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撩我所爱百度云:壶公评论：人与法（七）

第三章：大跨越

第一节：大跨越后的空白。

阅读通钢事件，头脑里经常突现“还乡团”三个字眼。

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其实是一支抗美援朝的老兵们的后裔，当年他们的前辈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后来来到通化这个偏远的地方建立了通钢。但是，现在，这些老兵后代受到来自台湾的“中钢”模式的清算。

还真是30年河西，30年河东了！（壶公评论写于09－08）

笔者对“还乡团”的印象，其实来自当年挺进大别山的老兵们的回忆录，后来写《统一之战，我们准备好了吗？》，其中“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节，其依据就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精神。许多年前，笔者曾经在一个图书馆中的故纸堆中翻找这些文采并不怎么样的回忆录，实在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现在想找这些书已经不可能了，不过许多故事记忆犹新。

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强渡黄河；7日晚刘、邓率4个纵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11日越过陇海路；17日刘邓大军穿越宽20多公里的、积水没膝、荒无人烟的黄泛区；18日，渡过沙河；23日渡过汝河；27日，渡过淮河。不到一个月时间，挺进大别山成功，刘邓大军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集团，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

所谓兵贵神速，是对单一的特种部队而言，对于一个综合性的大兵团，执行的是战略性的任务，其迅猛，其神速，刘邓大军的成功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刘邓大军挺进，共歼敌8500人，但是，大军也伤亡过半，并且失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壶公评论写于09－08）

此战的意义在于，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直捣国民党军政重地，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和重镇武汉因此兵临城下。无论在形势上，或者是在精神上，都彻底改变了原来一边倒的态势，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纵观中国近代史，挺进大别山是人民军队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的节点。无论是决策者的气魄和勇气，还是实施者的智慧和胆略都令人拍案，称绝。应该知道，这之前有王震南下的失败和中原突围的狼狈，打破艰局决非易事。

后来观察现代中国的变局，常常觉得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很有当年挺进大别山的特色，邓小平作为两次变局的指挥者，都把自己特殊风格印记于中国历史。

笔者赞叹这一变局领导者的气魄、胆略和勇气，但是也注意到这种大跨越存在的空白、缺陷和敌对者的反扑――还乡团。作为历史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多的是关注其间存在的问题。

从美国回来的刘亚洲对中国社会的思维形态有点愤愤然，他说：“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

是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空白，因为，无论你如何狡辩，空白都必须增补。大自然中没有断续的生命，断续了的，不叫做生命，叫做死亡。

 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同当年的挺进大别山，它的成就是一件令中国人高兴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序幕。

但是，这种迅猛的跃进，必然留下大量的空白，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表达于必须的时间和空间上，并且留下连续的轨迹，顺序在哲学上是很重要的命题。跃进方式留下的空白终究必须得到补充，如同二野在后来的三大战役中并没有大的作为，只能在淮海战役中作为三野的配角，或者说是三野补充了二野留下的空白。

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GDP的高速增长。事实上，GDP的数据只具有统计学上意义，能否化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升，则在于分配，即消费结构流源与流向，投资结构流源与流向等等。而希望得到合理、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分配则在于社会人文，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这里，笔者看到的是GDP跃进留下的空白，是如此巨大！

表现在文化上，金庸的、完全是戏说历史的武打小说，以童话的方式告诉成人关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故事；源自八大胡同的京剧，演绎着满清文化中谄媚迎奉的艺术，甚至毛泽东企图赋于的新内容都受到排斥；赵本山的“二人传”，以其低俗和愚蠢的奸诈尘嚣舞台。

人们在问：这些东西是在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寓启蒙于持久的道德熏陶；中国教育的又一种方式即礼乐文化，在规范和娱乐中告诉社会大众的真、善、美。（壶公评论写于09－08）

金庸、京剧、赵本山们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中国文化上的空白，他们只不过是这种空白中飞过的几只苍蝇，可悲的是你不能不把它作为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这些东西，你又能看到什么呢？

文化的空白更体现于思想上的空白，而思想上的空白又不能不表现为经济学上的空白，例如：

09年5月的《北京日报》有一篇吴敬琏的文章，主题是“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写到：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居然恍然大悟了！读过，不能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空白感慨。

