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空调品牌:在当今的美利坚帝国谁执牛耳？

　　在当今的美利坚帝国谁执牛耳？
　　詹姆斯•佩特拉斯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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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这又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它对于人们普遍关心而且也是争论不休的有关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改变？新殖民主义是否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是否在对其它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掠夺和剥削？他们的手段和途径是什么？金融资本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等等这些重大问题，这篇文章都有比较深刻、比较有说服力的阐述。因此，本刊郑重的把它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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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从更广泛和深刻的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运行，关于战争或和平的决定如何做出，谁抓到一定的东西，是怎么得到的，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在当今的美国谁执牛耳？在谈到这些统治的人物时，我们需要澄清很多误解，特别是在那些做出决策的人物与他们所服务的机构的社会经济不变的因素之间所制造的混乱。
　　“统治”是一个细微的词：确定那些做出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的人在制定预算的开支、劳工和社会立法、贸易政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军事的和战略的事务时应当遵循的准则。这些准则的确定、修改和调整根据统治阶级领导层的特别构成来决定。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变化时，这些准则也随之变化。权力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国经济的内部活力或世界经济范围内经济阶层变化的地位，特别是在经济的竞争者上升的时候。
　　由统治阶级的经济阶层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强加的准则，在出现新的统治的经济阶层和外部条件不利，原来的经济统治阶层被削弱时，可能被修改。美国制造业部门相对的和绝对的衰落直接与多层面增长的金融部门有关系，同时与其他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关系。这种结果是一个经济自由化加速的过程，得到上升的金融部门的支持。追求法则之外投资流动的自由化，自由地全部购买股票，采购和贸易，这些都增加了利润、佣金、收入和补贴。自由化有利于金融部门购买资产，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部门依靠国家的保护主义和补贴，其竞争力的下降导致出现“后卫”的政策，试图采取这种时髦但是不大实用的政策，在国外推行自由化，而在本国搞保护主义。
　　为了回答在美国“谁执牛耳”的问题，应当确切地说明世界经济所处的历史时刻和地点。回答是复杂的，因为统治阶级的阶层之间的变化是一个很长的“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升的阶层和衰落的阶层交织在一起，衰落的阶级的成员会“变成”上升的阶层。当经济阶层之间的权力发生变化时，统治阶级的团体并没有失败，其名册也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投资，适应新的由新兴的部门创造的更能赚钱的机会。比如，在美国的制造业因“金融资本”而衰落的时候，许多大的金融机构转移到“正在增长的部门”。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中已经转变的阶层将修改政策，实现更多的自由化，大力削弱丝毫没有竞争力制造部门的后方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在统治阶级衰落的阶层中激烈的结构变化应当继续下去，以便恢复有用的收益，保持其影响和权力。这些变化中最突出的是将生产转移到国外，以便降低工资，减少税收，将工厂建立在那些没有工会权利的地方，引进新的信息技术以减少劳动力的成本，提高生产率，使经济活动多样化，增加来自金融“服务”的利润。例如，通用电器公司已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使业务信息化。通过这些活动，制造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差别对统治的阶级来说已经过时了。他们做到让制造业原来的资本家在统治阶级中保留某种类型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通过在国外如亚洲和墨西哥签署合同（通用汽车/福特），在国外的工厂投资，占有国外的市场，他们中很多人已转到从事进口的贸易领域（鞋、纺织品、玩具电子和信息产品）。很多当地的制造业企业家仍留在统治阶级之中，他们是军事承包商，靠国家慷慨提供的利润生活，他们靠的是议员和工会人士的支持，这些工会人士很想确保制造业已经缩小了的工人阶级的就业。
　　这个迅速变革的过渡时期期涉及所有的领域，为统治阶级在全世界创造了巨大的金融的机会。由于统治阶级中政治关系紧张的结果，在华尔街最有代表性的机构中正在出现关键性的政治倾向。关键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统治阶级最重大的政策一般掌握在那些杰出的和在华尔街有经验的领导人的手里。
