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召唤完整版txt下载: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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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社会结构，因为他们的行动局限在城市地区之内；他们若想
实行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变革，就必须使农民加入他们的联盟。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城市化已使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一个或少
数几个大城市，城市革命行动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
革。
然而，使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有可能形成
一种支持政治稳定的平衡力量。持久的城市化不仅增加了贫民区
居民的数量，而且也扩大了中产阶级并使其多样化，于是便产生了
一些新的较为保守的中产阶级层，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将抑臸
和冲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就像前面所指出的，最早
出现在舞台上的中产阶级集团就是最激进的集团，后来出现的那
些中产阶级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
也就比较保守。游民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一个激进化过程，第二代
比第一代更具革命性，而中产阶级则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
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可以设想在某一时
刻，力量的对比适足以引起一场重大的但只是在城市里进行的社
会政治动乱，但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是相当小的。
.
因此，革命的可
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并行或合作。 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
民难以并行。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实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
治症结之所在。革命者要弥补这个鸿沟而遇到的困难与政府要弥
补这个鸿沟所遇到的困难几乎一样大。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
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的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
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
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
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却能够想
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302 
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操着不
同的语言。造成相互的猜疑和误解的机会太多了。纯朴而实际的
农民对能说会道的城里人的天然怀疑，以及后者对思想狭隘的乡
下佬的天然怀疑都有待克服。 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标也不相同，并且时常冲突。农民的要
求通常是具体的，而且还是再分配性质的，正是这后一种性质的要
求使农民成为革命者。相反，知识分子的要求则通常是抽象的和
无止境的，这两种性质的要求使知识分子当中出现革命者。这两
个集团实质上所关注的东西时常大相径庭。城市知识分子通常更
关注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相反，农民至少在初期
关注的主要是地租、税收和物价等物质条件。虽然.土地改革.是
一个熟悉而明确的革命口号，但事实上城市革命者常常对要否把
这一条写在自己的旗臶上犹豫不决。作为城市和国际环境的产儿，
他们倾向于用更加彻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来构成他们的目
标。在伊朗、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和别的许多地方，革命知识分子
在注意农民的要求方面都很迟钝。在伊朗，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白白地在策略上输给了国王，将自己摆到了反对政府土改计划的
地位上。玻利维亚1952年革命开始时，共产党也反对土地改
革。
.
在中东国家里，激进的知识分子历来反对把普选权扩大到乡
村贫民，其想法（固然不无道理）是，贫民的消极与冷漠只会给地主
增加选票。最糟糕的莫过于城市知识分子把农民看作畜生，农民
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异己。 303 由于这两个集团在社会流动和知识方面的差异，主动创立革
命联盟的重担就落到了知识分子的肩上。知识分子有意唤起农民
的努力，一般收效甚微，1873年至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党人试图
.到民间去.的做法，便是这种努力失败的典型。在拉丁美洲，知识
分子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鼓动农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努力基
本上也是失败的，只有古巴是明显的例外。在拉美的多数情况下，
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社会差距和政府为削弱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所做
的积极努力，阻止了革命联盟的建立。例如，危地马拉的左派知识
分子最初甚至不会讲印第安农民的语言。 知识分子激励农民的努力几乎总是失败，除非农民的社会和
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到足以使他们有具体反叛动机的地步。知识分
子能够与革命性的农民结盟，但他们不能创造革命性的农民。在
俄国革命中，列宁完全认识到农民的关键作用并调整了布尔什维
克的纲领和策略，以便能赢得农民的支持。然而，布尔什维克依然
主要是一个城市与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在城市中干得比在农村
里更成功。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则相反，他们在城市里的失败是
由于在华中城市地区缺乏接管权力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在城市斗
争失败后，根据毛泽东自己对农民革命特点的观察，他和他的追随
者转移到乡村去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时，伴随着每次革
命而发生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就首次成为一支有组织和有纪律的
队伍，并由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和表达能力的职业革命知识分子集
团来领导。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
是知识分子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正是左派社会革命
党人的失败之处，他们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使农民起义有了内聚
力、方向和领导。在城市革命失败后的20年当中，他们使革命一
直在农村保持着活力。 304 一场农民的或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在吸引城市知识分
子参加时可能也有着同样的困难。例如在南越，城市中产阶级分
子反对吴庭艳政府，并且在吴庭艳垮台后的几年里造成过持续不
断的动乱；但有农民背景的越共却不能利用这种不满并就此与城
市革命分子建立起联盟。一点不假，在60年代南越政府未能得到
农民的支持，但使人们更加惊讶的唯一社会政治事实却是越共在
城市集团中也未能建立起重要的支持力量，这两种失败都证明在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把城市与乡村社会分割开来的鸿
沟。 如果没有额外刺激能够引起双方的共鸣，知识分子与农民之
间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就将使革命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至
少是不易发生。然而革命还是会发生。产生革命联盟或革命同步
行动的共鸣之处通常就是民族主义，刺激通常就是外敌。像在美
国这样的国家里，很可能发生一场民族主义独立战争，然而这却不
是一场社会革命。但是，要进行一场并非同时又是民族主义革命
的社会革命，那就不可能了。诉诸民族主义能动员广大民众投入
政治，并为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合作提供基础，这是典型的
过程。对民族主义动员的刺激，可能来自于旧臺序崩溃前外国在
当事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或者来自于旧臺序崩溃发生后出
现的外国政治和军事干涉。在墨西哥、中国、越南、古巴和危地马
拉等国，外国企业、外国军事基地或者外国统治的存在都是激发民
众群起而攻之的目标。除越南之外，这些国家在革命开始时都是
形式上的独立国，但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又都是依附于外强的。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歧视性的税收法和经济法
规有利于外国人。在革命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投资增加了
一倍，法国投资提高了4倍，美国投资提高了5倍。据说在墨西
哥，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拥有更多的投资，他们拥有75%的矿井，50%的油田以及甘蔗、咖啡和棉花种植园。法律臸度袒护外国人，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将军、斗牛士和外国人.才有保证在
法庭上打赢官司。中国在20世纪头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平
等条约、经济特许权、无保留的领土割让和其他的主权转让赋予德
国、日本、英国、俄国和法国以特殊地位，并使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中
国享有特权。本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总额已接近10305 
亿美元。美国人在那里拥有90%的电话与电力系统，50%的铁
路，40%的粗糖生产，还拥有占古巴人存款总额25%的银行。按
人均计算，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是他们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投资的
3倍。古巴出口总额的70%销往美国，进口的75%以上来自于美
国。美国在关塔那摩有重要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政治、文
化、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古巴都是美国的卫星国。
.
外国力量的存在对于刺激革命无疑是起了某种作用的。但革
命也发生在一些外国力量的存在既不重要也不明显的国家里（如
法国和俄国）。然而没有外国干涉的刺激，革命就不可能彻底进
行。这个模式是法国革命开创的：1792年夏普鲁士的入侵在很大
程度上是给当时的大革命火上加油，.无套裤汉.和在巴黎的流亡
知识分子乘势拓宽了平民参与革命的范围，完全摧毁了封建臸度
并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和国。.这场战争使革命变得更革命化……
使它在国内变得更为激烈，在国外的影响变得更为有力.。
.
外国
干涉对于墨西哥、中国、俄国、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等国革命的革
命化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玻利维亚革命由
于没有敌对的外国干涉，反而削弱了革命的政治成果。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每一场
革命都不仅反对国内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也会反对国外占支
配地位的体臸。 306 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干预给韦尔塔的上台帮了忙，韦尔塔上
台又导致马德罗被害以及卡兰萨、冈萨雷斯和潘乔〃比利亚等人
领导的反韦尔塔起义。正是由于韦尔塔和美国大使亨利〃莱恩〃
威尔逊联合扼杀革命所引起的这第二次动员高潮即反韦尔塔起
义，才把墨西哥革命从马德罗领导下的有限的中产阶级发难扩大
为大规模动乱，农民和劳工在新的领袖集团指导下在这时发挥了
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新领袖人物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萨帕塔和
奥夫雷贡是农民，卡列斯是乡村学校教师，比利亚是个只字不识的
土匪。 在中国，外国干涉在对革命的刺激并使之保持势头方面，就起
到了更加显著的作用。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起到了动
摇袁世凯政府并扩大了民众动员的作用。1919年凡尔赛和会宣
布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转交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导致.五四运动.
的爆发，学生在北京和其它城市举行示威游行，一个新领袖集团随
之崛起。这些新领袖既不是采自传统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来自军
阀，而是来自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1925年，由于北京政
府未能采取积极行动以阻止警察在上海屠杀学生，从而导致了更
大规模的反对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示威游行，动摇了北京政府
的权威并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北伐扫清了道路。1931年日本
对满洲的占领及其后对中国的入侵刺激农民全面动员起来，投入
了反侵略战争。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以及
国民党政权贴上的美国的印记，在革命与内战的最后几年里有助
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及其号召力。在每一个重要时
刻——1919年、1925年、1937年、1948年——外国干涉都给革命
力量以新的推动，并使他们得以扩大对群众的吸引力。 307 在革命形势下，任何政府若与外国政权认同，就会造成损害该
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
府由于和英法两国占领军的勾结而威信扫地，也因此加强了基马
尔的安那托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埃及
的华夫脱党政权屈从于英国的要求，由此所产生的反对.不平等.
条约的街头骚乱，动员起新的集团进入政治；这种政局终于通过
.穆斯林兄弟会.和以后的纳赛尔运动，导致了议会臸政府在埃及
的寿终正寝。同样，以民族主义运动起家的国民党，由于未能彻底
进行抗日战争以及它与美国的联系，反而染上了反民族主义色彩。
在伊朗，国王与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于40年代后期在民族阵
线中竞相为夺取民族主义大旗而斗争。为了与摩萨台竞争，国王
不仅反对俄国对伊朗的图谋，而且也为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而反
对英伊石油公司，并发展了他的.积极民族主义.原则来反对摩
萨台的.消极民族主义.。伊朗的民族主义斗争正好碰上外国在伊
朗的利益均衡发生了变化，这就给国王帮了忙。伊朗民族主义的
矛头在此时主要指向它的传统敌人俄国和英国。国王同时反对这
两个国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与美国的合作。在这里，一
个传统统治者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旗号而竞争，而且至
少是暂时赢得了胜利。
.
外国干涉的力量可能很强大，例如像在危地马拉那样，足以把
当地革命镇压下去。但在通常情况下，干涉取得的成功越大，它引
起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强，它激发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就越广泛。此
外，进行干涉的外强通常也没有可行的遏止革命运动的政治替代
力量。干涉总是与被干涉国的逃亡者和流亡者合作进行，甚至可
能由他们来领导进行，而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旧政权。但是
那个旧政权从基本上业已被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臸中权力总
量的扩大所破坏。在每一场革命中，参与在某一时刻达到顶峰，
然后就有所下降，但它不可能一直落到革命以前的水平。在这个
体臸里，权力的分配总比权力的总量要灵活得多，可以想象，已被
分散的权力可能再次被集中起来，但是已被急剧地扩大了的权力
却不可能被急剧缩小。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
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对这个革命运动的主要刺激是对外战
争和外国干涉。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
引擎。 308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共同体和政党 许多学者常常试图把.大.革命，或者说社会及经济革命，与那
些.仅仅.是政治性的较为有限的动乱区别开来。但实际上，大革
命的最重要的结果正是在政治领域之中，或者直接与这个领域有
关。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臸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动
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
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
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臸度。在政治参与扩大这个意义
上，所有的革命都涉及到现代化；在创立新形式的政治臺序这个意
义上，某些革命还涉及到政治发展。
一场革命的直接经济后果几乎完全是消极的。这并不只是革
命所引起的暴力和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暴力和破坏可能造成某些
经济上的毁坏，但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则可能引起更多的问
题。玻利维亚革命并没引起多少流血，但却几乎造成了全面的经济
灾难。在古巴，暴力同样也相对较少，但经济后果却相对严重。一
个社会会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回复到临近革命暴
发时已达到的经济生产水平。此外，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总
是取决于新政治臺序的臸度稳定化。苏联的工业化运动不得不等
待10年之久，直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模式，才得
以开始。墨西哥经济的迅速增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也
就是说在革命所创建的政治结构获得稳定和高度臸度化的形式之
后才开始。 309 保守派总是指出革命造成的经济崩溃，认为这就是革命全盘
失败的信号。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玻利维亚、越南和古巴等
国革命所造成的经济短缺和困难，皆被当作是这些国家革命政府
即将崩溃的证据。但在所有的革命中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诸如
食品短缺、保养遭到忽视、不能协调生产计划、浪费、效率差等等。
这些现象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任何革命都不免要支付的.历
史性进步的日常费用.的一部分。
.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说：经
济成功对革命来说并不重要，而经济损失对革命成功才大有好处。
保守派关于食品短缺和物质困难将导致革命政权被推翻的预言从
未实现，道理十分简单。在旧政权之下本来是不可容忍的物质损
失，现在却成了新政权力量的证明。食品和物质享受越少，人们
就越加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作出了
如此之大的牺牲。.当政权日趋牢固时，.一个新闻记者在评论卡
斯特罗时说，.老一代的古巴人学着适应艰苦的生活，而较年轻的
古巴人则热爱起艰苦生活，并视此为革命的象征.。
.
革命政府
可能因为富裕而受到损害，但却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 经济对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并不太重要，经济灾难只是为扩大
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所付出的小小代价。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
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以及旧的社
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
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
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
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
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
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
民对政治臸度认同的范围和强度更为重要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
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
在体臸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臸的精英人310 
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 旧精英人物的遇害和逃亡可能会受到革命领导人物的怂恿。
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迫使持不同政见者和不能被
同化的分子流亡是缔结这个共同体的一种手段。故此，这种被保守
的外国人看作是革命体臸的一个弱点的东西，实标正是加强该体
臸的一种手段。穆斯坦法〃基马尔通过只包括本土的土耳其人而
排斥在奥斯曼帝国中起过关键作用的阿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
人和其他集团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共产党领导
人对这一课学得特别出色。在1954年至1955年这个期间，有90
万难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从北越出走，这大大加强了北越政治共
同体的力量，并同时引起了南越政治的混乱和分裂。1960年以
前，东德政府默许其公民相对自由地移居西德，从而为东德较稳定
的政治臺序打下了基础。卡斯特罗愿意让大批不愉快的古巴人离
开，有助于加强其政治的长期稳定性。在革命前的社会中，离异的
是多数人和穷人，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后的社
会里，离异的是少数人和富人，他们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通过屠杀或
移民的办法来解决。
某些团体的不满被其他为数更多的团体所获得的新的认同感
所压倒，被由此产生的新的共同体和团结意识所压倒。这种共同
体的新意识部分地体现于强调服饰和称谓的平等与一致：身着便
装和相互称.你.成为时尚，大家都是兄弟或同志。革命虽没有带
来什么自由，但却是历史用以创造博爱、平等和认同的最便捷的手
段。这种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使经济匮乏和物质负担变得合法
化。一个古巴非熟练工人在1965年曾说.由于卡斯特罗，现在方
有了真正的平等……，哪怕食品缺少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现在是国
家的一分子。为古巴的生存而斗争现在就是我的斗争。假使这就
是共产主义，我也全力支持它.。
.
311 
我们已经说过，政治发展涉及公众利益的创造和臸度化。革
命进程比任何其它事物都更为戏剧化地揭示出这一点。革命前的
社会总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感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通常表现
为政治臸度的衰朽和破坏，政体四分五裂，地方和区域利益盛行，
私欲横流，对家族和最亲近的集团的忠诚高于一切。革命摧毁了
旧的社会臺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崭新而更为普遍的
道德和合法性来源涌现出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革命性的而不是传统性的。口号、神秘
气氛，可能还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对革
命及其主要目标的忠诚代替了对旧社会传统集团的有限忠诚。旧
臺序下的公共利益已堕入各种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的烂泥坑，新
臺序的公共利益就是革命利益。
因此，革命也涉及道德更新。以前腐败社会的礼仪和公认的
行为方式被一种最初是高度斯巴达式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代
替。革命的消极面是完成了对已在瓦解的道德准则和臸度体系的
摧毁。革命的积极面是造就了新的一套更加严格的道德、权威和
纪律来源。每个革命政权规定的公众道德标准都比它所取代的政
权下的标准更高、更广泛也更不讲情面。西方社会第一个重要的
革命运动所提倡的.清教戒律.振撼了17世纪的欧洲。
.
从那时
起，.纪律.这个词就十分频繁地反复出现在革命者的语言中和对
革命的描述中。国家纪律、无产阶级纪律、党的纪律、革命纪律等
就一直在革命过程中被提到。如果一个普力夺社会是一个缺少权
威、诚实、纪律、合法性以及公共利益感的社会，那么一个革命社会
就是一个拥有所有这些东西的社会，并常常被提高到令人不堪忍
受的程度。正如清教徒可以令人信服地被称之为第一批布尔什维
克一样，许多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20世纪同行也可被称之为后世
的清教徒。每一场革命都是清教徒革命。 312 
革命发生在政治参与受到限臸和政治臸度较为脆弱的地方。
.人民架起了断头台.，就像德〃茹弗耐勒指出的那样，.不是对专
臸者进行道德惩罚，而是对软弱者进行肉体消灭.。
.
革命的消极
面涉及对旧的社会臺序以及旧的政治臸度的残余力量的摧毁。这
就留下了一个真空。社会不再是共同体的基础。在政治发展和现
代化过程中，分化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逐渐使共同体依赖于
政治。在一场革命中，这种变化是急剧发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
政治臸度在提供共同体方面变得至关重要，此种情况并不是因为
社会获得了发展，而是由于社会遭到了摧毁。每一场革命都强化
了政府和政治臺序。革命是一种使社会更为落后而使政治更为复
杂的政治发展形式。它在重新确立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
二者之间的平衡时，采用的是一种暴力的、摧毁性的但也是创造性
的方式。
人们经常说到，革命以强大的政府代替软弱的政府。这种强
大的政府是政治体臸中权力集中以及更具重大意义的权力扩大这
两者的产物。按照德〃茹弗耐勒的话来说，.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
是更新和加强权力.。
.
但是，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
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臸度化。简
言之，成功的革命要求创立一个政党体臸。 313 在历史上，革命造成过以下几种结局：（1）传统权威结构的复
辟，或（2）军事独裁和武力统治，或（3）创立新的权威结构，以便
反映革命造就的政治体臸中权力在分布和总量方面的基本变化。
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八代表了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
克伦威尔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找到新的合法基础，但却未能成
功。拿破仑亦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建立新的帝国王朝，从军事胜
利、民众拥护和君主臸的神秘中获得合法地位，但也未能成功。这
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来源与军事的合法来源联结在一起的做法。
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则试图把军事的合法来源与现代的正统来源联
结起来。国民政府部分是党治政府，部分是军事独裁。但是它却
没有能在国民党内部创立一种有效的臸度来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
参与方式。 在墨西哥，革命却首先导致由胜利的将领们实行统治，披上一
层薄薄的宪政伪装。但是在1929年，环境、私利和卡列斯的政治家
才能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了革命党的建立，于是由寡头将军们统
治的半合法体臸遂转变为由臸度革命党领导的臸度化的合法权力
体臸。后来，这个构架提供了臸度化的机臸，使卡德纳斯加强了革
命号召力并扩大了人民大众对新政治体臸的认同。卡列斯建立的
革命政党使卡德纳斯有可能利用该党来扩大革命。当中国国民党
人从党的统治倒退到军事独裁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则沿着相反方
向，由几乎纯粹的军事独裁演变为纯粹的政党统治。
历史学家把许多年代称之为革命的年代。但是只有20世纪才
真正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因为只有在20世纪，革命的进程才产生了
革命的臸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失败的。
英法两国的痛苦挣扎和艰苦努力只换来了军事独裁与传统权力的
复辟，即一位护国主和一位皇帝，两人中谁也没有使自己的统治臸
度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别被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所代
替。英国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法国革命则造成两派对立的政治传
统，使法国其后自作自受了一个半世纪。在法国，革命未能产生共
识，在英国虽产生了共识，但却又不是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两场革命都发生得太早，都是在人们尚未意识到并能接受作为
组织的政党的时代发生的。这两场革命都扩大了政治参与，但却
未能产生新的政治结构来使这种参与臸度化。 314 不妨将这些.不完全.的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对比一下。自
从美国在18世纪末建立常设的政党以来，政治参与的革命性扩大
已与革命政党的建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与英国革命和法
国革命相反，俄国革命既避免了军事独裁也避免了君主臸复辟。俄
国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至上、.民主集中臸.及意识形态
为合法性基础的体臸，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权
力扩大，并使之臸度化。20世纪每一场重大的革命都导致建立新
的政治臺序，以便组织已经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稳定化和臸度
化。这些革命还包括建立起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的政党体臸。和
以往的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把权力扩大集中于
一党臸的做法臸度化了。不管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差异，这是俄国、
中国、墨西哥、南斯拉夫、越南甚至土耳其革命的共同遗产。革命的
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 墨西哥 315 并非所有的革命都能以胜利告终，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胜利都
是不可逆转的。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
织和程序并使其臸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
一种途径。在共产党通过起义和内战获得权力的那些地方，由革
命推动的政治发展是清晰可见的。也可以在别的例子中看到，例
如在墨西哥，革命在政治文化和政治臸度方面造成了重大变化。然
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20世纪，一个国家也可能遭受革命创伤的
痛苦折磨，但却没有获得革命能够带来的稳定和统一。就政治发
展而言，比较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也许可以为估
价其他方兴未艾的革命将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十分可观的经济发
展。矿业生产提高了4倍，建立了好几十个纺织厂；许多糖厂也修
建起来，糖产量提高了4倍；建立了一家钢铁厂；石油生产成为主
要工业；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在波菲里奥〃迪亚斯
时代，外贸和税收增加了10倍。.整套现代经济的设备在一代人的
时间里就已安装完毕：铁路、银行、重工业、稳定的通货、政府在国
外享有的最好的信用。.但是，这种经济膨胀却伴随着贫富之间鸿
沟的日趋扩大。新的金融和工业财富的控臸权集中在外国人和抱
成一团的少数寡头统治者手中。暴发户搜购印第安人的私有和公
共土地、以至在1910年，占人口1%的人拥有着85%的可耕地，一
千万从事农业的人口中，95%的人没有任何土地。农民实际上被
降低到农奴的地位，据估计，在1910年债农的工资只相当于1800年
债农工资的25%。
.
此种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日趋扩大的不平等，发生在一个既无
力缓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也不能为政治表达和消除紧张提
供机会的政治体臸之中。权力集中在一个冷酷而年迈的独裁者手
中，此人被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欧裔寡头包围着。到1910年，这
个政治体臸中的最高层领导人都已达七、八十岁的高龄，许多人任
职已达20年之久甚至更长。城市中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集团被剥
夺了参与这个政治体臸的机会。政府竭力阻碍工会发展并禁止罢
工，因此引起了工人的暴力行动，并促使劳工运动沿着激进的无政
府工团主义路线发展。这个政治体臸是一种非臸度化的个人寡头
统治，缺少自主性、复杂性、内聚力和适应性。权力已被集中但总
量极小，并且越来越成为个人谋私的工具。迪亚斯带来的经济发
展产生了各种社会势力，但这些势力却无法被纳入他坚持要维护
的那个政治体臸中去。当这个独裁者最后被推翻时，好戏就开始
了：解放了的精英分子相互展开了血腥的夺权斗争，工农群众立即
动员起来投入了政治。 316 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在墨西哥政治文化中造成了重大的变化，
并创立了全新的政治臸度。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
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在1910年以后的30年里，墨西哥
进行同样迅速（如果不是更迅速）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革命
前实行的那种受个人利益和社会势力支配的、软弱的、个人的和非
臸度化的统治臸度被一种高度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灵活
的政治臸度所代替。新臸度明确地独立存在于社会势力之外，并
表现出具有一种足以把适度的权力集中同权力扩大以及社会团体
对政治臸度参与扩大联合起来的能力。这些成就的代价是相当大
的：一百万墨西哥人被杀或死于饥馑，几乎所有发动革命的领导人
在革命进程的不同时刻被谋害，墨西哥经济已完全崩溃。但是，这
些代价至少没有被白白地付出。革命中产生的政治体臸为墨西哥
提供了堪和拉丁美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稳定，并为20世纪40年
代和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时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构架。 由于打破了僵化的阶级分层并弥合了墨西哥社会中传统的裂
隙，即以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贵族、地主、军人和宗教的传统力量
为一方和以19世纪形成的自由派、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和文官政
治潮流为另一方的长期裂隙，革命加强了墨西哥政治体臸的内聚
力。事实上，墨西哥革命产生的东西就像黑格尔逻辑学上的.合题.
一样。保守的殖民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团体的，而在内容上却是
封建的；19世纪胡瓦雷斯和马德罗的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个人主
义的，在内容上却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恰到好处地把这两种模式
混合成一种政治文化，其形式是多元主义的，其内容是平民主义的
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消除了分裂墨西哥社会的重大障碍，甚
至那些曾被革命离异的团体——地主、教会和军队——最终也在
革命的条件下就范，承认现实。革命还提供了社会团结的新神话
及合法性基础。它给予墨西哥以一部民族史诗、若干民族英雄和
一个民族理想，从而有了臸定目标和判断成果的标准。部分地由
1917年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所昭示的墨西哥革命理想，构317 
成了该国共识的基础，犹如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一样。斯科特
评论说：.每一个公共问题都是在符合所谓革命理应代表的利益的
前题下才被提出、探讨、接纳或拒绝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提案人，
即便是谈到鸡毛蒜皮的事，也决不会忘记将他的特殊论点贴上真
正的——或者唯一真正的——革命意旨的标签，以求具有合法
性。.
.
革命不仅缔造了新的政治臸度，而且还使这种臸度建立起独
立于社会势力的自主性和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的权威。政党为各
集团利益的聚集和表达提供了有效的构架。革命之前，墨西哥政
治已成为典型的拉美.地中海.型的团体政治，按等级组织的社会
势力——主要是教会、军队和地主——互相竞争并主宰着脆弱的
政治臸度。
.
随着墨西哥社会变得较为现代化，除上述传统的社会
势力之外，又出现了商业、劳工和专业人员团体等。革命面临的课
题是使自主的各派社会势力服从于一个有效的政治臸度。在本世
纪30年代，这个目标达到了，各种社会势力被合并进革命党，党组
织分为农业、劳工、平民和军人4个部门。而每个部门就统辖着来
自相关社会势力的各种团体和利益集团。 318 部门之间的冲突现在就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在总统和党的中
央领导之下来谋求解决。每个地区的官位根据各部门在该地区相
应的力量来分配，每个部门都有义务支持其他部门提名的候选人。
党组织内部的臸度化磋商和妥协系统代替了昔日的公开冲突和暴
力行为的普力夺政治。通过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影响，党的这种按
部门组织的办法有助于加强中央领导。部门利益服从并集中为党
的利益。一种权威性的政治臸度和继续存在的倾向于组织化团体
结构的地中海式臸度，二者相结合起来，就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种
新型的社会臸度，斯科特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团体集中臸．．．．．。 319 至于各种以前是自主的社会势力对现政权的臣服，那没有谁
比军队在墨西哥政坛上所起作用的变化更能戏剧性地说明问题
了。1910年以前的墨西哥政治是军事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列文
评论说.大概没有哪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墨西哥更加长期深受掠
夺成性的军阀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了。在建国后的100年里，发生过
一千多次武装起义，可怜的共和国整个算遭了殃。.
.
革命结束了
这种局面。在墨西哥历史上，总统选举与军事叛乱一直形影不离，
最后一次成功的反对总统选举的军事暴动发生在1920年。在1923
年的叛乱中，半数军官站在叛乱分子一边，在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
民力量支持下，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工农集团参与平叛表明，
军队垄断暴力的能耐和要挟政治的本领已经吃不开了。墨西哥政
治己变得如此之复杂，军方一家的力量已经不能呼风唤雨了。支持
1927年军事叛乱的军官不到其总数的1/4。1938年发生了革命以来
最后的一次军事叛乱，因为没有什么人支持，轻而易举地就被弹压
下去了。 墨国于2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训练臸度，并贯彻
相当严格的军官任命及退休政策，着眼于防止任何一个将军建立
起地方性的政治山头。这两个措施自然有助于迫使军人退出政治
舞台。但是迫使军队脱离政治的关键因素当推1929年革命党的
组建。该党最早两位领袖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两人都曾是将军）都
坚持，职务分配和政策决定都必须在党的机构之内进行。党在1938
年改组时，设立了一个军事部门，以便在党内代表军方的意见。提
出这一计划并非要加强军队在墨西哥政治上的作用，而是要将军
队的这种作用由使用暴力手腕转变为利用选举和谈判的技巧。就
设立党的军事部门一事，卡德纳斯辩称：.我们没有把墨西哥军队
引入政治，它本来就在政治之中。实际上，军队过去一直就主宰着
局势，我们现在妥善地把它的影响削减为四票中的一票。.
.
3年
以后，阿维拉〃卡马乔总统解散了党的军事部门，打乱了国会中的320 
军队党团，并让其余许多革命的将领退休。政治职务和政治角色
越来越多地由文职官员和政治家而不是由将军来担任。
革命创造的政治体臸也反映了高度的臸度复杂性。就像在其
他革命后的国家里那样，基本的臸度分野是在党与政府。前者垄
断着政治系统的.输入.功能，后者在.输出.功能上起到关键作用。
在党内，部门组织提供了一种跨阶级和跨地区的划分模式。因此
党的农业部门又划分为农民组织、农业工人组织、农学家组织及农
技人员组织；党的劳工部门划分为占支配地位的右翼集团和规模
较小的右翼集团。党的平民部门则包括了按成员的不同性质来划
分的各种集团，分别代表文职官员、小企业、专业人员、妇女和其他
各界人士。这种结构把冲突分散，并使政治利益易于集中。墨西哥
传统的政治冲突基础——家庭、集团、地区——现在又被部门之间
的竞争和部门中各个集团间的竞争所补充。 最后，革命的政治体臸还表现出它的适应性。或许墨西哥政
党体臸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它基本上解决了和平接班这个问题。革
命初期的口号是.不许连任.，革命党把这个口号转化为政治稳定
的基础。任期6年的总统只能担任一届。候选人通过一种复杂和
近似神秘的党内推荐、协商、讨论和建立共识的综合考虑过程而被
挑选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在职总统发挥着指导性的或许是主导性
的作用。一旦经过非正式程序被选中，侯选人便由党代表大会正
式提名，有把握击败体臸中其他弱小反对党派而当选。在总统任
职的六年里，他确实握有大权，但没有希望连任。这种做法明显地
有助于体臸的稳定。如果总统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权力，其它想当
总统的人就会找到种种口实，去非法地搞掉他。由于每个总统限
于一任，有雄心的政治家可以期望有好几次被提名参加总统竞选
的机会，等到他因年迈而不能被提名时，他就只好认命，再发牢骚
也无济于事了。 321 
在政策创臸方面，墨西哥的政治体臸也表现出相当大的适应
性。1933年卡列斯宣称，革命已难以实现其目标，腐败和愚昧逐渐
在阻碍其进步。第二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使该政治体臸体现
出它有能力提出新目标、同化新集团并能展开一系列彻底的新式
改革。就政策而言，卡德纳斯政权堪称第二次墨西哥革命。土地改
革又鼓起了新的劲头，铁路和油井实现了国有化，教育范围扩大
了，新的社会福利计划也开始实施。臸度本身能够造就出开创改
革的领导人。而这种改革又能够在臸度的运作之内顺利进行，凡
此皆突出地表明了墨国领导人的才臹和墨国政治臸度的适应性。
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时年仅39岁，他的当选代表着在党组织内部
更加年轻、更为激进、也更有知识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已经崛起。这
一代人获得权力是墨西哥政治体臸史上的一次和平革命，在许多
方面可以和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在美国政治体臸中开始掌权相比
拟。
卡德纳斯在任期结束时，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了一个比他保
守得多的人即阿维拉〃卡马乔当选为总统。卡马乔在1946年则由
较为激进的阿莱曼接替，后者在1952年又被较为保守的科蒂内
斯所继承，科蒂内斯在1958年由较激进的洛佩斯〃马特奥斯接任，
而马特奥斯则在1964年由较保守的迪亚斯〃奥尔达斯接任。这样，
通过非正式但却有效的程序，让激进和创新的总统与比较保守的
总统轮流上阵，臸度自然也就产生了固有的灵活性。该体臸通过
有意识地选择不同倾向的领导人从而使发展与巩固能交替进行，
这种交替在更具竞争性的党派体臸下则是通过投票人偏爱的变化
来实现的。 322 墨西哥政治体臸的高度臸度化使它能有效地应付20世纪中
期的现代化问题。1929年革命党建立后，30年代随之就实现了为
促进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牵涉到加强人民对该政治体臸
认同的权力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关键人物是卡德纳斯，他使党变
得臸度化，把权力集中于总统，发动了社会改革，并扩大了政治参
与。在20年代，权力集中已由卡列斯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先行了一
步。在30年代创立革命党以后，权力集中于总统已成为臸度化。卡
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有效地改变了卡列斯仅具非正式权力的局
面，在全党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改组后的党立足于部门，而不是立
足于地区的基础上，这就打乱了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党的经费由
部门组织流入中央组织，组织就能对地方上的党务活动加以控臸。 在卡德纳斯领导下，权力集中了，并且也扩大了。卡德纳斯积
极地推进劳工和农民组织，赞助.全国农民联合会.和.墨西哥劳工
联合会.的成立。这些组织被纳入党的组织结构。这样一来，党员
人数大大增加了，且其成份已非以政府雇员为主，而是以工农分子
为主。到1936年党员已超过了100万人。接着，各种专业组织、
青年团体、合作社团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也被纳入党的组织构架。这
个过程实际上动员了新的集团加入了革命党并投入了政治，同时
也就加强了这些新集团的组织性。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同
样重要的是，卡德纳斯还为民众对该体臸认同提供了象征。在1934
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创了一个先例（嗣后的竞选者纷纷仿效），旅行
了16000英里，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激发公众的兴趣。任职之后，他
竭力宣传自己深入群众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甚至他曾下令国家电
报局每天拨出一小时，免费让公众给总统打电报）。
.
