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dnf魔界营地npc:壶公评论：人与法（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7:54:19
第四章：文明与野蛮的对白
――斯隆模式与陈国君模式的比较
第一节：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
对于通钢工人运动的思考，是在感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破产和通化钢厂收购，这样的相似的企业行为中人们所持的不同的态度，并且是在其间开始的。人们常常认为，现代中国的种种失误是执政集团的右倾倾向造成的，准确地说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或者说这种观点只是中国旧式农民的观点，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外在的力量――或者是上天，或者是皇帝，或者是圣人，总之不是自己。
社会行为，无论是经济类的，是政治类的，而所有的范畴都只能归之于文化。所谓文化，指的是社会整体的习俗和认同，它包括时代的心理与长久的文化熏陶。
其一、文化是有时代特点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影响现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社会希望迅速崛起的心理，这种心理和大跃进时代的心理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无限膨胀的功利主义，劳资矛盾也就是在这种激昂的冲动中发生的。
中国的崛起的心理具有机会主义的特性，并不能进而形成严谨的社会建构。正因此，一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度，它的经济学理论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一个声称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们却倍受资本家的欺凌――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则任由一些龌龊的精英撕裂这个本来还算和谐的社会。
其二、时代心理的特点具有波浪性，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例如中国儒家文化和欧洲基督文化，因为具有本质性而具有持久性。在这之前的中国社会建构是以孔子学说为理论为依据的，以“仁”为社会态度，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封建制度。
本质性的文化具有持久性。正如西方社会，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始终保持着对正义――公平、公正的追求。西方人的追求甚至表现在这样的一个方面，英国人－－包括他们的首相，都能够冷静地直面巴西总统卢拉和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对于白人或发达国家金融家们的贪婪和无耻的指责，因为他们能够反思；而中国的精英们面对克鲁格曼的因世事改变而发生的观点，却群起反驳――据说是爱国主义。
所谓中国精英，是特别的群体，或者说基本上是一些雇佣性的职业者，另当别论。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始终存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想望，因此评价一个社会的合理性有两个客观的标准：
1、“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2、“民无信不立。”
中国人的一个想望和二条标准在现在依然强烈地表现着，它的实际表达，即希望不要让恶棍和强盗撕裂我们这个原来还比较理想的社会；它的标准测量出，出现李荣融们这样伟大的身姿不是一种好现象；迫使人们生存于“被”的环境不是好的环境；社会大众对出现的各种事件总是满腔愤怒不是好事情；如果总是侵害大众的利益，而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政策固然不立，政权也处于危机之中。
美国人是信仰上帝的，但是他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是不主张神鬼的，但是中国人自己的命运却控制外在的力量上。一切都是这样的相互相成，尤其让思考者更加深刻地体察了辩证法。
但是，这一个辩证法并不能成立，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主裁自己的命运，许多次的起义，许多次对有道之君的选择就是证明。现代中国人的不幸，仅仅只是社会常常被一些浅表面的概念掩饰了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强国理念掩盖了民生理念
――其实国家只是一类虚构，马克思认为，工人没有祖国；列宁论证国家是逐渐消亡的。
强国理念又怎么能够取代民生理念呢？
如果失去强国作为第一理念的支持，那些精英们的什么行为不都显现出倒行逆施的本来面目。
笔者以通用文化和通钢文化作为比较，提出人性与匪性的区别，实质上企图深入思考的就是民生理念。这是一个努力，正如列宁所言：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比较是有意义的，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一门学说，马克思主要的是以19世纪西欧大陆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而对于近代世界相继产生的两个超级大国，即英国和美国，马克思则主要的是作为样板予以注视。
马克思这样写到：
“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还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不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工人的命运，即现代人类社会民生理念的主题，放弃这一个主题，侈谈民生是毫无意义的。
近代以来，工人运动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的，上帝怜悯于犹太人的流离，于是赐于这个民族以思考的权力。当我们透过种种数据和缜密思维构成的网络，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个犹太人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正如摩西当年带着他的族人走出埃及，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也常常能够感觉出这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
