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明月的古诗词:陈序经先生的《文化学概论》

凡是对文化学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把陈序经先生的《文化学概论》找来看一看。虽然这本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跨度，但至今读来，不但不显得落后，反而还有历久弥新之感，况且书页中所蕴藏的通幽间微的真知灼见，条理畅明的通才练识，比之当下那些拼凑抄袭之作，庸常劣伪之说，水准不知高出许多，对于寻找文化学之门径的读者，诚可为是起手的不二之选。之所以能有如此效果，就是因为陈序经先生采用极通俗的语言，把文化学的由来、发展及派别，文化学的意义、性质及成分娓娓道来，率先采用学科建设的思路，系统地把文化的发展和趋势，及文化的成分与关联，作清晰地表现，所以过往学术上一些复杂深奥的现象，被解释得明白，学者之间一些纠缠不清的观念，被阐明得透彻，让人读来有豁然开朗之感。除此之外，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除借鉴国外学界在文化学上的研究成果之外，更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研究与心得，把学术理论与中国本位文化相结合，给予相当的考察与分析，所以通览下来，不仅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地了解，更可以达到从文化中洞彻历史发展，从历史中清晰文化兴衰的目的。

自十五世纪东西海道沟通以来，就启开东西方文化大规模碰撞的帷幕，面对着伴随着经商、传教而来的西方文化，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现代化的历程，其传统的观念，固有的伦理，因循的态度、时刻受到现代文明的深深冲击。特别又是在船坚炮利，器精工良的侵略下，历经一连串外交、军事、经济上的挫败，与割地赔款的屈侮，更是让国人的心理备受刺激，也让国人的态度屡经转变。从最初的顽固不化，妄自尊大，视西洋文化为奇技淫巧，再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师夷技之长以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至康、梁的百日维新，同盟会的辛亥革命，陈独秀、胡适力倡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国人的态度，遵循着从器物到政体，从政体到文化的过程，可谓由表至里，层层渐入。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东西文化论战”，更是对当时环境下这一最为迫切，最为突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极具意义的讨论，其影响之深远，延续至今。

不过多数参与这一论战的学者，不是囿于成见，就是过于主观，虽然洋洋成一家之言，蔚为大观，然而认真品读下来，得到的印象却是管窥蠡测，东鳞西爪。不是有言论而无系统，就是有系统而多缺陷，总是感觉无法切中文化学的要旨，直达问题的核心。他们对于文化的定义，不是失于晦涩，就是过于笼统，总是无法有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科学表达。之所以如此，或正是因为文化的概念广而大，内容杂而多，以致使很多人在阐发议论，抒发观点时，正如当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出路》，吴景超的《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陶希圣、萨孟武、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等作品，多为凭着自身的学思与喜好，进行主观的意度与建设，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矛盾过多，病症明显，不是“昧于文化发展的道理”，就是“昧于文化一致与和谐的真义。”正如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中一书写道“文化本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东西，研究的人若只执一端来度全部，结果总陷于偏见。”

而陈序经先生这本《文化学概观》，却一改以往畅谈文化著作的通病，他用提纲挈领的思路，对文化学的内容进行了科学地构建，用高屋建瓴的手笔，对文化学的发展进行系统地疏理，并透过文化的普通与根本的观念，来讨论东西文化与南北文化的问题，这就使得他的学说，比其他学者更具有理论的高度。例如陈序经先生在书中提出了文化发展分为伦理、宗教、政治、经济四个阶段的见解，文化在地理、生物、心理、社会四个方面所受的影响，以及文化的圈围，文化的层累，文化的弹性与惰性，文化的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一致与和谐、自由与平等等观点。除此之外，陈序经先生的言论，更具有其他学者所少有森严壁垒的阵容，宏伟缜密的结构，这就使得他的学说具有强大的思辨力量，而这或许就是他“全盘西化”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之处，然而在论战之中却更具有说服力的原因。

除此之外，陈序经先生的这本《文化学概观》，在中国文化学的建设上，也是极具意义的开山之作，虽然当时已有很多零星地谈及文化的学者（如梁启超、张申府、朱谦之等），但是要找成系统的专著，却是没有。辜鸿铭虽有谈文化的著作《春秋大义》，梁漱溟也写出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阎焕文有《文化学》一书，但是他们对文化的概念及认识，却难以说是清晰。虽然张申府在1926年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建设文化学”，黄文山在1931至1935年期间就在大学开设文化学课程，并且写了大量的专门谈文化学建设的论文，但真正身体力行，成之于书，并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理论的，并在中国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还是陈序经先生的这本《文化学概观》。这是因为，陈序经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时，就较早地明确意识到文化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进行系统地研究，所以他在书中鲜明地提出“文化本身是有了自己的范围，有了自己的对象，是自成一个格式，是自成一个单位，所以应当自成为一门学科，应当自有其一种立场。”正是拥有这样的意识，再加上他令人折服的渊博知识及深邃见解，才使得我国有了这本谈论文化的专著，要论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其贡献之大，影响之深，不要说在当时来看，少有能出其左右者，就是考之于今，恐怕能相与颉颃者也颇少。

必须要说的是，这种概论类的书，其实很考作者功力，因为泛泛而谈，往往流于浅浮，专一而论，又只见其狭隘，所以要能著好，一是需要破万卷的渊博，二是需要擅剪裁的能力，三是需要表述的造诣。陈序经先生在这三点之上，可谓都有过人之处。第一看其渊博，书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外学者关于文化学的文献，从现象的分类，一直谈到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各学科对于文化学的影响，可谓是旁征博引，学贯中西，俨然就是一部社会科学的发展小史。第二看其剪裁，诸多纷乱庞杂的研究资料，学者言说在作者手里，被整理得错落有致，详略得当，井然有序，毫无见得凌乱杂遝，参差不齐，给人以思路明畅，逻辑严密之感，从中可见作者用功其深，治学其勤。第三论表述，作者舍去玄之又玄的论调——虽然这种方式能显得作者一副高人模样，然而却实在让读者感觉“苦索难明”。陈序经先生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体，客观严谨的表述态度，极力求真的科学精神，廓清文化的轮廓，疏理了文化的结构，解明了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是用最平实的态度，做出了最扎实的学问，而这种认真勤勉的学风，尤值得当下学人学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能在大陆出版与关注文化学的读者见面，还是赖以陈序经先生当年的远见之明——在1944年趁前往美国访问的机会，把自己200万字的手稿寄存在了美国的H onnold L图书馆。不然，很可能在文革期间，这些珍贵的资料难以逃过红卫兵的打砸抢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手稿辗转经香港回到内地，保存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但除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出路》、《文化学概观》、《匈奴史稿》等几部书外，其余大部分都尚未整理出版。所以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早日把这些稿件整理出版，以飨读者。倘若只是随便扔在资料室里吃灰（在这里不禁想起早已不知所踪的周作人所翻的《希腊神话》与《对话集》），那还真的不如先生所说，全盘西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