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新闻监督是鲁迅精神的延续

2011年10月19日 13:19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石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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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但由他们参与的舆论监督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力度和深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03期，作者：石卫岩，原题：《2003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特征浅析》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近年逐渐成为讨论热点。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亚格比，他在80年代末出版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宣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最后一代是20年代出生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①。结合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现状，我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

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集体亮相论政立言，各大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议政局面。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专业知识分子善于利用公共媒体，来展示自己对社会现存问题更深的思考。另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的现状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挂着“学术明星”的名号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着拙劣和不负责任的发言有为商业作秀的；有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的；有远离人间烟火不谙世事的。以上这些都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下文笔者将结合2003年重大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形式、特点、作用及应避免的误区做一一的论述，希望能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后的日子怎样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一些启示。

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几种形式

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但由他们参与的舆论监督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力度和深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舆论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事件未发生，由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预警，并通过各大媒体报道讨论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在“两会”期间，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的“黄宗羲定律”②，使“两会”代表、媒体、学术界纷纷关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该定律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在这场讨论中，“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秦晖教授曾在去年《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指出如今被总理“旧话”重提，表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秦晖教授针砭时弊总结出来的“定律”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预测，这种影响将会随着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而在针对农村的新政中凸显出来。

公众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只是在象牙塔里钻研学术；也不只仅仅是对已出现问题的指责和分析；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学会如何发现潜藏的问题并提出预警，使自己看问题更具前瞻性。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情感和声音通过大众媒体得到释放和表达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有象上文那样形成公共舆论并在约束政府行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才是最为根本的。

事件发生后，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闻事件进行非制度化的参与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拥有新闻自由的公众舆论在每一桩公共政策和重大行政事务上对政府的认同、批评和互动。

这一类事件很多，例如，2003年1月2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隐瞒矿难死亡人数的报道。事情发生是在2002年12月上旬，栏目不断接到观众来电，反映12月2日上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阳泉沟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一些人不让新闻单位报道，也没有如实向社会公布死亡人数，存在严重的瞒报。记者赶往临汾进行调查证实后，进行曝光，引起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并表示将对这起事故彻底查清，严肃处理，把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死者及其家属、对社会有一个严肃的交代（人民网1月17日电）。

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爆炸中的报道人员和非典事件中的蒋彦永医生用他们的行动对“知识分子”的含义进行了最好的诠释。现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种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的人，不“为王者讳”，更不“为稻粱谋”，他们的作为就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当然，在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闻事件非制度参与的过程中，可能面临被打压的危险，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才更让人敬重，给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事件发生后，公共知识分子针对事发原因对政治过程进行制度化参与

所谓制度化参与，即一个体制化的选举和民主制度。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公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在“孙志刚事件”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说明。

今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收容，并被殴打致死（《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严惩。此外，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后，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与胆识在加速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步伐的同时，推动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向纵深发展。

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形式虽不同，但他们表现的精神品质却是相同的。

公共知识分子在新闻舆论监督中表现的共同特征与作用

中国十分需要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维护光明和正义，揭露黑暗和邪恶。面对社会转型期特别严重的腐败和践踏自由、民主、法治的现象，承担监督批判任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以下特征。

具有的丰富学识与道德修养引导舆论更加富有理性、建设性

公共知识分子掌握着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是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精英。知识，是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手段。“孙志刚事件”中上书的法学专家，只有他们才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还有“非典事件”中的蒋彦永医生，引起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担问题讨论的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这些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依仗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领域里具有很高的造诣。这也正是由于他们参与而使舆论引导更富有理性、建设性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孙志刚案件的报道的中，从事件发生到法学专家“公车上书”，再到政府做出反应修改法律条例这一过程，公共知识分子对舆论引导充满理性和建设性，对受害人的同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谴责、对公民权益受到侵犯的愤怒、对法律专家的尊敬、对政府的建议和期待……每种报道角度都合情合理。使社会舆论从开始对涉案者的谩骂和愤怒之情的表达，变成对遣送制度的反思。还有在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中（《南方都市报》9月25日报道），一批关注社会问题和公众权利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推动了黄静个体权利的保护和申诉行动的进程，使该事件从开始的愤怒、声讨发展到对“自侦自鉴”误区的讨论。

