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一流夫君三流妻:1956：布达佩斯的眼泪在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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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2 17: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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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环境以及国际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1]“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们的航船翻覆在时代的波涛里，人民的海洋中。借鉴他们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是为了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深刻认识资本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关键词】苏联东欧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党的执政地位
【作者简介】蔡国江，1956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助理、副编审。（北京100017）
原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
从前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首先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到原苏联、东欧国家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相继丧失政权，他们的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地走了40年。回顾这些国家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导致共产党纷纷倒台？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深层次思考，总结他们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的出发点。正如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3]
一、上个世纪原苏联、东欧曾出现了四次社会改革浪潮
（一）第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前南斯拉夫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随后，原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前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最早的国家，他们首先感受到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经济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变形现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体制僵硬，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者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很不在乎，造成产品质量低劣而且品种单调。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劳动成果相脱节，盈利与否与劳动者本人毫不相干，旷工、浪费等不良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同南斯拉夫多民族的共同体结构发生了冲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常常是偏向一些民族而损害另一些民族。这种体制还导致官僚主义。另外，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共排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4]。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加上国内自然灾害严重，把南斯拉夫推到了极其险恶的处境之中。别无选择，铁托坚定地表示：“探索我们的道路”。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的抉择。
1950年实施的改革，效果还是显著的。从1953年起，前南斯拉夫开始摆脱停滞状态。但是，自治制度也带来不少问题，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滋长起来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这些矛盾和问题，又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也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促使苏共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传统体制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于是，原“苏联的改？quot；也开始了。
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改革是：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定期举行中央全会，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健全法制，国家安全部门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逮捕人要经检察长批准，判决要由法院做出；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将国家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移交社会团体行使；干部实行轮换制和任期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改革是：扩大集体农庄的经营自主权，取消义务交售制，改行农产品收购制，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和建筑业实行的是部门管理原则，即”条条“管理。当时苏联认为，部门管理原则符合社会分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实行统一的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但是从实践来看，部门管理原则有它的缺点。第一，部门管理容易造成部门壁垒，使得跨部门问题难以解决。第二，部门管理原则削弱和破坏了同一经济区的不同部门所辖企业之间的正常的横向联系，妨碍地方发挥领导经济工作的主动精神和利用当地潜力的积极性，使得各个经济区，各州的经济难以综合发展。第三，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企业很难实现具体而有效的领导。部门的机构臃肿，干部从远离生产现场的首都指挥企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针对这些弊病，赫鲁晓夫提出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改组的基本原则是将部门管理模式改为地区管理模式，取消部门管理体制，实行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
这次改组对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同一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协作，建立各部门共同使用的产品生产和修理单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也随之滋长起来，中央集中统一的指挥失灵了。为了消除混乱，赫鲁晓夫提出改组党组织。将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一分为二，用”建立工业党组和农业党组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6]其结果事与愿违。统一的党组织被分割为两部分，不仅没有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形成政出多门。按生产原则改组的党的机关，加重了党政不分，造成党组织频繁干涉政府的经济活动，使已经混乱的国民经济更加混乱。因此，这次改组是不成功的改革，是一次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
这一时期，波兰和匈牙利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也采取了类似原苏联的改革措施。
（二）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是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
原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由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领导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工业中进行。柯西金改革与赫鲁晓夫改革有很大不同，这次改革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首先是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主要表现在1962年9月开始的围绕《计划、利润、奖金》[7]一文进行的所谓”叶·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其次是在莫斯科等城市选择若干企业进行新的计划制度、经济刺激方法的试点。第三，在学者、经济工作者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综合的改革方案。柯西金的改革着眼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柯西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旧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它把经济方法引进经济管理，加强经济杠杆的激励作用，同时切实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并努力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缺乏内在动力和活力的问题。但是柯西金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框，局部改革的成果很快就被传统体制扼杀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在196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内容有三：一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实行全面改革；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三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可惜这场改革没进行多久，就葬送在苏军的坦克之下。
（三）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在原苏联、东欧诸国家中，以波兰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波兰的这次改革是发人深省的。当年爆发“波兹南事件”[8]，人民拥戴哥穆尔卡上台改革，而到了1970年“12月危机”[9]，则因为他的倒退而被人民赶下台。临危受命的盖莱克开始了波兰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成立的大型经济组织--联合公司。除出口、国内市场供货额、投资最高限额这三项指标外，国家取消了向企业下达的其他所有指令性指标，并首次废除了中央规定企业工资基金定额的作法，由联合公司充当扩大再生产的组织者。这同以往那种由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了解甚少、往往下达主观主义色彩很浓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主管部直接管理企业的老办法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改革者的良好愿望却被当时过热的经济环境无情地毁灭了。被短暂的“顺利成功”局面所陶醉的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盖莱克和时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的雅罗谢维奇领导集团，制订了“高速度、高投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思路是：通过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利用外资来加紧投资的办法，克服60年代后期的经济停滞，加速经济的发展，力图在短短的几年内“再建成一个波兰”[10]。在这种好大喜功的思想支配下，各级领导热衷于一再拔高增长速度。显然，这种高速度缺乏坚实、稳固的物质基础，难以为继。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诸银行向波兰贷款的条件也趋于苛刻，利率在几年之内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加上前一时期以来从西方引进的大批设备因种种始料未及的原因而无法成龙配套，更不能形成预计的生产能力，高速度即变为无源之水。人民的生活水平猛然下跌，使得人民对改革失去热情，对政府产生不满。时至1980年，过热的经济环境诱发或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酿成了一场全国性动乱。
（四）20世纪80年代，原苏联、东欧掀起了第4次改革浪潮。
与以往3次不同，这次改革一是声势大，改革成为原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的中心课题；二是改革由局部转为全面，政治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三是在改革过程中，旧的矛盾不断暴露、激化，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四是西方国家介入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日益突出。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在1985年3月接任总书记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七大以来，在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主要是：“允许发展合作经营和个体经营，认为这是对集中的计划体系的补充，明确地允许企业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走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之路。”[11]但是，由于缺乏通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坚定不移的果断行动，经济改革的推行和新的经营机制的建立出现了严重的间断。行政命令体制一方面适应着改革的某些需要，一方面继续束缚经济的发展。庞大的管理机构抵制推行经济核算及其他进步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坐享其成心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仍未克服。政治上则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结果，便导致苏共逐渐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12]