是的，要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那一片黑暗的大森林。这一片大森林不是他人构建的，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知，正如《国际歌》唱到“冲破思想的牢笼”。
对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二节：
“国退民进”是现代中国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国资委李荣融把它称为今年准备攻坚的堡垒，所谓陈国君模式是其中一类较为极端的模式。由于通钢工人运动的揭示，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模式的二重特性，也揭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侧面。
一、通钢发生了什么？
其先，吉林国资委策划于密室，建龙集团神秘出入，通钢职工在不知真相中背书了卖身契，这就是通钢改制。
于是，被出卖的工人们怒吼了：“建龙滚出通钢”。
谁能料到，这一声怒吼震荡于自以为和谐的中国，是在北京奥运会和60年国庆之间，令人感到如此惊心动魄。
通钢的改制是在一类表为资产阶级，实为封建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由苏南模式――台湾模式的施行者王珉的主导下完成的，调任吉林省省长的王珉贯彻苏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实现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实质是公有制向私有化的转化，企图把吉林工业总资产中占80%的国有经济下降到20%。
有关报道，通钢并非无路可走：
通钢高层本来有一个“全民控股”的改制思路，它包括两项内容：
1、通钢职工的国企职工身份置换为民营；
2、职工按岗位、职务等分成不同层次发放经济补偿金，又可以转成企业股权。
但是，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祖继不同意全部由通钢人自己持股，要求省国资委控股。后来，却是建龙来了。
建龙来了，职工也只是知道一个民营企业要入股通钢了。不料，灾难接踵而至，通钢集团突然面临大面积压缩人员，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全部下岗，共有7000余人被内退和下岗，通化钢铁职工人数锐减至1.3万人。建龙入股通钢时，就向国资委提出“减员增效”的要求，这是中国私有化运动中发生的一类极为恶劣的现象，它不仅仅震荡了工人，甚至震荡了干部层面。
张志祥，如果你没有能力解决通钢的问题，你又何必贪婪地呑下吉林国资委放下的鱼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就业极其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谓“减员增效”与谋财害命何异？
吉林国资委，通钢难道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厂房和机器，那里的工人呢？你们在出卖什么？
有关报道，通钢工人本来也有一个幸福的家。
记者们记录了其中的几点：
1、广场上的音乐喷泉“一到夏天，喷泉喷出来凉水，灯光一照可好看了”。工人们以眷恋的口吻形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广场。
2、通钢工人说，我们曾经拥有优越的身份，穿上通钢的工作服在市里走一圈，会收获路人艳羡的眼光；我们的收入稳定，比市里的小工厂高，这里的物价甚至也比市里高。
3、逢年过节，通钢人张灯结彩欢庆，工人们说，例如八一节，“不是部队文工团来厂里演出，就是我们的文工团上部队慰问。。。。。”
4、通钢工人回忆，逢年过节，鱼、肉、蛋的发放是默认的惯例。。。每个分厂都要出节目，厂里发票给大家看。各分厂组织汇演，年底表彰先进、劳模和积极分子，这是通钢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习惯。“有个气氛在这里，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
5、在通钢，解决职工生活难题的流程往往是：有事找工会，工会没辙去党委，党委问车间，不行找财务，最后写个收据，预借半个月的工资。
这种具有鲜明的人情味的时代特色，对于笔者而言，是太熟悉了，可惜在那些私有化了地方，都成为记忆。
通钢工人怀念那样的时代，一切都在2005年开始淡化或者中断了。广场已经残破，地砖多有裂痕或、脱落，晚上连路灯都没有；体育场也失修，大厅开始漏雨；在游泳馆游泳，原来只要几块钱，现在涨到了10多块；没有暖气的冬天，住房里如同冰窖。。。
一切都死去了，谋杀者是建龙！
二、
这个问题不能是一个糊涂帐，因为它和13亿民生相关！
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权力带来财富还是市场带来财富，是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水岭。
明朝中、晚期，权力的争夺处于白热化，谁能够主裁中枢，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就能够在商贸中获取极大化的财富。在这一点上，魏忠贤集团和东林党人是一样的，两者各自表现出来的极端性，证明了权力和财富结合的疯狂――因为它不能达于妥协，妥协是市场行为。
明末的书院、党社林立，仅仅只是说明，在巨大的财富面前竞争的激烈程度，甚至不能形成较高程度的组合――联合或呑并也只能是市场行为，它建立于相应的社会契约之上。
这一场角逐，显现了宋、明二度亡国之前社会一盘散沙的典型特征――是权力严重撕裂社会的结果，是财富深度腐蚀社会的结果――研究历史者，常常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于是才有了吴晗的糊涂和毛泽东的愤怒。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越是稳固的体系的崩溃，越是可怕，因为它具有更为巨大的潜能。这一特点，即使在英、法、德变革过程的比较中，我们都可以轻易得出。我们很难明白，中国封建制度崩溃的余波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淡化。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血腥的，但是当资本和权力狼狈为奸，它的肆无忌惮已经不是血腥二字可以概括的了。试问，在短短的数年间，数亿工人和农民的权、益消失于无形，你见过血腥吗？
通钢事件是让人看到了一点点血，但，那不是巨蟒吸取的工人的血，那不过是一只蚊子吸取的一点点的血，而且很快地就将淡化。吃人不见血，这是资本和权力结合后具有的典型特色。
应该说，
我们或者只能有面对自然历史进程的无奈，我们也许能够认识这一社会规律，并且“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三、
一些年前，有外国记者采访德国的一个华商，中国经历了那么残酷的无产阶级革命――对私有化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还如此热衷于投资中国。这个华商是一个国民革命先烈的后裔，他告诉记者，因为那是我的祖国。
