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燕外传:叶大宽 : 重评袁世凯（下）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帝国”啊有木有！！！！！！！！！！

尼玛听着扬眉吐气啊有木有！！！！！！！！

岂止是霸气侧露！简直就是霸气裸奔毫无掩饰啊有木有！！！！！！！！！！

多少“网络义和团”梦寐以求的国号有木有！！！！！！！！

一听就让人顿觉梦回唐汉金戈铁马啊有木有！！！！！！！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部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那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加有趣。

做不成皇帝，想退而求其次的继续做大总统，袁公这时候也真是糊涂到一定地步了。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自行免职。类似的电文不断发来，连陈宦、汤芗铭都叛变了。随着帝梦的破灭，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该结束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不再，那个如日中天的权臣已不再，那个平衡各派稳住全国的总统已不再，那个山呼万岁的皇帝已不再。为权利，为野心，为国家，为皇权，他燃尽了所有的生命和心力。终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辞世。临死前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前半句是大实话，而后半句，难免有些嘲讽之意吧。料想老袁若是看到日后之格局，定会冷笑不止。

中国人总讲“盖棺定论”，似乎人一死，就可对其一生做个评价了。但若要真正评价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却应该真实的了解他平生所为和他所处的环境。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记载袁世凯，皆是骂名。其实也不必太过奇怪，袁后的掌权者，不管是黎段还是国共，且不论其真正制度如何，所打的都是“共和”的旗号。打着这个旗号，无论怎样贬低妄图称帝的袁世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而那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强烈的政治正确性，也不惜将各种或有或无的罪名扣到袁世凯头上。更有文人投其所好，极尽贬低之能，实在是其心可诛。

公正的说，袁这样一个出色的旧式官僚，非大贤大德，也非大恶不赦，比较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个“乱世枭雄”。不幸的是他正好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自己没有眼光和见识开创共和，帝制又再也走不通，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剧。然而他的一生，爱惜民生，从不轻易将国民卷入战火，也不曾为一己一党之私出卖国家。比起后来的孙毛，还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操守和底线。甚至是称帝，谁敢说后来的孙毛没有这份野心呢？只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个退了位的洪宪皇帝，只是一个背负着骂名、众叛亲离、任后世评论、在绝望中死去的老人。

棺木已盖，尸骸已埋。愿这黄土埋葬的专制从此绝迹于中华大地，愿历代先贤为之奋斗的共和，长存人间。

十一：后记

这篇文章本是应小蛇君之约，写给他所建读书小组的读书笔记。民国史一直都是我想读想写却又不敢轻易涉及的题材，因为实在太复杂了，各个事件都挤在一个时间段发生，彼此又千丝万缕互为因果，怎么能交代的清楚？连历史教科书上民国史的内容都是支离破碎，净是一些片段，很难串起来。本打算写个两三千字的，动笔后发现想要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长度就完全控制不住。再后来索性敞开了写，发个连载，这么长的东西一下子看完还是会很累的。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讲是那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了，毕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把好多内容混杂在一起才写成这篇文章。大抵的史料观点来自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当然自己也夹带了不少私货。唐先生的这本书写的无比有趣，很多史料都直接来自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亲属。只是写的太过随性，常常跑题，每逢想起什么话题就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读起来感觉有些凌乱。另外，《民国春秋》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也都是不错的读物。至于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凯传》，仅当做史料看还是可以的，史观实在无甚可取之处。如果觉得正史太过枯燥，那就去翻翻蔡东藩的《民国演义》，民国题材上等的历史类小说，蔡老“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

这篇文章得以和诸君见面，还要特别感谢小蛇君。若不是他再三催促，懒惰如我者，恐怕是不会有动力提笔写出这么多文字。码字的过程中，也屡次跑到他家蹭烟蹭茶。甚至写完初稿，自己蒙头睡觉，一大篇东西丢给他，蛇君除了校对外，还有诸多补充，着实辛苦。在此特地谢过。

尽量想要写得轻松一点，也尽量想多写一些细节，让脸谱化的人物看起来更像一个真实的人。想要用两万多字写清袁世凯，恐怕是挂一漏万。袁镇压二次革命时如何统战，孙袁蜜月期两人如何长谈（放在今日恐怕又会被北斗那些人诋毁为“搅基”，哈哈），国会如何召集又如何解散，税收财政军费借款，还有奇闻轶事，等等这些，随便哪一个展开了都能写出一本书来。

有人问我为何喜欢民国。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力非能与今日并谈，但那却是一个“立人”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时的青年敢于走上街头直面国家机器，如今的青年却热衷于飙车泡吧；那时的教授敢对抗政府，现在的学者却大多努力附着于体制；那时文人办报纸骂政府，现在网上写点东西都会被和谐；那时的执政者尚有底线，学生游行军警大多只做阻拦，段祺瑞枪杀学生后终身食素斋戒以忏悔，今天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呵呵，跑题了，说到学生运动，那恐怕是要另写一篇才能说得完了。总之，对一个田间农夫或贩夫走卒来讲，当下真要胜过民国万倍；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能生于民国，真是莫大的幸事。

对于所有看完此文的朋友，以及分享评论的朋友，我表示十二分的感谢。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全然没有受过任何历史训练，写历史类的文章，全是野路子，心里其实是非常没底的。倘若此文能够博君一笑，那我便也知足了，如果竟能让诸君读罢有所获，那我更是觉得荣幸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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