帝的女婿也有称为“东床附马”。 “伉俪”一词的由来 伉，对等、匹敌之意。如《谷梁传》：“使世子伉诸侯之礼而来朝。”俪，结缘、配偶之意。如《左传．成公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孔颖达对伉俪有解释：“伉俪者，言是相敌之匹耦（偶）。”后来称事业上有成就可相匹敌的夫妇为伉俪，也称一般夫妇为伉俪。“鄙人”一词的由来“鄙人”意为“我”.周代乡村500 家为一鄙,“鄙”就借代"乡村",“郊野”的意思。说自己是“郊野之人”。意思是说自己粗俗浅陋，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老九”一词的由来 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起因却在元代。忽必烈统一北方之后，元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族，把知识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南宋的知识分子诡谲多谋，都是刁钻小人，读了几句诗书，便想入非非，不好驾驭，视“儒士与厮养同役”。因此，社会上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行第九，故有后来的“老九”之称. “蓝桥”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用“鹊桥”表示夫妻相会，而用“魂断蓝桥”形容夫妻关系破裂。“鹊桥”人所共知，不难理解，但“蓝桥”一词又从何而起呢？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公元前320 年，苏秦向燕王讲过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一如花似玉的女子相约于桥下会面，但女子没来，尾生为了不失约，水涨桥面抱柱死于桥下。据《西安府志》记载，这座桥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从此，人们把夫妻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叫做“魂断蓝桥”。 “知音”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战国时期，晋国有个叫俞伯牙的大夫很善于弹琴，而有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则具有很好的欣赏能力。当俞伯牙弹琴意境表现高山时，钟子期听完便会说：“好啊！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弹琴时想的是流水，钟子期听后便赞叹地说：“好啊！洋洋若江河。”由于钟子期具有“知音”之赋，二人因此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人们就把对自己有深刻了解的好友称为“知音”
了。 “匹夫”一词的由来 “匹夫”通常作普通的人、平常的人来解释。为什么称普通的人为匹夫呢？匹，原是数量单位，古代4 丈为一匹。又说2 丈为一端，二端为两，每两就成一匹，长4 丈。两而成匹，是相合的意思，按照这个意义，夫妇两者也相合，故叫匹夫、匹妇。匹夫、匹妇便成了普通、平常人的代称。段玉裁注《说文》中说：“虽其半，亦得云匹??犹人言匹夫也。”就是说匹夫、
匹妇拆离开来单独也可使用，以后，匹夫便不光指男子，而泛指为普通、平常的人了。
“冤家”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宋人诗词、元人戏曲中，我们会发现恋人之间常用“冤家”来称呼，以表达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割舍不下的矛盾心情。那么，本用来指仇敌的“冤家”一词，为什么又被相恋的人借用而来呢？《烟花记》道破了天机。书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所谓冤家者二。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苦，所谓冤家者三。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断，所谓冤家者四。怜新弃旧，孤思忘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触易悲伤，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此语虽鄙俚，亦余之东闻耳。”“冤家”的这六重含义，充分表达了男女之间那种又爱又恨，又疼又怨，缠绵悱恻的复杂感情。 “傻瓜”一词的由来 为何把“愚蠢”叫“傻瓜”，而不叫“傻果”“傻豆”或“傻菜”呢？原来“傻瓜”的“瓜”,并非“瓜果菜豆”的“瓜”意思。在古代，秦岭地区有一地取名“瓜洲”，聚居在那里的姓姜的人取族名为“瓜子族”。这一族人非常诚实,受雇于人时，耕种、推磨样样艰苦工作都干，而且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不歇手。这样，人们便误认为他们“愚蠢”，而把愚蠢的人叫做“瓜子”。一位清代文士写的《仁恕堂笔记》中便说：“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即是瓜洲的人）”。“傻瓜”，便是由“瓜子”衍化而来的。 “东西”一词的由来 宋朝理学家朱熹，有一次去会他的朋友盛温和。盛正提一篮子准备上街，他们互相打过招呼后，朱熹问道：“你上哪儿去？”“去买东西”。朱熹又问：“难道不买南北？”因为当时通行把东西南北中与金木水火土相配，称之为“五行”。盛温和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凡属金类、木类的我这个篮子就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类、火类，这个篮子就装不得。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东西”一词由此而来。 “混帐”一词的由来 “混帐”一词是骂人的话，意为头脑不清醒，做事荒唐。“混帐”一词源于蒙古族。从前，我国北方的蒙古族，过着群居的游牧生活。碰上有水草的地方便支起蒙古包，定居下来。白天，男人们去放牧，只留下老人或妇女看守帐篷。这时，在家的一些年轻的小伙为了找年轻姑娘谈情说爱，就乱窜帐篷，混进姑娘帐篷里去。有时候，年轻小伙子碰上严厉的老头，老头就会
愤怒地骂一句：“你又混帐了。”“混帐东西又来了。”年轻小伙子自讨没趣，急忙退出帐篷.后“混帐”渐渐变成了骂人话。 “吃醋”一词的由来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与其谏议大夫魏征的个人关系很融洽。某日，太宗提出要给魏征（一说房玄龄）纳妾，魏征对此事却很不以为然，太宗究其原因，魏征回禀道：“即使自己承受圣意，家中的发妻也不会善罢甘休。”唐太宗乐了，对魏征说：“没听说夫人如此厉害，孤立刻宣她进宫，当面要她答应”。魏夫人来到皇宫，唐太宗摆好一桌酒席迎侯她。太宗指着酒盏对魏夫人说：“听说夫人坚决不允魏大夫纳妾。无奈此番孤意已定。无论夫人首肯与否这妾是纳定了。夫人若执意不允，你面前是一杯毒酒，也可说孤赐你一死以全你节。”魏夫人闻言，仰脖将“毒酒”一饮而尽。看着一旁的魏夫人神态怔怔在等死，唐太宗忽地引颈大笑：“夫人有所不知，孤赐你的本是陈醋一杯罢了。”此后，唐太宗当然不再重提为谏议大夫纳妾的事。“吃醋”却传而成为人们形容“争宠”的一条生动俗语。 “上当”一词的由来 每当我们办事情，因被人所欺骗作弄而不得成功时，就称作“上当”。说起“上当”的词语，它还有一个来历。从前，清河地方有一家姓王的富户，在城里开了一爿当店。经过世代流传，资产也更富了，当店也越开越大。但各房族人都懒于营业，各人都将自己名下的一份资金作股存在店里，另择一人，把典当营业事务全委托于这个人来主持，各房众族就按股金分利金，游玩过日子。到了清光绪年间时，主持店务的人叫寿苎。此人并不是一个生意精，却是一个好读书的文人，还喜欢校刻书籍，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就是由他刊行的，他对于典当事务反而很随便。王氏众族人见此情况都想对他来一番倾轧。于是，众族人不约而同地从自己家里拿一些无用的闲物件，到当店里来典当，各人又自己估定高价，要伙计如数付给，不能少一分一毫。伙计见来典当的物件的是店东本族的股东老板，没有办法，只好如数付给。就这样，众多的族人都来敲诈，不多几月，典当的资本被诈骗得所剩无几，寿苎只好向其他商号借贷。日子一久，一家资源充盈的当店就此而破产倒闭了。当时人见此情状，就编了一句谣言：“清河王，自上当。”把物件质于当店叫上当，由于王氏族人自家诈骗了自家，使得当店破了产，因此后来就把被欺骗使事情败坏的叫作“上当”。 “吹牛皮”一词的由来 “吹牛皮”，古往今来，流传甚广，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国西北地区是古老黄河的流经之地，水急浪恶，难以行舟。为解决这个难题，早在古代就有人想出一个好点子：用皮筏来代替木船作水上交通工具。皮筏大多用牛皮制成，形状像袋，连结即成为“皮筏子”。因那时没有打气筒，皮袋子只能用嘴吹胀。于是，那时就有了“吹牛皮”一语。又因吹牛皮脸腮鼓起，面红耳赤，像争强好胜的样子。以后人们逐渐把“吹牛皮”引申为说大话、夸大其词，好大喜功之人。 “走后门”一词的由来 此典故据说起源于北宋。宋哲宗死后，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拚命排斥和贬谪元佑（哲宗年号）旧吏，还规定其子女不得入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筵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制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查出戒牒是元佑年间人，立即令其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一问又是元佑年间出家的，立即剥下道袍复为百姓。总之，凡涉“元佑”的事，一概排斥。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1000 贯，皆为元佑钱文，该如何处置？”这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是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尖刻的讽刺，据说宋徽宗也为之忍俊不禁。这便是“走后门”的来历。 “二百五”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把说话不正经，办事不认真，处事随便，好出洋相的人叫做“二百五”。“二百五”是个数字，怎么用来标志一个人的性格呢？原来，牌九（一种赌具）中有“二板”（四个点）和“幺五”（六个点）两张牌，这两张牌配在一起是十个点，在推牌九当中被称为“闭十”。“闭十”在牌九是最小的点，谁都比它大，它什么牌也“吃”不了。所以人们就用“二板五”（二板和幺五的简称）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什么事也做不好也管不了的人。时间一长，就把“二板五”叫成了“二百五”。 “敲竹杠”一词的由来 清朝道光年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并发动各地禁止鸦片走私。但是，却有一伙不法的水运商人，将烟土藏在撑船用的竹杠内，偷着贩运。当船行至一个关卡码头时，当地的检查官上船检查，东翻西找，却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这时一位师爷啄着长杆烟袋，走上船头，信手在竹杠上敲了几下烟灰，毫不在意地坐在竹杠上。不法商人心里有鬼，以为师爷看出了
破碇，慌忙塞给他几两银子。从此，人们就把敲诈钱财之事喻为“敲竹杠”。 “半老徐娘”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以“半老徐娘”称年老而尚有风韵的妇女。“半老徐娘”一词源于南北朝。徐娘名徐昭佩，是南朝梁元帝的妃子。
她年过芳龄，却还着意打扮，风风骚骚，极不得体。于是，有人说：“徐娘半老，犹尚多情。”有关“徐娘”的“风骚”之事，《南史．后妃传下．梁元帝徐妃》中有极简要的记载。宋陈与义诗《书怀》中“开窗逢一笑，未觉徐娘老”两句足见徐娘之风骚。后人便用“半老徐娘”或“徐娘半老”来讽喻那些年过芳龄还风风骚骚、精心打扮的妇女。亦有人自称徐娘，含有自谦自重之意。故不能把“半老徐娘”作贬义词用. 2.一些习俗的由来: 春节拜年的由来 大年初一，人人都早早起来，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关于拜年习俗的由来，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叫它做“年”。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食噬人。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便流传开来。
春节放爆竹的由来 放爆竹是我国人民春节时借以助兴的习俗。这一习俗源于汉魏时期，南北朝风俗书《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据说古时，住在山区的人，常得寒热病（可能是今天的疟疾）。当时被认为是恶鬼作怪,于是为了一年平安无事，便在农历元旦时就用火燃烧竹子，发出巨大响声，把山鬼驱走，因最初的爆仗是烧竹子，故称“竹”。 春节贴春联的由来 每逢春节，我国民间家家要贴春联。春联的起源还要从桃符说起。古代传说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桃树下有神荼、郁櫑二神，主管万鬼。如遇作祟的鬼，他们就把它捆起来喂老虎。后来，民间在春节的时候，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画上这两个神像，这就是桃符。到了五代的时候，蜀主孟昶亲自在桃符上题了“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一联，一般人都把它看做是最早的春联。到了宋代，春节贴对联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王安石诗中就写过：“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红纸书写春联始于明朝。 贴门神的由来 以前，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买张门神贴在门上,一是表示吉庆,二是为了“避邪驱魔”.关于门神的来历,战国时代的一部著作里有这样一个神话记载，东海度朔山中，有一棵盘曲3000 里的巨大的桃树，其枝伸向东北方的鬼门，所有的鬼怪来往皆从此出入。树下有二神，一名神荼，一名郁櫑，专门监视鬼的行为，发现哪个鬼胡作非为，便用草绳捆起来喂老虎吃.于是人们就在两块桃板上，画上神荼和郁櫑的像。置以门侧，以御百鬼骚扰。这是传说中最早出现的门神形象。经过历代演变,门神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唐代的门神已不是神荼、郁櫑，而换成了秦琼和尉迟敬德。相传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因恶梦而生病,半夜三更时分，常听到鬼叫。这事被大臣们知道后，就推荐开国名将秦琼和尉迟敬德全副披挂,在门外彻夜守卫.没出几夜,太宗的病果然好了。尔后，他就命画工画了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像，贴在门上，借以镇邪避祟。这个作法，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后来,门神又不断增加了新的内容。人们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像（也有其他圣贤的像）贴在前门迎客，把传说中的捉鬼能手钟馗的画像悬于后门上赶鬼，自以为前后把得紧，野鬼钻不进了。 端午节包粽子的由来 包棕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风俗习惯。关于包棕子的由来，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相传，公元前278 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投入汩罗江殉难后，楚国百姓每年五月初五这天，大家都驾着船把饭装到竹筒里,投到江中祭奠屈原。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长沙有一个名叫欧回的人,说他白天见到一个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祭我的竹筒米都被蛟龙吞了。今后你们可以用艾叶塞在竹筒口上，再用五色丝线捆牢，因为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说完人便不见了。后来，欧回把此事告诉大家照办。据说，人们包粽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此外，在我国云南傣族群众中还流传着端午节包粽子由来的另一种说法。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傣族男女青年，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深深相爱。可双方家长硬是不赞成这门亲事.五月端午这天，他们便一块跳进了老丙大龙潭.为了纪念这对青年每年五月五日，傣族人便聚集在元阳县乌河湾坝老丙大龙潭边，让青年们自己选择理想的情人.青年男女围成圆圈,唱歌跳舞.歌舞罢,小伙子将事先包好的粽子丢给看中的姑娘。如果姑娘对小伙子有意，则拾起粽子.然后手拉手,分散到绿树下,去倾诉情。 中秋吃月饼的由来 中秋吃月饼的习惯，在我国历史悠久。关于中秋吃月饼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普遍的说法是：唐朝时，太宗李世民为平定北方突厥的侵犯，令手下大将李靖率部出征。李靖转战边塞，屡建奇功。八月十五这天凯旋归京。为了庆祝胜利，京都长安城内外鸣炮奏乐，军民狂欢通宵。当时有个到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地向皇上献圆饼祝捷。太宗李世民大喜，接过装璜华丽的饼盒，取出彩色圆饼，指着悬挂天空的明月说道：“应将胡饼邀蟾蜍（即月亮）。”随后，将圆饼分给了文武百官。从此，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下来。 灯谜的由来 在中国，把谜语写在花灯上叫人去猜，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古时候有个财主，他虽是家财万贯，但却从不施舍给穷人，他的品性是见高就拜，见低就踩，穷苦人家对他恨之入骨。但他有财有势，人们除了恨之外，亦无可奈何。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有一名受尽这个财主剥削的人提着一个花灯来到财主家门前。他的花灯又大又亮，更为特别是，灯上题了一首诗，引来
很多人围观。财主好奇，也走出门外看热闹，可是他不识字，就叫帐房先生念给他听。帐房先生摇头摆脑地念道：“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财主听后大怒，说提灯之人有意讽刺，并叫来家丁要打他。可是，提灯人不慌不忙地说：“这诗怎会是讽刺你，它的谜底是‘针’呀！”顿时引起哄堂大笑，财主狼狈地溜进屋。此后每有彩灯会，必出现灯谜。
死人盖蒙头布的由来