把经济学数理化，或者说是科学化，是资产阶级的花招。和所有的占有统治位置的阶级或群体一样，资产阶级不能不把他们的理念作为全民的理念，尽管它只是资产阶级的，而与其它阶级的理念常常处于冲突与矛盾之中。如同“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或者是“民主”，甚至包括“欧洲中心说”，这些企图作为普世价值推广的，就其内容而言，常常只是欧洲资产阶级的观念，甚至只是殖民者的观念。

马克思在建立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以物的第一性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所体现的“精神”和“理念”，而以物的辩证发展论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久性。

因此，马克思建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其实，认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并非只是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的亚当－斯密，也始终坚持道德与市场的密切关系，而道德只是包含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

很难相信，专家们有勇气否定与民生密不可分的柴米油盐能够与政治的联系；

很难相信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大群把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主流经济学家；

很难相信，以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居然能够背离人间而腾飞空间――就象鲁迅说的，那些打算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翔的人们。

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笔者十分着重吴敬琏，例如他提出的观点：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笔者所说到的空白是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共性，他们总是在回避什么，而企图掩盖什么。

例如吴敬琏说，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壶公评论写于09－08）

吴敬琏企图回避的是中国官僚制度的顽固性。毛泽东的文革的主题之一即在于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指就是官僚主义法权，或者说消灭官僚制度。但是，以毛泽东之伟大，不能办到。进而，邓小平挟文革之余威，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利益的诱惑，大批的官僚下海经商，中国官僚阶层面临崩溃的危险。但是邓小平之后，官僚阶层东山再起。吴敬琏为什么掩耳盗铃呢？经济学理论建立于诸多假设之上，难道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存在与否，也可以付于假设的吗？

吴敬琏企图掩盖的是商品经济的丑恶。奠定了商品经济学说的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有一个关于商人们的典型观察：

“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妙极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官与商也常常有这样的表现。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以人性恶为内核的，对商品经济在道德限止，无论是亚当－斯密时代，还是后来的后现代派都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吴敬琏的态度是无视，还是另有所图？当通钢事件发生之际，是不是应该提醒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关注自己理论上的空白――不管留下这个空白是有意或是无意的。

我们所希望的是，不要让统计学意义上的GDP掩盖我们在经济学和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大量的空白，其中包括通钢职工的命运。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二节：大跨越中的缺陷。

