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沙糯米饭:富人不嫌贫、穷人不仇富，社会和谐矣

富人不嫌贫、穷人不仇富，社会和谐矣

现实的中国，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为生计争扎，这为本来就显得窘迫的社会公共产品供应更趋于紧张，以至于，读书贵、看病难、住房更贵成为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就业形势的日趋紧张、对生病、养老预期的不容乐观对弱势贫穷群体的压力日益加重。社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社会对贫富差距尤其是弱势贫困群体，其心理承受已经逼进底线。毕竟中国社会曾有过较长的“不患寡而患之不均”的历史，社会对于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是脆弱的。更合况，改革开放之初“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是作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提出来的。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投票支持改革也正是居于对这一承诺所作出的选择。然而改革开放廿多年过去了，经济建设成果裴然的同时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这一点才是对广大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最大考量。以上两方面相比，无容置疑，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后者大于前者。现如今，基尼系数是理论界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并不断向世人提醒：基尼系数超过0.4为国际警界线，而超过0.6则这个国家就有动乱的可能发生，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6。基尼系数在这里所预示的，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容忍底线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又较为突出的表现在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上面。说中国的穷人“仇富”是否言过其辞尚不好说，但致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    穷与富的反差在不断扩大。
中国年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的人口有数千万，年收入低于500元的有数百万人。2000年统计：中国收入前50名富人之和为200亿美元，同年，陕西、云南等6省区5000万农民收入之和不到800亿人民币。2005年9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转载的《亚行2005关键指标》说，2003年中国有1、7亿多赤贪人口。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更应该影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上用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叫恩格尔系数，而这个指标系数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国家社会却不能反映出真实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其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一个由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型社会转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型的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成功的标志就在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其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完全可以应付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消费生活，而做不到这一点的才称之为穷人。这样一来，在此标准的衡量下，中国又有多少穷人呢？难怪时下老百姓对房价不断攀升的报怨日盛一日，与有房、有车一族相比，与那些置身于顶级消费圈的人群相比，其反差又怎是一个大字可以了的。
第二，中国人的“仇富”心态，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不义之财的切齿。
真正好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利润平均化规律的作用下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但前提是排除垄断和权利的干挠、介入。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必定是有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一批人巧取豪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而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相对于市场的力量来说，权力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是，获取资源的手段仅剩下资本、知识和权利，而且是这三者的结合。然而中国今天的弱势群体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三种手段，或许这就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反观中国的富人群体，有几个能理值气状的说自己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公权力的影子。从价格双轨制到土地批租，从国有资产的溅卖到城市化膨涨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结盟，这其间造就了多少富翁己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在如比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其不满的指向已经不仅是针对贪富差距本身，这一点才是对社会最大的威胁。
第三，    由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断层以及由此让贫穷人产生的绝望心态。
坊间流行一则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说某电视台一行在黄士高原取景，一人问路过此间的放羊娃“小朋友，你为什放羊？“找钱。”“找钱来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又干什么？”“放羊。”这场对话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里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即由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断层的危险。和谐社会应该是流动的社会，而且应该是替代式的流动而不是诸如上边故事中的那种复制式的流动。替代式的社会流动让底层社会的人们始终怀抱着希望，而复制式的社会流动给予社会底层人们带来的只能是绝望，而这样的社会就是断层的社会。今天中国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尤其是当教育资源的分配需要以资本的多少来进行的时候，社会替代式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社会断层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社会弱势群体本能的把这些归究于贫穷并没有错，而由此产生的“仇富”心态虽然指向有所偏离，但对于社会的和谐则是十分不利的。
第四，    中国社会的富人整体表现不佳也是“仇富”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严格说起来，中国的富人群体尚处在成长阶段，过早的以成熟期的行为道德标准要求他们还缺乏实际，而且一棍子全部打倒也有失公允。但是，正是这种不成熟期的特定环境决定其整体表现还不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与此同时，国民对富人不满情绪的潜流不断滋长，人们对富人通过偷税漏税等违法和不公平方式的财富积累手段以及一掷千金、生活奢靡、不思进取的财富消费方式表现出强烈不满和天然仇视。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权力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非市场的竞争手段还有相当的用武之地，这就让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以钻营的机会。这些人在装滿了自己腰包的同时也为“黑社会”的沉渣泛起和“腐败”之风的盛行或身体力行或推波助澜，这些自然引起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强烈不滿。此外有资料显示，中国富豪排行榜中的前二十名竟然在慈善捐赠前二十名中不见综影，这也从中印证了中国富人整体表现不佳的说法。
综上所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最现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的化解上述矛盾，在中国，富人不嫌贫、穷人不仇富则社会和谐矣。亚里士多德说过：政治只是用以满足团结需要的一种调节手段，政治在利益差异中创造平衡、在价值冲突中创造秩序。因比，和谐社会是有能力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社会利益大体均衡即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要义在于均衡和有序，和而不同。即同与不同相生相息，相伴相依。完全一致，无差别、无变化，反而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社会有分工各尽其能，社会有阶层和谐相处，具体到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当前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大致有：
第一，    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和诉求表达机制。
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贫富差距只能通过利益的协调来解决，而利益的协调则依赖于机制的长效，不能够待问题聚重之后才来调节，也不能试图一次调节到位便可一劳永逸。而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则可以一直贯穿始终，让社会的贫富差距大致控制在相对稳定且又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度的规定范围之内。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则是化解穷人“仇富”心态所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当下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能力现状是其难以参与社会利益摶奕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方面的缺失恰恰又让其“仇富”心态始终难以化解。因此，建立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社会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又一项制度保障。
第二、政府传型。
西方社会对于好政府的争论已有时日，比较一致性的结论是权力小责任大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更不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尤其对于巿场。和谐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和公民良性互动的有机体。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政府转型势在必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明“十一五规划”期间，改革的重点要转到政府转型上来。我国己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广大社会成员对缩小收入差距，实行社会再分配的基本公共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更为迫切。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转型。政府是协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增涨矛盾的关键。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目前而言，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己经成为一个困难的决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目前我国仍处在经济建设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性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尤其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
  社会公平决不是牺性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二十多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归根到底是政府的本职。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低估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末来十至二十年，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现在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往往生一次大病全年的收入就消耗殆尽，重新陷入贫困；供一个大学生，就需要花悼十几年的积蓄。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履盖面低，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解不解决，不仅老百姓的消费倾向难以改变、内需难以启动，而且社会矛盾也会逐利积累，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因此，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的条件下，加快实现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职能转变，巳是当务之急。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社会认同的文化切入点.。
1913年斯大林受列宁的委托，在考察欧洲各民族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和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写成《马克恩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对民族作了简要的定义。1929年，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对民族定义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里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共同心理素质具有明显的稳定性，是维系和团结本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靠经济的发展，仅靠权威和制度是难以维系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却不是唯一的基础。社会和谐靠利益合理分配，还需要有更高的东西来疑聚民心。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不是单靠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权利制度维系的，维系它的还有被我们一直视为民族的根、民族的魂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信仰就没有灵魂、没有敬畏。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价值多元化是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不同的价值选择都获得了被尊重的道德空间。多元的价值一方面扩展了国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无需背负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覆，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了，社会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是非观，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流失。对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听之任之者众，而对于贫穷、弱者关怀者寡。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上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考察整个国际社会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宣称自身“最自由、最个人主义、最能容忍多元主义”的国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值得庆幸的是，以胡绵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抅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在规划出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战略佈署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这就是以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有了这样的精神号召也就有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认同的切入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始终充满希望。
                                   中共遵义市委党校   凌 一
                                                          20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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