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其丰富的学识使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向更富有理性、建设性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具有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使其成为调节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所谓社会责任，指扮演某一角色的个人或角色群体，对构成角色关系的其他角色或角色群体所承担的法律、道德责任及社会义务。社会角色没能按社会角色规定完成社会责任，必须受到一定的制裁。这种制裁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法律责任为强制性制裁的一种。道德责任为非强制性制裁，即角色接受社会的道德评价、实行道德上的自我批评及社会舆论的道德批判。虽为非强制性的，但对维护角色形象和角色人格是至关重要的，也会对角色的自我感觉给予重大打击。

因此，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职业与良心，使得他必须对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写文章，要批评时政，要参与政治变革，这些都是体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和手段。如果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隐瞒矿难死亡人数的事件就不会被暴光，“黄静事件”、“孙志刚事件”也许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正义感与责任感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高尚追求。

由于自身的责任感、荣誉感，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一样都迫切希望国家富裕起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政府越来越乐意听一些学者对于经济、法制、政治方面的建议。例如结合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建设性预警的秦晖教授，从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与责任感出发，在《时代》周刊发表北京“非典”患病情况的证言的蒋彦永医生，还有许多在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却在危机发生时刻，勇敢显露自己的良知。

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在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时，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从2003年新闻舆论监督个案中，我们不难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在监督我党的政治民主进程中起到的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公共知识分子之深入、社会认同之一致、政府反应之迅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期望健康的政治环境，期望越来越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媒介的良性互动。

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使参与舆论监督成为可能

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共问题发表评论除了其具有丰富知识与强烈责任感以外，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是其经济独立。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面临生存的现实压力，既没有空闲也没有机会去关心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事情。而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社会问题。公共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知识将成为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信息社会，知识分子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影响社会，也不必通过行政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是信息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自身的强大，使他们更有条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更有条件对社会持批判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知识分子会有更多的选择。只要有知识，他就可以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位置。

当然，只有经济独立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能保证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思考、自由发表见解的制度条件。在专制条件下，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生存的。现阶段民主制度的健全却为公共知识分子们拥有思想自由和发表见解自由提供了制度条件。

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应避免的误区

“公共知识分子”应加强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从外部环境来说，社会的发展导致公共媒体数量的急剧增加，社会中有许多人们平常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难于应对但现在又急于了解的突发事件，因此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这种热点问题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这样一个急剧扩张的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很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另外，现代学科制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的知识往往相当狭窄，而且要真正有所创新，往往还必须狭窄、极端（所谓学科前沿都是极端的），脱离社会。其次，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品德和智力上分析，良莠不齐。

对于外部环境，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有呼吁和期待，但对于自身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作到：自身的学术水平要让自己有能力发言，学术良知让自己的发言有济于世。

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力求理性大于情感

从“黄静事件”、“孙志刚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需要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揭露黑暗和邪恶，维护光明和正义。面对转型期特别严重的腐败和践踏自由、民主、法制的现象，中国自觉承担批判任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了！“生年不满百，长怀百岁优”，知识分子因为其洞察力而处于权力与真理的摩擦之中，也由此承受着种种精神痛苦，其言论就不免不够冷静和稳重，有不少偏激，笔者认为批判与揭露应在理性的前提下，否则不但言论无济于事，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笔者并不是说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论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舆论的形成是一个意见整和的过程，不同声音的存在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

或许，由于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一些缺点，也许他们在新闻舆论监督中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但他们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必将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社会运转的更好，社会环境更加健康安全。

注释：

①：苏力《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第五期

②：秦晖：《“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报告之分析（四）》，《改革》199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敏芝，南长森.从媒介生态看政治生态[J].《报刊之友》，2003-03.

[2]：曹林.“黄宗羲定律”与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新华网.2003-03-31.

[3]：杨继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剖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2-01-22

[4]：王怡.“非典”疫情中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过程.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08-27

[5]：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01月.

[6]：苏力.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05.

