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末世文:《原君》参考参考

                             《原君》参考参考

文化背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后，封建社会逐渐走上了下坡路。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大震荡的时代，在封建经济自身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经济成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天崩地解”（黄宗羲）的历史变化，认为古老的封建制度“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于是自明亡后，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怀着痛心疾首的悲愤，对封建政治思想掀起了一个反思和批判的高潮。

这一思潮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一派，批判他们的空谈误国；一是对宋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行思考，尤其是对皇帝“家天下”的专制体制进行猛烈的批判。在这方面，黄宗羲是一个典型代表。实际上在明朝未亡之前，东林党人就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主张，以“天下之公”对抗专制统治者的“一己之私”，要求言论自由，这可以说是明亡之后批判和反思思潮的一个先声。

作为明亡的亲身经历者，黄宗羲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专制政体做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从民族兴衰存亡的角度，对未来社会所应具有的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他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的产生，指出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君主与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然而后世之君却颠倒了他与天下的关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把天下之利归于己，把天下之害归于老百姓，由此成为“天下之大害”。明确表达了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

其次，他分析了臣子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指出君臣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他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就是说，君臣之间虽然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不是主仆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他们都必须服从于治理天下这一大事，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出仕做官，也首先必须以治天下为事，是“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对臣子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他在《原法》中还揭露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矛盾，指出封建法律是君主制定的，是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君主的“法”实际上是“一家之法”，是统治人民的“非法之法”。

最后，他在一一分析了君、臣、法的职责与实质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限制君权，他突出了法的作用，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认为好的法律、制度，远远大于人的作用；同时，要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就必须剥夺其无条件的是非权，而将其还于集中公议的学校，这具有了初步的议会政治的萌芽。另外，他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应该多渠道取士，吸收一切有用人才；针对明中叶以来工商阶层崛起的事实，他一反汉代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明确主张“工商皆本”。这些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表现了一位儒家学者积极面对现实、面对社会的反思精神。

由于《明夷待访录》对君臣、君民关系，学术与政治之互动，以及学术自由等民主思想，多具卓识，得到了晚清社会改革家的高度评价，梁启超以为是“极大胆之创论”，“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据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也随身携带《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其中早期启蒙思想光辉，对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启发作用。

内容理解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也是全书主旨所在，“原”，推原其本，“原君”意思就是推论为君之道。文章的主题是阐述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的种种罪恶。

既为“原君”，则须从本源上考察君主的产生，文章第一段就分析了这个问题。那么，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首先确立了一个前提：“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获取个人利益，求得生存的权利，这里表现出黄宗羲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但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又是一盘散沙的局面，那么面对一些公共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呢？作者认为君主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里点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君主产生的原因是顺应时势，凭自己的辛劳赢得了大家的拥戴；二是君主天然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责，所以古时候做君主是很辛苦的，“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可是“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可见，做君主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人对于君主，有经过思量而不愿意就位的，有就了位而又放弃的，有起初不肯就位可到底推辞不掉的。这是古人对于君位的态度，为下面叙述后世之君做了铺垫。

那么“后之为人君者”怎样呢？由于掌握了“天下利害之权”，所以不再“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代之以“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也不再是“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代之以“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样君主完全丧失了自己天然的职责，“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并且把天下当做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以一己一家之私，剥夺了天下人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汉高祖刘邦所夸耀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正是“后之为君者”对待君位态度的鲜明写照。

通过“古人之君”与“后之为人君者”的对比，作者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关键就在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所终生筹划办理的一切，都是为了普天下人；而后世的君主则“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结果使得天下因为君主的原因出现种种不安宁。接着作者从“未得天下”和“既得天下”两个方面阐述了君主以己为主，侵扰天下的罪恶。在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为了君主个人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丝毫不感到内疚，反而拿“为子孙创业”来掩饰自己的罪恶。在得到天下之后，为了自己的享乐，仍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甚至视其为自己产业的利息，是自己应得的。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思想体系中，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于是殿堂上称扬的是皇帝的宽厚仁慈，史书上歌颂的是君主的丰功伟绩，乡野中流传的是帝王的风流韵事，在专制思想的毒害下，很少有人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帝王登基路上的累累白骨。黄宗羲拨开了笼罩在帝王头上的光环，发现了后世君主的贪婪和罪恶，直斥“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对帝王专制的大胆揭露，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发出这样的斥责是难能可贵的。到这里，作者的情绪随着对比和揭露逐渐高涨起来，在痛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后，作者发出了哀叹：“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联系上面一句作者的假设，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潜台词是：如果设立君主要以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为代价，那这样的君主不如不要。这里他表现出一种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上面的部分主要是痛陈君主的罪恶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则是对粉饰君主的小儒们的痛斥。作者仍然以古今对比开始，指出君主有怎样的作为，就会从百姓那里获得怎样的对待。“古人之君”为天下兴利除害，那么百姓就会“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后之为人君者”以天下为个人私产，荼毒天下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从人情来讲，这都是很正常的态度；但是从封建的纲常来看，却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也是为小儒们所不容的。他们墨守忠君的腐朽观念，无视百姓们“崩溃之血肉”，口口声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不容毁弃的，并以此否定商汤、周武王伐桀、纣的行为。黄宗羲对此表明了愤懑和鄙弃的态度，从“小儒”“规规焉”“犹”“妄传”“曾”等几个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出来。基于此，作者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实际上，作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浅陋的小儒们，更把矛头指向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纲常观念，这就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和批判精神。接下来，作者指出小儒们那些愚忠的观点实际上也迎合了君主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借用这些空名防止他人伺机夺取君位，所以虽然在作者看来，讨伐商纣的武王是位圣人，孟子肯定武王伐纣的言论也是圣人的言论，但因为这些言论不利于君主的统治，孟子这位儒家圣人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一度遭到了毁弃，这实际上都是导源于小儒们的浅陋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