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未久迅雷合集种子: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三次婚姻均感人至深

　　坚忍豁达，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运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的工作。临行前，一向憨厚老实的毛泽民作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与相濡以沫12年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离婚。

　　王淑兰是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因母亲文七妹常年身体多病，这么大的一个家需要有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没有成家，毛顺生夫妇还是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将王淑兰娶回了家。毛泽民在毛家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四，按当地风俗习惯，王淑兰被本家和韶山的乡亲们称为“四嫂”。

　　王淑兰与毛泽民同年。她性格开朗泼辣，说起话来快言快语。自打她来到上屋场，家里就充满了生气，整日里笑声不断。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收拾房间，洒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养鸡，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忙活不停。婆婆常年病卧在床，她端茶送饭，洗衣擦身，照顾得周到细微。她与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毛泽民成家后，毛家开始走向兴旺。父亲外出跑买卖，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勤劳、善良的共同本性，营造一个富裕殷实的小康之家的美好愿望，使毛泽民和王淑兰两颗朴实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别看王淑兰是个地道的农村小脚妇女，不识字，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她开通豁达。每当大哥毛泽东从省城回来，总是要给家人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情，王淑兰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1925 年初，毛泽东和毛泽民一起回到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大嫂杨开慧有文化，参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兰就虚心向她求教，学习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王淑兰在韶山群众基础好，又能说会道，在走村串户发动妇女群众的具体工作上，杨开慧格外倚重她。经过两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冲的妇女姐妹们也行动起来。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进宗祠，上夜校，加入秘密农会，在韶山冲顶起了半边天。

　　这样一个贤惠孝顺、通情达理、向往革命的好媳妇，毛泽民为什么要与她离婚呢？莫非他进了省城，生活在一群读书人中间，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走出韶山冲，投入工农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使毛泽民真正体味到毛泽东所说的“去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及大多数人的工作”的真正含义，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脑壳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刚刚兴起，工农大众的力量较之反动派还显得十分弱小。1923年发生在北方重镇郑州的二七惨案和近日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都强烈地震撼着毛泽民的心。眼下，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一场殊死搏斗就在眼前！

　　毛泽民心里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只能在极度危险中度过。妻子是个小脚，不可能跟随自己在外面奔波闯荡，留在家里危险更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民痛下决心，作出不容反悔的郑重决定。

　　就在那个晚上，毛泽民坐在小油灯下，像往常一样和王淑兰拉了一会儿家常，嘱咐一些家里的事情。

　　他说：“远志娘，我要走了。长沙最近发生了血案。停在湘江的日本军舰向游行示威的中国群众开炮，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党派我去长沙工作。我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很难说……你跑不得路，不能跟我一起出去，就住在家里吧……我给你留些钱，做生活费，你要把女儿带好啊……”

　　王淑兰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直到最后，毛泽民才说：“我考虑了很久，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我俩还是离婚吧……”

　　“离婚？”这对一个传统农村妇女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在宗祠，在家族，又意味着什么？霎时间，王淑兰眼前一片漆黑。

　　王淑兰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后，她抬起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在微弱的灯光下，他那张朴实的脸庞是那样坦诚，那样刚毅。王淑兰深知泽民的为人，此时此刻，他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淑兰爽快地对毛泽民说：“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5月5日，女儿远志刚刚过完3周岁的生日。懂事的孩子望着父亲眼角滚下的两行热泪，她只知道父亲又要去远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父亲这一走竟是生离死别，此后她将再也无缘见到父亲！

　　此时，毛泽东也在韶山冲，当他得知泽民的决定不可改变时，就劝慰王淑兰说：“四嫂，你就住在上屋场吧，你是我们毛家的人！”

　　王淑兰轻轻擦拭着滚出的泪水，坚强地点了点头。

　　毛泽民走了。时隔不久，反动省长赵恒惕便下达通缉令，派兵捉拿毛泽东和毛泽民，以除心头之患。王淑兰更加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

　　王淑兰没有停止革命的脚步。1926年，她加入了共产党，投入到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斗争之中。

　　不出毛泽民所料，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之中，家乡韶山也遭到劫难。王淑兰被反动派当做“共党头目”的亲属被抓走了。韶山的乡亲们写了一份证明毛泽民已和王淑兰离婚的字据，以全村人的名义，将王淑兰保释了出来。王淑兰出狱后，带着5岁的女儿，忍痛离开韶山，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王淑兰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长沙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时，王淑兰才和难友们一起冲出监狱的牢门。

