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 人民币:[评论随笔]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史

如果认真阅读本文，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另类世界——题记
作者：凉热春秋  发表日期：2011-9-11 14:50:00
前 言
“封建社会”一词是外来语，英语为“feudal society”, feudal是封地的意思。
“封建社会”是西方社会学家划分的一种社会形态，特指西欧的中世纪。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将封建社会看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取代奴隶社会、孕育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
中国古籍有“封建”一词，意思是“封国土、建诸侯”。唐朝柳宗元写有《封建论》，将夏、商、周、汉四个朝代认定为“封建”。显然，“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二字，是借用的这个词。
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它的起始时间分歧很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中说，中国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显然，毛泽东认为，从周朝立国开始，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生产力角度认定：战国初期普遍使用铁器，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政治角度认定：秦朝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文化角度认定：汉武帝独尊儒术，实行意识形态统一，进入封建社会。
一句话，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没有明确的标志。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根据最权威的认定，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封建制度结束的标志。
不论如何算，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都要长一倍以上。
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社会形态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态，以此为标准，比较中国历史：如果二者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没有本质区别，中国就存在封建社会，反之，中国没有封建社会。
如果将社会比喻为一个人，那么，经济是其身躯，文化是其灵魂，政治是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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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部
欧洲封建社会（中世纪）的时间划分：
分为三阶段：早期，公元476—1000年；中期，公元1000—1300年；晚期，公元1300年—1453年。
一， 欧洲封建社会以前的基本社会形态
大约从荷马传唱动人《史诗》的时代开始，到公元476年，欧洲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被掳掠者、以身抵债者。
这段时期，影响最大的有希腊公民民主选举制、罗马共和制、罗马君主制三种政体，它们唯一共同点：奴隶被剥夺了政治、人身、经济权利。
蔚蓝的爱琴海浩淼自由，像一个性感而野性的少妇。她天生的母爱，充沛的乳汁，为人类养育了第一个公民民主社会。
雅典城邦，是古希腊公民民主社会最杰出的代表，一直延续了三百年。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雅典。由梭伦开始的、伯利克里完善的、带着兽性的雅典城邦公民普选制消失。
亚历山大大帝东伐西讨、南征北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亚历山大非常尊重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极力支持亚里士多德办学，为其创办的吕克昂学院提供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和社会支持，并给学院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图书馆，从此，希腊的哲学、数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公民学、自然科学等，通过希腊语言在马其顿帝国广泛传播。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在33岁就因病去世，庞大的马其顿帝国由此分裂。在复仇的雅典公民面前，亚里士多德仓惶逃亡，于第二年凄凉地死在希腊北部的故乡，人类历史上一颗巨大的智慧之星黯然陨落。
欧洲古代史上的三颗智慧巨星，——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力图将人类从感受经验的幼童带进认知理念的学堂，虽然他们在善恶不分的公民社会里，结局都非常悲惨，可是，这师生三代却为人类寻找到一颗“理性种子”。
马其顿帝国最终被罗马共和国取代，它却将“理性种子”留在了围绕地中海的欧亚非大陆。
“理性种子”包含着三种营养成分：完善、正义、科学。
需要等待的，是雨露和阳光。
“罗马共和国”大约开创于公元前510年，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中部西海岸，它是各个部族的结盟，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受希腊公民民主制的影响，创建了“人民大会”和“元老院”：
人民大会民主选举执政官，每任选出二位，权力相等，互相监督和制约，任期一年；元老院（由离任的执政官和氏族长老组成）负责国家外交、财政、批准法律等。
公元前450年，元老院根据人民大会的决议，制定“十二铜表法”， 规定了独立的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
其后经过不断的修订和补充，《罗马法》确立，成了“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
其特征是：私法大于公法，程序公正大于实质公正；
其主要作用：保障私权利，限制公权力。
公元前272年，罗马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共和国得到扩大和巩固；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以武力重新统一了罗马共和国，以其战功和威望获得元首独裁统治（元首：即元老院首席公民，也尊称皇帝），在他独裁统治的44年时间，共和国疆域扩张到了欧洲大陆、北非、西亚，成了罗马共和国最全盛的时期，可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却成了元首的附庸，“共和”成了“皇帝的新衣”，“法律”成了“皇帝的侍卫”，罗马共和国名不符实。
公元三世纪后期，禁卫军首领戴克里先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自称其权利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封“君主”，由此，君主制形成。
君主的产生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继承，罗马帝国名符其实。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了，《罗马法》留在了欧洲大陆（即“大陆法”），但是，该法只确定世人的行为规范，没有终极的善恶标准，既不神圣也不至上。
一神教的诞生。
连接“埃及文明”与 “两河文明（伊拉克）”的交通要道中，有一个叫做迦南的地方（巴勒斯坦），二个发达农业区域的经济互补、频繁往来，促进了交通要道迦南的繁荣，也使迦南成了商业重地。
上帝耶和华才知道是什么时间，闪族中的一支游牧部落，被上帝驱逐出了神秘的“伊甸园”，流浪到了迦南这个土地贫瘠却商业繁荣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显示出了上帝赋予的经商才能。
尼罗河两岸的富饶足以吸引任何民族，当这支闪族人看到他们的同族占领了埃及的时候，他们立即从迦南迁往埃及，靠着他们的经商天赋，过上了舒适的城邦生活，同时，也轻易地忘记了创造他们生命的上帝。
背叛上帝是要遭受严厉惩罚的。
埃及人的反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埃及人赶走了占领者，这些经商的闪族人立刻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
重视农业的埃及人，其商业才能远远不及闪族人的天赋，但是，主子终究是主子，剥夺奴隶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埃及人制定了一个没有完全灭绝人性的法令：杀死所有闪族人的男婴。
离开埃及，成了闪族人唯一出路，即使意味着离开繁荣、走向灾难。
一个叫摩西的人，自称受上帝的召唤，带领着这些绝望的人逃离了埃及、返回迦南。
在沙漠中辗转40年，历经茫然和困苦、战争和饥饿，很多人的意志发生动摇，为了坚定大家拥有自己家园的信念，用上帝凝聚人心，是不二选择。
西奈山顶，坚韧顽强的摩西与上帝进行了40个昼夜的绝密谈判。最终，摩西与上帝达成一致意见，订立了严肃的契约：犹太人履行遵守上帝戒律的义务，上帝履行庇佑犹太人的义务。
上帝用手指在二块石板上写下十条戒律，交给摩西带回，这些人最终相信了摩西的话，希望得到上帝的庇佑，对戒律顶礼膜拜，承诺遵守戒律，唯一信仰上帝。
犹太人以信仰的方式表决通过《摩西十诫》：
一，不可信仰耶和华以外的神；
二，不可雕刻和信仰其他偶像，包括在埃及信仰的；
三，不可亵渎耶和华的名字，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四，必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以祭祀上帝；
五，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他人；
十，不可贪婪，不可抢夺别人的财产。
一个虔诚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形成了，世界上诞生了首个一神教：犹太教。
人类对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开始有了敬畏之心。
“摩西十诫”成了犹太教的教规，成了犹太人至高无上的法律，这件事大约发生在距今三千年以前。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将法律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有终极善恶标准的、任何人都要服从的至高境界：上帝！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实现了“在法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意无意之间，将人类带上了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尽管眼前的道路充满了荆棘。
犹太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永不磨灭的巨大贡献。
这个民族依靠自己的信仰，终于在巴勒斯坦成立了犹太人的国家：犹大国和以色列国。
尽管他们与上帝缔结了合约，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却遗传给了他们，为了争夺地盘，对内对外战乱不停，互相仇杀。
他们的贪婪，违反了上帝的戒律，再次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经过几个世纪，犹太国家先后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占领，其后，不由自主地沦为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附庸，绝大部分犹太人，流亡各地。
留下来的犹太人中，耶稣诞生了，公元开始了。
看到人间深重的罪孽，看到上帝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耶稣，一个最平凡的木匠，作出了一个最不平凡的决定：
改变上帝！
他在犹太教义（《旧约》）中寻找，终于，他找到了真正的父亲：慈爱的上帝（圣父）。
慈爱的上帝住在充满光明、充满幸福、充满“爱”的天国，那里没有任何痛苦和悲伤。
为了把世人带到天国去，耶稣招收了十二个使徒，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四处传道，吸引了越来越多贫穷的信徒。
耶稣给信徒们布道的“福音”， 简单、清晰、永恒：
虔诚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属于天国；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安慰；
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继承这个世界；
追求正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得到满足；
慈爱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即将得到慈爱；
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见上帝；
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成为上帝之子；
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耶稣，利用将树木改变成家具的木匠艺术，将严厉的上帝改变成了慈爱的上帝。
耶稣的上帝：至善、永恒、全能，三位一体；
耶稣的精神：普爱、宽容、同情，三位一体。
耶稣成了犹太教的叛逆者。
犹太人祭师根据《摩西十诫》第三条，依法对33岁的“万王之王”耶稣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钉死在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上见证了上帝的慈爱，他宽恕了行刑的刽子手和出卖他的使徒犹大，平静地回到了天国。
他的普爱、高尚精神（圣灵）在人间“复活”。
“圣子” 耶稣，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焕然一新的上帝：融合一切的终极的“爱”。
他用“爱”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他用“高尚”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他是基督（希腊语：救世主）。
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是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见证开始的。
耶稣的使徒继续宣扬耶稣精神，他们与“犹太教”一刀两断，成立“基督教”。
其教义宗旨：
A，信奉耶稣即是上帝；
B，接受洗礼，确立洗掉原罪的决心；
C，《摩西十诫》，拯救灵魂的神圣法律规范；
D，《耶稣福音》，获得永生的高尚道德准则。
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彼得的使徒离开了巴勒斯坦，分别在罗马共和国的各个民族中积极传播基督精神。最终，他们先后来到了共和国的首都罗马（约七百年后，信徒们的讲义和书信，被收集整理成《新约》，即：上帝和信徒订立的“新契约”——耶稣福音）。
基督教宣扬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理念，获得了罗马下层民众的普遍欢迎，信仰基督的穷人越来越多，对罗马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多神教”，构成巨大威胁。
“多神教”，没有终极的善恶标准，不能带来共同敬畏的神圣法律，也不能带来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高尚理念。
那时的罗马共和国，元首是尼禄。
公元64年，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在罗马城连续燃烧了六天七夜，雄伟辉煌的罗马城化着一片焦土。
基督徒宣称“世界将要毁灭”的预言仿佛得到见证。
因遭受浩劫而歇斯底里的罗马人、将火灾的原因归罪于基督徒，元首尼禄及罗马公民对基督徒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几千基督徒被十分残忍地处死，其中有保罗和彼得。
镇压并没有让基督教灭绝，相反，基督徒视死如归的殉教精神却在罗马共和国传播，感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
基督教终于成了平民及奴隶的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共同的信仰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卑贱的生命感觉到了生存的意义、享受到了生活的快乐、充满了对永恒的向往。
其后二百多年，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多次镇压，但平民和奴隶的数量处于绝对优势，他们要尊严、要平等、要幸福的愿望谁也阻挡不了。
基督教的影响，逐渐向罗马的上层渗透，“一神教”和“多神教”展开了剧烈的信仰搏斗，帝国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皇帝不断遭到暗杀，各地拥兵自重。
要想稳固政权、重新统一帝国，利用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督教，是一个明智帝王的必然选择。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顺应民意，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利用基督教的力量重新统一了帝国。
君士坦丁大帝双手将基督教推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舞台。
当然，真正的推手是希腊民主制、罗马共和制留存下来的公民意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海洋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支持下，基督教成立了统一的“天主教会”。
由于“多神教”的剧烈反扑，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城失去了安全，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将治理罗马城的责任交给了天主教会，从此，罗马成了基督教神权的首都。
公元392年，基督教击败了“多神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意识领域惟我独尊的时代，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由狄奥多皇帝的二个儿子继承，各自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组建了东、西罗马帝国。
奥古斯丁（公元345—430年），第一批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将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二个世界”的哲学思想结合，提出阳光世界的“上帝之都”和影子世界的“尘世之都”学说：
世人像罪孽深重的囚徒，生活在阴暗虚幻的“尘世之都”，由囚徒组成的邪恶国家不可能拯救囚徒自身，只有依靠教会对囚徒的灵魂进行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囚徒才能获得拯救、得到解放，才能进入光明真实的“上帝之都”。
“上帝之都”的主宰是神权，“尘世之都”的主宰是政权；“二个都市”学说，成了天主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亲手拉开了神权和政权争夺最高统治地位的历史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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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古代史，是有相同平等精神的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两种文化的交媾，孕育了“理性种子”、“法治精神”、“普爱精神”， 也将“神权至上”和“政权至上”的激烈争夺留给了中世纪。
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的黑暗之中，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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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早期（公元476——1000年）
人类的出现，是从毁灭恐龙开始的；人类的发展，是从毁灭文明开始的；…………毁灭，是彻底的解放。
被罗马人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部族，成了古罗马文明的掘墓人，中世纪的奠基人。
公元476年，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他们占领罗马城，拆毁宫殿和剧场，取出石块去建造房屋和军事设施；他们破坏商业和交通，学校几乎停止，他们没有文字，不需要文学和艺术，不需要城邦。
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毁灭了，旧制度毁灭了，西欧垮进了新世纪。
日耳曼人确实是“蛮族”，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原始公社”状态：他们的国家是由部族组成的，他们的部族首领是大家推举的，军事行动是共同决定的，取得的战利品是抽签分配的，谁也没有特权。
他们的国家没有专职的军队和官吏，没有豪华的王室，即使是国王、首领，也和平民一样，过着自耕自足的农村生活，因此，几乎没有赋税。
日耳曼人的习惯就是法律，法律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是共同的财富，谁都要遵守。