与此同时，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在政治领域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总括起来，这些国家的变化是：政治上交出党的领导权成立新的政党，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发展。
二、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经验教训的反思
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需要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经验教训。如何看待这些经验教训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升华呢？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第二，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各项改革；第三，结合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发展过程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联系的对比中总结经验。我们在反思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必须依据这些基本原则。
（一）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
1.赫鲁晓夫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分权问题。
第一，把部门管理变为地方管理，实质上这种权力下放只是行政性分权，它是在保持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总框架下，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中分权，依然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用经济杠杆，协调利益关系来引导企业的经营。这种做法，虽在短时间内对地方和部门有利，但它会导致市场割据和保护主义盛行，会严重阻碍各地方、各部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造成地区间、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到头来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权力下放，要从行政性分权为主转变为经济性分权为主，即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次划分经济权力。宏观经济的控制权必须集中在中央，包括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外汇收支三个总量，由全国集中统一协调。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调整、稳定经济和收入再分配的职责。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分担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规划和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并分担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职责。生产经营决策权则应落实到企业。
尽管赫鲁晓夫改革的具体路子没有抓住要害，因而失败了。但这次改革打破了原有体制完善无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进行改革，探索更好改革的途径。这对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的说来，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拓意义大于实效。
2.20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框框，因而导致失败。主要教训有：
第一，1965年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改进，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使得旧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把它掩盖，拖延和积累下来，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这导致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目标的局限性，是1965年改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原苏联1965年改革之所以没有能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而且连已经确定的对原有体制的许多改进措施也没有能付诸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抛弃老一套的思维模式，固守陈旧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例如，把商品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从而使得柯西金在1965年提出的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制不能实现。由于不承认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完全经济核算制也就无法贯彻。
第三，孤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改革，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淹没在官僚主义之中。
第四，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也是柯西金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65年的改革中，原苏联从计划经济的逻辑出发，先从中央机关一级讨论计划和管理问题，然后层层贯彻，结果新的条例和建议传到企业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了，最高层把一切都垄断起来，企业什么也得不到。然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这一级实际上一直未能真正展开改革过程，必然使得改革不能深入人心和合乎逻辑地进行到底。
第五，改革的措施缺乏必要的综合性、配套性。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是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必然涉及其他领域，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必须综合地、配套地进行。
3.前南斯拉夫改革受挫的教训主要有：
第一，前南斯拉夫针对原有的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经济的体制弊病，提出了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的理论，要求国家把经济管理权逐步而且最终是彻底地下放给企业，企业实行自治，经济管理彻底分权化。它忽视了经济管理的下列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来协调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为微观经济的经营活动创造正常条件。前南斯拉夫在放弃经济管理的同时，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取代国家担任这种社会中心的职能，结果宏观经济失去控制。
第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很深。进行改革时，南联邦政府给了“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13]很大权力。除了行政权力，还有宏观调控权，包括财政收支、货币收支和外汇收支这些总量的调控权也分散了。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又不把中央下放的权力再下放到企业，结果就产生了“多中心国家主义”，一个国家主义变成了八个国家主义，从排斥市场的旧体制发展成为八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想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这就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花费巨额投资建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从而加深了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更严重的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都大举外债，而把还债的义务推给联邦。结果外债总额急剧上升，巨额外债成为南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第三，前南斯拉夫批判了国家所有制，认为它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他们根据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提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级形式，把社会所有制作为整个经济体制的基础。所谓社会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既不归国家所有，也不归集体或个人所有，而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质是一种“非所有制”，消除财产的垄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愿地完全地从社会利益出发来支配社会财富。超前地建立“理想的”社会所有制，必然导致变形：出现“集团资本主义”倾向，企业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一个机构代表来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企业在职职工，他本身是不确定的，是不断流动的（调动、离职、退休）。因此，生产资料的主人是不确定的。每个人想的是他还在这个单位的时候，即作为所有者一分子的时候，先把利益拿到手。因而自治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不愿多投资，愿意分现利。因为拿去投资，虽然是集体的，但当时拿不到利益。投资则从银行借钱，而且投资要尽量把设备搞得先进些。设备先进，雇的人就少，分的份额就大。前南斯拉夫失业增加，消费超前，需求膨胀，都和这种体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和基本目的。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而是把已经确定下来的政治原则、理论原则贯彻到底作为改革的目标，必然使改革走上邪路。二是改革必须全面地体现现代化大生产对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片面性。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经济体制应该既能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又能发挥微观经济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问题在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制始终限于片面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种片面性：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企业的积极性，强调计划，否定市场的作用。改革以后则陷入另一种片面性：只讲市场，不讲计划，只讲微观经济的动力，不讲宏观经济的平衡，只讲主观精神，不讲协调等。前南斯拉夫出现的问题不能说明不应该改革，而是证明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对的，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选择正确的目标模式。如果这方面有偏差，经济运动机制将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二）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
1.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思路是：企图在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来更快地更为有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既然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自然也能作用于政治。事实正是这样：由于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几乎没有什么成效，通货膨胀加剧，商品依旧奇缺，经济改革没能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果政治改革也搞不好。戈尔巴乔夫后来对政治体制实行的所？quot；根本改革“，”实际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14]。不仅如此，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和敌视社会主义分子还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分裂，摆脱党的领导。原苏联国内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与经济改革相配合造成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
2.20世纪80年代东欧局势演变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