《财经》杂志2009年第17期有一篇《通钢改制之殇》的特别报道：
“死后第七天，40岁的陈国君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擦拭干净，化妆，入殓，最终化为一缕清烟。”
记者以一种忧郁的笔调写到：
“陈国君的妻子和一双中学刚毕业的龙凤双胞胎儿女泣伏灵前。。。。”
对于个人，笔者不能不抱有同情之心。面对文字构成的这样的场景，不免想起孔子那一句成为世界金言的语录：“己不欲勿施于人”，担任一个大公司的经理，按现行标准也算是一个精英了，为什么连这一句话都不懂呢？
在理论缺失，文化沉沦的现代，也不只是陈国君一人，有多少人正在自以为是地违法乱纪。
例如，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代表吉林省国资委表示：
“建龙集团对通钢增资扩股方案，是在通钢集团已经改制，员工身份全部转换，并在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据说，他的这一番理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把几个通钢的职工代表驳得哑口无言。王喜东大约不知道他在理论上的缺失如同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正在直接引发一个强烈的革命运动。
人们自然有权力问到：“员工身份全部转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三万通钢职工只能任人宰割？是不是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失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工人必须滾出中国？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中国人丧失做人的权力？
7月24日，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告诉记者：“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陈国君固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在王喜东们身上，更深刻的原因则在现代中国在理论上的缺陷。（《壶公评论》）
又如，根据工作组记录，在现场指挥援救的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上午11时判断，闹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钢在岗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其他类型人员。他要求公安部门关注此类人的动向。
来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联合专案组的消息称，目前已锁定的超过50名疑犯中，绝大部分并非通钢职工，但他们的生计与通钢有直接关联。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至今无法明白他们正在做什么。谁也无法否定这种群众运动的复杂性，可是既然当掌权者不愿意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厅里与其他的群体交流，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拒绝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呢？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仍然坚持他们的一贯正确，而无视他们正在处于一个更加广大的事件中，他们自己甚至正在促进这个事件向更加激烈和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在东北生活的李来华们，应该懂得周立波描述东北土改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在这篇近于纪实的小说中告诉人们，土改开始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散兵游勇和妓女烟鬼类的积极分子――准确地说，他们也是属于贫民阶层，具有翻身求解放的权力。但是，如果抓住一些人的劣迹否定土改运动，证明的只是自己的反动立场。
严格地说，作为国企主管，吉林省国资委是没有权力指挥公安部门的，李来华们的行为突显了其官僚的特性；作为国企主管，李来华们当然有资产者颐指气使的权力，突显了其老板的特性。官商行为，或者这就是吴敬琏先生企图描绘的权贵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如同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
吉林省国资委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国资委在中国普遍行为。
例1、
8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有一场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一个传之后世的观点：“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
大概是第一个，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中国的下岗运动作如此证明。不知道李荣融先生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没有？是不是也想为希特勒的大屠杀做一个辩护？不过，就其它的方面言，李荣融先生绝对赶不上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这是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都无法做到的。
例2、
李荣融先生声称，他被称为是“国资一号探路者”，6年多来，他带领的国家队资产总额从7万亿增加到了18万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呵，挺自豪的，难怪有鲜血染成红顶子一说。正如上面他对“下岗”运动的歌颂，6年多来他制造了多少贫困的家庭，又制造了多少通钢工人对陈国君式的仇恨？李荣融想往上爬一爬了吧？不过，依李先生的如此德行，与有德者居天下的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矣。
国企资产总额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一方面。事实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现在中国GDP统计数据掩盖了经济结构比率，掩盖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机制正在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乱政、毁政。
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事件不断，而每一次事件所表达的信息都是社会大众对现在机制的不满，无论是崔英杰事件，华南虎案、杨佳事件、邓玉娇、刘汉黄案和正在进行时的通钢7－24事件，其本质就是一些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实例。
中国精英以GDP数据弹冠相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中国精英的GDP，从它作为一种概念出现的时候，就存在着对它的否定，这个否定来自民意。
什么是合法？并非法律意义的合法，而是社会公认价值意义上的合法。
什么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意义？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认同的价值意义，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才是合法的追求，其他的任何法都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
所谓社会，指的是生存于这一空间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成份是复杂的，部分利益是冲突，虽然其中的关系具有妥协性和长、短期性，但是他们并非指少数人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壶公评论》）
我国的GDP统计掩盖了一个现实：经济的阶层流向和国别流向，即大量的GDP成为为极少数利益获得者的财富，大量成为美国的国债。
李荣融先生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例3、
李荣融先生又有一句名言，在谈到央企高管薪酬时，他说：“其实钱给少了，我也于心不忍”。
他告诉他的听众们，从2002年到2007年，他给1556个中央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导年均增加了共计4600万元薪水。
不知道李荣融先生注意到没有，不仅是私企，在国企中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仅仅数百元或近千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个效益优先问题，还是撕裂社会的问题？
李荣融先生作为国企领导人，是否还知道国企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的生产力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工人和管理者。为什么厚此薄彼呢？
   这种分配模式合理吗？
在整个中国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与西方经济强国相比较的情况下，盲目地拔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拟于西方经济强国的标准，合适吗？
如果管理人员存在不平，无非拔腿而去――这种人并不少见，而广大职工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社会能够稳定？
如果国企的改革导致通钢式的混乱，李先生又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又如何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交代？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的李荣融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一个企业家也许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人员却缺乏哲学与历史感。于是他自己也缺乏自己的定位。
例4、
08年8月10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答美国侨报记者问，得意地说了，他是中央企业最合格的老板，他可以为自己打一百分。
１０万亿元国有资产“掌门人”李荣融表示对央企改革的思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办法，中国的企业面对世界仍要不断地改革发展，学别人的，干自己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
央企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思路进行的，但因为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央企改革不尽如人意，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林毅夫教授的评论有二层意思：
其一、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
其二、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事实上，中国国企的改革并非遵循古典经济学，而只是按照李荣融“干自己的”思路，这个思路抛弃了亚当－斯密的道德说，也抛弃了后现代派例如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的理论，甚至抛弃了主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思想边沁主义，李荣融基本上漠视了社会人文方面的关怀。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缺陷。
李荣融作为一个老板，合格吗？
理论的缺失构成中国现代改革的致命的缺陷。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重要改革：
例如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晁错面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社会乱象，勇敢地提出加强集权，力主削藩。晁错是有理论的，如《削藩策》，但是晁错的理论有致命的缺陷，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
又如11世纪的王安石，他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坚持“榷法不宜太多”，大约是人类第一个实践自由经济的政治家，不过他失败了，失败在他的理论缺乏社会基础。王安石变法留下的缺陷是如此致命，后来的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可惜把好端端的一个北宋葬送了。
可怕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更失于社会基础。　
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说，欧洲启蒙时代兴起的辩证法，还是毛泽东的矛盾学说，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的。可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变革者们，总是企图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无视客观存在的另外一面。中国现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与晁错、王安石们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基本上是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当成犹太人了――希特勒眼中必欲去之的犹太人。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这些驾驶着独轮车的人们，如何达于“善”，又如何为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对社会的伤害是必然的，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一观点的论述还见证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本年度5月中旬，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访问中国，在经济学界激起热烈旋风。克鲁格曼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他提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们不知或故故不知的问题：
1、“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这个问题现在也常常成为一些委员、代表们揪住的那些精英经济学家们的小辫子；
2、“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因为被人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克鲁格曼有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 。
事实上，之前，保罗－克鲁格曼不止一次地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描述中国经济前景：
1、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
2、“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他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巨大负作用，即使GDP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克鲁格曼认识到中国发展重大的缺陷，即在经济学上，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人文学上。于是他遭到了比他更伟大的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反驳，例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人强力反驳。因为在后者看来，中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几十年的“太平盛世”语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
龙永图们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人敬佩，可是至少在方法论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能力。克鲁格曼是现代国际级的自由经济的权威，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修正者，他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也热烈地抨击了美国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是，他的观念在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中就难以得到响应，多少也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克鲁格曼已经谅解了中国精英们的心态，所以他只说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是“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若以克鲁格曼在美国的风格，他完全有可能把此等问题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论，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怎么可以脱离民生呢？
无论是陈国君们，是王喜东们，是李荣融们，还是龙永图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民生的关怀。这一点大约就是通用汽车和通化钢铁之间的差距了，大约就是克鲁格曼和龙永图们的差距了，大约就是美国式“危机”与中国式“胜景”的差距了。
有文章描述通钢工人在国企改革中的困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其实不只是通钢，所谓国企职工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中国国企改革是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为前提，回到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笔者探讨“义宁陈氏”――陈寅恪家族的思想轨迹，在两次洋务运动中，并没有隔世之感，尽管前者是倒退，后者是变革。如果说俄罗斯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难道中国是在补上封建变革这一课？后来笔者把这一观点表达于《反封建论》与《墨子情怀》中。（《壶公评论》）
面对现实，笔者时常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弥补一个缺陷，还是在制造一个缺陷？
据说，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清东陵倒是去过，一些年前，笔者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主办方请邀请大家参观了这一名胜，主要的是看了慈禧太后陵墓，更主要的是看了那一块著名的“凤在上，龙在下”的石版。
清东陵确实是一风水宝地，进入那一片土地，就为北方能有这么一个所在感慨，有人描述：
“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
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
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不过，那里的农民似乎很穷，我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核桃和红枣，都很便宜，不过农民们都衣着古朴，满脸菜色。
建龙集团或陈国君大约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地方，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是比陈宝箴运气好了一些，大约是社会进步了。清末洋务运动的实践者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没有陪葬清东陵的机遇，却是被慈禧杀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大跨越中的无奈。

