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小孩发风疹块怎么办:壶公评论：人与法（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05:13:22
三、张茵案:
张茵案是关于劳动法的争论。在当年政协上为资本家放言的张茵一时间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强烈的共鸣。
如何看待中国30年改革的主流，这一点在09年国庆的盛典及种种庆祝节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解答，例如在史诗式的歌剧《复兴之路》中，以《打工谣》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事情本来应该是如此的。
在一些年，笔者在《脚下天堂启示录》中就明确地写到，农民的进城打工是邓小平农村改革后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中国农民走向解放的一次质变性的进步，是中国社会从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质变性的一步。所以能不能肯定农民工，并不只是对农民有感情，而是对社会进步的认识。
不过，资本家们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和18世纪欧洲的资本家们一样，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汗工厂，甚至惨无人道的欠薪行为也不断出现了，但是他们还向国家求索更大的利润，他们还向给予工人－－主要的是农民工提供的十分有限的劳动保护提出各种责难。中国的资产者贪得无厌！
1、从张茵思维说起：
（1）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进步。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
现代影响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社会希望迅速崛起的心理，这种心理和大跃进时代的心理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无限膨胀的功利主义。
但是，这种非正常的模式应该有一个度，否则将功败垂成。如果大跃进只是造成经济社会的混乱，而目前的激进很可能引发不断恶化的环境破坏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恶劣的社会思维定式，如一些人说的，个人财富的积累与个人的差异和利己两个特性相关，也就是说富人应该永远富下去，穷人应该永远穷下去，谁叫你没有能耐；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只能以这样的残酷的方式才能发展下去。
如果这种恶劣的社会思维定式存在下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有用社会革命来改变这种社会的不平等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议会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妨我们现在还没有可以“斗争”的议会。
首富张茵在政协提案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其人不明白社会主义必然构成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方向性，而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的模式。（壶公评论）既然想在社会主义中国赢得超乎于他人的利润和名声，那么至少应该知道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说：“在奴隶制度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资本论－序言》）
张茵显然不理解，以血汗工资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以吸引外资，只能存在于社会需要积累资本的阶段。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桶金是血腥的。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不可能支撑这样的一个血腥的模式。张茵式的剥削是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只要国家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抛弃这种血腥的模式，并且回馈农民是社会主义必然的选择。张茵们应该明白，她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然能够“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但是它仅仅是“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
对于中国而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民众完全有理由面对幸福的未来。人们没有必要埋怨曾经存在过的血腥，同样没有必要理会那些剥削者或其代言人的嘟哝。正如马克思所言：“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序言》）社会的演变又岂能为某种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的时候，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剖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复兴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批判恶质的满清文化，是我们社会应该做出的理智的选择。我们社会的行为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文化的诀择决定中国能否长治久安。梁启超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对于知识的中国人，等待文艺复兴大潮的来临，已经有几代人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大潮的到来方兴未艾。
壶公评论写于08-03
（3）恩格斯的憧憬正在变为现实。
――评论张茵思维的合理性与否定性，阶段性与发展性。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它所显现的一些特征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区别在于，恩格斯和无产阶级兄弟们的资本主义历程是与争取实现一个合理社会的斗争基本同步的；而现代的中国人则是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走过自己应该走过的路程。看看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1、在德国，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这样写到 ：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痕，他们坐在织机旁切齿痛恨；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殓布，我们织进了三重咒诅
－--我们在织，我们在织！。。。
2、在法国，
笔者读过巴黎公社时代工人们的诗篇，其情调与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具有同样的旋律。这是一个困苦而又无奈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普鲁士人弗雷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家面对残酷的社会。（壶公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它“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 ，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但是他们仍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看待巴黎公社的斗争，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着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马克思意识到公社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评论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社会的进步。
他们科学的论证和伟大的预言则出现于恩格斯一段充满情感的憧憬中：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
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
