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明日和婠婠同人:读懂这些受益终生4

三、汉武帝的古典式谋略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187年）为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娶堂姊陈阿娇为妻，因而夺得皇位继承权。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后，放弃汉初黄老无为政治，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皇权，改革经济，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从而将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汉武帝的谋略在历史上均广为流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针对秦朝暴政之失，汉初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约法减刑，萧规曹随，因而形成“文景之治”。其时“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不过，由于放任政策的实施，也给王侯豪强恃势作歹、北方匈奴骄横扩张提供了机会，所以，汉武帝亲政后便不甘心于同祖父辈一样清静无为了，而是跃跃欲试，积极进取。

汉武帝的首要之举便是，接受大儒董仲舒的“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以进取精神较强的儒家思想代替了道家思想而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仁政和秩序，董仲舒对之加以发展，提倡“君权神授”，强调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些为汉武帝统一思想、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为了统一思想，汉武帝还把教育体制、用人制度与独尊儒术结合起来，他兴建“太学”，完全用五经为教授课程，设五经博士，培养儒家人才；他规定在太学学习一年，经过考试，凡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甲等者并为郎官；特别优秀的“茂材异”则选入朝廷。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

强化皇权，改革经济

汉武帝为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改革官制，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削弱相权。开国之初，功臣多位高权重，也只有列侯才能拜相，因此，相权往往超过君权。汉武帝对之十分不满，他打破旧制，任命出身微贱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并且对相权予以钳制。丞相随进可被罢免，甚至处死。

其次，汉武帝采取“强于弱枝”的大一统政策，对地方割据势力予以遏制。他于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大大地削弱了诸侯王国的特权地位。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应在原封地内将其余诸子封侯，新封的侯国直接由郡县来管理，不再受原王国的控制。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推恩”，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权力，缩小了其地盘。

第三，汉武帝在削弱地方势力的同时，还致力于打击地方豪强和官吏等。一方面他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以便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派刺史到各州，监督郡国，检举不法官吏，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在推行政治措施的同时，汉武帝通过改革经济来加强集权，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做法有：改革币制，将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官营；均输（就近调购物资）平准（平抑物价）；推行算缗（收资产税）、告缗（检举偷漏税），等等。

平疆拓土，宣扬国威

汉初的“和亲”对外政策虽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但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欲，给西汉边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给西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汉武帝改而采取武力制止骚扰的强硬政策。他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接连出兵，把匈奴奴隶主赶到了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安定与和平。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他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大力开发西南地区。这样，汉武帝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汉帝国。

历史不曾忘记汉武帝对国家的重大功绩，但也清楚地记录着民族为此付出的昂贵代价。他在位54年，进行了50年战争，弄得“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加上他骄奢淫逸，巨费巡游，信赖方士，滥杀乱捕，逼得老百姓接二连三地起义。晚年，汉武帝深知再不改弦易辙，汉王朝就会成为亡秦之续。于是在公元前89年，他下轮台罪已之诏，宣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从而又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

汉帝国的强大使中原人不再被称作“秦人”，而被称作“汉人”，古华夏族也被称作“汉族”了。汉武帝的功勋和谋略从此也被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所称赞。

四、光武帝的古典式谋略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前57年），字文书，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虽为皇胄，但他的父亲刘钦仅为南顿（今河南项城一带）县令，早逝。刘秀在叔父的抚养下长大。少时刘秀异无大志，喜欢务农，处事谨慎，乐于助人。新莽末期，刘yan、刘秀兄弟以皇族刘玄为“更始帝”，起兵争天下。公元23年，刘秀、王凤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王莽军的主力。同年10月，王莽被起义的市场杀死，刘玄迁都长安。公元25年，另一支义军赤眉军攻陷长安，俘刘玄。但不久后，赤眉军在河南遭到刘秀的截击，全军覆没。于是，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