主题：庸俗经济学批判

通钢工人运动一下子把笔者从思考陈寅恪的氛围中拉了出来，可以读到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派出的记者撰写的考察、评说，这是一个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事件。

但是，如果深刻地看待问题，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两个大字：无奈。

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单个行动看，这个突破充满种种无奈：放弃了根据地，放弃了重武器，甚至放弃了医院和伤员。。。。

从当其时人民解放的大态势看，同样充满了种种无奈：王震南下的失败，李先念的中原突围，放弃了延安，四平战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占领。。。。

邓小平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大跨越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有无奈，新的希望。

放弃寻求于获得，无奈寄托于希望。这其中饱含义利之辩，辩证之法，阴阳之说。重要的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从无奈中走出来，例如，吴经琏意识到只能摆脱经济学，重说政治经济学了；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大员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了；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

其实，全世界智慧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人啊，请不要放弃我们的思考――思考的放弃才是真正的放弃。

一、理论上的无奈：

李荣融是下岗必须论者，以09年的一句“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09-08-06 华商网）闻名于世。李荣融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不过以前不如现在如此裸露。

有文章中介绍李荣融对下岗职工的态度：

他对国企下岗工人们表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相互理解的过程，改革需要大家的支持，而改革也要关心下岗职工，并表示政府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02年3月8日，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荣融谈到下岗时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所预期的。。。这个影响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认为“社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这是政府要做的。”

