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手动设置ip地址:壶公评论：人与法（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1:17:33
壶公评论：关于邓玉娇案
少年时代，兄长是军人，每每回家时常哼唱一首歌。笔者是个音乐爱好者，听唱歌曲无数，但是能够在数十年间留存于心中的只有兄长曾经唱过的这一首歌，它的歌名是《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能得解放》，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一首选曲。
洪湖赤卫队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0年夏，在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彭家墩乡党支部书记韩英和大队长刘闯根据县委指示，率赤卫队主动撤退，民团组织白极会首领彭霸天勾结保安团冯团长卷土重来。
韩英组织力量重创犯敌，在掩护乡亲时，她不幸身陷敌手。彭霸天抓来韩母，企图以母女之情软化韩英，遭到失败。
《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能得解放》就是韩英对母亲的衷情诉说，一个革命志士艰难的人生是中国社会大众命运的聚集，一个觉悟的战士对人民真切的情感是中华民族至“善”文化的结晶。
《洪湖赤卫队》的选曲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它教育了数代人，它的成功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赞而化之”的特性。
195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洪湖赤卫队》开始演出。周总理等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第一百场《洪》剧，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总理说，他活了六十五岁，才找到了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这首歌，周恩来总理唱了十几年，文革中，他不能公开和大家一起唱，就一人悄悄地哼，直到他去世前还听唱着这首歌。
《洪湖赤卫队》歌颂的是贺龙元帅的革命事迹，贺龙革命就在洪湖展开。当贺龙观看演出，演员们以用生命投入战斗的激情参与表演。当剧中赤卫队撤退时高唱“贺龙领导闹革命”的队歌时，大家没有想到音符，而是在激情高唱；韩英母亲在牢中唱“贺龙、贺龙，快领同志打回家乡”几乎是喊出来的。演出动情之处，演员们、观众莫不咽喉哽塞、声泪俱下。
贺老总告诉大家：
“那时候，敌人把我们的同志的头砍掉滚到河里，那条河都变红了，那斗争残酷呀！……”
贺老总称赞刘闯这个角色演得好。有这样一个场景，刘闯与赤卫队到彭家墩去摸庄劫枪，当劫枪成功后，刘闯拔出闪闪发光的短刀，插上“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的纸条后，亮刀甩出，钉在彭霸天后厅的匾上，引起了陈毅和李先念啧啧称赞。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洪湖赤卫队》主题歌唱响半个世纪，经久不衰，《洪湖赤卫队》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歌剧”。
因为邓玉娇的事件发生在湖北，是《洪湖赤卫队》发生的地区；因为邓玉娇与韩英一样为反抗黑恶势力奋起斗争；因为邓玉娇的武器和贺龙、刘闯一样都只是一把刀。
在阅读邓玉娇案的时候，笔者思绪联翩，笔者想起了雨果《悲惨世界》的卷首上铭记着一句话：
“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
笔者想起了1863年7月法国工人回复英国工人的信，信中写到：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的制度。”
关于邓玉娇案，笔者写了六篇，数万字。从价格上说，这数万字不值一分钱，甚至有一些论坛，笔者白给都不要。但是对于笔者而言，这是情感的渲泻；对于社会而言，它敲击的是人类寻求解放的鼓点。
壶公评论写于09－10（壶公评论：《人与法》）
邓玉娇启示录（一） ：文明的呼唤
说明：
笔者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承认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变革的实践性。所有的评论基于文化的角度，并不想介入政治，如果涉及政治也仅仅只是为了经史同参，立足点仍然在思考文化－－人性。
写《邓玉娇案启示录》即基于上述立场－－思考文化，思考人性。鲲鹏之志固玄，蝶梦之思亦幻，我之想在文字间，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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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启示录（一）
笔者经常登录中华博客，有军事的偏好，也是在松懈思维上的困倦，有一天看到了邓玉娇案。
大约当时的网络并不愿意接纳这一信息，所以关于“邓玉娇案”只能夹在许多杂乱的军事新闻中蒙混过关。后来在官方博客“强国”的头版头条看到了关于邓玉娇，不免有点吃惊。
现在邓玉娇案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了汹涌民意，说到这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社会的宽容――不仅仅是希望社会稳定的大众，还有负有稳定社会责任的政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下进行此类讨论的，这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在于社会大众和执政者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大变革的命题。
