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撞上恶魔中的歌曲:毛泽东趣谈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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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刘伯承：彝海结盟，跪在地上起誓吗
1935年遵义会议后，5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开辟北上道路。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先遣队向四川大凉山彝民区进发，当部队行进到大桥镇北的袁居海子(今彝海子)时，忽然一声螺号长鸣，成群结队的彝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弓箭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来，占领了周围的山头，红军队伍被围在中间。刘伯承沉着应对，在布置自卫阵地的同时，派人向对方喊话，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帮助人民的，经过彝民区仅仅是借路，绝不久住。经过喊话，老伍家族表示中立；沽基家族表示愿意谈判，但要求红军按照他们的传统风俗，歃血为盟。刘伯承当即表示：“我们和彝族不结盟是兄弟，结盟了更是兄弟。”结盟时，小叶丹首先起誓：“刘司令和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为弟兄，以后变心，像鸡一样地死!”刘伯承也郑重宣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当晚，二人彻夜长谈，亲如弟兄。第二天，刘伯承要带领部队出发了，依依不舍的小叶丹掉下了眼泪。刘伯承送给他一支手枪几支步枪，小叶丹则以自己最心爱的马相赠，又派了许多彝民作向导，沿途疏通关系。从此，源源不断的红军大部队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彝民区。
毛泽东对彝海结盟甚为赞赏。5月26日，毛泽东专程赶到大渡河畔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队司令和广大指战员祝贺胜利。毛泽东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道：“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可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周恩来插话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毛泽东建议许士友改名许世友：你是少数民族之友，还要做世界之友
1935年8月，松潘县沙窝的毛儿盖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许世友多次参加敢死队，以不怕死著称。毛泽东问许世友：“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看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他望着毛泽东和蔼的目光，接着说，“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识字，才发觉‘仕’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副其实了。”说完，许世友憨厚地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问：“士友呀，你在少林寺学了几年武功?”“不算在家学的，光在寺里跟师父学武艺，就有8年。”“嗬，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怪不得连那个少数民族寨主都打不过你呀!”“怎么，主席，你连这件事儿都知道?”
原来，红军长征时路过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那个寨主摆擂台夸海口：“红军要能打下擂台，我就让路。”几位会武的战士被寨主三拳两脚打败，许世友决定亲自出马，一套十八罗汉拳使寨主俯首认输，并在寨里大摆酒席宴请许世友。席间，寨主又与许世友斗酒，许世友连喝三大碗面不改色，寨主更为佩服……
许世友说完事件的经过，毛泽东朗朗地笑了：“士友呀，你做得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子弟兵，不是军阀、土匪，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我们讲话办事都要想一想，注重政策和策略。为各族人民谋取幸福，人民就会真正拥护我们。”毛泽东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士友同志，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红军的士兵之友，而且还是我们少数民族之友呢!《水浒传》里，人道是三碗酒不过景阳冈，你士友打擂台，显身手，施礼仪，三碗酒过村寨啊!”毛泽东说起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来如数家珍：“听说在万源城下，你那一把鬼头大刀，削铁如泥，威震敌胆。你打的是国民党这只虎，你不愧是真正的打虎英雄啊!”毛泽东话锋一转，“士友啊，你现在已是军长了，我觉得你这个‘士’字还显得标准低了点。我看，你这个‘士’字还可以再加上几笔，改为‘世’字，怎么样?我们红军战士，不光要解放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士’改为‘世’，你不就成了‘世界之友’吗?”说罢，毛泽东放声大笑。
从此，“许世友”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这位勇将出生入死，“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后尽孝，替老母守坟”。
毛泽东以“七擒孟获”为鉴：放掉陈大嫂
毛泽东关心少数民族，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同时对历史上那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也十分推崇。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独具慧眼，会处理民族关系，多次谈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很是欣赏，赞叹道：“这是他的高明处。”
1953年3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大西南的剿匪工作，谈到对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通称“陈大嫂”)的处理意见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听到这里，突然语气肯定地打断李达的话：“不能杀!”稍顷，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道，“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毛泽东考虑到贵州的剿匪斗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因而对陈莲珍作出了将功赎罪教育改造的处理。果然，这位当代的“女孟获”只是一擒一纵就感激涕零，幡然悔悟，走上了新生之路，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与沩山古寺方丈交谈：几个宗教和谐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1917年毕业的前一年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从省城长沙出发，开始“游学”，步行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近千里。一天，他们来到了宁乡的沩山。沩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寺－－密印寺。该寺方丈会见了他们。交谈中，方丈深为毛泽东的远大志向以及为此甘于吃苦的精神所叹服。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从沩山寺院的历史讲到全国佛教的现状，从古典经籍讲到寺院的经济。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是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了摇头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满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岂知，这位与方丈面对面交谈、叫花子一般穿着的人，日后竟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广影响的时代巨人。
白云古寺、五台山庙，诙谐趣语有深意
1947年3月，毛泽东主动撤离了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在陕北指挥着我军反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0月21日，他到达了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时，听说这里有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不禁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哟!”并表示明天要去看看。