李荣融透露着一种无奈，只能把困难推托于民营企业，又推托于社区。但是他的09名言却在质疑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无奈？是否能够走出无奈？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则更深刻却也微妙一些，08年11月13日做客强国论坛，他提出“待富者”理论。他说，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

另外一个专家型的人物何祚庥并没有厉以宁教授的虚伪――因为现代中国社会，何来“机会的均等”，又何来“都在改革中受益”？谈到矿难，有采访者询问何祚庥：“他们（矿工）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祚庥答曰：“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是一类悲壮的无奈。

对于中国工人的命运，精英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这个精英自问自答：“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教授优裕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精英思想家，而不是李荣融类的执行者。他作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政策的参与者，他当然有权力嘲弄无奈，要不就显示不了他的学识。

有网友评论，“厉教授面对中国的穷人阶层时有一种凌迟的快感，他比任何一个富商更恣意更痛快地*着中国穷人。”

厉教授的态度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似乎也符合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觉，例如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评论，或者是明末、清代部份仕大夫对李自成起义的评论。这是一种仇恨――一种渲泻性的仇恨。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无奈之感，更多的则是一种意滿志得的潇洒。

厉教授居于摇动羽毛扇、语带戏弄的位置，何祚庥就直面无奈了，而大有国际政治背景的茅于栻就直率多了――他想化无奈于合理。

真正能够道出这一群人心态的是茅于栻。茅于栻揭开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伪装，点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返回重商主义。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点，所谓反“大锅饭”、“国退民进”、“下岗”等理论都是它的延伸；所谓欠薪、低薪、反《劳动法》等等，都是它的产物。

试问，当劳动失去价值，给你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你又何必说三道四？

其实，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很有市场，例如关于通钢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就很难看到关于劳动价值的评说。在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确实为劳动价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而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社会大众中激发的强烈的强国热情，又为种种自我牺牲的倡导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一种缺乏社会人文特性的，掩盖掠夺与剥削的理论以数理的――科学的的形态在社会出现，人们在承受它的种种伤害的时候，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应该经历这些磨难――好象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奈，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类假象。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承认劳动价值说，也就是承认个人的劳动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放弃了人，也就放弃了社会；而肯定一个人，就是从肯定他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开始的，正如《国际歌》和《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道理。

因此笔者把自己在新华网上的一个博客定名为：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二、庸俗经济学批判

事实上，在中国宋代，因为政治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利于商贸，于是出现了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如来自江西临川的王安石和福建仙游人蔡京，以及后来兴起于浙江东部沿海的浙东学派。

重商主义再起于中国明朝的中晚期，以陶瓷、茶叶与丝绸为对外出口的贸易为社会积累了无穷的财富，这是一个白银帝国。

但是，北宋、南宋和明朝都是以亡国终结的。后人有种种评论、批判和反思，但是关于经济学的批判和建树却杳无踪迹。直到清末的福建人严复从西方引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国人才在理论上开始经济学上有了摸索。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是从批判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开始的，在启蒙时代浓烈的人文思想氛围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从人文关心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把自己立论的基点置于劳动价值论之上。

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

1）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

2）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

建立于社会本质的，也就是以阐述自然社会特性为使命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随着物质形态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终于来临了――事实上，这是生命的嬗变。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同原野里的大树，在又一个季节中分出了枝干：

一个枝干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第一论点即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价值学说，也就是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后来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马克思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号召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另一个枝干以法国人萨伊和英国人马尔萨斯为代表，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也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社会意义上，就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遏制社会进步的要求。

例如在中国颇为知名的马尔萨斯就有两个典型性理论：

1）关于人口理论－龟兔赛跑论：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

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

何祚庥的观点就是马尔萨斯的论点，而李荣融的下岗理论或是厉以宁式的戏弄，就实质而言都与马尔萨斯的观点一样，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体现。

2）关于经济学理论：

进入晚年的经济学界的泰斗李嘉图，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马尔萨斯成名了。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

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茅于栻的上述发言是这一理论的翻板。

在《墨子情怀》中笔者引用墨子的“以诈谋愚，以贵傲贱。”谴责了现代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惑世谬论。但是“精英”们的惑世谬论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残酷的。