一百三十年过后，恩格斯的憧憬在东方的中国闪烁。外国媒体――也许他们就是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后裔，也许他们只是梯也尔信念的继承人，但是他们都聚焦于中国“农民工”代表的出现――尽管少得可怜，但是总比没有好――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只限于政治意义，而是证明那些艰苦劳作的人们也有了“闲暇时间”能够“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应该和那些文艺人士，尤其是和富裕的新阶层相区别的，区别在于社会最为困苦的阶层能够摆脱饥饿的驱使，有了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这一点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属性。
在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待的是恩格斯憧憬中的科学意义，以区别于巴黎公社的朴素情感――在这些情感中存在丰富的由巴枯宁的政治主张所体现的民粹主义。
恩格斯憧憬中的科学意义表现在：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
更体现于这样的政治哲学的表达：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序言》）
在讨论现代政治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最近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总365期）有一个特刊写到：（壶公评论）
发自广西的文章题首就是：“家里缺钱就打米卖？”；还有：“没有人帮助，上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报道称：
重庆的剑阁楼和其它4个村的7－8千人去县城要摆渡过彭溪河，枯水的时候收1元钱，发洪水的时候要5元钱，很多孩子因为交不起摆渡费而辍学。
又称：
据07年初的调查，甘肃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家庭特困难的学生就有万人，占在校学生的 。
一些亲历者心情沉重，在广西来宾市第一中学推进“成长计划”的建设银行行长袁明这样说到：
“家庭的困难让他们迷惘，承受着艰辛与无助。在资助仪式上，受资助学生的眼睛里充满期盼，那种求知、求助的渴望的目光，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震撼。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一场受助仪式结束后，当我们作走下主席台时，全场上千学生站了起来，围过来拉住我们的手。他们伸过来的双手让我感觉到，我们真的有责任在他们求知的路上拉扶一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被历史证明并没有成效，说到底这是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而科学的方式，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只能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也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意义。
科学的方式，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于承认发展的自然属性。如果说“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但是当“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个 “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也就有实现的可能；在“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告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以一种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张茵式的思维，我们注意到了这种思维的合理性与否定性。
张茵式的“敢为自己的利益讲话”确实是一个朴素的观念，但是却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更不是一个民主的观念。（壶公评论）
试想，在国家殿堂，如果每一个作为民众代表，或自认为代表人民的人们，都只是为自己的那个阶层，甚至只是为自己存身的那个群体发言，那么他的公民意义何在？他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又何在？他是否已经自我否定了作为公民代表的价值，形同市井小人。如果把国家殿堂视为市肆，而参与者都是市侩，中国的命运如何也就不难预知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两次中原皇朝毁灭于边疆少数民族，其内在的原因都在于影响皇朝的政治人物只为“自己的利益讲话”而导致人心涣散。
虽然在西方国家的议会，参政者都有特定利益阶层的背景，但是作为公民代表意识的制约，也自然成为他们赤裸裸“为自己的利益讲话”的局限。“敢为自己的利益讲话”确实是一个朴素而低层次的观念。
所谓民主政治，是代议政治，也就是说参与者在政治博弈中是作为选民的代言人出现的，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丰富的知识，对社会的理解和表达选民意愿的能力。
这里的选民实际并非某一社会特定的群体――剧团、工商联或其它。它仅仅只是因为人口基数的庞大，而通过区域的划分，使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尽管依然留存不完善的痕迹。两会代表，是公民代表，而不是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对于一个和谐社会，尤其如此。
以美国的政治而言，每一个州选两名参议员，因此声称代表某一阶层者是不可能当选的，因为就整体而言，特定阶层之外的人们是不可能容忍特定阶层享有特权的。试问：无论张茵类的资产者说得天花乱坠，可能获得他们奴役和压迫下的工农阶层的赞成吗？――如果真的出现了工农的多数支持资本家，也就是承认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的合理性，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就十分可悲了，因为这种现象只出现
现代的所谓新阶层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一般的富裕阶层与马明哲、张茵之类的巨富的社会述求是不相同；甚至马明哲和张茵的述求也不一样――毕竟张茵是以资本和管理来赢得剩余价值的，与马明哲类的空手道有本质的区别；当然马明哲类与陈良宇类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总要从当权者和新自由经济精英那里弄一张护身符。
资产者张茵自称是“代表本阶层的利益。”农民工胡小燕当然也只能“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从民主的角度说，这两类“利益”代表都是政治意识幼稚的表现，它恰恰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正在起步。
他们的区别在于，在这一起点上的张茵们和胡小燕们仅仅只是代表社会发展的两个方向。张茵所代表的政治主张是一个正在被否定，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将逐渐被彻底否定的主张，它存在的意义仅仅只是社会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构建物质基础的阶段；而胡小燕们的政治主张则代表社会底层民众的主张，不仅仅作为公平和正义而得到关注，更主要的是以解放全社会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必然为胡小燕们在经济上的壮大和政治上的成熟提供最为宽松的条件，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方向。
当我们重温恩格斯伟大的憧憬，对于张茵式和胡小燕们的历史走向，也就大致清楚了。
壶公评论写于08－04（4）
变革是社会存在的灵魂。
无论是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道德经》还是孔子学说，变易都是最基本的论点之一。变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变革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正因此，温家宝总理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之说明中国人面对世界大变局的态度。
一、社会主义形态下的变革：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证明，自小岗村农村改革之后，三农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方面自下而上地展开了。以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态势，中国的农民成为农民工，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主流。虽然他们曾经被固守城市堡垒的封建主义者们称为盲流，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倍受歧视、受尽血腥的剥削，但是，他们为资本家提供了超额的剩余价值的时候，也为国家、为自己积攒了些许原始的资金。他们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至少在形象上是如此。