旧时丧俗，人死了脸上要用一块布遮盖，苏杭一带用的是红布，名叫“遮羞布”，北方一些地区用的是白布，称为“蒙头布”。东汉袁康撰《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公元前516 年，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闾败，重伤而死。其子吴王夫差即位后，誓报父仇，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大败越兵，许越为属国。从此以后，夫差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连年穷兵黩武，重用奸臣，排斥忠良，纵情酒色，穷奢极欲。不听伍子胥劝告，开凿邗沟（今扬州至淮安间古河），从海上攻齐，捷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又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伍子胥屡屡进谏，夫差充耳不闻。公元前484 年，听信太宰伯嚭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认为良机已到，乘虚袭吴，夫差连连败退。其后10 年，勾践大举攻吴，将夫差围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夫差求和不准，绝望之下自刭而死。死前含泪对人说：“我悔不该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死后也没脸去见他，请你们在我的脸上蒙上一块遮羞布吧”。
结发夫妻的由来 结发夫妻指的是元配夫妻。在浙南关于“结发夫妻”有“束发托身”与“投丝慰情”的民俗。所谓“束发托身”就是元配夫妻择日完婚时，男方要送庚帖，女方要回庚贴。庚贴上写明姓名、出生日子时辰和完婚时间。女方回庚帖时，附上一束头发,用红头绳扎着，作为定情托身、以身相许之物，以示结发同心，百年好合.而“投丝慰情”则是结发之夫妻,男人溺水死亡,尸体寻找无着时，妻子得剪下一束头发，缚在石头上，投入出事的地方，借此慰藉结发之情.结发夫妻的习俗，相传这是古时有个皇帝登基时留下来的。说是皇帝登基的头一夜，为担心胡子太短，无法入睡（古代男人是以胡须长短衡量人的学识的）.身边的娘娘聪明过人，她剪下自已的头发，仔细地接在皇帝的胡须上，一夜工夫，使皇帝的短胡子成了长胡子。次日皇帝登基时，手捋胡须，接受臣子朝拜。臣子惊叹皇帝一夜之间，胡须过脐，真乃“真龙天子”！娘娘剪发结皇帝的胡须成为结发夫妻的由来。 “月下老人牵红绳”的由来
人们常把婚姻介绍人为男女双方搭鹊桥称作“月下老人牵红绳”，这个典故从何而来呢？据唐朝人李复言编的《续玄怪录．定婚店》载：元和二年，有个叫韦固的人，离家旅行住在宋城的一家旅店里。晚上，他见一位老人在月下翻检书信，身边的布袋里装着许多红绳。韦固问道：“这红绳有什么用处？”老人回答：“这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即使是仇人之家,贵贱悬隔，远在天边，身处异地，只要系上了，就会结为夫妻，这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您的脚已经系上了，再找别的姑娘也不了。”韦固问：“我的妻在什么地方，她家里是做什么的？”老人说：“就是这个旅店北边卖菜的陈老婆婆的女儿。”老人又说：“你跟我走，我可以告诉你她是谁。”第二天，有一老婆婆抱着一个3 岁女孩在大街上走，老人对韦固说：“这女孩就是你的妻啊。”韦固听了，大怒。随后，他派手下人去用刀将女孩杀死。手下人回来说：“没刺中要害处，只是刺到了眉间，就被人冲散了。”后来，韦固多次求婚，都没有结果。过了14 年，韦固才娶妻。其妻眉间有一刀痕，经追问，才知道是3岁时被人刺伤所致。韦固想起了往事，知道终没有逃出月下老人系的红绳。之后，夫妻相敬如宾。“月下老人牵红绳”也因此流传下来。 闹洞房的由来 这种风俗大约在汉代就有了.《全后汉文》记了这样的一件事：汝南的张妙去杜士家，正逢杜家娶亲，酒宴后闹洞房。大概是杜士不顺从张妙的摆布，张便把杜捆了，系住双脚倒悬于梁上，不慎致杜于非命。这个故事说明，在汉代民间闹洞房已很普遍，并且习俗粗陋得很。现在，闹洞房已很少再有野蛮、淫邪的内容，而成为邻里亲朋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的一种形式了。另有一说，闹洞房的倡导者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说他登基之初，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一日在京都城郊出访时,看到一户人家为儿娶亲时，因家境贫寒雇不起吹打班子。就假扮吹打班头，召来军师苗先生及御乐班为民助兴贺喜。到了晚间，他想到今日乃五鬼之日，婚丧嫁娶皆为不利，深恐这家小户人家遭到不测，就借口与苗先生弈棋，留了下来，并趁新郎新娘向父母问安之时，移棋于花烛之下。时值三更，果见一恶鬼翻落院中。赵匡胤抄起一把笤帚追至门外，将恶鬼打倒在地，众人一看，原来是个戴假面具的强盗，平时专门打探盗窃新婚之家的喜财。赵匡胤回宫后，亲笔御书榜文，昭示天下：凡百姓嫁娶之期，务必享用鼓乐之仪，花烛之夜务邀亲朋厚友，喧闹通宵，以防不测。于是，民间始有闹洞房之习俗。 3.一些地名的由来: 胡同的由来 小的街巷，在东北和华北都叫胡同。据明朝末年出版的《正字通》说：“街也，今京师巷道叫‘衚衕’”。“衚衕”乃“胡同”的异体字。《马可．波罗列记》中有“浩特儿”一词，明朝光榜知《宛署杂记》里说：“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均可为佐证：早在元代即有“胡同”一词了。据考，“胡同”一词来源于女真族的“霍通”一词。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蒙古语和女真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调和语音都很接近，女真语叫“霍通”、“火瞳”，都指“聚族而居”的意思。后来，汉族人把“火瞳”译为“胡同”，写法简化了，成为汉字化的外来语词了。 北京名称的由来 北京城从诞生到今天，至少有2000 多年的历史。北京最早的名字叫做蓟。早在2000 多年以前，蓟城就见于文字记载。在
唐朝的时候，蓟城又叫幽州。离现在1000 多年的时候，契丹人建立了辽朝，他们占领了幽州城，在这儿建立陪都，把蓟城改称南京，又称为燕京。1153 年，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强大起来，建立了金朝，金朝正式在蓟城建都，改名叫中都。中都城是北京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这时候开始，北京就成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建都的地方。元朝建立了版图辽阔的大帝国。并且把它的都城从蒙古高原迁到北京，在这里重新营建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做大都城，我们今天的北京城实际上就是在大都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经过100 年，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明朝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城，元大都在明朝初年改名叫做北平。公元1403 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这里，把北平改为北京。从这时起，北京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把北京改为北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祖
国的首都又恢复了“北京”这个富有历史传统的名字。 上海名称的由来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从古至今，上海的发展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从宋代开始，随着商贸的日益兴盛，上海一跃成为“东南名城”，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更是“商贾云集”、“城内外无隙地”。不过，上海名称的出现和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并不是很久以前，在唐代它仅仅是华亭县的一部分。关于上海名称的由来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取自《弘治上海志》中“其地居海上之洋”这句话；另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当时有上海浦和下海浦等水道而得此名。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开始设置上海镇，而且上海之名也最早出现在北宋郏亶之的《水利书》中。至元代改称上海县，1928 年设置上海特别市，两年后改称上海市，一直到现在。上海还简称沪。 天津名称的由来 1000 年以前，天津只是一个很小的村镇码头，发展的基点叫“直沽寨”。元朝以后，直沽寨“舟车攸会，聚落始繁”。1316 年取“海滨渡津”之意，改称“海津镇”，同时有“津门”、“津沽”、“沽上”的别称。天津这个名字始于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棣和惠帝争夺皇位，曾在这里渡河南下，后来朱棣当了皇帝，取“天子的津渡”之意，才把海津镇改为“天津”。以后这里一直派重兵保卫着，所以又叫天津卫。 黑龙江省名称的由来 黑龙江省是以大河来命名的。因为它境内有条黑龙江，故名之。历史上，黑龙江省曾先后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设黑龙江和松江两省，1954 年两省合并，正式称为黑龙江省。 吉林省名称的由来 吉林省的名字是因为在它境内有个吉林市而得来。“吉林”，是满族的语言，意思是“沿着什么地方”。吉林省内有条江，叫第二松花江。“吉林”指的就是“沿着第二松花江”。 辽宁省名称的由来 辽宁省的“辽”指的是辽河流域，“宁”就是希望辽河安宁别泛滥，因而得名辽宁。清初，在辽宁设盛京。清末（公元1907 年）改盛京为奉天省。1929 年，张学良将军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并一直沿用至今。 山东省名称的由来 山东由于位于太行山东面而得名。山东作为行政区是从北宋开始的。因为它的位置在当时京都开封的东面，所以又被称为京东。金朝的时候，都城设在了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所以就把京东改名为山东了。明朝初年改称山东省，一直到现在。 河北省名称的由来 河北省的“河”字，指的是黄河。河北省地处黄河下游以北，古冀州地，简称冀。春秋时期属于燕、晋等国，唐代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划为河北道，元代属中书省，明代直隶京师，清代称直隶省，1928 年改称河北省。 河南省名称的由来 河南省简称豫，取地处黄河以南之意。唐代将黄河之南、淮河以北的地区划归河南道管辖。元代称河南行中书省，明代称河南布政司，清代称河南省。 陕西省名称的由来 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因位于陕陌（今河南省陕县西南）以西而得名。唐朝设陕西节度使，宋为陕西路，元代设陕西行中书省，明代改称陕西省。 甘肃省名称的由来 甘肃省简称陇或甘，是以古代甘州（今张掖县）和肃州（今酒泉市）二府的首字组合得名。古为陇西地，春秋时代属于秦国和西戎，元代属陕西和甘肃行中书省，明代属陕西省，清代起单独设置甘肃省。 贵州省名称的由来 贵州省简称黔。唐代曾设矩州，后来当地人民不喜欢用循规蹈矩的“矩”字作地名，于是逐渐写成贵州。元初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个行中书省，明代设贵州布政司，清代始称贵州省。 湖南省名称的由来 湖南省简称湘，是因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战国时期湖南是楚国地域，唐代属江南道（后改江南西道），宋代属荆湖南北两路，元代属湖广行中书省，清代始称湖南省。 湖北省名称的由来 湖北省简称鄂，是因地处洞庭湖以北而得名。战国时湖北与今湖南同属楚国地域，汉代属荆州，唐代属山南道（后改称山南东道），宋代是荆湖北路，元代与今湖南同属湖广行中书省，清代始称湖北省。 安徽省名称的由来 安徽省简称皖，清初，以安庆府（今安庆市）和徽州府（今歙县）的首字组合而得名。春秋时是吴国、楚国的地域，汉代分属于扬、徐、豫三州，唐代分属于江南道、淮南道和河南道，元代属于河南和江浙行中书省，从清代开始设置安徽省。 浙江省名称的由来 浙江省简称浙，因境内有著名的钱塘江（旧称浙江）而得名。春秋时称越国，五代时属于吴越，元代属江浙行中书省，明代称浙江布政司，后称浙江省。
山西省名称的由来 山西在黄河的东面，唐朝的时候被称为河东，元朝的时候根据其位于太行山西边的地理位置，才改名叫山西，明朝初年设置了山西省，一直到今天。 江苏省名称的由来 江苏过去有江宁、苏州两个府，江苏这个名字就是用江宁和苏州这两个府名的头一个字合成的。 福建省名称的由来 在我国唐朝的时候，曾经设立福建节度使，管辖福州、建安州、泉州、洋州、汀州5 个州。福建就是取福州和建安州这两个地名头一个字而得名的。 江西省名称的由来 我国唐朝的时候，全国行政上分为15 个道，其中有个江南道。江南道本身又分为江东、江西两个道。江东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江西作为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宁夏名称的由来 宁夏曾经是西夏的故地。元朝在这里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因为希望西夏地区永远安宁，于是就改称宁夏行省新中国成立之后把宁夏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云南省名称的由来 远在汉朝的时候，在今天的祥云县一带设置了云南县。据史书记载，之所以给它起名叫云南县，是由于它在一座“众山之中特高大，与云气相连接”的山的南部。到了三国时期，又在这一带建立了云南郡，云南郡是以汉代以来的云南县为首府的。唐朝的时候，沿袭了过去的地理名称，封南诏贵族皮罗阁为云南王。于是，云南就成了南诏的代称，所指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在宋代，这里又建立了大理国，但是宋朝的人仍然称大理国为云南。至于把云南称作省，是从元朝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开始的。 青海省名称的由来 青海省简称青，因境内有青海湖而得名。唐代是吐蕃地域，清代东北部属于甘肃省，北部是青海蒙古额鲁特部，南部是玉树等土司地域。1928 年设置省后，称青海省。 广东和广西名称的由来 在五代的时候，广东、广西属于一个地区，叫做广南。到了北宋年间，广南分成了两个地块，一个叫广南东路，一个叫广南西路。以后，人们就把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明朝初年设置了广东省和广西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8 年把广西省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省名称的由来 四川省的“川”是河流的意思。四川省有长江、泯江、沱江、嘉陵江4条大江，因而得名四川。这个说法只是一种传说。据考证，宋朝的时候，这里设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川陕四路”，以后就简称四川了。 内蒙古名称的由来 蒙古原来是蒙古高原的部族名，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后，凡是和蒙古部族同一语系的民族统称为蒙古。到了清朝，有了内、外蒙古之分。当时把大漠以南，长城以北，东起哲里木盟、西到套西厄鲁特的这块地方叫做内蒙古。到1947 年内蒙古才正式成为行政区。 西藏名称的由来 西藏地区在元朝叫“乌斯藏”。“乌斯”，在藏语中是“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因乌斯藏在我国的西部，清朝康熙末年就称为西藏了。清乾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93 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西藏正式成为行政区名称。 新疆名称的由来 新疆早在公元前1 世纪就是汉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朝和唐朝都在这里设立了都护府，正式行使国家权力。到了清朝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路。因为这个区域对清朝来说是新开辟的疆土，所以叫新疆。 台湾省名称的由来 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海岛。台湾省古时候叫夷州或流球。台湾省的台南一带有个叫“台窝湾”的土著民族，后来，人们的发音转化了，把“台窝湾”叫成“大员”、“大湾”、“台员”，以后就统称全岛叫台湾了。 香港名称的由来 “香港”这个名称的来源历来众说纷坛，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1.由“红香炉山”一名演变而成。据说清初在铜锣湾海旁有红香炉从海上飘来，于是村民便在沙滩上建庙，庙后的小山便被命名为“红香炉山”，由此演变成“红香炉港”，后简称为“香港”。2.“芬芳”的港口。香港早期常有外国商船停泊，水手们上岸浏览时见遍地是芬芳的野花，他们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地方称为Fragrant Harbour，意为芬芳的港口，于是被译作“香港”。3.据说在香港附近有一山溪，是行船者喜欢汲取的溪水，被称作“香江”，其入口的港口被称作“香港”，而全港也就被叫作“香港岛”了。4.与“香木”有关。香港在明代至清初盛产香木，名叫“莞香”。种香及制香盛极一时，不少居民赖此为生。莞香先运至九龙的“香埗头”，然后运到石排湾（香港东北），再乘艚船运至广州甚至江浙一带，所以运香木的
海湾就被称作“香港”。据香港史学家根据香港的地理环境、产业发展及外交等史实考证，认为“香港”的得名与香树栽培及香木产销有关。 澳门名称的由来 澳门原名香山澳，属香山县管辖。“澳”字在古代的解释，意即与外人通商的地方。澳门处于南屏河入海口，是一个三面临海、一面连着大陆的半岛。水陆运输非常方便。后来，香山澳的名字又有了演变，去了“香山”二字，在“澳”字之后加了个“门”，成了“澳门”。据《澳门纪略》载，原由是：“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成十字，曰十门??故
合成澳门。” 各省（市、自治区）简称的由来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同历史上的名称有关。如山东省的简称是“鲁”，就是因为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春秋时期隶属于鲁国；山西省，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的领地，故简称晋；云南东部地区属滇国疆域，故简称滇；贵州东北部秦朝时属黔中郡，故简称黔；广东曾属南粤管辖，故简称粤；河南位于古时豫州一带，故简称豫；河北因大部地区属于古代冀州，故简称冀；甘肃大部分地区古代归陇西郡统辖，故简称陇；广西，秦时为桂林郡辖地，故简称桂；四川，北宋时，在东部地区设川陕四路，后称四川，简称川，又因部分地区为古代蜀国辖地，又简称蜀；湖北省由于汉、隋先后置鄂州，故简称“鄂”。第二种，是直接从全称中选取一个或两个字而得名的。如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青（海）、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浙（江）、宁（夏）等。第三种，是由境内较为有名的河流、山脉而来的。例如，安徽境内西南部有霍山，亦名皖山，这就是安徽省简称“皖”的原因；江西境内，以赣江为本省最大的河流，故简称“赣”；福建简称“闽”，是因为闽江为本省最大的河流；湖南简称“湘”，则是因为有湘江纵贯省境。 羊城名称的由来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五位身着不同颜色服装的人，骑着不同毛色的羊，带着每茎有六穗的谷种，来到珠江边，把谷种分给勤劳的人们，让人们播种、收获。谷子年年丰收，人口也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城镇。这就