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定性在中国史上，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代中国的许多事件都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大讨论――客观上也在进行着社会大众的自我启蒙，固然有赖于科技（网络）平台的建立，决定性则是这个社会蕴含着强烈的变革和向善的愿望。
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承认大众文化与官僚文化是我们社会客观存在的“一阴一阳”两个侧面，而我们的社会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其动力即在于这样的阴阳两个侧面的共存与互动。
社会排斥邓玉娇案中那些恶吏们卑劣的行为，这种排斥即来自大众文化也来自官僚文化。必须承认，尽管大众文化表现得酣畅淋漓，官僚文化却充满了犹豫。官僚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对几个恶吏的割舍，更重要的是官僚们也感觉到了邓玉娇修脚刀的寒光凛冽――谁知道天下还有多少邓玉娇？邓玉娇案与官员财产公开案一样正在考验着中国官僚接受社会变革的态度和决心。
但是必须走过来，因为我们社会向着“善”――向着公平、公正与公理――我们现在和即将制定的法律都是以“善”为出发点，以“至善”为崇高目标的。
我们的社会必须培养良“性”。我们的生存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它即不是满清式的镇压文化，也不是赵本山式的插科打诨。善――公平、公正与公理――这种文化不仅仅生成了社会存在所依赖的法律，更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风俗、价值观。
社会的大讨论，不免“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但是要达于社会大众的自我启蒙，跨越“百姓日用而不知”，这种大讨论则是必要的。
我们社会有许多良好的品性，于是我们共同谴责那些恶劣的行为，为的是壮大和巩固我们社会的良性。古人慨叹：“故君子之道鲜矣。” 现在的人们正在为君子之“道”成为大众之“道”而努力。
以此论之，邓玉娇之启示莫大矣。
壶公评论写于09－
壶公评论：邓玉娇启示录（二）
法律是什么？
并不太好回答。正如发生于强国论坛“嘉宾访谈”中的一幕：
网友问：
你为什么为权贵辩护，而不为邓玉娇说话？
法律专家高一飞答：
这个问题我想是法律人的一种职业习惯。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法律考虑的是整个社会，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考虑到法律。对方要求洗浴服务，甚至带有强制服务，但是也不至于被杀，这个是基本的情理和法理。
法律固然考虑的是整个社会，但是法律不是空洞的；
“基本的情理和法理”并不证明法律是抽象的，是超然的。
正如网友提出的“为权贵辩护”与“为邓玉娇说话”的区别。法律植根于文化，事实上近代法律产生的土壤就是人类近代社会变革中所发生的文明，这个文明是一个以善为本的文化，也就是一个以公平、公正为基点、准绳和标准的文化。
当然，人们可以读一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读一读这样一些在文化与法律之间架设了桥梁的著作，以明白法律之所以然。
现代中国一些学者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他们把西方教科书念的滚瓜烂熟，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极为典型地表现一些经济类的学者，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却企图支配中国的经济进程，于是当西方经济危机袭来，他们所影响的领域基本上一败涂地，人民、国家为他们的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们的固守居然这样顽强，当西方政客们为挽救危局改弦另张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依然执迷不悟――笔者看了近日世界经济学权威克鲁格曼进入中国的演说和辩论，确实为中国一些学者在道德知识方面的阙如感到惊讶。不幸的是，在法律领域，人们也正在发现那些专家们致命的缺陷。
实际上人民总理温家宝就以自己的行动一再告戒这些学者们，他谈到自己所经常阅读的书籍《道德情操论》和《沉思录》。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是自由经济奠基人亚当－斯密先后完成的两部著作，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两条腿。亚当－斯密意识到国家的富裕没有自由经济的活跃是不行的，但是他同样注意到、也十分厌恶为利益所驱动的商人品行。事实上在著作《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已经完成《道德情操论》，对自由经济提出规范。
《沉思录》是罗马皇帝奥勒留的著作。事实上，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有有三个奥勒留，分别是穷人哲学家、大臣学者和皇帝思想者，有趣的是他们有相似的思想，都推崇良性的文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基督教的形成与完善，基督教能够影响西方文化二千多年并不是偶然的，在于它的核心文化是“善”。
皇帝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这样写到：