　　尽管金融资本的一些阶层上升到统治阶级，他们对许多“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表示赞同，但是他们在所有的政治观点上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和在对外政策上也不是一致的。这些政治上的分歧多数不在重要的问题上，但在中东问题上是例外，他们的分歧很大而且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完全站在以色列国家一边，支持对犹太国家（以色列）的敌人（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政策，统治阶级的另一个阶层愿意支持外交上接近，试图与阿拉伯和波斯湾的精英们保持更密切的联系。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向强烈的军事化，这主要是由于新保守派的思想家地位上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院外集团巨大的影响，美国在中东和在中国的政策的不稳定和失误，统治阶级已经施加压力，确保对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控制。
　　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和冲突特别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与市场自由人士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掩盖了，因为在所有的部门都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国会和白宫的政策，统治阶级所有的金融阶层都发了财。由于在全世界“自由派的政府”上台，他们也都从中受益。他们带走国际经济扩张阶段的利润。统治的金融阶层、房地产部门和贸易部门是最大的受益者，金融集团特别是投资银行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政治领导人。
　　金融资本的上升
　　金融资本有很多个面孔，如果不谈到特别的部门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投资银行、退休基金、覆盖基金、储蓄和贷款银行、投资基金，它们只是少数“富翁”经济的业务管理者。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设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各种类型的金融投机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商品和外汇、贸易、咨询采购、斡旋和兼并。除了某些腐败、法律事务、罚款和偶然坐牢的案件，金融部门制定它的规则，控制着它的调节器，获得准许在任何地方和所有的时间内进行投机。他们建立了一个开展其他所有的经济活动（制造业、零售业和房地产部门）的结构或范围。
　　“金融资本”不是一个孤立的部门，不可能与“生产性经济”对抗，除了最被边缘化的“地方活动”之外。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资本相互作用，在房地产投机、农业交易、商品生产、和制造业的活动中是必要的“领导力量”。从某个意义上说，“市场的价格”是受投机的干预很大影响的，如同供求的关系那样。同样重要的是，整个“纸上的帝国”的结构（整个相互联系的金融投资复合体）归根到底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权力的结构和财富采取一种三角的方式，其中工人、农民和领取工资者的大军生产的价值变成为近期和长期的金融工具的基础，包括简单的和外来的工具，赚钱的和投机的工具。
　　价值从劳动力的生产性活动转移到金融工具的部门通过一些媒介：企业直接的金融的主人，贷款，债务延期，购买与合并。生产的资本家的倾向是建立一个企业，进行革新，剥削工人，占有市场，然后出售企业或公开供应企业的股票。金融部门同时作为一个中介、管理者、买主和参与者的代表，收取大量的佣金，扩大他们的经济帝国……为更高级别的收购和兼并开辟道路……金融资本是集中的买主，这是资本和财富的集中，作为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直接的主人。当它每次在每一笔大规模的交易中要求更多的“贡品”或“租金”（佣金或手续费）的时候，金融资本已经渗入和控制多种经济活动，将资本转移出国界和部门，根据交易、产品和利润的循环，获得巨额利润。
　　在统治阶级内部，金融的精英是最有寄生性的成员，他们超过生意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们）和每年获得财富和利润最富于进取的人。虽然他们没有达到超级富豪威廉•盖茨和米歇尔•戴尔年收入和资产的水平。金融的统治阶级在内部分为三个层次：在最高处是私人资本的大金融代理人和覆盖基金的管理者;第二层是华尔街的总裁们;第三层是资格最老的成员或是私人投资资本的庞大基金的副总裁们，随后就是他们在华尔街公共投资资本的基金中的同伴。最重要的基金管理者年收入都在百万美元以上，是在交易所运作的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收入的数倍。比如，2006年Goldman Sachs公司的领导人劳埃德•布兰克芬收入5340万美元，Och-Ziff Capital 基金的执行官为自己支付2.2亿美元。同年摩根斯坦利的高级行政人员收入4000万美元，Citadel覆盖基金的总裁收入近3亿美元。覆盖基金的投机商们领取最高的年薪，而私人资本的公司的总裁们通过交易的佣金和金融公司特别的红利，可能达到这些数字。这就是2006年发生的事情，股票的收购达到创纪录的710万亿美元。对私人资本的执行官们来说，这些迅速增加的钱来自他们在金融公司获得的收益。一般利润率在20%左右，用现金支付。现在工资已经上升到数亿美元。
　　金融统治阶级重要的阶层由私人资本的公司“年轻的金融代理人”组成，他们的年收入约50万美元。在华尔街进行交易的投资公司年轻的金融代理人年收入35万美元，是最低的一级。金融统治阶级由这些覆盖基金的亿万富翁精英、公共的和私人的金融代理人、有威望的大的法律咨询和会计公司的成员组成。这些成员通过政治上的任命和经济上的贡献相继与司法和立法领域的当局保持联系，他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中心的位置。