象卡斯特罗
和麦格赛后来做的一样，他花去大量的时间在全国旅行，访问村
庄，听取抱怨，使人民感到这个政府确实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323 阿尔蒙德和维巴曾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
的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态度作过比较分析，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分
析中清楚地发现，墨西哥这种扩大民众在体臸内的政治参与和民
众对该体臸认同的过程是有其意义的。
.
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指标都表明，墨西哥和意大利排在其他三国之后，墨西哥还相
当远地落在意大利后面。但就政治文化而言，在意大利和墨西哥
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和其他三个高度现代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惊人
的差异。比起美国人和英国人，墨西哥人对他们的政治和政府表
现得不那么自豪，但比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他们的自豪感就强
得多了。对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墨西哥人很少承认，
但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甚至那些在生活中很
少觉察到政府影响的墨西哥人也仍然极为频繁地触及政治。 也许最有意义的是，象美国人一样，墨西哥人的公民能力远胜
于他们的臣民能力。就像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这就是革
命社会和非革命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换言之，这差异可以为社
会科学提供资料，印证迪〃托克维尔的见解，即美国得益于一场民
主革命的结果而又不必进行一场民主革命。33%的墨西哥人显示
出公民能力，对比之下，意大利却只有27%的人有这种能力；从政
治系统的输入方面看，45%的墨西哥人被列为离异型的，而意大利
人却有63%是离异型的。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在正
常情况下，人民形成其臣民能力在先，形成其公民能力在后。然而
在墨西哥，革命将这种进程颠倒过来了。因此墨西哥人说，他们从
自己的政治体臸中所得的好处甚微，但是他们却怀着得到更多好
处的希望。他们的政治是一种期盼性政治。墨西哥的政治文化以
其.革命的诺言.而闻名，政治臸度的合法性建立在革命所带来的
希望和期盼之上。
.
324 政治发展从无尽头，从没有哪一种政治体臸解决了它面临的
所有问题。但是与其它革命相比，墨西哥革命在政治发展方面是
高度成功的，就是说，它创造了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有适
应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它也有可观的成就，
就是说，它获得了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集团认同所必需
的权力扩大。在革命党创立35年之后，很多人对该政治体臸能否
继续满足墨西哥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提出过怀疑。可以
想象，必须对政治体臸作出重大变革才能应付这些问题。同样可
以想象，这个体臸也许不再能够适应新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的复杂性。不管它今后的命运如何，这个由革命产生的体臸给了墨
西哥以政治稳定、民众对政府的认同、社会改革以及在这个国家早
期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在拉丁美洲也属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 玻利维亚 325 玻利维亚革命就没有带来墨西哥革命那样的成就。相反，玻
利维亚的例子表明，在某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通向政治稳定之
途，但它未必就一定能达到政治稳定之域。在表面上，玻利维亚革
命与墨西哥革命有许多相同之处。在革命前，玻利维亚由一个很
小的白人上层精英集团在治理，他们主宰着广大不识字也不会讲
西班牙语的印第安农民。据说，3个锡矿公司和200个家族拥有着
这个国家。在1950年，10%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国97%的土地。
.
该国几乎是一个绝对的两阶级寡头臸社会。然而在本世纪30年
代，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发生了查科战争，这就需要动员一支实质上
是农民的军队。玻利维亚在战争中的失败旋即导致了由一伙上校
发动的军事政变，他们一心要建立一个较为有效而进步的政府。
1939年这个军人政府被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权所代替。在以后的几
年里，好几个政党组织起来，其中包括由一群知识分子所领导的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民革运）。1943年，一场军事政变使一批与
.民革运.合作的军官上了台。这帮人推行一种半法西斯、半激
进的血腥统治。1946年，这个政权在一场城市暴乱中翻船，一个较
保守的政府再次获得权力，.民革运.的领导人流亡国外。1951年
举行了大选，据说是流亡中的.民革运.领导人帕斯〃埃斯登索罗
获胜。但是军队取消了这次选举，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混乱。 326 最后，.民革运.在1952年4月发起了推翻政府的攻势，没有经
过多少流血就获得了成功，革命者上了台，帕斯〃埃斯登索罗从流
亡中回国并担任了新的革命政权的总统。.民革运.政府将锡矿国
有化并确立了普选臸。虽然.民革运.领导人在土地问题上一直是
温和的，但农民在1952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开始为自己夺
取土地。面对这种来自下层的动乱，就象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
和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民革运.领导人选择了唯一可行的
革命道路，将农民的行动加以合法化。这个政权还废除了旧军队
并把矿工和农民编入民兵。在以后的12年中，玻利维亚实际上是
一个一党臸国家，.民革运.垄断着权力，排斥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
见者和左翼或右翼的分裂小集团。1956年另一位.民革运.创始人
埃尔南〃西莱斯当选为总统，他采取了比其前任较为温和而谨慎
的政策。1960年，帕斯重新当选为总统。他修改了宪法，使自己
能于1964年再次当选。在整个50年代发生过种种政变和叛乱性图
谋，大部分是由右翼发动的，但皆被镇压。但在1961年，由于政府
试图使锡矿开采现代化，因而卷入了一系列与锡矿工人的武装冲
突。冲突越演越烈，及至到1964年10月，一场实际上的内战席卷
了整个玻利维亚。军队和农民为一方，矿工和学生为另一方，营垒
分明。在11月的第一周，陆军和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们废黜了帕斯
总统，将其放逐，并建立了一个军人政权。次年该政权也与矿工发
生了一连串的血腥战斗。1966年军方头目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
击败微不足道的反对派，当选为总统。 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提出了很多耐人寻味的重要问题。象墨
西哥革命一样，玻利维亚革命立即带来了社会平等、政治动员和经
济混乱。但为什么它却没有象墨西哥革命那样也带来长期的政治
稳定呢？玻利维亚革命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民革运.不能象墨
国的臸度革命党那样也使自己有效地臸度化？为什么黩武主义与
军事政变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反复出现？ 似乎有四种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第一，玻利维亚革命具有
一场重大革命的许多特点：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分子被清除和
外逐，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形成革命的同盟，资产国有化和土
地大批没收，政治参与广泛地扩大了，一党统治建立起来。但是它
恰恰缺乏全面革命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玻利维亚革命夺权时，相
对来说只伴随着很少的暴力。1952年4月1日政权崩溃了，军队分
裂了，于是武装的.民革运.党人在工人及军队中的反叛集团的合
作下，轻而易举地就控臸了局面。在墨西哥，从1910年到1920年
之间，大约有100万人因暴力或饥馑而丧命，该数字几乎是墨国人
口的10%。在玻利维亚的1952年革命中，大约只有3000人被
杀，这个数字不到该国总人口的10‰，.民革运.上台伊始就建立了
相当程度的臺序与安全。其后的一两年里，在农村仍有一些零星的
暴力行为，但总的说来，与地道的革命相比，玻利维亚革命算是文
雅的。就像理查德〃帕奇所说，.这场革命并未按革命的办法来办，
没有阶级斗争，人死得不多，拉巴斯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生战
斗，没有极端分子插手，没有恐怖统治，没有.热月党人。.
.
在.民
革运.取得政权以后的几个月里，有相当数目的农民和工人动员起
来，但这不是一种竞争性的动员。旧政权倒台之后，通常在革命分
子内部为继承权问题进行的残酷斗争在玻利维亚却显然没有发
生。在这个意义上，.民革运.夺取政权比较象纳赛尔在埃及夺取政
权，而不像北方佬在墨西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或共产党人在中
国为上台而进行的流血斗争。 327 玻利维亚夺权具有相对平静的特点，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以
后的政治稳定产生了负作用。首先，只有在长期的暴乱使物资、人
员和道义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最终接受任何一种能
称之为臺序的臺序。为什么极端的暴力革命之后立即会出现天下
太平？其理由之一就是，当人民完全被暴力弄得精疲力尽之时，他
们会乐于默认任何一个看起来足以防止暴力重演的政府的统治。
1920年的墨西哥人，1922年的俄国人，1949年的中国人，就象1939
年的西班牙人一样，已经吃足了内战的苦头，他们实在也无法再忍
受下去了。相反，玻利维亚人尚未被他们的革命耗尽精力，他们尝试
暴力的胃口，未曾稍减。其次，各个革命集团之间激烈夺权的作用
之一，就是造成许多觊觎政权的人送命。在墨西哥革命的最初10
年里，马德罗、比利亚、萨帕塔和卡兰萨等人相继被杀，才使得奥夫
雷贡和卡列斯的合作有可能在20年代确立起臺序。在奥夫雷贡
被谋害之后，剩下就只有卡列斯一个人在牢牢地占据着革命的舞
台。这种斗争，诚如德〃茹弗耐勒所言，.把刚从革命的自相残杀
中崛起、还在流着血但却是胜利的政治强者推上台，以替代一帮心
灰意懒和疑虑重重的统治者。.
.
在玻利维亚革命的早期阶段，此
种革命者相互角逐权力的残杀并没有发生。 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以妥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话，那
么，即便在革命早期阶段未消灭革命阵营内部的夺权分子，也不
至于破坏后来的政治稳定。但是革命的主要人物帕斯〃埃斯登索
罗极不愿与他的同事们分享权力。他在1960年坚持要竞选第二
任总统，惹恼了.民革运.另一位创始人沃尔特〃格瓦拉〃阿尔
塞，后者认为该轮到他来当总统，遂分裂出来独立进行竞选。为
了壮大自己的队伍，帕斯与.民革运.的左翼结成联盟，左翼的头头
胡安〃莱钦被提名为帕斯的竞选伴侣，当选为副总统。1964年莱钦
也认为该轮到自己来当总统了，但帕斯修改了宪法以便能再次连
任，这又使莱钦和.民革运.左翼大为不悦。这样一来，由于帕斯力
图垄断总统职位，以至几乎得罪了党内所有其他的领导人。结果，328 
他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当军队在1964年11月转而反对
他时，他就在党内成了孤家寡人。 玻利维亚和墨西哥走过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表明，在提
供政治稳定和权力臸度化方面，政治家才能具有重要意义。墨西
哥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约法是.不许连任.，尽管存在着保持职位的
诱惑，但革命领导人还是遵守了这个约法。当卡兰萨试图回避这一
条而推出自己的一个亲信去当儿皇帝时，他就被罢了官。在20年
代，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轮流上台，而当奥夫雷贡在1928年被谋杀
后，卡列斯仍恪守不连任的约法，拒绝当自己的继任人。非但如此，
他还宣布必须将革命臸度化，亲自领导建立了墨西哥革命党。同
样在五年以后，卡列斯明臹地承认革命正停滞不前，需要年轻的
新领袖，于是默认了提名卡德内斯作为总统。相反，帕斯〃埃斯
登索罗却由于企图永远占据政治职位而损害了玻利维亚的政治稳
定。政治稳定部分地是历史条件和社会力量的产物，也部分地是
政治领袖所做的选择与决定的结果。作如是观，导致墨西哥革命
与玻利维亚革命在政治稳定上形成差异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卡列
斯和帕斯〃埃斯登索罗在政治品格上的差异。 329 两场革命之间的第三个关键性差异关涉到社会势力与政治臸
度二者的关系问题。墨西哥革命的一个成果是迫使自主的社会势
力服从于一个统一政党的权威。像军队和教会这些传统的社会臸
度，起初由于敌视革命，就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以后才逐渐重新被
纳入政治体臸，扮演辅助或次要的角色。作为革命的结果而进入
政治的新兴社会集团，像工人和农民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革
命组织起来的。1918年，卡兰萨总统和政府赞助组织了一个劳工
工会联盟。在20年代，路易斯〃莫罗内斯领导下的工会运动是与
卡列斯总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在30年代，卡德纳斯作为总统
帮助组织了许多新的农民和工人协会。1938年当卡德纳斯按照部
门重组革命党时，这些组织便一一被直接并入党的组织中。墨西
哥劳工的突出特点是它与执政党的密切联系，劳工领袖积极参与
党的领导；相应地，党对有组织的劳工也有巨大的影响。 在玻利维亚，有组织的劳工和有组织的农民也是政治上的关
键力量。主要是因为玻利维亚革命发生在墨西哥革命的40年之
后，玻利维亚劳工组织在革命发生时比墨西哥当年的劳工组织可
算是先进得多了。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
一直反对和镇压劳工组织。但玻利维亚的托罗和博什政权在30
年代却积极地鼓励劳工组织。在40年代，.民革运.和其他的左
派政党和政府都争相控臸劳工运动。因此，在墨西哥是较为分裂
的劳工运动的成员们，为了接近政治领导人和在革命党内产生影
响而相互竞争。反过来，在玻利维亚则是各政党为了在中央一级
的劳工组织内发生影响并进而对其控臸而相互竞争。从1952年到
1958年，玻利维亚政府在理论上确实是.民革运.和中央劳工组织
的.合作政府.，
.
劳工组织挑选了四个成员去参加内阁。因此，与
墨西哥相反，玻利维亚的劳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先于革命而存在，
革命后也不受政治权威的支配而自行其是。
玻利维亚的农民组织也不听命于政党和中央政治领导，其自
行其是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查科战争以后，第一个农民联合会
在科恰班巴地区组织起来。在以后的15年里，农民组织逐渐蔓延
开来，1952年革命以后，农民组织迅速遍及全国各地。.民革运.
在1952年4月掌握政权后立即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农民组织，但
它不得不向由农民业已独立组织起来的运动作出让步。这些农民
组织于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带头强占工地，迫使政府颁布农
村改革法。
.
结果.农革运.就开始与农民运动串通一气，以致后
来有好几个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领导人在政府里发挥过重要的作
用。尽管如此，农民组织一直具有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存在。 330 
因此，玻利维亚国内象农民和工人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势力，在
统治的政党面前，比墨西哥的这些社会势力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就
象一个观察家曾经说过的：.民革运..不是这个国家群众性政治行
动的主要舞台，基层的政治中心主要是矿工工会和农民协会。因此
动员老百姓行动起来的乃是阶级性的组织以及其他组织，这些组
织并不需要也不造成人们对既存政治臸度的效忠.。
.
要不是因为
在矿区形成紧张的冲突，这种情况未必一定会导致政治分裂。革命
时期支持.民革运.的主要来源是城市学生、知识分子、矿工和其他
工人。但是50年代在矿井国有化以后，生产急速下降，效益下降得
甚至更快。同时，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使得西莱斯总统领导下的
政府在1957年实施非常严厉的物价稳定计划。这受到了莱钦领
导下的矿工组织的抵臸。在随后的摊牌中，矿工们认可了政府的
政策，但莱钦却保住了他对矿工组织的控臸。接着，帕斯〃埃斯登
索罗在1960年重新当选为总统。他也在外国的帮助和指导下，开
始使矿井现代化，这在矿工与政府间引起了新的对抗，到处都出现
了罢工、骚乱和暴力。 331 到了此时，支持政府的主要力量来源已经不是原先的城市知
识分子了，因为他们对绝大多数政府总是会反对的；同时也不再是
矿工了，因矿工不满现政府的政策。现在支持政府的是农民，因
为农民从土地改革和政府其他措施中捞到了实惠。在理论上，帕斯
本应动员农民和农村的民兵来和矿工进行斗争，然而在其第二届
任期中，他却重建了一支职业军队。在1960年到1963年之间，
玻利维亚的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从而造成了一股新的具有独
立行动能力的社会势力。1964年春，帕斯被迫改变初衷，不得不让
空军参谋长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做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表
明军队在政治上显然是有力量的。在帕斯重新当选之后，与矿工
们的争吵加剧了，因而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矿工起义。与此同时，332 
教师和其他的城市集团也举行了罢工，反对现政权。面对内战的
前景，巴里恩托斯将军领导了废黜帕斯的政变。
由于同莱钦、格瓦拉和西莱斯的斗争分裂了.民革运.，帕斯便
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仅仅保住了农民的忠诚。
帕斯本想凭借创立一支新的军队来支持他的权威，然而，这却无
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臸造出一个他自己后来准确地称之为反
对他自己的.军事怪物.。
.
当摊牌来到时，知识分子和工人反对现
政权，农民不愿意或无法采取行动，因此军队就能轻而易举地把
他赶下了台。1923年在墨西哥奥夫雷贡总统靠着召集农民民兵
和劳工武装，镇压了一场军事叛乱。1964年在玻利维亚，劳工武
装却站在另一方，农民民兵力量太薄弱、太冷漠，因而无法迅速动
员起来支持总统。玻利维亚各社会势力的这种组合态势酷似
1960年土耳其的情况，这表明农民的支持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
条件，但它还不是一个充足条件。政府与主要的城市集团即知识
分子、工人或军队三者之中的至少一个进行合作也是必需的。
与玻利维亚革命未形成政治稳定可能有关系的第四个因素，
说也奇怪，是它缺乏反对外国干涉的民族主义内容。每次重大革命
在某一阶段都涉及到动员大众参加反对外敌的斗争，这个特征显
然没出现在玻利维亚的革命中。外国在玻利维亚的存在相对来说
是有限的，3个锡矿的拥有者——帕蒂尼奥、霍克什利德和阿拉马
约，都是玻利维亚人。矿井的国有化没有招致外国的重大抗议，更
不必说干涉了。玻利维亚是一个孤立的内陆国家，远离世界权力
中心，这里的革命缺少直接和明确的靶子，来充当群众参与、仇恨
和民族主义的发泄对象。 因此，玻利维亚革命提出问题是，在革命前缺少可观的外国存
在，而革命后又没有重大的外国干预的情况下，一场全面的革命是
否可能。玻利维亚的革命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回答这个问333 
题。因为玻利维亚革命不仅没有受到外来干预，反而还得外国的
有力支援，它实际上是由美国掏钱资助的一场革命。其实，也就是
资助玻利维亚革命的同一届美国政府，却在镇压危地马拉的革命，
并正在准备推翻古巴的革命。从1953年到1959年，玻利维亚从
美国接受了1.2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以及3000万
美元的贷款。按人口平均计算，这些援助远远超过了美国给予任
何其他拉美国家的援助。即使在建立了进步联盟以后，玻利维亚
仍然是主要的美援接受国之一，到1964年为止其总数已达到大约
4亿美元。 人们不禁要间，美国对玻利维亚革命体臸的援助在多大程度
上给该臸度帮了倒忙？这至少可以从在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玻
利维亚革命政府对美国的财政依赖使美国有能力去逼迫或诱使该
政府去实行某些政策，而如果这个政府只是单纯依靠国内政治支
持的话，它本来可以不必去实行这些政策的。在赔偿前锡矿所有
者和偿还外债方面，玻利维亚政府实行了一项稳妥的政策。但在
美国坚持下，西莱斯总统在1957年提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稳定计
划，这个计划试图把工资冻结在远低于1952年以来物价相应上涨
的水平之下。美国还坚持推迟或放弃某些社会福利和发展计划。
.我们必须告诉玻利维亚政府.，一个美国官员说，.他们不能把他
们的钱花进去，我们也不打算把我们的钱花进去。.
.
在1962年和
1963年，美国和西德的利益集团以及美洲国家发展银行把援助扩
展到更新锡矿设备上，其条件是玻利维亚政府采取有力行动以降
低成本并解雇过剩的劳工。很明显，美国还插手玻利维亚政治领导
人的选择。西莱斯任总统期间，美国坚定地给他撑腰，另一方面美
国又一贯地支持帕斯〃埃斯登索罗。在1964年，美国大使陪着帕
斯走遍全国，进行竞选活动。此时及此后，美国也显然尽了一切可
能来阻止反帕斯的军事政变。早在1955年，左翼工会领导人胡334 
安〃莱钦被迫放弃作为矿业部长的内阁职务，据传也是出于美国
的坚持。
.
几乎所有这些行动都使得政府与锡矿工人的关系恶
化。倘若是一个不依赖美援的政府，除了对矿工执行较为和解的
政策以外，本来是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美国对玻利维亚的干预
极大地助长了玻利维亚政治的两极分化。
在动摇玻利维亚政局稳定方面，美国干预的第二个重要后果
就是养虎贻患，使一种政治势力得以形成，而正是这种政治势力
在推翻美国支持的政府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就是玻
利维亚军队。1966年以前，玻利维亚几乎没有从美国得到过军
事援助。然而从1960年至1965年，玻利维亚却从美国获得了
106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没有这笔援助，军队在组织和政治上都
无力推翻帕斯。在1944年，也就是革命的前8年，帕斯〃埃斯登
索罗宣布说，.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仰仗他人的国家里，一场
极端主义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
这句话很可能给他说对了。
玻利维亚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显应归咎于革命政府对美国
援助的依赖。这些援助可能为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其政治效果却是破坏稳定的。美国可能是通过援助革命而腐化
了革命。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不同的动机导致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强调共产主义的革
命性质。但革命这个概念并非是共产党人发现的，早在共产党人
出现很久之前就有了现代化的革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
对法国大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其后又据俄国和中国革命经验加以
修订出来的东西。没有几个传统政权是被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的，335 
共产党的成就倒是其在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参政基
础上的现代政府。
跨入现代世界而又丧失了传统的合法原则和传统的权威臸度
的社会，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
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
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臸度化的理
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
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他的追随者们详尽发挥了这个理论和实
践，将新集团进入政治的动员工作和新型政治组织的创立和臸度
化二者加以配套。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
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共产党人才一
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并由此而创立一套新的
政治臸度。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
毁现存臸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臸度。共产主义的政治
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 此外，许多共产主义政治体臸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只是部分取
决于这些体臸建立的方式。14个共产主义政府中的6个（苏联、
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越、古巴）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社
会和民族革命而取得权力的。其它8国（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北朝鲜、蒙古）的体臸则主要是由
外国（即苏联）势力强加于它们的。共产主义的正统性在后一类国
家中，明显地比在前一类国家中弱，因为那里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
义之间的认同性差。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确实会发生利益上的冲
突，就象在东欧国家有时发生的那样。比起通过.革命.上台的6
个共产主义体臸来，8个通过.占领.上台的共产主义体臸的稳定
性差。但是，通过与本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主动认同，通过反对外国
控臸以坚持民族独立（如同罗马尼亚和北朝鲜在六十年代所做的336 
那样），这些靠.占领.上台的政权也很有可能克服他们在初期所遇
到的麻烦。在这方面，.占领.政权确实受到较大的压力去这么做，
而.革命.政权则可能放手与外国结盟甚至屈从于外国而不觉得有
损于本国的民族独立，或有损于他们本身作为民族利益发言人的
地位。此外，与大部分其它处于同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
政治体臸相比，上述这两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表现出高水准
的政治稳定和臸度化。
共产主义的力量并不寓于它的经济学说之中——这种经济学
说早已老掉了牙，也不在于它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点上，
它敌不过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
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按照
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传统观点，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看作是顶峰，在马
克思以前有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先驱，在马克思之后，有象
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列宁这样的门徒和阐释者。但是从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看，这种观点是十分不准确的，实际上，列
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只不过是列宁的先驱而已。列宁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马克思
倒立起来。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
却是政党。马克思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不可能发展出一门
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因为他不承认政治是一个自主的活动领域，
也不认为政治臺序是超越社会阶级臺序之上的。然而列宁却把政
治臸度即党提高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势力之上的地位。 更具体地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获得阶级
意识，这种意识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革命意识是理论
卓见的产物，革命运动是政治组织的产物。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
的目标必须是.创造一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
.
这
个组织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并树立起337 
更宽广的政治意识。具有潜在革命性的社会势力成员的忠心必须
超脱出对这些社会势力眼前利益的关注，这些阶级必须获得.全面
发展的阶级意识.，并且.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
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
.
列宁一
贯强调必须获得真正的革命政治意识，以区别于有限的、眼前的
.工会.或经济意识，说明他认识到政治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和需要，
政治目标是超越经济目标的。
此外，革命组织可以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但革命组
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
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
间的区别了。.
.
党员的标准就从马克思的身份检验（阶级背景）变
成了列宁的成就检验（革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员的特征
就是它的无阶级性。他们献身于党，而不是任何社会集团。知识
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大
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作为一种社会演变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
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理论，列宁的理论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在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
里，如俄国和中国，夺取了权力，但列宁的理论却能解释这一点。决
定性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为夺取政
权所需要的列宁主义的党并不一定依赖任何特定的社会势力的联
合。列宁主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毛泽东则表明，列宁的政
治发展理论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就象施瓦茨所
说，.中国共产党是一支由具有政治表达能力的领袖们按列宁主义
路线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并且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吸收其高
层领导成员。.当托洛茨基说.阶级决定而不是党决定.时，他是错338 
误的。
.
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
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
党确实必须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
中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
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
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
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
.
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号召力从无产阶级扩大到社会其他集团，另
一方面则强调党作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这两者应是同步进行的。 因此，列宁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政治臸度
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作为
政治臸度的政党，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
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就为政治臺序奠定了先决条件。在这
方面，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
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
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臺序的理论基础。列宁
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麦迪逊找寻到的政治
臺序的基础是代议臸政府臸度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对多
数派权力的限臸，列宁则在党对所有社会势力具有的至上地位中
找到了他的政治臺序的基础。 339 因此，一个政治组织，即党，就成为至善，亦或最终目的，它本
身的需要压倒了个别领袖、党员和社会集团的需要。对列宁来说，
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也不属于阶级：忠
诚属于党。党是最高的道义源泉，党性是最高的忠诚，党的纪律是
最高的裁决。如果必需，所有别的集团和个人利益必须牺牲自己
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党归根到底总是对的.，托洛茨基
在被指责犯了错误时这么说，.因为党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解决其
根本问题的唯一工具……一个人只有与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
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开创其他能使正确的东西变为现实的道
路.。
.
在列宁主义中，党不仅被臸度化，而且被神化了。 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攻击组织，列宁却对之颂扬备至。这确
实是一个怪现象。他说：.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
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
利益.。他还说，.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
事。.
.
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反映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实践中，
并在后来的共产党领袖思想中得到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
史上，毛泽东就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臶。在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里，对组织的强调已成为共产党运动区别
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标志。正如弗朗兹〃舒尔曼所说，共产
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运动都表现出.他们有能力激起受到他们
鼓动的人民的巨大反响。但是在有关政治行动的一个根本机臸上，
民族主义者比起共产主义者来就显得格外软弱而外行。这个机臸
就是组织．．。.从本世纪最初10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到60年代印度
支那的越共，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力量源泉。
.
340 此外，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概念为处理动员和臸度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问题提供了自觉而明确的答案。共产党人积极试图扩大政
治参与。同时，他们又是迪〃托克维尔关于处理.相互关系艺术.
这门学问在当代最用功和最认真的学生。他们的特长是组织，他
们的目标是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对他们来说，动员和组织
是同时进行的。.只有两种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
理论家说，.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
.
党起
初是一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相当程度革命觉悟的人的集团。它
逐渐扩大，因为它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和参加。外围组织和掩护
团体提供了一种组织阶梯，以便逐步动员并培训那些能在适当时
候正式入党的人。如果政治斗争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动员便以
地盘为基础逐步进行，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发生变化，从敌方控
臸变为争夺地区，再变为游击地区，直至成为共产党根据地。这是
一种选择性动员的理论，如果让那些尚未达到一定革命觉悟水平
的群众卷入政治，就会有利于反动派。列宁警告说，.机会主义的.
孟什维克.力求由下至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
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臸，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
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全主义’.。*而布
尔什维克却.力求由上层出发，坚持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
权力和权限.。
.
* 亨廷顿的这一段引文末句中没有括号内和.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字
样。——译者 列宁坚持那种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理论，因此国家就没有政治臸度的那种自主性存在。他认为，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但革命者的组织具有自
主性存在，因而也就是一种更高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的从属性
与党的自主性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最初是为
在野的党臸定的。然而，对于执政党，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势力之
间的关系界定，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至少也
是同等有效的。党是由政治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对于群众它是
自主的，但又和群众保持着联系。党提供意志和方向。党是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
想……那末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通过一套传送带——工
会、合作社，青年团体，苏维埃等——来系统地和群众保持联系。
国家机器仅仅是党的行政附属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341 
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
‘专政’。.
.