“每天早上都要提醒自己，在这一天结束之前，自己遇到的除了好管闲事之人，举止粗鲁之人、傲慢之人、还有欺诈之人、嫉妒之人和孤僻之人。他们之所以乖张骄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善、何谓恶，所以知道善是美的、恶是丑的，即是我的必修课了。”
“如果你在人类生活中发现有比正义、真理、节制和坚定更好的东西，或者有比听从理性和天明更好的生活，那就全身心地去追求这最高的幸福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比你自己宝贵的神性更好，如果别的一切都和他相比微不足道，那就不要为此而分心。你的选择应该始终如一，永远朝向至善。让所有繁杂的事务都从你脑中消失吧。”
“善恶只存在于积极的行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感官印象里。因此，让人类快乐或痛苦的不是感觉，而是行动。”
当我们引进西方的种种技巧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些技巧产生的文化背景。技巧没有倾向性，但是我们个人，我们的社会却有明确的倾向性，向善，向着公平、公正与公理。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法律上是如此，在其它的方面也是如此。
如果如此，高一飞不会困惑，我们的社会不会困惑。
当我们面对“你为什么为权贵辩护，而不为邓玉娇说话？”在我们内心出现的将是良知。
壶公评论写于09－05
郑板桥《
说明：
在《邓玉娇案启示录》中引用了郑板桥《
《
乾坤欹侧，藉豪英几辈，半空撑住。
千古龙逢源不死，七窍比干肺腑。
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为艰苦。
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
也知稷契皋夔，闳颠散适，岳降维申甫。
彼自承平吾破裂，题目原非一路。
十族全诛，皮囊万段，魂魄雄而武。
世间鼠辈，如何妆得老虎！
注释：
1、“方景两先生”：
方孝孺（1357-1402），明大臣、著名学者，字希古，号逊志，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世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宁海古古称缑城，故时人称其为“缑城先生”）。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靖难之役”孤忠赴难，被株10族。
景清（？~1402年）明陕西真宁（甘肃正宁）人。《明史》载。景清，倜傥尚大节，洪武中进士，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方孝孺死后七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方孝孺与景清先后赴死因应于“宁为建文帝殉节，不向朱棣称臣”的密谋，是“对正统的尊崇，对僭权的拘斥”的信念的固守。王安石评曰：“英雄自古亦苦辛，独守千秋纸上尘”。明代著名相术大家袁忠彻断言景清“身短声雄，必遭刑死”。
2、“乾坤欹侧”即天地倒悬，政权颠覆。
乾坤，天地，阴阳。《易－说卦》：“乾为天”、“坤为地”。班固《典引》：“经纬乾坤，出入三光。”
本句中乾坤即国家，宋人杨万里诗：“乾坤裂未补，簪笏达何荣？”（《得亲老家问》）元人马致远有言：“治世圣人生，指日乾坤定。”（《陈抟高卧》）吴承恩有诗：“青山已信公真隐，肯为乾坤出野堂。”（《寄“渔石唐公》）
欹侧即倾斜或歪斜。杜甫《阆水歌》：“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或《瘦马行》：“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驤。”王安石《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省》：“投韁马鬣任欹侧，欲出操箠手还抽。”
3、“千古龙逢源不死，七窍比干肺腑。”句：
龙逢即关龙逢，因谏而被夏桀所杀；比干，商代贵族,纣王叔父,官少师，相传因屡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庄子－胠箧》：“昔者龙逢斩、比干剖。”屈原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楚辞－涉江》）刘向《九叹－怨思》：“若龙逢之沉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郑燮在《道情》中说：“弔龙逢，哭比干，羡庄周，拜老聃，未央宫里王孙惨。”
4、“也知稷契皋夔”句：
“稷契”是稷和契的并称，都是唐虞时的贤臣。汉人王逸感慨：“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为双。”（《九思·守志》）；汉人蔡邕赞美：“臣闻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再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杜甫以古讽今：“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客居》）方孝孺怀稷契之志：“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
“皋夔”是皋陶和夔的并称。皋陶是虞舜的刑官，夔虞舜时乐官，后常借指贤臣。宋人王禹偁诗：“贵接皐步，深窥龙凤姿。”（《谪居感事》）元人耶律楚材：“收拾琴书我归去，朝庭人物有皋夔。”（《用曹桢韵》）。
5、“闳颠散适”：
“闳”即闳天，“散”是散宜生，与姜尚、周文王为四友。纣囚文王于羡里，其他三友求得美女和名马献给纣，求得纣王释放了文王，又辅佐武王灭纣。颠、适或为人名，在这里理解为不同的行事风格。
颠即颠沛，流离失所，《论语－里仁》曰：“造次必如是,颠沛必于是。”《左传·宣公十五年》：“杜回踬而颠。”
适在这里是奔走游说的意思，《说文》曰：适，之也；《尔雅》曰：适，往也。
二人的行为也都是忠臣事业。