（1）东欧发生的事情，就性质而言已不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变。反对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这些国家纷纷得手，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国家从提出政治多元化到鼓吹多党制，再到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在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路上越走越远。它们从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搞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2）东欧局势告诉我们，对反社会主义势力必须提高警惕，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波兰当时局势的演变，最充分地说明，对团结工会的姑息迁就，步步退让，只会使得反对派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最后导致自己执政地位的丧失。
（3）东欧局势的动荡，也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是西方和演变战略推行的结果。实践说明，对西方的阴谋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国际压力要坚决顶住，对怀有政治目的的利诱要当心。
（4）东欧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首先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在内外压力面前，不是态度坚决，而是软弱无力，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发生争斗分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多党制和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两大问题上发生争论，最后导致党的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苏联出兵问题上爆发争论，导致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和继任总书记雅克什等主要领导人下台。罗马尼亚则是因为领导人反对改革，在国内又实行家族统治，独断专行，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在邻国风云剧变的形势下，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家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东欧一些国家经济未搞好，改革有失误，也是导致动荡的重要原因。
（5）东欧局势的演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有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改革开放，在改革的旗号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性质。我们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改革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6）东欧局势的变化说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能否保持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我们党要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quot；第一，必须是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6]只有这样党才有可能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3.原苏联、东欧的政治改革表明，在政治改革的实施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1）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国家提出政治改革，都是从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的。大家都看到在高度集权和行政化的传统体制下，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是，近年来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向人们提出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政治改革的进程必须同经济改革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相适应。特别是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更要慎重，稳中求进。这就是说，更要注意在坚持和维护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政治改革的措施和步骤也必须以经济为中心，紧密结合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
（2）民主政治与安定团结的关系。民主政治与安定团结，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民主本意中就包涵了法制秩序。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它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和基本稳定的政局。如果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和潜在的危机，也就提不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产生任何冲击和震动，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从全局上说，只能在保持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才能有效推进。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1）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分歧，是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基础的。人民群众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2）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自我完善，党和国家机关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新旧体制的转换是在同一机体内进行的。如果民主的期望值过高，或者采取的是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方式，那么，现在的政治结构就承受不起，领导改革、控制全局的权威就会削弱，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动乱的结果，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或者是改革成果的丧失和向旧体制的倒退，或者是沉渣浮起，敌对分子得逞，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改革社会主义。
（3）民主政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改革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因此，全社会必须有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奋斗目标，万众一心，共同努力。放松了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警惕，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在全体人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导致了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否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
（4）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与其他措施配套实施的关系。各国刚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时，往往是”零敲碎打“，缺少总体设计。一实践，就发现政治体制的各个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改革需要配套实施。在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确定战略重点和近期目标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在改革中把着眼点放在什么问题上，选择什么问题作为战略重点，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和成败。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重点放在实行公开性，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提高群众的参政意识，扩大民主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上；有的则忙于同反对派谈判，实行多党制；有的旨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使民主政治制度化。从已有的经验看，从实践的一些结果看，在政治改革的初期阶段，以战略的重点放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上更为重要，也更为稳妥。党组织、政权机关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活动和相互关系制度化了，有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决策和执行有一套规范和程序，就能够在保证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切实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改革中另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由于过去的僵化体制和政策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积淀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在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中，这些社会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甚至变得更严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垂死的迹象，相反地，在平稳地发展着。于是，相当部分的人便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对搞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借此攻击共产党人，企图将共产党赶下政治舞台。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客观、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进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社会主义一定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长期存在宣传上的片面性，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文明程度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出一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科学技术和生活水平的许多方面，都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
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应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他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所奠定的使生产和科学、人类和各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的基础上，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才是可行的。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了个人财富，尽管与此同时对财富的需要主要是以异化的方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没有这种个人所需要的财富和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财富，高度文明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中直接产生的。而是从对革命理论的研究中，从历史地实践革命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政治领域及其主要因素--国家，在革命中起着首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回事，在这些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其最终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又是一回事。因此，当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处在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这并不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quot；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的人民呢？”[17]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能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
对于资本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只知道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给人造成的错觉是：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末日就在眼前。而当资本主义不但垂而不死，而且还在平稳发展时，相当一部分人便疑虑重重，对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产生动摇。因此，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