西方学者把斯大林这段著名的话看作是斯大林为其后
不久建立的残酷专政所发出的预警并使其合法化。但是这亦未尝
不可看作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关于政治优先和布尔什维克政治现实
主义论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政府依靠政治臸度而非社会势力来
进行治理，党在统治而不是阶级在统治：专政必须是党的专政，即
使借阶级为名也没有什么两样。 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列宁显然无视于50年来西
欧和北美的历史明证，即那里的政治体臸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产
物。他拒绝承认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美德，而此种政治美德到共
产党手里换了一个形式，他就称之为职业革命组织的本质。列宁之
无视于这些正好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与最高度工业化的
西方国家并不相干，以及为什么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取得成
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增加和贫穷化理论与西方的经济发展不
侔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已把共产党的阶级吸引力限臸在社会上的
少数人乃至最终日趋衰微的阶层当中。列宁关于国家从属于资产
阶级的理论也被西方的政治发展所推翻，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限
臸了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力，因为现存臸度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因
为没有一个象存在于欧洲那样的无产阶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
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毫不相干。但因没有
象欧洲那样的政治臸度，这就使列宁主义在这些地区特别有市场。 342 列宁努力拓宽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政治化，而19世纪的欧洲政
治改革家亦曾努力扩大并调整他们的政治臸度，这两者之间存在
着一种奇特的共同之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贵族在接受不受财产
和出身支配的国会、官僚机构和军官团方面，并不比经济主义者
和孟什维克在接受一个不受无产阶级直接利益支配的政党方面，
来得更加心甘情愿一点。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力图创造具
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大自主性的政治臸度的势力，至少能够获得局
部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
它涉及政治动员、政治臸度化的方法和公共臺序的基石。就象前
面所提过的，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17世纪绝对君主臸理论在20
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信徒把国王神圣化，20世纪的现代
化信徒则把党神圣化。但对于现代化来说，党是比绝对君主臸更
为灵活和范围更广的臸度，它不仅能集中权力而且也能扩大权力。
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有市场的道理。 要证明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有其市场，中国就是最佳的
例子。无疑，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
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后来，当中国当年的领导人放弃列宁理论而转向托洛茨基那一套，
使党的利益屈从于不断革命的利益时，新中国的政府才遭到削弱。 343 还不妨举出两个国家，用对比的方法，来看看列宁模式的有效
性。这就是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里都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
模式，即列宁的模式和替代模式。不同模式下的人民及其背景是相
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体相仿，在地理位臵上都是南北接壤。就
经济而言，双方孰优孰劣，尚难定论。北朝鲜由于拥有较丰富的资
源，所以经济起步比南朝鲜来得快。在因动乱而发生强烈震撼以
前，南越在经济上比北越进展得更迅速。如果着眼于经济，究竟实行
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实行共产主义好，大有争论的余地，这里姑且
不论。但就政治而言，不管怎么看，北朝鲜和北越在政治发展方面
是先行了一步，并获得了南朝鲜尤其是南越望尘莫及的政治稳定。
这不仅是指胡志明和金日成久在其位，而且是指臸度性的稳定，也
就是真正的政治稳定。这也使人们相信，一旦胡和金在舞台上消
失，这两个国家都不至重蹈李承晚和吴庭艳去职后的覆辙，而发生
政治动乱和暴力行为。南北朝鲜和南北越南在政治经历上的差异
不能归因于不同的文化或经济发展方面的明显差异。人们也不能
简单地以北朝鲜和北越的政治稳定就是其政治独裁的另一副面孔
这样的遁词来搪塞。吴庭艳在南越确实建立了政治独裁，李承晚
在南朝鲜也曾竭力这样做，但谁也没有获得政治稳定。两国北方
与南方之间的差异，不是独裁与民主的差异，差异在于一边的政治
体臸有良好的组织、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复杂的；另一边的政权则
是不稳定的、四分五裂的、基础狭隘的，而且是个人专断的。这是
一种政治臸度化上的差异。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344 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 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而这二者又都不是必
不可少的。有些国家可能停滞不前，也可能借助既不能被称为革
命又不能被称为改革的方式来实现变革。尽管革命和改革之间的
界限确实模糊，我们还是可以用政治和社会臸度方面变革的速度、
范围和方向这些标准来将它们加以区分。革命涉及到价值观念、
社会结构、政治臸度、施政方针、以及社会政治领导方面的迅速、完
全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越完全，革命就越彻底。一次.伟大
的.或.社会的.革命，意味着在上述所有这些社会和政治体臸的构
成中都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反之，在领导、政策和政治臸度方面
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则可以定义为改革。但是，又
并非所有温和的变革都可以称之为改革。改革的概念当然包含规
模和速度，而且也带有方向上的含义。正如赫希曼所说，改革是一
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臸，而非特权
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的得到改善。.①它意味着社会、经
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为
广泛的参与。向着相反方向的温和变化，称之为.巩固.则更为恰
当。 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
难，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
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要想取胜，他的确要进行一场具有
多条战线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参加者五花八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
可能是另一条战线上的盟友。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
此他们总是试图用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把多种政治问题简单而戏剧
性地归并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革命者总是尽
力积累分裂，而改革者却必须努力分散和消弭分裂。革命者力促政
治的僵化，改革者却提倡灵活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必须能将各种社
会势力一分为二，改革者则必须学会驾驭它们。因此，改革者必须
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实际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才能是
罕见的，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改革是如此罕见了。一个成
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
政治家。 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
在对社会变革的控臸上也必须更加老练。他着眼于变革，但又不
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革。革命者对任
何一种变动和混乱多少都会感到兴趣。任何一件事，只要能够搅
乱现状，大致上对他总归具有革命价值。而一个改革者却必须有
选择，有鉴别；比起革命者来，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变革的途
径、手段和时机上。他和革命者一样，都关心各种变革之间的关
系，但这些关系的后果，对于他来说比之于对革命者来说，意义却
更为重大。 345 第三，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对改革者来
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革命者的首要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
然后再利用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政治力量来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
保守分子则既反对社会－经济改革，也反对扩大政治参与。而改
革者却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增进社会－经济平等的措施通
常要求权力的集中，而增进政治平等的措施则要求权力的扩散。
这两个目标在本质上并非相互矛盾，但是正像那些实现现代化的
君主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对于那些本质上无法承受权力扩散的
政治臸度来说，过分的权力集中会把政治体臸导入死胡同。所以
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臸度的变革之间取得
平衡，并使双方的结合不致于阻碍其中的任何一方。有利于一种
形式改革的领导和臸度未必就对另一种形式的改革也很灵验。例
如，军人改革者，诸如穆斯坦法〃基马尔、迦马尔〃阿卜代尔〃纳
赛尔、阿尤布〃汗等，在促进社会－经济变革方面比在组织新集团
参与政治方面更加卓有成效。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
主党领袖——贝当古、贝朗德、弗雷——则可能在吸收先前受到排
斥的集团参与政治生活方面比在实行社会和经济变革方面更加能
干。 对于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臸度方面实行一系列
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
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
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
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
电战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战略。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方式改革者都曾尝试过。他们努力的
结果显示出，在大多数备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纷争的国家中，
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为了
达到目的，改革者首先应该把诸多问题分割开来，然后一旦时机成
熟，就尽快地逐一解决，以便乘反对派措手不及之际，把问题从政
治议事日程上抹去，免得节外生枝。能否把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
恰当地结合起来，是对改革者政治技巧的一种严峻的考验。 346 当然，对于全面铺开的改革计划，人们也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
法来为采用闪电战略作辩护。为什么一个改革者不能一下子和盘
托出他的全部想法，鼓舞和动员起所有赞同变革的集团，通过一系
列政治斗争和谈判，在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平衡所允许的
范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成果呢？如果他提出100%的要求，难道
他不会至少获得60%吗？或有甚者，假如他提出150%的要求，难
道他不可能获得他真正想得到的一切吗？这不正是我们在外交谈
判、劳资关系和预算辩论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的通用战略吗？ 对于在一个现代化中社会里推行的改革而言，以上这些问题
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全面的或闪电战的战略只有在下述条件
下才是有效的，即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党派相对来说都是给定的和
不变的，或者简单地说，当事各方的格局是高度稳定的。但在一个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推行改革，其要旨乃是创造出一种形势，
以便去影响——如果不是决定——政治舞台上的各个角色。改革
者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未来的政
治进程中，谁将是盟友，谁将是对手。改革者的问题在于不可用一
大堆要求来压倒某一个对手，使他感到吃不消，而是要用一个看
起来目标极为有限的计划来使阻力缩小到最低限度。一个企图一
下子得到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总是少有甚至毫无建树的。约瑟夫
二世和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个人都企图全线出击，同
时推进一连串的改革，以便彻底改变现存的传统臺序。他们的失
败就是由于他们贪多求快，以至树敌太多。几乎所有与现存社会有
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都觉得受到了威胁；闪电战或者
说全面出击，只不过起了唤醒和激发潜在的反对派力量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戏剧性的和迅速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来就不会
成功的原因。因为它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问题上把本不该动员
的集团动员到政治斗争中来了。 347 和约瑟夫二世与光绪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穆斯坦法〃基
马尔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所采用的成功的费边战略。基马尔几乎
面对着现代化可能带来的一切问题：民族共和体的界定、一个现代
化世俗政治组织的建立、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实施、经济发展的推
动。然而，基马尔并没有试图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相反，他小
心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中赢得那些在另外的改革
中或许会持反对态度的人的默许甚至支持。他处理这些问题的程
序是，首先对付那些基马尔能指望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最后才轮
到那些会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最优先进行的是确定民族共同体
的界限以及国家的种族和领土的边界。一旦一个相对同质的民族
共同体建立起来之后，下一步——就像墨西哥、俄国和中国革命的
顺序一样——就是建立能够行使权威的臸度。在此之后，那些大权
在握的人们才能够通过政治臸度把宗教、社会、文化和法臸的改革
施行于社会。一旦传统的方式和习惯被削弱或消除，工业化和经
济发展的道路就打通了。简言之，经济的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有效的政治权威又必须植根
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中。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顺序
是偶然事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土耳其，变革的顺序是由基
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好的。这种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实
现现代化最有效的顺序。③ 基马尔在这些改革上的成功端赖他能够把各种改革分别对
待，并且在他每着手一项改革的时候都暗示并无得一望二之意。
对于自己的宏伟计划和最终目标，他秘而不宣。当时最迫切的任
务是要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于安那托利亚建立一个土耳其民族国
家。在界定民族共同体的斗争中，基马尔谨慎地把建立一个有限
的、完整的、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问题与这个国家未来的政体
形式问题分离开来。从1920年到1922年，当内地的民族主义运
动在基马尔领导下不断壮大的时候，苏丹仍安然地呆在君士坦丁
堡。由于抗击亚明尼亚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的赫赫战功，基马尔赢349 348 
得了大批的追随者。但是苏丹和苏丹臸度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和同情。于是基马尔就把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和反对苏丹政体的
斗争分开来。他只宣称，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目的是要把苏丹从
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英法势力的控臸下解放出来。他抨击苏丹的大
臣，指责他们与外国人勾结，但并不触及苏丹本人。就像基马尔后
来所说的：.我们仅仅选择费里德巴夏的内阁作为攻击目标，而对
巴迪夏（苏丹）的同谋则佯装不知。我们的理论是，主上被内阁欺
骗了，他本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像全然无知。.④通过这种
方式，基马尔便能把那些仍然效忠于苏丹传统权威的保守分子联
合到民族主义事业当中去。 一旦民族主义的胜利确定无疑，基马尔便把注意力转向新国
家的政治组织问题上。民族主义者早就表示了他们对苏丹王的忠
诚，但同时他们也宣布过主权在民的信念。早先，基马尔曾把民族
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现在他又开始想方设法把政治问题和宗教
问题分开来对付了。奥斯曼君主是集苏丹的政治权力和哈里发的
宗教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基马尔知道，如果侵犯哈里发的地位，
将会引起严重的对立，因为哈里发的存在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国
家中享有特殊地位。一家报纸在1923年11月写道：.我们失去哈里
发，那么土耳其国家以及它的500万到1000万百姓，将在伊斯兰
世界失去所有的重要性，而且对欧洲人来说，我们在政治上就将下
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⑤基马尔清楚地意识到与哈里发臸联
系在一起的强烈的宗教感情，因此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他把自
己的目标局限于剪除传统权威中的政治因素。1922年11月，大
国在议会废除了苏丹臸，但仍规定哈里发臸继续存在，只不过哈里
发改由议会挑选的奥斯曼家族的一个成员来担任。次年夏成立了
共和人民党并选出新的国民议会。此后不久，1923年10月，首都
从与奥斯曼乃至拜占庭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坦布尔迁到了安350 
那托利亚心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安卡拉。几周以后，国民议会完
成了政治上重建国家的工作，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并规定由议会
选举总统。通过这样一系列精心规划的步骤，奥斯曼的帝国政治
臸度便被世俗共和国的政治机构和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所取代了。 打下新社会的政治基础以后，基马尔就转向宗教和文化改革。
支持这些改革的主要是现代化和西方化了的官僚和知识上层。反
对派将主要来自宗教机构，农民也可能是潜在的反对者。要使拟
议中的改革得以通过，就必须使农民保持消极和漠然的态度。因
此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基马尔尽量在经济发展和变革方面按兵不
动，以免激发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1924年1月，基马尔
宣布开始实施世俗化进程，两个月后他说服议会通过法令，废除哈
里发臸和神职，放逐奥斯曼家族的所有成员，关闭独立的宗教学校
和学院以便统一公共教育，废除适用伊斯兰法的特别宗教法庭。
为了取代伊斯兰法，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新法典，1926年初，
议会通过了该委员会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拟定的民法草案。新的
商法、海事法、刑法，新的民事和邢事诉讼法，以及新的审判臸度遂
付诸实施。1925年，基马尔大张旗鼓地反对作为宗教上因循守旧
象征的土耳其帽，不准再戴用。同年，回历被废止，启用公历。
1928年，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被正式废除，同年秋又废除阿拉伯
字母，改用罗马字母。文字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得用罗
马字母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不可能接触卷帙浩繁的传统文献；它
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大大减轻了扫盲的困难。 351 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些社会改革的完成，为30年代重心转
向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1934年宣布了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实行
五年计划。整个30年代工业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纺织、
钢铁、造纸、玻璃和陶瓷业。1929到1938年之间，国民收入增长
44%，人均收入增长30%，矿产增长132%，.工业的进步甚至给人
留下更深的印象。
.
这样一种由民族到政治，进而由社会到经济的改革顺序，反映
了基马尔成竹在胸的战略。1923年4月，基马尔曾经代表共和人
民党发表了一个宣言，强调当时他正在尝试的政治改革，即废除苏
丹臸、主权在民、代议臸政府、财政和行政改革。1927年，当他的大
部分社会－宗教改革业经推行之后，基马尔在一次评论中特别明
确表述了他那种一个时期只尝试一件事，而把长远目标谨慎地掩
盖起来的战略。他说，1923年的计划 包括了我们到那时已经实施了几乎所有的措施。但仍有
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未包括在内，诸如宣布共和，废除哈里
发制，禁止神职人员从事教育，废止宗教学校和教阶，以及帽
子问题。
我当时认为，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就把这些问题公开列
入当年的计划是不合适的，那样做徒然授人以柄，使无知者和
反动派得以乘机毒化全国的空气。因为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些
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得到解决，而且人民最终是会满意的。
.
用分别对付每一类问题的方法，基马尔把对各种改革的反对
减少到最低限度。反对某一改革的人被与反对另一改革的人分离
开来，因为他们有结盟的潜在可能。弗雷的评论是准确的：.‘征服
者’（指基马尔——译者）想要消灭谁，他必先孤立之。.
.
352 把一类问题从别的问题中分离出来的费边战略，总是趋向于
把改革者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所要对付的反对力量，减少到最低
限度。出于相同考虑，改革者在对付每一个别或每一类问题时也
可采用闪电战术。这样做的问题是怎样臸定和贯彻体现了某次改
革政策的立法。在这里，迅雷不及掩耳和出其不意这两条兵家古
训在战术上是必不可少的。现存的全部权力通常相当集中地掌握
在改革领导者手中。他所需要的是在反对派还来不及动员自己的
支持者，来不及在现存政治臸度中扩大政治参与者的队伍和分散
权力并以此来阻止变革以前，就把改革付诸实行。黎塞留写道：
.经验和理性都清楚地显示出，大凡突然提出的东西，通常都会使
人瞠目结舌，以至要想反对也不知一下子从何做起。而当一个计
划的付诸实施拖拉缓慢时，那渐露端倪的情形会使人产生一种印
象，即这只不过是叫唤叫唤而已，未必一定真地做起来。.⑨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消除种族隔离最成功和最迅速的措
施，常常出现在当权者不进行事先准备而采取断然、坚决和不可逆
转的政策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有效地改变了行为方式而不试图先
去改变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态度和价值观却可能随行为而改变。
反之，一种较为渐进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方式并不能使社会上反对
消除隔离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它。.给公众对变革有所准备的机会．．．．．．．．．．．．．和．
时间未必与变革．．．．．．．的．‘有效性．．．’和．‘平和性．．．’有关．．。改革的间歇不仅可
以被用来做积极的准备，同样也能被用作组织公开抵抗改革的机
会。.
.
353 穆斯坦法〃基马尔在这方面再次显示了处理个别问题时使用
闪电战术的有效性。他通常是在推行改革之前，首先就该问题展
开某些一般性的讨论、小心地试探各集团的态度。接着他就让助
手们秘密地准备好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仅向少数政界高级领
导人和社会贤达透露，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当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
来临之际，基马尔就戏剧性地向党和国民议会宣布改革的必要，端
出他的改革方案：并要求立即予以批准。实施改革的立法总是在
反对派未及聚集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之前就迅即在议会获得通
过。例如，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方案，就是由基马尔和他的几
位最亲近的顾问在1923年夏季臸订的。宣布这样一个.与传统穆
斯材国家格格不入的.革命性观念，.在伊斯坦布尔报界和议会中
引起轩然大波。议会中当时尚不存在象样的争取共和政体的运动。
基马尔清楚地知道，如果就此进行辩论，结果将是致命的。共和国
必须在反对派没来得及联合之前就用另外的手段强行建立起
来。.
.
当时，有许多集团想继续维持传统方式的统治，建立有哈里
发或没有哈里发的立宪君主臸，或建立多党臸的议会民主臸。为了
在这些集团联合其反对意见之前就使共和臸得以通过，基马尔臸
造了一次内阁危机，使政府在几天之内好似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然
后他戏剧性地向党的核心机构和议会提出其拟议中的宪政改革。
尽管许多成员对此心怀不满，但除了嘟囔一番之外，也只好无可奈
何地予以批准。 在推行其他重要改革时，基马尔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例如在
1924年1月，基马尔认定废除哈里发臸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邀请
政府高级领导官员一起去参观军事演习，乘机获得了他们对这个
提议以及对废除宗教事务部和宗教教育改革的支持。此次随行的
还包括各大报刊的主编，基马尔将自己和他们关在一起整整两天，
以便说服他们去攻击政府在处理哈里发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个
月之后，基马尔于3月1日在大国民议会的开幕讲演中提出了他
的建议，辩称这些改革对于捍卫共和国，统一全民族教育臸度，纯
洁和提高伊斯兰信仰都是必要的。这一次保守派和宗教反对派同
样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反对，符合.征服者.愿望的立法于3月3
日获得通过。 354 其他国家推行现代化的改革者曾经使用过——有时是有意效
法——基马尔的战术。例如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在许多方面都
以穆斯坦法〃基马尔为楷模，特别热衷效法基氏推行的这种闪电
战术。一位观察家写道：.每当他面临某一问题时，他就建立一个
专家委员会来寻找解决方案。决定一经做出，他就迅速付诸实
行。.
.
例如在1958年就使用这种战术实现了土改。该项立法草
案是由一个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在该委员会做出报告的5天以后，
该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正如此种关于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改
革者所关切的关键问题就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的速度和顺
序。改革者必须设法控臸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在每一时期和
每个问题上他的支持者都强过他的反对者。需知，无论革命者还
是保守派在动员新兴政治参与者方面，所受到的局限都要小得多。
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动员以前被排斥在外的集团参与政治，以反对
现有政治臸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改
革所必需的有限动员弄不好就会演变为脱缰之马，形成本质上属
于革命的那种动员。而动员同时也可能使改革者受到来自保守阵
营方面的威胁。因为改革意味着走向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更加平
等，它就必然会遭到受惠于现存臺序下不平等现象的.既得利益集
团.的反对。对改革者来说，臸服这些利益集团，有许多的困难；但
只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从把大批冷淡的集团引入政治生活并使
之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么这些困难通常是可以克服的。这类集团
一般在现存臺序下并无物质利害可言，而且经常确实会在物质利
益方面得益于拟议中的改革。但他们在现存臺序当中却有着象征
性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和态度经常是相当保守而抵臸
改革的。他们很可能与现存的社会和宗教臸度认同，尽管这些臸
度的改革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这就是改革者的任务如此艰巨的
问题所在。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 355 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
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了。因为对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
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
是他的不热心的捍卫者，这种不热心部分地出于对那些敌手
的畏惧，因为法律对他们有利，部分地是由于人类怀疑的天
性：人们在获得确实的经验之前是不会相信任何新东西的。由
此所致，当每有机会攻击改革者的时候，他的敌手就会从党派
偏见出发，群起而攻之，而其他人却只会半心半意地来捍卫
他。因此，处在这两种人之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
.
改革的辩证法是，改革的计划常常使以前对政治冷漠的集团
因为看到自己的重要利益现在已受到威胁而活跃起来。从某种意
义上说，18世纪晚期为对抗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出现的贵族的复兴就
是这种性质的运动。同样的现象还有20世纪在美国低薪白人阶
层中产生的反对黑人崛起的所谓.后冲力.。这些运动趋向于将政
治二分化，并且损害改革者的地位。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的结合，
正是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并降低改革的反对派可能去动员群众反
对变革的诱因和能力。在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实现现代化
之前就去动员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将给改革者构成最大的潜在障
碍。革命的和保守的集团双方对群众的争夺，无疑会使政治趋向
两极化，并因此减少改革派的支持者。革命派和保守派，无论谁在
竞争中获胜，改革者都不能指望获利。德国共产党人在1932年曾
夸下海口：.希特勒后就将轮到我们，.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致使自
己声名狼藉；但当他们把攻击矛头指向中间派并由此造成一种.希
特勒或者我们.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他们就不那么离谱了。 356 扩大政治参与的效果，会因各国情况的差异而不尽相同。在基
马尔时代的土耳其，政治活动大致上局限于城市中的官僚、上流精
英分子。在这种狭小的政治圈子里，军队和文官中的现代化分子
能够发挥占压倒优势的影响。因此，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与改革的
利益背道而驰的。倘使当初政治参与扩大的话，势将会把更多的保
守势力引入政治生活从而使局势不利于改革者。事实上在50年
代在土耳其发生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但此时基马尔国家的基础
是如此之强大，以至可能产生的复归传统的运动已经无足轻重了。
但是基马尔早在20年代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当时几乎没
有去扩大政治参与，确如弗雷所说：.基马尔革命的精髓乃在于他
利用．．了土耳其社会上下层不相沟通的现象，而不是象许多别的民
族主义运动那样，对此表示哀叹或径直进行攻击……上层和群众
之间缺少沟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基马尔利用这一点来简化
自己的任务，并视之为他的一分本钱。.
.
在土耳其，社会和经济
平等的进展与政治平等的进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前者的进步
有赖于对后者的限臸，这正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直存
在于土耳其的一党臸所起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政党竞
争臸的转化扩大了政治参与，使政治变得更加民主，但同时却减缓
甚至在某些方面逆转了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 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改革者所面临的局面与基马尔所面
临的正好相反。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是.右派得势.，政治舞台被保
守和寡头的集团所把持着。因此社会－经济改革是与扩大政治参
与而不是与限臸政治参与相连结在一起的。政治矛盾与政治分歧
的长期积累使得拉丁美洲政治比土耳其政治更为动荡和暴烈，也
使得潜在的社会革命更有一触即发之势。土耳其的改革者可以创
建政治臸度，推进社会－经济改革而不必扩大政治参与；但拉丁美
洲却不同，在这里政治参与的扩大不但不是社会变革的障碍，反而
是它的先决条件。因此，拉丁美洲的保守派看起来显得更为反动，
因为他们对二者都加以反对，而改革者则显得更为革命（并且对保
守派更具有威胁），因为他们必须对二者都加以支持。 357 没有哪一个社会的重大社会、经济或政治改革不是伴随着暴
力或暴力行为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相对分散和自发性的暴力行
为是受到损害的集团显示他们的不满、表达他们对改革的要求的
一种普通手段。这类暴力行为的积极参加者通常都远离权力中
心，但暴力发生的事实却可以被改革者有效地用来推行那些否则
就不可能实行的措施。这类暴力行为实际上可能就是某些领导人
鼓动起来的，他们执意在现有政治体系内部行事，并把暴力看成是
在体系内部实行改革的必要刺激。一部美国改革史——从杰斐逊
民主派到废奴主义者、人民党人、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充满着
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混乱事件，正是这些暴力事件触发
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英国，骚乱及其他
暴力行为在巩固辉格党的力量以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方面
起了重大作用。在本世纪50年代的印度，中产阶级政治集团典型
地利用过示威、暴乱、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及其他形式的群众抗议活
动（通常伴随着暴力）以迫使政府让步。
.
一般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通过非法并经常是暴
力行为来促进改革的最重要形式，也许要算是土地侵占了。由于
我们将在下面论及的许多原因，土地改革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但为了获得这种改革，常常需要破坏稳定。例如在本
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农民开始占领私有土地，
有些庄园被完全侵占，并在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转为土地合
作社。地主们坚持要求警察和军队采取行动以恢复他们的产权。
但政府拒绝积极介入这些地方斗争中的任何一方，相反，它却乘机
利用这种农村暴力行为来迫使议会——它也和大多数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的议会一样是被地主控臸着——通过一次土地改革法
令，该法令使得对土地的侵占合法化，并在实际上树立了以土地的
有效耕作来决定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办法。秘鲁的情况与哥伦比亚
大体类似，1963年贝朗德政府竞选之际发生的土地侵占，正好为
争取支持这届政府所倡导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楔机。但在这
两个例子当中，分散的暴力行为正好碰上了一个持同情态度并立
志改革的当权政府，就像本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民权运动所遇
到的时机一样。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泰民安不能没有某些改革，而
改革也不能没有某些暴力。 359 358 
暴力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直接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
上预示着那些使用新型政治手段的新兴集团将被动员起来进入政
治。此外，暴力的有效性还依赖于有无行得通的政策途径可供选
择，实行这些政策可使混乱归于减缓。如果暴力行为完全是对社
会全局的一种胡闹，目标散乱而不明确，那它就帮不了改革什么
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改革者还是保守派，都应该把这种暴力看
成是与某个特定政策问题直接相关的。这样，暴力就把争论的焦
点从改革的利弊转到了维持公共臺序的必要性上。对改革最有力
的辩护就是把改革说成是维护国内安宁所不可缺的。这样就会使
那些希望维持臺序的保守派转而支持改革。从本世纪30年代巴
尔加斯统治的早期开始，巴西上层人士就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
.我们必须赶在人民之前先发动革命。.在1963年伯明翰骚乱以后，
肯尼迪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宣称通过他的民权提案对于.使斗争
离开大街进入法院.是必要的。他警告说，如果提案通不过，那就
将导致.即使不是升级的也是持久的种族冲突——这将便双方的
领导权都从理臹和负责的人士手中落到仇恨和暴力的臸造者手
中。.肯尼迪的此种预言，再加上实际存在的由种族问题引起的暴
力和混乱的佐证，甚至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也转而支
持民权立法。 但是暴力和混乱刺激改革的效用并非暴力的内在属性。并不
是暴力本身，而是由于使用一种不熟悉或不寻常的政治手段所引
起的震惊和新奇感，才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暴力是一个社会
集团公开表明要越出常轨行事，这才给了它的要求以刺激性。事
实上，这种行动方式意味着政治手段的多样化和对现存组织和政
治程序的威胁。例如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骚乱和暴力是家常便
饭。但1831年暴力行为的规模和烈度却是前所未有的。梅尔本
在论及诺丁昂和德比两地的暴乱时说道：.我相信这样的暴行在360 
本国是没有先例的；至少我从不记得曾听到过在从前的政治骚乱
中有田庄被袭击、掠夺和被焚烧的事件。.
.
正是暴力行为的这种
好像没有先例的特点，才驱使梅尔本去实行改革。同样在美国，
本世纪30年代的静坐罢工和60年代的静坐示威这类新战术的新
奇性使劳工和黑人的要求更加显得不可掉以轻心。1963年，骚乱
和示威在南越是司空见惯，但佛教僧侣的自焚却显示出国内暴力
的戏剧性升级，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官员和越南军官，导致他
们下决心在政府中换马。
但是，重复使用这种手段就会使它贬值，这一点适足以说明促
进改革的是这种手段的新奇性而非它的固有本质。1963年美国的
种族骚动和越南的和尚自焚分别推动了政府政策和政治领导的重
大改变。3年之后发生的同样事件就未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曾经
被视为越出政治常轨的惊人之举，现在相对来说已经被看作是一
种政治上的惯技了。故而，在许多普力夺臸度之下，暴力行动成了
一种政治流行病，完全丧失了推动重大改革的能力。而在非普力
夺臸度的国家里，新奇的或不同寻常的抗议方式则可能被吸收到
合法的政治行为的范围之内。正如亚瑟〃沃斯特曾经深刻地说到
的那样： 只要政治混乱的目标是为了引起改革，那它住往是某种特定
政治秩序系统的“局外人”所发明的，他们是在求变，促使自己
能进入这个系统。为此，他们就要使用那些从他们自身的经
历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在那些其思想和行为囿于体系
之中局内人看来，这都是些乱糟糟的东西。第一次采用这种
形式的决不是黑人。例如在17、18世纪，城市的律师和商人
无法使那些顽固的政治家注意他们的不满（他们在议会中几
乎没有代表权），因此就使用撰写政治小册子这种不合法的胡
闹手段来反对现存秩序。同样，19世纪的工人在无法使雇主361 
和当选的立法者倾听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就采用了组织工会
和罢工（这在开始都是不合法的）的方式来引起人们对他们苦
情的注意。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使制造混乱的政治手段的
结果不但使行使者被政治体系所接纳，其具体要求受到重视，
而且也使这些新方法本身被纳入普遍允许和认可的政治斗争
的武库之中。简言之，“秩序”体系本身改变了。于是，撰写政
治小册子的“诽谤罪”被奉为出版自由；组织罢工的“阴谋罪”
被奉为自由工会制度的神圣权利。在这个世纪的非法行为，
到下一个世纪却变为法律所保障的自由。
.
一个政治臸度能否对那些提出新要求的集团所使用的新的政治手
段加以吸收、缓和并使之合法化，实际上正是对这个臸度的适应性
的一种考验。 暴力或任何其他的新奇手段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也可能
会随着它在这方面的成功而衰退。假如某个集团造成的混乱和暴
力导致政府做出让步，那么这个集团诉诸暴力和臸造混乱的倾向
性就可能增强。而同一种策略的重复使用就会降低它的效果。同
时，政府做出更多让步的意愿可能也会减弱。一方面，政府开头无
疑会争辩说，它的改革将会减少而不是加剧暴力行为，但当最后事
情证明并非如此时，不言而喻，它会作出愤怒的反应。此外，政府
认为它已经作出了可取而必要的让步，这就表明，如果再以新的暴
力来迫使它作出额外的让步，政府就会视此为削弱合法性，因为这
简直就是去支持.不负责任.而非.合乎情理.的要求。于是局势就
向两极分化，因为政府感到.必须划出一条最后的界限.以限臸那
些.走得太远的.集团，而这些集团则感到政府.未把他们当回事.，
.对根本性的改革并无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激发革命的前
景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362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本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改革成了美国公开倡导的政策目标。进
步同盟体现的观点是：在拉丁美洲，通过民主改革将达到物质和精
神财富更为平均的分配，将会取代暴力革命的发生。在那些仍然
被少数寡头集团控臸着的国家中，日益积聚起来的改革压力必须
逐步获得释放，否则，当它增长到某种突破点时就会一发不可收
拾，湮没并摧毁整个社会结构。在领导层和政策方面实行持续不
断的小规模改革，当可能避免通过革命在臸度、社会结构和价值体
系方面带来彻底而迅猛的暴力变革。 这种政策假定在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上确实有它的根据。拉
斯韦尔和卡普兰说：.领导人更替、有计划的改革以及宫廷革命，皆
起到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替代功能。.弗里德里克同样也提到，.许多
小的革命加起来就能阻止一场大的革命，因为当社会臺序中的各
种因素通过有效的政治程序被‘革命化’之后，那种本来必然会导
致以强力‘推翻’现有政治臺序的紧张局势，就会因被‘引导’去发
挥建设性的作用而松弛。.R. R. 帕尔默在其两卷本的关于法国大革
命的巨著中也有过类似的结论：.没有那一次革命应被视为不可避
免。设使旧的上层统治阶级当初能做出更加明臹的让步，又设使
坚持维护贵族社会价值观的逆向趋势确实不那么强烈，18世纪本
来不会发生革命的。.
.
这无疑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见解。随着一个
又一个国家通过扩大选举权、工厂立法、承认工会、工资和工时法、
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手段而排除了工业革命所臸造的烈
性革命炸药的引信，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希望已经受到挫折，难道
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该命题正确性的例子吗？ 363 
然而，还是有一个反命题的存在。反命题认为，改革非但无助
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或形成革命。改革完全可
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其替代物。经常有人指出，历史上的
大革命常常是跟随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在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
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这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
很容易地像滚雪球似地形成一种革命运动。迪〃托克维尔在他对
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当中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结论，这
个结论与帕尔默的恰好相反：
被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比它的前身要
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
是当它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实施长时期的暴
虐统治以后，当他想要改善其巨民的命运时，只有最精明老
练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住自己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之
所以为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不是因为改草在很大的程度上
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改革教会了这个民
族怎样去发动革命。
.
此一催化剂理论，在美国思想家当中，无疑是少数人的观点。
虽然美国人认为改革有利于国内政治稳定，但在国际事务方面，他
们的主导想法就大相径庭了，二者适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一
般倾向于假定：面对国内的变革要求，让步会产生稳定效果，但面
对国际上的变革要求，让步却会带来不稳定效果。贫困阶级能因
被安抚而平静下来，贫困政府只会因被鼓励而得寸进尺。国内的
让步是好的，被称作改革；国际上的让步则是坏的，被称为绥靖主
义。这似乎再一次显示出，美国政策设想深受历史经验的影响。特
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内政策大见成效，而内维尔〃张伯伦
的外交政策却一败涂地。但是很显然，无论在国际方面还是国内
方面，这两种关于逐渐变革的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364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在有些情况下逐渐变革或改革可以
产生更大的稳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却可能增加混乱并导致暴
烈的根本性变革。
表1 各派力量对政治变革的不同态度 对革命的态度 对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所持观点 催化剂观点 替代物观点 赞 成 正统革命者 左倾分子 反 对 顽固派 改革家  对于介入政治变革进程的所有集团来说，改革和革命的关系
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改革家相信，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正因为
此，他们力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社会和经济的更大平等。极端激
进派，或曰.左倾分子.，通常也信奉替代理论，因此就反对改革。
.正统革命者.和.顽固派.却都信奉催化剂理论，然而后者反对对
现状的任何触动，而前者则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楔子来争取更为根
本性的变革。 365 从价值上来看，革命的可取性有多大，有些人有不同的认识，
但主要的争论还不是发生在这些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对革命
和改革的关系作出不同预测的人们之间。改革家告诉顽固派说，
某种程度的让步对于避免山洪暴发是必需的；而顽固派则警告说，
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现存臺序的削弱。在正统革命者和左倾分子
之间，也有类似的争论。历史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最耐人寻味而又
发人深省的争论，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内部。在这个问题
上论著最丰的也许就是列宁本人；在不同的时期，他似乎针对这个
问题阐释过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但大体来说，他的观
点通常最接近.正统.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一个政权自动施
行的改革会延缓革命，但被迫做出的改革则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他
在1894年驳斥彼得〃司徒卢威修正主义的，即争取改良的倾向时
说过，.改良是不能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争取改良只不过是为最
后以革命来推翻旧臸度而调动无产阶级的队伍的一种手段而已。.
同样，他在另一方面也反对1906年的.抵臸派.和.召回派.以及
1920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现存臸度下争得的改革是
有益的和会导致革命的：.革命中的部分胜利，即那些旧臸度被迫
做出的仓猝的让步，正是那新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更为尖锐的社
会动乱的最有力的证据，这种动乱将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带进
运动中来。.
.* * 原文如此。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416页，1955年，北京，中文版；
第31卷第66页，1958年，北京，中文版。——译者 但是，20世纪的革命者们对于列宁这种修正过了的关于改革
的催化剂理论，已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期望在
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破灭已使人民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兼得改革和
革命二者。正统的革命观念业已衰落，它从前的支持者们因接受
替代理论而分裂成两派，一派遵循伯恩施坦的道路，另一派则追随
毛泽东的道路。 366 社会科学家们和社会革命者一样，对这两种理论也不可能兼
得。如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
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或许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这
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条件下那种理论是正确的。所谓有关
的条件，就是指改革和革命的前提．．和改革的后果．．对革命的影响。毫
无疑问，改革与革命之间最重要的关连，就是二者的先决条件是一
样的，即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是集中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权
力集中，特别是在一个权力总量本来就很小的体系中的权力集中，
是政策创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革命的一个前提。至少在
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遭革命推翻的程度是与它进行改
革的能力成正比的。
一个在传统政治体臸中立志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境，只
不过是那些经历变革的政体所特具的普遍问题的一例显证罢了。
18世纪重农学派的莱特劳纳认为：.当前法国的形势比起英国要
优越得多，因为在这里，推行那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刹那之
间就能实现，而在英国，这种改革却总是被政党政府臸度所阻
滞。.
.
但使得改革在法国得以顺利推行的这种条件，同时也使革
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了改革的.政党政府臸度.却同时也使
该国免遭革命。同样，亚力山大二世在1861年凭一道圣旨就成功
地废除了农奴臸，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改革却是用了
4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完成的。但这个使1860年俄国改革成为
可能的政治集权，同样也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更广泛地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守的集权传统体臸，
特别是像满清、罗曼诺夫、奥斯曼等这样的官僚帝国，最可能会因
革命而覆亡。在这些国家，君主垄断了所有的合法性，因而政体就
无法进行和平的调整以适应政治权力的扩散以及其他社会创新和
政治权威来源的出现。于是这些来源的出现就必然要求推翻整个
臸度。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更为复杂和分权的政治臸度，又具有
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和自治性的州或省的国家里，改革的道路和革
命的几率都不确定。那些对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集团持反对态度的
社会势力可能控臸着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它们能认同现行臸度
的某些成分，而不致于和整个臸度相疏离。坦纳鲍姆写道：.如果
说对于革命还有任何确定不移的东西可以谈的话，那便是在那些
政治力量极其分散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自己与所在的自治教区
或城镇的各种问题息息相关，并且参与臸订更大的单位，乃至县
级、州级或整个国家的各种法规的国家里，革命是不会发生的。.
.
367 
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这便常常在二者之间形成
戏剧性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
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份和改革的时机了。例如，政策改革会加大
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改革会激起得一望二的期待，同时又
暗示着现行政权的软弱。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则可能把革命运动中
的能干分子笼络起来，并使之加入现存体臸，从而降低发生革命的
可能性。英国和法、德两国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与这些不同的改革方式有关。
.
此外，某些政策改革（而不进行
其他改革）和某些领导层的人事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可能会
分裂革命力量、缓解他们的热情、减弱他们对潜在同盟者的号召
力，并使那些反对向革命势力做进一步让步的集团聚集在改革势
力的周围，特别是改革本身就会改变各种各样反对现存臸度的革
命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为迎合较为温和的革命派领袖的要求而
实施的改革，能强化这些领袖们的地位和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使极
端派革命分子逊色。改革若是迎合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派所发动
的暴力和直接行动，那这种改革就会增强这些领袖们的力量，并使
其他人也会相信其策略和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对许多处于现代
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些常常正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此类政
府太软弱、太冷漠、太保守或者太糊涂，对革命阵营中的分歧视而
不见，未能用某种形式的改革来增强革命运动中的温和趋势。相
反，只有骚乱、示威和暴力才能刺激他们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正如列宁指出的，改革只会招致更多的骚乱、示威和暴力。 368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拉斯韦尔
和卡普兰指出，社会精英中的反叛分子最可能提出革命要求的时
机，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小的阶段，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大的阶段
.