6、“岳降维申甫”引申自《诗经－大雅－崧高》之“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是周宣王臣尹吉甫赞美宣王的诗，后录于《诗大雅荡之什》，有四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岳降神，生甫与申”句：
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注解，“德当岳神之意而福兴，其子孙历虞夏商，世有国土，周之甫也，申也，齐也，许也，皆其苗胄。”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把中岳嵩山一隅引伸为四岳，也是一类发展。郑玄的观点并非孤证，汉人蔡邕曰：“峩峩崇岳，吐符降神。”（文选《陈太丘碑文》而唐人李周翰注之：“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应，降其神灵。”
其它句比较好明白。
壶公评论笺注。
邓玉娇案启示录（四）：为什么说邓玉娇是圣女？
邓玉娇是纯洁的，她因为纯洁而成为现在的邓玉娇。邓玉娇纯洁表现在：
1、一把“水果刀”，证明了邓玉娇守身如玉：
巴东警方描述案情中的凶器在 “修脚刀”和“水果刀”间闪烁其词，其意思是企图把一场无预谋的反抗变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笔者更赞成巴东警方，倾向于关于“水果刀”的描述，认为是邓玉娇随身的自卫工具。认为普天之下的年青女子出门在外都应该身怀利刃，以实现“洁身自好”。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错，这个错应该是在社会――为什么社会无法为青年女子提供生存保证？正如北京一个女子学院的形象艺术展示：“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2、一叠“人民币”，证明邓玉娇把自己的纯洁置于金钱之上――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女子。
在一个必须以“高薪养廉”，“年薪收卖”笼络官僚、精英的时代，邓玉娇所表现的人性足以成为中国官员与精英们的榜样。
3、邓玉娇母亲对夏律师的拒绝，因为她认为如果认定邓玉娇被*，她以后又怎么做人？
如果认定被*，按照法律有无限防卫权力。邓玉娇母亲为什么要放弃这一个选择？
邓玉娇面临的是生死问题，但是母女俩最终选择了纯洁。把纯洁看成高于生命的神圣。这种选择是事后冷静的状态下做出的，充分说明对于贞节的坚持是邓玉娇一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我们这个人人不免卑躬曲节而尺蠖存身的时代不免令人感慨。
4、邓玉娇的大将风度：
除暴之后，邓玉娇面对生死而依然从容，她冷静地向警方自首，并且请自己的母亲来到现场。邓玉娇行为的有条不紊和井然有序，在我们这个以传播“小沈阳”风格为能的时代，有多少男子汉自承能够效仿？
5、小女子的坦荡和穷人的诚信：
邓玉娇请母亲来到现场只是为了交代两件事。
其一，她告诉母亲她碰到了畜生。王老虎抢亲案中的那些烈女的下场对于任何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不会陌生，邓玉娇对自己母亲的交代是对后事的交代。她当然不会想到她的壮举触动了全中国网民，她当然不会想到她的坦荡正在为中国史掀动新的一页；
其二，她请母亲代为清帐――是偿还对他人的欠帐。在欠薪成为全国性的风潮，至今而余波未息的现代中国，一个小女子的诚信足以让多少须眉汗颜？一个穷人的诚信足以警醒多少精英的迷梦？
上述5点是笔者阅读官方或非官方的关于邓玉娇案的一些感受。笔者并不想创造英雄，而宁可认为邓玉娇只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但是这样的一些思考却在打开一个关于圣女的感觉，正如一些网友认为邓玉娇正在创造历史。也许是这样的，一些最本质的行为有时候正如同杠杆上的支点，正在承担橇动地球的重任。
为什么说邓玉娇是圣女？是应该认识以前出现过的圣女并引为参照。
壶公评论写于09－05
对于邓玉娇案的讨论是一类关于如何深化“以人为本”命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人类“关于自身寻求解放”命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人类行进之路的思考，中国古代哲人因之命名为“道”，它的崇高信念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它的直译就是我们所行走的康庄大道是天下为公的道路。
道路具有时空的特性，无论是中国老子、孔子的学说，或者是西方黑格尔、马克思的学说都承认“道”的连续性和无穷的延伸性。因此也承认特定时期的规定性，这是我们认识“圣女”必须把握的方法，圣女是相对于她所处的时代而言；圣女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圣女精神的广延性，又说明了其具有不同时代在精神上的共性。后者更能证明圣女的特性。
如今我们认为邓玉娇是圣女，除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女性贞节的坚持外，重要的还在于对他人侵犯的反抗。无论是对贞节的坚持，还是抗暴，都是个人尊严的捍卫――这一点对于女人或是男人都是一样的。而这一点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一起处于争议中，即使现代，如在邓玉娇案中，仍然有些庸人堂堂皇皇地固守他们的所谓“法律”，以谋对他人尊严的剥夺。
对于人格尊严的讨论是千年来人类社会的主题，中国人是以北宋理学展开的，西方则源始于意大利诗人但丁。而圣发就是此类文化的进程，如同社会进步中的河流中迸发的浪花。
例－、贞德是一个圣女，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以平民的身份进入了由僧侣和贵族专制的统治结构，并且撼动了这一个结构。圣女贞德成为西方民主运动的先导，把僧侣和贵族垄断的上帝还原为人民的上帝――民主。