简要地分析一下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看不到经过一定的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可能容纳比原有的更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当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因而时常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但是历史表明，存在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就不能有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某些危机也并不一定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2）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性，把竞争、市场机制这些东西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应该看到，对经济发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并不否认经济发展中的某些自发性。相反要承认自发性的存在，并且在指导经济发展时要以自发性为基础，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而且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控制能力。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些有效做法，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还有诸如“社会财富的分配”、“国际经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
所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家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借鉴原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使我们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少走弯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幸福、富强的道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注释：
[1]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载《人民日报》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3]《人民日报》
[4]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49页。
[5]《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页。
[6]详见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第550-551页。
[7][苏]《真理报》
[8]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后，东欧各国受到很大冲击。
[9]详见王逸舟等著《波兰危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206页。
[10]同上，第225-237页。
[11]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米？伊？科金：《风雨兼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1页。
[12]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13]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6个共和国以及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
[14]前引书“《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1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匈牙利改革失败原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联系起来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 作者：Imre Tara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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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政治体系中缺乏变化。以前的改革之所以夭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有联系起来。而废除了中央控制的指令性经济体系，就割断了它与集权化政治体系的联系。但由于企业领导人的任命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企业宣布了自治，也无法在经济思维和生产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绝大多数经济政策决策还是根据短期的政治目的而制订的，而且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制约。
本文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1991年3月号，作者：（匈牙利国家银行第一副总裁）Imre Tarafas，原题：《匈牙利的改革：历史与现状》
匈牙利进行政策改革的首次尝试可以追溯到5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们在1953年和1956年形成的两次政治上宽松的浪潮后，试图实现其改变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主张。但他们所实现的仅仅是减轻最严重的扭曲所产生的影响。但由于此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治气候恶化，致使匈牙利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变革。
在进行了几年政治、学术和组织机构的准备工作之后，匈牙利于
尽管如此，1968年改革的思想还是无法从匈牙利公众的头脑中彻底消失。匈牙利逐步地摆脱了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这种相对的自由使匈牙利人民在几乎20年中，享有比它的绝大多数东欧邻国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匈牙利的经济情况也要好一些，但还是存在许多经济问题。
1973—1974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应能使匈牙利进一步对经济项目孰先孰后进行彻底的重新安排，但这个工作并没有进行。相反，政府决定用减缓人口压力的方法来应付油价的上涨，并且在不改变生产结构和压缩需求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借贷来维持预算补贴，以此来应付贸易条件的恶化。在这个阶段，匈牙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外债也增加了。到1978年，领导集团意识到，外债积聚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他们不是再次进行改革来拯救经济，而是削减来自可兑换货币地区的进口，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鼓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恶化的速度降下来了，但效率和盈利能力却没有随之改善。
到80年代，改革的浪潮重新掀起，这次改革的内容包括价格改革（把国内市场的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联系起来），新颁布的各类企业破产法，双轨制的银行体系（即一家中央银行和多家商业银行），以及一部新制订的公司法。但到了80年代的后5年，领导集团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改良原有的体系，而应进行彻底的改革。今天，我们不再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不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宣传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它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与西欧目前实行的制度一致。
以前的改革
以前的改革既不全面也不是全力以赴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政治上的妥协或在改革方案的不同方面缺乏统一协调，以前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匈牙利经济的功能。例如，1968年的改革重点是建立货物与劳务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因为资本所有制和投机收入据信有悖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性质。中央指令性制度——尽管采取了某些间接的形式——在许多项投资中仍占主导地位，进而影响了结构性的发展，企业组织过分集中的和垄断性的制度也产生了这种影响。改革的具体措施没有构成一种连贯的和紧凑的制度。所有这些改革从未冲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绊，因此这些改革通常都夭折了。
所有权问题——市场经济的核心——被忽视了。就国营部门来说，企业的自治机关和职能部已被证明完全没有能力代表国家作为所有者出现。就合作社而言，社员的所有权受到政治机构干预的严重制约。以前的改革没有直接解决所有权这个问题，只是对小型私营工业企业和贸易活动作了某些让步，对合作社农民主要在庭院中进行的私人农业生产也有所放宽。当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源于忽视个人利益而产生的经济弊病。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直到最近才找到解决怎样在国民经济的各个层次上创造和鼓励个人利益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平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直根深蒂固。几代人都是本着一种信念成长起来的，即平均主义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
根本的改革应能确立私有制的主导地位，但也将威胁到政治权力。基于这些原因，以前由于创造了自我利益而产生的效率与鼓励措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权力变更的牺牲品。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负责人的选用及其表现是另一个根本问题。虽然从原则上讲，负责人的选用标准应当是管理才干，但与遵循市场规律相比，他对落实上级的指示更感兴趣。不象私营企业的业主，国营企业负责人对需求或对未来都不甚敏感，也不可能对技术开发和市场调研有兴趣，倒是更热衷于提高工资，来改善工人与他的关系，而不是为企业，进而为国家积累财富。
经互会的主导地位。经互会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巨大的垄断市场在产品质量和交货速度方面不象西方市场那么严格。这使供货企业颇感惬意。结果，匈牙利的生产结构一直未加变动，经互会与西方经济体系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扩大了。
匈牙利与经互会国家贸易的迅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间接地削弱了它的竞争性，而且也使匈牙利向西方出口工业品的努力付诸东流。在经互会贸易体制中，绝大多数交易都受到政府的影响。一旦政府间的协议达成，有关公司就会向各自的政府要求照顾。他们申请补贴、优惠贷款和其他形式的帮助，将这些作为履行政府间义务的前提条件。这就基本上排除了市场的因素在企业的经营中有所体现的可能性。
政治体系中缺乏变化。以前的改革之所以夭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有联系起来。而废除了中央控制的指令性经济体系，就割断了它与集权化政治体系的联系。但由于企业领导人的任命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企业宣布了自治，也无法在经济思维和生产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绝大多数经济政策决策还是根据短期的政治目的而制订的，而且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制约。
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动力和必然性。因此，当局通常认为，改革是对社会缺陷的承认，他们总是试图把改革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很清楚，只要对经济事务的决策和企业负责人的任命还具有政治色彩，经济效益就是一句空话。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政府和党内的官僚执掌着大权，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具体的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懂得很少。