三、谬论的误导

既然劳动失去了它的价值，那么“不劳动者不得食”，或“按劳分配”不都是无聊的口号？

于是资本家、商人都成为劳动者的救世主，多少丑恶和卑鄙因此而出，人间的沉沦也就无可回避了。

通化钢铁厂发生的事情是恶性掠夺模式的范例。因为那里发生了大下岗，那里的大下岗导致了工人极度的贫困。

《通钢最大民怨--辛辛苦苦一辈子 30年工龄下岗！》文载：在职且全程参与过通钢转制历程的通钢管理人员张泽成介绍说，按照30年工龄的杠杠，大概只有50%的人出于自愿，结果是最小的46岁就下岗了，“由于这个工龄段大部分属于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最惨重的是造成技术工人的大批浪费。改制前，通钢技师以上的职工1000多人，改制后仅剩下300多人了。”说到此处，他的眼圈红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通钢改制后，一些下岗工人的月收入不足300元，职工基本的生存权益受到严重挤压”。一名通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左右。通钢职工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千～6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千～4千。

而那些下岗的职工的命运尤其悲惨：“我屋里厕所里都结冰了，只好在卧室里点了个电暖气，只有12度。他们不管职工，说停就停。”

通钢退休干部王殿昌回忆起过去四年的通钢改制经过，说，“这简直是场噩梦。”

是谁剥夺了工人？

是那些贪得无厌的硕鼠！

通钢事件后的7、8月，《中国企业家》四名记者进入探索程序，为建龙号脉：

1、建龙十年，就是国企改制中民企力量与国企力量正面碰撞、摩擦、融合的十年。

2、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

3、建龙经验：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

分析建龙集团的现实表现，可以有四个结论：

其一、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增长：

从1994年建龙创始人张志祥以借来的5万元投资始，到1998年资产已经超过18个亿，产业遍布绍兴、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宁波、北京等地， 1998年底建龙集团成立，到2008年底，集团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亿元，实现407.9亿元的营收，列“2009中国企业500强”第153名。预计到2010年，建龙集团控股企业的合计产钢规模将突破1800万吨，可以跻身于中国钢铁企业前十强。

多么惊人的增长，谁能相信这是一个正常经济活动的结果，只能用《孙子兵法－军争篇》上的一句用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动如雷震。”来描述这一场充满激情的私有化过程。

其二、国有企业的糊涂帐：

建龙集团十年，其主要壮大方式就是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收购、兼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产权改革阶段也有20年，建龙集团只是利用其中的十年。十年中建龙集团利用国有企业的糊涂帐发家。

例1、2000年3月6日，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其先以3000万买断流动资产，然后以800万元租赁固定设备，最后以600万元买断了整个遵化钢铁厂，付出4800万元。据内部透露，当时遵化钢铁厂评估的价值为2个亿。

例2、2002年，唐山建龙中标承德市拍卖华峰钢铁水泥破产的资产。企业资产评估为8亿多，建龙以不到1.5亿元价格买下，这笔资金至今还没有付清。

其三、下岗和极其低下的工资基数：

2000年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承担了原厂所有的债务与人员安置。时至去年，建龙依然上规模裁员，而提前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取190元。遵化钢铁厂有2000多工人，200多人在改制后内退，工资基数不过500元。

工人曾多次与建龙交涉，四次赴京找张志祥。一位工人代表回忆“前三次见到张志祥了，还算客气，但没什么效果，最后一次弄得很僵，建龙报了警，差点把我们收容了。”

这种案例伴随着建龙的发展，直到通化钢铁厂，却不知建龙此后是否能够悔改。

其四：台湾中钢集团的管理方式：

张志祥十年中收购十余家国企，他将台湾中钢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发挥到极致，凡接过一个破败的企业，长则一年，短则数月，无不扭亏为盈。在抚顺新钢铁，记者看到了一则口号：“铁的纪律、爱的教育”，这是台湾中钢的企业文化。铁的纪律，新钢已经青出于蓝，至于爱的教育，只能问一问工人们了。

2009年建龙集团管理年会，张志祥提出，建龙要学习另一家台湾企业——台塑的集团管控模式，解决三个问题：集中管理、可复制的企业运行体系和企业安全管控体系。

世界上有很多发展良好的企业，近如日本，远如美国，为什么张志祥唯独钟情台湾模式？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笔者而言，对台湾企业在大陆运行的模式并不陌生，却也不欣赏。如果注意到台湾社会势同水火的撕裂状态，如果了解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形成的社会分裂，台湾企业模式的特性不难明白。张志祥有所钟爱，有所追求，但是他如果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榜样的误导作用，继续撕裂他所能影响的社会，等待他的当然并不只是通钢。