圣女贞德又称奥尔良少女（1412－1431年)，她的生活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中的一个片断。
1429年法国北部、西南方的一部分都在英国等国的控制下。奥尔良成为了最后一个能阻挡英军长驱直入剩余法国领土的战略要地。
1425年贞德遇见天使圣米迦勒等，得到“神的启示”，进而得到查理王储（七世）的委任。历史学家认为，“在战场一年接着一年的可耻失败，法国政府在军队和人民的领导地位上已经士气低落而名声败坏。”查理王储相信贞德，是在“在绝望下，相信了一个自称受到上帝指示的农村文盲女孩，让她指挥国家的军队。”
贞德领导着军队进行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扭转了整场战争的局面，法军在她的领导下创造非凡的胜利。
但是，1430年贞德被俘。指控贞德为异端邪说的审判是出自政治上的目的，1431年5月，贞德被判处火刑。
贞德却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升华，负责点火的刽子手后来说：
他“非常害怕因为烧死了一位圣女而会被打入地狱。”
1455年11月，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行了一次审判，结论描述贞德为一个烈女。
圣女贞德在接下来四百年成为了法国的精神力量，历史学家们评说：
“没有任何中世纪的人物，无论男女，像贞德一般能被广泛的研究”；
“她将一场原本枯燥乏味、普通人民深受其害但却不感兴趣的王朝间的冲突，变为一场热情激昂的保家卫国的圣战。”
拿破仑对贞德有着很高评价，认为她是法国的救世主。二战时，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旗帜采用了圣女贞德的洛林十字架作为象征。在法国每一个派别都引贞德形象为骄傲。自由派强调她出生于卑微平凡的家庭，保守派则强调她对国王的支持和她的民族主义。
莎士比亚、伏尔泰、席勒、威尔第、柴科夫斯基、吐温、萧伯纳和布莱希特都创作了有关她的作品，大量以她为题材作品一直持续到今天。
笔者从东方看西方，更愿意从自然形态而非宗教形态看贞德。
就历史而言，贞德是蒙昧主义之神秘主义的产物，因此能够遮蔽她的平民特色而成为平民百姓和精英阶层共同的偶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建设一个平等的平台，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却因为贞德精神而实现了。贞德精神承担了和获得了社会能够容忍的最大的责任和权力。于是政治进入文化的层面，封建专制受到阻遏，民主出现于神谕之中。
把贞德回归真实已经是在五百多年之后了，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搜集和研究了与贞德相关的大量的历史文献，甚至考察了贞德生活过的地域的风土人情。法朗士把宗教的贞德还原为凡人，把圣女的贞德还原为英雄，把宗教的教义还原为“天赋人权”。由于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的共同努力，贞德从神秘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英法战争的起因仅仅只是因为皇权的归属，严格地说和平民百姓完全无关，或者说是平民百姓根本无法过问的。但是这一场战争终于以法王的无能和造成了民生的艰辛转变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圣女贞德出现于1419年前后，正是英法战争在社会意义上发生转折的时期，贞德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意愿对战争的介入，圣女贞德的精神是民众意识的觉醒。
对于贞德的功绩，圣徒传记作者视为上帝的力量，法朗士则以理性解释这些奇迹。在宗教影响力与民众的参与意识中，法朗士倾向于后者，并且因此解释了圣女贞德冲破了宗教的蒙昧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推证，欧洲的民主主义发端于圣女贞德，圣女贞德的功绩仅仅只是针对她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的法国而言，但是她政治的介入所唤起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却对全人类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对全人类而言，圣女贞德体现的是民众意识的觉醒，它促发了人类对于民主的向往和参与。人类对于自身解放的寻求并不是直线的，但却是永恒的，在贞德的身上，人们看到了这种坚定性与神圣性。
法朗士在《如花之年》中写到：“我只能说我是真诚的。我再说一遍，我热爱真理。我相信人类需要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更需要谎言，因为谎言能欺骗和安慰他，给他以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谎言，人类就会在绝望和厌倦中灭亡。”
这些评论对于圣女贞德是正确的，从人类更为长远的历史看，可以把宗教看成是谎言和欺骗，却不能否认宗教的意义在于提供人类向上的台阶，没有这样的台阶，人类认识的深化需要经历更多的苦难。
壶公评论写于09－05
圣女夏洛蒂－科黛
关于圣女夏洛蒂－科黛，俄罗斯诗坛巨人普希金在《罗斯拉夫列夫》中歌颂了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女性波琳娜，普希金借波琳娜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科黛的敬仰。普希金作为一个视自由和尊严、爱和正义为生命的伟大诗人，对科黛的敬仰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普希金。