　　在金融统治阶级中，政治的领导人一般不是来自覆盖基金最富有的投机商的阶层，更不是来自“年轻的金融代理人”。政治领导人来自公共的和私立的银行，来自华尔街的一些财团，特别是Goldman Sachs, Blackstone, el Grupo Carlyle 及其他财团。这些财团组织和赞助大多数政党以及它们的竞选运动。它们施加压力，进行交易，在关系全球战略（自由化和开放）问题上策划有利的和包容的立法，以及部门的政策（减少税收，由政府向一些国家如中国施加压力，迫其为外国的渗透开放它们的金融服务，等等）。它们向其他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帮助”已经破产或处在破产中的投机公司，让其调整预算，以减少社会支出，而不是增加投机公司的税收，这些公司从“预想不到的利润”中获取好处。
　　万亿的舞蹈：金融资本收取它的权力的收益
　　2006年是世界的投机商们引人注目的一年，因为全球不同的利润的价值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市场都获得了两位数字的利润。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是获得这些投机利润的中心，英国估计和传播交易指数的专业公司在中国的指数升到94%，俄罗斯证券交易所达到60%，巴西达到32.9%.印度达到46.7%.证券交易所这类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机的贷款很便宜，大量的结算（从石油和原材料获得巨额利润和金融的收益），还因为改革为外国巨额投资进入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市场提供了便利。在交易所投机的领域获得更多的利润发生在想像的中左政要的国家（印度和巴西）和共产党中国，在这些国家金融统治阶级倒退的领导人重新排队。俄罗斯证券交易所的兴旺反映的是一个不同的进程，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重新国有化，让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和强盗付出了代价，以“清偿的价格”与欧洲和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一致签署了合同。其结果是那些意外的大量利润在普京时代新的富翁们之间分享，他们参与了明显的消费和投机，投资与外国厂家兴办与运输和能源有关的合资企业。
　　对投机资本外部控制的变化在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出现了，反对在国家的范围内对那些不合理和有积极行动的项目上鼓励投资。西方的金融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兼并和收购的领域是获得利润重要的来源之一：跨国公司在2006年完成了39亿美元的买卖。投资银行收到188亿美元的酬金，这是付给兼并和收购的银行家的，他们为了降低债务和使财富更多地集中获取更多利润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活动。现在人们说，2%的家庭拥有世界上80%的资产。在这很少数的精英中，一部分卷入金融资本，他们拥有和控制世界资产的大部分，组织和方便更大的集中。在世界范围内投机的兼并和收购的价值比2000年投机热的浪潮的峰值高出16%。公司在美国风险资本的交易就达到4000亿美元，是上年度的3倍。
　　为了理解谁是金融统治阶级的领导成员，只需要看看十大股票和证券私人银行和卷入进行收购的跨国公司的数字就可以了。
　　兼并和收购交易风险资本的分类表（至2006年12月20日）：
　　美国单位：百万美元数量
　　Blackstone 85.300 12
　　Texas Pacific 81.900 11
　　Bain Capital Partners 74.700 9
　　Thomas H. Lee Partners 53.400 6
　　Goldman Sachs 51.200 5
　　Carlyle 50.000 14
　　Apollo Management 44.900 7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44.500 3
　　Merril Lynch 35.900 3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28.600 4
　　Total Industria 402.600 1.157
　　关键的事实是，这些风险资本的银行插手所有的经济部门，介入世界经济所有的地区，用它们获得的资金进行越来越多的投机。在投机的金融资本统治的阶段，三家主要的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Leman Brothers y Bear Stearns 报告它们每年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因为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进行扩张，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利润转移到金融部门，这不会让人感到吃惊。2006年是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获得利润最多的一年，其基础是进行大量投机活动，“利润来自在亚洲的商业和和在工厂里对工人进行最野蛮的剥削”。Goldman Sachs公司报告它的年利润增加69%，达到95.4亿美元。风险资本的银行Lehman Brothers (LH) 和Bear Stearsn (BS) 的利润也创造了新的纪录。LP 的年利润为40亿美元，SB的年利润为21亿美元。全年为年轻的银行家们储备了3340亿美元，大的投机商和银行家赚取了数倍于此数的利润。
　　2006年投资银行的纯利润达到380亿美元，而2004年只有250亿美元，即增加了34%.金融资本的绝对优势由于国家所有权的公司的检查员和董事们的投机活动一直在酝酿。“国家所有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因为它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谁拥有国家的所有权？”在中东有7个国家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其中6个公司主要的受益者是一小批统治的精英。他们通过美国和欧盟的投资银行获得收入和利润，大部分通过证券、不动产和其他的投机的金融工具得到的。国家所有权和投机资本在“海湾国家”模式封闭的统治阶级的范围内，进行补充的活动，而不是矛盾的活动。在迪拜统治的政权将石油的收入投资建设一个地区的金融中心。美国华尔街很多有犹太-美国倾向的投资银行与设在伊斯兰国家的新的投资机构结合在一起，从两种制度中得到投机的收益。
