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中国最大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又何来锋芒可言？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失去了亮剑的机会，你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你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