　　王淑兰带着女儿远志和同狱的难友罗醒烈士的遗孤华初，在长沙东乡榔梨市一带艰难度日。由于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王淑兰曾靠给人家缝洗衣被、乞讨要饭，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为了抚养烈士的遗孤，王淑兰只得狠心把刚满10岁的小远志送到富农家做使唤丫头……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远志也已经15岁了。她在家乡的情况怎样？有没有读书？王淑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处境肯定很艰难。毛泽民十分惦念家乡的情况，便在上海写了一封家信寄给王淑兰。

　　多年来，王淑兰的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心愿，就是等远志长大了，一定让她跟着伯伯和父亲去干革命。

　　1938年春节刚过，远志和表姐章淼洪等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3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王淑兰无限思念亲人们，她已经到了武汉，却中途返回。因为她的一双小脚，先是不能与丈夫一起外出革命，后来又未能去成延安。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她革命的脚步。

　　从那时到解放战争胜利的十多年中，王淑兰历尽千辛万苦，仍旧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在敌特林立的白区，她曾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独立设立联络站，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上级机关和革命同志。她曾以讨饭、洗衣、当保姆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火种。为迎接大军南下，她动员组织基层党员筹集粮食，支援前线……

　　十四年风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发行部机关聚精会神地工作，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一个圆圆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毛泽民微笑着站起身来：“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是钱希均同志？”

　　钱希均爽快地点了点头。

　　看着眼前身着纺绸短衫，举止庄重的大老板，钱希均有些不知所措。她从衣襟处抽出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时而又不停地用手帕扇着风。毛泽民给她倒了一杯凉茶，又递过一把蒲扇，随着习习凉风，钱希均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钱希均还有一个哥哥叫钱之光，比她大5岁。诸暨人崇尚“耕读家风”，尽管家境艰难，父亲还是硬撑着让钱之光读书。在他18岁那年，父亲因患血吸虫病，撒手人寰。钱之光开始料理家事，除了种田外，还搞养蚕、缫丝和蚕丝贩运，渐渐地学会了做生意。在钱希均之前，他也参加了革命。

　　在谈话中，毛泽民向钱希均简要地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毛泽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发行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除了做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地传递秘密文件。要记住，安全、保密是一条重要纪律。你要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外界来往，要保证党中央和我们这个机关的绝对安全。”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时。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到来时，部里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起来。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有时还要寄钱给在唐家(土乇)的舅父母。

　　毛泽民在生活上很节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吃阳春面与他老板的身份很不相称，街上到处都是“包打听”。每当这时，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话说：“阿拉屋里厢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阳春面，清清肠胃，倒也满惬意的。”

　　看到丈夫日夜忙碌，身体日渐消瘦，钱希均很心疼。她每天回家早，总是做些可口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毛泽民很爱吃辣，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他有胃病，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钱希均就尽量买些他喜欢吃的蔬菜做给他吃。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毛泽民常常思念家乡。他经常向钱希均讲起自己的大哥毛泽东。每当这时，他的脸上都洋溢着敬慕和思念的神情。钱希均虽然没有见过大哥，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敬意。

　　从1926—1931年6年的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甩掉身后的“尾巴”，她经常多走很多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个“包打听”突然闯进协新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正是出外办事的钱希均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报告。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使这场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1931年初夏，上海党中央领导层连续出现叛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这年秋天，他们来到红都瑞金。钱希均终于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泽东。初到瑞金时，他们夫妻与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则与大嫂贺子珍亲如姐妹。长期在白区秘密环境中工作的钱希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就连走路都带着歌声和笑声。从这时到红军长征，钱希均一直担任《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被编在中央纵队。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还要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宣传抗日。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砺的钱希均，性格倔犟、执拗，她跟毛泽民提出分手也许是赌气，但性格耿直的毛泽民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放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从来不会勉强和迁就对方。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

　　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

　　“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

　　这下可把朱旦华弄糊涂了。

　　邓发收住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周彬都是泽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来迪化的，本来是去苏联治病的，后来，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亲弟弟，难怪他的发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华的心中油然而升。

　　邓发趁热打铁：“泽民同志结过婚，他的妻子钱希均是位老红军，因为性格差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别看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很客气，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放心。泽民同志身边有不少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他的生活，会影响党的工作的……”