在现代世界，中国拥有一个忠诚的海外拥护者群体，这就是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羡慕不已的中国的华人、华侨群体。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化，这些海外人士对祖国的支持始终不渝，如同风雪中梅花，愈寒犹香。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私有投资者的另一类心态，尤其是台商和中国境内的一些投资者。即使国家政策保护私人投资，但是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大部分私人投资者都犹如惊弓之鸟，他们在投资上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甚至达
先有牟其中辈，再有赖昌鑫辈，继有戴国贤辈，或有张志祥辈。此辈中人，冒一死以求富，疯狂掠夺以求富，在与权力共舞的时候，大约只能如此。胡润《中国富豪特别报告》告知，跻身其间的1330名中国富豪里，已有49人“发生变故”，19人获刑入狱或等候宣判。因此，胡润排行榜也被戏称为“倒霉富豪榜”或“杀猪榜”。（
广州日报评论员评论：
“如果你生财有道守法经营，胡润百富榜不是展示你的最好光荣榜吗？如果你不去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有可能成为‘靶子’吗？显然，是富豪自己‘杀’了自己。怨天尤人，只会徒添笑料。”
―― 大约是该生昧于致富了。
建龙之路并不是一条实业之路，中国的私企，很难摆脱红顶商人的命运，得也权势，失也权势。
例如，初起，以建龙的身份和规模，要取得银行的贷款很难，如果没有足够的官场机心，建龙寸步难行。后来建龙企图建设适宜于大型钢铁企业的宁波北仑深水港，又企图建设小宝钢，都是迎合宁波市政府的需求的。但是2004年3月，江苏铁本事发，殃及池鱼。铁本老板戴国芳在常州市看守所羁押四年，建龙项目完成80%时，也遭到宏观调控的重拳打击。小官之上有大官，自古官场难测。
建龙的图谋并没有在中国的南方得逞，《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说，“2009年，建龙董事长张志祥遭遇的第一次重挫，不是在通化，而是千里之外的宁波。年初，张志祥与其他民企股东一道，彻底退出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样板工程’——宁波钢铁(原宁波建龙)。”前些年，宁波钢铁与南钢、杭钢等国企都有过关系，但是最后悻悻然而去。
退出宁钢后，张志祥转战东北，当然，对他搞实业的愿望已经大可怀疑。汤武张罗，祝之四方；张志祥转战东北，其心亦惶惶也。
《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很研究了一些张志祥们的心态：
1、《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记录：“一位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建龙，如同一只窥伺国企发展的豺狼，寻找那些处于衰落状态的企业，随时猛扑过去。
2、《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认为：“十年中，建龙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国企改制的方法，如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
张志祥们在挫折之后，已经深刻明白利用官僚体制的荫庇，在权力的角逐中获得利益的必要性。例如建龙收购效益颇好宽城铁矿，矿长苑占永不久后即辞去公职到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公司成为高管。建龙收购此矿花了不到一个亿，传说却出资几千万帮宽城县盖了政府大楼。
3、《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评论：建龙的实业方式是“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等等。”
从建龙自身的管理方式看，只是采用了中钢理念中的“铁的纪律”，对于“爱的教育”就言不由衷了。“铁的纪律”与“重金投入”同步，构成建龙急功近利的文化特色。
其实，对于宁波建龙，笔者并不陌生，因为《反封建论》有一个姐妹篇，就是描述南京钢铁厂改制后，《反封建论》中提到的那个企业面临相同的命运，以及工人们的反应。直到现在，笔者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些企业其实并不想经营钢铁行业，他们收购南钢，先裁员，后把优质资产和不良资产分离，把企业打造成型后再拍卖。正如一句话：“空手脱白狼。”
必须承认，不管面对的是什么，建龙进入通钢的行为，是一类掠夺心态引导下的行为。现代中国舆论进步了，于是有了《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企业家》、《财经》等等刊物的记者们的采访，使得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深入的思考的可能。
一种不信任、不确定的心态和捞一把就走的思维：
其实不只是铁本和建龙，现代中国的私企和台企其实都有依赖权力，又不相信权力；贿赂官方，又不信任官方承诺的的特点。这是中国从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满清时代出现过的典型的红顶子商人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恶劣的社会思维定式，个人财富的积累与个人的差异、利己两个特性相关，而个人的差异――智慧的差异仅仅表现为依附、捧迎权力的能力；利己的合理性也就摧毁了一切道德的堤防，有了歇斯底里的冲动，如同杭州闹市的飙车族。
其实，这种心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纸业女首富”、亚洲最大的纸业企业玖龙纸业的女创始人张茵，在08政协中的发言已经有所申述，她说：
“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
继她之后，富裕阶层纷纷出来表态。例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娃哈哈的宗庆后等等，中国“富人们”终于成为外媒眼中的“中国两会热点新闻”。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及其公司其他高管公开他们的高薪，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按照一个农民工年收入2万元计算，马明哲6616万元的年薪，相当于3300多名农民工的年收入。
马明哲们为什么要挑战中国人不露富的文化传统？难道他不怕五千年间一直持续不断的盗砳们上门吗？难道他就不怕再来一个毛泽东领导穷棒子的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他就不知道中国穷棒子尚以十多亿计？