刘秀生性温和，做了皇帝以后也难改本性。一天，他宴请族人，说说笑笑，几杯醇酒下肚，谈起了往事。一位老太太说：“文叔小时很谨慎，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这么厚道竟做了皇帝！”刘秀笑着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的确，光武帝安民治国，大行领导谋略——柔道，以柔克刚，以弱制强，与民休息，劝退功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他以文治国，修建“太学”，尊崇儒士，讲论经书；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读书辄至半夜；他以文吏替代武臣任官，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他平时像个书生，但在关键时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决断力。当初，哥哥刘yan被更始帝杀害，他没有怒发冲冠，也不为哥哥哭丧，反而向仇人叩头请罪，表现得百依百顺，因而免去了杀头之祸。

他夺取天下后不言兵事，皇太子问他攻伐之策，他不予理会；有人建议趁匈奴内乱，出兵一举消灭匈奴国，他坚决予以否定。他采取的是立足国内、怀柔四方的国策，结果东汉国家富强，异邦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京都，朝见天子。

他当初争天下时就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对于投降者遣散回家，拆掉营垒即可。一次，他查获官吏与另立朝廷的王郎勾结的材料数千份，但他一律不看，付之一炬，称这是为了让三心二意的人“自安”。

他减轻刑罚，宽待奴婢。他下令释放囚犯，除犯死罪外一律不再追究，恢复平民身份；他下诏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为奴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

他减收田赋，实行精兵简政。宣布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田税的制度，恢复汉景帝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制；他将大约一千个县裁减了四百多，县级以及县以下官吏，精减了百分之九十。

他摒弃豪奢，崇尚节俭。他不饮酒，不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后宫的爵秩亦从简。他在世时建造陵墓，就要求不起高坟，死后不随葬金玉珠宝。

他为人谦和大度，有高祖刘邦之遗风。割据一方的隗嚣派将军马援分别是去见公孙述和刘秀，前者接见时戒备森严，而刘秀仅穿便衣便服，甚至连侍卫也没带。马援问道：“陛下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说客而已”。马援为其恢宏平和的魅力所吸引，毅然归服了。

他不采用汉高祖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强硬手段，而是对功臣采取了保全、劝退的柔道。他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四十五人，赏给封地，表彰功勋，让他们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再参与朝政。

他对隐士、逸民等不驯服的人才亦予以成全。名士周党不愿做官，见刘秀时也不通报姓名，有人提议应治“大不敬”罪，可刘秀说：“王圣君皆有不归顺之臣，自古而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的周党不受俸禄，亦有其志”。著名隐士严子陵曾为刘秀的同窗，亦不愿为官。刘秀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与他同床而眠，他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

光武帝的上述柔道政治，使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政局保持了稳定局面。据学者研究，当时人口达到六千余万，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谷物一千余公斤，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约三百二十公斤。此后直到近代，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 

五、唐太宗的古典式谋略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秦安），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公元617年，他协助父亲在晋阳起兵反隋，之后，与哥哥李建成分率两路大军直取长安。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此时，国内尚未统一，群雄势力还很强大。高祖于是派李世民率军征战，历时四年多，方统五华夏。

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公元624年6月，他发动玄武门改变，伏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近使高祖退位。同年8月，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一代名君，其管理谋略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

唐太宗治国，广开才路，用人唯贤。

在即位当初，他就命宰相封德彝举贤，但封氏久久未举，称没有贤才，太宗批评道：“治世的道理是，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所长；卿不善知人，怎么能诬世上没有贤才呢？！

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他的朝臣中，就既有前朝遗臣，也有义军的领袖，既有王世充的将领，也有太子建成的谋士。

卫国公李靖原为隋朝名将，曾赶赴江都告发李渊反叛；但在滞留长安途中被李渊擒获，下令处死；而世民敬重其才华，将他求下，加以了重用，拜兵部尚书。

郑国公魏征原是东宫谋士，曾为太子策划除掉秦王。太宗即位后责问他：“昔日为何离间朕兄弟，挑起祸端！”魏征从容答道：“先太子如早纳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看中他的才能，不但不予加害，反而授予要职，任谏议大夫。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颇为重视科举。他发展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增设律、书、算、童子等科，连十岁以下的儿童中的人才，也在遴选的范围之内。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太宗还大办学校，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新设律学、书学、算学三种学校。

李世民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通过以上措施选贤用人，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二）

