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鬼丑链接:放慢的中国

　　如此增长率,还是在“已经考虑到政府有可能实施的刺激政策”和“欧美经济缓慢增长”的两个假设前提之下。

　　马骏认为,近期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冲击是可能出现的欧盟和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未来12个月,如果欧盟／美国增长缓慢,中国GDP增长则为8.6%,如果欧盟／美国轻微衰退,则中国GDP增长为7.9%,如果欧盟／美国深度衰退,则中国GDP增长为7%。彼时,这还只是经济学家的排列组合,如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标普、穆迪争相下调意大利、美国10家银行评级,深化了“全球经济将迎来更艰巨挑战”的影响。

　　在此之前,2011年GDP增幅放缓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尤其是在资本价格和人力成本不断抬高的情况之下,这样的预测不只是数字,更是现实的折射。

　　事情还没有结束。

　　全球经济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

　　中国增长放缓将可能导致2011-2012年欧洲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平均增长降低,继而影响真实GDP增长;因为构成MSCI-world指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中国,因此还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放缓,与大宗商品相关公司的股票(占全球指数的20%)价格下降,继而作用于全球股票市场。

　　全球经济的规模,美国、欧洲、日本占2/3,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加起来1/3——成熟市场积重难返,中国增速若进一步放缓的话,全球的经济怎可想象？

　　不平衡的世界

　　文/江城子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上升,已成为全球“最中心”的贸易国。同时,IMF指出,中国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更有助于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我们知道,一国在出台经济政策时,最先考虑的是国内的经济增长及是否能够增加国民财富。在这个过程会因为需求和消耗大宗商品和技术产品,如建筑需求会拉动钢材,间接拉动铁矿石的需求,这一需求就会折射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中,因为主要从澳洲进口铁矿石……

　　2011年9月,IMF第一次发布“外溢报告(Spilloverreport)”,这份报告反映的是五大经济体之间相互影响,其逻辑是:假设一个经济体的GDP出现1%的波动,其余四个经济体所受影响的多寡。而中国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之上。

　　IMF:中国经济影响力极大IMF认为,中国经济的外溢影响主要透过实体经济传导。目前已成为全球“ 最中心” 的贸易国, 对其他主要贸易国的联系规模最大, 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极大; 美国金融力量影响全球,但第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对其它国家债券价格和汇率影响大于第二轮。中国的政策有重要的全球外溢影响,而确保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是对全球最重要的外溢影响。也因此,有评论员戏称:“但愿IMF不是把‘杀猪刀’才好”。

　　当然,面临的问题也被提及:包括中国以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人民币汇率及外汇储备等,报告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而美国的影响力则通过金融渠道传导。IMF警告说,一旦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形势逆转。

　　而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结构的风险愈来愈大。作为“最中心”的贸易国,其实也间接反映中国对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性,这样一来,反而使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可以通过贸易传导的渠道,冲击中国的经济成长。

　　中日互相影响明显

　　报告发现,外溢效应的地区性影响,除美国以外,其余经济体对邻近经济体影响最大。例如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影响远高于它们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欧元区对英国影响非常显著。而只有美国对全部经济体影响是同样大的。这项研究结果,可以说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流行观点提供了新素材。

　　彼德森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指出,中国势必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但对美国的威胁和影响目前远未强大到足以“取其位而代之”。面对目前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威胁,中国应对美国经济周期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必须减少中国贸易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同时加强本身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弱化美国经济衰退导致金融与贸易传导的力度。通过实体经济发挥的传导影响和作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缓慢的;但通过金融传导,如改变货币政策,马上可以透过利率和汇率传导。

　　报告突出了全球再平衡的问题。以往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模式是中国生产发达国家消费,但这个模式在遇到资源瓶颈的约束下,必然有所减缓。这种减缓又“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因为中国对铁矿石、工厂机械和其它产品的进口将随之减弱,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其它指望靠中国进口带动自身发展的经济体均将因此受损。

　　不平衡的世界是根本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同样被称为“厄运博士”的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局主管,著有《断层线》一书,他在书中论证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平衡。他借用地质学术语断层线一词,原意是当地壳岩石承受的压力超过其本身的强度之后,就会出现断层,而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线发生的。