是今天的广州。因此，人们便把广州称作“羊城”，也简称“穗”。 南京名称的由来 南京是我国历史古都之一，江苏省省会，位于江苏省西部秦淮河入长江处。何以称“南京”？溯其源，五、六千年前，现南京市区一带已有了原始的聚落。公元前472 年，越国大夫范蠡在这里修筑了越城，当时称“范蠡城”。公元前333 年，楚国灭掉越国，在这里设金陵邑。从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算起，下接东晋、宋、齐、梁、陈，先后有6 个朝代在此建都。不过，那时并不称南京。“南京”一名始于明。明初在这里建都。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这里作为“留京”还保留着应天府的建制。明英宗正统年间，撤销应天府，由于南京的地理位置和曾做过京都的缘故，正式将此命名为南京。清代称江宁府。辛亥革命以后，又改称南京，一直沿用至今。 苏州别称姑苏的由来 姑苏是苏州的别名，“姑苏”之称源于如下传说：夏朝，有一很有名望的谋臣叫胥，胥不仅很有才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深受舜王的敬重，封他为大臣，并把长江下游一大块富饶的吴地，册封给胥。从此，吴中便有了“姑胥”之称。后来年代久了，“胥”“苏”两字读音相近，于是“姑胥”渐渐演变成“姑苏”。 西双版纳名称的由来 云南省西双版纳集居着傣、汉、哈尼、布朗、拉祜、瑶、彝、回、佤、基诺10 个民族。其中以傣族人数最多。1955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时，包括景洪、勐海和勐腊三个县。“西双版纳”是傣族语，在自治州成立之前，这里是12 个自然行政区。傣语把“十二”念作“西双”。“版纳”是傣语行政区域的名称。西双版纳就是12 个行政区域的意思。 四大名镇的由来 景德镇得名于北宋景德年间，“景德”为北宋真宗的年号。据说，当时有一种釉色介于青白瓷之间的“影青瓷”，进入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艺术境界，在同类产品中首屈一指，并出现了一大批世代相传的能工巧匠，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瓷用原料燃料；加上一条横贯城区的昌江，水运十分方便。皇帝便下诏谕，改“昌南镇”为“景德镇”。
佛山镇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相传这里有一名叫“塔波岗”的土丘，每到深夜便发出异彩。活像宝石垒成的山。人们诧异之余，掘地三尺，挖出三尊铜佛像，从此，“佛山”之名就传开了。汉口镇则因地处汉水入口处而得名。原称“夏口”亦称“沔口”，是武汉三镇中商业最发达的一个镇，曾出现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朱仙镇”“以朱亥旧里故名”，“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它作为“我国四大名镇”之一而闻名全国，乃是在元代开通贾鲁河之后。 世界名城雅号的由来 花城：巴黎，法国的首都。人们之所以称之为“花城”，是因为该城不仅花多，而且有五花八门的建筑物，有花色繁多的化妆品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装。
鼓城：卡兰达，位于西班牙的阿拉贡省。全城有4000 人，职业鼓手竟占1/4。新年伊始，大家一起出动，千鼓齐鸣，以示迎春。
钟城：伯尔尼，瑞士的首都。全城拥有近万家钟表工厂、商店，年产钟表4000 万只，享有“世界钟表厂”之称。
鞋城：哥特瓦尔德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制鞋业中心，全城8 万人，家家有鞋厂,年产各式鞋靴2 亿双，行销100 多个国家。
酒城：慕尼黑，德国的酒业中心，以产啤酒闻名全球。该城每年举办啤酒节，还辟有啤酒大学。
旱城：伊基克市，位于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曾连续4 年不下一场雨。因此，人们称其为旱城。
水城：威尼斯，意大利的名城。全城有117 条河，118 个岛，400 多座桥和2300 条水巷。
雪城：华盛顿，美国首都。每年降雪量达1870 毫米，为世界降雪量最大的都城。
热城：喀土穆，苏丹的首都，年平均气温30 摄氏度，热时达49 摄氏度，有“世界之炉”雅称。,
[原]由“厮”与“丫”想起 有次朋友聚会，一人稍稍来迟，席间就有人发问：“XX这厮到哪儿去了？”他这寻常一问，倒是引发了我对“厮”这个字的兴趣。经常听到京片儿说“你这丫”，丫和厮在这里基本上可以互用。我进一步联想，过去大户人家都有供其差遣的丫鬟和小厮，这个“丫鬟和小厮”与我们口语中略有贬义的“丫”“厮”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丫在古汉语中应当是属于许慎所提出的“六书”中的象形，最初的本意是表示树木分叉的枝桠，后来引申为女孩，因为古时女子成年结笄以前，发型都是梳向两边扎起来的，与树桠的形态十分相似；至于丫鬟这一名称的由来，我怀疑与她们的发型也有一定的联系。至于“厮”字，《说文解字注》未有说明，查不到最初的本意，只能做一“大胆之假设”，过去仆役厮僮都是低贱的人，为当时之社会所轻视，而口语中尤其是北方方言中的“这厮”“那厮”多是对人表示轻视的称呼，会不会是有小厮引申演变而来的，同样，“丫”字是否也是这样衍化来的？《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口头禅总是那句“你这贼厮鸟儿”，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
读广师大“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事的考察》内有《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言及战国时期兴起的私门养士的舍人制度时，引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弹铗而歌的冯谖的故事，并引用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证释
“《索隐》云‘按传舍、幸舍及代舍，并当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我想起魏晋以后官制，设有一中书舍人，南北朝时陈朝实操政柄，为宰相之官。又有东宫属僚太子中舍人。唐朝时又设有太子宾客，大诗人刘禹锡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在历史上他经常被称为“刘宾客”。这里所说的官职与战国时盛行的舍人制度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先秦时代的门客、食客、舍人笼统地说都是游士，正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指的就是这种游士，象《战国策》中的苏秦、张仪都是这种游士的代表，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得到诸侯王的赏识，立可致卿相。到了西汉武帝推行儒生董仲舒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设立太学，学术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游士们有了向上进阶的通道，他们不需要向诸侯王们推销自己的主张，通过参加考试选拔，担任郎官侍从，按部就班，一样可以获得官职。这些游士由依附诸侯王、贤公子，摇身变为“天子私人”；由“无恒产者”变成“有恒产者”；由游士转化为士族，从此士族取代贵族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固然对读书人是件好事情，但是政治与学术的紧密联系，正如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帝王专制的奴仆，儒学成为了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外儒内法，儒法互用”自此滥觞。
版权所有：但阅没话 原作 04月04日
《史学理论研究》，2000/02，51～61页 高凯 撰(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民＃族大融合的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其中，关于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老一辈史家利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颇为细致和有益的探索、研究。但是，从人口学角度中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入手去探讨北魏的民＃族融合，前人及今人都没有很明确做过。有鉴于此，我愿以绵薄之微力，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性理论推测工作。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族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长期垄＃断控制政＃治、经济特＃权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论是汉族地主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毫不例外地被大小门阀操纵着，他们享受着无比的荣耀、高贵的地位和最大份额的经济实惠。同时，为了维护门阀士族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它阶＃层的介入，严格的等级婚姻制就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种大的外部环境里，北魏政＃权却反映出与之相背的情况。
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时，
中国的北方正处在十六国割据的动*荡中，北魏不过是一支力量较小的国家。但是，这不排斥它建立自己的门阀政＃治系统。事实上，自从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广泛吸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和在经济上“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注：《魏书外戚贺纳传》。）、走上封建化道路之后，汉族地主中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意识便开始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渗透到北魏国家的各个角落。然而，进入北魏中期作为门阀政＃治的重要标帜──等级婚姻制，仍没有能够在北魏社会得以顺利的实施。据《魏书高宗纪》载文成帝和平三年（463年）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族为婚，犯者加罪。”另据《魏书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夏五月诏曰：“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联今宪章旧典，只案先制，着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再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又诏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
通过上面文成帝拓跋浚和孝文帝拓跋宏的三条诏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
到文成帝统治时期，北魏的门阀阶＃层已经形成，北魏政＃权也已进入门阀世族政＃治时期；
（二）
在北魏社会中，“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常有“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与非类婚偶”的现象存在；
（三）
在文成帝拓跋浚和孝文帝拓跋宏的脑海里，等级婚姻的观念非常强烈，以致于多次颁布法令，坚决限制“与非类婚偶”的婚姻形态存在；
（四）
从文成帝的诏令看，“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与非类婚偶”，“令贵贱不分”的现象，至迟不晚于文成帝统治时期，即应开始于北魏统治前期。同时，从孝文帝诏令中有“百姓习常，仍不肃改”之词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种“令贵贱不分”的婚姻形态，一直沿续到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甚至非常有可能沿续到太和十七年（492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
与以上的这些现象有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北魏政＃权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需要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保持婚姻关系呢？他们到底指代的是北魏社会中什么阶＃层的人？他们为什么需要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为婚呢？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关于北魏政＃权的皇族，我们知道它应该是早在献帝拓跋邻带领拓跋鲜卑从呼伦湖西迁阴山的过程中便形成了。据《魏书官氏志》载：拓跋邻分别把纥骨氏、普氏、长孙氏、达奚氏、伊娄氏、侯氏交给自己的兄弟统摄，又让“叔父之胤”执掌乙旃氏，让远亲统摄车焜氏。他们相加共为九姓，再加上献帝拓跋邻自统的拓跋氏，这便是北魏政＃权所谓的皇族“帝室十姓”。“帝室十姓”中，有七姓与献帝拓跋邻存在直接的父系血亲关系，而乙旃氏和车焜氏也与献帝有间接的血亲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相互“百世不通婚”，且直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他们共同构成了北魏政＃权的核#心集#团。其次，关于“师傅”，它的起源很早，西周时“师傅”是乐师的代称；春秋、战国时期，“师傅”是国君教官的代名词。秦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后的历朝，“师傅”一词又成了“三师”、“三少”等官职的统称（注：“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少”指少师、少傅、少保，始设于西晋，魏、齐均沿置这些官职。），即成为辅导太子学问的专有官名。在北魏，能够担任此职的人，多为当朝或当时德高望重、学问精深的儒士和重臣。所以，他们地位显贵，有高官和爵位，且爵位可由儿孙承袭。如《魏书儒林列传》中所载北魏统治前期的梁越和卢丑便是“以师傅之恩”分别赐爵“祝阿侯”、“济阴公”的。尤其是卢丑，因为他本人是“襄城王鲁元”的族人，所以，世祖拓跋焘特别恩遇他，赐爵济阴公后，还“除镇军将军，拜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河内太守”等等。从梁越和卢丑的事例看北魏时期的“师傅”，无疑属于北魏政＃权中的达官贵人阶＃层。再次，关于“王公、侯伯”，如果我们仔细考查《魏书》的有关“王公侯伯”的记载，便可发现北魏前期的“王公侯伯”也多在“帝室十姓”范围之中。再从《魏书官氏志》载北魏初年的封爵制度称“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这些人和拓跋氏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无疑属于北魏政＃权的核#心领导阶＃层。至于文成帝和孝文帝诏书中“士民之家”所指的“士”，在魏晋以前具有多种涵义：如《尚书多士》有“用告商王士”的说法，即指低级贵族而言；又如在《荀子王制》中有“霸者富士”的记载，这里的“士”，即指从事军事战斗的人员；再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士”当如《谷梁传成公元年》何休注所称“学习道艺者”，即指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而同时，“士”在古代又是执掌刑狱的官名，所以，从这种角度去再理解，“士民之家”应泛指北魏前期具有自由身份的、且有相当地位的统治阶＃层。