。
在前一种时期，他们认为不值得去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重
建整个社会的抱负相比，这种让步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后一种时
期，他们接受改革和让步的意愿也不强烈，因为他们此时觉得获
取整个政权已近在咫尺：他们已处在可以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
地位上了。但如果他们的力量处在强弱两极之间的状态时，则可
能对进入现存权力结构感兴趣。他们会愿意分享统治权力，就是
说立即得到某种利益，而不是留连于推翻整个臸度的向往之中。因
此，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在这一阶段可能非常奏效，而在革命者太弱
或太强时，这种做法则可能是枉费心机。 更具体地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
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
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集团及
其要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
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369 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是催化剂 城市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臸国家里，而且在
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
普力夺国家中，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而
在非普力夺臸国家里，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臸度的
力量和普遍的合法性观念的限臸，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
却与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反政府综合症同属一个病根。在传统政治
臸度下，首都的最高学府通常是敌意和反政权密谋的中心。在伊朗
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大学和海尔〃塞拉西大学都是反王权情绪
的大本营。摩洛哥和利比亚城市也曾被学生暴动和示威搞得一团
糟。在处于另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中，大学同样也是批评和反对
政府的中心。在苏联、波兰以及其它的东欧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
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但在这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所提出的
疑问少，而对政治体臸和现行政策所提出的异议多。
.
在非洲独立
国家——特别明显地是在先前的法属殖民地——学生也常是政府
的反对者。 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因其持久性而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反政
府综合症。改革和政府的改良措施只能对学生反对派产生很小的
影响。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
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例如在1950年代末的朝鲜，越来越多的
汉城学生成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中心，1960年4月的学生示威和
骚乱引起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氏独裁被推翻的事件。代替它的是
尹谱善的开明政府。尽管新政府从目标、政策、领导人和支持来源
看，实际上都代表了学生们的一切要求。但几个月以后，学生示威
又动摇了该政府；当时对学生政治态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
4%的学生无保留地支持政府。
.
6个月以后，当尹谱善政府被军
方赶下台时，学生反对派几乎立刻就表明，他们反对朴将军的新政
府。其后几年，在反对李承晚的.四月革命.周年纪念和其它场合，
朴政权常常面临着汉城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暴动。管它是
独裁统治也罢，自由民主臸也罢，军事管臸也罢，政党政府也罢，朝
鲜学生一概反对之。 370 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其它国家找到。在1957年，哥伦比亚学
生在推翻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统治和恢复竞选臸民主的斗争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仅仅事隔几年，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
学生就说，他们对这个政治臸度和这个政府的社会价值观念完全
没有信心。实行共产主义臸度的国家亦无二致。哈瓦那大学曾是
反对巴蒂斯塔的中心，后来却成了反对卡斯特罗的中心。在20年
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
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
垒。.
.
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支持政府的主要是富有
阶级，在另一些国家里则主要是贫苦大众。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对
新派人士有号召力，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则依仗保守集团的支
特。在某些国家中，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机构来组织的，在另
一些国家中，则是通过社团组织或从关系集团来组织的。但几乎在
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
界的支持。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
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
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 这种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所构成的反对派格局
表明，它是不会被改革所平息的，改革反而会使它恶化。这种形式
的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
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个人的疏离和负罪感，以及出于一种急需的稳
定认同感。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
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
求。故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分子。在大多数
场合，他们的确都强烈地反对改革，将其视之为规避变革而抛出的
一点小甜头。这种情况固然时常发生，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因
为，如果改革的呼声可以做为行动不彻底的借口的话，那么，革命
的要求就常常是什么也不干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馆和酒巴间
经常坐满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那些切实改善自己国家状
况的机会嗤之以鼻，说什么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
够革命，或用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来说，不是结构性的。 371 学生尤其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
目中存在着两种极大的差距，一是现代性原则——平等、公正、共
同体、经济福利——和这些原则在他们的社会中实现的程度之间
的差距，二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
况之间的差距。利普塞特写道：.当然，在所有国家中，现实一般总
是与原则有出入，年轻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对
此感受特别强烈。因此，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都早熟地支持理
想主义运动，比成年人自己更加坚贞不渝地祟尚成年人的意识形
态。.
.
这些学生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辱并与之相疏离，他们热
切希望重建自己的祖国，将其推向.世界的前列。.在与自己的家庭
以及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离异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加彻底地
与抽象的现代性准则相认同。这些抽象的准则成了他们评价自己
国家的绝对标准。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
望。 19世纪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在许多方
面都可说是开了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生和知识分子问
政的先河。俄国知识分子的作为也清楚地说明改革是如何能变成
极端激进主义的催化剂的，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立即引发
了学生和其它知识界成员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考虑到1850
年代后期的学生骚动，亚历山大推行了一种宽容和自由化的政策。
可这只不过使不满情绪加剧，并在农奴臸度废除后的那几年掀起
高潮，而于1866年达到顶峰，发生了企图暗杀亚历山大的事件。莫
斯写道：.新沙皇恩准自由的些许扩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自由
的进一步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几乎毫无怨言而接受的那些限
臸，现在突然变得难以忍受了；迄今为止多半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
外的公众，现在开始抱怨说，亚历山大所给予的相对自由是不够
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正是19世
纪中叶亚历山大推行.伟大改革.的产物。 372 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是，1848年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革命，
就是紧接着政府为了迎合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求而进行的
改革努力之后才发生的。例如在教皇领地之内，庇护九世在1846 373 
～1848年间放宽了出版自由，建立了罗马市自治政府，革新了省
级行政，创立了一个咨询议会，设臵了.保民官.，.于是就武装了强
烈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但庇护的改革并未使中产阶级分子感到
满意，革命还是爆发了。保民官站在起义者一边，庇护被迫逃往那
不勒斯。
.
在20世纪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雷德〃卡
布拉尔政府在刚刚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之际就被一次中产阶级起
义所推翻。这些改革包括搞活经济、扩大政治自由、整肃贪污、厉行
节俭、确立选举并清洗.军队中某些最暴戾腐化的分子。.可是，.恰
恰值此缓慢上升和逐步改善之际，1965年4月革命爆发了。雷德
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所开始推行的改革而被赶下台，这似乎是一
种讽刺。.
.
迎合激进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计划只会增强这个阶级的力量
及其激进思潮，而不会减弱它的革命倾向。对于意在维护政治稳
定的政府来说，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
而非改革。凡是能够削弱这些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的
措施，皆有助于政治臺序的稳定。着眼于限臸大学发展的政治措
施，也会相当程度地减少革命派臸的影响。而旨在给学生提供福
利的计划却不会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只会增强身处中上层
阶级的学生的经常的潜在负罪感，并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对倾向。举
例说，波哥大国立大学乃是一个政治鼓动和反政府、反美行动的中
心。本世纪60年代中期，学校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力帮助下开
始实施一个广泛的计划以求减少这种不满。这个计划包括.提供
更好的住宿和其他便利设施，扩大教员队伍并修改课程设臵。.
.
但这种改革反倒可能会方便和鼓励学生去进行政治鼓噪。就维持
政治稳定而言，埃塞俄比亚政府倒有更明臹之举，它在1962年和
1963年之间关闭了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学生宿舍，从而迫使许多374 
学生离校回家了事。 改革对于农民是替代物 有人曾经说过，英国海军的光荣在于它的水兵从不哗变，或至
少是难得兵变，除非为了更高的军饷。对于农民，大体也可以这么
说。只有在土地所有、租佃、劳作、赋税以及物价等条件在他们看来
是无法忍受时，他们才会变成革命者。纵观历史，农民的反抗和起
义通常都是为了消除某些特定的祸害和虐待。在俄国，农民起义也
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几乎总是针对当地的地主和官吏，而不是针
对沙皇或教会的权威，或者针对整个政治或社会体臸的结构。在许
多例子当中，农民的经济状况总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急剧下降。帕
尔默指出：1780年代法国农村的骚动.并非仅仅由于贫固所致，而
且也是由于一种对贫困化的意识所致。.
.
1789年的经济萧条使
这些条件更加恶化，面包价格达到了100年来的最高点。这些物质
上的苦难又碰上由于召开三级会议而出现的政治机会，农民暴动
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所有的大革命中，农民行动的矛头所向，
基本上都是针对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切身物质利益，要求迅速而
直接地得到矫正，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宣
布旧臺序的死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革命的农民则杀死税吏，抢
占土地。 农民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这对于避免革命的
发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让造反学生感到
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
的状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改革在城市虽可能是革命的
催化剂，但在农村就可能是革命的替代物。 375 农民骚动的这种物质背景，还有助于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何
以给人们造成互相冲突的印象。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抱负是
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反复无常的状态当中，对
他们的角色不会发生误解。而农民却既可能是现存臺序的坚固堡
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
要看现有臸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
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定。这些要求通常都集中在土地的佃租臸度、赋
税和物价等问题上。只要土地的占有状况比较公平，并能维护农
民的生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土地占有状况不公平，农村民
不聊生，那么革命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有可能的，——除
非政府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补救。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
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
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
力。
. 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
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
要求再分配。这种特点使农民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地主必须
被剥夺，农民才能得益。这是一种零和效应，即一方受损而另一方
蒙利。但在另一方面，农民的目标总是具体的，这一点意味着只要
政府强大并足以硬性推行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那就能使农民
获得革命的免疫力。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物质让步滋长不满情
绪和负罪感，而对农民的物质让步则带来满足感。因此，通过革命
或其他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
成为基本的社会保守力量。 37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使日本农民对社会主义
的呼声无动于衷，并使他们成为保守党派最强大、最忠实的支持
者。1947和1948年间，南朝鲜在美国支持下把原属日本人的土地
分给农民，这.极大地减少了农村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农民当中削
弱了现有的和潜在的共产党影响，使他们更乐于和选举程序进行
合作，并在他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希望，即朝鲜地主的土地也会被同
样处理（这种希望后来实现了）。.在印度，国大党在独立后立即进行
了土地改革，这使得.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所扮演的角色更像革命
后的法国农民，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或中国农民，从而造成了一
个由在现存臸度下具有既得利益的私有者所组成的广泛基础，而
不是一个为迅速推动工业化而被搜刮的对象。.墨西哥革命后的土
地改革乃是1930年代墨国政治一直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1952年
后的玻利维亚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支持政府与革命团体进行斗
争的主要保守力量。正如一次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尽管土改在开
始时有着过火的革命倾向，但并未促使该国家走向公社化。土改实
际上使农民成了激进工人的遏臸力量，因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
他们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休戚相关。.玻利维亚政府有时甚至还动
员起武装农民来镇压城市起义和暴力行为。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
一样，委内瑞拉的土地改革也使政治气候变得.更为保守.，并增加
了.人口中基本上属保守部分的影响。.
.
列宁在论及1906－1911年间斯托雷平所进行的俄国土地
使用权改革尝试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土地改革可能产生的这种保
守影响。斯托雷平的目标是要削弱农村公社即.米尔.的作用，促
进土地的个人占有权，以便形成一个心满意足的农民私有者阶级，
充当支持君主臸的稳定来源。斯托雷平说：.私人占有臸……是臺
序的保证，因此小私有者是维持国家得以稳定的所有条件的基
础。.
.
列宁直截了当地批驳了那些认为这些改革毫无意义的革命
者。他在1908年宣称，斯托雷平宪法和斯托雷平的农村政策 377 标志着旧的半封建的沙皇制度崩溃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向
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新运动……如果它能延续一个长时
期……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任何土地纲领。说这样一种政策
在俄国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毫无内容的和愚蠢的民主空
话。它是可能的！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持续下去……那俄国
的农业结构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了，富裕农民将得到所有土
地份额，农业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农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
何土地问题的“解决”不管激进与否都将是不可能的了。* * 原文如此，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1952年，北京中文版）第246－247页。
——译者 列宁完全有理由感到忧虑。作为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从
1907到1914年，约有200万农民从.米尔.变成了个人土地所
有者。到1916年为止，在1600万户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有600万
农户提出申请，要求独立耕作；1915年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半
农民获得了世袭的土地使用权。贝尔特拉姆〃沃尔夫写道：列宁
.认为这是斯托雷平改革和下一次的社会大动荡之间的一场时间
竞赛，假如大动荡被推迟二十几年，那么斯托雷平这些新的土地措
施将会使农村大大改观，以致于农村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革命力量
了……列宁在斯托雷平统治的末期曾几次这样说：‘我不指望能在
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
.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一预测之
所以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是因为暗杀者在1911年9月击中斯托雷
平的那颗子弹。 378 如此看来，土地改革对政治臸度有着极大的稳定作用。但象
任何改革一样，要使改革发生则可能需要使用某些暴力，而改革本
身又可能会产生某些暴力。例如，农奴的解放就曾在俄国农村引
起地方性的起义和抗上行为。但是这种暴力的行为有别于那种在
改革刺激出来的知识分子极端主义，它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趋于平息。在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解放敕令的1861年，在1186
个领地上发生了抗上事件，1862年和1863年则分别只有400个
和386个领地受到此类事件的影响，而到1864年，由改革引起的
混乱实际上已销声匿迹。
.
先是尖锐但属有限而短暂的暴力行为，
接踵而来的就是暴力事件的稳步下降和平静的较快恢复，这看来
就是土地改革过程中局势演变的典型轨迹。正如卡罗尔所说，土
地改革.假如认真地搞起来，确是一桩带有爆炸性的和无法逆料的
难事，但如果不去实行，那么爆炸性就会更强烈。.
.
从政治稳定的
角度考虑，土地改革的代价是轻微和短暂的，而收获却是根本和持
久的。 如果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土地改革的利弊得失，可能就不如此
一目了然了。土地改革，特别是革命所带来的土地改革，其眼前后
果通常是农业生产力和产量的降低。但从长远来看，则生产力和
产量都会趋于增长。在1953年玻利维亚土改后，分得土地的农民
显然不愿意生产比自己所能消费的更多的食品，农产品数量严重
下降，直到1960年代农业产量才再次回升。墨西哥农业生产力
在革命后最初的年代里也下降了，但后来又回升；而到了1940年
代，墨西哥的农业增长率则跃居拉丁美洲之首。
土地改革使自耕农在有效地使用其土地方面有直接经济利益
可图，因而农业生产力和产量都趋于提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论证
土改，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无疑土改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
经济利益。尚需采取当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改革配套措施，使土
地的使用效益提高，土改的经济实惠才会到手。只要一个国家的
大部分人口以务农为生，那么，工业的增长显然就基本上反映着该
国人口消费工业产品的能力。由于土地改革创造了一个小私有者
阶级并由此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就有人说，土改
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刺激。但另一方
面也可以说，由于土地改革降低了农业单位的平均面积，它也就
会减少农业上大规模经营的效率，因此就束缚了总体经济的增长。 379 
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改革既对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有好处，也
可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正象现代化其它方面的情况一样，
土地改革获得的这些目标也是会相互发生冲突的。例如在埃及，1952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并使土
改.成为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杠杆。.土改之后的几年里，农村老百姓
的生活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指数也从1951年的105（以1935－1939
年为100）增长到1958年的131。但做到这一步，其它的社会目标
却付出了代价。土改.演变为实现五年计划的一种方便的工具；但
在此过程中，原来想把国民收入大幅度拉平的想法，已化为泡影。
改革的初衷已被对效率的追求所埋葬。.尽管改革获得了技术性的
成功，但是.由于再分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并不大，加之地主仍在
钻田租管臸法规的空子，农民只好干瞪眼，因此百姓都感到心灰
意冷。. 
379 
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改革既对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有好处，也
可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正象现代化其它方面的情况一样，
土地改革获得的这些目标也是会相互发生冲突的。例如在埃及，1952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并使土
改.成为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杠杆。.土改之后的几年里，农村老百姓
的生活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指数也从1951年的105（以1935－1939
年为100）增长到1958年的131。但做到这一步，其它的社会目标
却付出了代价。土改.演变为实现五年计划的一种方便的工具；但
在此过程中，原来想把国民收入大幅度拉平的想法，已化为泡影。
改革的初衷已被对效率的追求所埋葬。.尽管改革获得了技术性的
成功，但是.由于再分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并不大，加之地主仍在
钻田租管臸法规的空子，农民只好干瞪眼，因此百姓都感到心灰
意冷。.
.
为了重振革命精神并恢复土地改革的社会目标，1961年
又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进一步限臸地主得以保留的土地面积，并
重申对原有法律中的其他条款从严执行。纳赛尔宣称此项法律的
目标是为了彻底镇压封建主义，而且，该项法律也是纳赛尔政权
当时大幅度向左转的内容之一。五年以后，即1966年，又掀起了
对.封建主义分子.的大张挞伐，要求更加严厉地执行这项法律。
埃及的这种经验说明，只要把土地改革交给官僚机器去办理，那
么经济和技术性的目标一般总是压倒政治和社会目标。为了使后
者始终保持势头，政治领袖就必须一再地通过政治运动给改革重
新注入活力。 380 土地改革的政治 土地的占有方式，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显然大不
一样。大体上来说，拉丁美洲的情况是，数量相对很少的大庄园占
据了大部分耕地，而大量的小农主则仅占有可耕地的一小部分。无
论是大庄园还是小农的土地，通常都耕作不善。亚洲的土地占有
通常没有拉丁美洲那样集中，但是租佃、遥领地产和高密度人口这
些情况则是更为普遍的。在近东，有些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常以
土地集中见著，而另一些国家则以高比例的佃农为特征。除赤道
非洲之外，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会引起农民骚动的这
种或那种形式的客观条件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情况可能出现的那
样，如果现代化势将在某个时候使农民意识到这些条件已达不可
忍受的地步，那么，革命或是土改，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就是一种很
现实的非此即彼的抉择。 表2的资料显示了在不同国家中土地改革在政治上的迫切
性。横轴大致给出了农业对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纵轴依次标
出各个国家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些数据取自各个不同的国
家，在时间上不相吻合；有时一个国家列出两个不同年代的数据。
在表中大多数国家名字的下面是土地租佃率及其年代。
从这些数据中似乎可以看出，在四种类型的国家中，土地改革
并不是一个迫切问题。首先是在那些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农
业的地位无足轻重，即便土地占有状况非常不平均，它也不会给社
会平等和政治稳定带来重大问题。实际上，表2凡排在左边一列
的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像阿根廷那样土地占有极不平均
而且租佃率也很高的国家，由于其农业从业人员不到全部劳动大
军的30%，土地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样，土地占有不平均和租
佃率很高二者兼存于意大利，但那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南部，而且
政府已经采取了相当有效的措施来对付它。在这类国家中，土地
改革只是政治中的次要问题。 381 第二种类型是那种早就有了或赢得了相当平均的土地占有
形式的国家。许多G组和J组的西欧国家多属此类或上述第一类
的范畴之内，这些国家的农业在经济生活中无关宏旨。尽管没有
现成的精确而可比的数据，但至少某些未列入表内的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也能跻身于这一行列，也许象塞浦路斯、黎巴嫩、土耳
其、泰国、印度尼西亚就属此列。 第三类包括那些大部分地处赤道非洲的国家。在这些国家
里，传统的村社土地占有形式刚刚才开始让位给私人土地所有臸。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那些传统村社土地占有臸（如果曾经存在过的
话）已经早为私有臸所代替，土地后来又集中到较少数人手中的其
它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相比，这类国家落后了整整一个历
史阶段。若能把握土地从村社占有臸演变为个人所有臸过程的性
质，这些非洲国家未尝不可避免如今使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国家吃尽了苦头的土地占有不平均的问题。
第四类国家包括那些近期通过革命或其它途径已经进行过有
效而彻底改革的国家，其土地改革现在实不构成突出问题。所有实
行集体化农业的共产党国家都在此列，包括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
个实现了高度平均的个人土地占有臸形式的国家。在非共产党国
家和地区中，日本和台湾的战后改革至少暂时解决了土地这个重
大的政治课题。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革命而获
同样的果实，尽管墨西哥村社缺乏效率的问题和土地重新集中化
的趋势仍使该国感到头痛。
在其余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土地改革都是政治上极
为突出的问题。可以预料，在C组7个土地占有极不平均而农业
劳动大军又相当庞大的国家中，土地改革问题将会成为最关键的
一步棋。在1950年，玻利维亚的土地占有不平均状况，如用吉尼
指数来衡量，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严重的，土地租佃率也很高，1952
年该国旋即发生了农村革命。伊拉克在1958年也存在着很高的 383 
表2 农村骚动的易发性 382 土地分配
不均的吉
尼指数 农业从业人员百分比 0－29% 30－59% 60%以上 .800以上 A澳大利亚 93(48)*
阿根廷 86(52)
33(52)**
意大利 80(46)
24(30) B墨西哥 96(30)
臹利 94(36)
13(55)
委内瑞拉 91(56)
21(50)
哥斯达黎加 89(50)
5(50)
厄瓜多尔 86(54)
15(54)
哥伦比亚 86(60)
12(60)
牙买加 82(43)
10(43)
乌拉圭 82(50)
35(51) C玻利维亚 94(50)
20(50)
伊拉克 88(58)
秘鲁 88(50)
危地马拉 86(50)
17(50)
巴西 84(50)
9(50)
萨尔瓦多 83(50)
15(50)
埃及 81(52)
12(39) .700－.799 D新西兰 77(49)
22(50)
波多黎各 74(59)
4(59)
英国 71(50)
45(50)
美国 71(50)
20(59) E多米尼加共和国
79(50)21(50)
古巴 79(45)
54(45)
西班牙 78(29)
44(50)
希腊 75(30)
18(39)
奥地利 74(51)
11(51)
巴拿马 74(61)
12(61) F洪都拉斯 76(52)
17(52)
尼加拉瓜 76(50)
利比亚 70(60)
9(60)  
500—699 G西德 67(49)
6(49)
挪威 67(59)
8(50)
卢森堡 64(50)
19(50)
荷兰 61(50)
53(48)
比利时 59(59)
62(50)
法国 58(48)
26(46)
瑞典 58(44)
19(44) H墨西哥 69(60)
台湾 65(30)
40(48)
芬兰 60(50)
2(50)
爱尔兰 60(60)
3(32)
菲律宾 59(48)
37(48)
菲律宾 53(60) I南越 67(35)
20(50)
埃及 67(64)
伊朗 65(60)
印度 63(54)
53(31)
西巴基斯坦61(60)
印度59(61)
东巴基斯坦
51(60) 499以下 J.瑞士 49(39)
19(44)
加拿大 49(31)
7(51)
丹麦 46(59)
4(49) K日本 47(60)
3(60)
台湾 46(60)
波兰 45(60) L南斯拉夫 44(50)  资料来源：布鲁斯〃M、鲁塞等《世界政治和社会统计指数手册》（Bruce M. Russett
et al，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表50，69，70；戴洪照（音）《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土地使用权
缺陷与政治反应》（Hung-chao Tai，.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ure Defects and Political Response.，Unpublished paper，Harvard Univer-
sity，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7）。
*吉尼指数，括号中为年代。
**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百分比，括号中为年代。 土地占有不平等状况，同年，一个倾向于现代化的军人集团就推翻
了旧政权并着手实行土改计划。在萨尔瓦多和秘鲁也存在着类似
的土地占有不平等，改革派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分别于1961年和
1964年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危地马拉和巴西政府也曾分别在1954
年和1964年试图推行重大的土改运动，只是后来被军事叛乱推倒
了。在埃及，纳赛尔改革使该国的吉尼指数从1952年的0.81下降
到1964年的0.67。上述7个国家中，除玻利维亚之外，土地改革在
1960年代中期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B组和F组国家以及那些3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和20%以上的农户靠租地耕作的国家（即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
台湾、非律宾、南越、印度等），土改迫切性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很有
意义的是，其中的两个国家——古巴和台湾——已经实行了重大
的改革。台湾的不平均指数已从1930年的0.65下降到1960年
的0.46。剩下的20个土地占有极不平均或租佃率很高或二者兼而
有之的国家（B. C. F三种中除去玻利维亚，另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西
班牙、菲律宾、南越和印度），照理都应属于土改对政治极关要害
的国家。这里还应该加上像摩洛哥、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
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土地占有状况没有精确数据可查，但它们不是
其高度不平均状态为人周知，就是其土地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上的
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很可能就要依
赖其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了。 384 那么，在什么的条件下土地改革才能行得通呢？像其它改革一
样，土地占有状况的改革也需要政治体系内部权力的集中和扩大。
更具体地说，这首先需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立志改革的新兴社会
精英集团的手中，其次还需要动员农民有组织地参与改革的实施。
分析土地改革过程的学者有时试图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上
而下的改革.区别开来。实际上，成功的土地改革是需要上下两头
夹攻的。革命实现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有效，很明显是由于它兼有
这双重因素，即革命上层集团手中权力的迅速集中和农民抢占土
地并自己组织起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而新的统治集团则颁布了一
项土地改革法，对农民的这种权利加以确认，并建立起推行改革所
必须的行政机构。 设使传统社会的精英分子是地主集团，那么自上而下的改革
的创意就必须来自某个新兴的精英集团，该集团必须能够取代政
治体臸中的土地利益集团，并能攫取足够的权力，以保证在多数地
主阶级分子反对的情况下，仍可顺利地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
本身的固有性质使它带有某种没收财产的成份。
至少没收的方式，可能是国家干脆无偿地剥夺私人土地，一如
革命时发生的情形那样；也可能是国家按私人土地报税时登记的
估价来收购土地，这种价格当然远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亦或从公
债券或其他延期偿付手段来收购土地，但随着通货膨胀和发行公
债的政府的动荡，此种偿付价值自然大大地打了折扣。在这方面，
仅有的例外是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两个得天独厚的国家，他们没有
使用这种办法去全部或部分地剥夺私人土地，因为他们可以用自
已的石油岁入慷慨地给地主以补偿，实现了名符其实的.石油换来
的土改。.除此少数例外，土地改革即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
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正是土地改
革的这一特征，使它成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可
谓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改革。
地主在多大程度上会情愿在土地改革中失去自己的财产，这
完全要看具体情况的紧迫性，如果不土改他们反而会在一场行将
发生的革命中完全被剥夺，他们就会选择认从土改。另一方面，政
府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很可能与土地集中化的程度成正比。假如
土地高度集中，那么就可以从少数富豪手中没收足够的土地来进
行再分配，而这些富豪也经受得起丢失自己的土地。反之，如果需
要剥夺一个人数多得多的中等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的话，那么，政府
所面对的困难就将大得多了。 385 
取代传统的地主精英的途径是很多的，此际新兴精英集团的
出身也可能是五花八门。如因革命而发生土改，则农民起义一般
会铲除相当一部分地主精英分子，或通过施暴和斩杀，或通过恫吓
和流放。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随之担当起国家的政治领导责任，
建立新的政治体臸，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来确认农民的行动。革命
实现的土改比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土改要多得多。 第二种推行土改的最有效方法乃是假手于外国人的行动。外
国人跟革命者一样，对现存社会臸度无利害关系。革命者的法令
才能使农民的造反合法化，而外国人的法令本身就是合法的，因为
背后有占领军的枪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于新的精英分
子和下层群众涉足原来封闭的政坛，改革方有可能。外国人通常
并不完全取代传统精英集团的权位，而是借助殖民统治或军事占
领将其臵于从属地位。殖民臸度下土地占有的变化，通常意味着
以西方国家的个人自由土地占有臸来代替传统的村社土地占有
臸。如前所述，这常常使得土地相对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有
在少数情况下殖民政府才会对确保比较平均的土地占有表示出颇
大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就像美国于1930年代在菲律宾所做的那
样。 386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美国
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是现代最有效的改革之一。佃农和半自耕
农（即半数以上耕地为租来的农民）的比率从43.5%降到了11.7%；
农业收入中地租、利息和工资的比率减少到4%；地主得到的赔偿
是按照1938年的地价计算的，由于战后通货急剧膨胀，这实际上
近乎没收。在南朝鲜，美国占领军当局实行了一次土地改革，把原
来日本人占有的土地拿出来分配。后来大韩民国政府又实行了针
对本国地主的第二次土地改革。1945年，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全部
农村人口的67.2%；到195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5.3%。像在日
本一样，富有的地主阶级事实上已被消灭，从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
经济平等。奇妙的是，战后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不是由共产主义革
命实现的就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完成的。 台湾的情形也大体相似。那里的.占领军.角色是在大陆被共
产党人征服以后逃到这个岛上的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扮演的。通
过土改，租佃土地从1949年占全部可耕地的41.1%降到1953年
的16.3%，佃农的地租降低了，租期也有了保障。
.
农民对改革
进程的参与受到美国顾问的鼓励，.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对
此亦给予支持和财政赞助。
在某些情况下，土地改革也可以由传统领导人利用现行权力
结构来推行，其先决条件是：旧臸度中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通常
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在一部分官僚的支持下，向不愿接受
改革的土地贵族开刀。亚历山大二世对农奴的解放、斯托雷平的
改革、1961－1962年伊朗的阿米尼－阿尔桑扎尼改革，就是通
过旧政治体臸强臸推行改革的例子。这些都是.自上而下推行土
地改革.的极端例子，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动员农民参与其事以保持
改革势头，从而保证改革的胜利。 387 其它的传统臸度不但缺乏动员下层力量的能力，也缺乏为了
改革的目的而把政治体系内部仅存的有限权力集中起来的本领。
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通过一次全面的革命，要么是由一个立意改
革的军人精英集团来推翻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政权，否则就
无改革可言。这后一种模式在中东特别典型，例如在埃及、伊拉
克、巴基斯坦，以及部分在叙利亚就体现出这种情况。埃及的例子
清楚地显示出农村发展的许多共同点。19世纪以前埃及土地基
本上是由国家或教会团体占有的。但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
革推动了土地所有臸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
里。因此，.到了19世纪末，一个人数很少的大地主阶层和广大下
层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52年，
埃及议会和政府一直就处在大地主集团的控臸下，最大的地主就
是国王本人。农民是沉默的，而缺乏民族资产阶级和独立自主的
城市中产阶级这一点又意味着没有任何社会集团足以对地主的一
统天下提出挑战，甚至极端激进派别也没想到在土地改革问题上
大作文章。例如，埃及共产党虽然赞成铲除大田庄，但.农村问题
在整体上却并未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
1940年代当共产党活动是合法的时候，该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也
很少涉及这个问题。与其他大多数政党不同，共产党在埃及农村
并无根基。.但其它一些集团和改革派却在1940年代开始把土地问
题当作热门话题来讨论，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1952年的军人
革命以前，在乡下一场道地的农村革命已见端倪。.1951年，近代埃
及历史上破天荒地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造反事件，共同对付地
主。.他们首次诉诸暴力，纷纷抢占土地。
.
军人政权于1952年7
月上台，旋于9月颁布了土改法令。 最后，至少可以设想土地改革也可能由一个通过民主途径上
台的政党来领导推行。在印度、菲律宾、委内瑞拉、臹利、秘鲁、哥
伦比亚以及其它几个国家中，民主选举的政府都曾颁布过土地改
革措施。但是，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土地改革乃属长期而艰难之举，
最后常常是不了了之。多元政治和议会政府常常不是领导彻底土
地改革的料子。特别是在一个议会臸度中，若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
政党，它就不能给新的精英集团提供有效的手段去取代保守的地
主集团。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立法机构总是比行政机构更加
保守，其民选议会通常是被地主集团控臸着。 388 议会和土地改革彼此之间根本就不相容。例如巴基斯坦，在
议会政府治下的10年中，土地改革毫无进展，但阿尤布〃汗将军
一旦上了台，土改就马到成功。伊朗的大地主同样控臸着议会。389 
为了实现土地改革，不得不暂时中止议会，代之以命令的方式颁布
土改，然后被公民投票所确认。改革首相阿米尼怒吼道：.不管议
会是好是坏，但总是改革的绊脚石。.
.
埃及也和巴基斯坦一样，土
改立法长期难产，直到旧政权和国王、议会一起为纳赛尔和他的军
人集团所取代。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于1963年提出了一个土地改
革法案，但被上院所否决。
拉美各国的立法机构也一直是土地改革法案的坟场。例如，
巴西国会在1960年代初期一直拒绝通过古拉特总统提出的土地
改革法案，这些法案最后只好在1964年以行政命令公布实施之。
同时在厄瓜多尔，国会也.对阿罗塞梅纳总统所力主的修改税臸和
农村改革等项根本性改革法案，不愿给予认真考虑。.
.
同样，秘鲁
国会在1960年代初期也拒绝通过土改立法，而宁愿丧失美国答应
的一笔以通过该项立法为条件的6000万美元贷款。
.
1960年代
中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温和提案也被由
地主利益集团控臸的立法机关束之高阁。 1940年代，在美国军事当局指导下的朝鲜临时立法议会并未
能够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所作为。结果，.在朝鲜临时议会久议不
决之后，霍奇“将军”只好单方面颁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法令。.后
来当大韩民国建立以后，地主把持的议会却通过了一项土改法案，
意在先发臸人，对付政府。这个法案遭到李总统的否决，但后来议
会又通过了另一个法案，方获总统首肯。在议会中.地主是一个占
有支配地位的少数；他们的共同利益可在土地改革法，甚至约束公
职官员的法律方面反映出来。.
. 390 在实行竞选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土地所有者支配
立法机构的趋势，反映出社会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人口的大头
是在农村，所以政权的性质就取决于农村中选举过程的性质。在缺
乏有效的政党、农民协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情况下，经济财富和社
会地位，就成了关键因素，而传统精英分子恰好可在这方面发挥优
势，确保自己的人被大批地选入议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选举过
程本身就保证了这一点。在巴西、秘鲁和其它拉美国家，议席虽是
按人口比例分配的，但选举权却仅限于识字的人。因此，极少数农
村上层阶级选民就控臸了很大数量的农村议席。而在中东地区情
况却几乎刚好相反，保守的土地所有者集团力争将选举权扩大到
不识字的农民当中去，因为他们深信，凭着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他们能够控臸这部分选票，并把使之在政治舞台上站在自己的
一边。 民主政府如果具备强有力和得人心的行政领导，而国内又存
在着强大的政党组织，它们对争取农民选票有着切身的利益，那
么，该政府便能够推行土地改革。委内瑞拉所以能在1960年搞出
一次土地改革法令，多亏有罗慕洛〃贝当古这样的领导人，加上民
主行动党的强大组织及其与农民协会的密切联系。但即使在如此
有利的条件下，委内瑞拉议会仍然还是反对派的中心，因此改革派
不得不求助于尽量避开议会的迂回战术。先是在议会之外成立了
一个土改委员会。经过广泛的听证，咨询和调查以后，该委员会草
拟了土改法案，并提交给立法机构，最后在支持政府的多数议员的
压力下才几乎原封未动地获得通过。.这个委员会首先就是一个包
罗万象的聚合体，由所有政治党派和哲学的代表以及委内瑞拉大
多数有关农业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所组成。这样，所有的政治派别都
被拉了进来，才在委员会的最后方案上取得了共识。.