社会主义的所谓“真实价值”，如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人身安全和全员就业等，也产生了不少虚假价值，如为某些基本食品和服务项目人为地制订低价，还有低廉的房租等。这导致了商品和住房的短缺，导致了对现有住房的忽视和住房的破旧不堪。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变需要冲破意识形态的禁区，例如，只有体力和智力劳动才是道德的，而经商和办企业最多也只是些不可靠的行当，至于资本收益，则干脆就是不道德的。所有这些，在过去的40年中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东欧知识分子觉醒拒绝面包换自由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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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作者：金雁，原题：《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二等欧洲”（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使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取缔了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的84%、罗马尼亚的85%、保加利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被以这样的罪名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房屋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20世纪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户人家就拥有4台电视机，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各国执政党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顺从，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期间，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闻名。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来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各国执政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它们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它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它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许多官员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则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享受来消弭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无忧，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为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的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是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还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国民（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说明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只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由知识分子“自我遗忘”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基础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无疑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见”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和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知识界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后，执政者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收买与严打”并行政策分化了知识界的整体，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经济问题。在遭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波兰和在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的代表。但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的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的群众性阶级诉苦宣传中无地自容，纷纷以自我贬低以求得到接纳。
在“人民民主”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明摆着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但很快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变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他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切斯拉夫·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249页）。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防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也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首先是人们的无奈与冷漠，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要求他们的只能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抗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转引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531页）。一般来讲，从有道德有责任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和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牺牲一个是享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人，就能很快适应现状并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这时人们就容易出现了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就能得到精神升华，便可以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克莱尔·科西克：《现代危机，道德辩证法》巴黎2003年，114）里，几乎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对自己周围提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质疑，明哲保身更要紧，这时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慎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道德感被遗忘或沉睡。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过上小康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
其次是执行者阶层的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执行者“丧失人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巴黎2002年，52页）。这种社会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对自身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有过的追求。不只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会促成这些手段，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这些残暴行为也许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是机械地贯彻命令，“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56页），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不道德性产生的矛盾。在社会道德的畸变过程中，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中央政策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时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欧的思想界回答说，首先是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服从权力、“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东欧的思想家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执政党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380页）。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个人解放”（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165页）。从古希腊以来，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民族、国家、政党的集体认同并不意味着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具有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而是应确保它能够运用一切方式的意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由属于每一个人。”
东欧在结束“人民民主阶段”以后，集体利益与民主追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强制与约束越是加强，社会的恐惧感就会增加，恐惧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缚与强制就会进一步加强，告密者俯拾皆是，只能说明道德沦丧在整个社会蔓延，最后只剩下一些奴性，本来最深刻的欧洲文明变成了被集权者一手遮天的强制社会。那种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辞只会导致人们完全丧失判断能力。解决办法是倡导“人类尊严的革命”，要重建对被忽视或轻视的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东西真正落实下来，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纠葛，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强盛与多元的社会并不矛盾，要丰满社会的功能，削弱无处不插手的国家权力。让人们明白，产生危害来源的是国家，并不是个人。唯一现实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争取”。哈维尔提出，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结束个体服从权力的局面，人们才能从“面包时代”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破解社会冷漠化的第一步是“还原真实”。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科西克说：真实性要求我们完成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使人类走出危机”。“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缩，即使有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文学家要回到欧洲传统上来，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每个人承担应担当的责任，解决办法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
其次是“道德现实主义的重建”。知识界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让精神再次腾飞。匈牙利的毕波说：“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在于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在于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他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我们在过去历史中的责任》。他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体都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错”而推卸个人的责任，个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动不是源自魔鬼的决定，“而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断力的人做出的行为”，虽然不指望这些个人承担起责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要勇于承担个体的责任，这个群体必须要寻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担起他们认为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的责任。要唤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质问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气面对个人行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人人都选择了装聋作哑，实际上就是参与者、就是纵容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建构者。我们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为者也是制度的建设者。社会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个当事者都以官僚体制与个体无关作为借口，国家机器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自保心理，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质的享受、便利的条件与奢侈的追求——而放纵恶行甚至落为帮凶。对他人的暴力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使暴力变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浑水摸鱼的局面，要把历史化解为每个个人。比如，对纳粹的不妥协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是有关联的，这里面关键性的环节就在于个人责任建立与缺失。要解读纳粹的噩梦和斯大林的狂暴，不能仅仅归于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特产，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问题。匈牙利曾有所谓的历史“净化论者”认为，如果从挽救国家荣誉出发，妄图自行免除二战中灾难的责任（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是法西斯的仆从国），那么斯大林的大屠杀“也就被掩盖在一个奥维尔式的历史黑洞中了”（兰道夫·L·布拉汉诺：《对历史进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与大屠杀》，《现代》杂志，《东欧，不可能的回忆》1999年，11-12月，128页）。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注定这个民族以后仍将要为类似的“磨难”买单，说明在一次次的灾难过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层面带来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识中。具体到操作层面的方式：要动用社会文化价值倾向来扬善惩恶，对那些有良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当权者，要帮助和提醒他们能够更加人性和有更开阔的眼界，对那些醉心权术的恶人，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这种人恶名远扬，不可能再入政坛，防止奸佞小人达到个人目的。恶人和善人都不能掩盖在历史的背后，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在回归道德的问题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过去我们特别怕被说成是“一小撮”，怕脱离民众怕孤立，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是一小撮，我们只代表自己！我们要允许人们胆怯，允许人们自私，每个人都有选择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德国诗人海涅150多年前就说过，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我们这些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检察官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婴儿。在社会上杀死思想婴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积极的少数派来说，只能从个人角度提倡传教士般的“献身精神”，放弃物质的诱惑。因为自由不像经济发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的富裕，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注定有一部分人要当圣徒，这个过程中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从个人角度提倡“献身精神”就尤为重要。
