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恋爱腐书:白江口海战：唐朝打了中日历史上第一仗

　　文章摘自：《日本！日本！》
　　作者：王浩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次：2011年7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中国和日本的古代交往史，其实就是部“对掐史”。中国自古重陆地轻海洋，而岛国日本则长期借势海洋，窃掠中、朝，到明清时期更甚。 然而，这群髡头跣足、手舞长刀的日本人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实力，在中日交往中屡屡占据主动呢？两国之间又有哪些被人们遗漏、误读的历史细节……[连载内容]

白江口海战

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顺带挨了一拳。大唐的仇家是高句丽。

唐朝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后果很严重：在遍地狼烟的军阀暴乱和农民起义打击下，杨广最终丢了性命和大隋的花花江山。

一代雄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李世民岂是能惹的主？不过，唐朝立国之初，因为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所以无暇东顾。平定突厥后，成为北方各部落“天可汗”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

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那么，日本是怎么搅上这趟浑水的？

前文说过，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尚武的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当然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李世民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战争双方：唐朝、新罗VS高句丽、百济、日本，二对三，谁是最后胜利者？

前有苏定方，后有刘仁轨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

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少年时看《说唐》，最痴迷书中的第七条好汉罗成，话说那罗公子，玉树临风，武艺高强，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杆银枪，破阵杀敌潇洒无比。窝窝囊囊的程咬金秦叔宝那伙瓦岗寨兄弟，一到搞不定的时候，就只能请罗成来解围。等到后来前六条好汉都死绝了，小罗更是所向无敌，一个多么有前途的帅哥，却阴沟翻船，竟然被一个叫苏定方的家伙用“卑鄙”的埋伏计射死！

长大后读了几本史书，才知道《说唐》是个大忽悠。罗成是虚构人物，苏定方才是真实的大唐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韩国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唐军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逼使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弃城北逃。唐军乘胜追击，无奈之下，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面缚而降。

苏定方撤离时，留下了大将刘仁愿在百济旧都泗沘城镇守。唐朝大军一走，百济的局势就开始不稳了，百济的旧将鬼室福信很忠心，他召集了余部展开“复国”的游击战，为了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丰回国即王位，鬼室福信遣使到日本求援，并献唐俘一百余人。

当时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她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当然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献来的俘虏，觉得唐朝兵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身穿丧服的中大兄却毫不动摇，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即了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唐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一纸诏书：着刘仁轨率兵去救！(刘仁愿、刘仁轨不是兄弟关系，一个塞北人，一个中原人)

时年60岁的刘仁轨接到诏书后，抚掌大笑：“天将富贵此翁耳！”把打仗当做富贵之路，说出这种豪言的老头何许人也？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却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的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小说演义中的徐茂功)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可是不巧，出海遭遇大风，船翻了，水军死伤严重。

水师翻船是严重事故，朝廷立刻逮捕刘仁轨审讯。在和刘仁轨有私恨的权臣李义府唆使下，审讯者暗示刘仁轨自杀，刘仁轨毫不屈服地说：“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案情上报后，李义府对李治煽风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好在有人出面说情，说海上风暴非人力所及，李治这才下令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

“白衣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这样的运乖时蹇，难怪接到皇帝启用他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出征的诏书，刘仁轨会开怀大笑。

第一次带兵出征的刘仁轨，却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只得从百济旧都撤围。刘仁轨和刘仁愿合兵一处，留守百济。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丰卸磨杀驴杀掉了复国功臣鬼室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唐军水陆两路直扑百济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赶紧向日本乞师。

中大兄心知争夺朝鲜在此一举，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打完这一仗后，刘仁轨后半生果然富贵无比——一直做到了太子太傅、宰相的大官，活到了84岁高龄。不过，后人牢记刘仁轨这个名字，并不是看中他的官职，而是这场彪炳千古的对日战争。

有一段文人轶事。近代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的儿子在1935年出生，那时正值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际。傅斯年给儿子取名时，破例没按家谱排行，而取名叫“傅仁轨”。好友罗家伦猜不到出处，傅斯年解释道，是因为仰慕唐代大败日本的名将刘仁轨。

说来有趣，傅斯年担任过北大临时校长，罗家伦则是清华首任校长，看来，还是北大文科强悍啊。

海上赤壁之战

蜿蜒起伏长达400公里的熊津江，把百济都城环抱在怀中，最后分成若干支流注入滔滔黄海，这其中，一条支流的入海口千古扬名。

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17日，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第一次面对面看到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矮个头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多少感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蛮夷人不过如此。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但是唐朝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战斗力明显占上风。而日军的船只普遍小而简陋，性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后人仰望感慨。

通过日本史料，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先行到达白江口的唐军，没有贸然强攻。刘仁轨命令战船摆开阵列，严阵以待。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第一波攻击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日军诸将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日本书纪》记载道：“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见战况不力顽强战斗，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援军惨败，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率残部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在大唐的军事铁腕下，百济的国名从朝鲜半岛抹去了。

白江口中日之战，从性质上说就是东亚的霸权争夺战，就是比谁膀子粗。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九百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唐朝则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揍出个超级“唐蜜”

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反而更加佩服你——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 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官员诡称：“第三国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