由以上的记载和分析看：北魏的“皇族”、“师傅”和“王公侯伯”，鲜卑族血统应占绝大多数，而“士民之家”中，鲜卑族血统也要占到一定的比例。既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绝大多数为鲜卑族血统的、具有自由身份和高贵地位的统治阶＃层，那么和他们结为婚姻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又属于什么血统的阶＃层呢？他们的阶级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百工”的理解，从各种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它的身份具有多重变化：西周时期的“百工”专指主管营建、制造等事务的官吏，正如《周礼考工记总序》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此条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事营城部，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春秋、战国时期，“百工”又成为各种手工业工奴的总称。进入秦汉时期，“百工”的地位有所提高，他们不仅具有自由之身，而且在秦简《均工律》中甚至还出现了把传授他人技术的工匠称为“工师”的记载（注：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中《均工律》简文。）。但是，到东汉末年，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社会上又出现了官府强迫工匠服役的趋势，并且工匠也有了专门隶属于官府的特殊户籍。尤其是进入魏晋南北朝，工匠更成了各割据权纷纷争夺的对象。如《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袭破皖城时，“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从这段记载看，原来由袁术控制的“百工”，因袁术战败而成为孙策的战利品。这种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很多。如《太平御览》卷815引《丹阳记》载：“斗鸡锦署，平关右迁其工也。”即指的是刘裕平灭后秦后，迁后秦之“百工”于南朝。又如《魏书太祖纪》载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灭前燕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再如《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等都属于掠夺他人控制下的“百工”作为自己战利品的事例。把以上记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它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结合起来看：从东汉前期到魏晋初期“百工”的身份、地位都有许多的变化，他们从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再到成为官府强迫服役的对象，直至其后成为各军事集#团争相控制的战利品。他们不仅有隶属于官府的、有别于编户齐民的特殊户籍，而且还是子孙相继、不许改业、且必须服务于官府的被严格管制对象（注：以上观点参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中“杂户考”一文。）。三国结束和西晋统一后，各地“百工”多被集中强制迁往中原，他们在西晋灭亡后，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争相掠夺的人口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魏晋南北朝各割据政＃权争相掠夺、控制的“百工”，实际上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就早已形成的、被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百工”的后代。而从东汉中后期政府所控制的“百工”的来源看，他们作为自由人身份，多来自于城市里汉族血统的能工巧匠，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工”中也掺入了少数民＃族血统的工匠，但必竟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北魏前期被拓跋焘强制迁往平城和其后不准与“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结为婚姻的“百工”，实际上是身份卑微、且多为汉族血统的手工业工匠。另外，从词语的释义情况看“伎巧”，也多指有技术的手工业巧匠；同时，“伎”又通假于“妓”，即指宫廷的“女乐”。“女乐”在东汉中后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鼓吹”或“乐户”，它同“伎巧”、“百工”一样，具有相同身份低贱化的转变过程。 至于“厮养”的理解，据《史记苏秦列传》引司马贞索隐称：“厮，养马之贱者。”又《公羊传》引何休注称：“炊烹者曰养”。所以，作为同“百工”一样起源甚早，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劳动的“厮养”之户，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地位卑贱的杂户之一。至于“卑姓”的理解，我认为它应当是涵盖北魏时期所有非拓跋鲜卑族的身份贱的下层百姓。但是就具体情况看，在文成帝和平十年诏令中的“卑族”，应当专指家富钱财而身份低贱的商人。从战国早期的李悝实行“禁末”政策开始到秦汉魏晋时期，封建国家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秦汉时期，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针对商人实行重税、算缗、告缗政策和均输平准法、官营盐铁制度以及禁止商人拥有土地外，还在政＃治上采取刻意贬低、歧视商人的政策。例如秦汉时期的商人及其后代作为“七科谪”的主要对象之一，往往被国家强制征调，并承担谪戍边疆的任务。同时，商人及其子弟不得仕宦为吏，而且不得衣丝乘车。可见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魏晋时期以后，商人和百工、伎巧一样也成为各割据政＃权争夺的对象。进入北魏政＃权前期，由于北魏国家没有统一的俸禄制，所以，北魏各级官吏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便纷纷选择地位卑贱、但颇有钱财的商人作为婚偶的对象，于是北魏社会出现了文成帝诏书中所谓“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北魏中期以前“贵族之门多不率法”，长期与身份卑贱的商人保持婚姻关系是出于考虑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作为地位同样卑贱、被北魏政府长期强制劳动的对象和不可能拥有很多钱财、且多为汉族血统的“百工、伎巧”，怎么也会成为拓跋鲜卑“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屡禁不止、长期婚偶的对象呢？！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北魏拓跋鲜卑族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呢？！否则，拓跋鲜卑贵族怎么肯自掉身价而与“百工、伎巧”相婚偶呢？！
如果说单凭北魏前期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北魏政＃权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长期以来多与“百工、伎巧”为婚不足以推测说明拓跋鲜卑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北魏宫廷多次放免宫女“以配鳏民”、北魏前期掠夺他族妻女班赉将士以及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等史实来补充说明这个推论。首先，关于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问题，《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得很详尽。如道武帝时期的皇后慕容氏、太武帝时期的皇后赫连氏等虽然最初出身高贵，但后来均是以战俘的身份而入主北魏皇帝后宫的；又如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太后窦氏，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太后常氏、文明皇后冯氏、元皇后李氏，孝文帝拓跋宏的贞皇后林氏、幽皇后冯氏、昭皇后高氏等，不是出身微贱，就是作为社会罪犯的家属被籍没入宫而后成为皇后的。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时期开始到孝文帝统治的一百多年里，共有皇后、皇太后16人，其中出身微贱的就有九人之多，所占比率高达50％以上。而且，从这一时期皇后、皇太后的姓氏角度看，窦、常、冯、李、林、高等姓也多是北方地区汉族居民经常使用的姓氏。
众所周知，从秦王赢政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以后，皇帝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中国不仅有皇帝，而且也有皇后这一尊贵的称呼。《白虎通》有称：“天子之配谓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内之小君也。”蔡邕《独断》有称：“帝嫡妃曰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出身和地位自然应当尊贵无比。但是，作为北魏前期汉化很深、并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北魏历代皇帝，却频频挑选战俘身份和罪犯家属身份的微贱女子充任皇后，这是不是太让世人迷惑不解了！我想：如果不是拓跋鲜卑族中存在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那么北魏前期的诸代皇帝是不会自掉身价而草草选妻定后的！
其次，关于北魏政＃权多次放免宫女问题，《魏书》诸帝纪有详细的记载：如《魏书太宗纪》载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二月戊戌诏：“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春正月癸末，“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三年（479年）“二月辛巳……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同年“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太和五年（481年）二月拓跋宏诏曰：“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太和十三年（489 年）“八月，出宫人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及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恪在“秋八月戊中，遵（拓跋宏）遗诏，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归家。”从上面拓跋嗣、拓跋焘、拓跋宏到拓跋恪即位的不到90年的时间里，北魏皇帝曾先后七次放免宫女的史实看，其中至少有四例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北魏政＃权放免宫女的目的是“以配鳏民”，而且这四次放免宫女全部集中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具体分析这四次放免，又不难发现，虽然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及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放免宫女“以配鳏民”没有特定地区，但是，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及太和十三年（489年）的诏令，均有放免宫女“以配鳏民”的确切地区：即一为“代郡”，二为“北镇”。代郡，治所在平城（今大同市北），一直是北魏前期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政＃治中心，也是鲜卑族各部集中居住的地区；北镇，又称六镇，是道武帝拓跋珪至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为了有效防止北方柔然的入侵而特设的六个重要的边镇，戍镇的将士多是地位很高的拓跋鲜卑族人。关于这一点，正如《北史广阳王建附深传》所记载的那样，北镇初设时，“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以至“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但是，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两个北魏国家的重津要地，却需要北魏皇帝放免宫女“以配鳏民”，这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族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呢？！同时，由北魏皇后的入宫途径看，从拓跋珪到拓跋宏时期的16位皇后中，被掳掠和被作为罪犯家属籍没入宫者有9人之多，占皇后总数的50％以上。而且，这9人之中有5人为汉族女子。由北魏皇后多出身汉族和地位卑贱的情况看，北魏的宫女中，汉族女子也应该占到多数。从这种角度看，北魏政＃权放免宫女“以配鳏民”，实际上促成了汉族女子与拓跋鲜卑族贫民的婚姻。
再次，关于北魏前期掠夺他族妻女以班赉将士为妻问题，《魏书世祖纪》记载甚详细：始光四年（427年），北魏军队击败赫连昌，俘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拓跋焘在自取赫连昌的三个姊妹作为贵人之后，便“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同书同传又载拓跋焘于延和三年（437年）“破白龙余党于五原”，并“虏其妻子班赉将士各有差。”与上面两条北魏军队虏略他族女子的记载相关，沈约《宋书索虏传》也有两条相似记载：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年），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虏（北魏）悦勃大肥率三千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舆、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此后不久，“虏又破邵陵县，残害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另据《宋书序传》中记载当时刘宋盱眙太守沈璞的评论称：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高平、任城、金乡、邵陵等六县汉族女子，“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把《宋书》与《魏书》所记载的五条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北魏明元帝到太武帝的对外战争中，外族女子均是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主要对象。虽然，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间被虏掠的汉族女子仅仅是充当“奴婢”，而没有明言是班赉将士为妻，但是也无法排除存在北魏将士强娶这些汉族女子为妻的可能性。同时，把这五条史料与《魏书世祖纪》记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癸末，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的史料相对照，我们便不难发现：如果北魏前期拓跋鲜卑族不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话，拓跋嗣和拓跋焘是不会命令驱略他族妻女、并班赐将士为妻的！
综上所述，从北魏中期以前北魏国家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汉族血统、地位低下、身份不自由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保持长期婚姻关系以及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历代魏帝多次放免宫人“以配鳏民”等历史记载看，北魏中期以前，拓跋鲜卑族中非常有可能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二、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阶段性和阶级性特点
关于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问题，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三大途径：其一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士族间的政＃治婚姻；其二是在鲜卑族由草原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胡汉杂居而促进的交流与融合；其三是在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中，鲜卑族、汉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被压迫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的压迫，从而在斗争中增进了友谊、了解和融合。近年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涌现出许多新观点，如牟发松先生认为北魏的民＃族融合，“可以说主要体现为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注：参见牟发松先生“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一文，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第14辑。）；又如钱国旗先生把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北魏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上。（注：参见“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1991年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这些论断和探索，无疑是正确的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但同时，我认为以上论断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都会受到人类自身生产规律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两性必须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比例上。换句话讲：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一个要发展、要前进的民＃族，其先决条件是必须保证正常的种的繁衍。如果该民＃族内部缺乏这种机制，就需要这个民＃族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寻找完成种的繁衍的必备条件，即去促进两性均衡的结合。而在这个方面，北魏拓跋鲜卑族的祖先就做得很好。
首先，北部鲜卑在由北兴安岭西迁至匈奴故地的过程中，积极与匈奴遗部融合，从而完成了向拓跋鲜卑转变的过程。
众所周知，鲜卑族最初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北部，是东胡的一个支系。因为其“国有大鲜卑山”，故“因以为号”，称之鲜卑。（注：《魏书序纪第一》。）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东部“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而北部鲜卑也在首领推演的带领下，由大兴安岭北段向西迁居“大泽”，即今呼伦湖；到东汉桓灵时期，北部鲜卑又在献帝邻及其子诘汾的带领下横穿蒙古草原，到达匈奴故地，即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注：参见黄烈先生《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五章所推断北部鲜卑西迁匈奴故地应在东汉桓灵时期的观点。）此时这里的“匈奴余种尚有十余部落”（注：《后汉书鲜卑传》。），北部鲜卑在此与匈奴遗部频繁交往，通婚融合。因为其时“匈奴女名托跋”，且“胡俗以母名为姓，”（注：《南齐书魏虏传》。）所以，北部鲜卑与匈奴遗部的通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鲜卑父、匈奴母为内涵的“拓跋”族族名。（注：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的考证结果。）同时，由于鲜卑与匈奴遗部的联姻，不仅使得匈奴遗部“皆自号鲜卑”，壮大了鲜卑的势力，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北单于逃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拓跋鲜卑走上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注：《后汉书鲜卑传》。）的强盛之路。其次，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汉族百姓交往、融合，不仅建立起融拓跋鲜卑和汉族地主为主体的北魏政＃权，而且开始了逐步把拓跋鲜卑族自身完全融入中原汉族的历程。