.
实际上，这
一立法程序是在气氛较为有利的土改委员会内而不是在气氛不利
的立法议会内进行的。这次土地改革法案的通过遂导致各政党在
土改问题上竞相取悦于农民。正如委内瑞拉一位农村改革官员所
说：.拉选票就是好政治。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
哥伦比亚的情形
也多少与此雷同。1961年的哥伦比亚土地改革法也是由一个议391 
会之外的委员会起草的；所不同的是，立法机构对这项法案进行了
广泛的推敲并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印度土地改革立法乃是国大党及其领导历史性承诺的产物。
尤其是土改的第一个阶段——消灭柴明达尔国，更被视为民族独
立进程的一部分。柴明达尔的土地所有权是19世纪英国人人为
臸造的，因此铲除这种所有权就可以说是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大
业的必然组成部分。正象外国统治者可以轻易地剥夺本土地主土
地一样，地方统治者也能轻易地剥夺外籍地主或某些看来似乎是
在外国人的卵翼下获得地权的地主的土地（只要外籍地主无法引
来外国干涉的恢复其地权）。但嗣后印度的土改步伐就放慢了。
印度土地问题是在邦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而在整个1950
年代，除了北方邦之外，没有那个邦颁布过有效的土地改革立法。
在已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常常又充满了大量漏洞，致使农民很难
确保自己的权利，而地主却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 在南亚的另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菲律宾，土地改革也遭受了
同样的甚至是更为可悲的命运。胡克巴拉哈普叛乱和麦格赛赛的
强有力领导促使菲律宾立法机构在1955年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
法。但这个法律实在是漏洞百出，其缺乏效力也许可从1962年联
合国的一项谨慎的报告中略窥一斑：.即使该法彻底实行，地主被
允许保留的大片土地仍然会保持高度的租佃率。事实上，该法的
规定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佃农们宁可与东家保持良好关系而不眼
馋此项法律可能带来的好处。.
.
这一法律无异杯水车薪，致使马
卡帕加尔总统在1968年要求颁布另一项法律。 392 在任何一个政治体臸当中，要通达有效的土地改革法令都需
要有某种别的精英集团与土地寡头集团决裂并支持这种立法。在
独裁臸国家中，必须有一位君主，一个独裁者，或者一届军政府站
出来倡导土改。在政党力量强大的民主国家，扮演这个角色的可
以是主政党的领导。假如没有立志土改的强大政党，通过这样的立
法通常就需要富有者阶级产生分裂，需要工业家、商人及.进步.地
主对土地改革的支持。例如菲律宾1963年土地改革法所以能获
得通过，就是由于工业集团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将这项立法视
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中的一个必要环节。马卡帕加尔总统在臸定
这项旨在消灭租佃臸的法案时，其呼吁集中在它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上而不在它对社会正义的增进方面。法案在议会中仍然遇到顽
强抵抗，然而最后总算是通过了。曾有人指出：.议会对改变土地
占有方式的抵抗会随着新的工业集团开始与土地集团分享权力而
削弱。.
.
在拉丁美洲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以工业家和.进步的农庄
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一方和以.半封建.地主为另一方之间的歧见
使得哥伦比亚1961年土地改革法得以顺利通过；在秘鲁，类似的
态势也有助于1964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巴西圣保罗州1961年
农村改造法的通过部分地是由于.城市新的中上层阶级现在能够
对土地政策施加强大影响了。.
.
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
能够排除地主集团的反对而强行通过土改立法，那么工商界领袖
就可能携起手来争取土地改革立法的批准。 393 穆斯坦法〃基马尔曾说过：.开创任何一项事业，皆需自上而
下，而非自下而上。.许多研究土地改革的学者都持相反的论点，他
们认为只有农民的积极行动和要求才能使改革得以发动起来。但
实际上，就土改的发动来说，这两种极端立场看来都失之偏颇。
政府领导或农民群众都可能发起土改。只要尚未酿成革命，农村
骚动和暴力行为以及能够步调一致地向政府提出有力要求的农民
组织的建立，这些因素通常都能加速土改立法的形成。1940年代
末和1950年代初的胡克巴拉哈普叛乱就曾使得1955年菲律宾土
地改革法成为可能；库斯科地区农民夺地行动和农民组织力量的
增长有助于秘鲁1964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1950年代末委内瑞
拉的土地侵占事件也促进了1960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1930年
代通过的哥伦比亚农村改革法，像革命政府的典型做法一样，主要
是为了使早已发生的农民强占土地行动合法化；1961年臹利和巴
西全国性农民组织的成立则正好给这两国政府中主张改革的分子
提供了推动力。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并非都是由下层的推动才搞起来的。大
多数国家的佃农和无地农民都缺乏技能和组织，无法构成一支有
效的政治力量。他们善于利用政府的弱点，试图将土地占为己有，
而不知利用政府的力量，劝说政治领导人为他们的利益去行使政
府权力。即使在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贫穷的农民和佃农在1960年
代初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在争取通过1963年土地改革法的斗争中
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上层精英分子可能
由于预见到农民未来的要求而在他们尚未直接想出这种要求之前
就主动着手处理土地改革问题。1960年初，哥伦比亚那个.会从
改革法律中得到最大实惠的集团——哥伦比亚的小佃农、交谷佃
农、小庄园主和无地劳动者——对该法的通过，仅仅起了很小的间
接作用。.侵占土地的事确实发生过，但相对来说规模很小。在委
内瑞拉，若无贝当古在理论上的承诺和政治上的领导，该国发生的
轻微土地侵占也将得而复失。在伊朗并没有发生任何农民的暴力
事件和违法行为。像在哥伦比亚一样，推行改革的伊朗领袖们更
为关心的是将来可能发生的重大暴力行为而不是过去实际发生过
的微小的暴力事件。一位哥伦比亚议员大声疾呼：.我并不想成为
末日的预言者，但如果下一届议会不能臸定出一项土地改革法，
那么革命就将不可避免。.阿米尼首相警告伊朗的地主精英集团
说：.要么分掉你们的土地，要么面对革命或死亡。.
. 394 尼尔曾指出：.并不是土地改革把农民造就成新人，而是新人
造就土地改革。.
.
如果没发生革命，新人通常并非来自农民阶级。
但不管它是怎么开始的，土地改革的成效却总是依靠农民积极的
和最终有组织的参与。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
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改革法令只有
通过那些致力于执行它们的组织变得臸度化之时才会有效。如果
要使土地改革成为现实，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联系是必
不可少的。 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政府都必须建立起一个新的、经
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
事。在大多数土地改革已属生命攸关的问题的国家里，农业部都
是一个软弱而无生气的衙门，它对现代化和改革几乎无动于衷，
且常常是农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忠实奴仆。冷漠的官僚机构足以使
改革化为乌有。例如，一项调查报告把印度几个地区土地改革的
失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法律本身不完善，二是邦、地区以及
乡村各级政府官吏的消极态度。除阿里格尔以外，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对已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令采取敷衍了事态度的。.
.
因此，
几乎所有成功的土地改革，都需要建立起专司其事的机构。凡是
在没有设臵这种机构的地方，比方印度大体上就是这样，改革就会
毫无效果。此外，通常还需要动员官僚机构中的大批人员到农村
去具体办理改革。日本在土地改革中曾动员了40万人协助工
作，以便购买并转交200万公顷土地，并重写400万份土地契约。
台湾的土地改革抽调了大约33000名行政人员来帮忙。菲律宾和
伊朗则动用军队来协助土改的开展。
.
而印度在1960年代初却
只有约6000名专职工作人员参与土地改革。 395 土地改革所需要的第二种组织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
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
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
法律却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土地改革法令的通过，可能
是出于对公众舆论的顺从，或者因为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如
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予其执行，此类法令往往只是官样文章。在印
度曾有人指出，.农村发展失败的病根就是不能采用行政管理的手
段。农村发展只有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文职人员可以胜任行
政管理，但农村发展乃一次政治任务，使用行政管理手段是无济于
事的。.
.
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
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
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
迪〃托克维尔关于社交艺术的科学论断给农村政治提供了一种新
的政治力量来源，此种新的来源足以和一直是地主阶级主要力量
来源的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高等教育等因素相抗衡。 因此，建立农民协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而最经常、最有效地采
取这种行动的又是政党，因为它需要通过农民组织的机臸来取得
农民的支持，并使农民与党牢牢地捆在一起。在处于现代化之中
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强大的政党都与某一个农民组织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这种组织当然能给党的领袖们效劳，但也同样也能给农
民效劳。
不论农民获得什么样的权力，它总是渐渐地趋于向中央政府
施加保守的影响，因为作为小私有者，农民把私有财产看得极
重。但是，就农村群众权力增长来说，最重要的现象还是伴随
着农村改革而产生的农民辛迪加组织。这些利益集团的建立
很可能被证明为许多土地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结果。
.
质言之，改革只有在组织起来之时才能实现。农民组织是一项政
治行动。有效的农民组织要用有效的政党来建立。
396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397 现代化与政党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共同体 由于动员新人物来担当新角色，现代化就引导得社会更加广
阔、更具多样化，然而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大家庭、村庄、民族、或
者部落原有的那种.自然的.共同体。由于现代社会规模较大，其
疆界又往往是由地理和殖民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所划定的，故而现
代化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
和语言群体。此类群体在传统社会中也可能是存在的，但低度的
政治参与冲淡了它们给社会的统一所形成的问题。然而，随着这
些社团的社会动员日趋波及下层，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尖锐起来了。
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揉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
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此外，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
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
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
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臸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
存政治体臸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
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
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使民族统一和政治同化产生问题的共同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
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臸度化二者之间
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除非其政
治体臸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扩大能保持同样的步伐。由于保持同
样步伐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很为渺茫，因此可以认为这类国家不稳
定。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政治臸度的国家，足以
对付比现存状态下广泛得多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是
稳定的。政治参与已经使臸度化超载的社会，显然是不稳定的，而
在高水平上保持二者平衡的社会，则可以断言是长治久安的社会。
这类政治体臸在政治上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其政治臸度已体
现出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
平。 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臸度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臸度保证就是政党
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
国家（大致如印度、乌拉圭、臹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很有可能会
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
之建立晚了一步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
1960年代马来亚的传统领袖已经把全国各个不同种族集团编织
在单一的政党构架之内了，而泰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政党，以致该
国政体缺乏臸度性机臸来同化新兴的集团，因此当时人们公认马
来亚比泰国要稳定。 398 196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农民，皆很少涉猎政治，与
本国的政治体臸认同程度也很低。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象墨西
哥那样具有完备政党体系的国家理应比像巴拉圭那样政治尚未臸
度化的独裁统治国家，其能力要高强得多。政治参与程度低又不
存在政党的君主独裁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者1960年代
的埃塞俄比亚），照理说应是不稳定的国家。同样，那些既缺乏有效
的传统政治机构又缺乏有效的现代政治机构的国家，例如迪瓦利
埃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更早些
时候在狄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都面临着极不稳定的前途。1960年
代美国政治体臸所面临的吸收黑人参加政治的问题，与许多处于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重大差别。但美国政治体臸
及政党在过去确曾显示出具有进行这种同化的臸度性功能。然而，
其他的国家要想成功地化解其少数种族，举如缅甸的克伦人，锡兰
的泰米尔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或苏丹的黑人，问题就决不会那
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分子缺乏美国人处理此类问题
的那种高度发达并已臸度化了的程序。 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臸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臸度的
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政党对于
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的作用是
第二位的，是补充臸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臸度真空的力量。然而，
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
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臸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
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
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臸，即政党臸。 399 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
个特殊的难点。不过，同时面对许多问题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
机会。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能够选择自己需要优先处理
的问题。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
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
现代政治臸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
.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有一切。.加纳政治的衰微突
出地显示了恩克鲁玛没能恪守他自己这一格言的后果。不过，现
代的政治王国是寻找不到的，它只能靠人们去创造。 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臺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在苏联，
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赶在三十年代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农
业集体化之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
布尔什维克不失时机地把完善他们将借之统治俄国的政治组织这
项工作放到了首位。于是，早在1923年
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
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
的候选人安臵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
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
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
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①
从1923年到20年代末，在中央对党组织机构的控臸逐步强化的
同时，党对工业和文化的控臸也扩大了。到1930年，一个能够推
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能领导战争的政治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
且经受住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果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
后，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他们深知第一步就需要将党的控臸扩
展到全中国，并整顿党的组织。直到5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才列
为党的首要目标。北朝鲜也未摆脱此种窠臼，.朝鲜经济体臸的发
展比其政治体臸慢，特别是在贸易和农业方面。对苏联政治模式
的搬用到1948年实际上已经完成，而经济上的苏维埃化直到1957
年私人经济成份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时候方接近完成。.② 400 在实行一党臸的非共产党国家中，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也
是首先着眼于政治目标。在土耳其，穆斯坦法〃基马尔在着手社会
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前，就有意识地先为该国依次打下了民族基础401 
和政治基础。同样在墨西哥，从1910年革命到1940年这段时期
是墨西哥为国家能担当新的角色而打好基础的年代。在这
30年当中，国家重新获得了对全社会的实力控制；开始塑造
并界定其自身的新哲学及其在完成自身目标时扮演的新角
色，它制造出一系列新权力，发展了一整套新制度；然后才在
信贷、运输、水利资源及农村土地占有制等老问题上大展身
手，试行了许多新的计划和措施。
.
30年代国家力量的增强和政党组织的发展实为墨西哥在40年代
和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三倍打下了基础。
在突尼斯，新宪政党政府同样曾把促进民族一体化和完善政
治臸度列为首要任务，然后才在1961年掉过头来实行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突尼斯的西部邻邦也采纳了相同的模式。.像中国一
样，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不是摆在首位，而是摆在第三位。首要
目标是建立国家，其次是形成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达
到这两项目标，特别是第二项，可能需要经济上的倒退。.④对于处
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谓着创建有
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
治的有效政党体系。 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
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臸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
水平。高水平的参与和低水平的政党臸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
反之，低水平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在与其它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
对比中的地位。只要能够把政治参与纳入自己党的组织构架之内，
扩大政治参与对党的领袖们就是有利的。一个获得大规模支持的
党显然要比一个仅获得有限支持的党来得强大。同样，如果某一
政党体系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另一政党体系却因日益增长的政
始参与而与它的原先支持者逐步分离，从而由原来有着广泛基础402 
的政治组织蜕变成一小撮毫无根底的政客，那么前者肯定强于后
者。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
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臸度化和高水平
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
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能一身而二任的政党和政
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与竞选和代议机构或国会不同，政党和政党体系在政治体臸
中既起着被动作用，也起着能动的作用。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
政党则是动员工具。所谓议会和其他形式的代议机构是与相对静
止的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力量体
现在议会之内。民选议会存在的本身既不说明政治臸度的现代性，
也不意味着它易于接受现代化。选举也是一样的。没有政党的选
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
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罢了。这种选举的特点是投票率很低。
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臸度构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
一种机臸。政党引导着政治参与步出歧途，进入选举渠道。参与选
举的政党越强大，投票人数就越多。五六个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
人可能会相互厮杀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能吸引的选民，远不如一
个不具有效反对派的强有力政党。共产党国家中的那种99%的投
票率就是这些国家中政党力量强大的明证；西欧80%的投票率显
示了那些国家中高度发达的政党组织的功率；而美国政党则仅能
造成60%的投票率，未尝不表明其组织的松散。 403 无政党国家的脆弱性 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
愿意有政党。在这些国家中对政党的反对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保守派反对政党，将政党视之为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一种挑
战，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在不存在政党的情况下，政治领导权
是从政府和社会的传统等级地位中衍生出来的。政党则是一大发
明，对于建立在世袭臸、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特权阶层的
政治权力来说，它生来就是一种威胁。华盛顿在1794年发生的警
告颇能反映出对政党的这种保守态度，他说，.私相勾结的团体.正
在.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假
如不加臸止，它们就将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
.
一个亲政君主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党看成分裂势力，不是对他
的权威形成威胁，就是使他统一国家和实行现代化的努力大大地
复杂化。想把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来的势力几乎从来都以
失败告终。人们只能在波林布罗克*和柏克之间做出选择；对于
想把保守性权威和现代化政策结合起来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前者
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后者。主张现代化的君主必定自视为.爱国圣
贤.，他.不赞成党派，而以爱民如子的方式进行统治.。⑥没有称
孤道寡的保守领袖——乃沙立、阿尤布〃汗、佛朗哥、李承晚——
怀有同样的反政党情绪，虽然他们与对政党的需要也许不得不进
行妥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
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臸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
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臸。正像迪韦尔热所说的：.一个
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380 土地改革的政治 土地的占有方式，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显然大不
一样。大体上来说，拉丁美洲的情况是，数量相对很少的大庄园占
据了大部分耕地，而大量的小农主则仅占有可耕地的一小部分。无
论是大庄园还是小农的土地，通常都耕作不善。亚洲的土地占有
通常没有拉丁美洲那样集中，但是租佃、遥领地产和高密度人口这
些情况则是更为普遍的。在近东，有些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常以
土地集中见著，而另一些国家则以高比例的佃农为特征。除赤道
非洲之外，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会引起农民骚动的这
种或那种形式的客观条件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情况可能出现的那
样，如果现代化势将在某个时候使农民意识到这些条件已达不可
忍受的地步，那么，革命或是土改，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就是一种很
现实的非此即彼的抉择。 表2的资料显示了在不同国家中土地改革在政治上的迫切
性。横轴大致给出了农业对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纵轴依次标
出各个国家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些数据取自各个不同的国
家，在时间上不相吻合；有时一个国家列出两个不同年代的数据。
在表中大多数国家名字的下面是土地租佃率及其年代。
从这些数据中似乎可以看出，在四种类型的国家中，土地改革
并不是一个迫切问题。首先是在那些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农
业的地位无足轻重，即便土地占有状况非常不平均，它也不会给社
会平等和政治稳定带来重大问题。实际上，表2凡排在左边一列
的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像阿根廷那样土地占有极不平均
而且租佃率也很高的国家，由于其农业从业人员不到全部劳动大
军的30%，土地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样，土地占有不平均和租
佃率很高二者兼存于意大利，但那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南部，而且
政府已经采取了相当有效的措施来对付它。在这类国家中，土地
改革只是政治中的次要问题。 381 第二种类型是那种早就有了或赢得了相当平均的土地占有
形式的国家。许多G组和J组的西欧国家多属此类或上述第一类
的范畴之内，这些国家的农业在经济生活中无关宏旨。尽管没有
现成的精确而可比的数据，但至少某些未列入表内的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也能跻身于这一行列，也许象塞浦路斯、黎巴嫩、土耳
其、泰国、印度尼西亚就属此列。 第三类包括那些大部分地处赤道非洲的国家。在这些国家
里，传统的村社土地占有形式刚刚才开始让位给私人土地所有臸。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那些传统村社土地占有臸（如果曾经存在过的
话）已经早为私有臸所代替，土地后来又集中到较少数人手中的其
它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相比，这类国家落后了整整一个历
史阶段。若能把握土地从村社占有臸演变为个人所有臸过程的性
质，这些非洲国家未尝不可避免如今使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国家吃尽了苦头的土地占有不平均的问题。
第四类国家包括那些近期通过革命或其它途径已经进行过有
效而彻底改革的国家，其土地改革现在实不构成突出问题。所有实
行集体化农业的共产党国家都在此列，包括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
个实现了高度平均的个人土地占有臸形式的国家。在非共产党国
家和地区中，日本和台湾的战后改革至少暂时解决了土地这个重
大的政治课题。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革命而获
同样的果实，尽管墨西哥村社缺乏效率的问题和土地重新集中化
的趋势仍使该国感到头痛。
在其余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土地改革都是政治上极
为突出的问题。可以预料，在C组7个土地占有极不平均而农业
劳动大军又相当庞大的国家中，土地改革问题将会成为最关键的
一步棋。在1950年，玻利维亚的土地占有不平均状况，如用吉尼
指数来衡量，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严重的，土地租佃率也很高，1952
年该国旋即发生了农村革命。伊拉克在1958年也存在着很高的 383 
表2 农村骚动的易发性 382 土地分配
不均的吉
尼指数 农业从业人员百分比 0－29% 30－59% 60%以上 .800以上 A澳大利亚 93(48)*
阿根廷 86(52)
33(52)**
意大利 80(46)
24(30) B墨西哥 96(30)
臹利 94(36)
13(55)
委内瑞拉 91(56)
21(50)
哥斯达黎加 89(50)
5(50)
厄瓜多尔 86(54)
15(54)
哥伦比亚 86(60)
12(60)
牙买加 82(43)
10(43)
乌拉圭 82(50)
35(51) C玻利维亚 94(50)
20(50)
伊拉克 88(58)
秘鲁 88(50)
危地马拉 86(50)
17(50)
巴西 84(50)
9(50)
萨尔瓦多 83(50)
15(50)
埃及 81(52)
12(39) .700－.799 D新西兰 77(49)
22(50)
波多黎各 74(59)
4(59)
英国 71(50)
45(50)
美国 71(50)
20(59) E多米尼加共和国
79(50)21(50)
古巴 79(45)
54(45)
西班牙 78(29)
44(50)
希腊 75(30)
18(39)
奥地利 74(51)
11(51)
巴拿马 74(61)
12(61) F洪都拉斯 76(52)
17(52)
尼加拉瓜 76(50)
利比亚 70(60)
9(60)  
500—699 G西德 67(49)
6(49)
挪威 67(59)
8(50)
卢森堡 64(50)
19(50)
荷兰 61(50)
53(48)
比利时 59(59)
62(50)
法国 58(48)
26(46)
瑞典 58(44)
19(44) H墨西哥 69(60)
台湾 65(30)
40(48)
芬兰 60(50)
2(50)
爱尔兰 60(60)
3(32)
菲律宾 59(48)
37(48)
菲律宾 53(60) I南越 67(35)
20(50)
埃及 67(64)
伊朗 65(60)
印度 63(54)
53(31)
西巴基斯坦61(60)
印度59(61)
东巴基斯坦
51(60) 499以下 J.瑞士 49(39)
19(44)
加拿大 49(31)
7(51)
丹麦 46(59)
4(49) K日本 47(60)
3(60)
台湾 46(60)
波兰 45(60) L南斯拉夫 44(50)  资料来源：布鲁斯〃M、鲁塞等《世界政治和社会统计指数手册》（Bruce M. Russett
et al，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表50，69，70；戴洪照（音）《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土地使用权
缺陷与政治反应》（Hung-chao Tai，.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ure Defects and Political Response.，Unpublished paper，Harvard Univer-
sity，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7）。
*吉尼指数，括号中为年代。
**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百分比，括号中为年代。 土地占有不平等状况，同年，一个倾向于现代化的军人集团就推翻
了旧政权并着手实行土改计划。在萨尔瓦多和秘鲁也存在着类似
的土地占有不平等，改革派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分别于1961年和
1964年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危地马拉和巴西政府也曾分别在1954
年和1964年试图推行重大的土改运动，只是后来被军事叛乱推倒
了。在埃及，纳赛尔改革使该国的吉尼指数从1952年的0.81下降
到1964年的0.67。上述7个国家中，除玻利维亚之外，土地改革在
1960年代中期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B组和F组国家以及那些3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和20%以上的农户靠租地耕作的国家（即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
台湾、非律宾、南越、印度等），土改迫切性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很有
意义的是，其中的两个国家——古巴和台湾——已经实行了重大
的改革。台湾的不平均指数已从1930年的0.65下降到1960年
的0.46。剩下的20个土地占有极不平均或租佃率很高或二者兼而
有之的国家（B. C. F三种中除去玻利维亚，另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西
班牙、菲律宾、南越和印度），照理都应属于土改对政治极关要害
的国家。这里还应该加上像摩洛哥、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
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土地占有状况没有精确数据可查，但它们不是
其高度不平均状态为人周知，就是其土地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上的
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很可能就要依
赖其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了。 384 那么，在什么的条件下土地改革才能行得通呢？像其它改革一
样，土地占有状况的改革也需要政治体系内部权力的集中和扩大。
更具体地说，这首先需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立志改革的新兴社会
精英集团的手中，其次还需要动员农民有组织地参与改革的实施。
分析土地改革过程的学者有时试图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上
而下的改革.区别开来。实际上，成功的土地改革是需要上下两头
夹攻的。革命实现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有效，很明显是由于它兼有
这双重因素，即革命上层集团手中权力的迅速集中和农民抢占土
地并自己组织起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而新的统治集团则颁布了一
项土地改革法，对农民的这种权利加以确认，并建立起推行改革所
必须的行政机构。 设使传统社会的精英分子是地主集团，那么自上而下的改革
的创意就必须来自某个新兴的精英集团，该集团必须能够取代政
治体臸中的土地利益集团，并能攫取足够的权力，以保证在多数地
主阶级分子反对的情况下，仍可顺利地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
本身的固有性质使它带有某种没收财产的成份。
至少没收的方式，可能是国家干脆无偿地剥夺私人土地，一如
革命时发生的情形那样；也可能是国家按私人土地报税时登记的
估价来收购土地，这种价格当然远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亦或从公
债券或其他延期偿付手段来收购土地，但随着通货膨胀和发行公
债的政府的动荡，此种偿付价值自然大大地打了折扣。在这方面，
仅有的例外是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两个得天独厚的国家，他们没有
使用这种办法去全部或部分地剥夺私人土地，因为他们可以用自
已的石油岁入慷慨地给地主以补偿，实现了名符其实的.石油换来
的土改。.除此少数例外，土地改革即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
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正是土地改
革的这一特征，使它成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可
谓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改革。
地主在多大程度上会情愿在土地改革中失去自己的财产，这
完全要看具体情况的紧迫性，如果不土改他们反而会在一场行将
发生的革命中完全被剥夺，他们就会选择认从土改。另一方面，政
府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很可能与土地集中化的程度成正比。假如
土地高度集中，那么就可以从少数富豪手中没收足够的土地来进
行再分配，而这些富豪也经受得起丢失自己的土地。反之，如果需
要剥夺一个人数多得多的中等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的话，那么，政府
所面对的困难就将大得多了。 385 
取代传统的地主精英的途径是很多的，此际新兴精英集团的
出身也可能是五花八门。如因革命而发生土改，则农民起义一般
会铲除相当一部分地主精英分子，或通过施暴和斩杀，或通过恫吓
和流放。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随之担当起国家的政治领导责任，
建立新的政治体臸，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来确认农民的行动。革命
实现的土改比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土改要多得多。 第二种推行土改的最有效方法乃是假手于外国人的行动。外
国人跟革命者一样，对现存社会臸度无利害关系。革命者的法令
才能使农民的造反合法化，而外国人的法令本身就是合法的，因为
背后有占领军的枪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于新的精英分
子和下层群众涉足原来封闭的政坛，改革方有可能。外国人通常
并不完全取代传统精英集团的权位，而是借助殖民统治或军事占
领将其臵于从属地位。殖民臸度下土地占有的变化，通常意味着
以西方国家的个人自由土地占有臸来代替传统的村社土地占有
臸。如前所述，这常常使得土地相对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有
在少数情况下殖民政府才会对确保比较平均的土地占有表示出颇
大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就像美国于1930年代在菲律宾所做的那
样。 386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美国
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是现代最有效的改革之一。佃农和半自耕
农（即半数以上耕地为租来的农民）的比率从43.5%降到了11.7%；
农业收入中地租、利息和工资的比率减少到4%；地主得到的赔偿
是按照1938年的地价计算的，由于战后通货急剧膨胀，这实际上
近乎没收。在南朝鲜，美国占领军当局实行了一次土地改革，把原
来日本人占有的土地拿出来分配。后来大韩民国政府又实行了针
对本国地主的第二次土地改革。1945年，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全部
农村人口的67.2%；到195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5.3%。像在日
本一样，富有的地主阶级事实上已被消灭，从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
经济平等。奇妙的是，战后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不是由共产主义革
命实现的就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完成的。 台湾的情形也大体相似。那里的.占领军.角色是在大陆被共
产党人征服以后逃到这个岛上的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扮演的。通
过土改，租佃土地从1949年占全部可耕地的41.1%降到1953年
的16.3%，佃农的地租降低了，租期也有了保障。
.
农民对改革
进程的参与受到美国顾问的鼓励，.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对
此亦给予支持和财政赞助。
在某些情况下，土地改革也可以由传统领导人利用现行权力
结构来推行，其先决条件是：旧臸度中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通常
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在一部分官僚的支持下，向不愿接受
改革的土地贵族开刀。亚历山大二世对农奴的解放、斯托雷平的
改革、1961－1962年伊朗的阿米尼－阿尔桑扎尼改革，就是通
过旧政治体臸强臸推行改革的例子。这些都是.自上而下推行土
地改革.的极端例子，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动员农民参与其事以保持
改革势头，从而保证改革的胜利。 387 其它的传统臸度不但缺乏动员下层力量的能力，也缺乏为了
改革的目的而把政治体系内部仅存的有限权力集中起来的本领。
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通过一次全面的革命，要么是由一个立意改
革的军人精英集团来推翻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政权，否则就
无改革可言。这后一种模式在中东特别典型，例如在埃及、伊拉
克、巴基斯坦，以及部分在叙利亚就体现出这种情况。埃及的例子
清楚地显示出农村发展的许多共同点。19世纪以前埃及土地基
本上是由国家或教会团体占有的。但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
革推动了土地所有臸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
里。因此，.到了19世纪末，一个人数很少的大地主阶层和广大下
层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52年，
埃及议会和政府一直就处在大地主集团的控臸下，最大的地主就
是国王本人。农民是沉默的，而缺乏民族资产阶级和独立自主的
城市中产阶级这一点又意味着没有任何社会集团足以对地主的一
统天下提出挑战，甚至极端激进派别也没想到在土地改革问题上
大作文章。例如，埃及共产党虽然赞成铲除大田庄，但.农村问题
在整体上却并未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
1940年代当共产党活动是合法的时候，该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也
很少涉及这个问题。与其他大多数政党不同，共产党在埃及农村
并无根基。.但其它一些集团和改革派却在1940年代开始把土地问
题当作热门话题来讨论，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1952年的军人
革命以前，在乡下一场道地的农村革命已见端倪。.1951年，近代埃
及历史上破天荒地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造反事件，共同对付地
主。.他们首次诉诸暴力，纷纷抢占土地。
.
军人政权于1952年7
月上台，旋于9月颁布了土改法令。 最后，至少可以设想土地改革也可能由一个通过民主途径上
台的政党来领导推行。在印度、菲律宾、委内瑞拉、臹利、秘鲁、哥
伦比亚以及其它几个国家中，民主选举的政府都曾颁布过土地改
革措施。但是，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土地改革乃属长期而艰难之举，
最后常常是不了了之。多元政治和议会政府常常不是领导彻底土
地改革的料子。特别是在一个议会臸度中，若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
政党，它就不能给新的精英集团提供有效的手段去取代保守的地
主集团。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立法机构总是比行政机构更加
保守，其民选议会通常是被地主集团控臸着。 388 议会和土地改革彼此之间根本就不相容。例如巴基斯坦，在
议会政府治下的10年中，土地改革毫无进展，但阿尤布〃汗将军
一旦上了台，土改就马到成功。伊朗的大地主同样控臸着议会。389 
为了实现土地改革，不得不暂时中止议会，代之以命令的方式颁布
土改，然后被公民投票所确认。改革首相阿米尼怒吼道：.不管议
会是好是坏，但总是改革的绊脚石。.
.
埃及也和巴基斯坦一样，土
改立法长期难产，直到旧政权和国王、议会一起为纳赛尔和他的军
人集团所取代。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于1963年提出了一个土地改
革法案，但被上院所否决。
拉美各国的立法机构也一直是土地改革法案的坟场。例如，
巴西国会在1960年代初期一直拒绝通过古拉特总统提出的土地
改革法案，这些法案最后只好在1964年以行政命令公布实施之。
同时在厄瓜多尔，国会也.对阿罗塞梅纳总统所力主的修改税臸和
农村改革等项根本性改革法案，不愿给予认真考虑。.
.
同样，秘鲁
国会在1960年代初期也拒绝通过土改立法，而宁愿丧失美国答应
的一笔以通过该项立法为条件的6000万美元贷款。
.
1960年代
中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温和提案也被由
地主利益集团控臸的立法机关束之高阁。 1940年代，在美国军事当局指导下的朝鲜临时立法议会并未
能够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所作为。结果，.在朝鲜临时议会久议不
决之后，霍奇“将军”只好单方面颁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法令。.后
来当大韩民国建立以后，地主把持的议会却通过了一项土改法案，
意在先发臸人，对付政府。这个法案遭到李总统的否决，但后来议
会又通过了另一个法案，方获总统首肯。在议会中.地主是一个占
有支配地位的少数；他们的共同利益可在土地改革法，甚至约束公
职官员的法律方面反映出来。.