继承鲁迅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能力

2011年10月19日 13:31
来源：杂文选刊 作者：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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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曾经归纳的这四点并不是专门针对杂文，是包括一切体裁的，目的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假、大、空的泥淖。这四点归纳也不一定对，反正是给自己用的，不敢以此来要求别人。若说最重要的创作规律，我想只有一条，那就是独立思考。为名为利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本文摘自：《杂文选刊》，作者：章明，原题：《为名为利 不会有独立思考——章明访谈录》

章明简介

1925年出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1949年参加解放军。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杂文创作委员会主任。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诗集、戏剧集、曲艺作品集等二十余种。出版杂文集《剑花小集》、《当代杂文选粹--章明之卷》等。

记者：您小学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高中时因反抗国民党教官欺压学生而被判刑，大学时参军，能否向读者讲述您所经历的荆棘坎坷，如今回顾那些艰难的岁月，您有着怎样的体悟？

章明：人到老年，衰病交侵，如果说老了也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可能就是自己觉得好像活得明白一点儿了。关于我早年参加解放军的情形，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我有一位同族的七叔，他有个业余爱好是无偿替别人相面。在我上高中那年，他拉住我相了一次面，说：“你将来一定会加入军界。但可惜不能带兵掌印，而只能是军队里的文职佐贰之官。”他说的“军界”，自然就是所谓的“国军”了（当时我们对八路军、新四军都知之甚少）。我说：“您老人家说的我不太信。我最讨厌的就是军界！”我在后方见到的国军几乎全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敲剥商民，鞭挞士兵，强抓壮丁。1945年初春，我读到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有个多年形成的不成文规则：毕业班可以不上早操。而新换的“军事总教官”，一个陆军上校，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一脚踹开了我们寝室大门，高声喊道：“同学的起来！上操去！什么'毕业班不上早操'？乌七八糟，到我这里为止了！”学生们蒙住脑袋不理，总教官喊：“我堂堂的国军上校亲自来请，你们竟敢不听？好吧，我给你们'立正'三分钟，看你起不起。”只听得皮靴“咯”的一声，接着是极其难堪的一阵死寂。总教官又喊了：“我堂堂的国军上校亲自给你们立正，你们不理，这不单是看不起本人，这是看不起国军！好吧，今天先礼后兵。明天我再来！”第二天早上总教官又来了，他抄起寝室门边水缸上的大瓢，舀满一瓢碎冰和冰水，大喊：“同学的起来！今天不和你们讲客气。我叫一二三，你们不起来就请你吃冰淇淋！”他说干就干，掀开一位同学的热被窝，劈头盖脑地将一瓢碎冰和冰水全部灌了下去！那同学偏就是本专区专员的儿子，他跳起来揪住施暴者破口大骂，全班同学也都跳起来破口大骂……总教官威胁校方开除我们班的两个人。开除非同小可，更何况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忍无可忍的同学们终于在一天夜里将总教官包围起来狠揍一顿。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大逮捕，最终将五名班干部全部判处徒刑半年，并且开除学籍。我是文娱委员，在劫难逃。出狱不久日寇投降，许多大学回迁招生，我身无分文，又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不能报名，后来通过半工半读，到名气很大的私立心远中学重上高三，在1946年秋考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我的大学梦圆得也真够荆棘坎坷的，然而我并没有读完四年大学。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眼前顿时一亮。他们步伐齐整，精神昂扬，歌声嘹亮。他们秋毫无犯，露宿广场不入民宅。他们彬彬有礼，婉拒市民们送上的酒水食物还连连道谢。值此政权更迭、大兵入城之际，商店照开，市廛不惊，一派祥和景象。之后接连好几个部队文工团到武汉大学演出，又有好几位部队首长来我校“作报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参军。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深信解放军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那次我校有上千学生抛弃了学业参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回想，这个决定似乎有点儿情绪化，而我这个人生性就是很情绪化，很理想主义，也很容易被人糊弄的。幸而，我参军后几十年的经历证明，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部队虽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几十年来也有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我在职的年头里，没有遇到什么太过分的东西。想起七叔给我相面的事，觉得很好笑，他说的竟是如此“应验”！我这一辈子果然就在“军界”中度过了，而且干的果然是“文职佐贰”的工作。

记者：您参军后长期担任部队文艺部门创作员，这一工作经历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记者：您的创作涵括多种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曲艺作品等，改革开放后主要致力于杂文创作，很想了解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向呢？