　　目前经济体系中,也存在断层线:

　　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冲撞: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全国实际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有58美分流入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腰包。收入的差距和社保的缺失令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国际收支失衡。过去20年间,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国外,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焦虑症”又促使他们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鼓励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鼓励消费,若积重难返便会出现日本过去10年的情景。

　　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在英美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拉詹称为“保持距离式”的金融体系:注重信息的透明,有法律约束。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主要靠银行:企业信息不透明或不公开,要想知道企业的真实状况,银行必须和企业建立长期的紧密关系。由于政府有意压低存款利率,缺乏对消费信贷的完整记录,而且没有司法体系的保护,所以消费信贷难以得到长足发展。一旦金融机构提高对消费者贷款的利率,政治家就会出面,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加以制止。

　　影响最直接的是第三个问题。在两种金融情况下,如果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国外融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出现诸如1994年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东亚;而当英美金融资本需要进入发展中国家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只借短债不借长债,方便随时出逃;二是用外币贷款不用本币贷款,这样可以回避汇率风险;三是通过国内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国外资本的利益和国内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救本国银行,一旦救了本国银行,也就等于救了国外的金融资本。转嫁风险是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拉詹认为,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对策看,大抵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且全球经济的地壳仍然在朝断层线的两侧移动。

　　再来一次的风险

　　从9月19日至23日一周的时间,全球股市价值缩水3.4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推入熊市。

　　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步暴跌的背后,折射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趋势,即全球经济正在陷入“二次衰退”的过程中,因此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情绪,众多投资者开始失去信心。

　　美联储的声明没有掩饰这一点:“美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且“就业市场复苏速度将非常缓慢”。这是否是“断层线”爆发的前兆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历史情况来看,中国内地A股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国际股市包括美欧、香港股市影响,跟随其下跌,难以走出独立行情。目前的情况是,美国继续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且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因此,庞大流动性流向新兴国家所形成的威胁,依然阴影重重。

　　“短期来看这将影响中国进口,但是长期来讲,这种减缓可能对全世界来讲都是好事,因为中国经济不能维持以一种过高速度和一种不平衡的方式增长”,虽然IHS GlobalInsight的经济学家Alistair Thornton指出,中国经济放缓长期来讲有利于全球经济,但短期的压力是否会集中爆发,谁也说不清。

　　通胀、人力贵、挡不住的老龄化

　　文/特约作者 施静

　　前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大的理由就是“人口红利”——蔡日方教授认为,在1983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能一直依赖出口,但未来出口几乎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高度。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将步入退休年龄,这自然会带动储蓄率的上升。即使没有第二次经济危机,即使经济在稳定恢复,也不要指望美国人的消费状态能回到从前,占中国GDP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将无法继续承担起拉动经济的重任。

　　出口折翅了,投资和消费同样不乐观。投资过热总是不时的显现并困扰中国经济,其带来的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是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顽疾。很多人寄希望于消费的崛起,但消费不振的根源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失衡上,这甚至都不属于经济问题,从目前的政策导向和力度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当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露出疲态,那些在过去十年被验证了的“成功”的经济逻辑将不再适用于将来。

　　低通胀、高增长难并存

　　全球“高增长、低通胀”一直以来为经济学者和决策层津津乐道,这得益于全球化,更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恐怕不会再出现像网络技术这种能大大提高商业效率、并且本身就成为一个庞大产业的创新成果了。因为任何一项关键技术的应用都会走出一条S曲线,也就是普及率从0.1％增长到10％与从10％增长到90％,以及从90％到99.9％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互联网宽带技术已经进入成熟期,同样在中国进入成熟期的“创新技术产品”还包括汽车、手机等。

　　我们将目睹一些产业在进入成熟期后出现停滞局面,产业集群效应的消散会引致土地、房产等资产价格的调整。另外,“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将成为过去时,在个人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绝不能占较高的比例,因为再也不会出现过去十年的情景:负债不受高利率的威胁、或者收入的增长和资产价格的上升让早些利用债务杠杆的人获益。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和由此引致的城市化进程放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正处于顶点,但在未来会快速下降,2015年后,国内人口流动最基础的群体(25-29岁人口)的数量将减少;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快速上升,从现在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由于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社会将提前到来,“未富先老”的局面会对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造成很大冲击。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很可能会快过其他经历过类似问题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咨商局全球人口研究所所长Judith Banister在为媒体撰文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将会放慢。不过,人口老龄化将不会是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

