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独尊三打一:水浒中＂四大荡妇＂制造的＂绿帽子事件＂

水浒中＂四大荡妇＂制造的＂绿帽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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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

阎婆惜

绿帽子

男权

杨雄

中国

杂谈

如果要搞个“历代中国荡妇排行榜”，或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著名荡妇海选活动”，潘金莲绝对排名第一。若是你不知道她与西门庆的那点事，就犹如外星人了，可以说，潘金莲已经成为中国的“淫妇”图腾。
　　裤裆是个容易产生联想的地方，也是个很要命的地方，若是管不住裆内的那点东西，男人就要被扣上“色鬼”的帽子，女人将被贴上“荡妇”的商标。在男权社会，“荡妇”这个弥漫着淫骚味的词汇历来不为人齿，以至于逐渐演绎成了辱骂与攻击别人的重要舆论工具，而对于女性来说，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恶毒谩骂语言中，除了“婊子”之外，应该是“荡妇”了。
　　在《水浒》中，和潘金莲一样淫荡的女人，还有宋江的老婆阎惜婆、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老婆贾氏，并称为四大荡妇。这四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下场几乎惊人一致，都无一例外成为“刀下鬼”，而下手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公或亲人。
　　那么，潘金莲、阎惜婆、潘巧云、贾氏这四个传统意义上的荡妇，难道真的不知道世俗和舆论的力量吗？我想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何要冒着送死的风险去淫荡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四个女人的故事。
　　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淫妇”潘金莲的淫荡并非与生俱来。最初张大户垂涎她，本来可以捞个“小蜜”做做，但她却告诉了主人婆，最后被财主报复白白嫁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遇武松，在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后，忽然改作“你”字，算是言语传情，怎奈武松满脑子仁义道德又不解风情。最后在“职业皮条客”王婆的撮合下，与西门大官人演绎出了一段遗臭万年的孽缘来。在谋杀亲夫武大郎后，被曾经心仪的叔叔武松“劈开胸脯，拽出心肝”。
　　阎婆惜被宋江两刀捅死，直接原因是阎婆惜拿了宋江的通贼密函，宣称要去告官。其实，在宋江的心里还有一个隐痛，就是阎婆惜送给他一顶“绿帽子”。阎婆惜芳龄十八，长得是“花容袅娜，玉质娉婷”，更有点艺术细胞，很“超级女生”。而宋江则年及三十，脸黑又不伟岸，坐走有如狼虎，二人才貌相去甚远，婚姻又是出于利益，所以婚后“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来渐渐来得慢了”。缺乏共同语言，性生活不和谐，使他们的婚姻死了。当“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诗”的张三出现后，阎婆惜立即找到了寄托。起初宋江半信半疑竟也忍得，但这口恶气在关键时刻终于化作了恶杀的催化剂。
　　《水浒》关于杀妻的描写，“病关索”杨雄杀潘巧云是最残忍最血腥的，也是写得比较详细的。这可能与杨雄的职业有关，杨雄原来是蓟州押狱兼行刑刽子手，可以说是“职业杀手”，屠宰技术熟练得很。他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奸情，其异姓兄弟石秀将此事告诉了杨雄，潘巧云却反咬石秀一口，石秀被杨雄赶出了家门。石秀暗中在杨雄家门口埋伏，杀了裴如海和庙里的头陀胡道。杨雄后悔不该错怪了石秀，杀了淫妇潘巧云和丫环迎儿。书云“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
　　贾氏是北京城里员外大户卢俊义的妻子，这个“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被梁山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发现妻子贾氏已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加之卢俊义又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
　　那么，这些梁山英雄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妻子与亲人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处“硬伤”，那就是，男人可以像韩信那样钻别人的裤裆，也可以像刘邦那样要求与项羽分吃煮食父亲的汤羹，就是戴不得“绿帽子”！换句话说，“绿帽子”是男人体面活着的最低底线，也是最大耻辱，所以一旦戴上，一般以“不是我死就是你亡”的悲剧告终。
　　中国男人对“绿帽子”的心理恐惧从来没有中断过。“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戴了“绿帽子”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具失去了廉耻感的僵尸，会有很多热心的旁观者见义勇为，义愤填膺地为其吆喝呐喊，这个时候，当事人是没有退路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配合吆喝奋勇前进，要么自残，否则会在这场捍卫伦理的集体表演秀中被口水淹死。
　　其实，数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着“绿帽子”以维护男权的尊严。“阎婆惜真是该杀！明明穿的、吃的、用的都由宋江供给，却偏偏在外偷情养汉……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江苏扬州部分中学初中语文自读课本《亲近母语》第3册中《宋江怒杀阎婆惜》的评述，据说是由某大学教师撰写。可见，文化一直被厌恶“绿帽子”的男人所主宰，这决定了女人是翻不了身的。
　　与此同时，荡妇----作为“绿帽子”的生产者，在君子与伪君子的眼里与瘟疫无异，是需要躲避的，哪怕看到“荡妇”的词汇都会过敏。这一点电视主持人李湘应该深有感触，她曾在某电视栏目里所穿的衣服右上角配饰上有英文“vamp”字样，“vamp”意为“荡妇”，招致网民纷纷指责甚至谩骂。
　　再假设一下，如果这四个被称为“荡妇”的女人活在现在，也许是不需要赔掉性命的。潘金莲或许就心甘情愿当了张大户的“二奶”；男才女貌的阎婆惜与张三私奔弄不好生出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来；潘巧云嫁了个“疑似同性恋”的杨雄，注定要红杏出墙，可以找到新的幸福；而贾氏与管家的苟合则见怪不怪了，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压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很不人道的，大不了与丈夫离婚就是。说到底，这四个女人经常处于性饥渴状态，得不到满足，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与男权的祭品。
　　我真有些怀疑施耐庵是不是吃过女人的亏，否则就是心理变态。他笔下的女人非荡即悍，非悍即丑，这绝不是简单的男权思想作祟，因为跟他同一时期的作家曹雪芹、蒲松龄、关汉卿、王实甫等对待女人的态度都要宽容得多。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施耐庵先生绝对是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不但笔杆子了得，还有市场意识，也懂得阅读心理学，他知道，为了招徕听客和看官，在小说里搭配些八卦“荤料”是很对市井布衣胃口的，可以赢得眼球。同时，有了潘金莲等淫荡女人垫底，更能彰显男人的英雄本色。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男人却对“淫荡文化”充满了好奇，一本《金瓶梅》就被一些所谓高尚的人弄得神神秘秘，据说这套书是限量发行的，只供专家教授学术研究及图书馆收藏用。事实上，有些东西越是披上神秘的外衣，就越显得神秘，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偷窥欲。显然，这是对“淫荡文化”的明抑暗扬。
　　在大多数眼里，圣女和荡妇的区别好像就在于与之性交人数的多寡，少的就是圣女，多的就是荡妇。与此同时，数几千年来，男人们总是在重复着同一个错误：女人风骚就是荡妇，男人好色是英雄本色。
　　圣经上说，有一个女人有越轨行为，被人发现后成了“荡妇”，村里的人汇聚起来，要按习俗用石块砸死她。耶稣来了，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错？从没犯过错的人就用石块砸吧。结果没有一个人用石块去砸。耶稣的语言像石块一样击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手中的石块顿时没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