章明：正如您说的，我过去接触的文学样式较多，这主要是由于工作需要和报刊邀约，也和自己兴趣太广泛有关，但曹丕说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样样通，难免样样松。不过我从小就深受鲁迅的影响，初中时期就发表过一些杂文。参军以后，我以为杂文无用了，其实不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我国现代杂文第二次鼎盛的时代，也是大批杂文作者涌现的时代。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力激起的大潮，是宽松的文化政策结下的硕果，也是被压抑得太久的志士仁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呐喊。这呐喊和过去志在揭露和推翻旧社会的呐喊不同，是为了给新社会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是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大是大非拨乱反正，是为了新中国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扫除障碍。我躬逢其盛，自然跟着向前冲。现在看来，杂文在那些年是功绩卓著的，今后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目前有些评论家不但不承认这一事实，还无端地贬低杂文，不知所为何来？我十分赞同杂文家罗青山最近发表的《杂文繁荣乃社会之福》（2010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一文的观点，也非常欣赏另一位杂文家鄢烈山斩钉截铁地当面对我说的话：“杂文永远不会过时。”同时，我还衷心地钦佩长期为杂文的出版、传播而不懈努力的《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的办刊同仁，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记者：一部当代杂文的发展史，记载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嬗变，同时也见证着杂文家们的命运沉浮，亦可称一部当代杂文家的罹难史和成长史。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杂文带给您哪些辛酸苦乐？

章明：现在，就在我家门口举办的广州亚运会捷报频传，精彩纷呈，请原谅我不能详细回答了。我只想说一件往事：1980年5月14日，我的一篇杂文《吃运动饭》发表在《羊城晚报》上。一位大人物看了，认为此文犯了天条，必须公开批判，组织笔杆子写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并且加上“今后不再讨论”的按语（也就是不允许我答辩），强令《羊城晚报》刊登了。我的朋友剧作家赵寰仗义执言，不声不响地给当时在广东省担任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反映此事。习书记接信后，当天就亲自给赵寰打电话，说：“章明同志的文章我看了，没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没处理好，责任就由我来负吧。我想过几天开一个会把它谈清楚，到时请你和章明同志都来参加……”事情过去整整二十年了，习书记也已于2002年仙逝。我国有个成语“人亡政息”，如果我现在又写了叫某些人不快的文章遭到不讲理的批判，还有人来替我洗刷吗？

记者：巧妙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是您突出的杂文风格，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幽默元素对您写作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吧？是否也是源自于您的性格呢？

章明：老舍和钱钟书是教我使用幽默笔法的老师，鲁迅也有不少幽默的华章，我想读者是喜欢幽默笔法的。但构成幽默的要素必须是笔下的事物本身就有的，作者可以用归谬法将它彰显出来。为幽默而幽默就近于无聊了，即使写相声、小品也要尽力避免。但目前这一类的东西似乎太多了。

记者：形式的多样使得您的杂文极具新鲜感与可读性，如《拟预言--一九九三年发生的琐事》、《状告鲁迅》、《需要一本〈干部贤文〉》等。您曾讲述过这样的创作理念：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文，包括了杂文的选题、构思、语言等方面，您认为以上四者在一篇杂文中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章明：我曾经归纳的这四点并不是专门针对杂文，是包括一切体裁的，目的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假、大、空的泥淖。这四点归纳也不一定对，反正是给自己用的，不敢以此来要求别人。若说最重要的创作规律，我想只有一条，那就是独立思考。为名为利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记者：您已是耄耋之年，仍未停止创作，并且学会了使用电脑，您的生活应该是十分丰富吧，能否与读者分享？

只要社会不公仍存在 鲁迅杂文就会不断被引用

2011年10月19日 13:40
来源：新快报 作者：陈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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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只要社会不公仍然存在，鲁迅的杂文，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只要生命依旧虚无，鲁迅的散文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灵魂；只要文学还有价值，鲁迅的小说就会一代又一代成为艺术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忘却鲁迅的理由。

本文摘自：新快报，作者：陈壁生，原题：《向权力说真话——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祭》

