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党体制痛苦的转变[图]

１９８７年，民进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要求解除戒严。解严后，政治游行成了家常便饭

    基层民主冲击党国体制

    台湾光复以后，省议会、县市长、县市议员均实施直接民选。选举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掌握经济和媒体资源，又因为新的政党不被获准成立，反对者无法集结成组织性的力量，其政治言论还受到一系列安全法令的限制，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叛乱犯的帽子。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下，反对派自然难成气候；尽管如此，选举的形式毕竟存在，个人还是可以以无党籍的名义参政，无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一般可拿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选票。选举季节一到，台湾民众对于满街跑的宣传车已习以为常。他们也很清楚，选举当天，要拿投票单、身份证、印章到邻近的投票所，几十年来一直是如此；换句话说，选举的形式和民众投票的权利意识一直是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只是公平性。

    事实上，只要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存在，必然会冲击到党国体制运作的根本。举例说，假设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是台北市的实质权力者，但如果台北市是由无党籍人士当选市长，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又如何去指挥他?就算台北市长是由国民党籍人士当选，由上级指派的市党部主委如何去指挥由全体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国民党籍市长呢?这套制度实施下去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会逐渐集中在民选首长手中；二是国民党领导层必然也会依靠党部民主程序产生，只有政党内部的权力运作与社会权力运作保持一致时，政党才能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这个道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现实中却是充满挣扎、混乱和痛苦，因为没有人会自动交出权力，价值观念的转换更代表过往信仰的重组，往往激发心灵的创伤。

    蒋经国最后的人生抉择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贯彻党国体制三十载的蒋经国，为何会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决定选择走向现代代议政治?他没有完整地阐释他的思想论述，也没有提出实践步骤，只是突然地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报禁和党禁。此时，他的健康已亮起红灯，随时会撒手人寰，他已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政治部署，以便让民主化的工作循序渐进。

    1946年年底在南京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早已载明了人民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以及参政的权利，只是这些权利被另外一些法令捆绑住，无法行使，现在要做的不过是解除这些捆绑的绳索罢了!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冲突。首先，党外人士原来非法组成的民进党，根据最新的“人民社团组织法”，向“内政部”登记，成为合法政党，接着还有其他一大堆人跑出来，组织了几十个政党，有些人是有理想的，也有一些人纯粹是凑热闹，或虚荣地希望自己的名片上能印个“某党主席”的头衔。

    实施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

    蒋经国开放民主时，无形中预示了国民党会有下台的一刻，而且进展会比想象来得快；因为这是实施政党轮替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此时稳坐泰山几十年的国民党人对此并没切身的认识。最严重的问题是，党国体制的老化造成年轻优秀的人才无法出头，党内伦理与社会运作的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国民党以革命政党的方式执政，透过大量电影、电视剧、话剧、小说、历史纪念仪式等等宣传国民党的革命事迹，以洗脑的方式反复确认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国民党干部并不需要直接寻求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晋升取决于党内的人际关系。早期，党的领袖仍可以精神动员的方式强制人事更替，不过几十年后，革命精神沦为空洞的名词，取而代之的是腐朽的中国官场伦理，革命宣传也沦为保权保钱的廉价方式。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民间社会朝气蓬勃，民间新兴大企业、贸易公司、饭店、旅行社、翻译社、出版社、印刷厂等等，生意直线上升，他们纷纷以高薪礼聘优秀人才，只要有才干，就不拘资历、年龄或性别。相反地，才具平庸、尸位素餐者，无论什么来头，均被迫出局!

    由于党国体制与民间社会相差太远，一流的人才逐渐集中到民间社会，事业有成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至于前者则是安置了大批平庸的党工人员，不具备开创能力。他们关心的事与革命献身毫无关系，而是退休俸、年终奖金等等，党国体系成为变相的社会福利体系，用外界骂得难听话来说，就是“养了一大堆闲人”。问题是，在党国体制下，前者却担任了后者的政治领导，这种情况能持续吗?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以下以切身的经历作为说明。笔者大学毕业，到中国广播公司工作，董事长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他平日戴着墨镜，不与员工接触，神秘兮兮，予人观感不佳--许多年后笔者在新加坡工作，与蒋孝武建立私谊，才比较了解真正的他，此为后话。新闻部主任某君是蒋孝武的友人，靠着这层关系一路攀爬。此君即为政战学校毕业，虽在美国短暂学习，能讲一些英语，却毫无西方绅士的开明之风，倒是仗着权势盛气凌人，出入喜欢前呼后拥，指导记者如使唤奴仆。蒋经国生前，此君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到李登辉时代，开始失势，等到国民党下台后，听友人说有一天看到此君穿短裤拖鞋自己去倒垃圾……

    这正是民主政治可爱之处，也是蒋经国过世后台湾发生的变化。首先，过去在南京选出来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国民党为了维持中国法统的代表性，让他们四十年不用改选，无事可干，却配有大房子，领取高薪，此时个个老态龙钟，一些人甚至提着尿袋来开会，由护士随行，丑态百出。如果国民党的中国法统是由他们来代表，那中国文明在台湾人心目中形象必然惨不忍睹，如此只会有利于“台独”的发展。然而，对权力的依恋却是根深蒂固的人性。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是在经过199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并且获得一大笔退职金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历史舞台。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党国体制的权力伦理与政治选举制度背道而驰，李登辉属意的参选人经常不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人，党的高层干部竟然不敢明白反对。其结果既造成国民党参选人落选，也形成党的中下层严重分裂。2000年的“总统大选”，民意最高的宋楚瑜遭到压制，国民党从上而下严重撕裂，结果出现了民主化后的第一次政党轮替。这无疑是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碰撞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