思短知过，虚怀纳谏，这是李世民管理谋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曾多次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并且，他还总结前朝的教训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可得者，只为不闻已过，或闻过而不能改也”，“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所以，太宗制定制度，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大臣凡见到不利于人之事，必须“及言规谏”，谏者重赏。

魏征为臣，位列宰相，他就先后进谏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太宗既喜欢他的正直敢言，又害怕他的宁折不屈。

受魏征强谏后，太宗怒不可遏，声称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文德皇后知道后，穿朝服向太宗祝贺道：“妾闻君圣臣忠。如今陛下圣明，魏征才敢于忠心直言，可喜可贺！”这样，太宗方转怒为喜。

另一谏臣裴矩曾被人称为隋炀帝的佞臣，他鉴于炀帝不喜欢劝谏，谏者多身首异处，因此处处顺颜从心。入唐后，裴矩判若两人，鲠议直言，受到太宗的表彰。

（三）

唐太宗治国严明赏罚，重视法制建设。他认为：“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因此，他命人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秦叔宝等24位功臣之像画于凌烟阁，以示功勋不朽，同时将高祖所封几十个郡王皇亲一律降为县公。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下死罪，宰相杨师道为他求情。太宗立即处死赵节，并将杨师道降为吏部尚书。

对于地方官吏的考核、赏罚，唐太宗也很重视。他把全国各地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功过，以备赏罚；他派遣13位黜陟使者，分别到各地巡查，了解地方官吏的政绩表现，同时还规定，地方官吏每年年终都要进京汇报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按政绩决定升降。

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李世民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学者完成《唐律疏议》这一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

为了保证法令的贯彻实行，唐太宗亲自选拔了一批公正能断的人担任法官，并随时检查他们的断案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并下令废除酷刑和肉刑。

唐太宗在位23年，天下大治；其时“马牛布野，外户不闻”，成为太平盛世的典范。不过，在为政决策方面，太宗在晚年轻启战端、不听劝谏、追求奢华、加重民赋，其弊害亦是显而易见的。

六、武则天的古典式谋略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 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通经史，多权谋，善管理，其施政虽有任用酷吏、发动告密、大兴佛事之弊，但其广开才路、明察善断、驾驭天下的管理谋略历来为人们所肯定。

唐之陆贽称：“(武则天)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人。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通典》卷一五，“选举·历代制”)

宋之司马光云：“(武则天)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

明之李贽曰：“试观近日之王者，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以专以爱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藏书·李传》)

清之赵翼云：“其(指武则天)纳谏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 (《廿二史札记》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

（一）广开才路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铸铜匦，奖励告密，用酷吏，刑讯治狱，采用这些手段，先诛杀了李唐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官吏被害者则不计其数，致命地打击了原朝廷的势力。同时，为了培植新朝廷的可用人才，武则天不拘一格，打破门阀，放手拓官，”务取真才实贤”(《资治通鉴》卷二○七，“唐纪”)。

首先，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她作为皇帝，亲自考问举人，亲自录取，称为“殿试”。原来的科举只开文科，武则天又增开武科，招考武官。考试的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为武氏王朝招揽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其次，武则天极力提倡举荐人才。一次，武则天让狄仁杰荐贤，狄氏便推荐张柬之，称其为“宰相才”，于是武皇当即召之为洛州司马。没过几日，皇上又要狄仁杰举荐，狄氏说：“我早就推荐了张柬之，但陛下不用。”武则天说：“我已经让他当司马了。”狄氏继续说：“臣下所荐的是做宰相，让他当司马，不算用他。”不久，张柬之被拜为宰相。

武则天还诏令臣民皆可“自举”，凡有所才能者，均被录用。这样她还不放心，唯恐埋没人材，又派出使臣四出搜罗，以求天下俊杰尽入彀中。

当时，武氏朝廷可谓人才济济，一大批贤能之士被委以重任。如宰相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等，都是武则天广开才路、细心精选出的肾臣良弼。

武则天对人才均予官位，因正员官吏名额有限，又设员外官数千人，同正员享受同样的俸禄。她还实行官员试用制度，经考察合格者，方正式任命。

女皇之爱才，还有一则广为传颂的史料故事。

当时，徐敬业招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等人在杨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起草了著名的《讨武zao檄》，檄文中例数武氏种种罪行，最后质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女皇读后，竟对该文赞不绝口，并责备说：像骆宾王这样的人材，怎么流落到叛逆那儿去了，这是“宰相之过也”。她下令设法找到骆宾王，可惜未果。