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证明，资金总是向收益高的区域流动，所谓收益高其实就是存在超额的剩余价值，它是廉价劳动力的产物。这一过程在美国出现过，在日本出现过，在许许多多国家出现过，也必将在其它发展中的国家中流转，它是资本逐利而行的自然现象。
外来资本对于中国有特殊之处，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其过去的发展中倍受帝国主义的阻遏，所以进入中国的资金多数来自港澳台及华人社会，于是有了爱国的特征。但是，其作为资本逐利而行的特性并没有改变，所以张茵认为过高的税收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改变这一趋势，也并不是危言耸听。张茵类的新阶层在政治上占据大量的席位，但是以和谐为宗旨的中国社会，至少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资本与劳动之间尖锐的对立。
与逐利相伴而行的是公平与正义，两者的分离在资本主义形态大了一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小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在社会主义形态下能够得到适时的调整。但是希望永远保持劳动力和廉价和剩余价值最大化，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张茵式的构想是一种无助的想望。我们能够读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本来一些需要以阶级斗争进行的冲突，可以在另外一种平和的讨论中形成转化。
所谓转化，并不只是发生在政治讨论上，而是直接体现为现实。春江水暖鸭先知，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
女工在生产线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深圳有成千上万家廉价产品生产厂，女工们每小时的工资仅仅是4.5元，有的甚至更低，仅3元人民币。
文章认为：
很久以来，“中国制造”一直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消费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电脑、床上用品、牛仔裤等等，似乎没有中国不出口的东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无懈可击的基础设施让中国毫无争议地成为很多廉价产品的生产地。（壶公评论）
但这个时代即将结束：
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和原料成本、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标准、逐渐减少的税收优惠和升值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使越来越多的厂主转而向亚洲其他国家寻找生产基地。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很久以来，很多美国玩具厂家在广东省建立生产厂，他们预计今年价格将上涨5%到10%。而纺织和娱乐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也将有类似的上涨幅度。美国商会调查报告成本增加使中国企业竞争力减弱。不断增加的富裕程度和专业人员短缺使工资每年增长10%到15%。新的劳动法也增加了香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成本压力。
很多厂家不得不把工厂转移到工资相对较低的内陆省份。“对很多厂家来说，这是段艰难的转型时期。”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
由上海美国商会进行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显示，66家外资公司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正在丧失其相对于其它“低成本”国家——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力优势。“中国制造年代即将结束，”美国商会上海制造业委员会主席特德?霍恩贝说，“不能再只将它视为一个制造车间。”
中国将很快失去其在某些行业中的制造竞争力，中国企业需要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以维持盈利。有报道称众多国内外制造商，因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大大消减了其利润，而将业务转向内地或其他国家。
该报告显示，这些大部分设在中国东部上海周边地区被调查的公司表示，工资每年平均上涨9至10个百分点，原材料成本上升7个百分点。
对于美、德两国的评论员来说，这一过程是再平常不过了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可以算是过来人了。不过，一个政权能够主动而有意识进行这样深刻的调整，证明了这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是美、德两国的评论员无法说明白的。
从经济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变，是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转变，它是全社会努力的必然结果，只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带有政策的导向，其实这只是规律的认识和应用。评论员们充满诗意地写到：
“在
当然，这种适时而动的调整使发展状态保持良性，这些地区，产业的转变正在从工厂平台向可持续的，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同原来香港相对于广东的态势，广东和内地或东南亚地区也开始构建这一态势，广东只是升格了自己的位置；
更应该值得期待的是，在今年被冰雪围堵在广州火车站的农民工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为创业者，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将在自己的家乡就业，并且迎接下一轮创业*。
这一切都是新政策的出台、人民币、原料价格上涨以及控制污染政策的综合反映，它宣告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行将结束，蓬蓬勃勃的中期发展阶段的即将到来；发生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理性而清醒的进步，是运筹帷幄、决胜万里的成就。
二、转化的客观因素：
这种调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
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这是事实；大部分人仅仅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是事实；但是贫困阶层仍然显著地存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已经有一个较长时期了。
面对基尼系数不断攀升所产生的矛盾，人们纷纷指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控乏力。评论员这样描述：
为了政绩，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圈地运动，致使大量的良田沃土被占，失地农民急骤增长，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
由圈地运动引发的房地产开发方兴未艾，房产价格一路看涨，让很多人为了拥有一套住房而掏空积蓄而债务缠身；
教育走不出应试教育的圈子，致使相当部分家庭子女有学不能上；
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医疗制度改革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
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为了纳税的主力。
等等，事实胜于雄辩，政府的一些部门行政效率低、执行力不强、心系民众的思想感情基础不够，代表利益的方式、倾向、行动有偏向，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需要调整的要求来自社会大众：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广东商学院课题组发布的报告认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
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
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有进一步强化之势。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2006年，中国房地产富豪15强中，广州占5席，成为全国房地产富豪最多的城市。