　　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

　　这场“相亲”戏就是邓发导演的。见两位“主角”都到场了，邓发做了一个鬼脸，掩上门离开了。

　　谈话间，毛泽民仔细地打量着朱旦华，白皙的圆脸盘，齐耳的短发，金丝眼镜后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条纹棉袍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秀雅。此时，朱旦华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毛泽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有意把话题岔开了。她向毛泽民谈起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陕北公学开学的第一天，毛主席来给同学们讲课。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广场上听课的每一个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他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脸庞上仍然洋溢着喜悦。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他们登山远望，心旷神怡。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从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冲，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党组织派他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从在上海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到如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接着，毛泽民又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朱旦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心潮跟随着毛泽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激荡起伏着。

　　说着，毛泽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朱旦华看。照片上是一个清秀而带点腼腆的大姑娘。毛泽民告诉朱旦华：“这是我的女儿远志，她冒着风险从湖南老家到延安找父亲，可是我已经离开延安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这孩子命苦啊！小小的年纪就备受艰辛……”

　　那一瞬间，朱旦华仿佛理解了一切。她被眼前这位中年汉子坚忍、执著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动了。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八办”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的订婚仪式！”说完，他向毛泽民和朱旦华诡谲地挤了一下眼睛。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年轻人甚至高兴地欢呼起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的婚事也进入议程。他们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那时，新疆督办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高级官员办喜事，都要提前一个月给属下发请帖，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礼金，还要动用公款大宴三天。省财政厅长是省府的高级幕僚，还是一省之“财神爷”。按照盛世才的旧传统，“财神爷”办婚礼，可要兴师动众的。

　　然而，毛泽民结婚既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也没有向属下发请帖，更没有克扣人家的薪水。参加婚礼的宾客一律以茶水招待。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姑娘们围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赞歌，跳起欢快的维族舞蹈。

　　婚后，毛泽民和朱旦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民依然早出晚归，每天晚饭后，还要起草文件，或审阅各种报告和报表，经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华怀孕了。她仍旧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自己分心。看着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毛泽民对她也更加体贴。他们的住地离迪化女中比较远，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很难走。每当这时，毛泽民都让马车送朱旦华去学校，自己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远新”。“远”是韶山毛家的字辈牒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新疆的纪念，以及任重道远，革故鼎新的希冀。

　　朱旦华的产假刚过，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又为抗日宣传、募捐忙碌起来。她找到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等当时在新疆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力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话剧团，排练演出《朔风》《妇女解放二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著名剧目。通过不辞辛劳的巡回义演，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软禁在满城邱公馆。朱旦华和1岁半的儿子也随毛泽民一起被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刘公馆。

　　1943年2月7日那个漆黑的深夜，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监狱。临别前，刚满2周岁的儿子睡得正香，毛泽民走到小床旁，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为他塞好被子，然后转过身来，把满面泪水的朱旦华搂在怀里，用那双温暖的大手在妻子娇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坚强些，带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双眼怒视着等候在门口的特务们，从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自从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敌人关进第二监狱的秘密牢房，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这年端午节，朱旦华终于收到了署名周彬的纸条，上面写着“下次把高靿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捎来”。

　　望着这张纸条，朱旦华禁不住泪如泉涌。

　　眼下已是夏天，泽民为什么还要高靿儿皮鞋呢？更何况那双高靿儿皮鞋很硌脚，穿着不舒服，泽民早就不穿了。朱旦华明白了，一定是敌人给他拷上脚镣，磨破了他的脚踝，穿上高靿儿皮鞋可能好受一些。至于捆肚子的绑带，自泽民从苏联治病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她就没有带进监狱来。现在他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旧的伤口又崩裂了……

　　朱旦华抹去泪水，用她带进监狱的手摇缝纫机给毛泽民制作了一条绑带，还有一双她一针一线做好的新布鞋。她又把住远新的小手，在一块小白布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她自己又写了一句“我们妇女和小孩都在一起”。她找出一顶旧棉帽，将白布字条缝在帽衬里。朱旦华把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小包，交给狱方，转交毛泽民。

　　中秋节到了，朱旦华好不容易又盼来能送东西的日子。可是，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民的只字片语……

　　三位妻子，三种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诚的爱

　　王淑兰、钱希均、朱旦华三位革命女性，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三份真诚的爱情与毛泽民的光辉人生交织在一起，奏出了悲壮的婚姻变奏曲。

