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明星苏允总决赛:时评的困境与出路

　　与近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联，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走势。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认识到，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在很大意义上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新闻解读的竞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强化新闻评论来解读、分析、评判新闻事实，日益成为近几年众多媒体争夺读者的有力武器。一时间，新闻评论尤其是作为快速评论的新闻体裁——“时评”重又焕发生机，蔚然成风。

　　一、时评还能走多远

　　作为一种快速新闻评论样式，与传统评论相比，时评的鲜明特点在于更加注重“应时而评”，追求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更加注重话题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追求思想的原创性；更加重视容纳民间的声音，追求题材的广泛性与社会性。时评的这些特点，被不少学者认为体现了“新闻本初意义上的回归”。显然，时评的一个重要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不仅开始使人们逐渐摆脱长期形成的那种新闻评论高高在上、枯燥乏味、沉闷呆板的思维定势，而且对其反映民意、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赋予全新的认知，并给予真切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时评的兴旺，在所谓“媒体竞争进入观点时代”的欢呼声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所谓时评，无非是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实用性文体”，就像写信是一种实用文体一样，它所满足于人的，无非是“表达”；它所要求于人的，无非是表达的“效率”。还有人因此推崇所谓“时评热”推动了“媒体市场化的走向”、带来了“多元化的思想”。这显然就缺乏一种应有的理性思考的态度。新闻评论重在说理，如果说新闻是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评论则是主动表明媒体对于新闻的态度。这就意味着，新闻评论能否入耳入脑、打动人心，关键在于理论说服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评论固然不应当是呆板的说教，但不等于就可以不经过大脑思考，更不应当向庸俗的“快餐文化”看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前一层面的问题在新闻评论中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则要特别注意后一层面的问题，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此来反思和衡量近年来的“时评热”，在热闹与繁荣背后，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只讲时效竞争而缺乏选择判断。这表现在对社会“热点”不加选择，心浮气躁，一拥而上，恶性炒作，犹如赶集。如此刻意追求所谓“第一时间”，往往是真知灼见少，经不起推敲的应景之作泛滥。有学者批评说：“时评写作进入‘时效竞争’的阶段，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正像痢疾患者，吃了就拉，不需要胃肠，有直肠运动就行了。”①

　　二是追求眼球效应而忽视理性思考。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哗众取宠，冷嘲热讽，片面判断而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甚至一味“说不”，搞“质疑一切”的“棒杀”、毫无价值的抬杠，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滥评”“妄评”，绝非正常的善意批评，不仅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混乱。

　　三是一味夸夸其谈而不讲专业深度。一些时评作者被称为“万金油”，似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法律，样样“在行”，其实很多是想当然，说理肤浅，甚至错谬百出。包打天下，云山雾罩，在写作上常常是“据报载”开头，“分析一下很有必要”展开，“体制机制问题”收尾。大不了克隆一些不求甚解的新式名词，抄录几段人云亦云的套话空话了事。貌似深刻，实则空洞，以致平庸之作迭出，雷同之语成灾。

　　显而易见，时评在功能凸显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发展中的困惑乃至困境。面对表面虚热而思想贫乏，乃至庸俗低俗的时评“快餐文化”倾向，有人发问：时评的路子是不是越走越窄了？有人更极而言之抨击说：时评“脑残了”！值得关注的是，有的报纸的时评版，一度轰轰烈烈而来，忽然间就不见了踪影；有的或者压缩版面，或者拉长周期，“缩水”严重。

　　争议、质疑，固然与时评的兴起与繁荣一直相伴随，但时评庸俗的“快餐化”倾向所呈现出的价值迷失甚至困境，绝非“新闻本初意义上的回归”，而恰恰是某种不应有的“偏离”。

　　二、谁在“制造”时评

　　“回归”怎么会出现“偏离”？

　　媒介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塔克曼在《制作新闻》一书中提出：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建构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的理解。

　　如果这种思考有点价值的话，那么，回过头来具体到对时评困境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对时评文本本身的语义分析，而应扩展到考察时评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表达样式，其“建构方式”或者说“生产机制”所面对的种种“快餐式文化”因素限制。