现代的中国人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夏洛蒂－科黛，她所刺杀的“人民之友”马拉曾经在革命时代享有盛誉。但是经过更多的历史波折的人们却也对这个嗜血者马拉感到厌恶，正如人们对那些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却肆意蹂躏社会大众的“改革者”的厌恶。于是我们现在能够从一个人道主义立场和法治立场，而不是以一个简单化、神经错乱的“改革”立场来判断夏洛蒂－科黛――这是一位曾经被诬蔑和凌辱的圣女――我们更不希望邓玉娇也成为这样的蒙遭种种屈辱的圣女，因此希望从开始就能够有一个公正的认定。
关于圣女夏洛蒂－科黛，生活空间与活动时间都是在法国社会大变革区间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在其著作《法国革命史》中强调了1789年大革命的必然性，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一世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在《法国革命史》中米涅对科黛做了敬仰性的评价：
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蒂－科黛，“她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但是，暴政并不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蒂－科黛在实行了她的壮怀激烈而于事无补的计划之后，就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
科黛的刺杀与邓玉娇刺杀具有不同的特点，两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特性，而科黛的刺杀有明显的政治意义，邓玉娇刺杀的意义却在自然法层面上。科黛的刺杀在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中有不同的意义，而把她归纳于圣女主要的是从她的行为中的人性的层面上来说。在人性的层面上，评价邓玉娇似乎更加容易一些。
从人性上说，不能不承认少女夏洛蒂－科黛是一个圣女。撇开政治的喧嚣――对于历史与文化而言，这是合理的，因为从来的政客都是打着种种旗号挑战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他们的是是非非都必须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而人性中的夏洛蒂－科黛却是神圣的。
如何看待夏洛蒂－科黛的圣女属性？
第一个问题是：夏洛蒂－科黛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第二个问题还是：夏洛蒂－科黛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第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马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可以看一看马拉的言行：
马拉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主编极端派的《人民之友》，他写道：
“本来，砍掉五六百颗头颅就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但是，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束缚了你们的双手。。。为了防止*，我坚持要流几滴血。”（《法国大革命著名政治活动家》）
马拉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为了人类的幸福，什么时候应该每天砍掉50000颗人头，什么时候应该每天砍掉270000颗人头！（[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读过马拉，不能不产生与路易斯－博洛尔相同的感觉，博洛尔说到：
“一个天才的作家当他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时，他就会受到它们驱使，写出这些宣传暴力的文字。这时候，他的理性迷失了，他的思维陷入了混乱，他不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同上）
1793年，马拉伙同丹东、罗伯斯比尔开始清洗反对派，著名的
“自由，多少人借你的名义行不义之事！”
在雅各宾时代，大约有4到5万人被送上断头台，断头台不够用就用水淹、火烧、枪毙、集体炮轰，被处死的人大约有40万！
当一个千万人的国家却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徒”、“奸商”，并且不经任何审判程序，一经提议即被处死的时候，社会已经不太关注这些已经死去的人们，而把目光注定那个嗜血的群体――以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群体是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明白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的意义：
应该确认的是，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绝无私怨的因素。1793年的夏天，24岁的夏洛蒂－科黛痛感社会的恐慌，她决心作一名共和事业的殉道者。她这样写到：“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在我们的恐怖处境中，如果以我之死能换来他人之生，那于我将是莫大的欣慰。”
法国的大革命有着非常充分的思想准备，上面提到的圣女贞德及其产生的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形成极其广泛的社会启蒙，而伏尔泰和卢梭等共和主义者却在理论上一再验证并且进行竭尽全力的宣传。与贞德不同的是科黛是一个觉悟者，她认为共和制是法国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雅各宾派无疑是在破坏各个阶级的共和，而马拉式的大屠杀正在法国把拖入血泊。