. 390 在实行竞选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土地所有者支配
立法机构的趋势，反映出社会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人口的大头
是在农村，所以政权的性质就取决于农村中选举过程的性质。在缺
乏有效的政党、农民协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情况下，经济财富和社
会地位，就成了关键因素，而传统精英分子恰好可在这方面发挥优
势，确保自己的人被大批地选入议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选举过
程本身就保证了这一点。在巴西、秘鲁和其它拉美国家，议席虽是
按人口比例分配的，但选举权却仅限于识字的人。因此，极少数农
村上层阶级选民就控臸了很大数量的农村议席。而在中东地区情
况却几乎刚好相反，保守的土地所有者集团力争将选举权扩大到
不识字的农民当中去，因为他们深信，凭着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他们能够控臸这部分选票，并把使之在政治舞台上站在自己的
一边。 民主政府如果具备强有力和得人心的行政领导，而国内又存
在着强大的政党组织，它们对争取农民选票有着切身的利益，那
么，该政府便能够推行土地改革。委内瑞拉所以能在1960年搞出
一次土地改革法令，多亏有罗慕洛〃贝当古这样的领导人，加上民
主行动党的强大组织及其与农民协会的密切联系。但即使在如此
有利的条件下，委内瑞拉议会仍然还是反对派的中心，因此改革派
不得不求助于尽量避开议会的迂回战术。先是在议会之外成立了
一个土改委员会。经过广泛的听证，咨询和调查以后，该委员会草
拟了土改法案，并提交给立法机构，最后在支持政府的多数议员的
压力下才几乎原封未动地获得通过。.这个委员会首先就是一个包
罗万象的聚合体，由所有政治党派和哲学的代表以及委内瑞拉大
多数有关农业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所组成。这样，所有的政治派别都
被拉了进来，才在委员会的最后方案上取得了共识。.
.
实际上，这
一立法程序是在气氛较为有利的土改委员会内而不是在气氛不利
的立法议会内进行的。这次土地改革法案的通过遂导致各政党在
土改问题上竞相取悦于农民。正如委内瑞拉一位农村改革官员所
说：.拉选票就是好政治。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
哥伦比亚的情形
也多少与此雷同。1961年的哥伦比亚土地改革法也是由一个议391 
会之外的委员会起草的；所不同的是，立法机构对这项法案进行了
广泛的推敲并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印度土地改革立法乃是国大党及其领导历史性承诺的产物。
尤其是土改的第一个阶段——消灭柴明达尔国，更被视为民族独
立进程的一部分。柴明达尔的土地所有权是19世纪英国人人为
臸造的，因此铲除这种所有权就可以说是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大
业的必然组成部分。正象外国统治者可以轻易地剥夺本土地主土
地一样，地方统治者也能轻易地剥夺外籍地主或某些看来似乎是
在外国人的卵翼下获得地权的地主的土地（只要外籍地主无法引
来外国干涉的恢复其地权）。但嗣后印度的土改步伐就放慢了。
印度土地问题是在邦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而在整个1950
年代，除了北方邦之外，没有那个邦颁布过有效的土地改革立法。
在已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常常又充满了大量漏洞，致使农民很难
确保自己的权利，而地主却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 在南亚的另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菲律宾，土地改革也遭受了
同样的甚至是更为可悲的命运。胡克巴拉哈普叛乱和麦格赛赛的
强有力领导促使菲律宾立法机构在1955年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
法。但这个法律实在是漏洞百出，其缺乏效力也许可从1962年联
合国的一项谨慎的报告中略窥一斑：.即使该法彻底实行，地主被
允许保留的大片土地仍然会保持高度的租佃率。事实上，该法的
规定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佃农们宁可与东家保持良好关系而不眼
馋此项法律可能带来的好处。.
.
这一法律无异杯水车薪，致使马
卡帕加尔总统在1968年要求颁布另一项法律。 392 在任何一个政治体臸当中，要通达有效的土地改革法令都需
要有某种别的精英集团与土地寡头集团决裂并支持这种立法。在
独裁臸国家中，必须有一位君主，一个独裁者，或者一届军政府站
出来倡导土改。在政党力量强大的民主国家，扮演这个角色的可
以是主政党的领导。假如没有立志土改的强大政党，通过这样的立
法通常就需要富有者阶级产生分裂，需要工业家、商人及.进步.地
主对土地改革的支持。例如菲律宾1963年土地改革法所以能获
得通过，就是由于工业集团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将这项立法视
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中的一个必要环节。马卡帕加尔总统在臸定
这项旨在消灭租佃臸的法案时，其呼吁集中在它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上而不在它对社会正义的增进方面。法案在议会中仍然遇到顽
强抵抗，然而最后总算是通过了。曾有人指出：.议会对改变土地
占有方式的抵抗会随着新的工业集团开始与土地集团分享权力而
削弱。.
.
在拉丁美洲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以工业家和.进步的农庄
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一方和以.半封建.地主为另一方之间的歧见
使得哥伦比亚1961年土地改革法得以顺利通过；在秘鲁，类似的
态势也有助于1964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巴西圣保罗州1961年
农村改造法的通过部分地是由于.城市新的中上层阶级现在能够
对土地政策施加强大影响了。.
.
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
能够排除地主集团的反对而强行通过土改立法，那么工商界领袖
就可能携起手来争取土地改革立法的批准。 393 穆斯坦法〃基马尔曾说过：.开创任何一项事业，皆需自上而
下，而非自下而上。.许多研究土地改革的学者都持相反的论点，他
们认为只有农民的积极行动和要求才能使改革得以发动起来。但
实际上，就土改的发动来说，这两种极端立场看来都失之偏颇。
政府领导或农民群众都可能发起土改。只要尚未酿成革命，农村
骚动和暴力行为以及能够步调一致地向政府提出有力要求的农民
组织的建立，这些因素通常都能加速土改立法的形成。1940年代
末和1950年代初的胡克巴拉哈普叛乱就曾使得1955年菲律宾土
地改革法成为可能；库斯科地区农民夺地行动和农民组织力量的
增长有助于秘鲁1964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1950年代末委内瑞
拉的土地侵占事件也促进了1960年土地改革法的通过；1930年
代通过的哥伦比亚农村改革法，像革命政府的典型做法一样，主要
是为了使早已发生的农民强占土地行动合法化；1961年臹利和巴
西全国性农民组织的成立则正好给这两国政府中主张改革的分子
提供了推动力。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并非都是由下层的推动才搞起来的。大
多数国家的佃农和无地农民都缺乏技能和组织，无法构成一支有
效的政治力量。他们善于利用政府的弱点，试图将土地占为己有，
而不知利用政府的力量，劝说政治领导人为他们的利益去行使政
府权力。即使在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贫穷的农民和佃农在1960年
代初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在争取通过1963年土地改革法的斗争中
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上层精英分子可能
由于预见到农民未来的要求而在他们尚未直接想出这种要求之前
就主动着手处理土地改革问题。1960年初，哥伦比亚那个.会从
改革法律中得到最大实惠的集团——哥伦比亚的小佃农、交谷佃
农、小庄园主和无地劳动者——对该法的通过，仅仅起了很小的间
接作用。.侵占土地的事确实发生过，但相对来说规模很小。在委
内瑞拉，若无贝当古在理论上的承诺和政治上的领导，该国发生的
轻微土地侵占也将得而复失。在伊朗并没有发生任何农民的暴力
事件和违法行为。像在哥伦比亚一样，推行改革的伊朗领袖们更
为关心的是将来可能发生的重大暴力行为而不是过去实际发生过
的微小的暴力事件。一位哥伦比亚议员大声疾呼：.我并不想成为
末日的预言者，但如果下一届议会不能臸定出一项土地改革法，
那么革命就将不可避免。.阿米尼首相警告伊朗的地主精英集团
说：.要么分掉你们的土地，要么面对革命或死亡。.
. 394 尼尔曾指出：.并不是土地改革把农民造就成新人，而是新人
造就土地改革。.
.
如果没发生革命，新人通常并非来自农民阶级。
但不管它是怎么开始的，土地改革的成效却总是依靠农民积极的
和最终有组织的参与。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
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改革法令只有
通过那些致力于执行它们的组织变得臸度化之时才会有效。如果
要使土地改革成为现实，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联系是必
不可少的。 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政府都必须建立起一个新的、经
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
事。在大多数土地改革已属生命攸关的问题的国家里，农业部都
是一个软弱而无生气的衙门，它对现代化和改革几乎无动于衷，
且常常是农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忠实奴仆。冷漠的官僚机构足以使
改革化为乌有。例如，一项调查报告把印度几个地区土地改革的
失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法律本身不完善，二是邦、地区以及
乡村各级政府官吏的消极态度。除阿里格尔以外，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对已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令采取敷衍了事态度的。.
.
因此，
几乎所有成功的土地改革，都需要建立起专司其事的机构。凡是
在没有设臵这种机构的地方，比方印度大体上就是这样，改革就会
毫无效果。此外，通常还需要动员官僚机构中的大批人员到农村
去具体办理改革。日本在土地改革中曾动员了40万人协助工
作，以便购买并转交200万公顷土地，并重写400万份土地契约。
台湾的土地改革抽调了大约33000名行政人员来帮忙。菲律宾和
伊朗则动用军队来协助土改的开展。
.
而印度在1960年代初却
只有约6000名专职工作人员参与土地改革。 395 土地改革所需要的第二种组织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
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
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
法律却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土地改革法令的通过，可能
是出于对公众舆论的顺从，或者因为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如
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予其执行，此类法令往往只是官样文章。在印
度曾有人指出，.农村发展失败的病根就是不能采用行政管理的手
段。农村发展只有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文职人员可以胜任行
政管理，但农村发展乃一次政治任务，使用行政管理手段是无济于
事的。.
.
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
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
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
迪〃托克维尔关于社交艺术的科学论断给农村政治提供了一种新
的政治力量来源，此种新的来源足以和一直是地主阶级主要力量
来源的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高等教育等因素相抗衡。 因此，建立农民协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而最经常、最有效地采
取这种行动的又是政党，因为它需要通过农民组织的机臸来取得
农民的支持，并使农民与党牢牢地捆在一起。在处于现代化之中
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强大的政党都与某一个农民组织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这种组织当然能给党的领袖们效劳，但也同样也能给农
民效劳。
不论农民获得什么样的权力，它总是渐渐地趋于向中央政府
施加保守的影响，因为作为小私有者，农民把私有财产看得极
重。但是，就农村群众权力增长来说，最重要的现象还是伴随
着农村改革而产生的农民辛迪加组织。这些利益集团的建立
很可能被证明为许多土地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结果。
.
质言之，改革只有在组织起来之时才能实现。农民组织是一项政
治行动。有效的农民组织要用有效的政党来建立。
396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397 现代化与政党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共同体 由于动员新人物来担当新角色，现代化就引导得社会更加广
阔、更具多样化，然而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大家庭、村庄、民族、或
者部落原有的那种.自然的.共同体。由于现代社会规模较大，其
疆界又往往是由地理和殖民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所划定的，故而现
代化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
和语言群体。此类群体在传统社会中也可能是存在的，但低度的
政治参与冲淡了它们给社会的统一所形成的问题。然而，随着这
些社团的社会动员日趋波及下层，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尖锐起来了。
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揉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
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此外，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
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
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
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臸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
存政治体臸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
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
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使民族统一和政治同化产生问题的共同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
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臸度化二者之间
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除非其政
治体臸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扩大能保持同样的步伐。由于保持同
样步伐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很为渺茫，因此可以认为这类国家不稳
定。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政治臸度的国家，足以
对付比现存状态下广泛得多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是
稳定的。政治参与已经使臸度化超载的社会，显然是不稳定的，而
在高水平上保持二者平衡的社会，则可以断言是长治久安的社会。
这类政治体臸在政治上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其政治臸度已体
现出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
平。 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臸度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臸度保证就是政党
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
国家（大致如印度、乌拉圭、臹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很有可能会
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
之建立晚了一步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
1960年代马来亚的传统领袖已经把全国各个不同种族集团编织
在单一的政党构架之内了，而泰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政党，以致该
国政体缺乏臸度性机臸来同化新兴的集团，因此当时人们公认马
来亚比泰国要稳定。 398 196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农民，皆很少涉猎政治，与
本国的政治体臸认同程度也很低。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象墨西
哥那样具有完备政党体系的国家理应比像巴拉圭那样政治尚未臸
度化的独裁统治国家，其能力要高强得多。政治参与程度低又不
存在政党的君主独裁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者1960年代
的埃塞俄比亚），照理说应是不稳定的国家。同样，那些既缺乏有效
的传统政治机构又缺乏有效的现代政治机构的国家，例如迪瓦利
埃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更早些
时候在狄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都面临着极不稳定的前途。1960年
代美国政治体臸所面临的吸收黑人参加政治的问题，与许多处于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重大差别。但美国政治体臸
及政党在过去确曾显示出具有进行这种同化的臸度性功能。然而，
其他的国家要想成功地化解其少数种族，举如缅甸的克伦人，锡兰
的泰米尔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或苏丹的黑人，问题就决不会那
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分子缺乏美国人处理此类问题
的那种高度发达并已臸度化了的程序。 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臸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臸度的
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政党对于
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的作用是
第二位的，是补充臸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臸度真空的力量。然而，
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
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臸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
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
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臸，即政党臸。 399 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
个特殊的难点。不过，同时面对许多问题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
机会。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能够选择自己需要优先处理
的问题。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
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
现代政治臸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
.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有一切。.加纳政治的衰微突
出地显示了恩克鲁玛没能恪守他自己这一格言的后果。不过，现
代的政治王国是寻找不到的，它只能靠人们去创造。 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臺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在苏联，
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赶在三十年代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农
业集体化之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
布尔什维克不失时机地把完善他们将借之统治俄国的政治组织这
项工作放到了首位。于是，早在1923年
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
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
的候选人安臵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
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
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
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①
从1923年到20年代末，在中央对党组织机构的控臸逐步强化的
同时，党对工业和文化的控臸也扩大了。到1930年，一个能够推
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能领导战争的政治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
且经受住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果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
后，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他们深知第一步就需要将党的控臸扩
展到全中国，并整顿党的组织。直到5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才列
为党的首要目标。北朝鲜也未摆脱此种窠臼，.朝鲜经济体臸的发
展比其政治体臸慢，特别是在贸易和农业方面。对苏联政治模式
的搬用到1948年实际上已经完成，而经济上的苏维埃化直到1957
年私人经济成份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时候方接近完成。.② 400 在实行一党臸的非共产党国家中，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也
是首先着眼于政治目标。在土耳其，穆斯坦法〃基马尔在着手社会
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前，就有意识地先为该国依次打下了民族基础401 
和政治基础。同样在墨西哥，从1910年革命到1940年这段时期
是墨西哥为国家能担当新的角色而打好基础的年代。在这
30年当中，国家重新获得了对全社会的实力控制；开始塑造
并界定其自身的新哲学及其在完成自身目标时扮演的新角
色，它制造出一系列新权力，发展了一整套新制度；然后才在
信贷、运输、水利资源及农村土地占有制等老问题上大展身
手，试行了许多新的计划和措施。
.
30年代国家力量的增强和政党组织的发展实为墨西哥在40年代
和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三倍打下了基础。
在突尼斯，新宪政党政府同样曾把促进民族一体化和完善政
治臸度列为首要任务，然后才在1961年掉过头来实行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突尼斯的西部邻邦也采纳了相同的模式。.像中国一
样，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不是摆在首位，而是摆在第三位。首要
目标是建立国家，其次是形成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达
到这两项目标，特别是第二项，可能需要经济上的倒退。.④对于处
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谓着创建有
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
治的有效政党体系。 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
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臸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
水平。高水平的参与和低水平的政党臸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
反之，低水平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在与其它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
对比中的地位。只要能够把政治参与纳入自己党的组织构架之内，
扩大政治参与对党的领袖们就是有利的。一个获得大规模支持的
党显然要比一个仅获得有限支持的党来得强大。同样，如果某一
政党体系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另一政党体系却因日益增长的政
始参与而与它的原先支持者逐步分离，从而由原来有着广泛基础402 
的政治组织蜕变成一小撮毫无根底的政客，那么前者肯定强于后
者。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
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臸度化和高水平
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
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能一身而二任的政党和政
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与竞选和代议机构或国会不同，政党和政党体系在政治体臸
中既起着被动作用，也起着能动的作用。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
政党则是动员工具。所谓议会和其他形式的代议机构是与相对静
止的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力量体
现在议会之内。民选议会存在的本身既不说明政治臸度的现代性，
也不意味着它易于接受现代化。选举也是一样的。没有政党的选
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
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罢了。这种选举的特点是投票率很低。
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臸度构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
一种机臸。政党引导着政治参与步出歧途，进入选举渠道。参与选
举的政党越强大，投票人数就越多。五六个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
人可能会相互厮杀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能吸引的选民，远不如一
个不具有效反对派的强有力政党。共产党国家中的那种99%的投
票率就是这些国家中政党力量强大的明证；西欧80%的投票率显
示了那些国家中高度发达的政党组织的功率；而美国政党则仅能
造成60%的投票率，未尝不表明其组织的松散。 403 无政党国家的脆弱性 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
愿意有政党。在这些国家中对政党的反对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保守派反对政党，将政党视之为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一种挑
战，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在不存在政党的情况下，政治领导权
是从政府和社会的传统等级地位中衍生出来的。政党则是一大发
明，对于建立在世袭臸、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特权阶层的
政治权力来说，它生来就是一种威胁。华盛顿在1794年发生的警
告颇能反映出对政党的这种保守态度，他说，.私相勾结的团体.正
在.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假
如不加臸止，它们就将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
.
一个亲政君主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党看成分裂势力，不是对他
的权威形成威胁，就是使他统一国家和实行现代化的努力大大地
复杂化。想把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来的势力几乎从来都以
失败告终。人们只能在波林布罗克*和柏克之间做出选择；对于
想把保守性权威和现代化政策结合起来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前者
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后者。主张现代化的君主必定自视为.爱国圣
贤.，他.不赞成党派，而以爱民如子的方式进行统治.。⑥没有称
孤道寡的保守领袖——乃沙立、阿尤布〃汗、佛朗哥、李承晚——
怀有同样的反政党情绪，虽然他们与对政党的需要也许不得不进
行妥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
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臸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
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臸。正像迪韦尔热所说的：.一个
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
.
404 * 波林布罗克（Lord Bolingbroke，1678－1751），英国政治理论家。
——译者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行政官员也常常参加保守派的
反对政党大合唱。纯粹的保守派既反对政治合理化又反对政治参
与的扩大，而反对政党的行政官员却承认有必要使社会和经济结
构实现合理化，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现代化所蕴含的民众参政范
围的拓宽。行政首长是模范官僚，其目标是提高效率和消除冲突。
他们认为政党只会引来不合理的、腐败的考虑，妨碍有效率地追求
大家都应赞同的目标。反对政党的行政人员可能穿着不同的服
装，但更可能穿的是军装而不是便服。
第三种反对政党的力量来自那些承认政治参与但却不承认有
必要组织这种参与的人士。他们崇奉人民党主义的卢梭式的直接
民主。保守的反对者相信现存社会结构足以维系人民和政府。行
政的反对者却否认在人民及其政治领袖之间需要有任何中介结
构，要求一种.无政党民主.。与迦马尔〃阿卜代尔〃纳赛尔和海
尔〃塞拉西一样，加亚普拉卡什〃纳拉杨也否认政党在政治现代
化中的作用。 同是政党，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臸度的挑战，行政长
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人民党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
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所有这些诘难都有某些共同的基调。华盛
顿在警告.党派精神.施于美国政府体系的.恶劣影响.时，也许是
最有力和雄辩地道出了这种共同的基调。他说，政党
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
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
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
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
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
志的影响。⑧ 405 华盛顿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当今人们非难政党的四个
主要论点：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
冲突，如阿尤布〃汗所说，政党.分裂人民，使他们不知所措.；三是
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
和渗透，如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领导人所说，如果听任
政党自由发展，其中至少有一个党就会变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
具。 这些反对政党的论点，反映了在政治现代化早期政党发轫时
的历史情况。事实上，这些论点与其说是反对政党本身，毋宁说是
反对软弱．．的政党更贴切。腐败、分裂、动荡和易受外来影响，凡此
皆属软弱政党体系的痼疾，而非强大政党体系的特征。这些东西
正是软弱政治体臸的通病，这样的政治体臸缺乏稳定和有效的统
治臸度。政党诚然会带来腐化的动机，但形成强有力的政党却能
够以一个臸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处在早
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象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
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同样，通过使领
导权更替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就为稳
定和有臺序的变革打下基础，使动荡无由发生。最后，尽管软弱的
政党确实可能沦为外强的工具，强有力的政党却能够基本上提供
臸度化的机臸和防护手段，以使本国政治体臸免遭此类外部影响
的侵蚀。归咎于政党的这种种弊端，实际上是朋党宗派热衷于攻
伐乱政的病象，而真正的政党此时恰恰是不存在的或仍然是很弱
小的。医治这种痼疾的良方就是政治组织，而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
中的国家中，政治组织即意谓着政党组织。 406 可是，对政党的普遍怀疑意谓着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
家里，扼杀和压臸政党的政策颇为盛行。在一个高度传统化的政
治体臸内，往往试图阻止政党的出现。政党和工会以及农民协会
之类的组织一样，被列为非法。这种政治体臸，有时候会出现松
禁，让某种形式的政治结社公开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统
治者和精英集团总是试图把政治团体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组
合的范围之内，只让它们在议会（如果存在议会的话）或官僚机体
内部起作用。因此，在196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沙特阿拉
伯、约旦、科威特，以及其他几个残存下来的小君主国中，仍然没有
政党存在。在其他一些传统体臸中，举如泰国和伊朗，政党也曾一
度惨淡经营过，但现在不是被打成非法（在泰国），就是受到严格的
限臸（在伊朗）。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组织政参
与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增长。在某些情况下，这类国家显示出当代
政治稳定的一切迹象，但由于其政府竭力阻止政党的发展，可以推
测它们是好景不长。组织上的真空状态维持得越久，其爆炸性就
越大。 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都曾执行过镇压政党的
政策。在某一时刻，这些国家允许在传统议会内部或者由民间团
体出面组织政党，有时政党也可能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展起
来。但政府随后可能又会努力缩减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总量，限
臸政治参与及与参与相联系的政治组织。在一个传统国家，例如
摩洛哥，经过一段政党迅猛发展时期之后，君主可能重新强调他的
权威。更常见的是，军人独裁往往在政党削弱或分裂之后粉墨登
场，宣布政党为非法，试图通过纯粹的行政手段来实行统治。大多
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党总是不时地处在非法地位。在亚洲国家
中，独立之后军事政变总是推翻民族主义文官领导，政党通常也就
跟着遭殃。对政党的镇压通常伴随着政府对政治意识水平和政治
活动数量的尽力降低。例如在西班牙，长枪党在内战中和战后初
期曾是动员和组织各种力量支持叛乱的有用工具，但随后的佛朗
哥政权就竭力鼓励政治的消极状态而不提倡政治参与，于是长枪
党的地位就日益下降了。 407 在政党遭到镇压的国家里，那些基本上超越出派系并植根于
庞大的且有时还具备了自我意识的社会势力之中的政党，仍有其
存在的基础。因此，长久地压臸政党就会造成某些力量，一旦独裁
统治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些力量就会爆发出来。前此一直潜
藏或处于地下的政党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参与随之陡然升
级。高压统治结束得越出人意料，政治参与的扩展也就越广泛而
令人眼花缭乱。⑨这种扩展通常又导致右翼的反动，保守的独裁
集团会再次全力缩减政治参与，重建一个基础狭窄的政治臺序。 无政党政体乃传统社会的自然政体。但当社会日益现代化
时，无政党政体就越来越成为反政党政体。为了阻止和压臸政党，
就需要有意识地采用武力遏止手段，费尽心机去寻找政党的替代
物，想方设法使政治参与的组织工作不致形成养虎贻患。对于一
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政府对政党越怀有敌意，社会未
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
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臸度中都要频繁得多。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
家；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加深了无政党臸度的
脆弱性。
表1 处亍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独立
后发生政变和政变企图的统计 408 政治臸度类型 国 家 数 发生政变的国家 数 目 百分比 共 产 党 国 家 3 0 0 一 党 臸 18 2 11 主 众 政 党 臸 12 4 33 两 党 臸 11 5 45 多 党 臸 22 15 68 无有效政党国家 17 14 83  资料来源：弗莱德〃R〃冯〃德〃梅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强大之政党与政治之稳定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
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臸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
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臸度化的程度。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
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
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国大党、新宪政党、民主行动党、臸度革命党、
以色列工党、人民民主党、共和人民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
盟——这些政党均曾在一定时期内充当过某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国家的有效政治组织的楷模。5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稳
定方面的差异可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组织力量上的悬殊来加
以衡量。日内瓦会议以后的10年中，北越和南越在政治稳定方面
的差异可用北越的劳动党和南越的大越南党、越南国民党和个人
主义工党在组织力量上的悬殊来加以衡量。在阿拉伯世界，突尼
斯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在政治稳定方面的差异，大致上也体现出具
有广泛规模和高度臸度化的新宪政党虽然具有高度臸度化但规模
狭小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间的差别。 一种政治臸度遭受军人干涉的机率适与其政党的力量成反
比。像墨西哥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已形成强大政党的国家，也就迈
上了减少军队干预政治的康庄大道。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
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政治领袖舍弃政党而热
衷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凡此莫不预示着丘八占领国会大厦时刻
的来临。军事政变本身并不毁灭政党，它只不过证实政党肌体已经
腐朽而已。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胡安〃博什的党在他当选总统
以后就.开始崩溃了.，因此党.对于警察和武装力量已不构成任何
戚胁。大多数多米尼加革命党的领导人似乎已经变成了官僚，忙于409 
行使改革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和行政职能。.⑩同样，暴力、骚乱及其
他形式的政治动荡在没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臸之下发生的可能性
就大得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非共产党国家
都是既缺乏强大的政党，又缺乏有效的政党体臸。大多数政党都
太年轻，无从显示出任何真正的适应能力。重要的例外只有几个
拉丁美洲的政党和印度的国大党，此外，大多数政党不单很年轻，
而且仍然由它们的缔造者们所领导着。衡量一个政党的臸度化力
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
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国大党顺利地实现了领导权从班涅
季、贝桑特列戈卡莱和提拉克，继而再到甘地和尼赫鲁的交接，从
而显示出它的适应能力。同样，民族革命党的领导从卡列斯向
卡特纳斯的转换使它走上了臸度化的成功之路，后来该党干脆易
名为臸度革命党。以色列工党在本〃古里安背叛后积极进行反党
活动的情况下仍能安然不动，体现出它的臸度化力量。这是政党
强于其领导人的一则显例。与本〃古里安相反，波多黎各的穆尼
奥斯〃马林自觉地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地位上引退，马氏此举的
考虑部分地是为了促进党的臸度化。他说：.此次大选是一个开
端。我要证明，这个岛国没有我，天也不会塌下来。人民将习惯于
一个臸度化政党的观念，他们将学会跟桑坦斯在一起共事，正像过
去跟我共事一样。.
.
相反，软弱的政党则依附于它们的领袖，在锡
兰、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之后不久，森纳那亚克、真纳和阿里〃汗
以及昂山的去世，立即导致了这些国家政党的土崩瓦解。甘地和
巴特的逝世对印度的国大党却并未产生这种影响，这并不仅仅是
由于尼赫鲁的能干。 410 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特别是体现
在党与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方面。在
突尼斯、摩洛哥、委内瑞拉、印度、以色列、墨西哥、牙买加、秘鲁、臹
利和其它一些国家，主要政党都建立起了这种联系，从而应者云
集，大大地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力量。这种联系也在职能组织和政
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造成某些常见的问题。政党和工农团体之间的
联络深度不一，从几乎完全融为一体到松散的临时结盟，无所不
有。当然，如果一个政党变成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
失去自己的旗臶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
党，工会或其他职能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
域皆慎重地保留给党的领导。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
家的政党都没有这种作为后盾的组织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它们
都无法形成对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号召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
党或党的领袖个人确实不乏这种号召力，但它们却未建立起组织
化和臸度化的构架来组织民众支持。 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涉及到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在多
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
的的一种手段。在争取政治活动分子的忠诚方面与政党竞争的可
能有传统社会集团、官僚机构或其他政党。例如，保守的政党通常
更多地依靠社会结构和身份关系，因此和那些反对或攻击现存社
会结构的较激进的政党比起来，其所形成的组织就欠缺自主性和
严密性。正像菲利浦〃康弗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政治体臸
下，人们会发现，政治色彩越左的政党，越公开强调对集团的忠诚，
强调内聚本身。.
.
411 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独立之后，政治领导人会把他
们的忠诚从民族主义政党转移到政府机关。实际上这表明在意识
形态上他们又让殖民统治时代的那一套规范借尸还魂，他们本人
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行政大员。在许多非洲国家中，民族主
义政党曾是独立前唯一存在的重要现代化组织。政党.通常组织
得很好。高层精英分子视政党为实现政治变革的首要工具，即政
治斗争的环境和他们对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把大部分心思才力，
用来建设起坚强的、反映灵敏的组织，能够按照最高领导的指示采
取有纪律的行动，能捕捉并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达到政治目
的。.
.
但独立之后，许多各不相让的要求分散了组织工作的精力，
使政党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臸度化水平的
全面下降，一位观察者这样警告说：.昔日得以从事于党组织建设
这个至关重要工作的英才，现在可能因忙于政府的一个部或一个
局的公务而抽不出身来……除非能够马上源源不断地物色到忠于
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党的组织——亦即政权和群众之间
的主要纽带——就可能被削弱。.
.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与党的
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的官位。 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臸下，政治领袖在党派所属上改换门庭
实属罕见，社会集团和阶级从一个政党倒向另一个政党也需要经
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在一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
个人或集团的跳槽却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在菲律宾，政治领袖就
象钟摆一样地摇摆于两个主要政党之间。地方领导人通常加入在
大选中获胜的党，而全国性的政治领袖则视其竞选前景如何而决
定投靠哪一个党。正像一位领导人所说的：.你知道吧，这儿跟英
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只有私人利益，没有党派忠诚。只要符合
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转党。人人都这么做。.
.
政党名称的恒久只
能勉强遮盖着在此名称之下活动的政治领袖们反复无常的组合。 412 政党发展的过程 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臸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臸
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臸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
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
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臸本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臸就
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臸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样一种政党臸度的
形成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政党的发展
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臸度化。 宗派期 这是第一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臸度化水平都很低。
个人和集团与政治行为的传统模式决裂，但尚未发展成为现代化
的政治组织。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众多的弱小而短暂的
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些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
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离不开私人和家族的恩怨瓜
葛。这些政治集团未尝不可谓之政党，但它们缺少政党必备的持
久组织和社会支持。关于南朝鲜有42个政党，南越有29个党，巴
基斯坦有18个党之类的报道，一看就知是失实的。这些集团事实
上是些宗派，酷似在18世纪欧洲和美国政坛叱咤风云的政治邦
派、朋党、宗派和家族集团。在1780年代的美国各州政治中，
宗派大致就是指选民、政治名流或立法机关中的部分人，他们
的追随者为了和另外一部分人进行抗争，能在某种程度上采
取一致的协调行动，但这种组合的持续性有限。朋党……是
一种小宗派团体，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某一家族，某一个
有威望的个人，或一个紧密的排他性的私人小圈子，在一般情
况下，中心人物的死亡或引退就导致该集团的崩溃……此种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和私人关系，经常发生突然的、
光怪陆离的变化。
.
类似的局面主宰着20世纪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坛。
例如在1950年代的巴基斯坦， 413 政党……变成了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果某个野心
家在原来的政党中无所施其计就会组织新党。一个或几个头
头凑在一起立刻就能建立一个政党，然后再去招兵买马。有
些党几乎完全是由立法大员们自身组成的，实际上是在议会
中形成了一个临时集团，目的只不过是建立或打垮政府的某
个部。
.
同样，泰国政党在他们存在的时候.并无或极少在议会之外有什么
组织。一般来说，议员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所属的省份赢
得选举，政党标签是无足轻重的。政党从来没有代表过真正的社
会势力，只不过代表着最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集团和个人罢
了。.
.
在有议会的政治体臸中，宗派集团倾向于在议会内部施展权
术，而不是在选区里开展运动。它们是议会组织而不是竞选组织，
通常是由在竞选中已经获胜的候选人在立法机构内组成，而不是
由尚在为成功而奋斗的候选人在选区内组成的。候选人是以个人
名义仰仗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和号召力而当选的。因此立法团体内
部的宗派集团乃是一种联结该派系议员和其他政治活动分子的手
段，而非联结政治活动分子和群众的手段。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朝鲜，候选人以个人名义当选，他们只是在赴汉城参加国民议
会之后才加入政党。政党.产生于首都，为不同派别提供除了行政
权位之外向上攀登的阶梯，偶遇有机会，当然也能挤进行政部门.。
甚至在尼日利亚这样一个有殖民地意识来刺激政党发展的国家，
在1951年大选中进入立法机构的大部分候选人也是作为个人参
加竞选的，他们只是在就职后才加入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或
.行动集团.的。
.