他们将占领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包括以前的奴隶和隶农，极大的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一个叫克洛维的日耳曼部族首领，要在欧洲建立统一的王国。在一次战斗中，克洛维向基督呼救，转败为胜，于是他听从妻子的话，带领三千士兵皈依了基督教。
这是克洛维的胜利，也是罗马教会的胜利。
克洛维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终于在巴黎建立了统一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基督教也成了日耳曼人的信仰，天主教会有了新的保护人。
西欧各个民族开始大融合，促进了基督教的人人平等精神与日耳曼人的原始公社平均思想融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的“二个都市”学说，成了毁灭“多神教”的宗教武器，成了毁灭“没有终极善恶标准的世俗文化”的战斗武器，成了确立基督教神圣法律和高尚道德的理论基础，成了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
基督教神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商业、没有城邦的时代开始了；《摩西十诫》与《耶稣福音》成为规范行为和道德唯一标准的时代开始了。
克洛维将占领的土地分配给了部族成员管理，西欧仿佛回到了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
贪婪是人的本性。
随着人口的增多，民族的混杂，建立在日耳曼原始平均观念上的土地分配制，崩溃是必然的。
克洛维死后，他的子孙们为了争夺领地，互相残杀，战乱不断，将沉重的赋税压在了获得土地的民众身上。
走投无路的农民，纷纷投靠寺院或者贵族以求自保。他们与寺院或者贵族签订契约，依照《圣经•民数记》的教义，农民向寺院提供10%的收获（什一税），以获得保护。
动乱的年代，促使上帝的道德权威与古罗马的法制观念开始融合，使“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开始融合。
不断增大的贵族势力，威胁着王国的统一，也削弱了国王的统治，国家权力落入“宫相”手中。
宫相矮子丕平，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大权。他明白，要巩固政权，要改朝换代，要得到名正言顺的王位，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教皇的承认。
公元753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按照《旧约》中以色列国的加冕程序，亲自为矮子丕平涂圣油、加冕，丕平则表示了对教皇的臣服，开始了加洛林王朝时代。
神权的缰绳套在了政权的脖子上。
作为回报，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第人，将夺得的拉文那到罗马之间的“五城区”赠给教皇。从此，在意大利的中部，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存在了1100多年。
矮子丕平死后，儿子查理继承了王位，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西欧大陆东征西讨，国家的版图几乎扩大一倍，查理国王亦然成了教皇国的忠实捍卫者，基督教的血腥转播者。
为了巩固王权，查理国王完善了祖先制定的土地分封制度，国王与军事贵族之间订立土地租借契约：
国王将一定区域的土地定期或不定期租借给贵族，贵族的权利是获得土地收益；贵族的义务是忠于王室，在军队中任职，为国王服兵役。
相应的，贵族将土地划分与平民，并签订同样的契约，行使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显然，这样的租借形式，土地的所有权在国王手中，贵族和士兵没有世袭权，只有履行义务才有土地的收益权。
显然，这样的租借形式，农民仅仅和租借者发生契约关系，不与其他人发生隶属关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分封制度，使日耳曼人对首领的忠诚和依附，与罗马法律中保护私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规范结合，系统的封建制度形成了。
当然，出现一个关键问题：谁来保证契约双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换句话说，谁来阻挡贪婪的权力对契约的破坏、对法律的破坏。
对基督教极其虔诚的国王查理，自然要依靠教会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他知道，将契约提升到神圣的位置，共同拥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才能保证契约不受破坏、法律不受破坏。
公元800年圣诞节，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尊其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大帝跪在了教皇的脚下。
查理帝国形成，神权成了政权的合法来源，教会的神权成了约束皇权、维护法律、维护封建制度的强大精神力量，上帝成了契约的担保人。
神权的缰绳在政权的脖子上套得更加牢固。
由此，查理帝国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查理死后，他的三个孙子缔结合约，将帝国一分为三，成为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基本版图。
信仰，明确了纳税与征税的权利和义务，它有力地防范了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抢劫——苛捐杂税，促使社会逐渐走向透明和公正。
赋税由契约确定，契约由信仰保障，这一基本的社会机制，决定了欧洲的命运，必将决定全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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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土地的分封制成了基本制度，契约社会开始形成；
文化：基督教平等精神、罗马法制精神、日耳曼原始习俗融合在一起，基督教神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成了维护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力量；
政治：神权开始驾驭政权，承担起维护契约社会的责任，人类开始驯服第一只凶残的野兽：政权。
欧洲的地平线上，射出了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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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世纪中期（公元1000——1300年）
野兽，绝不会轻易地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政权不甘愿受到驯服。
公元1073年，“教皇国”教皇格列高丽七世颁布敕令：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统治所有的教徒，有权任命各国的主教，有权废除各国国君、审判和惩罚各国国君，任何人不得审判教皇。
德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维护政权，拒绝接受教皇的敕令，自行任命德国主教，并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
亨利四世凌驾于教皇之上、分裂教会的行为，受到教皇坚决而有力的反击：宣布剥夺亨利四世的权力，开除教籍。
教士和公侯普遍支持教皇的决定，要求亨利四世暂时放弃国王权力，宣布效忠教皇，并且，必须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赦罪令，否则废黜他的王位。
在信徒们的巨大压力下，亨利四世被迫签署了服从教皇的保证书，表示忏悔自己的严重罪行。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亲自到教皇驻跸地卡诺莎，向教皇谢罪。
亨利四世赤足露顶，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四天，才得到教皇的传见。
亨利四世俯伏在地：“教皇陛下，我的主，我冒犯了您，冒犯了上帝，特来向您忏悔，向上帝忏悔，祈求您和上帝的宽恕和慈爱。”
教皇指出了他犯罪的严重性质后，仁慈地说：“从你此行来看，你的痛悔是真诚的。上帝永远是忍耐和宽恕的，为了他的慈爱，我将松开诅咒的锁链，让你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
亨利四世虽然得到宽恕，但王权却受到威胁，德国公侯宣布废黜他的王位，选出了新的国王并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亨利四世并不甘心，用武力战胜了新的国王，亦再度宣布废黜教皇，并任命一名敌对教皇克莱芒三世，随即进军意大利，攻陷罗马，教皇格列高丽七世仓皇南逃。
亨利四世要让教皇成为他的奴仆，为他的王权统治服务。
公元1085年，格列高丽七世死于意大利南部，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于三年后在南部当选教皇，乌尔班高举“教权至上”的大旗，以基督精神号召，联合一切反抗亨利四世的力量，终于战胜了众叛亲离的亨利四世，夺回了罗马。公元1106年，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亨利四世死了。
乌尔班二世“教权至上”的胜利，避免了欧洲走向“家天下”的歧途，拯救了欧洲。当然，根本的原因是广大的基督徒拯救了欧洲。
这场神权和政权的争斗，最终由他们的继承者以协商的方式结束：主教在领地上的宗教权力由教皇授予，负责确立社会道德、垄断真理；政治权力由国王授予，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
上帝的代表和人类的代表重申了一次《新约》中的约定：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当然，此约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凯撒（皇帝）必须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奴仆。
根据这一约定，执政者认定自己的权威来自上帝，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执政者认为不同的信仰就是异端，容忍异端，会导致失去对上帝的敬畏，导致道德混乱；任其发展，就会破坏法律和秩序、社会结构分裂、危害王国的稳定和安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种语境下，只要谁被指控为异端，就会被当地的领主判定为严重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者一样被处以极端的刑罚，没有公正的审判，滥杀无辜比比皆是，许多不同见解的人成了世俗领主或宗教虔诚者手中“自由裁量权”的牺牲品。
教会看到了滥杀无辜的严重性，它违背了上帝慈爱之心，必须采取措施制止。
公元1184年，教皇卢西乌斯三世为此目的创建了“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的宗旨：要让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得到公正的审判，审判由神学知识丰富的法官主持，其法律依据是《教会法》，并按照其法定程序审理。
神学法官有责任按照基督耶稣的教导，把异端分子带入正途，让迷途的羔羊回到上帝身边；结果，宗教裁判所为绝大多数异端嫌疑人提供了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机会；只有极少的顽固异端分子（绝大多数是利用迷信骗人钱财的巫师）才会被宗教裁判所逐出教会，交给世俗法院审判，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火刑。
宗教裁判所高于世俗法院，它可以审判任何异端嫌疑人，包括国王。
宗教裁判所是“宪法法院”的雏形，是“依法治国”的进步，是国际法庭的先驱，《自然法》的司法者。
宗教裁判所，成了统一思想的保证，成了维护法制的权威，成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标志，成了神权专制的象征。
对王权的约束，是教会和贵族的共同目的。
公元1215年，在教会和贵族的巨大压力下，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订立契约：《英国大宪章》。
《英国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平民确立了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如：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赋税由议会确定（无代表权不上税）；保护家庭、妇女和儿童权利；保障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实行政教分离；改革法律和司法，确立司法独立，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受到王权伤害，国王及皇室成员必须遵守法律。
国王和贵族们经历艰难的讨价还价，对《英国大宪章》反复修订，定格为《英国宪法》。
《英国大宪章》开创了“君主立宪”的先河，人类迎来了宪法政治时代。
宪法：在信仰范围内，明确约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合同。
契约社会，必然催生“人身自由”、 “经济自由”。
农业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的增加，使手工业、商业逐渐发展起来。
一部分人脱离了耕地，集中到了交通要道，专业制造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出售，随着行业的增多，逐渐形成市场，市场被高墙围起来变作城，“城墙”和“市场”组成了“城市”。
这样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人口少则几千，多则几万。
城市的手工业者，根据不同的专业分类，成立了自己的行会，每个行会选出自己的首领，设立会所，制定行业规范，避免无序竞争。
随着商业的发展，各个行会又联合起来，成立了市场议会，选出了市场首席执政：市长。
经过与国王、主教的谈判和抗争，大多数城市与国王、主教签订契约：城市缴纳税款，获得相对的独立，拥有自治权。
市长成了城市的法定代表人，市场的工商业者，以前不论是自由民或是逃亡的奴隶，都成了权利和义务相等的自由市民（公民）；他们成立自己的法庭，铸造金属货币，成立保卫城市的军队和警察。
商业的继续发展，使得城市间的经济往来逐渐频繁，与金属货币等值的“汇票”在城市间流动起来，为获取利息的“银行”应运而生，共同出资做生意的“合资公司”相继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逐渐增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各种生活规则相应出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法律法规，使地方自治不断完善。
地方自治，意义非常重大：它使一部分权力（立法、司法、行政）从君王手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市民的民主权利；城邦民主制的复活，使不同地域能够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参与平等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欧城市，是现代商业、金融业的摇篮，市场经济的摇篮，资本主义的摇篮。
《圣经》中的法律至上精神，《罗马法典》中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精神，再次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经济发展刺激贪婪的人性，必然产生扩张的欲望。
公元七世纪初，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公元570年—632年）创建了“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彻底毁灭了古阿拉伯的“多神崇拜”文明。
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任者建立起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于公元638年占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在公元11世纪晚期，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及基督教圣殿遭到穆斯林的大肆破坏。
公元1095年，在拯救圣地和救援东罗马帝国的口号下，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亲自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经历了前后九次东征，历时近200年，十字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耶路撒冷几经易手，最后，十字军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却为西欧打开了世俗文化封闭的大门，阿拉伯人和东罗马帝国保存并发展了的希腊科学文化重新出现在西欧人的面前
理所当然，市场中的公民——市民，对知识的需求比贵族、骑士和农夫显得更加紧迫。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日起，罗马、希腊的世俗文明就在西欧沉寂了，只有基督教神学才得到迅速发展，以罗马方言拉丁语为专用语言的“经院神学”成了唯一的知识教育，除此之外，整个西欧处于文盲状态。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和城市，从查理大帝时期起，西欧就出现一些教堂学校，形成了大学的原型。
公元1200年，巴黎大学得到国王腓力二世批准，成了欧洲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大学。
其他大学相继成立，大学基本课程，仍然局限在文艺、医学、法律、神学四科，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被严格禁止，牛津大学的罗杰•培根因科学实验被长期监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样的大学，显然与市民的需求有很大距离，市民的自治精神与大学的思想专制发生巨大矛盾。
矛盾常常演变为暴力冲突，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更能适应社会，学生们不断反抗、罢课，教会不得不顺应学生的要求。
公元1231年，教皇敕书《学问之母》，成为巴黎大学大宪章。
教皇承认大学为一个法人，在信仰基督的原则上，可以拥有自主性的建制、自主性的教学内容和形式。
大宪章使大学从教会和国家独立出来，获得了教学特权和自治权，教学自由（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时代开始了。
西欧大学，尽管在成立的初期仍然是禁锢思想的藩篱，但却是“经院神学”的巨大突破，最终，教师和学生拆除藩篱，编织成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摇篮，这是市民自治精神的必然结果。
托马斯•阿奎拉（公元1225-1274），是经院学校和巴黎大学共同培养出来的神学家，他为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无疑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自从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由于亚里士多德不信奉上帝，其思想被教会禁止，伟大的智慧逐渐被西欧人忘却。
从东方走来的亚里士多德，吸引了阿奎拉的目光。他敏锐地感觉到：基督教的神学，不能抛弃亚里士多德。
阿奎拉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证明《圣经》的上帝就启示在宇宙中，人类能感觉和认识的上帝就是：“完美、至上、必然、秩序、第一因，第一推动力”。
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上，阿奎拉将《圣经》的上帝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现实调和（即位格神），将上帝旨意和自然法调和，将信仰和真理调和，将宗教和政治调和，将启示和理性调和，将赎罪和自由调和，将拯救和道德调和，将至善、永恒、全能和完善、正义、科学调和，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合在一起。
阿奎拉毕恭毕敬地将亚里士多德引进了上帝的辉煌殿堂，将古典科学请上了庄严的神学讲坛，古典科学必将发生质的飞跃：
从“探索自然理念”升华到“追求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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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手工业蓬勃发展，出现城市，初步建立起规范的商业及金融业，有了市场经济的雏形、资本主义的萌芽。
文化：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为文艺复兴、为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政治：神权驾驭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宪政时代，平民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
欧洲地平线上霞光万道，鲜红太阳喷薄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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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世纪晚期（公元1300年——1453年）
迎着万道霞光，意大利诗人但丁（公元1265-1321）耗尽毕生精力，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神曲》。
诗歌《神曲》，是基督教神学指引文学的第一个作品。它将人的精神境界形象化、艺术化，精致地描绘了地狱、净界、天堂三个不同的精神境界，讴歌了真、善、美的光明，鞭笞了假、丑、恶的黑暗，大力宣扬救赎的进步意义（用敬畏上帝之心约束和驱除内心的恶魔：原罪）。
《神曲》描述了神权高于王权带给人间的灾难，教皇是人，同样带着“原罪”的遗传基因，有了世俗权力，同样会变得贪婪、暴虐。