早在东汉末年，拓跋鲜卑族与汉族便有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的交往阶段，但是，真正地与汉族友善交往应开始于拓跋力微统治时期。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正式代汉。正是此时，拓跋诘汾之子力微也继位做了首领，他总结前人得失，制定了通好南夏的邦交政策。据《魏书序纪》记载力微“告诸部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殆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在力微的既定方针指导下，不仅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拓跋鲜卑族，而且拓跋鲜卑的部落结合体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以“帝室十姓”、“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圈，为以后拓跋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二时期是西晋末年。此时正是力微的孙子猗卢统率拓跋各部的时期。西晋并州剌史刘琨借用拓跋鲜卑的力量与刘渊、石勒对抗，猗卢因此被西晋王朝封为代公，后进为代王，并割马邑、楼烦等五县之地给猗卢，从而使拓跋鲜卑的扩张到并州北部地区。同时，由于中原内乱外扰不断，致使大批晋人避祸并效力于拓跋鲜卑，卫操、卫雄、姬澹、莫含便是其代表。他们为猗卢出谋划策，使拓跋鲜卑在国家政＃权的确立、法律的制定和官吏的设置等方面获得了经验，从而为郁律次子什翼犍正式确立国家规模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三时期是什翼犍即代王位，拓跋代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走上复兴道路的时期。什翼犍的母亲是身份低下的汉族女姓，对什翼犍的兴复大业起过决定性作用（注：《魏书官氏志》载：“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帝。”广宁，今河北涿鹿。）。同时，什翼犍曾在后赵多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继位以后，便立即组建新的国家机构。据《魏书官氏志》载：“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使，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家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辨才干者应选……”。总之，从上面的记载看什翼犍作为《魏书》中记载的第一个拓跋父、汉族母拓跋鲜卑族首领，他所建立的权力机构完全是融拓跋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政＃权形式，同时，结合北魏文成帝诏令中“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常有“令贵贱不分”“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的记载看，我们就不难判断：作为猗卢建代国首任代王、什翼犍复兴代国、再到拓跋珪即代王位的代国兴亡三大时期看：什翼犍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时期已有“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现象存在了。所以，什翼犍时期，又是拓跋鲜卑与汉族开始血缘交融的时期。然而，拓跋鲜卑与汉族交往和血缘交融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应是拓跋魏正式确立之后、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里，拓跋鲜卑从上到下，勇敢而广泛地同北方的汉族百姓结为婚姻，不仅解决了拓跋鲜卑正常的种的繁衍，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与汉族百姓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汉化程度，促进了北魏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于这一百多年里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血缘交融，根据《魏书》有关记载和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看，可主要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的情况，从拓跋珪到拓跋宏统治时期，拓跋鲜卑皇帝多娶汉族女性为后，从而使这一时期中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皇帝人数大为增加。二是结合文成帝、孝文帝的三条诏令看，拓跋鲜卑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多与汉族出身、地位卑微的“百工、伎巧、卑姓”为婚，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已达到“百姓习常”、屡禁不止的程度。其三是北魏多次放免宫女以配代郡和北镇拓跋鲜卑贫鳏无妻者，促进了拓跋鲜卑族贫民与汉姓女子的通婚。正因为北魏存在这种由上至下与汉族百姓联姻、进行血缘融合的事实，不仅为北魏皇室成员及王公侯伯的汉化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汉化改革创造了和谐的气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大方面看出：首先，拓跋鲜卑皇族及贵戚与汉族的联姻，其直接的后果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拓跋皇帝及拓跋贵族子弟的增多。纵观北魏社会民＃族融合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有三位皇帝是汉族女子所生，即拓跋焘、拓跋弘、拓跋宏。而拓跋焘时期和拓跋宏时期都是北魏汉化改革突飞猛进的重要时期。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不仅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确立了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在北魏军政事务中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拓跋焘通过他的一系列诏令，在北魏国家及社会坚决地确立了汉字使用的机制，并确保了儒学在皇族、贵族子弟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拓跋焘时期这一系列汉化措施的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孝文帝时期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迁都洛阳等汉化改革相比较是毫不逊色的。而这两个北魏历史上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的均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北魏皇帝，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性问题吗？！加之北魏宫廷中汉族儒学师傅、汉族母亲、汉族保姆及汉族宫人在点滴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使得北魏皇帝自小到大对汉族先进文化抱有祟敬和亲近的心理，这使得北魏皇帝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汉化水平。事实上，拓跋皇帝的汉化水平确实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成长而不断提高。从《魏书》诸帝纪的记载看，北魏的皇帝，在他们的诏书中常引用《诗》、《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史称明元帝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又据《魏书高祖纪》载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胆，好为文字，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乃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皇帝自小经历严格的汉文化影响和教育，能有这么高的汉化程度吗？！
与此同时，这些从小经历严格、正规的汉文化教育的皇帝们正式继位后，对他们的皇子们也十分重视进行汉文化的教育。根据《魏书》诸帝纪记载的情况看，在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时，“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又“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魏书世祖纪》称，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曰：“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对儒学和皇家汉化教育尤为重视，并特开‘皇子之学’，以提高其汉文化程度。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令曰：“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联之士，以匠成之。”（注：《魏书咸阳王传》上。）由于孝文帝以前的历代拓跋皇帝非常重视对当时皇室及贵族子弟的汉文化教育，使得拓跋魏的皇室成员和贵族阶＃层的汉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从而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彻底地汉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拓跋鲜卑与汉族百姓的联姻，使得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与作为被统治民＃族的北方汉族百姓之间的民＃族仇恨情绪处在逐步淡化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氛围里，一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北方汉族士人得以服务于北魏政＃权，另一方面也促使位于社会低层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有了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从而最终促进北魏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
关于汉族士人服务于北魏政＃权的情况，我们仅从《魏书》诸帝纪的记载便可知其大概：北魏建立之初，拓跋珪除了“以经学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笼络北方汉族士人外，还对投靠北魏的汉族士人“留心慰纳”，史称“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汉族士人投靠和加盟，使拓跋珪在元光元年（398年）得以“诏尚书吏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社庙、社稷、朝、飨宴之仪。三公郎中令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而“尚书崔玄伯奏从士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使北魏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得以走上了树立正统的轨道。拓跋嗣也十分重视招纳汉族士人参政，史称：永元五年（413年）拓跋嗣“诏分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乃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注：《魏书太宗纪》。）拓跋焘在位期间，更是注意网罗北方汉族士人。神麚四年（431年），他一次就征用“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孝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及州郡所遣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大批汉族士人加盟北魏政＃权统治，不仅加重了北魏政＃权中汉族官吏的比重，而且也使得北魏国家和社会越来越依赖汉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丰富经验。这样的结果，必然促进北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同时，由于北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多与“百工、伎巧、卑姓”之人结为婚姻，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舅氏轻微”的现实，切实改善和调整对待“百工、伎巧、卑姓”之人的态度，从而使得北魏中期以后，“百工、伎巧”的社会地位有了逐步的改善。
北魏前期，“百工、伎巧”作为被政府严格控制下的卑贱户籍，是被压迫的社会低层百姓。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百工、伎巧”的子弟甚至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力。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下令：“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足见当时“百工、伎巧”身份之低。但是随着北魏拓跋鲜卑贵族日益与“百工、伎巧”联姻，使得“百工、伎巧”的身份有所变化，且这种变化在孝文帝继位后的北魏社会里尤为明显。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延兴二年（472年），“夏二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巧，尽听赴农。”太和十一年，“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另据《魏书肃宗纪》载：神龟元年（518年），“诏从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再据《魏书孝庄纪》载：普泰元年（531年）“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出身，皆授实官，私马者优一大阶。”从以上孝文帝至前废帝时期的四条诏令看，“百工、伎巧”等杂户的地位身份变化的轨迹十分明显。这些诏令说明，孝文帝统治早期“百工、伎巧”已可“尽听赴农”，恢复编户齐民的自由之身；太和中期，“百工、伎巧”有了自己生产、经营的权力；孝明帝时期，“百工、伎巧”等“杂户”已有脱籍现象，且有了入仕为官者；而前废帝元恭普泰元年（531年）诏令，显然是一次大规模放免包括“百工、伎巧”在内的各类杂户的诏令，并且证明杂户还有同一般平民一样当兵和为官权力。（注：详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书中的“杂户考”一文。）“百工、伎巧”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孝文帝统治和其后时期里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的逐步完成，而且也意味着北魏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拓跋鲜卑与北方汉族百姓的融合在孝文帝统治中期出现了片面化倾向。那就是拓跋鲜卑贵族与北方汉族高门士族间的婚姻关系比重大大加强。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也有研究。如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在他的“北朝隋唐时代胡族的通婚关系”一文中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汉族士大夫之女进入后宫的倾向增强了”，而此前的胡汉婚姻中，“不偏重于特定之家，在崔、卢、李、郑、王汉族士大夫中，看不到这五姓耀门第最高。”（注：参见“北朝随唐时代胡族的通婚关系”一文，［日］长部悦弘着，冯继钦译，刊于《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再如，国内学者施光明先生在他们的“《魏书》所见拓跋鲜卑婚姻关系研究”一文中，详细统计了《魏书》记载的147起涉及拓跋鲜卑的婚姻关系。通过研究，他认定这147起婚姻关系，有86％以上发生在北魏，且多属于拓跋鲜卑的上层贵族；同时，他还认定“拓跋鲜卑与汉族建立的婚姻关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统治之后”，“几乎无一不带有政＃治色彩”。（注：参见“〈魏书〉所见拓跋鲜卑婚姻关系研究”一文，作者施光明，刊于《北朝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些观点和研究是有益的和富有启迪的。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他们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如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在文中说：“胡族中（鲜卑族），积极、大量与汉族通婚则是由北魏的宗室元氏开创了先河，”“元氏正式与汉族缔结的缘戚关系是开始于5世纪末从平城迁都洛阳的孝文帝时代吧！”而施光明先后也在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两篇文章的所有结论结合起来看，就不能不形成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仅仅限于拓跋鲜卑的上层贵族和北方高门汉族之间的政＃治婚姻。