而中共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则认为，“高收入阶层掌握了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目前高收入群体不但在经济利益的实现和追逐上处于优势，而且由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精英联盟，相互合作，所以这些高收入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社会公共舆论等有着更重大的影响。”
报告认为，广州的弱势群体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下岗职工、外来农民工、残疾人、失地农民、退休职工。
据调查，2005年广州市内的外来人员已经达到了500万人。他们的年平均工资大约在1.1万元左右，其中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51%。
《广州市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与公平感调查》的调查表明，被调查者认为广州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比例在被调查者中高达7*%，只有的被调查者认为广州市目前的贫富分化比较小或基本没有。
与严重的贫富分化现状相比，在“您如何看待贫富分化的现状”问题中，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现状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也有的人认为这种状况不太合理。越是底层的人群不合理、不公平的感觉越强烈，他们虽然对现状感觉无奈，但认为别人挣的比自己多那么多，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在五类强势利益集团的人则大多感觉很好，很公平。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群体，这类人大多有艰辛的创业史，认为自己早年对权力卑躬屈膝始有今日，自己致富完全是劳动所得，现在他们缴税，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对社会的损失更大。
而强势利益集团中垄断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人，则多少有一些歉意。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多少贡献，却比同龄的人多拿那么多钱，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壶公评论）
在造成贫富分化的诸多原因方面，的被调查者将“个人能力差异”列为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有的人认为是有腐败导致，的人认为是由行业垄断所致，的人认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造成的。
另外，在回答“您对政府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的作为是否满意”的问题时，只有的人对政府的作为表示满意，的人表示不满意，另有的人表示一般满意。
数据似乎佐证中共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判断：
“广州目前的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利益相对失衡的倾向和趋势，突出表现是由于局部利益相对失衡而存在着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次因此可能增加。如果对这一趋势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社会利益相对失衡现象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呈现继续扩大态势，并可能进入两极分化阶段，从而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三、调整的理性：
利益是如何失衡的？
广东商学院报告称：“经济利益是人们的根本利益。因此，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而社会不和谐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1990年代后的利益失衡现象，是国家政策导向上的结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为了突破困局尝试应用不公平的手段以争取达到公平的目的，因为国家的建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是不行的。同时，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需要得到政策的扶持，它是造成前期中国经济困境的一种纠正。
因为政策以不公平的权宜之计出现，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公平的趋势，造成政府和资本之间构成分利联盟，也导致最近几年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征地、拆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对这种不公平政策的否定，变革也具备了合理的成分，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学家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政府应该逐渐向中立的谈判组织者和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过渡。
“合理”和“均衡”的实现必须有自觉的引导和努力，它是避免社会过度震荡的必要手段，以避免“拉美化”――是对利益失衡不加干预的必然结果。把利益失衡控制在可调整的范围之内。
从失衡到均衡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学家们认为：
“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结果的公平方面，强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没有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配套，就难有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同样也就难以实现分配公平。”
“目前，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最底层人群的生存问题。在发达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也存在，但即使是最底层的人，基本的生存问题早已经解决。但在我国，很多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部分人必须要由政府兜起来。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对底层人士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具有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总结――罗尔斯《正义论》相类似的内涵。（壶公评论）
当然，对于社会基层的关注并不意味民粹主义的发生，正确地扶持和引导利益集团也成为必要：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揭示了目前我国利益诉求不但在加大、增多和交叉，而且通过不断的利益分化，正在逐步结成众多且力量对比不一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会抱着某些共同目标，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
利益集团为达到小团体的目的去影响、游说政府，这种现象出现中国的宋明时期，由于与皇权的交织造成致命的社会的破坏，这也是构成现代中国执行一党制的客观原因之一。事实上，当某区域政权具有封建的特性，也就是说那里的官僚政客和利益集团相勾结，同样显现了宋、明末代的人心丧失，社会如同一盘散沙，政权失去最为基本的活力。
对于现代而言，或者说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形态而言，利益集团一词并非贬义，它对民主政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是在不同利益的博弈和竞争中形成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利益能否被充分地表达。只有当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充分表达之后，多方利益的妥协。政府的决策的科学性仅仅体现于种种利益均衡点的把握，而政府为利益集团所包围的同时，行政权力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影响，构成了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机制。