第二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早晨，天朗气清。毛泽东拄着根柳木棍，顺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去参观陕甘宁边区葭县(现为佳县)的白云山庙。县委书记张俊贤闻讯赶来陪同上山。抵达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空气，笑了：“今天我们真成了遁世的神仙口罗!可惜没有云，否则我们倒可以腾云驾雾了。”
一个老和尚上前合掌施礼，引毛泽东来到方丈室。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方丈回答说，过去靠布施，现在靠生产劳动。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说：“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这些年一直打仗，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生活也有很大困难。打倒了反动派，我们重新搞建设，生活会渐渐好起来的。”方丈说：“是的，这两年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寺庙等费用政府一概包了，加上一些布施香火，生活蛮好的。”毛泽东笑着看看左右，掰起手指头说：“过去么，和尚是一不生产粮食，二不生产人口。现在呢，劳动才是生活出路。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说了话就要算数。但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他说着说着笑出了声，“和尚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自己生产粮食就好。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参观寺庙时，毛泽东对雕刻、塑像、石碑、牌匾很感兴趣，感慨地说：“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并指示张俊贤，“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人民呀!”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开始指挥席卷千里的战略反攻。4月10日，毛泽东经由山西繁峙县伯强村，冒雪翻过五台山主峰，到达台怀镇，夜宿塔院寺(该寺的白塔为五台山的标志)。4月12日上午，毛泽东游览了各处，参观了不少寺庙。
在山上一座大庙的后面，杂草丛生的草地里堆放着不少菩萨。忽然，毛泽东停下了脚步，指着中间的一尊胸前被挖了个大洞的菩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回答是：“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它找金子。”“哦，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毛泽东的幽默劲又上来了，“你们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它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它施行手术哟。”
到了台怀镇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缭绕，较之其它颇为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毛泽东觉得奇怪：“怎么这里没被破坏呢?”“是啊，这里不但没被破坏，而且群众还曾派专人护庙呢!”毛泽东风趣地笑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站着的人群说：“你们看，从这里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龙王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这位龙王管着下雨，与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连庙内的住持也跑了出来，跟着大家笑呢。
做宗教工作要懂得宗教、研究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抓紧时间阅读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连《金刚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也读过；对于禅宗的学说，其六世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其它如《道德经》、《圣经》、《古兰经》等也有所涉猎；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并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195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界领袖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民不信教”。1961年1月23日，他与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教，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阅读宗教典籍，既作为哲学的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在谈到有关宗教问题时，他也总能将宗教故事和教义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含蓄。
作者：李光荣 点击次数：1697
出处：《情系中华》 上传日期：2003.08
1935年遵义会议后，5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开辟北上道路。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先遣队向四川大凉山彝民区进发，当部队行进到大桥镇北的袁居海子(今彝海子)时，忽然一声螺号长鸣，成群结队的彝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弓箭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来，占领了周围的山头，红军队伍被围在中间。刘伯承沉着应对，在布置自卫阵地的同时，派人向对方喊话，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帮助人民的，经过彝民区仅仅是借路，绝不久住。经过喊话，老伍家族表示中立；沽基家族表示愿意谈判，但要求红军按照他们的传统风俗，歃血为盟。刘伯承当即表示：“我们和彝族不结盟是兄弟，结盟了更是兄弟。”结盟时，小叶丹首先起誓：“刘司令和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为弟兄，以后变心，像鸡一样地死!”刘伯承也郑重宣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当晚，二人彻夜长谈，亲如弟兄。第二天，刘伯承要带领部队出发了，依依不舍的小叶丹掉下了眼泪。刘伯承送给他一支手枪几支步枪，小叶丹则以自己最心爱的马相赠，又派了许多彝民作向导，沿途疏通关系。从此，源源不断的红军大部队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彝民区。
毛泽东对彝海结盟甚为赞赏。5月26日，毛泽东专程赶到大渡河畔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队司令和广大指战员祝贺胜利。毛泽东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道：“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可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周恩来插话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毛泽东建议许士友改名许世友：你是少数民族之友，还要做世界之友
1935年8月，松潘县沙窝的毛儿盖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许世友多次参加敢死队，以不怕死著称。毛泽东问许世友：“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看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他望着毛泽东和蔼的目光，接着说，“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识字，才发觉‘仕’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副其实了。”说完，许世友憨厚地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问：“士友呀，你在少林寺学了几年武功?”“不算在家学的，光在寺里跟师父学武艺，就有8年。”“嗬，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怪不得连那个少数民族寨主都打不过你呀!”“怎么，主席，你连这件事儿都知道?”