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事实上，正如前文列举的文成帝和孝文帝的三条诏令所表明的情况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北方汉族的融合，最重要、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应该是拓跋鲜卑中“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与汉族血统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中的婚姻。这种婚姻，绝不是一个“政＃治婚姻”的概念可以对之涵盖的。它应当是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两性均衡结合规律的具体表现。至于孝文帝时代拓跋鲜卑贵族与北方高门汉族地主间的婚姻大大增加，则反映了孝文帝在民＃族融合政策上的一种偏见。其具体标帜是太和二十年咸阳王禧娶任城王隶户之女为妻“深为高祖所责”后孝文帝所下的诏令。孝文帝的诏令称：“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接着，孝文帝在诏书称其弟子咸阳王禧、河南王干、广陵王羽、颍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详应聘当时北方汉族高门士族李氏、卢氏、郑氏、王氏和胡族穆氏女为妻。同时，孝文帝在诏令中不得不承认以前的皇子迎娶了身份卑贱的女子，他的态度是这些身份卑贱的女子只能做为“妾媵”。这和孝文帝对拓跋鲜卑皇族择偶对象中“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现象的深恶痛绝的狭隘婚姻观是相吻合的。正是在孝文帝狭隘婚姻观的影响下，自此之后拓跋鲜卑贵族在北方汉族高门士族中择偶的倾向得以持续了下来，从而使得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至于拓跋鲜卑族在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与北方汉族人民增进的融合，以及北魏末年拓跋鲜卑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汉族贫苦百姓在共同反抗北魏拓跋鲜卑贵族和高门汉族地主联合统治中增进的友谊、了解和融合问题，史学界前辈已做过充分、细致的论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苏秦列传 第九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①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②岂其士卒觽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③苍头二十万，④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⑤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髃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⑥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髃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注①索隐按：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 是也。又左思吴都赋云“长干延属”，是干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于干有道，因为地名。正义在苏州吴县西北四十余里万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败于姑苏，禽于干遂，相去四十余里。
注②正义今韂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纣于牧野，筑之。
注③集解汉书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索隐衣音意。属音烛。按：三属谓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胫衣，三也。甲之有裳，见左传也。赢音盈。谓赍糗粮。中音竹仲反。谓其筋力能负重，所以得中试也。复音福。谓中试之人，国家当优复，赐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注④索隐谓以青巾裹头，以异于觽。荀卿“魏有苍头二十万”是也。
注⑤索隐厮音斯。谓厮养之卒。斯，养马之贱者，今起为之卒。正义厮音斯。谓炊烹供养杂役。
注⑥索隐谓割地献秦，以效己之诚实。 老九”一词的由来 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起因却在元代。忽必烈统一北方之后，元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族，把知识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南宋的知识分子诡谲多谋，都是刁钻小人，读了几句诗书，便想入非非，不好驾驭，视“儒士与厮养同役”。因此，社会上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行第九，故有后来的“老九”之称. 鲁迅 《呐喊·端午节》：“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 明神宗萬曆皇帝喜歡貓的程度也不輸後宮嬪妃。凡是被他及后妃們所憐愛的貓，都「加至管事職銜」，不但有官位，還有俸祿。其中公的暱稱「小廝」，被閹的則稱「老爹」。有些還被敬稱為「老爺」。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SE0048
漢語南北方言詞綴的比較 http://www.xenosounds.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3 “廝”作為人稱名詞后綴在山東中部的一些方言中比較常見。例如，臨朐方言有“小廝（小男孩）、嫂廝（嫂子）”；平度方言有“瞎廝（瞎子）、禿廝（禿子）、痴廝（傻子）”。
“貨、鬼”等詞綴在山西方言中作為构成帶有貶義色彩的人稱后綴大量存在。例如洪洞方言中有“青貨（遇事敢拼命的人）、燒包貨、震貨（固執的人）、抄花頭貨（叫花子）”等由人稱名詞后綴构成的詞語。 后綴“子”
“子”綴的分布范圍比較廣，南北方言都廣泛使用“子”綴或者“子”綴的各种變体。“子”綴在各方言中雖然讀音差別比較大，但是語法作用与語法意義卻差別不大。各方言“子”綴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构成名詞和表示小稱意義。 1、北方方言的“子”綴一般是作為名詞的標志，讀音弱化，如“筷子、本子”等等。“子”綴在北方方言的晉語、蘭銀官話、西南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中使用特別多。以晉語為例。晉語中的“子”綴分布面積廣泛、构成形式多樣。“子”綴大多可以附著于名詞、動詞、形容詞、量詞之后构成名詞。名詞加“子”綴构成名詞，如：席子、材子（棺材）、冷蛋子（冰雹）、戒指子、瓷瓦片子、護泥扳子。動詞、動詞重疊形式、動賓結构后加“子”綴构成名詞，如：插子、推子、蔫蔫子（蔫了的菜）、折折子（折了的東西）、討吃子（討飯的人）、騎車子（自行車）。形容詞、形容詞重疊形式加“子”綴构成名詞，如：冷子、愣子、短短子（短的棍狀物）、酸酸子（酸味果子）。單音節量詞加“子”綴后构成名詞，如：條子（便箋）、朵子（棉花朵）。此外，雙音節人名、表示兄弟排行的序數詞后面也可以加“子”綴，如：富貴子、紅星子、三子、六子。
2、南方各大方言中也都有“子”綴或“子”綴的變体。其中以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的“子”綴為多，有些“子”綴詞還是當地方言所特有的。以吳方言為例。吳方言中“子”綴特別多，北方方言中有些名詞帶“儿”綴或不帶任何詞綴，吳語都給加上個“子”綴，如：杏子、桃子、學生子；北方方言中絕對不能加“子”綴的時間名詞，在吳語中也變成了“子”綴詞，如：昨日子、前日子、禮拜日子。
粵方言、閩方言中的“仔”綴用來构成名詞并表示小稱意義時可以看作是“子”綴的變体。以廣州話為例，“仔”綴可以表示各种事物，如：計仔（計謀）、耳仔（耳朵）、銀仔（硬幣）、丸仔（藥丸）、眼公仔（眼珠仔）、歌仔（歌曲）；加在一般事物名詞后表示小稱，如：凳仔、巷仔、碗仔、帽仔、魚仔。 “愠羝”就是“胡臭”，古代时指从西域来的人身上的味道，我怀疑即是“胡人”的语源。“胡臭”后来叫“狐臭”，“羝”是公羊，不是狐狸，“愠羝”是羊膻气。“杆木家”就是爬杆溜索的能手，唐朝有不少诗人用诗描写当时的场面，威尼斯亦有不少表现中东一带来的“杆木家”的风俗油画。《教访记》里提到教坊里的人“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北史》说“突厥法”是“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隋书》说“突厥法”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 汉代的《盐铁论》、中有关于蹴鞠的记载。 三国时，蹴鞠之习依旧流行未衰。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杜甫有诗曰："十年瞰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宋代蹴鞠在唐代蹴鞠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体现了宋代的特色。 用牛彘胞充气，球壳由12张片缝成等，增加了球的弹力，单球门或无球门的踢法，不受场地、人数的限制。所以这种自由的娱乐方式颇受大众欢迎。 唐代用"挟"接对方的球，宋代用"踢" 来接，这是比较先进的。能准确地将球踢过又高又小的球门，确实不易，可见技巧之高。 宋代蹴鞠家归纳出了肩，背，拐，搭，控，捺，拽，膝，拍，月兼．这"十踢法"。这样的踢球技术，已接近于现代足球运动技术。 由于蹴鞠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商人便借此做文章。一位叫黄尖嘴的商人，开设了一间"蹴球过人茶坊"。 一位卖油的老板将其店唤作"角球店"，这虽是一种促销手段，也反映了市民们对蹴鞠的喜好。
宋代从皇帝到大臣都有许多善踢球的，《宋大祖蹴鞠图》画的就是太祖与其余五人蹴鞠游戏的情景。叱咤风云的皇帝，走下了宝座；恭敬不违的大臣们暂时抛开了君臣大礼，这其中起作用的就是蹴鞠。 1.一些词语的由来: “东床”一词的由来
传说东晋太尉郗鉴派一位门客到王导家去选女婿，门客去了一趟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挺不错，只是听说我是为您去选女婿，一个个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好像没听到什么似的，照样坦腹卧在东边床上吃零食。”郗鉴听了以后便说：“在东边床上的那个肯定是个好女婿。”这个人就是王羲之，郗鉴果然把女儿嫁给他。后来，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对皇帝的女婿也有称为“东床附马”。 “伉俪”一词的由来 伉，对等、匹敌之意。如《谷梁传》：“使世子伉诸侯之礼而来朝。”俪，结缘、配偶之意。如《左传．成公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孔颖达对伉俪有解释：“伉俪者，言是相敌之匹耦（偶）。”后来称事业上有成就可相匹敌的夫妇为伉俪，也称一般夫妇为伉俪。“鄙人”一词的由来“鄙人”意为“我”.周代乡村500 家为一鄙,“鄙”就借代"乡村",“郊野”的意思。说自己是“郊野之人”。意思是说自己粗俗浅陋，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老九”一词的由来 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起因却在元代。忽必烈统一北方之后，元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族，把知识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南宋的知识分子诡谲多谋，都是刁钻小人，读了几句诗书，便想入非非，不好驾驭，视“儒士与厮养同役”。因此，社会上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行第九，故有后来的“老九”之称. “蓝桥”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用“鹊桥”表示夫妻相会，而用“魂断蓝桥”形容夫妻关系破裂。“鹊桥”人所共知，不难理解，但“蓝桥”一词又从何而起呢？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公元前320 年，苏秦向燕王讲过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一如花似玉的女子相约于桥下会面，但女子没来，尾生为了不失约，水涨桥面抱柱死于桥下。据《西安府志》记载，这座桥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从此，人们把夫妻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叫做“魂断蓝桥”。 “知音”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战国时期，晋国有个叫俞伯牙的大夫很善于弹琴，而有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则具有很好的欣赏能力。当俞伯牙弹琴意境表现高山时，钟子期听完便会说：“好啊！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弹琴时想的是流水，钟子期听后便赞叹地说：“好啊！洋洋若江河。”由于钟子期具有“知音”之赋，二人因此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人们就把对自己有深刻了解的好友称为“知音”
了。 “匹夫”一词的由来 “匹夫”通常作普通的人、平常的人来解释。为什么称普通的人为匹夫呢？匹，原是数量单位，古代4 丈为一匹。又说2 丈为一端，二端为两，每两就成一匹，长4 丈。两而成匹，是相合的意思，按照这个意义，夫妇两者也相合，故叫匹夫、匹妇。匹夫、匹妇便成了普通、平常人的代称。段玉裁注《说文》中说：“虽其半，亦得云匹??犹人言匹夫也。”就是说匹夫、
匹妇拆离开来单独也可使用，以后，匹夫便不光指男子，而泛指为普通、平常的人了。
“冤家”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宋人诗词、元人戏曲中，我们会发现恋人之间常用“冤家”来称呼，以表达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割舍不下的矛盾心情。那么，本用来指仇敌的“冤家”一词，为什么又被相恋的人借用而来呢？《烟花记》道破了天机。书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所谓冤家者二。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苦，所谓冤家者三。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寐相思，柔肠寸断，所谓冤家者四。怜新弃旧，孤思忘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触易悲伤，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此语虽鄙俚，亦余之东闻耳。”“冤家”的这六重含义，充分表达了男女之间那种又爱又恨，又疼又怨，缠绵悱恻的复杂感情。 “傻瓜”一词的由来 为何把“愚蠢”叫“傻瓜”，而不叫“傻果”“傻豆”或“傻菜”呢？原来“傻瓜”的“瓜”,并非“瓜果菜豆”的“瓜”意思。在古代，秦岭地区有一地取名“瓜洲”，聚居在那里的姓姜的人取族名为“瓜子族”。这一族人非常诚实,受雇于人时，耕种、推磨样样艰苦工作都干，而且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不歇手。这样，人们便误认为他们“愚蠢”，而把愚蠢的人叫做“瓜子”。一位清代文士写的《仁恕堂笔记》中便说：“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即是瓜洲的人）”。“傻瓜”，便是由“瓜子”衍化而来的。 “东西”一词的由来 宋朝理学家朱熹，有一次去会他的朋友盛温和。盛正提一篮子准备上街，他们互相打过招呼后，朱熹问道：“你上哪儿去？”“去买东西”。朱熹又问：“难道不买南北？”因为当时通行把东西南北中与金木水火土相配，称之为“五行”。盛温和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凡属金类、木类的我这个篮子就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类、火类，这个篮子就装不得。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东西”一词由此而来。 “混帐”一词的由来 “混帐”一词是骂人的话，意为头脑不清醒，做事荒唐。“混帐”一词源于蒙古族。从前，我国北方的蒙古族，过着群居的游牧生活。碰上有水草的地方便支起蒙古包，定居下来。白天，男人们去放牧，只留下老人或妇女看守帐篷。这时，在家的一些年轻的小伙为了找年轻姑娘谈情说爱，就乱窜帐篷，混进姑娘帐篷里去。有时候，年轻小伙子碰上严厉的老头，老头就会