信念坚定的科黛是如此坦然，她回答审判长雅克斯－蒙塔内：
“是的，我知道他正在使法国走上邪路。我杀了一个人，但拯救了千万个人。在革命之前我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从未动摇过。”
法律再一次回避了人性，法庭迅速对科黛作出裁决，这一年的7月13日后科黛被判处死。一年后的
被判处死刑以后，科黛在牢房里写下了给父亲的最后信件，说到：
“我请求您忘记我，或者为我的命运而感到高兴吧。事业长存！”
“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8天以来，我已经爱上她了”。
历史学家米涅一定也看到了这样场景，要不他就不会有一段如此慷慨而又动人的描述：
夏洛蒂－科黛“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
科黛无疑是个圣女。
结束语：
纵观15世纪的贞德、18世纪科黛和21世纪的邓玉娇，她们都在20岁上下的金色年华，她们都面对如同大山压碎顶式的社会丑恶，她们都作出竭尽全力的反抗，她们都准备告别她们梦幻般的青春和花一样的生命。她们的行为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伟大的老子写到：
“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三个极弱的女子，她们的行为完全验证了天之道，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完美，如此震撼人心，她们担得起圣女的称号，她们的精神都将永远铭记在人类的文明。
笔者的学习与思考是经史同参，为了学问的真纯不能不以社会现实自我锻炼。应该说，政治是文化演变的阶段，在人类自我解放的进程中，政治永远具有它丑恶的一面。进入文明时代的政治的进步性，重要的是它能否正视自己的阴暗面，而努力摆脱之。
但是这种进步性的表达常常不如人意。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政客们总是制定种种游戏规则，并且试图诱导或强制社会大众服从这些被称为法令、红头文件或是名曰法律的种种约定。但是平民百姓常常认为这些游戏规则仅仅只是加诸于他们的桎梏，当面临生死两难的问题时只能以刀枪棍棒发言。
邓玉娇的一刀实在是一件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合情合理的事情，当面对治贪不治恶的社会环境，刀枪棍棒的语言是唯一有效的语言，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为游戏规则的合理改革提供了效的证明。
不是要不要邓玉娇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要逼人成为邓玉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壶公评论写于09－05
邓玉娇案启示录（三）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一首足以传诵千古的诗作，作者郑燮。
郑燮又称郑板桥，乾隆年间进士。极其黑暗专制的满清时期出现这样的诗并不奇怪，出现这样的关注民生的官却有点出污泥而不染――难怪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不仅仅只是因为诗画吧。
当然郑板桥的日子不会好过，他任职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剩下就是卖诗、书、画了。
郑板桥命运的警示如同易中天在《劝君免谈陈寅恪 》中所作的陈述。不过现代中国的黑暗和满清时代的黑暗虽然没有质的改变――因为都是官僚政治，却有着量上的巨大的差异。例如上述的这首诗已经不只是芝麻官的情感，现代中国的总理温家宝也常吟这首诗，至少我们能够见到两次，一次是温家宝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一次是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
现代中国的黑暗面是客观存在的，每一个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都感同身受，邓玉娇案的启示意义在于它的典型性的揭露，让那些无原则的和谐论烂如败絮。今天，在我们面对巴东官方的表态――其中有三个典型性语言：“普通命案”、 “异性洗浴服务”、“故意杀人罪”，也足以证明这里企图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
1、“普通命案”：
巴东官方认为邓玉娇案只是“普通命案”――好象是流氓团伙间的凶杀。这句话有显著的掩耳盗铃的特点，企图掩盖邓玉娇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属性，却让世人领教了巴东官的思想境界。
2、“异性洗浴服务”：
笔者没有进过“梦幻”境界，一直以为“异性洗浴服务”已经是接触性性服务了。为什么巴东官方要强调这一个特定词语，如同把“按倒”改为“推坐”。看来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淫官邓贵大辩护，费尽心机。
不过有一问：女子是不是只在被*的时候才有自卫的权力？
还有一问：巴东官方的道德水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线上？
遵循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个命题只能得出巴东官场肆无忌惮的结论。这个结论的证据其实并不只在邓玉娇案，也不只在“雄风梦幻”城，不是只在“黄金水岸”，而是在巴东官方的潜意识中。
3、“故意杀人罪”：
这是巴东官方为邓玉娇预定的罪名，也证见了巴东官方在邓玉娇案上的立场和思路。