　　现在大部分投资基金都掌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手里，金融领导阶级的保护基金和其他部门来自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那里榨取的利润。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进程导致金融资本的增加和占居统治地位：资本的转移，生产部门的利润转到金融和投机领域，在国外的金融资本以吸收外国资产的方式进行转移，这些现在已经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金融资本的根源在于以三种加强剥削的方式：1，对劳动的剥削（通过没有止境的工作时间，转移退休金，资本对劳动的卫生成本，冻结最低工资实际的工资和薪金停滞不前，越来越低）;2，金融业部门的利润（通过更高的租金，部门之间向金融工具的转移，为兼并和收购支付的手续费、利息和佣金）;3，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降低对资本的税收，增加过时的价值的亏损，对外国投资的税收刺激，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的范围内退税。
　　其结果是，一方面，增加了银行家与青年之间的长期不平等，公共风险资本与私人风险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投资与被保护的基金的负责人和随同他们的律师、会计师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薪金和领取工资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统治阶级的薪金与中等工资的比例为400比1 ，统治阶级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的比例为1000比1 。
　　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危机（统治阶级开始担心）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城市的穷人的生活水平最近30年（1978-2006）大大降低了，以至到了快速爆发危机的低点。尽管2005年按美元计算的实际小时工资处于停滞，但是卫生、抚恤金、能源、和教育成本（对于工人的工资来说越来越难以承受）都上涨了。如果把在教育中把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在劳动场所生产强度的加大（提高生产率）也包括进去，显然生活水平（包括劳动）下滑就更严重。连金融界的报纸也在问：“为什么正常的普通的美国人没有从增长中受益？”
　　银行、金融家和投资者负责咨询和领导企业在兼并和收购的“重组”，其方式是减值、分包、归还和其他降低成本的措施。这就造成领取工资仍保留工作岗位的工人的活动减少，尽管他们的保险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当介入兼并和收购的“重组”的金融统治阶级的工资、证券、利润和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金融统治阶级的巨大影响在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时的一个指数是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巨大反差。2000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了12%，生产率（以企业部门每小时劳动得到的效率来衡量）则提高17%，而小时工资只增加了3%。在同一时期工人家庭的收入下降了。
　　根据去年11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与6年前相比，他们的情况更糟糕了或至少是没有好转。金融统治阶级的政策对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冲击在于获取利润，争取企业运营和行政管理的贷款。这包括收入、投资和阶级结构的全部构成。每年支付的金融领导阶级的薪金和付给中等工人的工资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的增加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金融的精英们的收入是一个中等工人的收入的500倍至1000倍。金融领导阶级的成员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对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响表示某种关注。有报道说，在华尔街的高收入与美国人中等工资的停滞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已经引起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上对“美国新富翁”的反对。连美国财政部长也承认中等工资的停滞是一个问题。经济大幅度扩张，但是很多美国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贝南克在向参议院作证时说，“对美国经济来说，不平等是一种潜在的担心……以至收入和财富拉开了距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积极的趋势”。2005年国民收入（包括利润、收入、及其他非工资的来源）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43%。在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整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不平等增加得更多，各代人之间的社会活动性比任何西欧国家都更困难。
