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羊符号怎么打:继承，发展与创新于一身的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 ——简评上承先秦，下启二十四史的《史记》的贡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8:07:03
继承，发展与创新于一身的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
——简评上承先秦，下启二十四史的《史记》的贡献
摘要：《史记》在中国的史传文学中的地位无疑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巨著，而其对史传文学的贡献可以从其上承先秦的史传文学著作精神，下启二十四史的史传文学写作方面可以看出来。这种贡献既是一种继承与发展，又是一种改造与创新。
关键词：史传文学，《史记》，贡献
正文：
《史记》是一部融进了个人愤发精神的一部光辉之作，一部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一部真正饮誉世界的文化名著。它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还是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其被
《史记》在中国的史传文学中的地位无疑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巨著，而其对史传文学的贡献可以从其上承先秦的史传文学著作精神，下启二十四史的史传文学写作方面可以看出来。这种贡献既是一种继承与发展，又是一种改造与创新。
一
《史记》既继承了《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笔法，又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太史公笔法”。在小时候，司马迁就跟随当时的名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氏《春秋》，这使他对《春秋》的奥旨就熟透于心，这形成了他写《史记》的一个理论基础。他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暗示自己效法孔子作《春秋》：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自觉地把自己的责任比喻成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而创作《史记》的，目的是藉着微言大义的力量来绍明世。他不仅把褒贬讽劝传统学到家了，还创新性地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显现微言大义的力量：如对比有：两个不同的人的不同结局：心胸坦荡荡的西楚霸王项羽与狡猾而善于外交的汉王刘邦，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项羽人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行文，把刘邦的形象刻画得异常生动形象，将刘邦的流氓地痞的作为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这里，胜负的归属不是历史铭记他们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们体现出来的一种性格的悲剧，这一悲剧用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一句话就可以讽喻出来了；功高盖主的韩信和战绩平平的曹参，一个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猛将，最后却是遭到刘邦的猜度而最终惨遭屠戮，而另一个却是跟在韩信后面的刀笔吏，他的最后结局却是做了继萧何之后的宰相，位极人臣，因其“无为而治”的方针而是自己越来越风光，这种对比把死人的申诉与黯淡无光和活人的洒脱和金光闪耀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蕴含其中的对于统治者的不分功与劳，只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喷薄而出。同一个人前后的截然不同：苏秦成名前后其嫂子的言行。这一点虽然有一点《战国策》的味道，但是其中的隐含的批判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那些“戚笑，委蛇”等字眼，把嫂子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丑态用白描的笔法对比得恰到好处。如反问，这一修辞大部分用在论赞议论上面：如在评价留侯张良时用到了“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虽然这里对于神异之事有一个不信又信的过程，但是确实把张良的功劳算在了上天安排上，把对张良的褒奖寓于神却赞其如神是也。如歧义，这一修辞手法在说到万石等人时有了一个清晰地理解。司马迁连用了三次“君子”来形容万石等人，但是这个“君子”却是一个反语，把他们没能坚守节操的行为真正地在微言中倒了出来，其讽刺笔力甚强。
除了这些，司马迁还运用了材料的使用和口吻的转换来达到这种“春秋笔法”的创新的。材料的运用中，他力图通过互文法，相互参照，又更是使用了将不在外功，相不在内管的奇特材料安排，把褒贬都突出表现出来了。见出其运用材料时的匠心独运。如：蔺相如把功立在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上，却没有多描写其出现在协助赵王处理内政的事物上面；而廉颇则是把只闻其名不闻其战，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其负荆请罪勇于承担错误的坦荡荡的胸怀和最后抑郁死于楚地的悲哀。这些材料的运用把蔺相如和廉颇都刻画得唯妙唯肖的，充分地把“将相和”的故事用材料来刻画了一番，流露出了司马迁个人的喜恶之情。口吻的转换出现在论赞中，这转换是不同于《春秋》中一直是史官说教的口吻，而变为既有正面褒贬人物口吻，又出现正反相对的反讽口吻。正面褒贬人物口吻多出现在评价汉朝前的人物身上，而反讽口吻则多出现在当时汉朝人物身上。
这些就是司马迁继承《春秋》的奥义，却是在这基础上打开了的一个全新的境界——“太史公笔法”。他使用了多姿多彩的修辞，独具特色的材料安排和分列的口吻把“春秋笔法”中的微言大义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赋予了其一层更深的褒扬和批判精神。
二
《史记》的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材料使其完成了从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的过渡并得到了出色的运用，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从《尚书》到《左转》，再到《春秋》，虽然这些著作都有朦朦胧胧的写人意识存在，但是却不明显。直到《战国策》中人物的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而被被人誉为“为史传开体”的著作，又被誉为是由简单记事想复杂写人、由编年体的“借事明人”向纪传体的“以人明史”发展的一个桥梁。
但是《战国策》毕竟是桥梁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纪传体。《史记》的出现无疑给真正的纪传体的发展开了一个端。这个端把人作为历史的推动力量来进行刻画，把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变成了一条由各层的风流人物组成的滚滚江流。川流不息，绵延不断。人的发现不无反映了司马迁当时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想的萌发和生长。把上层与下层人民放在历史的同一个平面上来观照，而各有褒贬。尽量避免“为尊者隐，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这也反映了司马迁的这种人文观的实录精神。
这个端的开启也是最巅峰时刻的结束。我们尽管可以认为以人为中心和以事为中心的两种记史的方法是平等的，但是由事到人的记史的转变却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朝着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加真实化，更加形象化的方向发展。
三
自从《史记》诞生以来，二十四史都是以其为宗，拜其为首。其开启了以纪传体写史的时代，每一部正史都是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但是每一部正史都被它的光辉所掩盖。《史记》不仅具有以上两个对史传文学的贡献，它还增加了古代专辑的历史容量、提高了古代传记的审美功能和丰富了古代传记的艺术表现形式等。虽然它也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但是那并非是著作本身的误差。
《史记》开启了一个史传文学的写史时代，刚开启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山。这座高山永远没有其他任何高山可以与之相比高。正是这种无敌最寂寞的心态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永远地载入了史传文学的贡献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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