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地租（什一税），以拯救圣地的名义，发动战争，教会的行为，引起一些民众极大的愤怒。
市场经济使一部分人暴富起来，一部分人破产，贫富分化逐日增大。
这些，使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动荡不安。
但丁，将人类驯服权力的视线引向了教皇，并将驯服权力的希望寄托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不但驯服不了神权，就连政权也会失去约束。
谁才是驯服权力的终结者？
嘹亮的《神曲》，给欧洲人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场延续百年的战争，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与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法国王位继承权，也是为了争夺富饶的佛兰德地区，于公元1337年发动了长达116年的英法战争。
战争给两国的市民和农民造成了极大伤亡，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主教和国王严重违反了上帝确定的税收规定，迫使市民和农民武装暴动。
最著名的起义是法国的“扎克雷”起义、英国的“台勒耳”起义，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主教和国王。
这二个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市民和农民争取自由、争取权利的斗争并未结束。
法国人民在圣女贞德的激励下，最终取得了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英国人退出了欧洲大陆，在大不列颠岛成立了完全独立的大英帝国。
人类的贪婪和暴虐，是对上帝违约，即使是仁慈的上帝，也要让故意违约者承担责任，接受严厉的惩罚。
一场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突然降临到欧洲大地。
公元1347至1348年的冬天，鼠疫，——潘多拉盒子里飞出来的玩意，——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蔓延开来。
一首开往西西里岛的贸易商船，带来了被鼠疫杆菌感染的黑鼠和跳蚤，通过跳蚤叮咬，很快传染到人，首先流行的是腺鼠疫，死亡率30%至50%，其后，鼠疫向欧洲大陆迅速传播，一部分出现剧烈的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黑死病），患者2到3天后就会死亡，后者的死亡率达到100%（这次疫情，甚至传到了中国，在北方引起大流行）。
疫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几乎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密集的城市，死亡率达到50%，欧洲处于绝望之中，仿佛人间地狱。
经济遭到破坏，信心遭到破坏；对教皇失望，对帝王失望。
欧洲人盼望上帝给予新的拯救！
一个叫约翰•胡司的神父向天主教会发起挑战。
约翰•胡司，布拉格大学校长、伯利恒教堂神父。他看到教会在捷克的贪婪、腐败，决心进行宗教改革。
他首先要否定奥古斯汀的“教会拯救论”。
胡司认为：教会占有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没收教会的地产才能清除教会的贪婪和腐败，基督教才能真正占领道德高地；否认神职人员的特权，主张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徒可以不向神父忏悔而靠自己救赎；用强制手段对付基督之敌教皇，《圣经》是信徒的最高权威。
胡司在捷克大肆宣扬他的思想，深受捷克人民的欢迎，产生很大影响。
胡司背叛教会，教皇将他交给宗教裁判所审判，要求他改变自己的观点，遭到胡司拒绝，宗教裁判所只好开除胡司的教籍，将他交给了世俗法院，公元1415年，胡司被判处火刑活活烧死。
胡司的死和教会推销救赎卷的行为，激怒了捷克人民，在胡司党人的领导下，捷克人发动了起义，反对教皇和德国皇帝，最终，起义被德国皇帝镇压下去，但是，“胡司教会”却在捷克独立了。
这是一次很小的、却是划时代的宗教分裂。
对思想的更大冲击来自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帝国的打击。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就以正统自居（其教会也以正统自居，故名：“东正教”），他们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并且一直想重新统一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面对的劲敌却是波斯帝国。
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达到了它的顶峰，大有统一罗马帝国之势，但在与波斯帝国的长期战争中，双方大伤元气，这为阿拉伯人的崛起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圣战”为名，南征北战，其强大的骑兵部队征服了波斯帝国，并相继征服了拜占庭帝国所属的中东、北非等地，仅仅经过30多年，穆斯林就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并实行与欧洲几乎相同的土地分封制度。
阿拉伯人不断吸收古希腊、古波斯文化，使阿拉伯人的天文、数学、医学、光学等达到了中世纪时期的世界最高水平，甚至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术。
遗憾的是，阿拉伯人的学校遵循严格的神学教育，不允许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为原则的教学自由，更没有自由的工商行业，因此，科学的发展一面受到宗教制约，一面失去市场经济对科学的巨大推动力，结果，希腊科学不断伊斯兰化，从公元14世纪后，停滞不前。
公元13世纪早期，一支居住中亚阿姆河，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突厥人部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赶到了小亚细亚（土耳其），公元1299年，部落首领奥斯曼创建了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大肆进行军事扩张，于公元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都于此，最终建立起连接东欧、北非、中亚的强大穆斯林帝国，欧洲的中世纪，也以此为标志，结束了。
东罗马帝国覆灭了，它所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随同阿拉伯人的古典科学，一同流向了意大利。
由于大学已接纳了托马斯•阿奎拉的哲学，学校有了教学自由，使得古典文化科学重新受到西欧人的重视。
罗马帝国的毁灭，为欧洲人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一条哲学铺就的、永无终止的、通向绝对真理的现代科学大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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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市场经济在加速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断侵蚀田园诗般的封建制度，市场经济的扩张，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也显示出它的残忍和血腥；
文化：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阿拉伯、波斯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开始孕育普世价值。
政治：教会开始分裂，对神权的作用有了不同的认识。
天空布满厚重的乌云，太阳顽强地从东方升起，欧洲人打好行装，踏上了追求绝对真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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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洲封建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中世纪后，欧洲掀起了“希腊热”浪潮，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思想，复兴和启蒙希腊的古典政治、古典经济、古典文艺、古典科学的时代开始了，新时代开始了。
文艺：
出现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康帕内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们宣扬灵魂拯救，将人性从贪婪、嫉妒、仇恨、争斗的罪恶中解放；他们追求至善至美、平等正义、人身自由。
宗教：
受约翰•胡司神父的影响，公元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开始了宗教改革，反对传统宗教和教皇。
路德宣称“《圣经》拯救论”：不需要教皇和神父，人人可以当祭师；只要信仰《圣经》，囚徒就能得到启示、得到真理、得到拯救，得到人身自由个性解放，就能进入上帝之都；他要将教徒从教堂里解放出来，从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要打破教皇对真理的垄断。
路德脱离天主教，在德国成立路德教派。
受其影响，日内瓦的加尔文、英国的圣公会、清教（加尔文教分支）等教派相继成立，统称“新教”（即：新的基督教）；欧洲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教鼎立的局面。
科学：
随着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人们理解和支配自然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基础上，哥白尼、伽利略创立“日心说”；牛顿发现“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在亚里士多德“绝对静止”观念上建立起“绝对运动”观念；在以数学和逻辑推理建立起来的希腊古典科学基础上，伽利略和牛顿共同建立了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实证科学。
经济：
公元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公元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印度；公元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以此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刺激市场经济向全球发展，最终导致以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政治：
向全球蔓延的市场经济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也越来越强烈，对财富的追求，催生出一个残忍而血腥的殖民时代，殖民者将欧洲的经济、文化、政治三位一体地传播到全世界；
公元1620年，由于受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歧视和排挤，102名平民及奴隶（其中35名清教徒），乘坐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小渔船，从欧洲前往北美洲殖民。在登上北美洲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在上帝面前签定了一份公约：
“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这就是决定美国历史进程的《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是基督教平等文化和古希腊公民政治的完美结合，它明确了“合法政权”的三要素：
一，“合法政权”的权力来源：公民权利的部分授予；
二，“合法政权”的政治基础：公民自治；
三，“合法政权”的保障力量：是信仰绝非武力。
《五月花号公约》，是以清教徒为主的契约。随着清教徒移民的迅速增多，殖民地力量不断壮大，美洲大陆民众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以武力抗争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公元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美州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称：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只要来到人间，就有了不可侵犯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天生人权”。
《独立宣言》向世界宣称：“信仰自由。”
在基督教的指引下，人类终于找到了驯服权力的终结者：人权。
人权，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石。
阳光刺破了厚重的乌云，首先洒在了北美洲的大地上，“理性种子”获得了雨露和阳光，发出了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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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社会迎来光明的时代；是人类制约权力、追求权利和义务人人平等的渐进过程，是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渐进过程，是人类追求高尚、真理的渐进过程。
它以契约为建筑材料，以共同敬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上帝）为蓝图，建造了现代社会的稳固基石：
权利大于权力，
人权驯服强权。
真理的太阳，永远围绕着人类旋转，照耀着温暖、光明、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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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部
中国古代史，一般是从周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结束，前后延续约3000年。这段时期，它的经济、文化、政治，无不以农耕为中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其主要特征：
以获取垄断利益为目的的官僚经济，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封闭的经验文化，以夺取和巩固权力为宗旨的强权政治。
一，经济：以获取垄断利益为目的的官僚经济
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代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代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证明，养育中华民族的，是以耕种为主、养殖和渔猎为辅的农耕经济。
农耕经济的基本要求，谁耕种谁收获，因此，生产者必须占有相对固定的自然资源：土地。
土地：一个（家）人，占有多了，耕种不完；占有少了，产出的粮食不够食用；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基本特色。
陕西半坡文化遗址显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以血缘关系维持的族群共同占有自然资源，是维持生产、生活的最好方式，也是摆脱孤独、获得安全的最好方式；这种方式，在原始社会几乎普遍存在，就连动物，也常常是以族群的方式生存，这是天性。
父系氏族的出现，必然出现以家族为单位组成的部族，随着人口的增多，占有更多、更优质的土地资源，就成了部族最大的愿望，也成为家族的最大愿望。
优质资源是有限的，部族之间争夺优质资源的战争，成为必然。
战争，是自然淘汰的一种方式：胜利者占有了优质资源，逐渐富裕强大，成了主人；失败者失去优质资源，逐渐衰败没落，成了奴隶。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到夏、商朝，逐渐形成了以强大家族为核心的部族，拥有了对弱小部族的支配权。
一支最强大的家族——陕西的姬氏家族，带领着跟随自己的部族，最终统一了长江、黄河流域，拥有了对这些地区的土地支配权，成立了周朝。
周武王将占有的土地分封给姬氏家族的子弟和有功之臣，形成诸侯，诸侯再分封卿大夫，一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朝，彻底打破了部族之间的平等关系，形成家族统治，家族一代一代传承，形成宗族统治。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或者海洋经济的最大区别：前者的耕地资源更适合家族垄断，将土地分成适当的小块，租与他人，收取地租，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假如将草原分成小块，租与他人收取“草租”，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将海洋分成小块，租与他人，收取“洋租”，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
因此，土地适合家族垄断，家族无法垄断草原和海洋，只能与他人共享。
为了更好地垄断土地资源，统治者将“自己的家”扩展为国，将国圈定为“自己的家”，“家”、“国”不分，成了“自己的国家”。
从此，家族统治者就以家长的身份，将全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手中，“垄断”成了中国自然经济的主要特征。
（一），土地垄断
土地垄断是官僚经济的基础，家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垄断全国的土地，赋税成了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土地垄断的生动写照。
夏、商、周朝普遍实行井田制，赋税的征收大同小异，比较明确的是什一税（即十分之一的地租）或者耕作九分之一的公田作为赋税。井田制一直延续到北魏，时间长达二千多年。
北魏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按照男女人口分等级授田，按照相应等级征收赋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弛，前后约三百年。
唐建中元年，开始实施两税法，以资产、土地多寡为基础，每年分夏、秋两次相应征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
各朝各代官方明文规定的赋税，整体来看，还是很低的，最高的赋税井田制也就九分之一，汉代“文景之治”，还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甚至一度“全免田租”。
可是，这仅仅是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仁政”表演，并非是作为契约性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约定。
这种恩赐的、不受制约的、没有法律保障的“仁政”，在强大的贪婪心面前毫无抵抗力，必然沦为苛政、暴政。
姑且不说短命的秦朝、隋朝的典型暴政，就是三国时代的吴国，其竹简记录的农民赋税就到达40%。
看看最具普遍性的明朝：
明朝的商税初期是30取1（3.3%），万历时降到了1.5%。对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小生意、小商小贩免税（每两白银折合现在 500多元人民币）。
农业税在洪武初为每亩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9斤），官田为每亩一至三斗。
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依据桌面上的规定收取的赋税，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帝国官吏的永恒传统，各级官吏通过潜规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到的，却是这些正规赋税的若干倍。
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上千斤的优质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赋税比土地上的所有出产还高，真是“苛政猛于虎”。
明朝的官员规定的俸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是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俸禄的，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能够在极少的、甚至没有俸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奢华生活，证明他们有来源不明的收入。
贪污当然有，但是，这是极少数，原因很简单，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很可能被活活地剥皮赛草。
他们的钱，大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只好巧立名目，统统摊到农民头上。
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皇室、朝廷大官，最底端的是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的胥吏、衙役。
这些人依仗权力，专靠敲诈勒索过日子：征收白银，随意附加“火耗”；征收帛米，随意附加“样绢”、“耗米”；谁反抗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实际就是用权力抢劫。
刮（抢劫）来的地皮，有相当一部分以陋规、常例等形式，上交到各级官员的腰包。
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根据某些人的研究，其朝廷俸禄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他有母亲、老婆、孩子，佣人、还娶了两个年轻的小妾，凭一年七、八两银子（约现在三、四千元人民币），是不可能养活十几口家人的，所以，即使是海瑞，也要拿陋规。