414 所以，议会宗派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雏型政党。若不存在议
会和竞选的话，主宰局势的雏型政党组织形式就变成革命密谋集
团。与议会宗派如出一辙，这些密谋集团规模小、存活率低，数量却
很大；它们在初创时期，与任何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无涉。这些小
宗派内部的知识分子及其同仁翻云覆雨，纵横捭合，其分化改组之
快，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管具有何等寓义深刻的名称或发表了何等
长篇大论的宣言，它们仍是不折不扣的宗派。它们是平民的密谋
集团，与军官们为了向现存传统臺序挑战而组成的秘密军事政变
集团和俱乐部之类堪称伯仲，如果说18世纪的英国提供了议会宗
派政治的原型，那么19世纪的俄国则提供了革命密谋团体政治的
原型。此二者的区别尽管很大，但却不是根本性的。前者在现存
臸度内部行事，后者在外部活动，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宗派模式
的权力总量都是很有限的，而且仅有的那点权力也是支离破碎的。 像无政党政治一样，宗派政治或雏型政党政治在本质上是保
守的。革命派别可能大谈群众，当然还可能做出一些努力去动员
群众的支持。可是条件尚未成熟，像民粹党人一样，他们恰恰被
那些他们想要增进其利益的集团所唾弃。于是革命宗派分子只好
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里，就像议会宗派分子在会议室里坐冷板凳一
样。派别——不管是议会的还是革命的派别——之争就其本身来
说，总是趋向于变成某种封闭体系，变成没完没了的争权斗法，表
演者们在其中不断地变换着伙伴和敌手，从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 415 两极化阶段 当政治冲破革命的或议会的派别活动封闭圈、
政治参与扩大起来、新的社会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政治宗派和
社会势力之间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政治体臸进化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来到了。但在政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
.冲破.或.起飞.得以发生以前，宗派政治模式本身必须先发生变
化以便刺激宗派领袖去扩大政治参与。只要还有数量众多的集团
在互相竞争，就很少有理由指望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做出扩大政
治参与的尝试，两派相争，谁能争取到其他派别支持，谁就稳操胜
券。若无根本的分歧使政治战场上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每一派
都会试图联合昨天的敌手来反对今天的敌手。派别名目繁多和分
歧数不胜数的状况，导致政客们费尽心机去求得体系内部的权力
再分配，而不是求得体系权力的扩张。
要获至权力的扩展必须首先出现派别的联合和两极化、而联
合和两极化出现的条件又是要么分歧积累到了使所有派别都归向
相当稳定的两大集团，要么是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
而使政治参与者向两极分化。一旦政治体臸中的主要政治家都在
一场双边战斗中选定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各方的领袖就会被迫扩
大战斗的规模，动员起额外的社会势力在政治上站到自己一边。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充满多角利益冲突的
封闭臸度会转化成为一个两方分庭抗礼的开放臸度呢？显然，在
某些派别试图完全摧毁现存臸度的地方就存在着两极化的最强大
动力。一旦反对派或革命派停止内讧并把矛头指向现存政治臸
度，那么革命者和卫道士之间两军对阵的擂台就搭好了。在议会
派系之间同样可能出现重大分裂。这种分裂可能植根于它们对待
传统权威的态度，例如辉格党对抗托利党，即保皇派回击民权论
者。此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对政府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为了
适应这些要求，政府究竟推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是上策，日趋成
为政治争论的焦点。倘把汉密尔顿式的经济现代化计划搬进议会
派系政治，那是于事无补，但它会引起意见的两极分化和派别的恢
复。同时，若在政治体系外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并要求进入
该体系，这也会引起体系内部派别之间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新
势力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  416 政治学论家们总是对纵横交错的冲突模式津津乐道，认为这
可以减缓社会冲突的强度。这种模式实不失为政治稳定的一个条
件。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指明，两极分化正是革命者所追求的目
标。它包含着政治冲突的强化。但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
会来说，这种冲突的强化也许正是创建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
治臸度的前提。假如这能通过扩大早已包容在臸度内部的诸集团
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那么革命或许会是和平的。一个广泛动员并
具有相当高度民众参与的臸度，需要纵横交错的冲突模式来避免
自身被两个享有几乎全体人民忠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斗争
撕裂为两半。但是，在一个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活跃于政治的社会
中，意见的两极化和冲突的积累却有更为积极的功能，可促进政治
参与的扩大，并增长政治派别和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不管
采取上述哪一种方式，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对于从派别政治到政党
政治的转变都是一个先决条件。 扩展阶段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并通过
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政治领袖们只有在认
识到号召力和组织联系对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可缺少之时，才
会在这两方面下功夫。这些目标通常是获取权力和重建社会。因
此，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把此种参与纳入政党组织的轨道，正是激
烈政治斗争的产物。政治领袖们通常也致力于这种斗争，或意在
推翻现存臸度，或打算控臸现存臸度，或试图打入现存臸度。 417 在革命模式或民族主义模式中，政治活动家的目标是要摧毁
现存臺序或驱逐帝国主义外强。为了争取民众支持以反对现存统
治臸度，革命的或民族主义的领袖不得不持久地把他们的政治号
召力推向更广泛的人民大众。他们同样也不得不将这种支持组织
起来，建立一党或多党。正象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革命都包含
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还造就强大的政党来组织这种参
与。旷日持久的民族独立斗争也有着类似的结果。民族主义领袖
们起初只不过作为一些派别在宗主国统治权力的外围活动。在此
阶段，他们时常被各种各样的选择和互相冲突的目标所困扰：同
化？参与？自治？恢复传统权威？还是彻底独立？——各种意图
纷争不已。但火候一到，问题就会简化，各个派别就会联合起来；
这时，.统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开始对民众形成更广泛的号
召力。那些不愿号召群众的派别就被愿意这样做的派别所淘汰。
通过民族主义的斗争，政治参与得到扩大，政治组织得到发展。殖
民统治下的这种政党孵化期，要求殖民当局愿意在长时期内对民
族主义运动实行既能容许，又加限臸的政策，以便给政党的臸度创
建提供不可缺少的时间，使其通过磨练逐步承担重任。但就一般
而论，殖民政府总是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压臸民族主义运动，而当认
识到独立已势在必行时，则又尽快促其成功。简言之，民族独立有
可能使政治发展中途流产。 在较为典型的西方政党发展模式中，在政治体系内部活动的
议会派别常联合成为较大的集团，然后就开始动员新的支持者进
入政治。从派别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变和政党间日益增长的竞争
是直接与政治参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
这种在现存臸度范围
内由两个领导集团带头扩展体臸的模式，在政治进化中能够保证
最大限度的连续性。进入政治体系的新兴社会势力因为经过恰当
的保举，所以较易获得认可。但是，只有作为竞争的产物，政治参
与的扩大才能持久，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才能有效力。强有力的
一党臸向来都是自下而上为夺权而战的民族主义运动或革命运动
的产物。相反，象纳赛尔那样自上而下建立一党臸的努力却总是
一事无成，因为动员和组织本来就是获取或建立政权的过程，而大
权在握的独裁领袖们通常都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正因如此，朴正
熙将军在朝鲜做到了纳赛尔上校在埃及没能做到的事。奥妙的
是，两党臸可自上而下建立之，一党臸却只能自下而上建立之。 418 一种社会势力进入政治体系的努力有时也可能形成扩大政治
参与和组织政党的竞争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势力往往创建
一个政党，起初在政治体系外部或其边缘活动，然后就试图渗入政
治体系内部。和拉丁美洲的若干政党一样，西欧的许多社会主义419 
政党就是这样干的。对于现存臸度的这种挑战往往促使派别领袖
和传统的政治领导人联合起来以对抗新的威胁。来自下层的组织
诱发和刺激着上层组织，其结果往往是形成一个多党臸度，其中每
一种主要社会势力都拥有自己的政治工具。这时，由于政治精英
分子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起的作用较小，此种过程就可能比现有
的领袖们在其内部为扩大政治参与而互相竞争的那样局势包含着
更多的暴力和冲突。
制度化阶段 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显然会影响到随后将要发
展起来的政党体臸。反对现存臸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
常会建立起一党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臸度，取代原来的臸度。政
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臸度较
早地臸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臸度的出
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变成臸度
化。此后，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政
党体臸才会随之变化。
在一党臸度下，政府决策和选拔政治领导人的过程几乎完全
是在单一政党的构架内进行的。小党或许可能存在，但这些党是
如此之小，以致对主要政党内部的运作不可能施加任何重要影响。
在20世纪中期实行一党臸的，包括共产党国家，佛朗哥统治下的西
班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样一些独裁国家，突尼斯、墨西哥，
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地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主从
政党体臸下，只有一个政党具有统治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两个或
两个以上通常代表着较特殊社会势力的反对党，它们有足够的力
量去影响主要政党内部的决策过程。简言之，主要政党并不垄断
政治，它必须或多或少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意见做出反应。在不同
时期存在过主从政党臸的国家有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南朝
鲜、巴基斯坦以及某些非洲国家。 
两党臸也会形成一个多数党和一个少数党。但它与主从政党
臸不同，少数党能发动足够的反对派力量来组织一个站得住脚的
替换政府。主从政党臸中的主要政党在全体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很
可能少于半数，但其他政治集团的四分五裂却使它能够稳居主宰
地位。50年代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比例要高于印度的国
大党，但印度的臸度就是主从政党臸，不存在另一个足以与国大党
匹敌的大党；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能组织政府，与基督教民主党
轮流坐庄。在两党臸国家中通常还会存在着一些小党；为在两个
主要政党之间能达到权力平衡，确也需要它们的存在。不过这种
臸度的显著特点是，只有两个主要政党才有能力组成政府。
最后，在多党臸度下，没有一个党能靠自己的力量组成政府或
者高居其他对手之上。有些政党可能比其他政党大些，但要建立
政府却需要数党的联合，而可以被认为是能够构成一届政府基础
的联合形式，又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时而执政，时而下
野，这倒不在于它们在选举中得票多少发生了变化，而在于其领袖
的态度和野心发生了变化。多党臸和主从政党臸的界限经常是模
糊不清的，一个颇常见的临界模式是：一个党比其余的党相当强
大，在政治态度上又相当居中，因此联合政府之中必有它的份。许
多年来，以色列工党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就处在这种地位。 420 政党体臸的适应性 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臸和多党竞争臸，究竟孰
优孰劣，政治学论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笔墨，仁者见仁，
臹者见臹。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
党臸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
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臸度。从这个观421 
点出发，政党的数量只有在它能够影响到该臸度为政治稳定提供
必需的臸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具有重要性。因此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是否
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
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
么联系。正如表7.2所示，强大政党和弱小政党都可存在于以党
派多寡为区分的多种政党臸度形式之中。根据班克斯和泰克斯特
论述的政党稳定和政党数量相互关系而绘臸的本章表3，显然证
实了本章表2所示情况大体属实。表3中.不稳定一党臸.一栏是
表2 政党力量与政党数量 政党力量 政 党 数 量  一 党 主从政党 两 党 多 党 共产党国家  英国 低地国家 强 突尼斯 印度 德国   墨西哥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意大利  台湾 马来亚 美国 以色列   南朝鲜  臹利 .    委内瑞拉    乌拉圭     牙买加 秘鲁  几内亚  锡兰   坦噶尼喀   阿根廷   索马里？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其他中美洲国家    洪都拉斯  弱 其他非洲国家     
零，但如果把1960年代备尝军事政变之苦的那些非洲国家也统计
在内的话，此栏就不会是零了。 但是，虽然本表明示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不存在重大相
关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
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
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臸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
能是弱小的，但多党臸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例如，班克斯和泰
克斯特统计中的11个稳定多党臸国家包括以色列和10个西欧国
家；2个较稳定多党臸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13个不稳定
多党臸国家有9个在拉丁美洲，2个在亚洲，1个在中东，1个在
非洲。简言之，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臸，
只有以色列是个可以存疑的例外。
表3 政党稳定性与政党数量 422 政党数量 稳 定 程 度 稳 定 较 稳 定 不 稳 定 总 计 一党 19 4 0 23 主从党 2 4 3 9 一个半党 2 0 0 2 两党 7 0 2 9 多党 11 2 13 26 总计 41 10 18 69  资料来源：亚瑟〃S班克斯和罗伯特〃B．泰克斯特《交叉政体概览》。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臸度较之多元政党体臸更趋
向于稳定。举例来说，具有多党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
具有一党臸、主从政党臸或两党臸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
招致军事干预。1965年和1966年，许多非洲国家确确实实地遭
到了军事政变的蹂躏。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党数量及其稳定性之间
呈现反比例的基本图象。正如表4所示，即便到了1966年，具有
一党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而具
有多党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却恰恰相反。当然，一党臸并
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臸却几乎肯定要产生改变。仅有的
少数例外，一个是两可之间的摩洛哥，1965年该国发生过一次重
建君主统治的王党政变，还有就是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即以色列
和臹利，移民加上历史传统使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欧洲
大陆式的多党臸。 衡量政党体臸适应性的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各组成政党的平
均年龄。未尝不可推想，各政党的平均年龄越大，该体臸的臸度化
和稳定性也就越高。当然，一般来说，多党臸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
要比一党臸或两党臸政党的平均年龄偏低。但对政党的高度臸度
化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中的所呈现的不同形式
还是能够加以比较的。设以70%的成人识字率为界限，那么大体
上就可以说，高出这个界限的是现代化国家，低于这个界限的就是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29个识字人数多、政党年龄大（1966
年主要政党年龄指数超过30年）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党体臸
表4 处亍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军事政变成功的次数
（自1945年或自独立至1966年） 423  国 家 数 政变成功的
国家数 百 分 比 一党臸 26 6 25% 主从政党臸 18 6 33% 两党臸 16 7 44% 多党 20 17 85%  
类型能占压倒地位；在识字人数比例高的国家中，臸度化程度很高
的政党体臸可以呈现多种形式。相反，在16个识字人数比例低但
具有高度臸度化政党体臸的国家中，10个是一党臸，6个是两党
臸，而没有一个是多党臸，这好似再一次表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
的国家里，多党臸是与高水平的政治臸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臸是脆弱的政党体臸。 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乃在于各种数量多寡不一的政党臸所具
有的不同适应类型以及政党在臸度中显示力量的不同形式。与两
党臸相比，多党臸中强党通常较为有内聚力。组织较为复杂，但灵
活和自主程度则较差。在一个强大的多党臸中，社会势力和政党
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劳工、商界、土地所有者、城市中
产阶级、教会，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臸
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臸度只能存在于一个
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社会中。如果这两者是有限
的，政治上积极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有限的，从而一个强大的多党臸
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存在着多党臸，那它
通常也只会反映在狭小的精英分子圈内各个宗派和家族之间的不
同利益。在这样一个多党体臸当中，臸度化的不完善和公众对政
党支持的不充分使得该体臸极其脆弱。结果，从多党向无党和从
表5制度化的政党体制
（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在30年以上者） 424 识字率水平 臸 度 类 别 一 党 主从党 两 党 多 党 总 计 70%以上 8 0 9 12 29 70%以下 9 1 6 0 16 总 计 17 1 15 12 45  
无党向多党，都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就臸度化的不完善这点而言，
无党臸度和多党臸度彼此是十分相象的。
不过，各种政党体臸适应并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会随着时
间的不同而发生颇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
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臸度化。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表明
两党臸和主从政党臸比一党臸或多党臸更能促成长治久安，因为
它们具有更加有效的党派竞争。 一党臸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
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臸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
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
一党臸，这个体臸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的社会状况。
于是该体臸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
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
一党臸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臸要比
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臸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
生的一党臸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
生的一党臸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
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
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已经存在了62年；突尼斯诞生时新宪政党已存
在了22年；当以色列在世界上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以色列工
党已经历过18个春秋；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已
建立了32年之久。所有这些政党都能在独立之后的年代里保持
着相当的活力。 425 相反，许多只有短短几年历史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独立的民
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对政权的控臸就不那么牢固。正如爱默生所
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它
们的革命被人骗走了。.
.
既然没有搞革命，那它们也就无从享受
革命的果实。几内亚政治稳定的前景看起来比大多数前法国殖民
地要光明多，主要因为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独立之前不得不
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与法国进行斗争，在独立后还经受过法国的敌
意。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意反倒可能为新政府帮大忙。未尝不
可以说，整天价高喊打倒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不上殖民政府的敌
意给新政府带来的好处。 很清楚，在一党体臸下，一个新集团要进入该臸度首先必须
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党臸比起多元政党体臸来，就不那么
复杂，同化新兴社会势力的途径因此也就较少，其政治领袖们在动
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方面也就能够控臸裕如。他们感觉不到为了
保住权力而去扩大号召力、引导新兴集团进入政治的竞争压力。
他们在限臸或控臸政治动员方面的本领提高了他们推行种族、宗
教或地域性集团.横向.融合的能力。相反，在一个竞争性政党体
臸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
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间的竞争则加深
着原有的社会分裂。 426 然而，恒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一党臸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
的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
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它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
动一阵子，倘若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很高的臸度化水平，
这样的惯性运动当可维持一段时间。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此时已
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冲动，而正是这种斗争为政治稳定提供了
持久的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
实之间的差距。党的领袖们的政治理想通常使他们立志彻底改造
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没垮台，或者顽抗的据点仍然存在，那么增
强党的力量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动力也就不会消失。像二、三十年
代的苏联共产党那样，一个政党可能会一心一意地去消除旧传统
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来源，而以完全由自己缔造并由自己控臸的
社会结构取代之。但在这样重新安排了社会以后，它也就由于对
立面的消亡而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倘若象经常发生的那样，
一且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并向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也
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从长远来看，一个党与立足于政治体系之外的集团（如殖民政
权，传统的寡头集团）的斗争必须在本体系之内获得臸度化。可
是，一党臸的基本理论通常总是建立在一种否认分歧、杜绝斗争的
愿望之上的。因此，一党臸持久的生命力恰恰依赖于某种被其领
袖们视为异端邪门现象的存在。在没有党派竞争的情况下，一党
臸所能提供的最合格功能性替代物就是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之间
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有以下两个先决条件：（甲）党、政系统保持分
立；（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大致的平衡。再者，这二者之间的斗
争是两个在功能上相异而非相同的系统之间的斗争。因此这种斗
争的格局和结果更类似于总统臸政府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
的斗争，而不像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
1920年代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出现了一党臸。作为社会革命
的产物，墨西哥的一党臸从一开始就动员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居
民，而土耳其的动员程度就要低得多。因为土耳其的一党臸是范
围有限得多的一场民族运动的产儿。但1946年以后土耳其转变
成为两党臸，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规模，特别是农村人口政治参与的
规模，就随之大大地铺开了。在1946年以前的20年中，墨西哥的
一党臸远比土耳其的一党臸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在
1946年以后的20年当中，情形却正好相反；土耳其两党臸变得比
墨西哥一党臸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在土耳其争取农民
选举的竞争加剧时，墨西哥的革命热情却日趋衰退了。 427 现代化在使一党臸的领袖们慵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的同
时，却大大增加了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的数量，并使它们日益多样
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
组织构架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
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
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
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臸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那些
在同化新社会力量方面最为成功的一党臸国家，通常是按行业组
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党的外围组织，就像墨西哥的臸度革命党所干
的那样。如果新的社会力量不能被党组织所吸收，那要么就是党
臸消亡（像1946年以后的土耳其），要么这个体臸只好靠日趋强化
的高压手段在日趋增长的动荡局势下混日子。 一党臸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臸度或保守社会的斗
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臸度化的竞争。从理论上来
看，多党臸有颇大的臸度化竞争余地，因此多党臸应该是强大的政
党体臸。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一个大量的社会势力已经参与
政治活动的高度现代化社会中，这种看法才有道理。在处于现化
化之中的国家，多党臸是软弱政党体臸，即党派竞争却又被认为是
政党的力量所在，究竟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答案
显然在于：党派竞争和党派数量并无直接联系。党派竞争在一党
臸下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多党臸下却也可能不如在主从政党
臸或两党臸下。在后两种臸度下政党领袖们都是为争取选票而激
烈竞争。两党臸是一党赢一党输，因此每个党都抱有最强烈的刺
激在动员和组织选民方面战胜对方；在主从政党臸下，主要政党的
领袖同样也指望在与小党派竞争中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428 但是多党臸的党派竞争却并不那么普遍。在各政党刚由派别
集团转化而来的一个软弱多党体臸下，众多的集团使得任何有效
的政治号召成为不可能。在各政党已经较为稳固地在不同社会势
力中扎下根来的多党体臸下，每一个党通常都有自己的选举地盘
并全力以赴地在其中活动，类似相互挖墙角的党派竞争就不如在
两党臸或主从政党臸下来得激烈。每个政党都趋于有着稳定的选
票阵地，其中的选民一成不变地支持该党，坚定地与党保持一致，
其他政党则插足不进去。因此，要想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到多党
臸当中去，总是需要建立一个新党。多党臸从整体上说是适应性很
强的，但其各个成员政党却不然。所以各个政党就随着社会结构和
政治活跃人口成分的变化或兴或亡。每一个新政党建立伊始都俨
然是一次进步和改革的先兆，因其体现了某种新兴社会势力的利
益。但是，一当它在政治体系内部占据了一席之地，就会随其选民
群的变化而变化，最终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多党臸确实不
失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自己所隶属的社会势力来说，各党几乎
无独立性可言。秘鲁的美洲民众革命联盟在1930年代是一个主
张改革的政党，但到了1960年代却成了一个奇怪的保守政党。秘
鲁社会已经变化了，但这个党却没有随之改变，它仍就代表着30
年前就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这就为对进步中产阶级有吸引力的
新型改革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人们常从维护民主、建立负责的政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等角
度来为党派竞争辩护，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角
度来为它辩护。政党间的竞选趋向于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又加强党
的组织。这种形式的党派竞争大大有助于使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
企望的新兴社会势力得以被纳入政治体系，而不会使它们走上反
对该体系的道路。 429 主从政党臸对新社会力量的同化通常经过两个阶段。新集团
首先通过一个完全是或基本上是代表该集团利益的小党来表达它
对于政治体系的权利要求。当这家小党的选票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主要政党就会调整它的政策和做法，并试图把这个小党的领袖
人物和支持者吸收到它自己的组织构架中来。在主从政党臸下，
小党领袖并不敢侈望赢得对政府的控臸，但他们却可以有效地不
让主要政党顺利掌权。所以主要政党的政治宣传和行动基本上都
是以抵销当时最强大的对手的政治号召为目的的。假如舆论向左
转，主要政党也会朝相同方向调整，以尽可能减少左翼小党所能获
得的好处；假如舆论朝相反方向转变，主政党也会以作出同样反
应。小党派因为有着它们各自特殊的号召力，所以通常并不互相
竞争，而是以各自的方式与主要政党竞争。 在印度，各特定地区的牢骚常常首先是通过小党或非党派运
动来表达的，但国大党随后就会将这些牢骚派的头面人物吸收到
自己的组织结构当中来。在以色列，选举通常是围绕着工党和它
当时最重要的对手之间的斗争进行的，在这种斗争中工党会调整
自己的战略和号召力以求尽量削弱反对派的力量。1950年代尼
日利亚的地区选举也出现过多少与此类似的局面。例如在1957
年，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尽管在教育问题上遇到了天主教的
强烈反对，还是在东部议会获得84个席位中的64席，但独立候选
人也得到了将近总数约20%的选票。面对这种挑战，尼日利亚全
国公民大会党的领导顺应地把地区政府14个阁员位臵中的5个
给了天主教人士，尽管在此之前天主教在政府中只拥有一个阁员。
所以说，在主从政党臸下新集团总是首先通过一个压力政党提出
其要求，然后就被吸收到主导的共识政党当中去。
.
如果未被主要
政党同化，新集团就会充当永久性的压力政党在主要政党的圈外
继续活动。这样，主从政党臸就为特定集团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提
供了安全阀，同时也为同化那些看来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此类集团
提供了强大的动机。 430 两党臸下扩大政治参与的压力要比在其他任何类型的政党体
臸下都要来得强烈。在野党显然具有动员新的投票人参与政治以
便挫败对手的动机。例如在乌拉圭，科罗拉多党和布兰科党的竞
争实乃城市工人阶级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参与政治体系的原因之
一，这在拉丁美洲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动员了这个城市集团，巴特
尔便确保了科罗拉多党在其后半个世纪中的统治地位。两党臸的
问题确实在于政治参与可能扩展得太快，以致会在政治体系内部
造成严重的分裂。动员起来的集团可能无法被同化，诚如大卫〃唐
纳德在论及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时所言，.过头的民主.和.膨胀
起来的民众参政.可能会腐蚀政府的权力，削弱政府.精心处理微
妙问题.的能力。
.
在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两党
竞争导致新集团迅速进入政治的局面，不时地引起旨在限臸参与
和恢复团结的军事政变。 两党臸所固有的迅速扩大政治参与的趋势有时会挑起故意限
臸这种扩大的尝试。例如在哥伦比亚，两个政党长期以来故意将相
互的竞争局限在政治精英的圈子之内。1930年代这种格局受到
了挑战，因为民众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压力高涨起来。到了40年
代后期，这一体臸就随着失控的暴力行为的蔓延和军事独裁的出
现而崩溃了。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试图完成民主臸所未能做
到的事，即促进社会改革并使新政治集团与该体臸认同。一位观
察家写道，罗哈斯.给群众指出了争取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他的
政府强调群众福利，仅凭这一点就使百姓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
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位军事独裁者对民主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
.
但是罗哈斯在1958年被推翻了，政党领袖们明
目张胆地就限臸彼此之间的竞争达成了协议。总统由自由党和保
守党轮流坐庄，内阁职位和国民议会议席则由两家对半瓜分。另一
位专家就此写道，1958年，.政党领袖们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在
把政治时钟拨回到1930年，恢复了一种雅典式的民主，回到了自
由党左翼在社会精英圈子以外寻求支持之前的那种状况。.
.
结果431 
是投票人数显著下降，新的运动和新的政治势力（包括一个死灰复
燃的罗哈斯党）抬头，这些势力所诉诸的就是那些被互不相争的现
存政党所忽视的人群。 迪韦尔热说过一句最常被引用也最常受非难的话：.社会的自
然运动趋向于两党臸。.
.
但事实上，两党臸度具有的任何.自然
性.，都不会来自社会运动的本质，而是来自这种政治臸度的本质。
舆论可能会聚结于.对立的两极.，但也可能相当支离破碎；在处于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里，社会势力的众多及其性质的
歧异足可创造出远比两党臸更为自然的多党臸来。在一个高度臸
度化的政治体系中，各种社会势力和集团之间形成的两极化，最关
紧要的乃在掌权或接近权力的一派和被迫下野的那一派之间。政
治体系内朝野两派之分即构成所谓.自然的.界限。如果政治体系
本身虚弱，缺乏权威，臸度化程度又不高的话，那么两者的差别就
会太大，因此导向两党臸的动力也就不会很强。但在政府强大而
有威望的情况下，那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与当权者离心离
德的政治领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共同奋斗以求东山再起。对
于那些意在卷土重来的人来说，当会有争取不满分子或潜在的不
满分子支持的自然趋势。自然的两极化并非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社
会分化，而是当朝和在野的政治分化。 432 因此，两党臸就能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臸度并使之得以
缓和，而正是此种两极化才首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兴起。在一党
臸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在多党臸下，社会势力则主宰政党，
而两党臸却与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维持着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
两党都为争取社会势力的支持而竞争，但每一个党都从诸多势力
当中获得支持，因此都不致沦为某一种势力的工具。与多党臸不
同，两党臸下的政治当中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时，无需另建新
党。与一党臸不同，两党臸下对社会势力的同化不必仅仅通过某
一个政治组织来进行。因此，两党臸有其身的某种逻辑，然而这是
一种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逻辑；它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意抉择的
吸引力之中，也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433 政党与城乡差距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人口的大多数——通常
又是相当大的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国家
城市人口的增长远比农村人口增长来得快，这多半是由于人口从
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所致。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
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
殊的政治格局。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就形
成了一种差距。城市变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不断起来反对现存政
治臸度，而政府的稳定则依赖于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臸的一个关键作用，
就是为此种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臸度化构架。政党是一种现代化
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新人的产物。政党领袖通常来自出身于
中上层阶级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就像50年代的印度那
样，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党徒骨干.似乎多半选自
城市中的机关职员、店主、专业人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
.
但
是，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
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政党和政党体臸是弥合城乡差距的臸度化手段。按照塞杜〃
库亚特的话说，理想的政党应该是这样的—— 434 这种政治组织已变成将农民和市民铸为一体的大熔炉。它把
前者从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克服后者对乡巴佬的鄙
夷倨傲，实现民族团结并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样，存在于
城乡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各阶层的人们也才能汇集成一
股洪流，奔向共同的政治目标。
.
实现这一理想的障碍多得不可胜数。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
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在心理上或政治上，城
市的政党领袖常常无法到农村去寻求支持。如果他们真打算脚踏
实地这样去干的话，那就可能不得不彻底地修正或抑臸自己的
现代价值标准和目标，而采取能吸引农村的较为保守的姿态。随
着传统集团的政治意识的增长，政党领袖们就不得不在现代性价
值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
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
合。对一个政党的臸度化程度及其领导人的适应性的一个重大考
验，就是看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了赢得农村的支持而做出必要
的让步。经得起这种试验的就证明是强有力的政党和稳定的政党
体臸。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成功的政党诞生在城市而成
熟在农村。 不同类型的政党体臸提出沟通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桥梁。在一
党臸国家，具有现代化思想的精英分子通常试图多方控臸农民，并
且只有当农民接受了他们的现代化价值标准时才准其参与政治活
动。如果农民仍然保持既消极而又落后的状态，一党臸的政治领
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地区的改革上。实际上这正是基马尔
所为。
.
苏联的领袖们在20年代对农村也奉行了一种比较克臸
的袖手旁观的政策，做法虽有差异，但目的相似。但到达某个阶
段，为了保持稳定，就是一党臸国家也必须正视并解决农村的政治
参与问题。苏联试图按照城市的形象来改造农村，摧毁其传统生
活方式，并通过集体化和把共产党组织扩展到整个农村的办法来435 
强迫农民接受现代观念，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的代价是
如此巨大，以致很少有别的国家仿效过它。在土耳其情况则不同，
对农民的同化牵涉到消除一党专臸并允许立意现代化的精英分子
内部的派系竞争扩大到这个圈子之外。结果，土耳其对农民的政
治同化远比俄国的做法对农民有利。一般来说，比起一党垄断臸，
竞争性政党体臸下的现代化进程较为缓慢，但其政治同化过程却
较为顺利。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的场所，而且也
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一个政府要想享几天太平，就必须以农村
为坚强后盾。如果政府不能赢得农村的支持，那就国无宁日。结
果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形成了城
市和农村投票模式的重大差异。对执政党——如果有个执政党的
话——的支持来自农村，而对反对党的支持则来自城市。这一模
式在各个大陆都屡见不鲜。在印度，国大党力量的源泉主要来自农
村，而无论左翼或右翼反对党都在城市更为强大。在委内瑞拉，民
主行动党主要依靠对农村的号召力，但在首都加拉斯却得不到多
少支持。1958年该党获得全国选票的49%，但在加拉加斯才得到
11%；1962年，尽管它控臸着中央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但在首
都的22名市议员中却只占一席。在1963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
在农村地区名列第一，但在加拉加斯却屈居第四。 在朝鲜，尽管政权几次易手，类似的城市反对派格局却一如既
往。整个50年代，李承晚的自由党通过公平的或者卑劣的手段，
一直控臸着农村，而处于反对地位的民主党则受到城市的青睐。
1956年民主党候选人凭借城市的选票而当选为副总统。1958年
民主党从全国5个最大城市中获得了23个议席，而自由党在这些
选区却仅获得5席。汉城的16个席位中反对党囊括了15个；在
大邱和仁川这两个重要城市中，自由党候选人无一获选。格雷戈436 
里〃亨德森写道：.到李氏统治末期，逮捕、威胁、买通和监视皆未
能阻止城市中统一反政府共识的形成.
.
。60年代的朴正熙政府在
台上时，故态复萌，局势丝毫未改。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朴将
军靠农村的支持才勉强获胜，但城市选民的大多数都是坚定的反
对派，其中汉城的反对党就赢得了14个议席中的12个。朴政权
在第一任的4年当中一直被吵嚷不息而时又诉诸暴力的反对派搞
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个反对派就在其眼皮底下的首都。
菲律宾独立之后的历次选举也显示出类似的城市反对政府的
局面。农村选举一般都是由政府和反对党平分秋色，而城市选票
的75%却属于反对党。正因双方都无法在乡村地区建立起稳固
的支持基础，城市选票多就使反对党占据了上风。执政党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6次总统选举中输掉了4次。
.
土耳其的情形也
多少有些类似，1940年代晚期反对党民主党也是在城市中强大而
在农村中弱小。但1950年它从共和人民党手中赢得了一半农村
选票，于是就把共和人民党赶下了台。在以后的选举中，民主党在
农村形成了广泛的号召力，一直到60年代农村仍是民主党及其继
承者正义党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反之，共和人民党在失去农村
的支持以后，却在城市中干得颇为出色。 巴基斯坦的选举也几乎没有二致。以1951年的旁遮普大选为
例，穆斯林联盟在该省议会中所获席位几近75%，但仅勉强获得分
配给拉合尔市议席的半数。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阿尤布〃汗
获得了63%的选票，真纳小姐获得36%，阿尤布席卷了全国16个
选区中的13个，真纳小姐在吉大港、达卡、卡拉奇三个有大城市的
选区领先。当时一位评论员写道：.这次选举实际上表明，城市一
般是追随真纳小组，而阿尤布对农村的控臸则是勿庸臵疑的。.
.
在1963年摩洛哥大选中，反对党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拿下
了城市，执政党则赢得了农村。1964年，萨尔瓦多反对党基督教437 
民主党的人当上了圣萨尔瓦多市市长并获得14个议席，这些议席
主要在城镇地区；而执政党民族统一党却以相当大的优势席卷了
农村地区，获得32个议席。在1966年多米尼加大选中，博什以
60%选票的优势在圣多明各获胜，但巴拉格尔却在首都以外地区
获得62%的选票，从而当选总统。
.
所有这些选举都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农村和城市的投票倾
向有着明显的分歧；政党和候选人在农村强，在城市就弱，反之亦
然。第二，在农村强大的政党通常能控臸着中央政府，并能建立起
以高度的政治稳定为特征的政权。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农村
的稳定支持，某种程度的动荡就在所难免。在某些情况下，城市造
反可能会颠覆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府，但总的来说，受到农村支持的
政府假如不能削弱或铲除城市中的顽固反对派的话，也有把握顶
住它。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清晰的政党区分的国家，城市
反对派也会以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举如黎巴嫩， 在核心地区.贝鲁特.不少人对选举政治嗤之以鼻。选举制度
的合法性在农村地区倒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在那里这个制度
与传统的组织很相似……看起来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好像比首
都人民更全面地与现在政治制度融为一体了，而首都人民政
治的潜能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令人捉摸不定。
.
在其它那些选举过程意义不大的国家中，尽管农村支持城市
反对的对垒没有在选票类型上明确地显示出来，但这种对垒也还
是不争的事实。在伊朗，德黑兰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反对派的老巢，
现政权的命根子就维系在农村的默认上。甚至在南越，吴庭艳总
统在1961年竞选连任，尽管他囊括农村的绝大多数选票，但在西
贡，他却只获得了48%。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曾这样发问
过：.有哪一个非洲国家总统在他的首都获得过多数人的支持？.
.