现在一些“法律”人物和巴东官方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否定邓玉娇案的属性，企图在细枝末节上论证“故意杀人罪”，实际上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可以推测，邓玉娇杀向淫官是极其无奈时的自然反应，应该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或者说已经面临比生死更残酷的问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巴东官方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成功威胁不了任何人，却只能证明他们丧失了做人的良知，也将和历史上所有的反面人物一样永远钉牢在耻辱柱上。
何为良知？
不仅仅是读一读郑板桥的诗，还应该让那些为淫官邓贵大辩护，企图把邓玉娇送上刑场的官僚政客们明白历史上相类似于邓玉娇案的案例：
1、《杨三姐告状》
又名《枪毙高占英》，是作者成兆才根据1918年发生在滦县狗儿庄的真人真事编成的评剧，自民国八年（1919）上演后经久不衰。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女杨三姐为自己姐姐的惨死而层层上告，杨三姐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平民女子，她的对头却是家财万贯的官宦。杨三姐与之抗争的是极力掩盖真相，混淆是非的凶犯，是贪赃枉法的官吏，是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
如果行为懦弱，在那样一个荒唐的时代杨三姐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
这个案例只能说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是，人的良知还是存在的。邓玉娇具有杨三姐的个性，决定了她的形象能够激发广泛的良知，最终也有益于社会。
2、《苏三起解》
又名《女起解》、《洪洞县》。大略：名妓苏三被鸨儿骗卖给山西商人沈某为妾，沈妻与人私通，毒死沈，反诬告苏。县官受贿，判苏死罪。
据说苏三确有此人，原名周玉洁，明代大同府周家庄人，五岁就被拐卖入妓院，改姓苏。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明代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并收入《警世通言》以流传后世。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
《苏三起解》是一个弱女子遭逢冤屈而被救的故事，京剧四大派的梅、尚、程、荀以及张君秋等将其故事表演得声情并茂，同情弱者的人性揭示因此而流波广大。
这个案例说明，世间有冤，人性有情；止恶扬善，警世不止，千古不息。
3、《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此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先，也是以“普通命案”定案的。大略：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浙江余杭县发生命案。知县刘锡彤与举人杨乃武积怨颇深，逐以杨乃武诱奸葛品连之妻毕秀姑，毒毙葛品连，断结为“谋夫夺妇”罪，杭州府与浙江省也照原拟断结，上报刑部。
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二次京控，朝廷中主持正义的官员联名上诉。此案经过数次颠复，最后是慈禧太后出面，朝廷下旨，由刑部开棺验尸，才真相大白，冤案昭雪。
之后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睿等因制造冤案，轻者被革职，重者流放。
良知在人性的深处，即使如慈禧太后这样的专制人物，也终于能够揭示内在的善。
揭示良知，邓玉娇案尽管议论纷纷，我们应该相信，淫官恶吏不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主题，而遏制此类恶势力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
迄于宋代，由于“道理”的确立，中国已经有能力走出官僚体制的局限，尽管作为一类深刻的文化，它的变化过程只能显现为衰减性的波折。
消灭官僚体制是毛泽东在文革的主要目的，但是文革希望消灭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封建法权，这种行为的激进为后来官僚文化的复辟提供了的条件。尽管如此，现代的官僚文化仍然处于衰减性状态，邓玉娇案在全中国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几乎是全民一致讨伐恶吏，就是证明。毕竟“人间正道是苍桑”。
邓玉娇案的启示将是长久的，是现代中国人对于“善”文化的理解的揭示，是中华良性文化的长久。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是无情的，邓玉娇和邓贵大的角色已经确定，而更多的人的自处则在于自我良知的引导。但愿更多的人站在正义方面，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创造我们时代以善为本的文化。
再见一首郑燮词：《
乾坤欹侧，藉豪英几辈，半空撑住。千古龙逢源不死，七窍比干肺腑。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为艰苦。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
也知稷契皋夔，闳颠散适，岳降维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题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诛，皮囊万段，魂魄雄而武。世间鼠辈，如何妆得老虎！
壶公评论写于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