毫无疑问，每个利益群体都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种谋求当然会受到其他利益群体的抗衡。每个群体在追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过程中，只有在获得其他利益群体同意，并使其得到相应受惠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妥协是实现彼北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
社会学家们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在现实政治层面，一方面目前正式的社会表达渠道还很不顺畅，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有些强势利益集团甚至有能力“俘获”政府，使公共政策带有明显的利益偏向。因此，利益集团的公开化一定是需要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相互制约如果不存在，那么利益集团的公开化，也可能意味着改革阻力的公开化。
如果说，从政治上对文革否定，是在开辟除了工农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在政治上表达需求的道路；那么改革开放30年所出现的问题告诉人们，现在是寻求公平、正义的时候了，应该予以社会的大众以政治上的发言权。
这种特性正在08年的两会中得到体现，典型地表现为农民工群体与张茵类群体的对立。为了解决政治上的失衡，必要增加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的利益代表，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我国的利益群体的失衡，与弱势群体缺少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也有密切关系。
壶公评论写于08－04
（5）：混合经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很有意思的是，一部很平常的《劳动合同法》在08年的中国私有企业界引起轩然大波，逃亡的逃亡，赖帐的赖帐，豢养的精英们文章不断，嚷上国家朝堂的居然一一呼百应。
《劳动合同法》动了谁的奶酪？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有点超前了，是不是应该修改？
这个问题含三层意思：
其一、中国已经进入多元化的社会，混合型的经济为整个社会经济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撑，于是有了多种不同阶层的利益述求，张茵类的思维就是种种述求中的一种。当人们认识到混合型经济的必要性，也就能够承认张茵类思维的存在意义。
混合型经济的合理性体现于社会政治合理的自由度和社会经济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它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性。它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实质上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
斯大林模式，即在苏联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斯大林模式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绎，实质上则是俄罗斯民粹文化――村社文化的扩延。俄罗斯民粹文化，一种原始社会性质的类共产主义模式，从它出现在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始，就受到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包括同样是俄罗斯人的普列汉诺夫、托洛斯基等人的质疑。质疑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农民意识只能产生民主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村社文化与大工业时代相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只能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与原始生产方式的关系只能是映射而不能引用。（壶公评论）
后来苏联演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工业化以来，苏联的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保持了速度优势。但是，苏联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投资，投资增长率几乎与生产增长率相同――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的思路――是与自由经济所具备的基于人的欲望的无限追求与革新反方向的，是必然趋向萎缩的模式。
可怕的不是经济的下滑，可怕的是经济萎缩的趋向。把1986-1990年与1951-1955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下降为，到1990年已经长演变为负增长。这种由高速到低速再到负增长的波动是趋向性递减，几乎每隔5年缩减1.5个百分点――一条可怕的经济运行的轨迹――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从斯大林政治经济的模式出现的那一天开始，苏联就走上必然崩溃的道路。
文化和经济，经济和社会构成了一种体制生死存亡的宿命――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如果说，西方模式屡遭经济危机的威胁，但是总能化解，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即在于它的单一和僵化。
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民粹化――尤其是后来斯大林模式的民粹化特性。这种特性体现于改革开放之前近三十年，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失败――关键的是，这种失败只能导致彻底的失败。（壶公评论）
幸运的是，中国文化是较之于俄罗斯民粹文化更为坚实，更为强大，更有生命力的民本文化，这就是苏东一片狼籍，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的根本原因。特定的社会模式归根结底只能是一个伟大文化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
相对于单一和僵化的计划经济，出现了具有一定自由度、体现社会自然属性的混合经济，符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求。它的出现为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也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变易与维新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合理合度的康庄大道。中国就这样走出苏联民粹文化的困境。
苏联的民粹社会主义只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低层次的分枝。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写到：
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
恩格斯认为：
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恩格斯论断：
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壶公评论）
恩格斯对于俄罗斯民粹主义的评论如同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析。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文中，恩格斯指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区别在于前者是不成熟的、不完备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有科学的性质，尽管也处在逐渐的成熟、完备。
张茵类的思维所体现的社会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并非充分暴露而且成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中国与国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下的属于必须相对淡化的国内矛盾；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容纳的混合经济中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注定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言：
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讨论08年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以科学社会主义观来看待和分析现实是如此重要。
壶公评论写于08年五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