简单地反思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已经不够了，需要一批具有传教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具体的行动。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这种人因为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所以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道德缺失与恐惧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丧失灵魂以后便只剩下躯壳，而且他们常常为之担忧，只有那些灵魂尚在的人才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恐惧是源自内心而非外部环境，让外部的侵扰侵占自己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恐惧。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完整的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他们可以战胜恐惧，同时也永远置于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倡导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以隐修院的禁欲精神抵制物质的诱惑。他们呼吁说，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复苏，拯救人类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受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摆脱过去知识分子只讲道德不谈经济的局面，打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人为区别的划分。首先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团结工会的前期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大力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工人自卫，为未来的反对派运动开了一好头。第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乔治·康德拉说，“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上赶下来，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态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够树立起道德形象。由于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权力所展现出来的逻辑是会把所有人都腐蚀掉的。
永远在体制外为不完善的社会努力，为普世价值作贡献才不违背他们的初衷。
“回到哲学中去”
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唬人”。这是捷克人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开国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的哲学家，而捷克曾是“欧洲精神文化的重镇”。地理位置靠北的波兰人较少提到“重返欧洲”，他们不像捷克人那样把自己与欧洲思想传承的渊源关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所说的哲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中说的“哲学”并非深奥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种人格魅力，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的形而上可以与日常的物质化状态保持距离，使个体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在获得释放的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第二层意思中的“哲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具有可质问性和开放的体系；二是他们是在提醒世人，东欧曾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希腊哲学——相联。由于对近代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物欲横流的西欧的反感，东欧知识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从古典时代寻找资源。欧洲朦胧而遥远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他们说自己是欧洲的孩子，在这片经历过纳粹与苏联体制的土地上，他们应该成为光明的开端。在芸芸众生自我麻醉在“面包时代”，作为欧洲的遗产的继承人，人类能够作为个体重获自我，绝大多数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在“面包时代”。欧洲本来就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现在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精神是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觉醒的意识是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
1970年代开始匈牙利大举举债 负债率全欧洲第一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阚思静 刘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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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75年的“十一大”上，大会又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并提出了10-15年内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时间表。1988年的“十三大”上，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社工党依然不切实际地提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试图以此摆脱矛盾。结果为了达到高指标，继续增加外债，耗尽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本文摘自：《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作者：阚思静 刘邦义，出版：当代世界出版社
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苏东剧变距今已整整10年，东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对东欧剧变的原因仍在探讨之中。我们国家中有些人断言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主要原因是不改革，固守苏联模式，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低、不满意；有些人断定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公有制经济的破产；有些人将此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或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西方国家则更乐于用东欧剧变来证明社会主义的路走不通，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显然，对匈牙利现代历史的解读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认识。
一、执政党高层领导人丧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指出：“东欧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数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产党已丧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实用主义者，而用实用主义可以打开和平变革之门。”令人慨叹的是尼克松的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领导层信念的丧失集中表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会民主党人涅尔什，也有后起的党内激进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进而著称，他当选政治局委员时，敏感的西方记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指出匈牙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新闻，不是卡达尔的下台，也不是格罗斯当选总书记，而是具有“激进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进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没让西方记者失望，他积极参与了匈牙利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论坛的筹备和建立，建立了第一个党内反对派“改革俱乐部”。擅自宣布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剧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党的高层领导人会丧失社会主义的信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能够正确看待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而曾经十分强大的苏联阵营却在80年代后逐渐衰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东欧的部分高级领导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困境则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引发的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而苏联经济的衰落除其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失去活力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的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加以解决。匈牙利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思想僵化，不愿意改革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非常解放，是愿意积极推进改革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著作，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国债从7000亿猛增至3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8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
苏联领导人信心的丧失和经济的崩溃直接影响到东欧国家。苏联前领导人压制匈牙利的改革，使其错过了价格和其它改革的良机，并出现党内的分歧；美国的秘密经济战略不仅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破产，也导致了经互会的衰落，使外向型的匈牙利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在改革不顺利，经济又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匈牙利的部分高层领导人也对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认为西方的发展是由于制度的合理。于是，希望通过引进社会民主主义，实现所谓的“芬兰化”，企图找到新的出路。
二、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误区