愤怒地骂一句：“你又混帐了。”“混帐东西又来了。”年轻小伙子自讨没趣，急忙退出帐篷.后“混帐”渐渐变成了骂人话。 “吃醋”一词的由来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与其谏议大夫魏征的个人关系很融洽。某日，太宗提出要给魏征（一说房玄龄）纳妾，魏征对此事却很不以为然，太宗究其原因，魏征回禀道：“即使自己承受圣意，家中的发妻也不会善罢甘休。”唐太宗乐了，对魏征说：“没听说夫人如此厉害，孤立刻宣她进宫，当面要她答应”。魏夫人来到皇宫，唐太宗摆好一桌酒席迎侯她。太宗指着酒盏对魏夫人说：“听说夫人坚决不允魏大夫纳妾。无奈此番孤意已定。无论夫人首肯与否这妾是纳定了。夫人若执意不允，你面前是一杯毒酒，也可说孤赐你一死以全你节。”魏夫人闻言，仰脖将“毒酒”一饮而尽。看着一旁的魏夫人神态怔怔在等死，唐太宗忽地引颈大笑：“夫人有所不知，孤赐你的本是陈醋一杯罢了。”此后，唐太宗当然不再重提为谏议大夫纳妾的事。“吃醋”却传而成为人们形容“争宠”的一条生动俗语。 “上当”一词的由来 每当我们办事情，因被人所欺骗作弄而不得成功时，就称作“上当”。说起“上当”的词语，它还有一个来历。从前，清河地方有一家姓王的富户，在城里开了一爿当店。经过世代流传，资产也更富了，当店也越开越大。但各房族人都懒于营业，各人都将自己名下的一份资金作股存在店里，另择一人，把典当营业事务全委托于这个人来主持，各房众族就按股金分利金，游玩过日子。到了清光绪年间时，主持店务的人叫寿苎。此人并不是一个生意精，却是一个好读书的文人，还喜欢校刻书籍，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就是由他刊行的，他对于典当事务反而很随便。王氏众族人见此情况都想对他来一番倾轧。于是，众族人不约而同地从自己家里拿一些无用的闲物件，到当店里来典当，各人又自己估定高价，要伙计如数付给，不能少一分一毫。伙计见来典当的物件的是店东本族的股东老板，没有办法，只好如数付给。就这样，众多的族人都来敲诈，不多几月，典当的资本被诈骗得所剩无几，寿苎只好向其他商号借贷。日子一久，一家资源充盈的当店就此而破产倒闭了。当时人见此情状，就编了一句谣言：“清河王，自上当。”把物件质于当店叫上当，由于王氏族人自家诈骗了自家，使得当店破了产，因此后来就把被欺骗使事情败坏的叫作“上当”。 “吹牛皮”一词的由来 “吹牛皮”，古往今来，流传甚广，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国西北地区是古老黄河的流经之地，水急浪恶，难以行舟。为解决这个难题，早在古代就有人想出一个好点子：用皮筏来代替木船作水上交通工具。皮筏大多用牛皮制成，形状像袋，连结即成为“皮筏子”。因那时没有打气筒，皮袋子只能用嘴吹胀。于是，那时就有了“吹牛皮”一语。又因吹牛皮脸腮鼓起，面红耳赤，像争强好胜的样子。以后人们逐渐把“吹牛皮”引申为说大话、夸大其词，好大喜功之人。 “走后门”一词的由来 此典故据说起源于北宋。宋哲宗死后，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拚命排斥和贬谪元佑（哲宗年号）旧吏，还规定其子女不得入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筵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制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查出戒牒是元佑年间人，立即令其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一问又是元佑年间出家的，立即剥下道袍复为百姓。总之，凡涉“元佑”的事，一概排斥。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1000 贯，皆为元佑钱文，该如何处置？”这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是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尖刻的讽刺，据说宋徽宗也为之忍俊不禁。这便是“走后门”的来历。 “二百五”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把说话不正经，办事不认真，处事随便，好出洋相的人叫做“二百五”。“二百五”是个数字，怎么用来标志一个人的性格呢？原来，牌九（一种赌具）中有“二板”（四个点）和“幺五”（六个点）两张牌，这两张牌配在一起是十个点，在推牌九当中被称为“闭十”。“闭十”在牌九是最小的点，谁都比它大，它什么牌也“吃”不了。所以人们就用“二板五”（二板和幺五的简称）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什么事也做不好也管不了的人。时间一长，就把“二板五”叫成了“二百五”。 “敲竹杠”一词的由来 清朝道光年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并发动各地禁止鸦片走私。但是，却有一伙不法的水运商人，将烟土藏在撑船用的竹杠内，偷着贩运。当船行至一个关卡码头时，当地的检查官上船检查，东翻西找，却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这时一位师爷啄着长杆烟袋，走上船头，信手在竹杠上敲了几下烟灰，毫不在意地坐在竹杠上。不法商人心里有鬼，以为师爷看出了
破碇，慌忙塞给他几两银子。从此，人们就把敲诈钱财之事喻为“敲竹杠”。 “半老徐娘”一词的由来 人们常以“半老徐娘”称年老而尚有风韵的妇女。“半老徐娘”一词源于南北朝。徐娘名徐昭佩，是南朝梁元帝的妃子。
她年过芳龄，却还着意打扮，风风骚骚，极不得体。于是，有人说：“徐娘半老，犹尚多情。”有关“徐娘”的“风骚”之事，《南史．后妃传下．梁元帝徐妃》中有极简要的记载。宋陈与义诗《书怀》中“开窗逢一笑，未觉徐娘老”两句足见徐娘之风骚。后人便用“半老徐娘”或“徐娘半老”来讽喻那些年过芳龄还风风骚骚、精心打扮的妇女。亦有人自称徐娘，含有自谦自重之意。故不能把“半老徐娘”作贬义词用. 2.一些习俗的由来: 春节拜年的由来 大年初一，人人都早早起来，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关于拜年习俗的由来，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叫它做“年”。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食噬人。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便流传开来。
春节放爆竹的由来 放爆竹是我国人民春节时借以助兴的习俗。这一习俗源于汉魏时期，南北朝风俗书《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据说古时，住在山区的人，常得寒热病（可能是今天的疟疾）。当时被认为是恶鬼作怪,于是为了一年平安无事，便在农历元旦时就用火燃烧竹子，发出巨大响声，把山鬼驱走，因最初的爆仗是烧竹子，故称“竹”。 春节贴春联的由来 每逢春节，我国民间家家要贴春联。春联的起源还要从桃符说起。古代传说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桃树下有神荼、郁櫑二神，主管万鬼。如遇作祟的鬼，他们就把它捆起来喂老虎。后来，民间在春节的时候，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画上这两个神像，这就是桃符。到了五代的时候，蜀主孟昶亲自在桃符上题了“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一联，一般人都把它看做是最早的春联。到了宋代，春节贴对联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王安石诗中就写过：“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红纸书写春联始于明朝。 贴门神的由来 以前，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买张门神贴在门上,一是表示吉庆,二是为了“避邪驱魔”.关于门神的来历,战国时代的一部著作里有这样一个神话记载，东海度朔山中，有一棵盘曲3000 里的巨大的桃树，其枝伸向东北方的鬼门，所有的鬼怪来往皆从此出入。树下有二神，一名神荼，一名郁櫑，专门监视鬼的行为，发现哪个鬼胡作非为，便用草绳捆起来喂老虎吃.于是人们就在两块桃板上，画上神荼和郁櫑的像。置以门侧，以御百鬼骚扰。这是传说中最早出现的门神形象。经过历代演变,门神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唐代的门神已不是神荼、郁櫑，而换成了秦琼和尉迟敬德。相传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因恶梦而生病,半夜三更时分，常听到鬼叫。这事被大臣们知道后，就推荐开国名将秦琼和尉迟敬德全副披挂,在门外彻夜守卫.没出几夜,太宗的病果然好了。尔后，他就命画工画了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像，贴在门上，借以镇邪避祟。这个作法，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后来,门神又不断增加了新的内容。人们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像（也有其他圣贤的像）贴在前门迎客，把传说中的捉鬼能手钟馗的画像悬于后门上赶鬼，自以为前后把得紧，野鬼钻不进了。 端午节包粽子的由来 包棕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风俗习惯。关于包棕子的由来，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相传，公元前278 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投入汩罗江殉难后，楚国百姓每年五月初五这天，大家都驾着船把饭装到竹筒里,投到江中祭奠屈原。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长沙有一个名叫欧回的人,说他白天见到一个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祭我的竹筒米都被蛟龙吞了。今后你们可以用艾叶塞在竹筒口上，再用五色丝线捆牢，因为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说完人便不见了。后来，欧回把此事告诉大家照办。据说，人们包粽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此外，在我国云南傣族群众中还流传着端午节包粽子由来的另一种说法。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傣族男女青年，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深深相爱。可双方家长硬是不赞成这门亲事.五月端午这天，他们便一块跳进了老丙大龙潭.为了纪念这对青年每年五月五日，傣族人便聚集在元阳县乌河湾坝老丙大龙潭边，让青年们自己选择理想的情人.青年男女围成圆圈,唱歌跳舞.歌舞罢,小伙子将事先包好的粽子丢给看中的姑娘。如果姑娘对小伙子有意，则拾起粽子.然后手拉手,分散到绿树下,去倾诉情。 中秋吃月饼的由来 中秋吃月饼的习惯，在我国历史悠久。关于中秋吃月饼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普遍的说法是：唐朝时，太宗李世民为平定北方突厥的侵犯，令手下大将李靖率部出征。李靖转战边塞，屡建奇功。八月十五这天凯旋归京。为了庆祝胜利，京都长安城内外鸣炮奏乐，军民狂欢通宵。当时有个到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地向皇上献圆饼祝捷。太宗李世民大喜，接过装璜华丽的饼盒，取出彩色圆饼，指着悬挂天空的明月说道：“应将胡饼邀蟾蜍（即月亮）。”随后，将圆饼分给了文武百官。从此，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下来。 灯谜的由来 在中国，把谜语写在花灯上叫人去猜，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古时候有个财主，他虽是家财万贯，但却从不施舍给穷人，他的品性是见高就拜，见低就踩，穷苦人家对他恨之入骨。但他有财有势，人们除了恨之外，亦无可奈何。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有一名受尽这个财主剥削的人提着一个花灯来到财主家门前。他的花灯又大又亮，更为特别是，灯上题了一首诗，引来
很多人围观。财主好奇，也走出门外看热闹，可是他不识字，就叫帐房先生念给他听。帐房先生摇头摆脑地念道：“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财主听后大怒，说提灯之人有意讽刺，并叫来家丁要打他。可是，提灯人不慌不忙地说：“这诗怎会是讽刺你，它的谜底是‘针’呀！”顿时引起哄堂大笑，财主狼狈地溜进屋。此后每有彩灯会，必出现灯谜。
死人盖蒙头布的由来
旧时丧俗，人死了脸上要用一块布遮盖，苏杭一带用的是红布，名叫“遮羞布”，北方一些地区用的是白布，称为“蒙头布”。东汉袁康撰《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公元前516 年，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闾败，重伤而死。其子吴王夫差即位后，誓报父仇，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大败越兵，许越为属国。从此以后，夫差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连年穷兵黩武，重用奸臣，排斥忠良，纵情酒色，穷奢极欲。不听伍子胥劝告，开凿邗沟（今扬州至淮安间古河），从海上攻齐，捷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又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伍子胥屡屡进谏，夫差充耳不闻。公元前484 年，听信太宰伯嚭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认为良机已到，乘虚袭吴，夫差连连败退。其后10 年，勾践大举攻吴，将夫差围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夫差求和不准，绝望之下自刭而死。死前含泪对人说：“我悔不该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死后也没脸去见他，请你们在我的脸上蒙上一块遮羞布吧”。
结发夫妻的由来 结发夫妻指的是元配夫妻。在浙南关于“结发夫妻”有“束发托身”与“投丝慰情”的民俗。所谓“束发托身”就是元配夫妻择日完婚时，男方要送庚帖，女方要回庚贴。庚贴上写明姓名、出生日子时辰和完婚时间。女方回庚帖时，附上一束头发,用红头绳扎着，作为定情托身、以身相许之物，以示结发同心，百年好合.而“投丝慰情”则是结发之夫妻,男人溺水死亡,尸体寻找无着时，妻子得剪下一束头发，缚在石头上，投入出事的地方，借此慰藉结发之情.结发夫妻的习俗，相传这是古时有个皇帝登基时留下来的。说是皇帝登基的头一夜，为担心胡子太短，无法入睡（古代男人是以胡须长短衡量人的学识的）.身边的娘娘聪明过人，她剪下自已的头发，仔细地接在皇帝的胡须上，一夜工夫，使皇帝的短胡子成了长胡子。次日皇帝登基时，手捋胡须，接受臣子朝拜。臣子惊叹皇帝一夜之间，胡须过脐，真乃“真龙天子”！娘娘剪发结皇帝的胡须成为结发夫妻的由来。 “月下老人牵红绳”的由来
人们常把婚姻介绍人为男女双方搭鹊桥称作“月下老人牵红绳”，这个典故从何而来呢？据唐朝人李复言编的《续玄怪录．定婚店》载：元和二年，有个叫韦固的人，离家旅行住在宋城的一家旅店里。晚上，他见一位老人在月下翻检书信，身边的布袋里装着许多红绳。韦固问道：“这红绳有什么用处？”老人回答：“这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即使是仇人之家,贵贱悬隔，远在天边，身处异地，只要系上了，就会结为夫妻，这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您的脚已经系上了，再找别的姑娘也不了。”韦固问：“我的妻在什么地方，她家里是做什么的？”老人说：“就是这个旅店北边卖菜的陈老婆婆的女儿。”老人又说：“你跟我走，我可以告诉你她是谁。”第二天，有一老婆婆抱着一个3 岁女孩在大街上走，老人对韦固说：“这女孩就是你的妻啊。”韦固听了，大怒。随后，他派手下人去用刀将女孩杀死。手下人回来说：“没刺中要害处，只是刺到了眉间，就被人冲散了。”后来，韦固多次求婚，都没有结果。过了14 年，韦固才娶妻。其妻眉间有一刀痕，经追问，才知道是3岁时被人刺伤所致。韦固想起了往事，知道终没有逃出月下老人系的红绳。之后，夫妻相敬如宾。“月下老人牵红绳”也因此流传下来。 闹洞房的由来 这种风俗大约在汉代就有了.《全后汉文》记了这样的一件事：汝南的张妙去杜士家，正逢杜家娶亲，酒宴后闹洞房。大概是杜士不顺从张妙的摆布，张便把杜捆了，系住双脚倒悬于梁上，不慎致杜于非命。这个故事说明，在汉代民间闹洞房已很普遍，并且习俗粗陋得很。现在，闹洞房已很少再有野蛮、淫邪的内容，而成为邻里亲朋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的一种形式了。另有一说，闹洞房的倡导者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说他登基之初，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一日在京都城郊出访时,看到一户人家为儿娶亲时，因家境贫寒雇不起吹打班子。就假扮吹打班头，召来军师苗先生及御乐班为民助兴贺喜。到了晚间，他想到今日乃五鬼之日，婚丧嫁娶皆为不利，深恐这家小户人家遭到不测，就借口与苗先生弈棋，留了下来，并趁新郎新娘向父母问安之时，移棋于花烛之下。时值三更，果见一恶鬼翻落院中。赵匡胤抄起一把笤帚追至门外，将恶鬼打倒在地，众人一看，原来是个戴假面具的强盗，平时专门打探盗窃新婚之家的喜财。赵匡胤回宫后，亲笔御书榜文，昭示天下：凡百姓嫁娶之期，务必享用鼓乐之仪，花烛之夜务邀亲朋厚友，喧闹通宵，以防不测。于是，民间始有闹洞房之习俗。 3.一些地名的由来: 胡同的由来 小的街巷，在东北和华北都叫胡同。据明朝末年出版的《正字通》说：“街也，今京师巷道叫‘衚衕’”。“衚衕”乃“胡同”的异体字。《马可．波罗列记》中有“浩特儿”一词，明朝光榜知《宛署杂记》里说：“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均可为佐证：早在元代即有“胡同”一词了。据考，“胡同”一词来源于女真族的“霍通”一词。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蒙古语和女真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调和语音都很接近，女真语叫“霍通”、“火瞳”，都指“聚族而居”的意思。后来，汉族人把“火瞳”译为“胡同”，写法简化了，成为汉字化的外来语词了。 北京名称的由来 北京城从诞生到今天，至少有2000 多年的历史。北京最早的名字叫做蓟。早在2000 多年以前，蓟城就见于文字记载。在
唐朝的时候，蓟城又叫幽州。离现在1000 多年的时候，契丹人建立了辽朝，他们占领了幽州城，在这儿建立陪都，把蓟城改称南京，又称为燕京。1153 年，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强大起来，建立了金朝，金朝正式在蓟城建都，改名叫中都。中都城是北京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这时候开始，北京就成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建都的地方。元朝建立了版图辽阔的大帝国。并且把它的都城从蒙古高原迁到北京，在这里重新营建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做大都城，我们今天的北京城实际上就是在大都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经过100 年，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明朝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城，元大都在明朝初年改名叫做北平。公元1403 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这里，把北平改为北京。从这时起，北京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把北京改为北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祖