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就当不了官，也活不下去。
显然，不论是井田制、均田制、两税制，土地的所有制都没有变，耕者的依附性质没有改变；不论采取什么赋税制度，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征收，“自由决定权”都在主人及其家奴手中。
这种高度的土地垄断，使潜规则成为常态：随意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自由裁量权剥夺奴隶的钱财，奴隶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与强权平等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反抗的方式，只能是武装暴动。
刮地皮刮出了李自成，也就不奇怪了。
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神”的名义确定了赋税的比例，谁也不敢违反“神”的旨意。可是，华夏文化中，不论是儒家的“天意”、道家的“道德”、法家的“法术”，没有谁能将赋税的比例提到神圣的高度，或者说没有谁明确过耕种者的神圣权利和义务。这一有意无意的缺陷，成了炎黄子孙积弱积贫的根源，成了炎黄子孙互相仇杀的根源，成了炎黄子孙沦落为囚徒和奴隶的根源。
（二），商业、手工业垄断
统治家族对重要资源和工商产品进行垄断，具体形式有：
1，盐、铁专卖
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政策起，就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其后，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官府垄断经营，可以任意提高价格，既征了百姓的税，又使其感觉不到征税，达到明偷暗抢的目的。
汉初曾经开放民营，因为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直接威胁到家族统治，汉武帝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再次“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其后，由于各种原因，家族对盐铁专卖有所放松。唐朝安史之乱后，再度将盐铁专卖牢牢地握在手中。
盐铁专卖使统治家族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2，对各类手工业生产、销售的垄断；
当陶瓷的生产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后，统治家族就开始进行控制，从唐朝起，统治家族就以进贡的名义控制了技术最好的瓷器作坊，从北宋开始将瓷器的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集中了所有的能工巧匠，不惜代价为统治家族生产“御用瓷器”，这一传统一致延续到满清帝国覆灭，景德镇就是官窑的典型代表。
其他，对酒长期实行官府监制、专卖，获取暴利；武器制造更是民间的禁区，谁敢拥有和制造，就是滔天大罪；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攫取财富。
统治家族对手工业生产、销售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资源、对工艺、对价格的垄断以获取暴利。这是权力金钱化的主要途经，这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自由竞争，严重破坏和阻碍了手工业生产向科技化、规范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转变。
3，海洋封锁；
《山海经》记述的神话“精卫填海”，流露出了华夏民族恐惧和敌视海洋的潜意识：欲填之而后快。
秦始皇为获得“长生不死药”， 派遣术士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徐福“黄鹤一去不复返”。秦始皇站在海边那高高的山岗上望穿双眼，当突然明白被戏弄后，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却对茫茫大海中的徐福无可奈何，唯有在陆地上大哭大闹地发泄一通：焚书坑儒。
秦始皇手中战无不胜的权力对自由宽广的海洋无能为力……
从这个时候起，统治家族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对海洋的恐惧和敌意。
对海洋充满恐惧和敌意的永久性标志：
京杭大运河。
南来北往的大宗物资交流，通过海洋运输，无疑是最快捷、最经济的方式，可是，历代统治者却故意避开海洋，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挖运河，改用效率低下、障碍重重的内陆运输，其真实目的就是迎合农耕意识，确保对百姓的有效控制、巩固政权。
这无疑放弃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阻碍了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海洋渔业的发展，阻碍了海港经济的发展，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几千年没有出现一个初具规模的海港，就是无声的控诉。
从明朝开国起，朱元璋以同样的目的发布禁海令，封锁海洋成了基本国策，从此，中华帝国坚定不移地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为严防出现第二个徐福，明成祖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派遣无限忠于自己的、注定断子绝孙的太监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名士兵和船员七下西洋。
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封杀自南宋以来逐渐发展的西洋贸易，将卓有成效的民间商人当做海盗清剿，打击被迫违反禁令的海上贸易（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追杀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清除政权隐患）。
郑和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为民图利；恰恰相反，他是为了炫耀君王的武力，加强海洋封锁，剿灭海洋经济，镇压平民，削弱民力，巩固靠反叛夺来的政权；说他是屠杀海洋经济的刽子手，实不为过；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实不为过。
郑和七下西洋，更像一部滑稽搞笑的七集电视连续剧：不惜举国之力，浓妆盛彩地打扮一番，随着季风飘，跟着感觉走，摇摇晃晃的荡到印度洋，在列国面前卖弄几下天朝的恩威、太监的风采。
满清进关后，大批汉民逃奔台Wan及东南Ya，对满清的统治形成潜在威胁。满清采取更加疯狂的手段封锁海洋，海岸五十里内设无人区：“片板不许下海。”
统治者的疯狂，带来一场浩劫：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海洋渔业生产、通商通航的巨大功能消失殆尽，海洋经济悲痛地咽下了气，她亲吻的最后一滴海水，是自己的眼泪。
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华帝国，拥有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七千六百个大小岛屿的庞大帝国（未包括高丽和越南），无比悲哀地成了世界上唯一恐惧和敌视海洋自由的海洋大国，无比悲哀地成了世界上唯一恐惧和敌视海洋经济的海洋大国。
海洋是华夏帝国的大敌、是专制文化的大敌，海洋封锁，是统治者不能垄断自由宽广的海洋而实施的病态性报复措施，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影响极其深远。
（三），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华夏帝国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开始，至满清帝国覆灭，重农抑商都是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
其主要目的：画地为牢，以土地限制人口的流动，稳定社会，强化统治基础；歧视商人、打击商人、掠夺商人的财富，限制民间资本的集聚，达到国富民穷，削弱百姓反抗能力的目的。
重农抑商，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1，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萌芽；
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这种土壤里具备资本生长的三种主要养分：自由、公平、法制。
沮丧的是，经过严格的化验，中华帝国的土壤里，完全没有这三种养分；更沮丧的是，中华帝国的土壤里，却充满了官僚经济最适宜的三种养分：垄断、歧视、人治。
有人认为，从明朝中叶开始，丝织行业的机房里就有了雇工，中国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不！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它和自古就存在的商人、作坊、矿窑、集市等等的性质完全一样，仍然是自然经济的苗。
这样的雇工形式，和地主请雇工没有区别：所谓雇工，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独立人格和劳动自由，仅仅是雇主的附庸。
这种雇工，在官府控制下的酒坊、瓷窑、盐铁生产及其他行业早就广泛存在；这种作坊，不可能组成行会互相规范，根本没有受法律保障的独立性；它生产的优质物品，受政府控制，不可能公平竞争和自由流通；它赚得的钱财，更多的是向购买土地和房产转移，不能转变成扩大生产的资本。
2，没有市场，没有城市；
三千年中华帝国，一直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集市，于是有了“卖炭翁”，赶着牛车，带上自己生产的物品，临时集中在相对固定的地方，与需要者进行简单交换。
这样的集市，当然就有“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强买强卖。
《资治通鉴•宫市》一章中，对这样的集市有非常痛心的描述：
皇家需要到集市购物，一般是官府主办，看上什么物品，随意给点钱物就拿走了；到了唐德宗年间，改由宦官购买，任意压价成了惯例，更有甚者，还安置一些地痞流氓守候在各个集市，以皇家的名义，随意拿取他人物品，或者用破旧衣物、丝织物染色后撕一块当做货款；许多人拿着物品在集市上出售，往往空手而归；名为皇家购物，实为抢劫，以至商家有好货而不敢出售，卖酒卖饼的小贩只好关门歇业。
这样的集市，零零星星，聚聚散散，没有各种行业协会的互补协作，没有规范化的交易制度和监督制度，更没有具有人身自由的、受公正法律保障的公民，因此，不可能形成规模化的市场。它只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官僚经济的补充。
没有规范化、规模化的市场就没有城市。
三千年中华帝国，所有的城墙，都是保卫城墙内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家大院：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万里长城；没有城墙的小小聚居地，也是权力者的独霸小院：乡、镇、驿、站、关、亭等等。
这些都不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城市，而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锦官城”。
没有城市，更没有公民，当然没有市民。
3，嫁接的资本主义树枝必然夭折；
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下，满清政府不得不将挽救家天下的希望寄托在西方。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以自强为名，兴起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
这是最能代表帝国特色的辩证法则：对西洋科技唯我所用，绝不改变根本。
什么根本？当然是宗族统治、垄断经济及专制文化。
在宗族社会，紧握枪杆子才有政权，军事工业理所当然是“唯统治者所用”的首选，于是，满清政府用搜刮来的钱财，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军事工业，开始建造枪炮、弹药、水雷、舰船等；按照西洋军队建制，组建了北洋新军以及北洋、南洋、福建海军等现代军队，最终不惜老百姓的血本，组建了“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
在统治者眼里，西洋的社会体制，成了最可怕的洪水猛兽，不惜举国之力，对其妖魔化，对其极力防范和抵制，如：言论自由、结党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教学自由、公平竞争、司法独立、公推公选等等，而社会体制正是西洋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根本。
“唯统治者所用”而不是“唯民所用”的中西结合，无异于将西洋的树枝砍下来嫁接在中国的树干上，即使能存活，也是一颗畸形的大树；即使能结果，果子也是苦的。
甲午海战，中西结合的北洋舰队在与全盘西化的日本舰队的决战中，悲壮而必然地全军覆没，洋务派“赔了夫人又折兵”，高丽因此而完全脱离华夏帝国。
“夏四”汉民族，被迫吞下“中西结合”的苦果：慷慨捐赠二亿两白银，双手奉送胶东半岛、台湾省二块土地，乐得日本人笑掉了内裤。
洋务派创建的西洋军队和军事工业，在专制、垄断的树干上，必然枯萎。嫁接的资本主义树枝腐烂了，蜕变成了官僚经济的支柱：国家绝对垄断的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证纲领，在家族统治者的鼓吹下，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泛滥。这激怒了同样具有辩证思维的孙中山，他用大炮强硬地颠倒了洋务派的纲领，树立起革命党人的行动纲领：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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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力垄断经济、与民争利，是家族统治的基本手段和目的。
没有契约精神，没有行业规范，没有自由竞争，没有公正法律，没有地方自治，生长不出市场经济的萌芽；反之，宗族统治者对经济的垄断却有越演越烈之势，官僚经济之苗在充满了垄断、歧视、人治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有一种抢劫，叫做垄断；有一种剥夺，叫做歧视。
三千年的宗法社会，统治家族通过垄断和歧视，抢劫了奴隶辛勤创造的财富，剥夺了奴隶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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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封闭的经验文化
农业耕作、养殖，需要许多经验知识：什么地质气候，适宜栽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如何储藏、加工，如何喂养家禽、家畜，如何缫丝制衣；如何制造生产、生活用具，如何抗旱、排涝；……等等，对这些围绕土地的经验知识掌握得越多，生活才能越好。
在远古社会，这些有用的经验知识，通过母女相传，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积累、传承下来，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对这些经验知识进行封闭式的积累和传承。
继承了祖宗积累的农耕经验知识，仿佛就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仿佛就能无畏无惧、顶天立地；仿佛就能战天斗地、战无不胜。
附带积累、传承下来的，是对祖宗的依赖和崇拜心理，对经验的依赖和崇拜心理。
对祖宗的崇拜，对经验的崇拜，必然会出现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成相应的民族性：
1，每一个家庭都崇拜自家的祖宗，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从而丧失了民族凝聚力；
2，祖宗的辈分有高有低，子孙的辈分有高有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地位高低的区别，就有了尊卑的区别，不可能诞生平等观念；
3，对祖宗的崇拜，树立和稳固了家长的绝对权威，无条件服从权威成了家庭成员的天职，从而丧失了各自的主见、独立的人格；
4，每一个家庭崇拜自家的祖宗，维护自家利益成了道德的唯一价值取向，从而很难产生民族的共同意志及行为规范，很难形成共同信仰，很难产生互助互爱的精神；
5，对自家的祖宗崇拜，必然不会崇拜和敬重他人的祖宗，如与他人发生矛盾，他人的祖宗就成了最大的攻击目标，互相“操你祖宗”，成了最大的民族共识，敬畏之心全然丧失；
6，经验知识是认识客观存在的初级阶段，它是不断积累、不断修正而来的，必然会继续积累、继续修正下去：不同的经验，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相同的经验，亦可产生不同的后果。经验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形成对所有知识的不确定性看法，“不确定性”成了经验崇拜的固定思维，从而完全丧失了对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的追求。
农耕文化的这些特征，从三方面表现出来。
（一），祭祀
最典型的“尸祭”：
想象或者装扮先祖的灵魂，附着在长子、长孙身上，一家大小按照一定的形式，对其顶礼膜拜，这种祭拜活动，称为“孝”（“孝”是会意字：失去了“匕” 的“老”，覆盖在“子”的上面）；
想象或者装扮成长子、长孙有先祖的灵魂附体，所言所行皆为先祖对子孙的关怀、发家致富的经验，一家大小听之信之，就是“仁”（“仁”是二人，即一个人的灵魂附着在另一人身上）。
祭拜祖宗的方式和目的，在《左传•季梁谏追楚师》中，有很生动的记述：
献上膘肥体壮的牺牲，表示六畜兴旺；献上洁净饱满的粮食，表示五谷丰登；献上醇香甘甜的美酒，表示幸福美满；献上虔诚的颂词，祈望祖宗降福于后人。
对祖宗的爱戴、对祖宗的感激、对祖宗的诚服、对祖宗的依赖，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祭祀祖宗的习俗，五千年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它是华夏风俗文化的源泉，以“仁孝”为主要成分的泉水，浇灌着华夏土地，养育着华夏民族。
（二）,神话。
自家的祖宗是灵，他人的祖宗是神（鬼），于是诞生远古神话。
中国的远古神话，最具代表性的是：盘古开天、共工触山、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等，这些故事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三五历记》等书，成书年代为战国、西汉、三国时期，这些神话的传说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考证了。
这些神话故事，主要显示祖宗的超人力量和造福子孙的丰功伟绩：他们开天辟地、造人补天、崩地填海、射日奔月，他们对大自然为所欲为、战无不胜，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敬畏之心。
这些神话的情节非常简单，想象力极其贫乏，互相之间几乎没有连贯性，人物之间很少有交往和比较，人物的性格幼稚，动机亦很单纯。
所谓的神，除了一些蹩脚的超人力量外，根本看不到为正义献身的高尚，更没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善恶的神圣，他们就是一些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所谓的神，都像盘古一样，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神是在天地之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位格神），这样的神，就是“人格神”、或者世俗神。
这样的神，是华夏帝国“人神不分”的根源。
在这些神话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各色神话：巫山神女、牛郎织女、玉皇大帝、龙王阎罗、财神灶君、城隍土地、小鬼半仙、……等等等等，华夏帝国供奉的神人之多、之杂、之贱、之俗不可耐，当惊世界殊。
华夏神话，充分表现了对共同意志的亵渎和否定，对神圣和高尚的亵渎和否定，由此迅速沦落为完全丧失神圣和高尚的庸俗文化。
这必然导致供奉神灵的个体化和势利化，必然导致供奉目的唯利是图、为我所用，最终沦落失去共同行为准则（法律）、沦落为最迷信的民族（至今，我们绝大多数人信奉神灵的目的极端自私：升官发财，消灾祛病）。
神话是一个民族童年性格的自然流露，对民族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看一双典型的例子：
普罗米修斯和嫦娥都是因为盗窃而犯事，分别享有极其悲剧的结局，因此受到各自民族深深喜爱，当做英雄美人的化身。
稍加比较，不难发现：
普罗米修斯是抗拒强权，为人类获得温暖和光明而献身，宁愿忍受神鹰每日啄食肝脏之巨痛而绝不屈服，显得无比高尚和神圣；
嫦娥却是损人利己，偷食丈夫的长生不死药而仓惶逃亡，奔入月宫遭受永恒的孤寡凄凉而漠然不悔，显得无比阴暗和卑劣。
奥林匹克的圣火传递，就是弘扬普罗米修斯精神，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温暖和光明；
可是，至今不明白，中国的探月飞船为何冠名“嫦娥”，难道在向世界暗示：依靠盗窃就能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
普罗米修斯和嫦娥，英雄和美人，实在不能中西结合。
华夏的神话故事，很自然地流露出祖宗崇拜导致的性格特征：封闭、狭隘、偏执、阴暗、损人利己。
（三），《易经》
《易经》是华夏民族幼童时认识自然界的结晶，是经验文化的结晶。
据说，《易经》起自伏羲所创，以代表山的“艮卦”为首，称为《连山易》；到黄帝时候，改为代表地的“坤卦”为首，称为《归藏易》；到周文王，改为代表天的“乾卦”为首并对其演绎，始称《周易》。
《易经》的基本原理是太极：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太极生两仪（阴爻和阳爻），两仪生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生八卦（乾、坤、震、巽、艮、兑、坎、离）。
据称，周文王将八卦复制，以两卦一组依次重叠为六十四卦，卦卦相连、首尾一体形成连环，对其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形成《周易》。
《周易》每卦六爻，两爻一组，从下向上分别代表“地才”、“人才”、“天才”；人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融为一体，“天人地”的阴阳互动，暗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变化。