　　与钱希均、朱旦华两位高级女干部不同的是，王淑兰始终是一名普通党员，质朴的农村妇女，然而，她却无怨无悔地坚守着韶山冲南岸村上屋场这个家。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王淑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带什么礼物送给大哥呢？王淑兰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把家乡解放时人民政府奖励给她的那只白色搪瓷杯带给毛泽东。过去在家乡，吃饭用的是又黑又重的粗碗，喝水用的是葫芦瓢，如今人民解放了，就连喝水都用上这么细巧的家什……王淑兰越想越高兴，便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拿出搪瓷杯，用衣襟檫了又擦，生怕沾上一点灰尘。毛泽东最了解他的弟媳，当他接过这只再普通不过的搪瓷杯时，很高兴地收下了。不久，组织上安排王淑兰在中联部幼儿园工作。

　　王淑兰一贯热心肠。每当韶山乡亲来北京要见毛主席，她都尽力帮忙，为他们牵线。一个小脚老太太，行走不便，又没有电话，但王淑兰自有她的“门道”—她通常是请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给带话，满足了不少乡亲们的心愿。

　　两年过去了，王淑兰已年近六旬，组织上考虑安排她休息，颐养天年，她坚决不干。了解到王淑兰的心事，毛泽东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听说当地政府已经修复好我们韶山的老屋，准备对外开放。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王淑兰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她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首任讲解员，代表毛主席迎接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那些年，王淑兰还常被地方党、团组织邀请，到湘潭、华容、元江等地给青少年作报告，宣传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家庭。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招待所住下，就向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打听王淑兰的消息：“我们家的四嫂呢？她在不在家？”

　　毛继生回答说：“她住在长沙养子毛华初那里。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还风趣地说：“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接待客人了！”

　　自1952年回到韶山，王淑兰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她不忍心打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但她经常托人捎去对毛泽东的问候。这一天，大哥毛泽东终于回到家乡，许多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握住大哥温暖的大手，王淑兰眼里噙满了泪花。

　　1964年夏天，重病在身的王淑兰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生性喜欢热闹的她，在临终前，嘱咐家人和乡亲们，等她死后要埋在上屋场故居北面的山坡上，她要看着高耸的韶峰和稻菽滚滚的田野，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看着川流不息的海内外游客来故居参观做客，让毛泽东革命家庭的故事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分手后，于1940年2月随新兵营一起回到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她与印刷工人出身的、香港印刷业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周小鼎相识相爱，重新建立了家庭。周小鼎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1946年初，钱希均和周小鼎一起去上海，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城市试点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钱希均在轻工业部工作，曾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撰写了多篇怀念毛泽民烈士的文章，对于深入研究党早期的经济和金融工作、出版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毛远志夫妇非常敬重这位与父亲一起度过14年艰苦岁月的红军老妈妈，逢年过节都去看望她。当年新疆有关部门并不了解毛泽民的全部家事，不知道毛泽民还有一个叫远志的亲生女儿。1983年夏秋，正是由于钱希均的积极争取，毛远志夫妇才有机会赴乌鲁木齐参加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的重要活动，从中搜集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毛泽民的革命史料，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踪之旅。

　　钱希均于1989年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毛泽民牺牲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的遗骨，他和陈潭秋的牺牲一直没有被党中央所确认。朱旦华曾经抱着一线希望，沉浸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干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特意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

　　方志纯的夫人娄曼文(方朗)同是朱旦华在新疆监狱的难友。1946年，她们一起回到延安。不久，娄曼文被食道癌夺去了生命。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一再开导朱旦华：“不要再等了，泽民同志已经等不回来了！”组织部部长帅孟奇更是坦诚地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新疆监狱的难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更是从中积极撮合。朱旦华在大姐们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全国妇联的大姐们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作为毛泽东思想熏陶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者，她对韶山有着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方志纯也多次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表达对毛泽民烈士的钦佩和怀念之情。

　　1992年，朱旦华主动捐出1000元人民币，支援韶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毛泽东诗词碑林建设。1993年12月26日，朱旦华在儿子远新、儿媳全秀凤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12月，当韶山毛泽东纪念园隆重开园时，82岁的朱旦华再次来到韶山，以表对毛泽东、对毛泽民的一片深情。

文章摘自 《革命与爱》 作者：耘山 周燕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