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罗天尊主角性格:近现代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近现代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代。在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产生了崭新的哲学。从1840至1919年为近代哲学，1919年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现代哲学。
　　
　　鸦片战争失败后，近代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从此，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究竟要向何处去，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领域，人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前进一步。这一时期，在哲学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古今中西之争而展开的。
　　
　　一、近现代社会状况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在经济、政治诸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形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
　　
　　在社会矛盾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形成了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身受三座大山(帝、封、资)的压迫，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在五四运动前还没有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只有在1921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逐渐成熟。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又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农民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下，过着贫困破产的生活。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围绕着主要矛盾的尖锐斗争，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其中，农民革命方面，爆发了1851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等，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已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方面，则发生了以1898年的戊戌变法为高潮的改良主义运动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变法，救亡图存，实现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结果很快失败了。革命民主派则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无产阶级方面，五四运动前尚未成熟，五四运动后，尤其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二、近现代哲学思想概述
　　
　　近代哲学是救国救民的精神武器，它围绕着古今中西之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龚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军备废弛、鸦片输入，致使中国“兵弱银荒”的现实，深感社会和民族的危机，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变法图强。
　　
　　龚自珍支持林则徐禁烟和反侵略的正义行为，呼吁变法，指斥时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贫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认为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欲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全集》第319页，以下只注页码)主张今胜于古，论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要求“变古”以“便民”，提倡变法维新。他说：“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又说：“人事亦然(《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上》)。变化的趋势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据此，他要求朝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大胆批判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指出：“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范围乎我之生。”(《尊命》)这就是说，在儒家的权威中，君之言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寒、暑、风、雨、露、雷变化无常，都与人事无关，天不可能把命令传给人间，所以儒家把君命说成天命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提出“平均”论的经济改革主张，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济”，贫富若“大不相济，即至丧天下。”(《平均篇》)
　　
　　魏源也提出“变古”的主张。他不仅力主抵抗外敌，还主张以夷为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就是要向西方学习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反对闭关自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民族工业，以求富国强兵。他羡慕西方“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学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转化性，指出“天下万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双方转化从而促进事物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张。在认识论上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2》)的“行而后知”说，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并指出众人的智慧高于个人。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默觚下•治篇1》)
　　
　　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农民革命领袖和思想家，他继承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农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人“平等”的说教，幻想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这在近代中国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但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他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训》)这是运用传统哲学的“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观点，劝导大家为实现光明中国而努力。而且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最灵。”(《洪秀全选集》第15页)主张事在人为，“古来事业皆由人做”，反对“不自贵而贵于物，不自灵而灵于物”(同上)。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为武器来反对天命论。他试图用“精气”来说明上帝的万能，指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世界万物“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原道觉世训》)。他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于传统的朴素唯物论；他的宗教形式，低于传统的唯物论。这种哲学思想的矛盾体现了农民的本质。‘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革派以“西学”、“新学”为武器，批判“中学”、“旧学”，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他们以“世变事亦变”的进化历史观，反对守旧、复古的不变论；以朴素的唯物倾向的自然观，批判程朱理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教条。但他们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夸大了“仁爱”、“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　　
　　辛亥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时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们在和改良派(这时已堕落为保皇派)的论战中，充分论证了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以唯物的倾向批判了上帝创世说，宣传无神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还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和民生史观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期买办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国内国际条件的不允许，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和破坏，而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又一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使得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的愿望不能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共和国。这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获得了崭新的积极成果。形成了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是：
　　
　　第一，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逐步将闭关锁国的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出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国哲学界重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引入并研究西方哲学。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注重“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等，同时严复也译介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探本之论在其思想”，即哲学思想(《李大钊文集》上，第351页)，并有《新青年》、《民铎》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作为“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介，还成立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这些都说明近代中国哲学在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方面颇具规模和深度。
　　
　　第二，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如何对待“西学东渐”上存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并逐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清末时期，封建士大夫主张“保存国粹”、“发扬国粹”，拒绝“西学东渐”；洋务派张之洞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靠封建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实现国富民强；“五四”时期的胡适则主张“全盘西化”、“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法子”(《新青年》第5卷第1号)；还有“西体中用”也是“全盘西化”论；改良主义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按照西方君主立宪制模式在中国变法维新；贺麟还把西方康德、黑格尔的“理想文化”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建构“新心学”；冯友兰则把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建构“新理学”。他们的哲学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也就是说，对外国文化，既不盲目排外，又不全盘西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哲人，选择了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而且在中国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西学东渐”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表明了近代中国哲学吸取、借鉴、融化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深度与广度，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有其自身的动力，又有其学习、吸收、借鉴外来哲学文明的成果，使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道路，实现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使中国近现代哲学成为崭新的哲学，也可称之为“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