急于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东欧国家的一种共同心态。赫鲁晓夫在1962年提出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波兰的盖莱克在1971年提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战略”，并于1975年宣布“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罗马尼亚提出198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于2000年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匈牙利也没有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虽然卡达尔对拉科西时代发展战略方面的错误也有所认识，但是，他最终未能摆脱经济决定论和追求高速度的片面性。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逐渐陷入了误区。
误区一：片面追求高速度。
1970年，在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匈牙利的领导人就已显露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当年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大”就提出：“匈牙利已经进入了可以把一个中等工业水平的国家提高成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作为现实奋斗目标的经济发展阶段。”1975年的“十一大”上，大会又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并提出了10-15年内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时间表。1988年的“十三大”上，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社工党依然不切实际地提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试图以此摆脱矛盾。结果为了达到高指标，继续增加外债，耗尽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误区二：人民生活好了，社会就会稳定。
卡达尔政府的急功近利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还表现在对人民生活水平的误区上。卡达尔关心人民，热爱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他相信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制度就能得到巩固，但没有想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会带来什么后果。
卡达尔坚信社会主义就是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片面强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及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要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这并不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必然会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急于让人民生活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卡达尔经济政策失误的重要根源。
卡达尔的务实既是他的长处，也导致了他的错误。他一贯主张“少说多做”，这种品质既成就了他的事业，也导致了他的遗憾。他坚信“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生活好了，生活就会稳定，而没有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相对的。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第三世界工业化创造的机会和科技方面占有的优势，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调整了内部生产关系，在70年代以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东欧阵营则是依靠内部的资源，并且竭尽全力地与西方阵营进行军备竞赛，经济逐渐陷入困境。
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差距决不是小小的匈牙利靠发展生产力可以弥补得了的。陷入实用主义的匈牙利社工党只顾埋头发展生产，却没有教育人民怎样正确看待和比较西方的发展和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人民比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社会公平和保障。而80年代西方政府已是自觉地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覆盖匈牙利全境的宣传媒体、旅游、互访等方式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卡达尔希望通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来化解矛盾的努力终于没有奏效。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样生活得更好。处于东西方夹缝中的匈牙利人与西方接触的机会很多，经常能够出国旅游、接触外国人的匈牙利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西方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平等和保障，而是更多地注意自己不如西方人生活水平高的方面：西方的城市比布达佩斯更繁华，西方人的汽车比自己的更棒，西方的电器比自己的更先进。事实上，匈牙利人在80年代中期人均钢产量接近美国、法国，超过英国；人均肉、蛋、奶的占有和消费量居世界前几位，超过了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住房的增长速度也是空前的，大部分居民在卡达尔时期住上了宽敞、舒适、设备齐全的住房。这种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笔者曾亲身接触过这样一位匈牙利的普通小学教师，在卡达尔时期她有自己的住房和别墅，多余的住房出租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她们夫妇没有子女，酷爱旅游，曾去过2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欧、亚、非、北美和拉美（我相信这并不是每个美国的小学教师可以做得到的），但她在纽约、华盛顿、巴黎旅游时最深切的感受却是，自己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穷人，产生了极不平衡的心理。这种心理倒错实在令人慨叹！
80年代后期，希望享有北欧国家高福利的匈牙利人越来越多，形成风气。实际上，卡达尔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他曾调侃地说，匈牙利人只想享有西方人的生活，却不愿象西方人那样去工作。他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匈牙利人希望生活上享有西方人的水平，又不愿意象西方人那样面临就业和其它方面的竞争与挑战。希望同时享有西方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个矛盾不仅在当时，在今天同样是无法解决的。
在卡达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至今，匈牙利一大半人民住在卡达尔时代建造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享受着卡达尔时代建设带来的交通及其它便利。但卡达尔的政治遗产却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卡达尔个人的悲剧！
误区之三：政策摇摆
人们在反思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时，都提到改革不彻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价格体制不合理，特别是外贸价格体制是导致匈牙利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陷入困境；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这些问题部分是主观认识方面存在问题或就业不足造成的，部分是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造成的。
卡达尔一直不否认1968年发生的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对匈牙利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之不得不小心翼翼改革，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70年代初，苏联报刊公开批评匈牙利经济改革“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匈牙利来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以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盛行的时代，也使卡达尔不得不倍加小心。卡达尔不仅担心勃列日涅夫，而且担心得罪苏联中层领导人影响匈牙利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在改革中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71年匈牙利在经互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提议，将经互会内部关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互会内部价格参考国际市场价格，遭到了严词拒绝，万般无奈的卡达尔不得不保持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脱钩，这是导致匈牙利在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重要原因。
内部压力对改革的影响也很重要。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内部反对的声音会弱一些，如果经济出现波折，或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反对的声音就加大，社工党内部的斗争也趋向激化。
1972年春天，伴随着经互会国家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谴责，匈牙利报刊也陆续发表文章，把经济体制改革说成是“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把对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指责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到斯大林模式。
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1972年1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进行局部调整和紧缩的决定，以及
党内的斗争和掣肘不仅影响了改革，也动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搞乱了群众的思想。
卡达尔的优点是善于团结，以善于妥协著称。但这种优点的另一面就是，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摇摆，结果就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难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无论匈牙利的改革还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功。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未能突破。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获得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有些情况下，旧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企业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利润率、价格等信号相当敏感。但国家对企业财政约束和信贷约束都是软的，企业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价格的途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企业力图通过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投入品价格提高时，又可以从国家取得补贴，80年代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相当于GDP约30%。企业的自我约束集中没有形成，在扩大投资和增加工资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
南斯拉夫在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企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却没有成果，用社会契约代替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从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颁布以后，国家在纠正“市场拜物教”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使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用自治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偏差，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即“契约拜物教”。协议和契约包罗万象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首要形式。“在这种拜物教形态中，一种多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用联合劳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几乎可以在现在完全排挤市场经营和国家调节。”结果造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局面，使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由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商品流通的协议和契约，往往立足于民族和地区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就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在本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而努力，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了资金，而且使统一的南斯拉夫经济形成分裂。80年代，“除了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外，各共和国间几乎没有资金流动”，维系南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共和国之间形成市场壁垒。由于利益的限制，协议和契约的参加者都想从中取得好处，许多联合劳动组织经常利用关于价格和发展的协议，垄断一定的市场，并结成垄断同盟。市场和价格的垄断影响了正常的市场发育，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增长，加剧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别。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自治企业和社会政治共同体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签订的，从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中体现的局部利益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矛盾，它们很难统一在一起。同时，契约和协议并没有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环节过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障碍，就难以达成协议，也难以保证协议的履行。