　　阶级的不平等魔鬼般的迅速增加反映出一种由金融资本统治的经济狭窄的社会基础，在美国金融资本和与它合伙的团体行使一种政治权力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是美国政府重新分配财富比其他国家更少地通过税收、社会保险、教育和卫生制度。虽然某些金融活动面对阶级越来越深刻的分化可能做出的“强烈的反应”，它不公开支持某种税收或其他的重新分配的措施。金融资本在劳动岗位上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在地理上更多的流动，工资的停滞更多地影响到中产阶级。
　　不论是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也不论是政府由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提出的某项建议都不能与金融领导阶级对立，也不可能提出改变倒退的造成不平等加剧、工资的停滞和越来越严厉的阶级结构的政策的任何建议。民主党人在竞选运动中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或者是软件公司的企业家们。民主党对国会的选举运动完全在两个得到华尔街支持的民主党人手里：参议员查尔斯•舒梅尔和众议员拉姆•伊曼钮尔，他们有选择地支持好战的和亲近华尔街和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批评国会战略委员会的负责人，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尼•弗兰克，他们宣布与华尔街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金融统治阶级进行统治
　　控制着经济的统治阶级在社会结构的最高层，他们决定着政治家们活动的参数和准则。现在直接卷入国会的政策的人很少，他们倾向于建设经济的帝国，把钱交给准备执行他们的命令的候选人。只有出现一种可能的分裂特别是政府内部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政府的政策的分歧时，统治阶级精英的成员才会直接进行干预，或是利用一位政府高官的地位去“修改”政策。
　　在布什政府期间在金融资本和政策之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分歧。这些政治家损害或是威胁金融统治阶级的重要阶层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损失指的是：1，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对中国执行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的政策;2，国会政治上否决将美国一港口的管理出售给一家海湾国家所有制的公司，否决将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出售给中国;3，布什政府在确定将社会保险私有化时失败了，政府在一些公司（安然等）和华尔街发生的巨额诈骗后，想削弱已经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失败了;4，需要控制财政赤字的无序增长，这些财政赤字是中东战争的后果，贸易赤字膨胀，美元疲软等。
　　美国工业和金融的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对历届美国总统的政策施加影响，提供咨询以至提出政策。鉴于金融统治阶级的利益、面对的风险和机遇，他们直接在政府的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人。来自一家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的成员占统治地位这还是没有先例的，2006年11月底，Goldman Sachs银行的高级行管人员威廉•达德利在联邦储备银行支配了纽约的市场集团。Goldman Sachs银行原来的执行主任汉克•保尔森被布什任命为财政部长，他被看成所有美国经济政策无可争议的“沙皇”。鲁本•杰弗里，Goldman Sachs原来的董事会成员是原料期货和贸易选择视察员的负责人;乔舒亚•波腾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负责确定布什的日程），他原来是Goldman Sachs银行的执行董事。罗伯特•斯蒂尔是原来Goldman Sachs银行的副行长，现在是保尔森国内财政的顾问。拉纲尔•福特Goldman Sachs银行的全球安全主任，现在是国务卿赖斯的顾问。Goldman Sachs银行原来的董事们控制着布什关于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管理的工作小组。投资的银行家们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布什政府住房部门的大地产商、税收政策、能源市场（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投资银行）。也就是说，金融部门的银行由它们自己的行政人员控制着。金融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绝对统治是明显的，对此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不论布什，还是戈德曼都没有因为控制那么多有影响的工作岗位而受到民主党人的批评，部分原因是因为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与民主党人也有很深的关系。对民主党人来说，戈德曼是2006年中期选举最大的捐赠基地。
　　保尔森安排的第一批活动中有组织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和一个培训“战略公司”的工作小组去中国。它们的使命是加速中国金融市场为渗透和吸收美国主导的投资基金的“开放”。这对数百亿美元的机遇来说意味着一个潜在的窗口。保尔森在采取这项措施时，希望破坏新保守派、五角大楼的军国主义者和白宫国的那些人，让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和国会中那些蛊惑人心的人安静下来，比如参议员舒梅尔就威胁要破坏有利可图的中美经济关系。为了减少财政赤字，保尔森建议“改革”采购权：减少卫生的开支，与民主党人达成一项协议，逐步将社会保险私有化。