国的首都又恢复了“北京”这个富有历史传统的名字。 上海名称的由来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从古至今，上海的发展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从宋代开始，随着商贸的日益兴盛，上海一跃成为“东南名城”，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更是“商贾云集”、“城内外无隙地”。不过，上海名称的出现和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并不是很久以前，在唐代它仅仅是华亭县的一部分。关于上海名称的由来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取自《弘治上海志》中“其地居海上之洋”这句话；另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当时有上海浦和下海浦等水道而得此名。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开始设置上海镇，而且上海之名也最早出现在北宋郏亶之的《水利书》中。至元代改称上海县，1928 年设置上海特别市，两年后改称上海市，一直到现在。上海还简称沪。 天津名称的由来 1000 年以前，天津只是一个很小的村镇码头，发展的基点叫“直沽寨”。元朝以后，直沽寨“舟车攸会，聚落始繁”。1316 年取“海滨渡津”之意，改称“海津镇”，同时有“津门”、“津沽”、“沽上”的别称。天津这个名字始于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棣和惠帝争夺皇位，曾在这里渡河南下，后来朱棣当了皇帝，取“天子的津渡”之意，才把海津镇改为“天津”。以后这里一直派重兵保卫着，所以又叫天津卫。 黑龙江省名称的由来 黑龙江省是以大河来命名的。因为它境内有条黑龙江，故名之。历史上，黑龙江省曾先后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设黑龙江和松江两省，1954 年两省合并，正式称为黑龙江省。 吉林省名称的由来 吉林省的名字是因为在它境内有个吉林市而得来。“吉林”，是满族的语言，意思是“沿着什么地方”。吉林省内有条江，叫第二松花江。“吉林”指的就是“沿着第二松花江”。 辽宁省名称的由来 辽宁省的“辽”指的是辽河流域，“宁”就是希望辽河安宁别泛滥，因而得名辽宁。清初，在辽宁设盛京。清末（公元1907 年）改盛京为奉天省。1929 年，张学良将军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并一直沿用至今。 山东省名称的由来 山东由于位于太行山东面而得名。山东作为行政区是从北宋开始的。因为它的位置在当时京都开封的东面，所以又被称为京东。金朝的时候，都城设在了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所以就把京东改名为山东了。明朝初年改称山东省，一直到现在。 河北省名称的由来 河北省的“河”字，指的是黄河。河北省地处黄河下游以北，古冀州地，简称冀。春秋时期属于燕、晋等国，唐代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划为河北道，元代属中书省，明代直隶京师，清代称直隶省，1928 年改称河北省。 河南省名称的由来 河南省简称豫，取地处黄河以南之意。唐代将黄河之南、淮河以北的地区划归河南道管辖。元代称河南行中书省，明代称河南布政司，清代称河南省。 陕西省名称的由来 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因位于陕陌（今河南省陕县西南）以西而得名。唐朝设陕西节度使，宋为陕西路，元代设陕西行中书省，明代改称陕西省。 甘肃省名称的由来 甘肃省简称陇或甘，是以古代甘州（今张掖县）和肃州（今酒泉市）二府的首字组合得名。古为陇西地，春秋时代属于秦国和西戎，元代属陕西和甘肃行中书省，明代属陕西省，清代起单独设置甘肃省。 贵州省名称的由来 贵州省简称黔。唐代曾设矩州，后来当地人民不喜欢用循规蹈矩的“矩”字作地名，于是逐渐写成贵州。元初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个行中书省，明代设贵州布政司，清代始称贵州省。 湖南省名称的由来 湖南省简称湘，是因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战国时期湖南是楚国地域，唐代属江南道（后改江南西道），宋代属荆湖南北两路，元代属湖广行中书省，清代始称湖南省。 湖北省名称的由来 湖北省简称鄂，是因地处洞庭湖以北而得名。战国时湖北与今湖南同属楚国地域，汉代属荆州，唐代属山南道（后改称山南东道），宋代是荆湖北路，元代与今湖南同属湖广行中书省，清代始称湖北省。 安徽省名称的由来 安徽省简称皖，清初，以安庆府（今安庆市）和徽州府（今歙县）的首字组合而得名。春秋时是吴国、楚国的地域，汉代分属于扬、徐、豫三州，唐代分属于江南道、淮南道和河南道，元代属于河南和江浙行中书省，从清代开始设置安徽省。 浙江省名称的由来 浙江省简称浙，因境内有著名的钱塘江（旧称浙江）而得名。春秋时称越国，五代时属于吴越，元代属江浙行中书省，明代称浙江布政司，后称浙江省。
山西省名称的由来 山西在黄河的东面，唐朝的时候被称为河东，元朝的时候根据其位于太行山西边的地理位置，才改名叫山西，明朝初年设置了山西省，一直到今天。 江苏省名称的由来 江苏过去有江宁、苏州两个府，江苏这个名字就是用江宁和苏州这两个府名的头一个字合成的。 福建省名称的由来 在我国唐朝的时候，曾经设立福建节度使，管辖福州、建安州、泉州、洋州、汀州5 个州。福建就是取福州和建安州这两个地名头一个字而得名的。 江西省名称的由来 我国唐朝的时候，全国行政上分为15 个道，其中有个江南道。江南道本身又分为江东、江西两个道。江东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江西作为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宁夏名称的由来 宁夏曾经是西夏的故地。元朝在这里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因为希望西夏地区永远安宁，于是就改称宁夏行省新中国成立之后把宁夏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云南省名称的由来 远在汉朝的时候，在今天的祥云县一带设置了云南县。据史书记载，之所以给它起名叫云南县，是由于它在一座“众山之中特高大，与云气相连接”的山的南部。到了三国时期，又在这一带建立了云南郡，云南郡是以汉代以来的云南县为首府的。唐朝的时候，沿袭了过去的地理名称，封南诏贵族皮罗阁为云南王。于是，云南就成了南诏的代称，所指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在宋代，这里又建立了大理国，但是宋朝的人仍然称大理国为云南。至于把云南称作省，是从元朝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开始的。 青海省名称的由来 青海省简称青，因境内有青海湖而得名。唐代是吐蕃地域，清代东北部属于甘肃省，北部是青海蒙古额鲁特部，南部是玉树等土司地域。1928 年设置省后，称青海省。 广东和广西名称的由来 在五代的时候，广东、广西属于一个地区，叫做广南。到了北宋年间，广南分成了两个地块，一个叫广南东路，一个叫广南西路。以后，人们就把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明朝初年设置了广东省和广西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8 年把广西省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省名称的由来 四川省的“川”是河流的意思。四川省有长江、泯江、沱江、嘉陵江4条大江，因而得名四川。这个说法只是一种传说。据考证，宋朝的时候，这里设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川陕四路”，以后就简称四川了。 内蒙古名称的由来 蒙古原来是蒙古高原的部族名，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后，凡是和蒙古部族同一语系的民族统称为蒙古。到了清朝，有了内、外蒙古之分。当时把大漠以南，长城以北，东起哲里木盟、西到套西厄鲁特的这块地方叫做内蒙古。到1947 年内蒙古才正式成为行政区。 西藏名称的由来 西藏地区在元朝叫“乌斯藏”。“乌斯”，在藏语中是“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因乌斯藏在我国的西部，清朝康熙末年就称为西藏了。清乾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93 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西藏正式成为行政区名称。 新疆名称的由来 新疆早在公元前1 世纪就是汉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朝和唐朝都在这里设立了都护府，正式行使国家权力。到了清朝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路。因为这个区域对清朝来说是新开辟的疆土，所以叫新疆。 台湾省名称的由来 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海岛。台湾省古时候叫夷州或流球。台湾省的台南一带有个叫“台窝湾”的土著民族，后来，人们的发音转化了，把“台窝湾”叫成“大员”、“大湾”、“台员”，以后就统称全岛叫台湾了。 香港名称的由来 “香港”这个名称的来源历来众说纷坛，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1.由“红香炉山”一名演变而成。据说清初在铜锣湾海旁有红香炉从海上飘来，于是村民便在沙滩上建庙，庙后的小山便被命名为“红香炉山”，由此演变成“红香炉港”，后简称为“香港”。2.“芬芳”的港口。香港早期常有外国商船停泊，水手们上岸浏览时见遍地是芬芳的野花，他们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地方称为Fragrant Harbour，意为芬芳的港口，于是被译作“香港”。3.据说在香港附近有一山溪，是行船者喜欢汲取的溪水，被称作“香江”，其入口的港口被称作“香港”，而全港也就被叫作“香港岛”了。4.与“香木”有关。香港在明代至清初盛产香木，名叫“莞香”。种香及制香盛极一时，不少居民赖此为生。莞香先运至九龙的“香埗头”，然后运到石排湾（香港东北），再乘艚船运至广州甚至江浙一带，所以运香木的
海湾就被称作“香港”。据香港史学家根据香港的地理环境、产业发展及外交等史实考证，认为“香港”的得名与香树栽培及香木产销有关。 澳门名称的由来 澳门原名香山澳，属香山县管辖。“澳”字在古代的解释，意即与外人通商的地方。澳门处于南屏河入海口，是一个三面临海、一面连着大陆的半岛。水陆运输非常方便。后来，香山澳的名字又有了演变，去了“香山”二字，在“澳”字之后加了个“门”，成了“澳门”。据《澳门纪略》载，原由是：“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成十字，曰十门??故
合成澳门。” 各省（市、自治区）简称的由来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同历史上的名称有关。如山东省的简称是“鲁”，就是因为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春秋时期隶属于鲁国；山西省，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的领地，故简称晋；云南东部地区属滇国疆域，故简称滇；贵州东北部秦朝时属黔中郡，故简称黔；广东曾属南粤管辖，故简称粤；河南位于古时豫州一带，故简称豫；河北因大部地区属于古代冀州，故简称冀；甘肃大部分地区古代归陇西郡统辖，故简称陇；广西，秦时为桂林郡辖地，故简称桂；四川，北宋时，在东部地区设川陕四路，后称四川，简称川，又因部分地区为古代蜀国辖地，又简称蜀；湖北省由于汉、隋先后置鄂州，故简称“鄂”。第二种，是直接从全称中选取一个或两个字而得名的。如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青（海）、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浙（江）、宁（夏）等。第三种，是由境内较为有名的河流、山脉而来的。例如，安徽境内西南部有霍山，亦名皖山，这就是安徽省简称“皖”的原因；江西境内，以赣江为本省最大的河流，故简称“赣”；福建简称“闽”，是因为闽江为本省最大的河流；湖南简称“湘”，则是因为有湘江纵贯省境。 羊城名称的由来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五位身着不同颜色服装的人，骑着不同毛色的羊，带着每茎有六穗的谷种，来到珠江边，把谷种分给勤劳的人们，让人们播种、收获。谷子年年丰收，人口也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城镇。这就
是今天的广州。因此，人们便把广州称作“羊城”，也简称“穗”。 南京名称的由来 南京是我国历史古都之一，江苏省省会，位于江苏省西部秦淮河入长江处。何以称“南京”？溯其源，五、六千年前，现南京市区一带已有了原始的聚落。公元前472 年，越国大夫范蠡在这里修筑了越城，当时称“范蠡城”。公元前333 年，楚国灭掉越国，在这里设金陵邑。从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算起，下接东晋、宋、齐、梁、陈，先后有6 个朝代在此建都。不过，那时并不称南京。“南京”一名始于明。明初在这里建都。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这里作为“留京”还保留着应天府的建制。明英宗正统年间，撤销应天府，由于南京的地理位置和曾做过京都的缘故，正式将此命名为南京。清代称江宁府。辛亥革命以后，又改称南京，一直沿用至今。 苏州别称姑苏的由来 姑苏是苏州的别名，“姑苏”之称源于如下传说：夏朝，有一很有名望的谋臣叫胥，胥不仅很有才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深受舜王的敬重，封他为大臣，并把长江下游一大块富饶的吴地，册封给胥。从此，吴中便有了“姑胥”之称。后来年代久了，“胥”“苏”两字读音相近，于是“姑胥”渐渐演变成“姑苏”。 西双版纳名称的由来 云南省西双版纳集居着傣、汉、哈尼、布朗、拉祜、瑶、彝、回、佤、基诺10 个民族。其中以傣族人数最多。1955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时，包括景洪、勐海和勐腊三个县。“西双版纳”是傣族语，在自治州成立之前，这里是12 个自然行政区。傣语把“十二”念作“西双”。“版纳”是傣语行政区域的名称。西双版纳就是12 个行政区域的意思。 四大名镇的由来 景德镇得名于北宋景德年间，“景德”为北宋真宗的年号。据说，当时有一种釉色介于青白瓷之间的“影青瓷”，进入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艺术境界，在同类产品中首屈一指，并出现了一大批世代相传的能工巧匠，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瓷用原料燃料；加上一条横贯城区的昌江，水运十分方便。皇帝便下诏谕，改“昌南镇”为“景德镇”。
佛山镇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相传这里有一名叫“塔波岗”的土丘，每到深夜便发出异彩。活像宝石垒成的山。人们诧异之余，掘地三尺，挖出三尊铜佛像，从此，“佛山”之名就传开了。汉口镇则因地处汉水入口处而得名。原称“夏口”亦称“沔口”，是武汉三镇中商业最发达的一个镇，曾出现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朱仙镇”“以朱亥旧里故名”，“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它作为“我国四大名镇”之一而闻名全国，乃是在元代开通贾鲁河之后。 世界名城雅号的由来 花城：巴黎，法国的首都。人们之所以称之为“花城”，是因为该城不仅花多，而且有五花八门的建筑物，有花色繁多的化妆品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装。
鼓城：卡兰达，位于西班牙的阿拉贡省。全城有4000 人，职业鼓手竟占1/4。新年伊始，大家一起出动，千鼓齐鸣，以示迎春。
钟城：伯尔尼，瑞士的首都。全城拥有近万家钟表工厂、商店，年产钟表4000 万只，享有“世界钟表厂”之称。
鞋城：哥特瓦尔德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制鞋业中心，全城8 万人，家家有鞋厂,年产各式鞋靴2 亿双，行销100 多个国家。
酒城：慕尼黑，德国的酒业中心，以产啤酒闻名全球。该城每年举办啤酒节，还辟有啤酒大学。
旱城：伊基克市，位于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曾连续4 年不下一场雨。因此，人们称其为旱城。
水城：威尼斯，意大利的名城。全城有117 条河，118 个岛，400 多座桥和2300 条水巷。
雪城：华盛顿，美国首都。每年降雪量达1870 毫米，为世界降雪量最大的都城。
热城：喀土穆，苏丹的首都，年平均气温30 摄氏度，热时达49 摄氏度，有“世界之炉”雅称。,
[原]由“厮”与“丫”想起 有次朋友聚会，一人稍稍来迟，席间就有人发问：“XX这厮到哪儿去了？”他这寻常一问，倒是引发了我对“厮”这个字的兴趣。经常听到京片儿说“你这丫”，丫和厮在这里基本上可以互用。我进一步联想，过去大户人家都有供其差遣的丫鬟和小厮，这个“丫鬟和小厮”与我们口语中略有贬义的“丫”“厮”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丫在古汉语中应当是属于许慎所提出的“六书”中的象形，最初的本意是表示树木分叉的枝桠，后来引申为女孩，因为古时女子成年结笄以前，发型都是梳向两边扎起来的，与树桠的形态十分相似；至于丫鬟这一名称的由来，我怀疑与她们的发型也有一定的联系。至于“厮”字，《说文解字注》未有说明，查不到最初的本意，只能做一“大胆之假设”，过去仆役厮僮都是低贱的人，为当时之社会所轻视，而口语中尤其是北方方言中的“这厮”“那厮”多是对人表示轻视的称呼，会不会是有小厮引申演变而来的，同样，“丫”字是否也是这样衍化来的？《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口头禅总是那句“你这贼厮鸟儿”，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
读广师大“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事的考察》内有《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言及战国时期兴起的私门养士的舍人制度时，引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弹铗而歌的冯谖的故事，并引用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证释
“《索隐》云‘按传舍、幸舍及代舍，并当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我想起魏晋以后官制，设有一中书舍人，南北朝时陈朝实操政柄，为宰相之官。又有东宫属僚太子中舍人。唐朝时又设有太子宾客，大诗人刘禹锡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在历史上他经常被称为“刘宾客”。这里所说的官职与战国时盛行的舍人制度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先秦时代的门客、食客、舍人笼统地说都是游士，正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指的就是这种游士，象《战国策》中的苏秦、张仪都是这种游士的代表，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得到诸侯王的赏识，立可致卿相。到了西汉武帝推行儒生董仲舒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设立太学，学术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游士们有了向上进阶的通道，他们不需要向诸侯王们推销自己的主张，通过参加考试选拔，担任郎官侍从，按部就班，一样可以获得官职。这些游士由依附诸侯王、贤公子，摇身变为“天子私人”；由“无恒产者”变成“有恒产者”；由游士转化为士族，从此士族取代贵族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固然对读书人是件好事情，但是政治与学术的紧密联系，正如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帝王专制的奴仆，儒学成为了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外儒内法，儒法互用”自此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