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视频手机软件推荐:1976年“文革派”垮台真相(2011.08.20)(3文)

1976年“文革派”垮台真相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

　　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

    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

    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9月29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实施。

    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帅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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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周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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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因工作关系，笔者列席了会议。时隔近30年，我根据记忆，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微风徐徐，海水涟漪，岸边垂柳，绿色依依，路灯闪烁，车少人稀。

　　这是一个表象如常、景色如画的中南海夜晚。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中南海夜晚。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晚9时左右，副局长陈恩惠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报告说：“东兴同志秘书刚刚打来电话，传达东兴同志指示，要我局立即选派四名工作人员，快速到怀仁堂集合开会，参加清理文件工作。”联系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斗争形势，联系到今晚8时中央常委在怀仁堂正厅开会，联系到在这样的时刻，汪东兴指示秘书局快速派出人员去怀仁堂集合，参加清理文件的会议，我们凭着长期从事中央机要秘书工作的敏感性，感到此次任务非同寻常，立即决定由陈恩惠带队，从档案处抽出三名干部迅速去怀仁堂集合，接受领导指派的任务，全力做好工作。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作者按：由于当时尚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汪东兴在电话中说那‘四个人’即指“四人帮”，下同。）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先到收发处找到处长王永年，安排好那“四个人”文件、资料的事，强调此事还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要他表情如常，不露声色地完成任务。说完，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

　　在玉泉山九号楼，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很快布置就绪，我又检查了一遍。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场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我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晚10 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叶剑英指出:同“四人帮”的斗争

　　 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五号楼的繁忙活动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我办几件事：

　　1、 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 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 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我说：“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汪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遵照汪东兴的指示，我首先去五号楼，查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达到了安全、保密、卫生、适用的要求。中央政治局今天上午在这里开会有保证。

　　接着，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马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我说：“没讲。”马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马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说：“我通知周司令。”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他的电话接通后，我也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请他来京的事，告诉他同机来的还有马天水。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来到会场时，汪东兴向叶帅讲了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因随身秘书、警卫不能进入会场，拟安排我照顾叶帅。叶帅听后说：“好哇，谢谢。再加一项任务，‘咬耳朵’。”汪东兴问我：“你知道‘咬耳朵’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很清楚。”汪说：“叶帅年事已高，耳朵有些背，在会上别人讲话声音小时，有时听不清楚。这时叶帅会问你，你要贴近叶帅耳朵，小声讲给叶帅听。”我说：“明白了。”叶帅听后笑了。从这次会议开始，叶帅就自主不去坐沙发了，而是同我坐在一起。我坐的地方紧靠政治局成员坐的沙发外边，有一张长条桌和两把扶手高背软椅。华国锋见叶帅同我坐在一起，赶紧招呼叶帅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叶帅说：“我坐这里好，起坐方便，听不清的发言还可同小周‘咬耳朵’。”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我给马天水、周纯麟打过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中央派专机接他们来京的情况和住地安排。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迅速召集上海马、徐、王来京开会，中央

　　决定改组上海市委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来玉泉山五号楼谈话。10月8日上午，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他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马说了一句“很好。”对方又在问话，马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一小撮图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余党，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马、徐、王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根据上海形势，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同去的成员有中央小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等。由于中央工作组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和依靠上海广大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上海局势得到迅速明显好转。10月25日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而后于1977年1月19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组成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上海新市委领导班子。上海问题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华国锋讲话时，手持三份毛主席的手稿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为了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中央执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周密策划，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非常手段，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过程；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清查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讲了稳定全国局势的方针和重要性等。当时也讲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10月2日，外交部报送的乔冠华出席联合国第31届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也写上了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找出毛主席写的原件对了一下，六个字他们篡改了三个，我把乔冠华发言稿中的这段话删掉了，写了几句话，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张春桥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罪行，提出不要向下传达。”

　　叶剑英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

　　12月10日，经中央政治局，即中央专案组讨论同意，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又印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罪行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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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临终遗嘱之谜：有问题 找江青?

http://news.QQ.com　 2008年04月01日15:18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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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１０月６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壮举，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１９７６年，毛主席从９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９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曾说，毛泽东曾给了他三张纸条：“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则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有问题，找江青。

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但很多人认为，“你办事，我放心”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那华国锋又从哪里得来这张纸条的呢？原来，1976年4月7日，华国锋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4月30日，毛泽东最后一批公开露面接待外国宾客。就在这天，华国锋在陪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会后，向毛泽东汇报一些工作情况，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也在场。

由于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导致他口齿不清，在谈到政治局会议中的扯皮和不顺利时，毛泽东当时写下了两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

在谈到批邓（邓小平）的情况时，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因此，这个字条就成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铁证而在各级党政机关广泛发散。

“你办事，我放心”的指令成为华国锋的“尚方宝剑”，在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据毛泽东的秘书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记载，华国锋在会后即把前两条指示在政治局上出示了，对第三张字条却秘而不宣，但在第二天把第三张字条“你办事，我放心”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章含之之夫）。章含之后半部分的真假现在无法查知，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是毛泽东逝世后冒出来的倒是事实。

据现有资料显示，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纪录人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纪录人无疑就是张玉凤。

据张玉凤回忆，汪东兴（毛泽东的中央警卫负责人）还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此字条的真实性。

张玉凤回忆说，从1976年4月10日以后，毛泽东就没有用笔写过字，“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东兴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

张玉凤说，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就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在5月初，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力不从心的毛泽东确实说过：“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还是汪东兴记录的。

汪东兴一直坚持此字条笔迹的真实性，姚文元在回忆录中则称这张字条是子虚乌有。

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被改了三个字

据华国锋所说，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还写下了一张“照过去方针办”的条子，这张字条后来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的《耿飚回忆录》记载，1976年10月2日晚，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耿飚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耿飚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紧接下来的突变更令人目瞪口呆：在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合作下，四人帮束手就擒。

逮捕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理由就是：他们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他们说，毛泽东说的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实际上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其中有三个字不同。

那么，毛泽东到底对“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没有？

王洪文后来接受审讯时的交待没有指称这是伪造的，他的陈述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江青：有问题，找江青

除了华国锋所说的这三局遗嘱外，江青还声称毛泽东对她说过“遗嘱”。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石破天惊般的说出了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传世名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以及“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江青还在法庭上发布了条“独家”的主席最新遗嘱，她说：“主席（毛泽东）那天（1976年4月底）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她还说，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引发后人的诸多猜测。

毛泽东到底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是很可能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西方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信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所以，毛泽东遗嘱只能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