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地理简答题汇总:中国古代的“为官之德”

2009-04-25 10:43:27|  分类： 古代社会研究 阅读156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文化大观园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核心提示: 古人云,为政以德.无德者若是身居官位,是下属百姓之灾,反之,则是百姓之福.为官有术,修德为本.

1、儒家的“官德”――为政以德

自古以来，为政者大多看重道德力量，讲究以德服人。古人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为政者来说，德为权之灵魂，权为德之体现。以德行权为民之大幸。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这是儒家德治论的主张，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但也进行了改造。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为政以德”表现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

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 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为政以德”的出处：

《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1)，譬如北辰(2)，居其所(3)而众星共(4)之。’”

【注释】

(1)为政以德：以，用的意思。此句是说统治者应以道德进行统治，即“德治”。

(2)北辰：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 南朝梁何逊《闺怨》诗：“思君无转易，何异北辰星。”

(3)所：处所，位置。

(4)共：同拱，环绕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评析】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古人云“天上众星皆拱北”，所谓“众星拱北”指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北即北辰（北极星），就是我们东方文化所说的北斗七星，西方文化所讲的大小熊星座。在夜晚，我们从浩瀚的夜空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北斗七星和他不远处的北极星。古代的天文学家发现，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在听从他的指挥和调遣，众星拱卫着他，绕着他转动。白天，北斗星隐去，没有人感觉到他的重要，甚至没有人感觉到他的存在；可当夜晚，面对黑暗，人们内心茫茫然而不知道迈向何方时，北斗星如约而至，给大家指引着方向，让大家辨别自己应该到达的目标。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2、儒法并行的“官德”――明德慎罚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一切社会生活都从属于政治。因此，古代社会对“官德”的重视是前无仅有的。一直影响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上是儒法两家，它们对古代官德的塑造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对官员的道德教化主要集中为道德上的自律教化。这种道德自律教化思想在儒家经典中随处可见。就孔子而言就有“为政以德”，“道之以德”（《论语·为政》），“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除了思想上确立一个以“仁”为目标的道德自律原则，儒家还提倡人要“自省”与“自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论语·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用《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人人要作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尤其是官员要“治国平天下”也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修身齐家。在儒家思想看来只有身修家齐才具备成为官员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做官就必须先具备官德。

与儒家思想同时作用于中国古代“官德”的是法家。法家思想主要提倡的是以“严刑酷法”来约束个人行为，包括官员的道德行为。战国时期慎到在其著作《佚文》中提出“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和谓之不法”，主张政府要依法行事。韩非明确提出“吏者，平法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韩非子·说疑》）。这就明确提出了以法令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法家思想仅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在“官德”问题上，古代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儒家的道德自律为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