“天人地（天人合一）”的阴阳互动，体现在五行，——金水木火土：乾、兑二卦代表“金”；坎卦代表“水”；震、巽二卦代表“木”；离卦代表“火”；坤、艮二卦代表“土”。
“金水木火土”前后相接成一个圆，顺时针依次相生，间隔一个相克，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不断循环的有机整体。据称，《周易》蕴含着博大精深的“道” ，其实，《周易》的道与幼童游戏“老虎、棒子、虫子、鸡”的道完全一样。
《周易》仿佛揭示了宇宙中的所有真理，解答了人与自然的所有问题，能知道过去一切、预测未来一切，形成了随心所欲的、包罗万象的“算命理论”，为求神问卜、修道成仙、人神一体提供了一套完美的忽悠依据。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相生相克。”就是《周易》表达的文化精髓，华夏帝国最基本的世界观。
周而复始，永远封闭，如果众生平等，没有尊卑贵贱，没有你死我活，倒也得过且过。可是，一句提纲挈领的解释，却打破了平等、打破了和平，露出了祖宗崇拜的本来面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经 .系词上》”
天地分尊卑，阴阳分尊卑，世人分尊卑，万物分尊卑。祖宗崇拜导致的尊卑观念，铭刻在华夏民族的脑子里，融化在华夏民族的血液中，铸就了坚不可摧的主子意识、奴性意识，这种阴阳人格的形象就是“太极图”。
太极是井底，八卦是井壁，《易经》为华夏民族建造了一个美轮美奂、固若金汤的水井，并以“仁孝”为水源，将众生牢牢地禁锢在井底。华夏民族就在井底里我尊你卑、相生相杀，繁衍和绝灭永不停止的轮回。
“尊兮卑之所倚，卑兮尊之所伏；退兮进之所倚，进兮退之所伏。”
《易经》，铸就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牢狱：井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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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神话、易经，结成一粒华夏帝国的文化种子，这种子富含三种营养成分：专制、封闭、无神论。
这粒种子必将在五行混杂的肥沃土壤里、阴阳八卦的舒适环境中蓬勃生长，结出丰硕的苦果：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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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灭商汤后分封列国，建立周朝（西周），开始家天下统治，其后，由周公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宗法制度，稳固了周朝，奠定了华夏帝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延续三百余年后，（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引起社会大混乱、制度大混乱、思想大混乱，形成春秋战国时代。
如何才能维护宗法制度，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
祖宗崇拜沉淀的潜意识，引申出了许多思想流派，他们紧紧围绕强化自己家族统治这一共同目的，纷纷为自己家族提供各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一家争鸣”的壮观场景，其中，儒家、道家、法家在争论中先后获得统治家族内的认同，取得传播的特权，最终三流归宗，混一成华夏民族的灵魂，在东亚一隅稳住了脚跟。
（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士”都是姬氏君王的子孙，故而对“士”尊称“子”或者“君子”。 所谓“诸子百家”， 其实是诸子一家（姬家）；他们的争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一家争鸣”，绝不是“百家争鸣”。）
（一），儒家：祖宗崇拜的全方位展示。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将源于祖宗祭祀的“仁孝”二字作为理论核心，并将同样来源与祭祀的“义、礼、智、信”作为实施“仁孝”的辅助手段，以稳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恢复社会秩序、巩固家族统治的目的。
“仁”的本意是精心养育子女，“孝”的本意是尽心赡养老人。显然，“仁孝”其实是“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像“不能偷盗”、“不能随意杀人”一样，是 “人”的基本义务，拒绝履行义务，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孝的核心是“顺从”，顺从是奴才的基本特征。
儒家将 “孝”当做了最高的道德标准（百善孝为先），当作治理国家之本（以孝治天下），并赋予“仁孝”尊卑内涵（上慈下孝），以至将“孝”扭曲成极其疯狂的道德：《二十四孝》。
结果，“善良、诚信、同情、宽容、感恩、担当责任、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等等人类最高尚的道德，统统被“孝顺”驱赶出了容量有限的心胸，使得帝国文化在弱化道德、强化“孝顺”的邪路上，很快走向了善恶不分的漩涡、道德崩溃的深渊。
拔高“孝”，是为了突出“忠”。
（孔子门徒）有子说，孝悌的人，冒犯尊长的极少，这种人更不会大逆不道了（《论语•学而第一》），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儒家将“家国一体、忠孝一体”拼凑得天衣无缝：
君父对臣子仁慈，做个好主子；臣子对君父忠孝，做个好奴才；由此建立起君臣和谐、父子和谐、社会和谐的理想家国，成了儒家追求的王道乐土。
将对祖宗的“孝”，演化成对统治家族的“忠”；将崇拜祖宗权威，演化成崇拜君王权力，这是祭祀祖宗的必然结果。
儒家竭尽全力，将君王抬上了祭祀祖宗的最高祭坛：天坛。
“忠孝”二字是如此的坚不可摧：历代君王弘扬它，骚人墨客痴心它，小民百姓膜拜它，“手拿投枪和匕首”的鲁迅不敢面对它，“大胆怀疑”的胡适不敢怀疑它，“破四旧”的统帅誓死捍卫它， “忠孝” 至今是国民心中一朵盛开的花。
1，维护忠孝的各种手段都是“义”（义者宜也《中庸》）。
“義” 直接来源于祭祀祖宗仪式。
“義”字由“羊”、“我”组成，非常形象地表示：自己头顶最好的牺牲——“羊”，献给祖宗。
虽然“义”来自祭祀，但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就是最“仗义”的孟子，也没有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其实，这绝非“圣人”们的粗心大意，它来自经验崇拜的“不确定原则”， 对“义”的内涵和外延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
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这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没有掌握话语权的人，只能任由别人宰割。
孔子说，君子为了天下，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做任何事，只要符合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儒家贿赂统治者，送上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自由意志”。
2，体现宗法制度的行为规范就是“礼”。
“礼”，直接来源于祭祀祖宗仪式。
“禮”字由“示”、“曲”、“豆”组成，其意思依次是：显灵、跪拜、贡献。
周公将祭祀仪式移植到社会交往的一切领域，形成周礼，儒家追求和宣扬的就是周礼（克己复礼）。
统治者对周礼不断格式化，当成了维护统治者权威、维护等级制度的主要手段。臣子对周礼的任何违反，都会被儒家认定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
周礼的核心是卑者对尊者的恭顺和屈服（曲），对权威的恭顺和屈服：它牢牢地约束华夏民族的思想，紧紧地困住华夏民族的手脚，不断打掉华夏民族的个性和自尊。
周礼是主子手中的锁链和皮鞭：将奴隶驯服成奴才。
周礼与各种宗教礼仪和现代国际礼仪截然相反，这些礼仪的核心，表示人人平等、互相尊重。
3，采用有效方式维护等级制度就是“智”。
“智”直接来源祖宗祭祀仪式；
“智”由“知”和“曰”组成，即祖宗将“知道”的经验，清楚地“告诉”子孙。
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显然，孟子将判断是非作为智的出发点：维护等级制度的言行就是智，遵守等级制度的各种规定就是智，反之就是愚。
儒家的智，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智慧：智慧的核心是正义，即是捍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儒家的智，亦不同于佛家的智慧：识别正邪善恶的能力；儒家的智，捍卫的是家族的利益、捍卫的是等级制度及帝王的权威。
站在强者的角度看，智就是权谋、心机；站在弱者的角度看，智就是奸诈、阴毒；无论是权谋、心机或是奸诈、阴毒，它们有一个核心：权力；缺少一个核心：正义。
因此，儒家的智，谈不上是智慧。
儒家将所有心思全用在了维护强权统治上，放弃了对社会、自然各个领域的探索，使得华夏的“君子”统统钻进了“追名逐利”的牛角尖，被封闭得愚昧之至、迂腐之极。
4，遵守诺言为“信”。
“信”直接来源于祖宗祭祀仪式：
“信”字由“人”和“言”组成，祭拜者（人）向祖宗献上虔诚的颂词（言）就是信。
只对自己的祖宗守信！这一严格的限定成了儒家守“信”的基本原则。
有利于宗族的诺言就守信，不利于宗族的诺言就不守信，成了儒家公开宣扬的君子品德。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就像小人一样《论语•子路》。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人人“惟义所在”，人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华夏帝国彻底丧失了诚信，“虚伪”成了帝国的最显著特色。
由于儒家极力提倡“仁政”，意味着统治家族放弃一些眼前的既得利益，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儒家学说都受到统治家族的排挤和打击。直至汉武帝，他深邃的眼光，发现了儒家学说维护和巩固家族专制的基础作用，大胆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亲口将儒家宣上了华夏历史的舞台，从此，以“君王儿子”自称自傲的“君子”，稳稳当当地拜在了君父的脚下。
董仲舒演绎《易经》的“天人合一”观，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声称“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终于看到了华夏文化企图约束皇权的一些努力，“天”成了制约、监督皇权的想象力量：帝王统治得好，天颜大悦，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帝王统治不好，天怒神怨，天灾人祸，天下大乱。
希望帝王敬畏“天”而实施仁政，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主要目的。
至南宋，朱熹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进一步发展，形成“理学”。
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天、地、人共有一“理”，朱熹将参合了“道”的儒家思想提升为“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同样是想以此来约束和监督皇权，实现“仁政”的目的。
可是，董仲舒和朱熹毕竟是跪拜在君父脚下的奴才，他们利用“天命”“天理”约束皇权的努力，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以至适得其反：
董仲舒将“天”抬高为帝王的祖宗，帝王成了天下的家长；朱熹将“三纲五常”当做天理之本，“君为臣纲”，臣子无条件服从帝王就是“天理”（父子、夫妻同理）；这还有什么约束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言？还有什么权利可 言？
董仲舒和朱熹的理论仍然将皇权维持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点没有削弱高度的集权专制，深刻地反映出儒家理论根本没有民权思想，彻头彻尾的虚伪。
明清以来，君父们兴高采烈地将“天理”当做了维护权力的主要理论，以行“天理”而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轻轻松松地将“三纲五常”化做“三山五岳”，重重地压在了华夏民族身上。
君子将“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得到君父所用，他们就“行政”，得不到君父所用，千方百计也要“为政”，他们终身追求五个字：“官官官官官”。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智下愚不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成了落魄君子声嘶力竭喊出的君子品德，以标榜他们“君王儿子”的特殊身份及参政资格。
君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混迹江湖；君子“青楼寻欢，酒肆浇愁”，放浪形骸；君子飞不上天，但绝不脚踏大地，他们宁愿呆在半空、悬吊吊地晾晒他们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的“忠肝义胆”，也不愿与“民”厮混一体，更不愿做一点“使民知之”的努力；即使迫不得己教私塾，也是为了培养后备君子，培养更多的奴才。
这一切行为的唯一动因：害怕失去“参政”资格，失去当奴才的资格。
这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傲视世界的品德——“清高”， 在世界文化史上，形成了一道“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独特风景线。
陶渊明对天发誓“不为五斗米折腰”，暗地赌咒“至少为十斗米折腰”，树立起了“君子待价而沽”的光辉榜样；他“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树立起了“清高君子”孤独的高、大、全身影。
君子们爱用“兰竹菊梅”来比喻他们，他们赋予这四种植物许多想象的清高品德：“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以标榜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也常用“松柏”自喻，以展露他们“傲霜雪、斗严寒”的铮铮铁骨；他们当然不会用“五谷杂粮蔬菜瓜果”来比喻他们的品德，尽管他们一天也离不开这些基本食物。
《陋室铭》，惟妙惟肖的清高君子自画像：
作者自比仙、自比龙，自以为有了他，山会出名水要显灵；自满自足“斯是陋室，为吾德馨”；自夸自傲“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自陶自醉“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自标自榜“聪明赛诸葛，才华胜子云”；整天手足乱舞，忘乎所以。
一个冥顽迂腐、滑稽癫狂的“清高君子”跃然纸上。
绝妙的比喻是《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
淤泥是什么？清涟是什么？
淤泥清涟就是小人、白丁、草民，君子当然要和这些生他们养他们的“低贱者”彻底断绝，当然不会与这些“低贱者”同流合污。
好一个孤芳自赏、独善其身的“清高君子”——自以为被君父遗弃的儿子。
如果改变一下观念写：
“莲：出淤泥而获精心养育，濯清涟而受无限关怀；慈爱博大、感恩终生，生命短暂、唯有传承；愿与百花齐放，为天地点缀一点美丽；甘与草木同春，为时光散发一缕芬芳；莲，自然之花、造化之子者也。”
这样写虽然输掉了摇头晃脑的风骚，其意境却与“清高君子”东西各方。
华夏的骚人墨客，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到曹雪芹，无不以追求“行政”如痴如醉，无不以追求当奴才（官）为终身抱负，无不以失魂落魄显“清高”自恋自慰，他们根本没有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真正“天理”；他们必然从受压迫的奴隶沦落为依附权力的奴才，左右膝盖与君父前的地面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可笑的是，儒家理论为任何一个人都提供了当主子的机会，只要你有儿子，你就可能成为祖宗。因此，谁都盼着当主子，谁也不想当奴才，这也是“君王儿子”的真心。
《四书五经》装饰君子们冠冕堂皇的仪表，《厚黑学》揭露君子们阴暗肮脏的真心。
由此形成“君子们”的人格分裂：在“卑者”面前，趾高气扬一副主子嘴脸；在“尊者”面前，卑躬屈膝一副奴才媚相；两个字说完：虚伪。
“人格分裂”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它会耐心地、顽强地传染给整个华夏帝国。
当今，某个国学大师将中华文化归结为儒家的“三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礼仪之道。
这当然不错，但“三道”的实质却是：崇拜权力之道、混淆善恶之道、驯化奴才之道；完全缺失的是：平等之道、法制之道、诚信之道。
（二），道家：全面反映封闭的经验文化。
道家的经典《道德经》，它是经验文化的集大成者。
它的第一个特征：经验文化的“不确定性原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家思想的纲领。
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道，说出来的“名”就不是名；也就是说，任何表达出来的概念，都是不确定的（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尽可能澄清概念的定义南辕北撤）。
《道德经》认为：一可以分为二、二可以合为一，说圆不是圆、说方不是方，说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东西，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经验感觉仿佛确实如此。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不能确定：
有福的祸还是祸吗？有祸的福还是福吗？谁也不知道。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弱不能确定：
坚强者死得快，还能称坚强吗？当然不能；柔弱者得长寿，还是柔弱者吗？当然不是。
其他如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水滴石穿，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等等等等，这些说不清道不明、似是而非的经验，麻醉了华夏民众几千年。
同为道家的庄子，更是将“不确定性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在《庄周梦蝶》中，他甚至不能确定“到底是蝴蝶变成了我、还是我变成了蝴蝶”。
最荒唐可笑的是“上善若水”。
《道德经》认为，最高的善就是水了：它的原则就是适应，方形的容器盛它，它就是方形，圆形的容器盛它，它就是圆形；它愿意处在最低的位置，“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海处在最低，故能“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称霸百川。
遗憾的是，这仅仅是模糊的经验感觉。
如果没有人将水灌入水缸，水会自愿去适应吗？当然不会，水是被强迫适应的；任何关押水的容器，只要有一个小缝隙，水迟早会逃亡。
再看看水的“善下之”：经验只看见了水“善下之”，喜欢往低处流，却没有看见水更喜欢“善上之”，更喜欢偷偷往天上跑，天上没有雨水，哪来“海纳百川”？
更不要说水的暴虐了：海啸、暴雨、洪水、泥石流，哪样都会给人类带来大灾难。
如果要牵强附会地说“上善若水”，同理说“上善若气”、“上善若火”、“上善若土”都恰当，显然，这样的“上善”也太随意、太低俗、太廉价了，实际就没有“上善”了。
“大禹治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等，就是“上善若水”的不确定性证据。
不论是孔子的“至善”或者是老子的“上善”，都是一个意思，最完美的善。可是，这种善只存在于全人类共同的理念之中，只存在于大自然的本性之中，即是存在于神圣之中。因此，不论是一人或一物都不可能拥有“最完美的善”。
它的第二个特征：农耕文化的封闭意识。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里的“国”，实际是家、家族或者村落，“寡民”才是真。使“民”处于无知无欲的麻木状态，处于互不信任的分离状态，这就是《道德经》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此，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全然丧失，成了貌合神离的一盘散沙，成了积弱积贫的懦夫，成了偏执愚昧的侏儒，成了权力的奴隶。
“小国寡民”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进行“经济垄断”、“重农抑商”、“打击豪强”的理论基础。
“小国寡民”意识，是祖宗崇拜符合逻辑的结果。
经验只是人们的感觉印象，它是可变的、可错的，以经验作为处世原则，实际上是没有共同原则。
“不确定性原理”对华夏民族的危害及其巨大，对统治者真是绝对利好：
世上没有确定的准则，君王的意愿就成了唯一准则：君王说好就是好，君王说对就是对，君王想咋干就咋干，君王语言就是圣旨。
悲哀的是，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则，甚至同一个君王也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法则：他今天指鹿为马，明天指鹿为鹿；他今天一分为二，明天合二为一；他今天量小非君子，明天无毒不丈夫；他今天说梨子是甜的，明天说梨子是酸的。
对臣民来说，如何适应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辩证法”，成了最要命的技术活。
鼓吹了二千多年“博大精深、大智大慧”的道家思想，其实是“不确定性原理（简称'变’，当今美其名曰 '朴素辩证法’），其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难得糊涂”、“浑水好摸鱼”；它极力混淆祸福、混淆强弱、混淆是非，混淆善恶；最终丧失明确的道德标准、明确的法律，其后果是整个帝国丧失共同信仰，丧失追求真理。
《道德经》是“井底文化”《易经》的绝妙发挥：模糊概念就是博大，混淆善恶就是精深，左右逢源就是大智大慧。
“井底文化”，不可能指引追求真理的道路。
真理是简单的，博大精深的不是真理，而是巫术。
作者：看闹热的g　回复日期：2011-09-19　19:20:51　回复
（三），法家，极端权力崇拜。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其老师却是孔孟之后的一代大儒荀子。