马明哲们的坦诚就是希望赢得社会的承认，或者是在亿万口唾沫之后能够死皮赖脸地挺住了。而其帮闲则是希望能够因此有了一个“石敢当”，为还有的、或是后来的暴富们者造一扇挡风的墙。不过总感觉，这一群人只是在导演二千多年前秦朝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闹剧。
笔者读过巴黎公社时代工人们的诗篇，其情调与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具有同样的旋律。这是一个困苦而又无奈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官僚权贵们，精英奸商们正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时代。
四、人类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行为中的共性与个性：
笔者深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正义之火不灭，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永恒。
海涅的诗：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生活于1797-1856年，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交替的时期，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他写到 ：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痕，他们坐在织机旁切齿痛恨；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殓布，我们织进了三重咒诅
――我们在织，我们在织！。。。
巴黎起义：
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巴黎公社坚持斗争了72天。梯也尔政府的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
通铁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即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个性。
所谓共性：
共性存在于社会演变自身，它阐发一个个人、团体、政党都无法改变的主题：人类自身解放的寻求是永恒的。
正如马克思所言：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强调“自然的发展阶段”的不可改变性，对于社会演变的认识，如果不能从“自然的发展阶段”的角度予以分析和理解，也就不能不陷于谬误。
马克思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仍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即不能被改变，更不能被制作，除了认识和抉择以避免盲目和歧途，其它的并没有意义。
不仅仅是马克思，从东方的理学到西方的哲学，整个第二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潮都基于自然法则—它的最肤浅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摆脱神权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而它最为本质的思想是关于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
于是恩格斯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因此，通钢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现代社会主义者关注的火花点。
所谓个性：
个性即是区域文化的，也是时代的。
任何一种冲动，无论它是否理智，都可能走到它自身的反面，笔者用大跨越来说明中国现代伟大的崛起，用“空白”、“缺陷”和“无奈”来说明崛起中的存在的问题。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整体而言，通化事件是一个错误理论所引发而产生的事件，是可以克服的；从个体事件而言，却具有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表现出的共同特性。
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李荣隆的大倒退模式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薄熙来模式，都只是一类尝试，它在寻求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在善德之下保持稳定、持续发展的模式——当然，能够高速发展就更好了。
准确地说，文革是对大跃进的整顿，因为毛泽东显然发现了旧官僚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阻碍；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反腐打黑，也是对现代官匪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阻遏。薄熙来模式在局部发生，即体现了执政者的意识，也体现了执政者的谨慎。人民祈盼薄熙来的成功，这个社会实在经受不了左左右右的折腾了。
个性是现实社会的意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薄熙来；无论是整体的中国，还是局部的重庆，都无法摆脱现实社会意识的约束。即使是现在，这种约束力也是巨大的，并不只是
遏制官僚权贵，建立社会契约，还社会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劳资和谐，社会和谐的路径。这一点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对张志祥们，还是对于通钢的工人们，心态的修复是文化的建设。非不可为，是今人不为也。官僚权贵们，愿意放下你们的特权吗？
笔者相信，人类自身寻求解放的意志是不可阻遏的，任何约束终将解除。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斯隆模式的启示。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
此言一出，扫尽笼罩在社会主义意识上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以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的特性为基点，所有的理论都不能不重新界定自己的取向，或者说，它指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标准。