劳动群体与企业所有者的关系的撕裂：

在劳动群体日益贫困的同时，企业所有者颐指气使，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告诉人们，老板们的收入每年以几十亿元的速度增长；企业高管的年薪也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平安保险的高层的年薪都在5000万元以上，就是建龙的陈国君的年薪也在450万元。

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是30年发展巨大的缺陷，有关专家指出，从宏观经济数据看，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财政占有35%，企业资本占有45%，劳动者占有大约20%。

即以职工工资收入比较，发达国家的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50-60%，而中国的职工工资收入仅占GDP11%，例如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当年职工工资总额是19980.8亿元。中国职工工资水平之低令人瞠目结舌。

了解广东的企业之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工厂是血汗工厂，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工资水平即使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也没有出现过。

学者们的这些描述没有抹黑之处，因为当中国商品面临国外市场的倾销抵制的时候，中国的专家也总是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劳动力便宜。

为什么是南希－佩洛西？

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为什么长时间反华？

在美国，南希无疑是大资本家政党共和党的死对头，在布什时候，她让石油、军火寡头的代理人布什坐立不安，她指责布什是个“说谎者、愚蠢和危险的人，不值得信任”。

有一个事实可以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她所在的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就是美国劳联－产联，劳联－产联是工人的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185个工会中有120个隶属于劳联－产联，总计会员约20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

也就是说，南希－佩洛西和劳联－产联与中国的产业工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縁关系，尤其是在职工利益，职工工资上，显然有感于中国工人悲惨的遭遇。

对美国社会的理解，笔者在《思考：从通用到通钢》中已经有所表达，而笔者的真正认识则在于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的罗尔斯《正义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都极为欣赏英、美的工人运动。

事实在告诉中国工人，目前的无奈只能以我们对祖国的奉献为解释，我们的劳动力并非那么低廉。中国工人，要努力走出这种无奈，走出资产者为我们设置的困境。

四、通钢事件的启示

通钢事件揭示了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无奈，但是这种无奈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的困境。

是不是应该把国企改造的担子推诿于私人？

是否应该为调动私人的热情贱卖国企？

是否应该在发展的口号下践踏工人的利益？

剩余价值是一个金苹果，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它，于是社会孕含了无穷澎湃的活力，也展现了大自然的本性。问题是如何“抢”却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规矩。规矩的制定并非只是为了公正和公平，而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或者说是为了保卫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原则：生存、和平与关爱。

国资委们把成功定义为：“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它保证了“剩余价值”的私人合法占有。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走向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在国资委们的潜意识中的“到位”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他们自身的先富；而对于工人、农民而言，“到位”意味着失业和赤贫，它决定了上千万国企职工的悲惨命运，还有他们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人类之罪恶莫过于此！一些人把“到位”看成是足以弹冠相庆的成功，而更多的人把“到位”看成是山崩地裂的灾难。

在国企和私企两个端点中间是否有其它的选项？

能不能让社会公开招聘企业经理人，以图脱困？天价高薪局限于官僚政客区间，也就失去它本来能够激励社会的意义。

能不能让职工自己联合起来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既然可以对私人贱卖国企，为什么不能让工人自己来治理自己的企业？

能不能建立美国式的工会，以平衡私人企业主的行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够做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到？

怎么看以李荣融为代表的国资委主张的私有化政策，都有一种“宁与外寇，不与家奴。”的感觉。

事实本来如此。以李荣融为代表的国资委的主张，实质上执行的是慈禧主义，其经典原则就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通钢事件是此类思维的产物，通钢工人运动不仅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在私企进入国企业或是工人自主的问题上，又有反慈禧主义的特色。

慈禧失败了，现代慈禧主义不见得就能够成功，通钢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马克思有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6页)马克思说的革命，是指社会革命，是社会人文意义上的大变革，是社会进步力量支配下促使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实现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大革命。

满清之后的近百年，中国都处于这个大转变中，而共和国60年有了一个质变，后来的30年不过是激进的前30年的修复，这种修复却常常产生矫枉过正的现象，令人有回到满清的感觉。

通钢事件能否为种种矫枉过正的行为砌起一道抗洪的堤坝？但愿现代中国人能够有当年抗洪的豪情：誓与堤坝共存亡。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