　　快餐式文化产生的背景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利益趋动，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所谓“文化工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标准化”——生产要素“整齐划一”的规模化经营，是“快餐式文化”实现成本低廉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文化产品的这种“标准化”，在放大效益规模的同时，必然压缩思想空间——“类型化”、“程式化”、“趋同化”，是“快餐式文化”无法摆脱的宿命。在这方面，针对时评作者的趋同、话题选材的趋同、行文写法的趋同，以及娱乐化倾向的趋同等等现象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实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问题症结所在。时评的困境，似乎就提供了这方面一个活生生的知识社会学样本，其具体表现在：

　　1.公民写作“写手化”。表面上看，时评写作似乎已经到了“公民写作”的程度，什么人都能写时评，什么人都能发表时评。但其实不然。翻翻不少报纸的时评版，经常出现大名的作者，事实上也就那么几十个写手。有的人甚至笔名五六个，一天能写五六篇，天女散花般撒向各地报刊。有研究者调查了某大报一年的时评版，发现发稿数量居前20位的作者，大多是报纸或者网站的时评编辑或评论员。如此一稿N投，月入上万，并不稀奇。作者的这种“写手化”“圈子化”现象，被讥为公民写作“写手化”，甚至是“伪公民写作”。这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写作，显然有着很大距离。②

　　2.公共话题“排行榜化”。有研究者在分析时评话题相同的原因时，指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门户网站的新闻，绝大多数‘克隆’自报纸”，“然后，评论写家们都上网找选题。通常，选题大多来自网站的新闻首页。”③话题一窝蜂扎堆在首页最“出跳”的那几条新闻上，看上去似乎火力很“集中”很“生猛”，其实无形之中把时评的眼界与思想应有之丰富性都“格式化”了——新闻网站首页的“新闻排行榜”，变成了时评话题的“过滤器”——这恰恰是对现实世界丰富性的一种遮蔽。实际上，时评的热点，应当来自社会，来自生活，来自群众。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群众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决定了时评的选题应当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时评家如果心里装着社会，装着群众，就不会只有“排行榜”思维。

　　3.公众平台“媚俗化”。对媒体时评作为公众意见平台的价值取向，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无疑是时评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前提。可惜的是，当报业竞争进入所谓“观点竞争时代”之际，一些报纸并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受众分析和价值定位，就仓促上马开设时评版，以致报纸的时评版遍地开花，但众多的时评版又彼此相似雷同，仿佛生着同一副面孔——遍地开花的时评催生了一批时评写手，而报纸的时评编辑为了维持每天的版面，也不得不依赖那些立马可待、出手快速、四处投稿的“商业化”写手。甚至有些报纸，为了“抓人眼球”，不惜走越界出位的老路，偏离本报定位，以致标题庸俗、话题低俗、版面恶俗，仿佛“伪思想的街边小贩似的吆喝和贩卖”。

　　三、时评为谁而评

　　那么，时评究竟该往何处去？

　　一方面，当今时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闻评论已不仅仅是媒体从业者的份内事，而开始扩大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手段与渠道。所谓“公民写作”，就是有关公共表达权利的一种相当理想状态的表达，这当然是一个最大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当下时评的庸俗“快餐文化”困境及其“娱乐化”“趋同化”特征，使得时评作为一种新闻评论体裁的舆论导向功能变得扭曲，出现偏离。

　　直面时评困境，寻找时评出路，有几个深层次问题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1.公共性问题

　　应当看到，传统新闻评论就其生产机制来说，其作者往往是由党报的职业评论员队伍组成。职业评论员素养的基本要求，就要时刻牢记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时刻牢记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但是，伴随着时评的兴起，当把评论权交给公众的时候，必然遇到这样的新情况：公众因其自身利益的不尽相同，对事物的看法必然表现出多样化。而当时评以其观点和立场的“公开性表达”这一鲜明的公众性兴起时，也必然会在社会公共议题的观点互动上，更具开放性与选择性。不少学者们在分析时评这一新闻评论样式时，不约而同把“公共领域”研究与之相联系，原因也就在这里。