邓小平之说含有两层互为的意思，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多元而共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从“良序”的社会进入“多元”的社会，它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学上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发展过程的指向。
现代中国面对的现实课题，重要的是如何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和文化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进步，抛弃庸俗唯物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和欧洲文化。前者予以革命性，后者予以实践性。只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要地产生了欧洲式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就是彻底抛弃落后自闭的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而返回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本身。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具有根本性对立的特性，在老子、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找到许多共同点，尤其是老子、孔子学说对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产生过重要性的影响。这种联系是一类良性的联系，近代主流中国社会从来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产生了两代超级大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学习。如同马克思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来自落后的德国的伯恩施坦看到英国的感慨，现代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有了看到光明的感觉。
把通用汽车模式与
－、斯隆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
通用汽车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于斯隆模式。
斯隆模式是美国企业家斯隆于1923年创立和实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直接决定了通用汽车公司指数型的成长速度、良好的盈利状况及其在产业领域里逐渐取得的主导地位。探讨斯隆模式，感受一类与良性社会保持一致性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
比较于斯隆模式，
如果能够结
19世纪的30年代，西方社会，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美国面临席卷所有的经济大危机，美国社会的生命力体现于，美国的观念在改变的，在实践上产生了斯隆模式，而在理论上，产生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笔者已经进入罗尔斯的《正义论》思考，对于斯隆模式的认识也就乐在其中了。
美国的观念在改变表现于：
1、从知识型向专业型转变：
1895年，当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赋于时代一个理念：“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运营公司的头脑”（《里程碑》）。但是，到了20世纪初页，整个汽车产业，尤其是通用汽车公司，公司首脑们认为，只有那些真正和汽车底盘、刹车打过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汽车人，例如创建凯迪拉克的亨利－莱兰、创建道奇公司的道奇兄弟和创建克莱斯勒公司的沃尔特－克莱斯勒。
在这里个人的兴趣被引导向实业，人的潜能得到尽量的挖掘。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的学习，使斯隆的思维“如同工程设计一般具有缜密的逻辑条理性。”斯隆本身却“是靠自我学习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管理者。”
向专业型的转变是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生产力的解放，人才并不局限于文凭，个人的兴趣才是真正的老师和创造的动力。在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意识到，我们现代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与美国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有近百年的差距。
吉林国资委为什么不愿意把通钢交给通钢的员工，而宁可交给外来的私有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对生产力的开发在意识上的缺陷――因为他们认为通钢员工是愚昧的，却看不到通钢员工是专业的――如果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脉，将迸发最大的专业热情。
遏制三万多人的职业热情，而信任一些特高课型的人物，这是封建官僚的属性。
2、从发明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在斯隆出现前的美国，获得巨大私人财富的惟一途径是发明新的产品或首创新的工作程序。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和革新者，诸如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电气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到了斯隆时代，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的动力了。
当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道：斯隆“绝非一个自谦的人物，他对自己在美国经济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充满信心。”
正是“充满信心”的斯隆把“管理”推上王者的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向国外先进科技学习和模仿，现在只不过刚刚站在发明的门槛上，因此有了克鲁格曼的警示与劝戒。在管理上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不过
