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雄霸天下演员图片: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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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李长之(1910.10.30——1978.12.13)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在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

    他不是彪形的山东大汉,而是相当瘦小“恂恂如鄙人”,经常穿一件蓝布宽博,多少有点褦襶相。当时,梁实秋先生将他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辩难的文章结集为《偏见集》,刚从清华毕业的李长之写文章批评。他大致同意梁教授的见解,认为文学是人性的发扬,谈不上阶级斗争的说法,这在当时已是空谷传音了。但同时,对〈偏见集〉也有中肯的指责,认为梁教授缺乏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学批评的准绳。这让梁先生几十年以后都在思索,将长之先生视作文字之至交、学术之诤友。

    抗战时期,重庆国家编译馆下属有一个翻译委员会,成员可以视个人兴趣翻译作品,但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李长之自告奋勇,愿意翻译康德之三大批判,而且是从德语直接译出。这让饱学的梁实秋先生都大吃一惊,长之先生告诉他,自己清华毕业以后,曾师从北大德语教授杨丙辰学习德文,苦读二、三年而有成,读德文哲学典籍可以略无滞碍。先贤前辈的刻苦学习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二、三年的学习,竟然就能翻译德文哲学经典书籍(作者注)。

    李长之在1935年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将全书结稿。在赵景深大力支持下,该书在北新书局出版。

    《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李长之这部专著的出版,曾经得到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并订正其中著作时日。

    当年,“北新书局”接受书稿后,李长之写信向鲁迅先生索要相片。鲁迅接信后,便毫不迟疑地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了回信。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感到很珍贵,就叮嘱赵景深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一次置于卷首,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让制锌版后放在插页相片之后。赵景深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在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就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等字样。

    可惜,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味从经济效益考虑,担心到时候这本书不好销、会亏本,为此尽量节省成本,印出的《鲁迅批判》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是在封面上按照了作者的要求。

    《鲁迅批判》于1935年写成,1936年1月初版,此时的长之先生还不到26岁。令人惋惜的是,同年,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李小峰没有预料到的,《鲁迅批判》初版出版后,不到半年就卖完了。

    1936年6月,《鲁迅批判》第二版出版。可是书局竟然没有通过李长之。长之先生本人还是一年以后,在香港书店的售架上见到此书。

    于是,他在有关文章中大发牢骚,谴责“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初版不印鲁迅书信手迹和相片插页,还将鲁迅手迹丢失”;“所给的版税就更苛刻了,只给了五十几元,版税也只算过一次,以后再没算过”。

    李长之对北新书局的做法很失望。几年后,李长之负气地把《鲁迅批判》委托给“东方书社”,在成都刊印“第三版”,出书时间是1943年7月。这是李长之单方面的行为,没有同志北新书局知道。

    1946年2月15日,李长之给赵景深写信,讨要他没有给够的版税。赵景深接信后立即向李小峰转达,长之先生这才获得了他应得的版税。

    不料,李长之回到北平,他在书店又见到新版的《鲁迅批判》,于是,他再去让赵景深代索版税。

    1987年7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书录》,其中收录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因为见到该书每次加印都没有准确地在版权页上登录出书时间和印数,只好含混其词地说,“该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 。

    李长之出版《鲁迅批判》之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1957年,长之先生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最尤甚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工宣队”队长指着李长之的鼻子骂道:“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面对这类阿缺西的“工宣队长”,长之先生欲哭无泪,还能分辨什么?

    关于”批判”一词,传统的解释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可在学术领域里,长之先生的所谓“批判”,却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没有任何褒贬含义。

    尽管如此,李长之也深刻检讨自己,早在《鲁迅批判》1943年发行第三版时,他就表示,准备“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1950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对于本书,愿意重写”的愿望。他曾经说过,“对‘鲁迅’深刻内涵的认识,非得要在痛定思痛之后”。

     1976年,“文革”已经结束,某出版社曾经找上门去,洽谈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山东汉子的耿直脾气,始终不改初衷,他回答道:“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长之先生说完这番话的两年之后,便于1978年离开人世。一个卓有才华的文学理论家,怀着满腔的忿恨不平,默默地离开了他曾为之深深眷念的故国热土。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也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亲自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可是,这样一部书有着重大价值的理论著作,从出书伊始,就历尽磨难曲折。如今,原书早已成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北京出版社于2003年1月重新整理再版了《鲁迅批判》一书。书前刊有于天池、李书合写的《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可作为读者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