　　“公共领域”是由哈贝马斯所复活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在分析“公共领域”发展过程受利益因素限制影响时，特别指出：“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它们的传播效率越高，它们也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影响。”④而当下时评的“快餐化文化”困境，其实就是某种受市场利益以及某些个人或集体利益影响而“远离”公共领域基本特性的表现。面对时评的娱乐化庸俗化倾向，我们甚至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时评是为人民币而评，还是为人民而评？

　　事实上，任何由公众组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民众的不同观点，又对之根据社会的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整合。所谓“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就是此种社会心理基础的反映。而时评能否真正体现公共性，显然就在于是否本质上体现了这种不可还原的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基石，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与公众利益最相关、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切入口，及时进行思考分析，来满足公众对新闻做出价值选择与判断的需要和权利。

　　2.责任性问题

　　这里之所以要提出责任性问题，既是针对时评庸俗的“快餐文化”不良倾向，更主要的是就提升媒体的社会责任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社会责任在某些媒体的确存在被淡化、被忽视、被忘记的危险。《人民论坛》2010年3月发表的有关调查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正在成为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深思。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他强调，当今社会，“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其实，时评即便是作为人们所说的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实用性文体”，只要它客观上成为公开发表的新闻评论作品——不是纯粹的私人写作，而是进入公共领域——就理所当然具有新闻评论所特有的重要社会功能：引导社会舆论，提升社会责任。

　　应当看到，观点本身，必然是有倾向的。有倾向就必然有导向，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都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需要时评工作者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握导向，审时度势，紧紧抓住社会热点，发表代表社会主流的观点和声音，积极提供有效引导。尤其是主流媒体作为公众表达利益要求的主要渠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实行正确的舆论监督，引导社会舆论。

　　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时评在内的各种新闻评论所蕴涵的科学理论的说服力，只可强化，不可弱化。也就是说，首先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具有科学理论的说服力，能够正确地解疑释惑。其次，说理的方法也必须是科学的，方法不当，也不能实现科学理论应有的说服力。而能否经常拿出鞭辟入里、言之有据的评论，其实是衡量作为主流媒体的各种新闻评论之舆论导向是否正确、舆论功能是否强劲的有力标尺。

　　3.参与性问题

　　有专家说：叫做“时评”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时评；不叫“时评”的，也不见得就不是时评。这种说法，很耐人寻味。它至少表明，时评就其本来意义来说，绝不应该是同一个面孔的，而应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作为公众意见表达的一种手段与渠道，时评理所当然要表现出广泛的参与性，而不应成为若干“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这就要求新闻评论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在不断创新中实现与时俱进。

　　一定的内容总是需要一定的形式与之相适应的，新闻评论也是如此。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不少媒体根据自身不同的定位和特色，有的主打“专家论坛”、“名家视点”、“专家点评”等突出评论权威性、思想性、科学性的栏目，抢占新闻评论的高端市场；有的侧重“大众话题”、“星期茶座”、“有话就说”等群众性评论栏目，主攻评论的大众化市场。这些栏目作者层次各异，话题生动，有现实感、针对性，很受读者欢迎，取得各自独特的宣传效果，体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舆论引导作用。可以说，新闻评论的表现形式越丰富，公众的参与度就越强，参与面也就越广，舆论引导的效果也必然就越好。

　　有学者指出，“如今，通过愈益放开的新闻评论（它的典型空间形态是报纸的言论版），社会公众有机会直接使用大众传媒实现表达，因此，他们就自然面临着适应大众传媒的表达要求的问题。这不是在学一门专业，而只是公民的‘媒体素养’。在现代社会，公众只有学会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才能充分地实现表达。这是媒介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理由。”⑤显然，如同任何公民权利的实现都涉及相关的公民文化培育一样，公共表达权利的实现，必然也要求与之相应的媒介素质的养成。这种媒介素质的养成，既涉及相关的新闻学知识的普及，也涉及新闻学的创新——新闻学有必要由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扩展成为公民文化与整体素质培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是时评的价值所在，也是时评的责任所在。■

　　（作者单位：文汇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