3、斯隆管理模式的要素：
1）事实和数据既是做出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2）公司应该鼓励分歧和不同观念的出现；
3）成立委员会以集中控制公司的分权体系；
4）要任人唯贤而绝非任人唯亲；
5）出现不同意见时，公司总裁或首席执行官拥有最后决定权。
斯隆模式充分显现人文特性：
其中“1”，斯隆对于依靠直觉做出决策的方式不满，也映衬出中国式的“拍脑袋”决策的荒唐；
其中“2”，这是美国自由主义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的家长式的管理而言，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中“3”、“5”，是对权力的运用，在企业运营领域中建立起职权线，即管理人员权限之间的关系，同时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文化中难觅其踪迹，所有的，也无非说说而已。
其中“4”， 斯隆对于任人唯亲的专制管理体系不满。但是在中国即便最有肚量的人也做不到，因为它充满了轻视、怜悯和背叛――对于一个缺少自我约束的社会，总是如此。
应该说，从管理的角度，斯隆提出的模式条理清晰、极具说服力，它为通用汽车集团提供一个组织架构方案。
4、斯隆模式的本质：
斯隆模式实质上是基督教信仰在企业文化中的揭示，斯隆本身就是一个大慈善家。斯隆善行：
1）斯隆基金会成立于1934年，它的慈善事业范围涉及科学、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到2003年年末，斯隆基金会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3亿美元。
2）斯隆于1946年出资建立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该中心为世界顶级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之一；
3）斯隆出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著名的斯隆管理学院；
4）由斯隆资助成立的、位于福林特的斯隆博物馆，是密歇根州历史上划时代的汽车和区域历史的中心。
5、斯隆模式在社会实践中：
1）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2）通过厂商广告和改善公共关系建立一个积极的公司形象；
3）通过海外生产或出口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4）实行多元化经营，形成除公司核心产品及服务以外的辅助业务。
斯隆的理念与20世纪初期汽车市场上的霸主福特公司的管理者福特的理念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福特有一次声名不佳的评论，他说：
“顾客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汽车颜色，但我只提供黑色T型车。”
福特的独裁观为通用汽车的后来者居上奠定了基础。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6、令人关注的是通用文化中的劳资融合的文化：
斯隆时代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高报酬、高福利的企业，工会的因素总是能够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这一切都被后来的无能者认为是认为是拖垮通用汽车的罪证，可是另外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通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企业的意义在于人，这一点在美国企业文化的演变中充分的证明。
斯隆时代的高报酬、高福利：
1）人员结构成本，员工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在，通用公司成本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使每辆车的包含1783美元的医疗福利费用成本，2008年这项成本将增至1904美元。让后来的CEO瓦格纳觉得“不堪重负。”
2）公司为社会分担更多的责任，提供多且好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甚至超出了企业能力。在工厂因故停业期间，必须付给工人几乎全额工资；
3）工人的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这些公司不能无限期地关闭工厂。同时规定在合同谈判中，所有的变动都必须保护正在失业的工人们的巨大利益。
斯隆之后，斯隆理念支配了九任CEO，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世纪中叶的石油危机，还是日本汽车的挑战。在斯隆理念支配下，通用建立和巩固了世界汽车行业中的霸主地位。
二、瓦格纳的反证：
进入瓦格纳主政时期，2005年通用亏损，2008年让霸主地位于日本丰田，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
瓦格纳也许精力充沛，但是绝对不是一个高明者，尽管他表现得比中国的那些高管或国资委们要文明得多。
瓦格纳失败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他无法维持前任的责任，他致力于两项企图强化企业管理制度却同时又伤害工人利益的行动：
1、学习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学习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成为瓦格纳时期通用的必修课，他企图通过学习丰田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
丰田在推行精益生产方式的时候，遭遇到了丰田工人强大的阻力，保时捷在学习丰田方式的时候，甚至发生德国工人与日本教官之间大打出手的恶性事件。
通用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唯我独尊的文化会对外来文化有天生的抵御惯性，但是瓦格纳的通用却企图因之改变自己的困境。作家威廉－荷斯坦说明了通用人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理，他说：“鲁兹还在克莱斯勒的时候，就常常听瓦格纳苦恼地讲，那些更小更快的汽车制造商总是能战胜那些又大又慢的汽车制造商。”瓦格纳的苦恼来源于对文化惯性上的不理解。
2、与工会在退休金等方面进行谈判。
瓦格纳与工会在降低退休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1）2005年10月，瓦格纳与工会领导人就减少通用的医疗保健支出达成了一项协议，将通用医疗保健支出每年削减30亿美元；2007年，通用与工会又达成协议，在通用10多年时间内转移55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到雇员互助会后，医疗保健费用的支付就转移到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那里，最终，通用将完全摆脱医疗保健业务。通用一般每年都会在医疗保健支出上支付70多亿美元，7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通用全球的工程技术预算。