　　金融资本不能建立一致的经济战略的地方是华盛顿在中东的战争。由于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的力量，保尔森在提出一项在华尔街安排很多领导岗位的战略时失败了，包括它的非官方的发言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他甚至不同意贝克的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的目标：在阿富汗的驻军，因为他担心这会引起Goldman Sachs 等银行过去的行政主管人员的反感，他们是继续支持以色列的。结果，保尔森不得不围绕院外集团工作，集中与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政府及沙特阿拉伯谈判，以避免将港口管理出售给迪拜的灾难的重复。保尔森尤其想避免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海湾国家和华尔街石油-金融-银行联合企业之间两条资本流入渠道政治上的干涉。他想为金融资本得到那个地区的巨额美元顺差提供便利。以色列政府无疑将其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安插在华尔街，将海湾国家中要求有共同利益的的“温和派”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加以区别。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抛出了他的狂热的犹太-美国人院外集团，让其在讨论阿拉伯-美国关系时高度关注党的路线。
　　但是，尽管华尔街集中它所有的政治权力，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对经济的权力，仍然不能控制或避免经济上严重的脆弱性和在政治军事领域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的事件。
　　金融统治阶级的前途
　　完全清楚的是，对世界市场（以及对金融统治阶级的健康）主要的威胁之一是一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种行动将把战争扩大到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将把能源价格推到比现现在所知的更高的价位，造成严重的衰退，很可能使金融市场沉没。但是，如同在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一样，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发布命令，而它的华尔街随从则服从命令。根据现在的情况，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升级，支持在巴勒斯坦、索马里和阿富汗残暴的屠杀。它实现了抵消有名的政治人物企图使白宫改变政策所做出的巨大的和最一致的努力。贝克、卡特和原驻伊拉克的美国军队的军事将领必然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的攻击。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白宫正在实施“美国事业研究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智库）提出的战争战略。作为布什任命保尔森和同时任命华尔街的人物领导帝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布什已经任命了支持战争的整个新的文人、军人和安全机构，以便把中东的战争扩大和延伸到非洲（索马里）和拉丁美洲（委内瑞拉）。
　　在华尔街和军国主义分子之间迟早会发生破裂。战争升级的补充成本，继续支付膨胀的债务，支付结算巨大的不平衡，跨国公司以利润返回的方式调回国的资本的减少，国外中央银行储备的货币多样化，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巨大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财富和资本大规模集中，与此同时生活质量下降，大多数人的收入停滞，这使金融统治阶级的政治资本和信誉很少了，如果爆炸或当爆炸的时候，将是金融的危机。
　　2006年，美国可交易的国库券总数中有47%在外国投资者手里，而2001年这一比例为33%，外国参与的美国公司的债务的比例从5年前的23%增加到现在的30%，股票的快速出售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制度完全不稳定，同时也使世界的经济很不稳定。不能排除美元的快速出售，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军国主义继续疯狂地推进，将为广泛的和长期的战争创造条件。
　　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最富有和实力雄厚的从金融资本的霸权地位受益的人正是为他们的自我破坏提供资金的同一个阶级的人。当廉价的财政推动兼并、收购、佣金和以巨额的美元证券收买政府官员的时候，已经加重的军国主义在一个为金融统治阶级大量减免税收和逃税的预算的基础上活动，对于领取工资的超负荷的阶级来说是更严重的窒息。必须打破统治阶级的金融家与军国主义分子之间的共处，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一些人在国外投资于资本，另一些人在家里支出借来的资金。现在在高层还没有任何严重冲突的信号，在中产阶级和劳动者中还没有与华尔街的两个政党任何政治上破裂的信号，在国会犹太复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堡垒还没遇到任何挑战。
　　以色列在白宫的支持下对伊朗发动一次核打击可能是一场灾难，它可能成为危机的引爆器，可能引起民众一种深刻而广泛的反对所有类型的军事的和金融的阶层以及“以色列制造”的阶层的强烈反应。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7年2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