武则天虽以禄位吸引天下英才，但如发现滥竽充数者，她也毫不客气，或降职，或罢免，或流放，或刑戮，使没有真才实学者不敢存欺骗混迹之望。

（二）明察善断

武则天身为女皇，虽然性格刚烈，但并不专横，她善于判断是非，采纳谏言，择善而从之，表现出刚柔兼济的品格。

武则天有不少男宠，如僧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均是。他们依持女皇的宠爱，骄狂拔扈，先后受到苏良嗣、宋璟等人的惩罚。男宠于是向武氏告状，武氏要么不予理会，要么诛杀告状者。

由于武则天是个女皇帝，她改李唐为武周，自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侄子，但李昭德、狄仁杰等人竟敢公开违拗皇上的心思,加以劝阻，他们对女皇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可以享受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奉祀的呢?这些话打动了武则天，她未立武氏家人为太子。

鉴于武则天的一个侄子武承嗣身居宰相之位，握权太重，恐成纂位之患，大臣李昭德劝女皇警惕，女皇一开始不以为然，说承嗣是我的侄子，怎么可能谋反呢?李昭德说：侄子对于姑姑，有儿子对于父亲亲吗?可是，有的儿子还杀父纂位呢，何况侄子！女皇听罢，恍然大悟，解除了武承嗣的宰相之职。

一次，武则天想造一座大佛像，狄仁杰知道后劝阻说：如今边关不宁，造佛像既费钱财，又耗人力，一旦边关有事，何以救之?武则天听后欣然同意作罢。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武则天宽怀大量，广听谏言，可谓是明察善断之君。

（三）驾驭天下

武则天以法家所说的刑赏“二柄”驾驭天下，即以严刑打击可能威胁武周朝廷的潜在势力，以赏赐奖励告密者。她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作刀斧，滥杀无辜，使得朝廷中人人自危；这时，武则天又反手委罪于这些酷吏，让他们做了替罪羊。

一个名叫鱼保家的献策，请铸铜匦(其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检举箱)，女皇许可，并诏令：告密有功者给予封赏，不实者也不追究。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鱼保家也因有人投书于铜匦，告发他谋反，而丢了脑袋。

酷吏索元礼“发明”了名曰：“凤凰晒翅”、“仙人献果”等酷型，他还将铁笼套在被刑人的头上，四周打入木楔，而导致脑崩骨裂。后来，由于民愤巨大，女皇将他收入狱中。审讯索元礼的官吏见他不认罪，便厉声说：“把索公用的铁笼拿来！”一句话，便使索氏魂飞魄散，立即招认了。后来，他死于狱中。

酷吏周兴制造了无数的冤狱，终于也有人告发他“谋反”。女皇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对他加以审讯。来氏受命后即邀还蒙在鼓里的周兴喝酒，酒席间说：“弟有一案，罪犯不肯认罪，为之奈何?”周兴脱口而出：“这还不容易吗?取来一大瓮，四周架起木炭，点起火，将罪犯置于瓮中，还怕他不招认!”来俊臣连夸：“周兄高见”，立即命人抬来大瓮，点起火，然后向周兴说道：“弟承密旨，有人告兄谋反，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出一身冷汗，立即叩头认罪了。

酷吏来俊臣更是作恶多端，终于也以谋反之罪被斩首。他死后，老百姓相互庆贺说：“从此可以安心睡觉了!”