荀子是结合了姬氏一家诸子各种观念的大儒，他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周易》思想：
他敢战天、敢斗地、敢治人；
他劝告君父别信“天命”，要彻底丢掉对大自然仅存的一点敬畏之心，只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
他认定，众生“性本恶”，压制之道就是严刑峻法。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农耕文化的思想家，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这种人除了膜拜权力、追求物欲之外，藐视自然、藐视众生、藐视一切。
韩非子是荀子最优秀的学生，他不但敢战天、敢斗地，他还敢翻天覆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对“人性恶”，韩非子主张君王高度集权，重法、重势、重术，三管齐下，压制那些隐藏着的一切妄图制约或者侵犯权力之“恶徒”：
“臣闭其 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 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 也。”
这段话，成了君王驾驭臣民的《葵花宝典》，成了大权独揽的《九阴真经》。
韩非强调，在权力面前，谁都不能相信：没有一个奴才是真正的“忠臣”；包括父母妻儿都可能是“五蠹”、“八奸”之恶徒，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慈父”、“孝子”；君王应当是一个六亲不认、无根无源的孤家寡人。
韩非强调，君王要“以法为教”驯服臣民，对“五蠹”、“八奸”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为此必须采取“严刑峻法”，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家将农耕文化的潜意识裸露无遗，将祖宗崇拜演变出的权力崇拜裸露无遗。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如获至宝，激动得分不清白天黑夜，发誓不见作者，死不瞑目。
韩非亦满怀信心地跑到秦国，准备施展他的济世之道，未料想被他的同学李斯嫉妒，进谗言无端毒害。
“在权力面前，谁也不是忠臣”，韩非自食其果。
秦始皇完全采纳了韩非的主张：严刑峻法，治理臣民。
他活学活用“藐视自然、藐视众生、藐视一切”的理论：
1，他随心所欲统治臣民，他将“法”当做利剑，将臣民当做犬马，想役就役，想杀就杀；
2，他将“法”当做天罗地网，让众生躲不可躲、藏不可藏，手段比土匪更卑鄙、更凶残；
3，他将权力发挥到极致、膨胀到极致，他将众生狠狠地踩在脚下，并想子子孙孙传承下去，统治万世；
4，他自封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是战无不胜的独裁者：皇帝。
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走投无路的奴隶只好揭竿而起，暴秦很快覆灭，仅“二世”亦不得善终。
看到秦王朝的下场，历代帝王对《韩非子》从此不敢公开宣扬，只好藏之深宫，当成他们夤夜修炼的秘笈、驾驭臣民的绝招；秦始皇成了他们永远的心仪偶像、暗恋明星。
现在，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将法家当做了“依法治国”的先驱而津津乐道、陶醉不已，显然，他们歪曲了“法制”的含义，更歪曲了“依法治国”的含义。
真正的“法(Law)”，是一定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表达，它规范所有人的言行，其目的是维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
因此，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如：
犹太教《摩西十诫》、天主教《教会法》、伊斯兰《可兰经》、佛家《戒律》、《罗马法典》、《宪法》等等；
所谓“依法治国”，是任何人都要遵守共同确定的法律，任何人违反法律，必须承当相应法律责任；
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09-19　19:25:46　回复
法家的“法”，完全不符合这些条件，看看法家的“重法、重势、重术”就清楚了：
重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是由掌管权力者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制定的，是针对百姓的；
重势：“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 也。”君王掌管所有的权力，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施法；
重术：采用各种手段防止“五蠹”、“八奸”等一切削弱或者威胁权力的“坏人”，不惜一切手段，维护权力至上，根本没有规范化的程序。
法家的“法”几乎符合家规的一切特点：
家长制——老子做主，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家规，罔顾大多数人的意志，以至每个统治家庭都可以制定出各具特色的家规；
一言堂——老子说了算，说你犯法就犯法，不犯法也犯法；
不平等——犯了法，只有老子处罚儿子，决不能儿子处罚老子；
唯一的区别是，法家的“法”比家规残忍，家规不可能全家处决，而法家的“法”却常常诛灭九族、十族。
华夏帝国刑罚之残酷、之灭绝人性，举世惊恐：五马分尸、宫刑、腰斩、油炸水煮、抽筋剥皮、千刀万剐、请君入瓮……，真是没有做不出来的，只有想不出来的。
华夏帝国，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独立的律师，更没有一部至高无上、追求公正、追求至善的《法典》。
这些，构成了“人治”的核心：统治者的“自由解释权”、“自由裁量权”。
这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它体现的是“人主”专断而不是多数人的意志，它维护的是统治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利，它采取的是极端手段而不是公正程序。
法家的“法”绝不是法律(Law)，而是“人治”的法、邪恶的法、毁灭人性、毁灭正义、毁灭高尚的“家规” ；它的本质：“强权即是公理”。
韩非学说的根源是儒家，他发挥了孔子、孟子的“義”、荀子的“无神论”，成了法家。
它与儒家唯一不同的鲜明特色是：抛弃了儒家“仁慈忠孝”、“性本善”的伪装，赤裸裸的承认“性本恶”。
荀子、韩非子、秦始皇，法家的三个典型人物，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充分展示了“无神论者”对权力的崇拜、对众生的践踏、对自然的藐视；虽然他们成了历史过客，体现统治者自由意志的“人治”精神、“强权即是公理”精神，却深深地扎根于华夏大地，开出了艳丽的罂粟花、结出了醉人的罂粟果。
从此，在华夏帝国的舞台上，儒家与法家之道，集中于君王一身，一阴一阳、一表一里、一寒一热、一虚一实，表演出了血腥和仁慈杂乱相交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独角戏，看戏的华夏民族成了“人治”的瘾君子，不可避免地迷幻于兴奋和衰竭、盛世和乱世、统一和分裂的轮回之中，不可避免地沉沦在羸弱和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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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法家，自称依靠他们就有太平盛世，都将自己当做了救世主，可是，他们拯救世界的手段却是最野蛮、最血腥的暴力——权力！他们是跪拜在君父脚下的“救世主”，他们是断了脊梁骨的“救世主”。
他们像三根粗大的栋梁，从不同的侧面，稳固地支撑起华夏文化的核心：权力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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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帝王的图腾“龙”吧，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一直崇拜的图腾：
龙有牛的头、马的面、鹿的角、蟹的眼、狗的鼻、鳄的口、虎的牙、蛇的身、鲫的鳞、鲤的尾、龟的腿、鹰的爪，这些动物赖以自豪的部位，统统混一到了它的身上。
龙可上天，腾云驾雾；龙可入水，翻江倒海；龙无所不能，龙变化万千；龙想施雨则“飞龙在天”，龙想玩乐则“见龙在田”。
龙是随心所欲的凶禽，龙是战无不胜的猛兽，龙是凶禽猛兽的化身，龙是九五独尊的帝王。
“龙的传人”！
华夏子孙谁不想长大成龙啊：张龙、王龙、成龙、李小龙、赵子龙……，条条龙都想飞黄腾达、翻江倒海、随心所欲、九五独尊。
这些“龙”能团结吗？当然不能！他们只有二龙抢宝、龙争虎斗、你死我活、强者通吃。
没有几个人想当羔羊，没有张羊、王羊、成羊、李小羊，赵子羊……。
在权力崇拜的、有权就有一切的、强权通吃的宗法社会，谁想当“羊羊平等、互爱互助、成群结队”的羔羊！？
即使成了龙，也应该把“龙”关进笼子里，让它上天就上天，让它下海就下海，让它布云就布云，让它施雨就施雨，如此，我们的天空该多宽广、江海该多温顺、大地该多富庶、生活该多幸福。
悲哀的是，华夏民族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像龙一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没有谁希望“龙”被关进笼子里。显然，他们的思想被井底禁锢了，他们想“飞龙在天”是井下之天，“翻江倒海”是井中江海，“见龙在田”是井底之田，他们成了互相撕咬的井底“潜龙”，——“八国联羊”任意践踏的井底泥鳅。
华夏文化，退缩到了权力和经验的深井中，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权力文化、封闭文化、世俗文化、巫术文化。
1, 没有科学思想，没有科学萌芽。
所谓科学，就是探索客观真理的各种知识体系，它以数学为标准，使用逻辑推理（古典科学）或者实验证实（现代科学），发现和掌握客观真理。
人类的理性能够发现和掌握的客观真理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可以称为相对真理，相对真理的不断积累和不断修正，逐步逼近统一的、永恒的绝对真理。
从亚里士多德的“绝对时空、绝对静止”，进步到牛顿的“绝对时空、绝对运动”，再进步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绝对运动”，再进步到霍金的“虚实时空、绝对运动”……，就是以数学为标准，检验相对真理、追求绝对真理的典型过程。
可是，华夏文化没有相类似的科学探索，这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1），缺失系统的数学，缺失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
数学是最抽象的逻辑思维，它最基本的特征，概念、定义、定理是确定的、永恒的：一是一、二是二，方有方的定义、圆有圆的定义，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直线角度（180度）。
这些定义、定律、定理，上至武大郎、下至奥巴马，谁也改变不了。
由此看出，数学有三个特征：
a，数学是最基本的客观规律；
b，只有人类可以逐渐认识数学规律；
c，数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些数学不能检验的真理，是人类的理性不能认识、只有感情才能拥抱的真理，如：平等互爱、大慈大悲、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谐社会、自由、高尚、永恒、绝对……等等；
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这二本书，除了有四则运算外，还有“勾股定理”，有平方开方，据称，其中很多计算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
遗憾的是，这二本书中的计算方法，主要是用于划分季节、丈量田地，是“数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全是为了实用，它写到：
“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
既无“圆”的定义，又无“方”的定义，甚至没有“矩”的定义，谁能理解？
如果将“矩”定义为，“二条长度相等的木条，一垂直一水平的末端连接”，再将“水平”定义为静止的水平面，“垂直”定义为物体自然下落的直线（就是定量定性）。如此不断追寻，华夏的数学可能会走向探索“概念”的道路，形成系统的学问，走向科学。
遗憾的是，根本没有发现华夏数学中有系统研究“概念”的迹象，可以说毫无科学理论可言。
不知道《欧几里得几何》原理，我们仍然建造了金碧辉煌的故宫，俯视众生；
不知道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我们仍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木船，搅浑“西洋”；
不知道阿基米德的杠杆定律，我们仍然可以撬动地球……上的大石头，筑起万里长城，气死夷狄。
华夏帝国仿佛有充分的理由，以实践经验藐视科学理论。
实用数学用来运算的工具是“算筹”，主要是一些小竹棍。由于特别崇尚“位置”的贵贱（贵贱位矣），算筹自然要体现出“……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等等从左至右、尊卑贵贱秩序井然的“位”。
华夏军师们“运筹帷幄”，指挥着实用数学踉踉跄跄地前进了一千年，终于，实用数学精疲力竭，倒在了“决胜千里”的战场再也没有起来。在华夏数学的坟墓前，军师们运用手中的算筹，精巧地架起了一座凭吊墓碑：算盘。
华夏的“数学”， 背着经验主义的沉重包袱， 埋着头走向了实用主义的歧途，迷兮糊兮地爬进了坟墓，科学胎死腹中。
任何一个有点热血的中国人，都应当在华夏数学的畸形墓碑，——“算盘”前沉思三分钟、默哀三分钟。
（2），没有逻辑推理，更没有试验证实；
逻辑推理的前提是对概念的严格界定，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归纳。可是，华夏的古人在这方面的探讨几乎为零。
在认识自然方面，古人认为，天离地八万里。
天的概念是什么？不知道；计算的方式是什么？不知道。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
可是，天为什么是圆的呢？不知道！
也许，太阳是圆的、月亮是圆的，天就是圆的；
地为什么是方的呢？不知道！
也许，八卦确定，天是阳地是阴，外是阳内是阴，圆是阳方是阴，于是得出结论：地是方的。
当然，也有个别人认为地是圆的，天和地就像一个鸡蛋的蛋壳和蛋黄，但是，为什么像鸡蛋？有什么证据像鸡蛋？不知道。
在人文学科方面，更是信口雌黄了。
试看《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著名论断：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仿佛是在逻辑推理：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而不会冒犯尊长的人，绝不会去造反。
显然，这是建立在概念混乱基础上的推理：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
事实上，华夏帝国的造反者几乎都是自称孝悌的人。
以上事例说明，不论是对自然学科或者人文学科的认识，全是想当然而当然，毫无逻辑可言，谁也不去证实、证伪，最终，这些经验知识沦落为巫术文化。
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医卜筮”是有效的，符水、香灰、中药是有神力的，都是“真理”。
这是为什么呢？
现代医学证实：“医卜筮”的效力是精神安慰，医学术语叫“暗示疗法”，一种现代医学亦不能离开的医疗方法。
原来，人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机能和免疫机能，这二种机能受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因此，依靠自身的机能，大约70%的疾病可以痊愈（这与机器不同，机器绝不可能自己修复）：如果给予良性精神刺激，人体的机能会更加协调，疾病就好得快一点；给予恶性精神刺激，人体的机能就会紊乱，疾病就会加重直至死亡；“神水、香灰、方药”虽然没有药理作用，却是强大的良性精神刺激物，能加快疾病的恢复。
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巫婆神汉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医务工作者（例如夷狄的萨满），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原因在于此。
现在，国家大搞“中西医结合”，发扬华夏文化，窃以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在所有的现代医科大学增设“巫婆神汉专业”， 改其名“巫婆神汉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增设“巫婆神汉科”，改其名“巫婆神汉人民医院”；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萨满人民医院”。
让西医的专家学者补修博大精深的巫婆、神汉理论，摇身变成现代化的巫婆神汉，全国一致，大搞“巫婆神汉西医结合”。
这些拥有现代医学手段的巫婆神汉，给病人治疗一般疾病时，自己浓妆盛彩、手舞足蹈、念咒语、画神符，给病人喝神水、吞香灰，适当结合一些对症的西药和医技手段，达到“降妖镇魔、禳凶消灾”的目的，当然也达到康复的目的。
对暗示疗法无效的、用中医治疗死亡率达到100%的常见疾病，如脓气胸、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坏死性肠梗阻、败血症等等，迅速采取西医手段：该照光照光，该化验化验，该打针打针，该输液输液、该手术手术。
如此，那些与西医结合的神汉巫婆，取得的治疗效果或是经济效益，绝对比中医的专家更胜一筹。
这就是中医大学、中医医院的方式：挂羊头卖狗肉。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华夏医学。
张悟本就是现代神汉的杰出代表，他博大精深的“绿豆真理”，经受住了相当多人的实践检验，风靡神州，使“中医真理”黯然失色。
如果像支持“中医真理”一样，用枪杆子鼎力支持“绿豆真理”，不愁他不彪炳世界。
当然，如果不与西医混杂，那些神通广大的“神汉、巫婆、中医”，立即会显出滥竽充数的英雄本色：连三寸长的伤口都处理不好，既不可能减少感染、降低败血症的发病率，更不可能预防破伤风，休言其他。
“神汉、巫婆、中医”虽然是几千年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可是，这些“真理”经受不起“定量定性”的数学检验，只能靠枪杆子支撑。
而今，“中医真理”仍然傲慢地误导着国人：“双花清热解毒，狗鞭补肾壮阳，当归滋阴生血，人参见虚补虚。”
国人对纯粹忽悠的中医“养生秘方”信若神明，对建立在定量定性基础上的《营养学》、《康复学》、《健身学》，弃之如敝屣。
“中医真理”成了抵抗科学、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马前卒。
巫术必定破灭，迷信必定戳穿，问题在于时间。
3），只有以经验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的技术发明。
华夏帝国有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版印制术，当然，值得自豪的还有缫丝术、陶瓷烧制术等等。
遗憾的是，这些是技术，不是科学。
这些技术的出现，有的是靠实践经验积累，有的是靠偶然发现。
指南针（罗盘）：大约出现在公元八世纪，是偶然发现磁石后，经过制造而来，它的主要用途当然不是航海或者探险，而是阴阳道士用来寻找建房造坟的地脉，俗称：看风水。
火药：纯粹是道士炼丹时的偶然发现，它的作用，除了用于性能极低的土炮、火药枪之外，最大的用途就是做鞭炮，以表达驱鬼除魔的大悲大喜；可以肯定的说，没有谁想过用火药开山修路。
造纸术：是典型的经验技术，东汉时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用蚕丝、麻丝等造纸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它的用途当然是广泛的，于是乎，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小作坊造纸，除了极少的好纸用于书画外，绝大多数是“草纸”，被用来做鬼魂使用的冥钱；
活版印制术：纯粹是“脑筋急转弯”的产物，从它诞生之日起，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改进。
四大发明的主要用途，都是直接和间接服务于华夏帝国的文化根源：祖宗崇拜。
再看看石油的命运。
石油，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油，据说是华夏民族最先发现，北宋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其作用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并认定：石油燃烧后留下的烟灰能做墨锭，而且比松木做的墨锭好，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穷，必将大行于书画界。
这就是华夏文化对石油的全部认识，这就是石油在实用主义者手中的命运，悲哀的命运！
其实，实用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亦无是非，它不像儒家、道家、法家的理论，只为家族政治服务，而是谁都可以学习应用。因此，历朝历代，实用技术都被统治者认为是奇技淫巧，是下等人干的活，即使真正有用的技术，也不会受到重视。
有几个知道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有几个知道历代名窑里的瓷器大师的姓名？有几个知道赵州桥的建造者？有几个知道都江堰的设计者、建造者？
听听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如雷贯耳般的文化名人，那些实用技术的发明者、创新者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经）书高。
科学的目的是追求客观真理而不是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用技术只有跟随科学开拓者的足迹，只有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才会进步。
显然，“四大发明”没有任何科学理论的指导，全是经验的产物，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终，这些技术不但得不到有利的发展，反而昂首阔步走向歧途、走向巫术。
2，没有健康的文学，没有健康的艺术。
1），文学，包括诗词、散文、戏剧、小说。
欣赏这些文学作品，仿佛闯进了孔子家的后花园，满园盛开着“忠孝仁义爱恨情仇”的花朵，弥漫着荣华富贵的浓烈气味和尊卑贵贱的艳丽色彩，直让人头晕目眩。只有几棵没有除尽的小草，挣扎着反射几丝青绿的光波。