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削弱不能说与南斯拉夫的分裂没有内在联系。
四、经营者阶层的异化问题
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的经济原因。
科尔内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他们能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在后来的后社会主义阶段亦是如此。1988年，匈牙利是第一个通过了所谓“公司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部法律，国有企业可以商业化并转成现代公司形式。1990年以后，新的私营企业大量涌现时，越来越多的部门倾向于合并和兼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独立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会学团体--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业阶层。从执行计划指令的前温顺党员队伍中逐渐产生了今天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当然这个阶层也有新人加入。这个领导层的转轨在数十年内进行，没有受到较大的干扰，在90年代转轨加速。科尔内无疑是将这一异化作为正面的因素加以肯定的。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
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以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决策和个人消费决策等三个层次上的决策集中程度为标准，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分为四种类型：“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认为，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实行的国有制，即集权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所有制，并且是一种较低级的胚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区分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是分权模式的理论前提。
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1）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2）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第三级，即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他提出，分权模式并不是否定或变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现存公有制基础上的体系内，经济运行机制对经济条件的适应”。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的新阶段，也必然要承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企业与中央分权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使然。
采用分权模式的目的在于：克服劳动的异化，消除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其实现的根本途经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但是，在分权模式的具体设计中，它与集权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将部分微观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二十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正是在最早采用分权模式的国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最先表露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一书中指出：“六十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际无人负责的理论。这种悖论是耐人寻味的。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框架内，实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大力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贯挑剔的西方媒体也将匈牙利称为“消费者的天堂”。
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由于经验的缺乏，自身也犯了一些错误。在8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改革最终陷入了困境：石油危机打击了匈牙利经济，民族矛盾困扰南斯拉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动摇了东欧老一代领导人的地位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经济的衰退和党的分裂动摇了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导致了主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西方则乘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爆发，导致了政治剧变，使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最终破产。
2011-10-21 15: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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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从胜，来源：《选择》周刊
1.极权体制对执政党内部的压抑和禁锢
1985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三大召开，卡达尔连选连任总书记。卡达尔，1956年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匈牙利党政最高领导人，已经统治这个国家将近三十年了。如今他虽然已经百病缠身，行将就木，但他还是不愿意下台。
一切照旧！！根据这个体制，党的最高领导人选全凭他的个人喜好来确定。整个国家的各个级别的领导人也都是这样自上而下地任命产生。三十年！在民主国家将产生五六任杰出的总统和总理，与此相应，也将有五六代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领袖纵横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各个舞台。而在这里却完全被抑压和淹没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的愚顽之下。
在民主集中制的控制之下，上下级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依附关系。除了对上级领导效忠、服从，甚至奴颜婢膝以外，任何人也休想在官场上能够升迁。这个体制是扼杀人性，创造奴性的最伟大的设计。
有人仅仅看到在极权统治之下，党的领导干部是这个体制的特权拥有者，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党的高级领导也同样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在有些国家，高级领导的一言一行都被严格监控起来，虽然往往是以保卫首长安全等等借口实行的。这些领导人受到更多的禁锢，行动更不自由。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有个性、有人性的领导人同普通民众一样有着突破体制禁锢的强烈愿望。没有体制内部对极权体制的瓦解，我们是很难实现民主制度的。
2.党内通过推动党内公开化和多元化突破体制的禁锢
与波兰主要靠体制外团结工会的推动不同，匈牙利则主要是靠体制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高级领导的突破和瓦解。在推动匈牙利民主化的运动中，匈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匈党中央书记卢卡奇？亚诺什、总理内梅特和外交部长霍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卡达尔长期患病，对整个体制控制的放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匈牙利的民主历程看，党内反对派要想突破铁板一块的体制，必须呼唤民主，推动党内公开化和多元化。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和公开性的辩论。只要能够推动公开性，民主派就有机会撕裂体制的禁锢。
早在
1987年4月匈党刊《党的生活》第4期刊登了匈党中央书记卢卡奇？亚诺什的文章《改进党的工作》，文章说：匈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改进，党内不能有禁区，不能有什么不能讨论的问题。不能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压制对领导的批评。这篇文章直指领导，尤其党内最高领导卡达尔。摆脱卡达尔的压制实际上是整个执政党的迫切要求。
在1988年5月召开的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波日高伊说：哪个地方团结如磐石哪个地方就不会有进步，而只能是政权的奴隶。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种政治声音，而应当是多种政治声音，不是一元的，而应该是多元化的。
在党内民主派的推动下，党内垄断被突破。这次会议对党的核心领导层进行了彻底改组，卡达尔为首的元老全部退出政治局，选举格罗斯为党的总书记。卡达尔改任新设立的党的主席。这是专门为卡达尔设立的一个荣誉性的虚职。激进派的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总理内梅特及外交部长霍恩、“改革之父”涅尔什等进人政治局。
3.党内民主派默许甚至扶植党外反对派以获得更可靠的保护和支持
长时间以来人们没有理解一个道理：一个反对党的存在对于本党的成员有保护作用，甚至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来说，根本性的保护是因为在本党以外存在反对党。一旦所有的反对党都被消灭掉，那么在一党垄断的情况下，党首对本党党员，当然是对最主要的领导人的迫害就会毫无顾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垄断性政权的建立将使党员没有任何逃避迫害的可能。而如果存在反对党，至少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跑到反对党那里以逃避打击。实际上，由于有反对党的存在，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本党党首为获得竞争优势，会对本党成员，尤其对它的优秀领导人刻意笼络。而一旦获得垄断性权力，本党党首便不再需要优秀领导人的支持；相反，优秀的领导人会对党首的垄断权力构成威胁，因而是党首率先打击的对象。
因此，党内民主派要想获得生存，必须在党外扶植建设性的反对派。
当匈牙利党内民主派正在挑战垄断权威的时候，党外反对派还相当微弱。
党外反对派出现的起点是
4.党内民主派在国际上获得民主国家的支持
匈牙利的极权体制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依靠武力维持的，要突破极权体制，不仅要得到国内反对派的呼应和支持，在国外还要努力获得国际民主国家的支持和保证。这对于匈牙利这样的一个小国尤其重要。
5.党内民主派与党外反对派呼应，共同压制党内保守派
卡达尔退出实际领导岗位后，格罗斯成为匈牙利工人党的总书记。党内保守派包括格罗斯、别列茨、里班茨基等，他们建立了一些组织；如明尼赫？费伦茨协会（1988年）、马克思主义统一纲领派（里班茨基，1989）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革新联合会（别列茨，1989年）。反对派主要有波日高伊、内梅特、涅尔什等人，其组织主要是“新三月阵线”、“改革派俱乐部”等。双方的较量首先在对纳吉及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上。
对于执政党造成的历史冤案的重新评价是民主派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的重要手段。
对于波日高伊的谈话，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在讲话中强调：结论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来作，而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来做。
1989年初开始，一些反对派组织积极活动，要求重葬纳吉，为其恢复名誉。有的甚至要求追究卡达尔等前领导人的责任。
面对反对派的压力，匈牙利工人党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初，匈党中央全会免去卡达尔的党的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
迫于党内党外的压力，1989年6月23——2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改组了中央高层领导：组成了匈党中央四人主席团，涅尔什任党的主席，另外三人是内梅特、波日高伊和格罗斯，原政治局改组为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确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并进一步肯定了政治多元化。这次会议使保守派的格罗斯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削弱；党内民主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6.党内民主派与党外反对派共同组织圆桌会议，实现民主与民族和解
到1989年6月，反对派的各个政党已经发展起来。民主派也在匈牙利工人党内部获得优势地位。经过反复协商，
至此，民主改革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