原来，红军长征时路过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那个寨主摆擂台夸海口：“红军要能打下擂台，我就让路。”几位会武的战士被寨主三拳两脚打败，许世友决定亲自出马，一套十八罗汉拳使寨主俯首认输，并在寨里大摆酒席宴请许世友。席间，寨主又与许世友斗酒，许世友连喝三大碗面不改色，寨主更为佩服……
许世友说完事件的经过，毛泽东朗朗地笑了：“士友呀，你做得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子弟兵，不是军阀、土匪，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我们讲话办事都要想一想，注重政策和策略。为各族人民谋取幸福，人民就会真正拥护我们。”毛泽东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士友同志，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红军的士兵之友，而且还是我们少数民族之友呢!《水浒传》里，人道是三碗酒不过景阳冈，你士友打擂台，显身手，施礼仪，三碗酒过村寨啊!”毛泽东说起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来如数家珍：“听说在万源城下，你那一把鬼头大刀，削铁如泥，威震敌胆。你打的是国民党这只虎，你不愧是真正的打虎英雄啊!”毛泽东话锋一转，“士友啊，你现在已是军长了，我觉得你这个‘士’字还显得标准低了点。我看，你这个‘士’字还可以再加上几笔，改为‘世’字，怎么样?我们红军战士，不光要解放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士’改为‘世’，你不就成了‘世界之友’吗?”说罢，毛泽东放声大笑。
从此，“许世友”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这位勇将出生入死，“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后尽孝，替老母守坟”。
毛泽东以“七擒孟获”为鉴：放掉陈大嫂
毛泽东关心少数民族，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同时对历史上那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也十分推崇。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独具慧眼，会处理民族关系，多次谈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很是欣赏，赞叹道：“这是他的高明处。”
1953年3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大西南的剿匪工作，谈到对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通称“陈大嫂”)的处理意见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听到这里，突然语气肯定地打断李达的话：“不能杀!”稍顷，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道，“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毛泽东考虑到贵州的剿匪斗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因而对陈莲珍作出了将功赎罪教育改造的处理。果然，这位当代的“女孟获”只是一擒一纵就感激涕零，幡然悔悟，走上了新生之路，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与沩山古寺方丈交谈：几个宗教和谐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1917年毕业的前一年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从省城长沙出发，开始“游学”，步行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近千里。一天，他们来到了宁乡的沩山。沩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寺－－密印寺。该寺方丈会见了他们。交谈中，方丈深为毛泽东的远大志向以及为此甘于吃苦的精神所叹服。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从沩山寺院的历史讲到全国佛教的现状，从古典经籍讲到寺院的经济。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是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了摇头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满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岂知，这位与方丈面对面交谈、叫花子一般穿着的人，日后竟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广影响的时代巨人。
白云古寺、五台山庙，诙谐趣语有深意
1947年3月，毛泽东主动撤离了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在陕北指挥着我军反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0月21日，他到达了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时，听说这里有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不禁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哟!”并表示明天要去看看。
第二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早晨，天朗气清。毛泽东拄着根柳木棍，顺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去参观陕甘宁边区葭县(现为佳县)的白云山庙。县委书记张俊贤闻讯赶来陪同上山。抵达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空气，笑了：“今天我们真成了遁世的神仙口罗!可惜没有云，否则我们倒可以腾云驾雾了。”
一个老和尚上前合掌施礼，引毛泽东来到方丈室。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方丈回答说，过去靠布施，现在靠生产劳动。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说：“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这些年一直打仗，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生活也有很大困难。打倒了反动派，我们重新搞建设，生活会渐渐好起来的。”方丈说：“是的，这两年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寺庙等费用政府一概包了，加上一些布施香火，生活蛮好的。”毛泽东笑着看看左右，掰起手指头说：“过去么，和尚是一不生产粮食，二不生产人口。现在呢，劳动才是生活出路。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说了话就要算数。但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他说着说着笑出了声，“和尚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自己生产粮食就好。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参观寺庙时，毛泽东对雕刻、塑像、石碑、牌匾很感兴趣，感慨地说：“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并指示张俊贤，“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人民呀!”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开始指挥席卷千里的战略反攻。4月10日，毛泽东经由山西繁峙县伯强村，冒雪翻过五台山主峰，到达台怀镇，夜宿塔院寺(该寺的白塔为五台山的标志)。4月12日上午，毛泽东游览了各处，参观了不少寺庙。
在山上一座大庙的后面，杂草丛生的草地里堆放着不少菩萨。忽然，毛泽东停下了脚步，指着中间的一尊胸前被挖了个大洞的菩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回答是：“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它找金子。”“哦，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毛泽东的幽默劲又上来了，“你们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它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它施行手术哟。”
到了台怀镇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缭绕，较之其它颇为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毛泽东觉得奇怪：“怎么这里没被破坏呢?”“是啊，这里不但没被破坏，而且群众还曾派专人护庙呢!”毛泽东风趣地笑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站着的人群说：“你们看，从这里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龙王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这位龙王管着下雨，与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连庙内的住持也跑了出来，跟着大家笑呢。
做宗教工作要懂得宗教、研究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抓紧时间阅读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连《金刚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也读过；对于禅宗的学说，其六世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其它如《道德经》、《圣经》、《古兰经》等也有所涉猎；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并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195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界领袖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民不信教”。1961年1月23日，他与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教，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阅读宗教典籍，既作为哲学的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在谈到有关宗教问题时，他也总能将宗教故事和教义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含蓄。
作者：李光荣 点击次数：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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