武则天的这些利用鹰犬、以人治人的统治手腕，为历代的野心家所秘用，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不过在当时，武则天作为一个女子称孤道寡，四方时有叛乱，这些手腕对于她驾驭天下恐怕也不完全是多余的吧。

无论对武则天杀人是褒是贬，谁也不能不承认其管理谋略是高

超的。

七、宋太祖的古典式谋略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他少年聪慧，诗书、弓马，皆出人上。其父为后唐战将，但赵匡胤在21岁时即离家出走，决心自闯一番事业。公元960年，在陈桥兵变中，他黄袍加身，建国号大宋。此后他南征北战，集权收兵，建立了煌煌之文治武功。特别是其开国与治国谋略，影响了一千余年的中国政治，为世人所秘传。

和平登基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加入了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队伍，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公元954年，郭威病逝，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在后来的后周与北汉的战争中，赵匡胤表现出色，为世宗所赏识，战后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并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

赵匡胤利用整顿禁军的机会，将委心于自已的人，如罗彦环、郭延斌、潘美、王彦升等将领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并与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廷让、刘守忠、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十兄弟。后来，他又结义文人如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从而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公元959年，赵匡胤平生最为惧怕的后周宰相王朴去世，三个月后，周世宗也驾崩，七岁的柴宗训即位，一时“主少国疑”，给赵匡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当后周君臣举觞欢庆佳节的时候，忽有人谎报北汉与契丹的联军大举南犯，宰相范质、王溥等仓猝议定，派赵匡胤率禁军前去迎敌。当部队到达离京城开封不足四十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在赵普、赵匡义等的簇拥下披起黄袍，调转马头，回师京城，夺取了皇位，称宋太祖。

和平控权

太祖登基之后首次出巡，当銮驾通过大溪桥时，忽然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从步辇侧飞过。宋太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笑道：“教射！教射！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中有话，并非讲给刺客听的，而是在告诫走在后面的后周旧臣。

当时赵匡胤虽捷足先登，披上了龙袍，但公卿将帅并没有放弃野心，而是日夜缮甲治兵，蠢蠢欲动。

而对这一局面，赵匡胤没有采取“杀”的政策，而是千方百计地笼络旧臣。

太祖下令，对后周遗臣一律全部录用，官位依旧，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溥三位旧相继任。

一些新朝权贵对旧臣恃势无礼，太祖则对之严加处理。如京城巡检王彦升，以检查为名，半夜去敲宰相王溥家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

在对旧臣安抚优待的同时，太祖对新贵则“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消除了骄兵悍将对王朝可能产生的威胁。

宋太祖请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畅饮，酒至半酣，趁醉说道：“没有卿等出力，我哪有今天！可做皇帝太难了，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人诧异，忙问其故，太祖道：“皇帝之位，谁不想取！”石守信慌了，站起来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二心？”太祖道：“不，卿等虽无二心，可你们的部属能不想要富贵吗？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当皇帝，行吗？”一席话，吓得众人连忙跪下叩头，请求明示出路。太祖长叹一声，说：“人生短促，何不好自享乐。卿等放弃兵权，多置田产，歌儿舞女，欢乐一世。这样，君臣之间也无猜疑，相安无事，岂不很好！”翌日，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罗彦环、张令铎等人自动告病，请求释去兵权。太祖诏准，让他们去做地方官了。

为了安抚被剥夺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太祖还“约婚以示无间”，将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将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

权力制衡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对政治、军事体制进行了前所示有的改革，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他废除殿前正副都点检、待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使“三衙”：待卫马军都指挥使、待卫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相互独立，相互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上。

为防止宰相专权，他设枢密使主管军机，以分军权；设三司使主管赋税等，以分财权。

他百官中推行“官、职、权分离”的政策，“官”只是品级，据此享受俸禄；“职”是殿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也没有实权；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这样，官大者并不一定权大，权重者并不一定职高。任何官员都无法集威望、权力于一身。差遣的实职也是分权而且相互牵制的，如宋代的兵部尚书只是虚职，被差遣的枢密使才有实权，但也只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而“三衙”号可令兵，但却无发兵之权。

他定立官员轮换制度，“知州”、“知县”，“三岁一易”，不得久任。

他在州郡设立“通判”之职，负责鉴督行政官员。

他收夺地方上的财权，诏令各州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开支外，其余财赋均应上交国库。这样，“粟帛咸聚王”，地方藩镇失去了经济后盾。

他以文官代替武将治理地方，形成“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使节度使、武将的权力受到极大的牵制和削弱。

他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放宽科举范畴，振兴六教。随着文治政策的实施，过去那些轻视文人、骄横跛扈的武将们也学着文臣读起书来。