2）买断了大量员工的工龄，将通用的在职员工削减了35000人。瓦格纳为此而兴奋，“从05年下半年到06年整年，我们使得成本下降了90亿美元，主要是劳动力或者说和劳动力相关方面的成本下降”。
3）通用在工会的同意下，可以雇佣每小时15美元的工人以代替早期签下的每小时28美元的工人、正常离职的工人以及某些项目的特签人员。
放弃斯隆模式的人性化特性，瓦格纳注定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坎坷路径。从2000年起瓦格纳就任通用CEO，到了2005年底瓦格纳就不断面对股东要求他辞职的压力，前后不下十次。尽管在08年年底，瓦格纳表示愿意将年薪从1000多万美元降至1美元，以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对于美国这个社会而言，无须让工人选择暴力，即有正确的信念，也有合适的方式，让一个不合潮流的人物黯然退出。
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
有一篇介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文章这样描述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思想演变及其主张。
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当过学徒、职员、私人秘书和报纸主编，成了国会议员，也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家。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知道一个工人儿子的成长历程是完全必要的，它与这样的一些问题相关：
为什么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权威理论的赋予，只能从社会的自然属性中明白工人使命的合理性和它内涵的意义。
伯恩施坦生存于1850—1932年，这是一个欧洲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对于稍为落后的德国而言。从1901—1928年是伯恩施坦政治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德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对于近代人类社会大变革，中国更是一个落后者。如果1901—1928年的德国，还能够容忍伯恩施坦这样政治、思想家的存在，而中国式的容忍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思想和言论尚未达到自由的程度。但是，这种比较――实在不忍往后走了，以免让人心灰意冷。
伯恩施坦首先是拉萨尔主义者，拉萨尔主义主张：
第一，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的“专政”，主张改良国家政治，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让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全社会的权利平等；
第二，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在于雇佣劳动，而在于分配的方式。
187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只成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该是“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伯恩施坦成为费边主义者：
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当其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比德国要先进得多，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降低了，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有效的提高。
在英国伯恩施坦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的景象，于是充满热情地关注费边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性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之路。
1899年2月，伯恩施坦以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面的修正，并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施坦在书中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民主”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
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
他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他写到：“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在于通过积极的行动推动它的发展，以此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他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模式，而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得到了完全的贯彻。我们在斯隆模式中可以看到它深刻 的影子；把伯恩施坦观与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同列，我们能够感觉出，后者是多么贫乏和阴暗，这是现代意识与封建意识的分野。
壶公评论写于09－09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注：
是对“四人帮”之“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
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概括性的表述。（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