随手摘下花一朵，分析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这支花一般人都赏玩过，它有四个花瓣，故称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大约从唐朝起，集市的茶楼酒肆里，就有一些靠说书为生的人。他们收集一些历史掌故，按照自己的想象，天南地北任情发挥，目的是吸引听众、多赚钱财。经过他们的不断打磨、雕琢，掌故演化成了喜闻乐见的话本。几个落魄的文人，收集整理出一些流传最广的话本，就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曹雪芹亦以说书人的口吻，写出了《红楼梦》。
由于不能登大雅之堂，姑且称为“小说”。
也许，这些说书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正是他们的唾沫横飞，成就了国人无比自豪的古典文学。
刘备曹操：忠和奸的脸谱人物，为了夺取天下，一个脸皮厚、虚伪至极是英雄，一个心肠黑、奸诈无比是奸雄，二人将举世无双的《厚黑学》精神表演得淋漓尽致；
诸葛亮：聪明的脸谱人物，巫术当做机智、好战成了忠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和蜀国的性命；
关羽、武松、李逵：大义凛然的脸谱人物，好坏不分，是非不明，以自己的忠义标准，对他人想放就放，想杀就杀，豪气冲天；
宋江、孙悟空：山大王的代表，沽名钓誉，势利熏心，只要能当官，立即就归降，官小了不干，要么去死，要么造反，命运可怜，行为可恨；
玉皇大帝的天庭：简直是儒家宣扬的王道社会的样板，等级森严，穷奢极欲，天庭里有妖精的位置，绝没有平民的位置；
佛主菩萨：一身俗气，捉妖放妖，藏污纳垢；
草民百姓：贱如蝼蚁、苦入牛马，浑浑噩噩、无知无欲。
宝玉黛玉：病态社会的病态男女，是上层社会腐朽堕落的必然悲剧：一个成为无用之物，一个化为枯萎之躯。
《红楼梦》：是对功名利禄的留念，是对上层社会物欲横溢的留念，是一座标榜“权钱一体”的纪念丰碑。
说书人创建的所有中国古典小说，深刻的反映了华夏帝国的主流意识：
不择手段追求权力、追求物质享受，是非混乱、道德混乱；忠奸代替善恶，功名当做美德，残忍当做英雄，愚昧当做可爱；没有至善至美的追求，没有平等权利的追求，没有高尚的追求。
原来，这支艳丽的鲜花含有丰富的可待因、吗啡，它进不了世界文化的大花园，它不能让世人赏心悦目。
2）,艺术：仅看绘画、雕塑。
绘画，题材广泛，山水、动物、植物、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山水画：水至清幽、山至高远，不见阳光、难觅云彩，诗情画意、凸显“清高”；
动物画：飞禽雅飞得拘谨，走兽猛走得矫揉，最鲜活的大自然精灵，与大自然格格不入；
植物画：兰竹菊梅孤芳自赏，青松翠柏自命不凡，不阴不阳独善其身，横眉冷眼目空一切；
人物画：帝王将相雍容华贵，骚人墨客温文尔雅，美姬少妾娇弱无力，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仅露脸面，渲染服装，表情淡漠，动作迟钝。
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神圣和高尚的国度，不可能产生神圣和高尚的艺术。
国画，处处洋溢着权欲和物欲、孤傲和自赏、闲情和雅致、麻木和暮气；民间绘画相得益彰，无不以“福禄寿喜”为题材，表达民众对“荣华富贵”的终极追求；一幅幅作品，犹如硕钱累累的摇钱树，其浓烈的铜臭气息，直熏得人两眼发呆，馋涎狂滴。
国画，看不到善与恶的搏斗、对神圣和高尚的追求，看不到人性的奔放与张扬、人类的伟大与崇高，看不到自然的广袤与深邃、神奇与活力。
雕塑：不管是秦朝的兵马俑、西汉的陶俑、皇家的战马、民间的城隍土地、龙形狮像，这些雕塑体现的主流意识与绘画完全一致，想象力极其贫乏，更多的体现出小气、呆板、低俗、堕落的精神面貌。
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体现了佛家众生平等、劝人为善、普度众生出苦海的崇高精神，给绘画和雕塑带来了神圣和高尚，最震撼人心的是莫高窟、云冈石窟。
遗憾的是，这些神圣和高尚逐渐被世俗的忠孝观念冲淡，从龙门石窟到大足石刻，佛家雕塑终于堕入了“道释儒”三教合一的功利漩涡之中。
3），崇拜祖宗经验的历史著作。
从西周“共和”年间起，华夏就开始纪年了，从孔子著《春秋》起，华夏就开始记述国家大事了，从司马迁创作《史记》起，华夏的历史记录就开始了。
帝王将记录朝代历史（《二十五史》）看做是最重要的职责，地方官员将记录《地方志》当做最重要的政绩，民间将记录宗族的《家谱》看做是传家宝。
整个国家都将记录过去的事迹当做不离不弃的主要职责。
毫不夸张地说，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相比，华夏纪年的时间是最长的，华夏的历史记载是最详细的。
这是为什么呢？
答：祖宗的实践经验是子孙的行动指南！
华夏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实践，历史经验是最丰富的，不管是治国的、败国的、兴家的、毁家的、统一的、分裂的、繁荣兴盛的、腐败衰落的，林林总总、纷纷杂杂，博大精深。
我们的诗词文章，我们的言语交谈，开口不忘引经据典，闭口不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老祖宗的经验，成了我们的指路菜油灯。
可是，祖宗的实践、祖宗的经验，给我们找到治国的真理吗？给我们检验出指引前进道路的真理吗？
没有！
即使读完浩如烟海的史书，也不能确认“量小非君子”还是“无毒不丈夫” 是真理；吃了几千年的梨子，没有谁能确认是酸是甜。
井底的泥鳅，即使传承千万代、积累了亿万年的实践经验，它也不知道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甚至不知道它世世代代生活的博大精深世界，其实就是水井的底。
在水井里，华夏子孙不停地向前游，眼睛却一直向后看，自然游成圆圈，永远轮回。
4），附带提一下竞技体育，文娱活动。
华夏最著名的竞技运动就是蹴鞠、捶丸了，前者出现于战国时代，后者出现于唐朝。
这些运动最终没有形成“竞技体育”，其根本原因：在尊卑观念成为常态的社会，不可能诞生“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更没有一个人胆敢判决帝王尊者犯规，故而任何游戏都得不到规范、得不到公平竞赛、得不到底层民众的认可。
看看我们赞赏了二千一百年的“田忌赛马”：这种胜利，是建立在别人单方面公开比赛程序上的投机取巧，是靠“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大智大慧”取得的，这种大智大慧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谁愿意和田忌们比赛？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中国，唯一留存下来而值得国人自豪的体育运动，就是以太极拳为代表的“功夫”了。其五花八门的门派，乱七杂八的套路，无一不带着浓烈的巫术色彩，如气功、轻功、童子功、点穴、以柔克刚、刀枪不入等。
由于其神秘性及官府有意无意的阻挠，没有一项“功夫”能在民间得到普及，结果，华夏民族几乎与体育绝缘。
至今没有一项起源于华夏的竞技运动进入奥林匹克，得到世界承认，这是“田忌精神”的必然、是不公不正的必然、是大智大慧的必然、是巫术文化的必然，是尊卑文化的必然。
不同于动物，人类需要表达各种精神感受。各种集体文娱活动，如唱歌、跳舞、音乐，就是精神领域的宣泄方式。
世界上，没有民歌和民间舞蹈的民族几乎没有，很多民族甚至是全民参与。
华夏民族（这里主要指汉族）以农耕为主，有着“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潜意思，在帝国时期的集体文娱活动，与体育活动一样，总的来看，实在少得可怜。
可能在原始社会，华夏民族就有舞蹈了，至于是否广泛流行，不得而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舞蹈踪迹越来越少。据说，古老的舞蹈，已经融合进各种戏剧曲艺之中，成了极少数人谋生的手段，民众成了观赏者，而非参与者。散落在民间的，只有“腰鼓舞”、“秧歌舞”、“莲花落”了。
在腰鼓舞、秧歌舞和莲花落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走高跷”、“二人转”、“舞龙”、“舞狮”等等民间歌舞。可是，这些活动，也是旁观的人极多，参与的人极少，几乎只在逢年过节之时，才会在一些城镇看得见，增添喜庆气氛。参与者更多的还是利用这些舞蹈形式来讨钱讨物讨吉利，例如“莲花落”就是乞丐向富人讨钱的惯用手段。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一生都没有参与过这些集体的文娱活动。
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大汉民族的精神压抑、自我封闭，可见一斑。
作者：水镜石　回复日期：2011-09-25　12:04:34　回复
楼主这篇文章只能用来科普一下西方宗教史，一开始看看还不错，后面的就算了，就是借古反今的洗脑文而已。虽说民主是趋势，专制不得人心，但是非要通过曲解历史，美化西方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和你口口声声反对的什么主义，其实是一丘之貉而已。
楼主过于美化了西方史这段，并且在我看来很多是通过宗教的口吻来叙述，感情渲染太浓。西方的很多人祸，包括黑死病，几次十字军东征，还有很多受宗教压迫之死的科学家，楼主仅仅用上帝对教徒的教诲和惩罚一笔带过，而忽视了社会本身的问题，让人有避重就轻的感觉。
从犹太教开始，之后的基督教，及发展开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还有另一大宗教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着诸多矛盾，还有血淋林的排斥，“圣战”一词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一神教看来，人人的平等是有前提的，即“教内皆兄弟”，注意是教内，而不是全部。还有教义“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一神教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性，采用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于是就有了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的大屠杀，绞刑、火烧、十字架。这个时候似乎完全没有真、善、美，人人平等可言。甚至对教内不同派别的，还要排挤、污蔑，完全没有记住《摩西十诫》。基督教是脱胎于犹太教的，可是他们相互的厮杀也很多。而天主教的教皇、圣母玛利亚似乎在新教徒中有着不同的看法。还有，即使到了今天，在讲民主、讲普世、讲大同的社会，异教徒间的清洗还是时有发生，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我想这个不必多说，会看新闻的都知道。但是这在中国历史上，却很少有大规模的对异教徒的排斥，无论是自发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以及内部宗派，虽有矛盾，但是大规模势不两立的清洗似乎不多。中国的中庸之道，是包容性很强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就可见一斑。
当然，每个宗教，在主体教义上都有着真善美的高度，我也非常尊重和赞同基督教、人们需要通过信仰他们来净化心里，但楼主只是对西方的基督教过于美化了，而美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贬低中国历史，觉得有点可笑。
我只是在寻找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才来到贵贴的，但是通篇下来，似乎楼主并未有对这些有着丰富的论述，但是看了一开始讲述的西方宗教，到也是别有收获，但是中国这部分，写的太偏激。如果楼主能对“封建社会”有更多论述，那很好，如果能细说西方社会史，哪怕是从宗教角度讲讲透也不错，如果论述中国文化，那也可以分清精华与糟粕，但是这种带有目的性的以偏概全，就会降低帖子的质量。
如果仅仅拿中国历史的糟粕，而且很多还是楼主的曲解的，来比较楼主口中描述的西方（楼主描述的西方，符号性太大，高度的抽象美化了。而忽略了很多历史问题），更读者的误导是很大的。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09-25　20:44:49　回复
3, 本土的尊卑文化难以毁灭，外来的平等文化难以发展。
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尊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沁润，已经与华夏民族的灵魂融为一体。无论是佛教、基督教，或者其他什么平等文化，企图利用和平的方式取代尊卑文化，无一不遭到尊者和卑者的严厉打击，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只有“野蛮”的夷狄，依靠弯刀铁马的血腥屠杀，才能征服华夏民族，才能迫使华夏民族成为跪着效忠的奴隶。
1），被儒家称为“夷狄”的北方少数民族，历来是大汉民族的心腹大患，他们几乎都处于原始公社状态：群聚而居，逐水草而牧，没有军队没有赋税，内部有天然的平等观念，风俗习惯就是法律，对外掠夺财富就是本性。
雄伟的万里长城并没有气死夷狄，在北魏、金、元、清时期，夷狄靠弯刀铁马轻易闯进长城、入主中原，成为华夏的统治者。
夷狄毫无例外的对汉民族进行灭绝性的大屠杀，毫无例外的站在汉民族的白骨堆上，大肆宣扬汉文化！
儒家的“仁慈忠孝”，简直是上天赐予夷狄的聚宝盆，他们紧抱胸怀、爱不释手。
夷狄为君为父，汉民为臣为子；夷狄当仁慈的主子，汉民当忠孝的奴才；组成了多么和谐美妙的大家庭！
在悠扬的“仁慈忠孝”乐声中，在汉民高唱万岁的颂歌声中，夷狄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忘形了、骄淫了、堕落了、腐烂了，夷狄的平等精神终于泯灭了，华夏的尊卑文化更加灿烂了。
2），古印度人乔达摩•释迦摩尼（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4年），一个国王的儿子，毅然放弃货真价实的“君子”身份，进入深山修炼，终于创建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教。
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西传华夏，对华夏的经济、文化、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犹如一江洪水，剧烈地冲击着尊卑文化、冲击着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冲击着家族专制制度。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统治者怒从心中起。
从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灭佛起，至公元955年的周世宗止，出现了大规模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其理由如韩愈所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
受统治者的严厉镇压，佛教奄奄一息。
为了生存下去，“中西结合”成了佛教的唯一选择。
印度人达摩将佛家的“不二法门（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正无邪）”与道家庄子的“坐忘、心斋、朝彻（忘却一切、虚以待物、一朝醒悟）”结合，面壁十年，在嵩山少林寺创建禅宗。
传至六祖慧能大师，禅宗成熟，其经典偈言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此偈言无异于：
“苦海无苦海，善恶无善恶。本来无众生，何须寻普度。”
中西结合的禅宗，从“普度众生”演变到“见性成佛”，从“大慈大悲（与世人同甘共苦）”演变到“坐禅念佛”，佛陀的本意起了微妙的变化：救苦救难的利他精神变为呆若木鸡的独善其身。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佛教最终与道教、儒教混为一体，成了功名利禄的宣扬者，禅宗亦因此登上了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慈航普度众生到达“般若波罗密（智慧彼岸）”的观世音菩萨，修炼成了如意观音、送子观音，被供奉为有求必应的财神菩萨；驱恶扬善的寺庙摇身变成了增福延寿的旅游市场，善男信女烧香磕头求的是升官发财、消灾祛病。
而今，走近禅宗圣地“少林寺”，一股浓郁的俗气迎面扑来：这里，不见佛家信徒只见武术弟子，不是弘扬佛法而是弘扬武功，不是报效佛门而是报效家国，不是追求普度而是追求金钱；禅宗圣地因此而发扬光大：少林武功威名传天下。
其滑稽可笑之极，犹如想象中央党校传授、弘扬中华杂技艺术：党校杂技美名传天下。
中西结合，使神圣高尚的宗教场所变成了物欲横溢的迷信道场。
基督教在华夏的命运亦然坎坷。
基督教的一个小分支，于公元635年、唐太宗时期传入中国，称为“景教”，经过210多年的传播，与佛教、道教逐渐融合在一起，在唐武宗灭佛时期受牵连，濒于灭绝。
真正受到天主教派遣、前往中国传教的人是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从他穿僧衣、穿儒服来看，其传教的阻力可想而知。他虽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信仰基督的人仍然凤毛麟角，影响更大的却是他和徐光启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其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令人意外的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了半个中国。
饱读《四书五经》的洪秀全，一心要考取功名，可是，反复多次乡试，次次落第，最终导致急火攻心、灵魂出窍。如此倒也来了灵感，他将天主教宣传册子上的内容与儒家的家族观念结合，创建了中西结合的“拜上帝会”，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他先后网罗了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肖朝贵、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共谋大业，夺取帝位。
来源于“尸祭”的灵魂附体成了上帝存在的见证，“上帝”在杨秀清身上显灵，“耶稣”在肖朝贵身上显灵，亲自指挥他们的信徒攻城略地、夺州占府（期间，冯云山肖朝贵战死），上帝轻而易举为他们打下了半壁锦绣河山。
其实，巫术仅仅是欺骗别人的工具，他们谁也不会相信灵魂附体，谁也不会相信上帝，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争权夺位、追求物欲才是他们的目的。
杨秀清号称有上帝撑腰，要与洪秀全并肩万岁；洪秀全曰：“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上帝休想骑在我天王老子的头上。”
由此引起神仙打架：忠于洪秀全的韦昌辉、秦日纲杀了有上帝附身的杨秀清；紧接其后，忠于洪秀全的石达开又杀了忠于洪秀全的韦昌辉、秦日纲，几万信徒同受血洗，其内部杀戮的残忍程度，直令人……见惯不惊；洪秀全又重用自家兄弟，欲杀……；石达开见势不妙，仓惶出逃，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自立门户，奔到大渡河畔超生天国。
巫术已经破灭，迷信已经戳穿，太平天国从此走向了绝路。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信仰变成迷信的必然，是争权夺位的必然，是君权至上的必然，是中西结合的必然。它在中国南方引起的一场灭绝性浩劫，反而为满清统治者和贫苦民众再次提供了抵制基督文化的充分理由。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由此展开。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打开了固若金汤的中国海防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满清帝国渗透，特别是基督教平等文化的渗透，更是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根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满清政府的公开支持下，由贫苦大众组成的“义和团”，大义凛然地担当起了“扶清灭洋”的重担。
义和团“灭洋”手段之残酷，与统治者的“家规”一脉相传：
照例是广施精神鸦片，首先造舆论诋毁洋人：义和团大肆传播洋人杀小孩、奸妇女、吃人肉、喝人血，一切恶毒的语言，任意安在洋人身上，特别是传教士，使妖术、摄魂魄，简直就是人间恶魔；
精神鸦片亢奋了民众的排外、仇外情绪，义和团便带领着精神抖擞的龙子龙孙围教堂、杀教士、杀信徒、杀一切与“洋”沾边的人。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的平民（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二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平民在一个夏天的屠杀中死亡（天主教一万八千人，新教五千人），死于义和团刀下的无辜中国人更是数十倍于此。
既不审判，也不允许申辩，一律安上“文化侵略者”的罪名，肆意行刑。贫苦大众掌握了“自由解释权”、“自由裁量权”同样疯狂！
没有被夷狄斩尽杀绝的汉人，对付手无寸铁的“羊人”游刃有余，这种大智大勇着实让世人目瞪口呆。
由此引起“八国联羊”武装侵略中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西奔，“八国联羊”侵占北京，既没有“北京三屠”、也没有“保定十日”，而是四下出击，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保住政权，满清政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义凛然地与侵略军“中西结合”，齐心协力围剿大义凛然的忠孝子民。
受“九国联军”的大刀、洋枪东西夹击，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倒在了血泊中，死不瞑目。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结局：满清政府对“羊人”公开赔礼道歉，贡献“羊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义和团死了，可是，他们却用死而不僵的身躯筑起了一道血淋淋的万里长城，阻挡了基督教平等文化侵略的步伐，至死不渝地捍卫了华夏帝国的尊卑文化。
贫苦大众的义和团，为捍卫宗族专制，真正做到了死心塌地。
遗憾的是，万里长城并非万能。香港、澳门不幸被侵略者占据，两地同胞成了失去父母的弃儿，其生活之悲惨，举世共睹。
至今有些人对蒙满等夷狄灭绝性屠杀大汉民族视而不见，反而把他们当做“主子、明君、大帝”三跪九叩、三呼万岁，感谢他们没有将大汉民族斩尽杀绝的大恩大德，感谢他们继承、弘扬我大汉的尊卑文化。
可是，他们对那些前来宣扬人人平等互爱互助，宣扬民主宪政的使者，却当做最凶恶的文化侵略者，恨不得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将这些使者斩尽杀绝。
而今，要想真正融入世界文化主流，必须彻底毁灭尊卑文化。
危害了炎黄子孙几千年的尊卑文化，决不能让它再去危害世界！