这引起措施，对扭转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悍将干政、重武轻文的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八、朱元璋的古典式谋略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少时为地主家看牛放羊。十几岁时，父母和三个兄长都死于灾荒和瘟疫，他孤苦无依，遂落发当了和尚；谁知不久寺里也闹起粮荒，他又只得做游方僧，化缘乞讨，流浪于江淮地带。1352年，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初为九夫长，后成为出色的将军。1355年，郭子兴病逝，朱元璋开始掌握军政大权。1364年自立为吴王，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同年，攻克元大都北京，逐步统一了中国。

朱元璋的管理谋略既有鼓励生产，与民休息，制衡权力等温和的一面，又有以猛治吏，严刑峻法，独揽大权等暴戾的一面，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鼓励生产，与民休息

经过浴血奋战，朱元璋接手的是一个饿殍遍野、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比如唐宋时的繁华盛地扬州，在城池被围期间，竟发生杀人而食的惨事，城破之时，居民仅存18户。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经济状况了。贫苦出身的朱元璋理解老百姓的苦难，下令减免赋税，兴修水利，鼓励生产，让百姓“安养生息”。

他抑制豪强，迁徙富民，以减轻这些人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他通令全国，不许普通地主蓄养奴婢，违者杖笞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寒典身为奴的，由政府代为赎身。

他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规定：各州县只能有一个寺观；寺院不许收儿童为僧；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20岁以上的男子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这样，社会增加了劳动力。

他下令普查户口，丈量土地，以此为报据征收租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他奖励垦荒，劝诱流民归田，规定：抛荒之地，归新开垦者所有；原田主回来了，由政府拨给同等荒地作为补偿；无主荒地，免征三年田赋，有的田不收赋税。

他实行军屯，解决军饷，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种地；内地驻军，八分种地，二分守城。他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他重视兴修水利，下令：凡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上奏；凡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池水的，一律加以整治。

以猛治吏，严刑峻法

1397年，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规定：凡“谋反”者，不官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凡官员贪污赃银60两以上者，皆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

为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朱元璋设立巡检司，由巡检官员盘查把守全国关津要冲之地，察伪防奸。处置的全权，秘密监视大小官吏的活动。

大将胡大海的儿子不顾百姓饥荒，犯禁酿酒。群臣建议，为使领兵在外的胡大海安心，以不杀其子为好，可朱元璋怒道：“宁可让胡大海叛我，也不允许乃子破坏我的国法”，竟亲手杀之。

附马都尉欧阳伦违反朝廷禁令，贩运私茶，被赐死。

功臣汤和的姑夫，隐瞒土地，不纳税粮，也被处死。

户部侍郎郭桓、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等人贪污舞弊，被处死；卷入其中，被抄家问斩者数以万计。

独揽大权，铲除功臣

朱元璋大刀阔斧地改革旧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

他废除总揽政务的中书省，罢除丞相，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

他撤消总管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分掌兵权。他们手中有兵，但无权调兵；兵部掌管调兵，可手中无兵，最高兵权由皇上独揽。

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下设13道，110名监察御史，检举纠劾百官，直接对皇上负责。

他废除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分设管理民政、财政的布政司、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三个机构彼此独立，相互牵制，直接听命于朝廷。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朱元璋的皇权确实得到了加强，但他也陷入了繁琐的事务中。他还不放心，总在寻机铲除功臣。

先后被朱元璋处死或害死的有：“勋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胡惟庸，蓝玉，冯胜，傅友德，廖求忠，朱亮祖等。而且，每次案发，都罪及上万人，皆被杀戮。这样，功臣宿将几乎全都杀光了。

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在他行将就木时有所悔悟，曾下令后人不许效仿。

九、康熙帝的古典式谋略

康熙帝，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1722年)，八岁时继承皇位，称清圣祖，年号康熙。康熙帝擒权臣，平藩乱，收台湾，逐沙俄，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治理黄河，组织编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数理精蕴》等书，煌煌文治，赫赫武功，名垂青史。

康熙帝的管理谋略有如下特色：

（一）大智深谋

康熙登极伊始，按先帝顺治遗诏，由鳌拜等四位大臣辅政。鳌拜为人跋扈，专擅朝权，目无君王，到康熙十六岁亲政时，他羽翼已成，仍有恃无恐。

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发生争执，鳌拜竟罗织罪名，要将其处死。康熙起始不允，鳌拜大吵大闹，硬是矫诏把苏克萨哈杀了。

一次，鳌拜托病不朝，康熙来家中探望，进门后，鳌拜神色慌张，护驾的侍从急忙上前，竟搜出一把刀来。这时，小皇帝大智若愚，故意为其解围说：“刀不离身，这是咱们满族的传统啊!”