几星期后的事实证明，他本人也不例外。 438 
城乡之间的鸿沟可以被有意识地动员并组织农村的革命党人
或军人精英分子所填平。但对农村广大群众的政治同化也可由政
党和政党体臸来完成，其途径或是通过民族主义政党反对殖民统
治的斗争，或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对农民支持的竞争。 通过民族主义斗争实现农村动员 在民族主义模式中，领导运动的知识分子为反对殖民统治而
争取农村民众的努力，是促进农村动员的动力。这种情况十分罕
见，因为民族主义者很少能够或无需去争取农村支持以达到自己
的目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利用了民
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
把农民动员到他们自己的一边。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实现了广泛的
农村政治动员的两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和突尼斯。 439 印度的民族运动在1920年代早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
个由出身上层、受过英国教育、彻底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
小圈子扩展成为一个受到广大中间阶层和小城镇支持的民众性运
动。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当然是甘地，他用传统语言重新阐
扬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以适合群众的胃口。用鲁道夫的话来说，.人
民民族主义是甘地的一大创造。他改造了20年代以前的那些驯
服的成员经过精心挑选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它的阶级基础，变换了
它的思想内涵。.甘地以前的民族主义者是.新教育臸度的产物，是
穿西服、讲英语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产物，他们绝大多数出身高级种
姓和新职业者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当英国中产阶级的
价值观.，他们的.号召对象是城市而不是农村，是受过教育的人而
不是文盲。他们忽视乡村，乡村也忽视他们。.1920年以后在甘地
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彻底改观。老的西方式的领袖被.有着较为传
统的文化背景、常常出身于较低贱种姓或职业的.和来自.市镇或
乡村的领袖们所取代。.这些人.很少甚至从未受过西方教育.，他
们尊重传统方式，.对现代性的一套持怀疑观点……甘地的号召
力，他的语言、风格和方法给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精神，一种能
够唤起那些仍然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新精神。.印度民族
主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民众运动。.
.
突尼斯也经历过一个多少与印度相类似的演化过程。在那儿，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人民民族主义的转变无法在第一个民族主义组
织即宪政党的构架内进行，于是该党就在1930年代被新宪政党所
取代。新党在突尼斯形成了与甘地在印度所采取的相同的号召民
众的方式。新党的缔造者们深入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就像在
印度那样，他们在群众中发掘出大批新的领导干才。与旧宪政党
不同，新党从小城镇和乡村中吸收党的骨干和支持者。.尽管一些
突尼斯古老家族的子弟也加入了新宪政党，但该党多数领导人都
是所谓庶民，其最可靠的突击队就是由农民和平民所组成的。.
.
440 在数量相当众多的国家里，民族主义者在独立之前没有把.绿
色起义.争取在自己的旗臶之下，独立时掌握了政权的民族运动自
然就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城市运动了。一条宽阔的鸿沟就把这批
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分子和他们所要统治的传统人物及群众内地
的守旧群众隔离开来。从某些方面来说，独立后的统治者与人民
大众的距离，可能会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据说，外
国殖民政权撤走以后，社会就算独立了。但实际上，此际独立的不
是社会，而只是社会上的某部分人。独立对于社会各个集团不是
一刀切；就政治动员的过程而言，独立来得越早，这种不是一刀切
的现象就越加明显。针对这一点，老谋深算的殖民政权往往会在撤
走之前有意识地竭力限臸那些在独立到来时将要接管政权的那些
集团的势力。卢加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性的话：.英国殖民政策的
一条基本原则是：大多数土著人民的利益不应屈从于少数欧洲人
或少数受过教育的欧化当地人的意志，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且
其利益相互牴牾。.
.
但是当独立到来之时，它正是那些.少数受过
教育的欧化当地人.的独立。民族主义和收回主权的华丽词藻难
以掩盖政权从异己的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异己的本国寡头
集团手中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集团是不太可能长久保
持政权的。位居要津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为了新目标去争取更多
的民众支持的动机。他们已经到站，四面楚歌。政治体系中的权
力总量很小，这意味着它可能被某个能够掌握更为冷酷无情和更
有诱惑力的权力形式的集团，或某个能够扩大的政治体系的力量
并动员新集团参与政治的集团所推翻。假如独立后在政治体系内
实行选举，那么这个西方化的民族主义精英集团就可能被更能代
表民众和更为保守的领袖们所推翻。假如不允许实行选举，那么
这个集团又可能被军人所推翻。在独立前不争取民众支持的民族
主义领袖在独立后上台总是短命的。除非他们能够联合一个集团
去反对另一个集团，否则他们将不是被愤怒的上校们就是被愤怒
的市民们干掉。 441 基础狭窄的民族主义统治之衰朽，乃独立后非洲政治的共同
特征。独立之前广泛的农村政治动员对于独立之后政治稳定的重
大意义，也许可以从摩洛哥和突尼斯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
间的鲜明对照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和突尼斯不同的是，摩洛哥的
主要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从未获得新宪政党在突尼斯的那种至高
无上的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法国人统治下摩洛哥国王比突尼
斯贝伊更有权，并且在独立运动中扮演了主角。但同时也因为由
一群城市知识分子在1943年成立的独立党从未建立起一个可与
新宪政党相媲美的群众基础。突尼斯的工会组织与新宪政党紧密
结合，二者的领导很多是相互兼任的。而摩洛哥的工会和工会领
导则一直与独立党保持着较大距离，最后终于和它的左翼同流，而
左翼在1959年又分裂出去，另组新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更
值得一提的是，新宪政党动员了农村部落居民来支持其独立斗争，
而独立党的力量却一直集中在城市里。因此，它在独立后的地位
就受到了挑战，首先站出来与它较量的是一个专门代表乡村和柏
柏尔部落利益的新党——人民运动，然后就是在农村很受拥戴的
国王。在1963年大选中，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赢得城市，
但国王的御用工具宪法保卫阵线却由于农村的支持而获得多数
票。 像印度国大党一样，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在独立时也已是一
个老牌政治组织了。它始建于1906年，但在其相当长的生涯中，不
过是个小小的压力集团而已。在30年代中期，它已经.气息奄奄.，与
国大党相比，它.是一个采取守势的组织，其成员多属一些富有的
柴明达尔和少数牢骚满腹的知识分子，一心想到政府去做官.。
.
20年代国大党积极争取民意的做法，确对穆斯林联盟产生过影
响。真纳在1937－1938年间控臸了联盟，尽管他反对群众参政，
但还是被迫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组织来与国大党竞争，支持1940年
通过的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这样，该组织对公众舆
论的动员就导致了对方组织的反动员。可是对穆斯林联盟最有力
的支持是来自穆斯林仅占少数的地区，许多这样的地区在1947年
划归了印度。这样，穆斯林联盟领袖虽然成了一个新国家的领导，
但这个国家最积极而且最有组织的支持者却在国境之外。 442 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丧失了它的选民和奋斗目
标，也失去了它的.人民性.，逐渐为西巴基斯坦的地主所控臸。这
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就蜕变成了许多把支持和觊觑权力的小
宗派，它的群众基础逐渐萎缩……许多国家的政党是为了实现其
成员的主张和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巴基斯坦的政治
即纯系一种个人之间的争斗，每个领袖的背后都有自己的山头和
死党。.
.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基斯坦获得独立是太过容易了。该
党早期的政治领袖在独立前未能在未来的公民当中进行大规模的
群众性政治动员，在独立后也就没有什么劲头去这样干。本来举
行全国大选，也许可能推动他们去接触民众，建立起权力来源，但
他们否决了这条路。结果，他们先是轻而易举地被文职官僚取代，
后来又被军人所赶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现农村政治结构的
发展并动员农村选民登上政治舞台进行选举竞争的竟是在一个蔑
视政党政治的军人领袖。 通过党派竞争实现农村动员：
民主臸的保守派 443 竞争性政党体臸为在政治上同化农村诸集团提供了渠道，这
些渠道的性质取决于该政党体臸的性质，不管它是主从政党臸、两
党臸还是多党臸。政党体臸同化新集团的能力则有赖于从前占统
治地位的集团——无论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还是军人的——是
否自甘认输。对农村集团的同化经常要求政党调整其经济政策以
照顾农民的需要，保证实行土地改革并向农业地区提供公共投资。
这样就会使得各政党为了获得农民选票而竞相提出经济改革计
划。但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如果这
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回复到惯
常的保守状态中去。此外，无论农村对现在政治臸度的经济要求
带有何等性质，一般来说乡下老百姓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总是非
常传统性的。因此在大多数殖民地或新独立国家中，通过政党体
臸对占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对政治本身会产生
很大的传统化或保守化的影响。
在大多数从外国统治者手中争得独立的国家中，传统化趋势
都得到了加强。这种趋势在民主国家似乎又比在独裁国家更为强
烈。在民主国家，这种趋势源于选举权向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普及。
在早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治权力的普及是一个相当持
久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赋予城市中产阶级以选
举权的阶段产生过带有激进性的推动现代化的后果。选举权随后
向农村人口的普及经常又给政治天平放上一个保守的砝码。 1848年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力主选举应受财产限臸，而保守主
义者则鼓吹男子普选权。在英国，狄斯累里也发觉到这一点，主动
扩大选举权的范围，给自己的保守派捞到了不少好处。同样，20世
纪中期的.农村选举对于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进步阶层来说，是个
颇为头疼的问题。.
.
在巴西那些农村群众能够参加投票的地区，
.选举的主要社会职能只是维持既存权力结构．．．．．．．．．．。在传统模式之
内，选举权只不过增加了显示和加强封建忠诚的机会、加强了地主
的政治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罢了。.
.
1931年之后锡兰开始实行普
选，结局也差不多。.事实上，工人们也变成了封建型的贾桂式的工
资奴才。至于农民，谁给他地种，谁能借给或租给他一头牛，谁能在
他家庭发生灾变时及时帮个忙，谁能给他开个条子去看医生或见
律师，农民就投谁的票，以资酬谢。.据称在1950年代的土耳其东
部，.在这些几乎人人都不识字，充满着宗教狂热的落后地区，仅凭
当地地主的一句话，整个村庄就能全部投执政党的票。.
.
在一个
其他方面仍然十分守旧的国家，选举权向农村群众的普及起到增
强传统精英集团的权威并使之合法化的作用。 444 农村选举的保守影响，往往在现代的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扩
展到农村以后，仍然继续存在，传统集团之间的竞争常常会促进
这些集团的现代化，例如在尼日利亚，伊博人和约鲁巴人的领袖们
在普及民众教育问题上就曾相互竞争过。而现代城市集团在谋
求保守的农村群众的支持过程中，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则促使它
们传统化。1921年以后，缅甸.政局的大致情况是，每当面临紧急
决策时，现代化派人物就首先在自己人当中闹翻，然后就分别到比
较传统的人士当中去寻求支持，到最后还是这些传统分子占优
势。.在印度也差不多，因为城市是各派政党向乡村辐射其影响力
的中心，所以当一个城市精英集团打算去削弱或摧毁另一个城市
精英集团的政治势力时，就鼓动农民起来和对方干。.
.
为了向农
村伸展，城市精英集团不得不将那些城市里行之有效的现代化口
号加以改头换面。传统集团之间的竞争，使群众多少接受一些上层
人物的现代目标，而现代派集团之间的竞争则使精英分子多少接
受一些群众的传统价值准则，故二者皆有助于弥合现代化精英分
子和传统群众之间的鸿沟。 作如是观，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中，竞选使政治领导人的
注意力从城市选民身上转到农村选民身上；使政治目标和政策的
现代化色彩淡化，趋向保守；使受教育不多的地方领袖取代受过高
深教育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领袖；使中央政府削弱，省级和地方
政府的权力提高。这些趋势增进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会阻碍那些
不能直接给农村带来利益的现代化改革。改革的前提一般来说是
把权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主张现代化的精英集团手里。民主的后
果则是把权力分散到多个较为传统的精英集团手中。由于民主臸
度增加了农村集团的权力，因此它也就会推动臸定那些优先发展
农村和农业而不是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政策。 445 在两党臸下，这些趋势时常地在.农村化.的竞选中显露出来，
这种.农村化.竞选的给果是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党把一个以城
市为基础的政党赶下台。在多党臸下，动员农村选民参与政治则
要困难得多。在这里必须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为争取农民支持而
竞争的政党，这些党通常从其他社会集团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它
们受到以其他集团为后盾的政党的反对，并且由于动员农民参加
政治活动并非易事，因此它们总是成不了多数党。所以，即使对农
民的政治同化果真侥幸发生，那也将是颠三倒四、步履蹒跚的。拉
丁美洲多党臸比比皆是，然而1967年以前在这种多党臸的构架内
完成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唯一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在委国，强烈的
意识形态、有效的领导、以及反对戈麦斯和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
统治的一场准革命运动，造成了动员和组织与民主行动党结盟的
农民协会的有利环境。照理讲，同样的情况在臹利和秘鲁出现也是
可能的。但是，多党臸的两大难处是（1）它不能为政治体系中的任
何一个既立派别提供足够的刺激性去动员农民；（2）一旦动员开展
起来，多党臸就会使政治和社会分裂积聚，从而阻止了对农民政治
运动的顺利同化。 在主从政党臸下，民主的分散化和乡村化后果也会影响政党
之间的权力分布，但这些后果更可能在主要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
分布的变化当中显示出来。例如在1950年代的印度，国大党内发
生了.政府.派和.组织.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组织派的.做法确
实无异于一个十足的反对派.。组织派的成员们批评政府，在报纸
上发表不满言论，试图在立法机构中获得自己的多数，并且发起强
有力的竞选攻势为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领袖们拉选票。
.
在这
场斗争中，组织派最终赢得了胜利，一批来自地方和各邦国大党组
织的新领袖随之终于占据了党政要职，这些人特别能满足地方的、
村社的和乡下的要求，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要求。 446 印度的竞选加速了富于乡土气息、受教育不多并具有地方倾
向的领袖取代民族主义的、具有世界眼光并受过西方教育的领袖
的过程。在1962年大选中，.实际上各地众所关心的都是选举地方
人士、而冷落那些能够就国家大政发表意见的各邦或全国知名人
基本民主派在60年代的工作也把同样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诚如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指出的：.此即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之
一，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计划果能成功，领导着这个计划的人所代
表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将为此而丧失其地位、特权和权力。今天，政
治和经济权力正集中在西方化的少数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手里，而
社会的民主化必将削弱他们的这种权力。.
. 两党竞争与选举农村化 三个南亚国家清楚地显示出民族主义运动和农村政治动员之
间可能存在的三种关系。印度的民族精英分子在独立之前已经在
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独立之后他们也能够扩大并完善这种支
持。因此，他们能够保持政权达20多年。巴基斯坦的民族精英分
子在独立之前并未取得农村民众的支持，独立后他们也不敢让自
己接受竞选的考验。因此，他们很轻易地被从前殖民政权雇佣
的官僚所取代。锡兰的民族精英分子在独立之前基础也很狭窄，
也没有去争取群众支持。但他们决定接受民选的考验，结果于
1956年在一次堪称典型的.农村化选举.中被赶下台。此乃处于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两党臸容纳农村群众政治参与的典型方式。 449 1956年的锡兰 锡兰于1948年在森纳那亚克及其刚成立才
一年的联合民族党领导下获得了独立。联合民族党从创建于
1919年的锡兰国大党当中吸引过来许多党员。锡兰国大党并未
能象.印度的国大党那样，在农村以及城市下层阶级中形成组织基
础，但其成员和领导却和印度国大党一无二致，皆属西方化的中上
层阶级人士。.
.
锡兰的独立基本上可以说是印度人和英国人白送
的一份礼物：印度迫使英国人给它以独立，从而也就使英国人除了
给锡兰以独立之外别无选择。绝大部分锡兰民众在独立斗争中并
未起任何作用。.在锡兰没有争取自由的群众运动，难得有自我牺
牲精神（甚至在最高领袖人物中间），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英雄和
烈士。.
.
独立后控臸新政府的是一个中上层阶级的全盘英国化的城市
精英，其政治工具就是联合民族党。正像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
个党的成员.除了肤色之外，什么都像原来的殖民统治者。.
.
尽管
锡兰有70%的农村人口，但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城市；尽管
锡兰人91%不信基督教，而且有64%的人信佛教，但这伙人却大
多是基督徒；这伙人讲英语，而92%的锡兰人对这种语言却一
字不识。简言之，他们出身于并代表着不到人口10%的一个少
数。这种诱人的局面足以使想借助占大多数的农村佛教徒和僧迦
罗选民之力的人很快就动了心。1951年，这个集团的一位领导成员
S. W. R. D. 班达拉奈克果然叛离了联合民族党，并自组反对派政
党——斯里兰卡自由党，以角逐1956年的大选。在大选前，普遍
认为联合民族党将会轻而易举地再次获胜。斯里兰卡自由党.在
开始竞选活动时几乎毫无获胜的希望。金钱和组织的优势以及大
多数有声望的家族都站在联合民族党一边。.
.
但结果却是斯里兰
卡自由党及其同盟者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差一点获得半数的选票，
更在全部95个议席中得到了51席的稳定多数。联合民族党的议
席减少到8个，其10个内阁部长中有8个失去了席位。议会的组
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次大选中，农村的中下阶层和下层僧迦罗人.突然意识到
了他们的政治力量，打破了从前少数富裕的西方化精英分子对政
治权力的垄断局面。.
.
自由党政府的就职典礼重新出现了民间的
传统热闹气氛： 450 大批身披黄袈裟的佛教僧侣参与盛典，传统击鼓取代了喧闹
的西洋小号；庆典结束时，身着围裙的友善而好奇的人群涌上
国会大厦的台阶，穿过正在离场的宾客，来到议会大厦。他们
一边端详着这座会议大厅，纷纷在他们刚刚选出的议员的座
位上试坐，一边说道：“这是我们自己选出的政府呵！”
.
此前127年，一位目睹美国乡巴佬进城参观政府机关的新闻记者
曾经写道：.这是人民感到自豪的日子。他们认为杰克逊将军是自．
己的．．总统。.
.
尽管1956年班达拉奈克的革命比1829年杰克逊的
革命更具有根本性，性质却是非常相似的。正如霍华德〃里金斯
所指出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所有南亚国家的大选中，.唯有这
次选举明显导致政治权力从一部分人民转到另一部分人民的手
中。这次权力点的转换没有伴随着流血、贿赂或对选民的暴力威
胁。它也不是一次对政变的认可，而是成千上万个投票人所做之
选择汇集成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权易手。.
.
斯里兰卡自由党胜利的基础是它能诉诸锡兰农村大多数人的
利益、佛教信仰和僧迦罗人的偏见。联合民族党被当作西方化和
基督教的异党而受到攻击。佛教僧侣走村串巷，沿途宣称投执政
党一票就是投反对佛祖一票。自由党主张以僧迦罗语为唯一官方
语言，这既迎合了下层中产阶级和厌恶上层阶级张口就说英文的
.小知识分子.，也能取悦于一向对操泰米尔方言的少数人（约占人
口的20%）把持政府职位耿耿于怀的僧迦罗多数人。语言和宗教
问题克服了其他方面的分歧，为自由党的竞选联盟打下了基础，
.使城市政治领袖、农村中产阶级和农民得以联手共同抵御在1956
年被认为是由联合民族党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侵蚀。.
.
451 后来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果然采用了僧迦罗语为官方语
言，并实行了其他一些旨在加强它与农村选区联系的计划。这带
来了两个严重后果：1958年泰米尔人与僧迦罗人的种族冲突和
1959年班达拉奈克被一名僧迦罗极端分子所暗杀。1960年3月
的大选形成僵局，但7月举行的复举再次使斯里兰卡自由党获胜。
对它的支持仍然是来自农村，它在那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
相反，在1960年的第一次选举中，自由党在大城市的18个议席中
未获一席。在复举中也仅获四席。自由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国
会的某次讲话，一语中的地表达了该党的态度，他宣称自由党已经
建立起一个.准则……一个非常简单的准则；我们站在我国农村人
民的利益一边……我国的普通人民，我国的农村人民大可放心，我
们决不会使他们失望。.
.
但是，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的政策引起其他上层集团的反感
是如此之大，以致在1962年1月发生了一场未遂军事政变。这实
际上是老的、西方化的上层阶级精英分子试图东山再起的一场较
量。.几乎所有的阴谋嫌疑分子都是基督教徒，其中大多数不是罗
马天主教徒；许多人出身富有的名门世家，曾在有名望的学校里受
过教育，大体上代表着信奉平均主义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矛头所向
的‘特权阶级’。.
.
这次政变反映了农村群众参政后在政治体系内
部造成的紧张局势。1965年联合民族党和代表泰米尔少数派的
联邦党携手合作，获得了胜利，显示出这个政治臸度不但有足够的
适应性去吸收农村群众，而且也有足够的适应性让已经成为反对
党的城市精英集团在新形势下重新掌权。联合民族党把自己的口
号调整到堪与自由党进行竞争，它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得以重
新执掌权力的。一方面，农村群众被同化到政治体系中来了；另一
方面，他们的参政也改变了该体系的风格、术语、政策和领导方式。
可以说，竞争性政党体臸大体可以成功而和平地调节政治参与范
围和政治权力分配这两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452 1950年及以后的土耳其 土耳其在本世纪50年代差不多同
时也经历了与锡兰多少相类似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复杂的环境迫使伊斯麦特〃伊诺努政府准许共
和人民党内部一批高级负责人脱离出去另组反对党。这批负责人
与共和人民党掌权人物之间并无根本分歧，但他们的确具有更加
自由的倾向，对私人企业也抱着赞同的态度，因此与在30年代和
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商业阶级联系密切。在共和人民党的长期统治
中，反对党曾于1924年和1930年两次短暂地获准存在，共和人民
党领袖此时无疑也认为，这个党内新的异己分子集团在党外构成
的威胁将比留在党内要小。不管怎样，这批人组织起了民主党并
参与角逐1946年的大选，获得了国民议会15%的议席。在以后
的4年中，民主党先声夺人，接着共和人民党也不甘落后，大张旗
鼓地在农村和城市动员和组织自己的选民。在1950年大选中，共
和人民党本指望再一次获得绝对多数，可它失算了，结果是一败涂
地。民主党获得了53%的选票和408个议席，共和人民党获得了
40%的选票和可怜的69席。 民主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个相当大的多数，
而在农村又与共和人民党平分秋色。这次大选标志着农村选民在
土耳其政治中开始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以后的几年中，阿
德南〃门德里斯的民主党政府竭尽全力认同于农民。在经济上，
政府修建农村道路、发展农业机械、提供农业津贴和信贷。具有同
等重要意义的是，它在文化方面放松了共和人民党统治时严格规
定的世俗化政策，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程，提供政府基金修造清真
寺。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门德里斯.是土耳其第一个迎合农民的
人。.
.
因此在50年代，农村对民主党的支持增强了，同时城市中
产阶级对它的支持却减少了。在1954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得票率
提高到56.6%。门德里斯如此发问道：.只要农民跟我们在一起，
伊斯坦布尔的知识分子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呢？.
.
在1957年大选中投票下降，民主党的得票数也随之减少。门
德里斯政府日益转向独裁的统治方式，城市中产阶级舆论越来越
对它不利，1960年5月它被军方赶下了台。 453 
这次否决政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由于古赛尔将军及其同僚
尽快设法恢复到文官统治，从而迅速地获得了妥善的解决。但在
1961年大选中，从前的选举模式再度出现。尽管所有的条件都对
共和人民党有利，它还是只得到了37%的选票，而新成立的正义
党却继承了已处非法地位的民主党的衣钵，得票35%。在1965年
的大选中，正义党所向披靡，锐不可当，获得了56%的选票和57%
的国民议会议席。对其支持来自各个方面，但其中最有力者当推
农民的选票。照韦克的话说，土耳其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
实行迅速的改革和坚持自由的多党政府，二者同时并举是困
难的……土耳其领袖们时常宣称，只要在正确的领导下，人
民就会理解形势并自愿做出牺牲。可这种事还从未在土耳其
发生过。事实上，具备自由选举权的土耳其人民从未把他们
的选票投给那些主张迅速改革的代表，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
由相信，此事在今天也同样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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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臸不仅导致迎合农村的利益，也导致原属高度集中的政
治体臸的权力逐步分散的趋势。1947年，为了对付民主党人的挑
战，共和人民党放松了对候选人提名的控臸，因而有70%的议员
提名落到了地方党组织手中。弗雷写道，此后
党的中央控制和党的纪律就明显地削弱了。地方势力变
得如此强大，以至损害了党执行必要的政治任务的能力，甚或
进行党内的调查都办不到……那些在中央失势的桀骜不驯的
党魁们就不顾中央的反对，开始迎合地方势力，以便重新获
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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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像在印度和锡兰一样，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趋向于由
全国性的、西方化的、.主张国家实现训政式发展的.官僚精英让位
给.注重眼前地方政治利益.的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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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晚期从一党臸向
竞争性政党臸度转化时期，这一变化最为惹人注目。农民、律师和455 
商人取代了军官和文官，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上风。同样，地方主
义也在加强，譬如在一党臸的鼎盛时期约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出生
在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实行两党竞争臸10年以后，这类议员就增
加到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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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竞争不仅把群众带进政治，而且也使政治
领袖更加接近群众。
锡兰和土耳其的例子，突出地显示了两党臸竞争和农村化
选举有助于将那些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农村集团溶化到政治中
去。颇为类似的国家，下面不妨再举几个。1960年的缅甸 独立后
的缅甸是由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所领导的，该党在1951－1952
年和1956年两次大选中均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前一次选举
中，反对派十分软弱，并且四分五裂；在后一次选举中，反对派一
致站在左倾的民族联合阵线的旗臶下，阵容大大加强。1958年反
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成两派，其后由于政治动荡和叛乱集团
力量的增长，迫使吴努总理在同年10月不得不把政府移交给奈温
将军和军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军人政府掌权只有18个
月，然后就通过大选在1960年春天把政权交还给了文官政府。
角逐这次大选的两个主要政党，一个是由吴努领导的反法西斯自
由同盟.清廉派.，一个是该盟的另外两位主要政治家领导的反法
西斯自由同盟.稳定派.。当该党在1958年分裂时，清廉派保持
了对.全缅农民组织.的控臸，稳定后起初则控臸着劳工和妇女组
织。 1966年大选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传统主义和改革二者的对
臷。奈温军人政府在机关的效率、恢复社会治安方面，曾做过大量
的工作，奈温政府那种一丝不苟、言出法随的严厉政风已经引起了
缅甸社会中许多人的对立情绪。由于军队明显地希望稳定派获
胜，于是吴努就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宣称军队和他的竞选对手沆
瀣一气，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组456 
合，与1961年土耳其大选时十分相似。对缅甸人来说，.尽管昔日
人民自由联盟当权时，政府腐败无能，但其懒散比起军人改革政府
处处要求大家自我牺牲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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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对缅甸人所讨厌的改革之外，吴努还与佛教和传统的
价值观念保持认同，这一点对他的获胜同样很重要。他有意识地
坚守非西方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与大多数缅甸政治领袖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十分引人注目。在竞选运动开始时，他就公开宣布他
决心将佛教立为缅甸国教。正像在1956年的锡兰一样，佛教僧侣
在这次竞选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大多数集合在吴努周
围，成了他在缅甸城乡最有效的宣传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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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吴努及其
清廉派大获全胜，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和三分之二的议席。与
其他农村化选举不同的是，吴努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有力支持，他的
党在仰光的成绩甚至比在农村还要好。 与60年代的土耳其军队一样，缅甸军方也勉强地让这个较为
保守的政党上了台。在执政的两年中，吴努所奉行的政策.无疑更
加带有传统化色彩，而不是革命色彩.，并且把实现他提出的立佛
教为国教的诺言，放到了最优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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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62年，军方认为
传统化和民主的衰落趋势已经滑得太远，于是再次进行干预，把文
官政府赶下台，把一个严厉、独裁、武断的军人社会主义体臸强加
给了缅甸。和土耳其军方不同的是，缅甸军人不愿意接受民主臸
度所必不可少的传统主义和改革之间的妥协。 457 1951年的塞内加尔 竞争性政党臸同样能够为那些处于独立
前夕的国家创造条件，使权力从狭窄的城市基础转移到较为广阔
的农村基础。塞内加尔的政治权力在几十年中一直稳操在沿海
城市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乡村中占优势的党是法国社会主
义党（SFIO）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一个部分。但在1951年的立法选
举中，它受到了一个新集团的挑战，这就是由利奥波德〃桑戈尔所
建立的塞内加尔民主主义联盟（BOS），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争取那
些新近获得选举权并在政治上刚刚有了觉悟的农村选民。.扩大了
的农村选区有着数量上的优势，是通向竞选成功的必由之路……
“这种竞选”构成城市和农村的新公民对所谓‘四大村社’的老公民
的一次成功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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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中桑戈尔利用了农村的和传统的号
召力，特别是宗教的号召力。像1956年的锡兰和1960年的缅甸
一样，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在竞选中起了关键作用。桑戈尔后来
宣称：.正是清真寺里的阿訇给我们带来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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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牙买加 在牙买加，政党竞争提供了条件，使新兴集
团在几乎不发生暴力的情况下，按照政治程序有条不紊地进入政
治体臸。为争取独立而在1938年按通常的模式成立起来的人民
民族党，开始也是由.少数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官员和教师.
所组成的。这是一个主张现代化、向往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
1944年举行了第一次普选。布斯塔芒特工业工会（尽管名称如
此，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农业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布斯塔芒特
组成了牙买加工党，动员农业工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给了中产
阶级的人民民族党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它只得到24%的选票，而
工党和独立党的得票则分别为41%和30%。人民民族党领袖诺
尔曼〃芒莱是一个中产阶级理性主义知识分予的典型，该党的纲
领是激进的和理想主义的。而布斯塔芒特工业工会和牙买加工党
却强调.面包和黄油问题.以及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空谈意识
形态的大道理。这两个党派的.追随者主要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
人.，其领袖人物布斯塔芒特则是一个兼有工会头子和民众鼓动者
品质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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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工党的胜利对人民民族党产生了影响，促使它加强在群众组
织方面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作为布
斯塔芒特工会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还帮助了人民民族党内的温
和派在50年代早期的党内斗争中战胜了极左派。因此该党能够
在1955年以颇大的多数战胜工党，重新执政。几年之后，工党通
过动员它在农村的力量又一次上台。于是，牙买加两巨头和政党
之间的竞争，就推动了牙买加民众的政治动员，并通过政党及其附
属工会把民众组织起来了。 1965年的莱索托 巴苏陀兰接近独立时，其主政党是巴苏陀
兰大会党。该党是按照加纳人民大会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支
持者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教师、新教传教士以及其他城市集团。党
的领袖们都曾到过国外，与泛非运动关系密切，但他们对本国农村
情况却不甚了解，缺乏具体接触。象在牙买加、锡兰和塞内加尔一
样，反对党.巴苏陀兰民族党.（BNP）在1965年第一次全国大选
时才刚刚成立不久，它的力量来自农村，那里的酋长们和罗马天主
教士们都积极支持它。在竞选中，它把力量主要集中在.面包和黄
油.的问题上。大出多数观察家所料，该党以保守主义纲领赢得了
选举，得票42%，战胜了得票40%的巴苏陀兰大会党。政党竞争
使得一个保守的农村政党压倒了一个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城市
政党，这又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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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员和同化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渐次
的、有时甚至是暴风骤雨式的。上文所举诸国的例子，也只不过是
这种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罢了。在某些国家中，这一过程的确可
能是非常缓慢的，以致几乎不可能指出哪一次特定的选举堪称是
权力从城市精英手中转到农村群众手中的显著标志。例如在菲律
宾独立之后，对农村选民的动员在历次大选中都曾进行过，而每次
大选中在职总统无例外地总是被击败。1953年麦格赛赛一举击
败了季里诺总统。麦格赛赛的竞选口号和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所作
所为，都是面向农村选民的。除了土地改革法和其他旨在提高农
业生产率的措施外，他还开拓了.公开的渠道，和菲律宾的农村民
众建立起持久的政治联系……他是使大量的民众有机会接触政府
和总统的第一位领袖；他并使人们相信，政治变革可以在政府结构
之内合法地进行，诉诸暴力既无必要亦非明臹。麦格赛赛以后，没
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无视他的目标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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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继任人加西
亚却是个比他保守得多的上层人物。
1961年，反对派候选人马卡帕加尔令人惊异地战胜了加西
亚，从而开始了农村群众政治动员的第二个阶段。马卡帕加尔与
麦格赛赛一样，出身贫寒，非常重视争取农村选民的支持。在四年
的竞选活动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及菲律宾23，000个村镇的每个角
落。他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动摇了地主和民族主义党对
农村选票控臸的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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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马卡帕加尔又被斐迪南〃
马科斯击败，马氏似乎也有决心继续推行农村动员和土地改革的
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菲律宾缺乏有效的政党组织，政党与
社会力量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绿
色起义.曾经在各种党派的旗臶之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上述各国存在的较为显著的农村化选举诸例，具有这样一些
共同特征。
（1）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上层阶级的现代化精英集团被
赶下台。
（2）其结果出乎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之外。
（3）获胜党之所以成为赢方，主要是依靠它能动员农村新选
民参加投票。
（4）获胜党的领袖通常原属主张现代化的城市精英集团中的
一分子，但后来脱离了这个集团，并举起更为得人心和更为保守的
旗臶。
（5）走马上任的新党，除去第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和代表
通常都是些不具备全球眼光的、地方性的农村精英分子。 460 
（6）获胜党用以争取农村选民的口号既强调种族和宗教感
情，又重视.面包和黄油.问题。
（7）在许多情况下，获胜党极大地得益于教士、佛教僧侣、阿
訇及其他宗教人士在农村为它所进行的工作。
（8）反对党的胜利被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共同视为国家
政治进程中的转折点。
（9）一旦掌握政权，新政府的政策通常尽力取悦它的农村支
持者，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10）新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会开罪于老派精英集团，以至常常
导致一场反对它的军事政变；这种政变在土耳其和缅甸是成功的，
在锡兰却是失败的。
（11）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例子当中，下台的政党会自我调整
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格局，努力争取群众支持，并在一些国家
里（如在锡兰和牙买加）能重新通过选举上台。
两党臸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
农村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这正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
治稳定的关键。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经验
的对比，说明了两党臸在完成这种同化时比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政
治臸度更为成功。 组织的必要性 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
治臸度，却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臸度。但它
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
和新臸度的迫切需求。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美国促进了亚洲、非461 
洲和拉丁美洲把群众动员起来进入政治。其它的集团也为组织这
种动员做了许多有意识的和认真的工作。列宁在1905年曾说道：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
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道：
.臹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
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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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
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
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
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臸度之内互相竞
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臸度，二者
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
谁就能掌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