也许，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对世界人民作出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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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华夏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尊卑文化和经验文化。虽然自认为博大精深，其内涵却缺乏平等，丧失正义，泯灭高尚，扼杀科学，从而形成了极其世俗的巫术文化。
将“道、释、儒（法）”三种互相矛盾的道德学说合而为一、互相牵制，是统治者惯用的中庸手段。统治者稳稳站在道德高地上，垄断道德、垄断“真理”，捍卫统治、捍卫家族利益。
将道德当做捍卫特权的武器，那么，任何道德说教，都显得虚伪、卑鄙、邪恶，最终毁灭道德。
高尚道德的出发点，是利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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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以夺取和巩固权力为宗旨的强权政治。
大约五千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出现了家族为单位的众多原始部族，部族内部没有特权，没有赋税，大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
随着部族人口的增多，获取更多的土地，成了部族生存的首要问题。为了争夺优质资源，黄帝、炎帝、蚩尤为首的三个部落集团，打破了平静，在华北平原展开了群斗。最终，黄帝的部落集团取得了胜利，黄帝成了各个部落的盟主。
这和动物的群斗没有区别，都是争夺地盘。
人毕竟是人，人和动物还是有区别的，人不但可以武斗，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利益纷争，这对争斗双方也许更有好处。
用武力树立起权威的黄帝，为各个部落找到了利益平衡点，调解、安抚了各个部落，安定了天下。
那时地广人稀，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增多，可以通过不断开垦荒地解决，反正部落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靠劳动生活，谁也没有特权，盟主黄帝也不例外。
人们看到了盟主的调解功能、盟主带来的好处。黄帝死后，各个部族继续公开选举盟主，尝试了原始公社善恶不分的民主制，形成了所谓的“公天下”。
直到尧让位于舜，原始民主味道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舜以孝顺出名，是华夏首任孝子，有人举荐给尧，经过一番考察，尧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并将盟主的头衔禅让给了舜。
盟主的调解功能被道德标准代替，选举制被推举制代替，“共同决定盟主”由“盟主禅让盟主”代替。
从此，控制了道德就掌握权力，道德与权力被捆绑在了一起。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舜传位于禹：
因天下洪灾，人民困苦，舜指令大禹治水。大禹带领百姓采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方法，历经十三年艰苦奋斗，终于把洪水引入大海，大地重现生机。
大禹在治水中经受了实践的考验，磨练成了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领导者，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舜的肯定，于是舜指定大禹为盟主继承人，舜死后，大禹成了盟主。
至此，对盟主的选拔，形成了最完善的民主集中制三部曲：能力考察，民主推荐，领导决定。
从此，“领导决定”决定了华夏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华夏的命运。
谁也保证不了没有私心，一旦有了独立的决定权力，私心就会膨胀，特别是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自封盟主，夏王朝形成，家族世袭制走上了华夏历史的舞台。“公天下”的队伍，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华丽包装，自然地走向了“家天下”的道路。
“家天下”的道路，充满的不是荆棘、而是阴风和黑暗，它是水井中互相残杀的屠场。
（一），分封制、郡县制；
三千年的华夏帝国，只有二种政治形式，分封制与郡县制：
由周朝开始的分封制，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立藩国护卫天朝，标志着宗法社会的成熟：分封子弟或者功臣建立藩国，藩国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经济权，并由嫡长子世袭，至东周，演变为“春秋战国”；汉朝的“非刘姓者不为王”、唐朝、明朝的封藩与此大致相同。
显然，中国的分封，仅仅分封到家族的儿子或者有功的臣子，由他们组成一定程度的地方专制，自行任命地方官员管理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
由秦朝开创的郡县制，由皇帝任命中央及地方官员，逐级管理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即中央集权制。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封建制”，是统治者家庭的“分家”管理，所谓“郡县制”，就是家族内的统一管理；三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实际就是中央专制和地方专制，是统治家族在管理家国上的不同形式；“封”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封，“建”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建；对广大的百姓甚至一般官吏来说，既没有封，也没有建，他们没有任何受保障的政治、经济、人身权利，他们就是统治家族的奴隶和奴才。
显然，对统治者而言，分封制和郡县制，各有优劣：分封制容易引起军阀战争，家族内争权夺利危及家族统治；郡县制容易激发农民起义，由新的家族改朝换代。他们在决定采取哪种方式维护家族统治的时候，常常是难以取舍的，因此，自秦朝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不断交替，只是郡县制的时间略长一点。
华夏的分封制和郡县制，都没有一种超越的力量（如西欧的神权）来保障土地耕种者的权利和义务，统治者可以对其任意剥夺。二者的社会制度，都是农奴制，根本没有区别。
欧洲的封建社会性质完全不同，欧洲的封建社会，是由君王恩赐一块土地给有功劳的臣子使用，土地的所有权还在君王手里，可以收回，臣子只有土地的收益权，没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没有世袭权。如此逐级分封，直至每一个家庭，耕种者依据受教会监督的神圣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简单地说：西欧的“封”，针对的是每一个人，从君王到平民，从上到下，都受到确定的“封”，即分封土地；西欧的“建”，从君王到平民，从上到下，都受到确定的“建”，即建立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当然不包括战俘、欠债或者犯罪等沦落为奴隶的人）
显然，西欧封建的实质就是确立每个家庭耕种土地的权利和义务，而这种封建，受到神权的保障。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5　10:42:22　回复
@凉热春秋 2011-10-04　20:26:50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4　12:40:59
在下也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比缺乏一些东西，但最关键缺乏哪几样东西还没搞清，也没觉得LZ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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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你能指出本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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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海涵，在下自认为写不出LZ这么好的东西。说不足是LZ谦虚了。谁要真能看清楚，说清楚，谁就是自东西方文化冲突以来的中国第一高手了。
LZ说的一、二两条，除了＂没有契约精神＂，还都是结果。三是LZ对中华文化的评价。因此，原因并没讲多少。
没有契约精神，确实是中华文化缺失之一。在下愚见，这又来自于＂妥协精神＂的缺失。需要妥协的地方多了，自然会想到建立一些规则来保护妥协以后的利益，免得过后不认帐。妥协精神的缺失，大概源于中式思维的简单的一维模式，或黑白模式。即凡事都是二元对立的。如好与坏，黑与白，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所以国人很认同辩证法）
看西方人的历史书，几乎看不到对任何人好与坏的评价。而是对之某件事，某个做法的评价。比如XX如何发现了某种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的看法。或XX人的XX政策，建立了…的基石，等等。这种分析不仅后人可以学到东西，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自然就是多维的。不因事废人，也不因人废事。如托马斯.杰弗逊对美国民主制度有很大贡献，常在各种地方被提到。但他又是大奴隶主，喜欢奴隶制，同时又反对许多被日后证明正确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与同样对美国制度贡献很大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对冤家。但美国历史上对二人的评价主要都在其对后世的影响上，来龙去脉说的很清楚，贡献说清了，三不三七开对后世其实毫无意义。
而中国用明君、暴君两个字就盖棺论定了。最多来个＂三七开＂也才三个字。三七开里面也还是二元的，即三分＂过＂，七分＂功＂。再复杂用中式思维就说不清了。比如，＂过＂里面有没有好心办坏事。如果有，是客观还是主观原因。那么这样的过到底是功呢还是过? 七分＂功＂里有没有坏心办好事，那对后来的事件影响是什么？这样的＂功＂到底是功呢，还是过? 中式思维到了这，绝对再也复杂不下去了。一般也懒得继续复杂下去。后人从这样的结论性判断什么都学不到。西式思维就事论事，从动机到过程再到结果再到对将来的影响，与某人在其他方面干的其他事好坏无关，只与相互是否关联有关。
说到你死我活，不得不说西方的妥协精神。LZ如果对Game Theory （博弈论）略知一二，一定知道两方博弈时，除了你赢或我赢，还常有双赢和双输的解，而且只你赢或只我赢有时不是解。也就是说妥协有时真的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不妥协则可能两败俱伤。中华文化从国家到个人，从有文字记载到今天，好像没有主动妥协这么回事。即使发现有两败俱伤的情况，一般都是在针对第三方时暂时妥协，一但搞定第三方，一定会继续你死我活下去。被动妥协倒是有，如卧薪尝胆，目的还是你死我活。现在常用的韬光养晦是不是也是这么个意思? 原因呢? 也许与中国一直没有成熟的商业有关。作生意本身就是一种双赢的事情。作生意讲价钱，又是一定要妥协的。
先说这么多，LZ有兴趣，还可以继续探讨。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10-06　11:22:32　回复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5　10: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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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你对中西文化有相当的研究，当然乐意与你共同探讨，以期更深入地搞清楚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没有契约精神”，其实也是一种结果，是因为契约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互相之间订立契约是很普遍的（比如互相的承诺就是契约），国家的规章制度也是契约。可是，人们对这些承诺和规章制度尊重和遵守吗？将他当作了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法律吗？木有！这就是木有契约精神。
“得不到保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就是因为缺少一种公认的权威。中国唯一的权威就是君权，君权能形成公认的权威吗？当然不能，因为君权只维护当政者的利益，这种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常常是矛盾的。
因此，这也形成了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我们的文化在尽最大努力维护君权的权威（这点是世界上其他文化望尘莫及的），而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却越来越大。
那么，神马才能成“公认的权威呢”？显而易见，只有不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威才能成为“公认的权威”，符合这样的条件只有一个：神权。
华夏民族（主要指汉族）根本就木有神权，其原因是华夏民族只崇拜自己的祖宗！祖宗崇拜就不可能产生共同的信仰，就不可能有共同信奉的“神”。
当然，这也是一种结果，也就是我们的生产方式、我们的地域造成的结果。
暂时谈到这些吧，这仅仅是我能理解的观点，希望能抛砖引玉。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10-09　09:19:56　回复
（三），盛世与乱世
1，三千年华夏帝国的盛世大概有：西汉“文景盛世”、唐朝“贞观、开元盛世”、满清“康乾盛世”。
满打满算不足250年。
这些盛世，不是出现在开国不久，就是社会由极度动乱到相对安定的时期，管理形式既有分封制，也有郡县制。
盛世，基本是相同的：生活安定、生产发展、满足温饱、人口增加。
华夏帝国最引以为豪的盛世，当数唐朝开元盛世。
这真是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时代：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经济发展，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络绎不绝；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帝国醉生梦死的精美写照。
盛世激发起诗人们对山河的讴歌，对金钱的赞美、对权力的渴求，由此诞生了华夏历史上最华丽的诗篇。
情深深意切切地朗诵这些诗篇，仿佛会看见饥肠辘辘的囚徒，一旦吃上稀饭馒头，情不自禁地激发出对高墙的讴歌、对肉包子的赞美、对红烧肉的渴求。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诗人们全想着“我”要上天去翻云覆雨（当官），从来没有想过与世人一起冲出牢狱，去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去争取阳光明媚的盛世。
人人追求物欲和权力的盛世，是龙争虎斗的盛世、是枪杆子底下的盛世、是牢狱中的盛世、是井底的盛世。
如果没有一大批独立于君权的思想家、富有利他精神的道德家、常怀敬畏之心的神学家来根除大众的贪婪之心，引导大众冲出井底、冲出牢狱，去寻找平等互爱，共同富裕，那么，这种盛世，神马都是浮云。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当人们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之时，眨眼之间，乱世到来。
安绿山、史思明发动叛乱，要夺取皇帝宝座“翻身做主人”，战乱一直延续了八年，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盛世不再。
乱世粉碎了杜甫的仕途美梦，他怒火中烧，悲天跄地的哭叫出史诗：《三吏三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愤世嫉俗，迅速窜红华夏帝国，很快超越屈原，无比荣幸地登上了帝国“最杰出愤青”之宝座。
李白和杜甫，两个好友，并肩站在诗歌艺术的顶峰：一个讴歌盛世，纵情高唱仰天大笑；一个控诉乱世，捶胸顿足嚎啕痛哭。
啼笑皆非的男高音二重唱，在帝国的浑浊空气中，久久回荡……
囚徒毕竟是囚徒，奴才毕竟是奴才。无论是大笑或者痛哭，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悲惨命运，也改变不了帝国的悲惨命运。
乱世带给华夏帝国的，是地狱般的、毁灭性的灾难。
据称：
秦朝末年的乱世，十余年间，人口从二千多万减少到汉初的六百多万，损失70%；
南北朝五胡乱华期间，关中人口99%被杀；
金、元灭两宋期间，人口损失达91%，汉族人被杀八千四百万，其中，成杰思汗杀了一千多万，忽必烈杀了一千八百万。
明末混战五十四年，人口从一亿减少到一千四百万，汉族人被杀八千多万；
太平天国，十三年间，南方人口减少一亿左右。
附带对比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于战乱的人数仅为七千万（中国占三千五百万）。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9　13:09:05　回复
@凉热春秋 2011-10-09　09:19:56
（三），盛世与乱世
1，三千年华夏帝国的盛世大概有：西汉“文景盛世”、唐朝“贞观、开元盛世”、满清“康乾盛世”。
满打满算不足250年。
这些盛世，不是出现在开国不久，就是社会由极度动乱到相对安定的时期，管理形式既有分封制，也有郡县制。
盛世，基本是相同的：生活安定、生产发展、满足温饱、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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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关于盛世，可能要做更多研究。文景和唐是不是盛世，在下没有研究。但康乾绝不是盛市。乾隆年间英国特使来中国想与清朝通商，乾隆不开国门。但却让此特使在中国参观了一圈。本想让英国人见我大清盛世。可英国人回去的汇报（游记）却描述了大清是多么落后，人民是多么贫穷，而政府是多么不思进取。另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用广州的贫穷，来作为没有发展的结果的例子。而用美国来举例高速发展的例子。杜甫的年代也绝不会是盛世，他的诗就有许多关于穷人的描写。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10-09　17:49:35　回复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9　12:52:01　 回复
请教LZ，对国人这种辩论总是导致漫骂有否研究? 在下在各种论坛都见过，而且不占少数。不能客观看人看已，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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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不敢，我只能谈谈我的看法。
华夏民族历来懦弱，历来受北方夷狄欺侮、掠夺和屠杀，可是却对夷狄无可奈何，势必压抑成一种外强内干的病态心理，万里长城就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证据。其表现出来的病症就是狭隘、偏执、阴暗、卑劣、仇恨。
辱骂成了发泄病态心理的主要途径，辱骂与病态心理是成正比的，华夏的国骂绝对世界第一。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10-09　18:05:51　回复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9　13:09:05　 回复
LZ关于盛世，可能要做更多研究。文景和唐是不是盛世，在下没有研究。但康乾绝不是盛市。乾隆年间英国特使来中国想与清朝通商，乾隆不开国门。但却让此特使在中国参观了一圈。本想让英国人见我大清盛世。可英国人回去的汇报（游记）却描述了大清是多么落后，人民是多么贫穷，而政府是多么不思进取。另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用广州的贫穷，来作为没有发展的结果的例子。而用美国来举例高速发展的例子。杜甫的年代也绝不会是盛世，他的诗就有许多关于穷人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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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需要进一步研究。
所谓的盛世，相对乱世而言。就看国人将吃饭当作最大的追求，就知道能吃上“稀饭馒头”就叫盛世了。
亏了哪些历史学家，他们不关起门来，费尽心思糊弄几个盛世出来，实在是撑不起国人的门面，实在不好意思自我标榜。
这就是井底文化的优良传统。
作者：凉热春秋　回复日期：2011-10-09　18:55:49　回复
作者：没有1999　回复日期：2011-10-08　20:56:32　 回复
完全正确，依法律治理中国已有了多年。但没有法律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不由人变的东西。中国有法律，但不是制度。中国也曾有公有私有，但也不是制度。仔细想想，中国没有一样东西有过制度，都是朝令夕改。像美国替过去政府还钱的事从没发生过，也没想过。没想出如何建立大家都能遵守的制度，绝对是一个文明的一块短板。其实中国才是赤裸裸的从林法则，而资本主义是有严格规则的从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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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制度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深入探讨。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华夏帝国没有法律，只有制度。
“朝令夕改”，证明“令”不具备法律的定义，而是家长制定的家规，家长当然可以修改，按照他的意志任意行令，这就是人治。
“人治”并非没有“制”，它必须有前提，其前提就是“专制”。
我的观点，在《法家》一章中有表述，希望继续互相探讨。
另，“有严格规则的丛林法则”就不是“丛林法则”了，因为有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约束，有了公认的是非，因而是法律法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