回宫后，康熙挑选了一批贵族少年做自己的侍卫，让他们天天在御花园练功习武，鳌拜见之，不以为然。一天，整拜被召入宫，刚进宫门，少年侍卫一拥而上，将其捉拿。从此，螯拜党羽俱被铲除。

权臣一除，康熙便着手解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之“三藩”割据坐大的问题。与朝臣商议，大臣们都反对撤藩，唯恐引发叛乱，但康熙深谋远虑，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与其晚反，还不如早反。”于是，他果断地下令撤藩。

果然，吴三桂等起兵反叛了。经过八年进剿，三藩之乱才得以平息。

在平定三藩后的第二年，戎装未解，康熙又亲赴沈阳，抗击沙俄。雅克萨一役，历时四年，终于迫使沙俄坐到了谈判桌前。

在沙俄入侵东北时，蒙古噶尔丹部在西北叛乱，而且两者暗中勾结，大有联兵之势。康熙胸有成谋，决计先分敌势。他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体现平等精神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然后集中力量，三征叛酋噶尔丹，一举铲除了分裂国家的祸根。

（二）大兴文治

康熙虽然凭武功征服了天下，但是他也知道，要羁縻人心，还得让文人喁喁归伏。所以，于公元1679年开设“博学鸿词科”，吸收文人参政。并规定，凡有学识者都可应考，考中的都给官做。不久，康熙又下令，大臣们都应举荐人才，举荐不来，就上门去请，请也不来，就派轿子强行抬来。

大儒名医傅山(又名傅青主)不肯入朝做官，割破腿上静脉，以死相抗。康熙还是授予他“中书舍人”的官职。当他被按入轿中强行抬到午门时，反抗中他从轿上跌下，头碰在地上，于是他自称此即“谢恩”，转身便回。康熙知道此事后，不予追究、治罪。

学者李喁拒绝做官，为此绝食六天，康熙无奈只得放他回家。后来，康熙巡幸西安，欲见李喁。李喁不见，康熙对李喁的儿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并亲题“志操高洁”的匾额相赠。

康熙优容文人，意在大兴文治，收伏人心。果然，一时间廉吏辈出，大儒云集。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等都出在康熙盛世。

（三）德才是用

康熙帝用人，重视德与才，而且“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

一次，康熙亲自面试武进士，汉官赵申乔竟然当场呼呼入睡，屡次被人唤醒。康熙说：“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门办事时可知矣。”于是，将其谪官。

在征剿叛酋噶尔丹时，康熙命户部侍郎思格色组织人马挖井，以解急需。可是当皇帝询问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共应掘几口井时，思格色竟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康熙斥之：“为人昏愦，居官亦不端”，遂将他革职充军。

明朝降将施琅能征惯战，颇得康熙帝的器重。但后来，他恃功骄傲，引起朝臣的不满，对此，康熙帝十分重视，曾严肃地告诫道：“今命尔复任，自此益加谨慎，尔其勉之。”一次，施琅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出任封疆大臣之职，皇帝答道：“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于手足之力哉?”坚持让他履命。

康熙用人，唯贤是用。儒生高士奇出身贫寒，徒步来京谋生。因其“字学颇工”，康熙不拘一格，将他擢补为翰林学士；布衣陈璜对水利有专长，康熙让他协助总督靳辅治理黄河。结果，功效卓著。

总之，康熙帝作为一代雄主，既雄浑气魄，高瞻远瞩，又细微不苟，明察秋毫；尽管其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且有些好的政策也没有贯彻始终，但是他的决策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发掘、研究，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