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亲历者：

　　邹建红，51岁。

　　10年前他卸下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副团长一职，到宁波歌舞团担任团长。当时的“宁歌”，人心涣散，一度面临支撑不下去的困境。

　　随后，邹建红组建起宁波市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歌舞团实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企业化运营。

　　作为浙江省第一个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艺术院团，“宁歌”终于挺过来了。邹建红自己也想不到，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市级小团队，现在一年居然能创造出2000多万元的营业额。

　　背景资料：

　　浙江省共有4大歌舞团，浙江省歌舞剧团、杭州歌舞团，温州歌舞团，宁波歌舞团。而“宁歌”是最早走改制路的。

　　“宁歌”的成功，无疑给其他三家打了一剂强心针，终于纷纷策划改革之路。

　　“目前，我们正在把握中央和省关于深化国家文艺院团体改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结合全省院团实际情况，扎实有序地推进文化改制。”浙江省文化厅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说。

　　其实，“宁歌”的牌子早已打出浙江，江苏、辽宁、湖南、吉林……各地的文化团队都跑来宁波，向邹建红取经。

　　蜕变的奥秘在哪里？

　　“改！”邹建红伸出一根手指，“从制度，到运作模式，再到人的思想观念。”

团长自掏10万元，全团一起“下海”

　　无法想象，8年前，这是一个面临绝境的歌舞团：每个月只有两三场演出，演员工资只有600元一个月。总共只有52个人的队伍，连着出走了十几个骨干，连一场小型舞台剧都支撑不起来。

　　邹建红是2001年来当团长的，到今年正好十年，“我刚接手时，就像一个草台班子，死气沉沉。团里演台节目，还要向宁波港务局去借设备，要向其他团借演员。”

　　撑了两年，真可谓苟延残喘。

　　2003年，宁波市文化局一位领导找到邹建红，提出索性“断臂求生”。

　　“歌舞团进行股份制改革、企业化运营。把原来的一切都割断，看看能不能置于绝地而后生。”

　　邹建红开始了他的改革，有限公司成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资产运营机构——实体企业经营”三级管理机制也慢慢搭好了轮廓。

　　“演员们有饭吃，有钱赚才是硬道理。钱从哪里来？市场！改革第一天起，全团就被逼上了市场的风口浪尖。”邹建红的思路得到4位副团长的鼎力支持，他们甚至愿意每人拿出钱来入股，一些团员也准备拿出积蓄。

　　“当时我真不敢保证改制会成功。如果不成，大家的血汗钱就没了。”邹建红说，最后，他只向每人象征性收了5000元。“我自己拿出了10万，加上副团长的20万，就这么走上了市场之路。”

　　提前3天与邹建红约时间，采访却一拖再拖。“这几天人在外地，有一出大型新剧要上，演员们也都在外面排练。我周六下午才能回来，先去余姚，那儿也有一台演出，我们团负责舞美。晚上回宁波。”

　　最后，时间只能约在周日上午。这个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下午还要跟外省来的专家讨教，周一又要去外地。”邹建红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歌舞演员，会耍杂技，会演小品

　　歌舞团怎么还搞起舞美？面对我的疑问，邹建红“得意”地笑了，“这么说吧，假如你的单位需要做一台演出，只要告诉我们主题和立意，剩下的全部由我们搞定。”

　　“舞蹈、小品、相声，甚至东北二人转、天津快板，还有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技术活儿，我们统统可以拿下”。邹建红还有得意的事情。

　　“这还是歌舞团么？”

　　“既然扎进市场了，就得放下‘艺术家’、‘舞蹈家’的架子，去应对市场需求。”

　　邹建红请来吉林歌舞团传授手绢花，请来浙江省杂技团传授杂技，请来中国歌舞团传授踢踏舞……

　　最初，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愿意当“全能”。“大家说我折腾人。我这么一搞，他们没那么轻松了，到了演出市场淡季还得学这学那。有演员在底下抱怨，‘简直比演出还累人。’”邹建红笑说。

　　但邹建红只反问了大伙儿一个问题：“赚到钱的感觉好不好？”

　　演员们想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心甘情愿学做起了“多面手”。

　　记者约采访的这段时间，“宁歌”团员大多呆在杭州，排练新的舞台剧《桥》。“讲的是杭州湾大桥，预计明年上演。我们要把她打造成像《十里红妆女儿梦》一样的精品。”

　　中途，邹建红接了一个电话，对电话那头布置说，“我走不开，余姚那场演出的舞美费用，你们去收一下。”

“不谦虚地说，我们走在全国前列”

　　2009年3月，宁波歌舞团历经三年创作的《十里红妆女儿梦》，在宁波大剧院公演，连演7场，场场爆满。

　　2010年9月16日，这幕大戏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香港连演三场，又是爆满。

　　2008年，歌舞团创收1500万元；2009年，1900万元；2010年，2300万……演员年收入达到近10万。

　　收入，是邹建红改革中最彻底的部分。

　　现在绩效工资终于推广到事业单位了，可这个办法在宁波歌舞团已实行多年。

　　改革伊始，评聘分开就已经确定，演员待遇与演出业务水平、演出场次结合。换言之，你资格老，等级高，也未必能拿高收入了。这一切，都得看你干的活儿。

　　邹建红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个决定，当年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对于新人来说，自然是欢迎这项制度。但老演员们老闹情绪。”

　　宫成胜就是反对者，作为从内蒙古引进的男高音、国家一级演员，宫成胜是团里资历最老、级别最高的演员之一。改制突然让他“跌下来”。

　　“那个时候，他经常冲到我的办公室，手指头指着我：‘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累趴下了，每个月也就几百块的工资。现在我老了，你却说要干多少拿多少，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对歌舞团立下的功劳一笔勾销？’”

　　实际上，邹建红早已经给这些老演员想好了转型之路。“年纪大的跳舞吃不消了，可以转型成舞蹈教练，可以去公司开办的舞蹈学校当老师。”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吃对了，别人就跟着我们的路走。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没有到来。”邹建红掰着手指，“一定要未雨绸缪啊，改制要改进思维里。”

　　“不谦虚地说，我们宁波歌舞团，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邹建红的自信来源于一组组数据。

　　“改制前，我们每年演出场次不到30场，年收入只有70万。职工一年只有万把块钱。”邹建红说，是改制带来了涅槃重生。现在全团虽然只有100多人，可是一年却要演出120多场，平均3天一场演出，人人忙得转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