七十年前，即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停止了呼吸。从这一刻开始，除了先生自己的文字，其余与这个名字相牵连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是那面“民族魂”的旗帜，还是三个“家”的危冠，“主将”、“旗手”的华衮，抑或各种各样的中伤。惟一赋予“鲁迅”这个符号以意义的，只有那些啼血一般的文字。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王实味、胡风、萧军等一大批革命青年曾在他的感召下以笔为旗，向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像徐复观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早年曾受先生影响，而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有着顽强的体认，并由此最终走向反抗国民党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徐复观称为“鲁迅式的儒家”。

而到了“文革”后期，钦定的脸谱最终掩盖不住自由精神的天火，一批知识分子，像钱理群、林贤治，纷纷在思想的煎熬之中，从披着红皮的鲁迅文字中看到勇气和力量。造神时代终结之后，鲁迅虽然被纳入统一的教科书体系与“教授学者之流”的学术话语之中，但是，那些庞杂的术语依然掩盖不了他的文字的火光，甚至文革后出生的民间学者，像范美忠、于仲达、韩立勇等年轻人，也得以拨开政治话语的迷雾与学术话语的荆棘，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独立地认识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对当下的意义，最主要在于他的独立意志与反抗精神。他的生命存在，横亘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呼吸于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他肩住黑暗的闸门，闸门里面是压抑人性的大家族，吃人的礼教，闸门外面是不可知的未来。这种“不可知”终身蛊惑了他，即便他为夏榆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即便他在上海曾为前苏联的变化辩护过，但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希望，没有一条确定的道路。

他深味老社会、旧势力的黑暗，同时怀疑未来或有的光明，对这光明，因为其或有，而催使他如过客般前行，也因为其或无，而催使他做绝望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彻底，在于他既没有坚定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没有豪迈的启蒙理性，他始终在怀疑，在批判，在反抗———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在鲁迅这里，已经由政治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精神的层面。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左派”和“右派”，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但是，有了鲁迅，“左派”得以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坐标，正如有了写人权系列文章时期的胡适，“右派”建立起了一个坐标一样。鲁迅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这个社会纷无杂乱的问题不会有单一的解决方式，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底层的立场，向权力说真话，对权力做出批判。

七十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鲁迅那里得到精神的慰籍。在这七十年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常常显出精神的荒寒，也曾有过持续的无望。但是，他的存在，除了总是让一部分人不快，也总是让一部分人温暖。只要社会不公仍然存在，鲁迅的杂文，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只要生命依旧虚无，鲁迅的散文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灵魂；只要文学还有价值，鲁迅的小说就会一代又一代成为艺术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忘却鲁迅的理由。

鲁迅教科书作品选择争议不断 "战士思想"如何传承

2011-10-19 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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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9月25日是鲁迅129周年诞辰。鲁迅虽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但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选择鲁迅文章的内容和篇目，近些年来一直存在争议，而且教科书中每次篇目的增减，都会引起不小的关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作品进入中小学教材？中小学教师应该怎样解读鲁迅？透过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历史流变，在明晰了鲁迅作品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后，我们或许能更准确地把握鲁迅作品里的人物和思想。

回眸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家作品，似乎未必能排列出一份很长的名单。然而，无论这份名单或长或短，鲁迅作品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湖南省湘南学院吴小鸥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同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最强烈而深刻的现代意识的启蒙主义者。他一篇篇风格独特的作品里包含着始终如一的以主体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与世界现代性思潮相通又具有中国特质。在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在70-80年代人们对“文革政治”利用鲁迅的回顾中，在新旧世纪之交国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和国内一些社会因素的刺激中，都曾有人对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表示怀疑，直至今日，争论仍在进行中。

不同时期的人们似乎都以“‘时代’变了”作为质疑鲁迅作品是否还有价值的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重负的国家，虽然近100多年来，在实现民族复兴艰难而坚毅的跋涉中，“器物”和“制度”都取得了一定的现代化，但从人的现代性素质来看，自晚清到现在，我们还与鲁迅同处在一个“启蒙”之中，鲁迅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鲁迅作品仍然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照见我们所存在的缺失。

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作品不断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随着新中国对国民意识形态的规整与重塑，鲁迅作品逐渐受到高度的关注。

