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症可以自愈吗:三次反共高潮中来自中共南方局的秘密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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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05日 10:27:18  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1939年起,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共逆流,南方局的机要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红色电波畅通无阻……
在纪念南方局70周年之际,童小鹏之子童丹宁同志特将父亲生前所著此文送本刊发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随后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一系列血案。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很激烈。但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全体机要通信人员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湛的技术,在特务封锁、包围和生活困难的条件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既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又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的安全。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中
为应对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我们电台的检查,我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出面,按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登记少数报务员、译电员,其余以家属等名义作掩护。每次特务们来检查,我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应付他们,准备好一套应答的话,并预先安排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孙女”等等搪塞过去。后来,他们还提出要看看电台,我们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特务们看。但在三楼,我们还设有秘密小电台,专门收发党的机密电报,以大掩小,以公开盖秘密,即使大电台被他们破坏,我们仍能同延安等地联络。
国民党特务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设侦收台,抄写我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因此,我们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另外,为防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还能同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还在市内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总之,我们千方百计保证核心机密的安全,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
国民党顽固派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他们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我就曾经通过可靠朋友——重庆民生公司电台台长袁名实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集存了两大木箱,利用1943年6月周恩来带100多人乘四辆汽车回延安的机会带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收到后十分高兴。我还通过袁名实的掩护,派报务员刘澄清到民生公司电台,被安排在一艘江轮上当电台台长;派钱松甫到鲁自诚(党员)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他的爱人江洪负责译电;派李冠华到莫止(党员)家建立预备台。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攻高潮后,南方局在红岩村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报告了形势和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些指示以及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下达到南方局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证了党在国统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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