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作品不断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中就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由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的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1册有鲁迅翻译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第4册有《孔乙己》等。此后，国统区一些影响较大的教科书收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有20多篇，如散文《秋夜》、《雪》、《风筝》等。当时，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如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鸭的喜剧》、《非攻》，散文《风筝》，杂文《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比例并没有突然增加，但随着新中国政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规整与重塑，鲁迅作品受到高度的关注，如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这样的说明：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

此后几十年，鲁迅作品教学基本限定在这样的阐释体系中，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圣人形象从此在中学师生心目中树立起来，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有30多篇。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从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近30篇，时代性、政治性强的杂文有所减少。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各种版本教科书的主要入选对象。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维持在15篇左右。

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个人“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

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业绩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作品展现出来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人格感性的独特把握上。鲁迅先生在留日生涯中就对国民性问题高度关注，据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在弘文学院，他们常常谈到3个相连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

正像他的学名树人所暗喻的那样，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是要他们克服“麻木的神情”，使他们“改变精神”。于是，鲁迅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个人“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心理感觉层面的问题不解决，理性觉悟就是一句空话。显然，鲁迅的这种文学选择在力倡人道主义“血和泪”的“五四”时期是极为深刻而独特的，而这深刻和独特应归因于鲁迅对“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所谓“自觉至，个性张”，鲁迅吁求的“自觉”更主要地体现在心理感知的意义上，在人与我的空间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便是现代人起码的现实感知方法，是发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必要前提。于是，在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灵敏的自觉。《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自己的处境、前途就有着极清醒的心理自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狂人的心理是多么正常，他们那看似变态的精神委实是“自觉”的结果。

从边区教科书开始，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几乎都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且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在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是处于非常态的。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伟大的复兴时期，启蒙人的现代性，是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如何利用鲁迅作品中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引领，是教科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问题。

首先，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关注鲁迅作品的梦想与激情意义。教科书总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中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仅仅在最初时期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如显示白话文创作的实绩，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然而，从边区教科书开始，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几乎都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且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在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是处于非常态的，从而导致教学中有些紧迫、匆促甚而慌乱。所以，启蒙一定要恢复鲁迅作品中对自身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寻找鲁迅作品普遍价值的根据。

其次，从伦理社会到市民社会，关注鲁迅作品的自由主义精神气质。众所周知，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以前中国形成的是封建专制的伦理社会。鲁迅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这表现了鲁迅对伦理社会的焦虑。市民社会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其现代性的基本品格是自治和自主。鲁迅作品强调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思想宽容、人格独立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价值的思想体系，市民社会“显山露水”，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同时，鲁迅作品中强调作为原子式的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以及作为抽象的人的独立与价值，即个人本身就具有终极性价值。

再其次，从理性启蒙到感性启蒙，关注鲁迅作品纯真质朴的儿童情结。鲁迅先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留给世界一个斗士的背影，他给人的感觉是冷峻的、犀利的。然而，鲁迅毕竟不是天生的战士，他自有温情的一面，像战士一样在未散尽的硝烟中遥想和平。鲁迅作品注意到情绪冲动对认知的重要性，情感与趣味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于是蕴含其中的浪漫的感性启蒙是鲁迅作品不可或缺的一翼。

“鲁迅是超前的，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20世纪，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纪，属于未来。”回眸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家作品，似乎未必能排列出一份很长的名单。然而，无论这份名单或长或短，鲁迅作品永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只有教科书的启蒙使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感受到经典的不同魅力，这样才会让儿童获得心灵和精神的慰藉，让他们在品读语言文字时，将经典中的形象留下、情感留下，更为重要的是将对生活、对语文的兴趣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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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概览

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是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25篇。

当时，边区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笔者见到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审定、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1948年3版）第1册30篇课文中有3篇鲁迅作品，分别是《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想象的愚蠢》、《给颜黎明的信》、《一件小事》。

●1949年-1966年

有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所选入的鲁迅作品有31篇，实际上并不止这些。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作品选目如下：

散文：《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11篇；

杂文：《〈呐喊〉自序》、《灯下漫笔》等14篇；

诗歌：《自题小像》、《自嘲》、《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1966年-1976年

有研究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指出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在之后的版本中，陆续出现了《论“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鲁迅作品。

●1977年-20世纪90年代初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28篇，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5篇为首次入选。90年代中期以后，又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政论性强的杂文。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主要是对“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