　　Banister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不不一定会导致劳动人口比重(劳动参与率)下降。隐性失业是原因之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中国大量人口组成了劳动力后备军。

　　劳动参与率提升的原因还有:生育率持续走低使全职妇女回到劳动中来;工资水平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寿命延长,很多人有可能选择推迟退休年龄……不管怎么样,短期是不会缺人的。

　　长期呢？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15岁至64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为76%,不仅远高于世界多数国家,而且高于中等收入国家63%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增幅的空间就会变小。综合来看,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如果Banister的分析合理,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在这个十年出现。

　　要消费还是要储蓄率

　　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应当修改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出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劳动者继续工作或增加收入的意愿、以及国家的经济需求等考虑,更多人的考虑是加大他们的储蓄。这也造成了中国领先于全球的最高人均储蓄。

　　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独生子女和正在变缓的经济。

　　Banister认为,在很多国家,下述两种情况会促使储蓄率上升:一是为较长的退休后生活做储备;二是子女数量较少而且流动性较强,在父母年老时难以提供经济支持和陪伴照料。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储蓄率会自然提高。

　　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增长率降低。而持续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从当前到未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里,大多数家庭子女都要面对“4-2-1”家庭结构的困境——一个后代需要赡养双亲及双亲各自的父母。在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提供切实的帮助的前提之下,这将是巨大的挑战。

　　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另一类值得关注的现象:移民增加。

　　目前,每年约有35万人口净迁出,与之相关联的还有财富的迁出。这看似对人口结构影响极小的数字,可能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城市化是过去十年里房价一直攀升和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将变得缓慢,而房价也会滞涨甚至下跌——在国内为数不多的资产投资中,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包含了大部分的民间财富、缓解了通胀的快速上涨——如果房价下跌,其他资产价格尤其是可投资资产价格将又面临一次暴涨的可能。经济会更加失衡。

　　通胀是挡不住的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主要由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程度、就业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形:

　　高增长低通胀,这是经济的“黄金增长期”。

　　高增长高通胀。GDP的高速增长与CPI高位运行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价格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低增长低通胀。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整个社会的首要目标,可以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生产。

　　低增长高通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俗称“滞胀”。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一般超过5%甚至更高。

　　经济学家谢国忠评论说:通胀是挡不住的,将是个长期的经济现象,也是多年来各种原因形成的。中国通胀目前面临很严峻的状况,处理不当会引发危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房价跌,钱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要稳定就是必须要把利息和通胀调到平衡,让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觉得放心。

　　资本市场一盘棋

　　文/本刊特约 杨靖

　　对世界股市有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放缓,导致2011-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增长将放缓至6-8%(2010年为26%,2002-2008为12%)。这将减少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但对与大宗商品相关公司的股票具有负面效应。不仅如此,构成MSCI-world指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的主要收入来自中国。总体看来,全球股票市场有可能因中国经济放缓受到负面影响。

　　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未来数年最有增长潜力的依然是中国;西资东移是中长期大趋势;市场情绪很容易改变。只要欧美不出现最坏的情况,投资者都会为资金寻找出路。

　　全球股市暴跌,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投下不信任票。美国、欧盟和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季度下降:欧美以借贷带动的消费增长模式已到了尽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政府要减少财政赤字,个人需要减债——这种转变无法在短期内完成,人们更担心的是经济再次探底或是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股票市场恐慌性的下跌似乎正在反映这种预期。

　　反观中国市场,为解决通胀问题、政府选择了紧货币、抑楼价的政策,导致资金流动性紧张,并将热钱从股票市场中挤出。有评论指出,经济调结构本身是一条漫长的路,这种改变也会令中国公司缺乏吸引力。

　　避险资金东移

　　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全球投资者需要控制投资于股票类高风险资产。格尔各.舒赫 ( G e o r gSchuh), 德银顾问欧洲首席投资官,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然是在全球市场投资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欧洲危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银行债务问题出现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并不容易解决,投资者应该低配高风险资产。

　　他的同事柯里斯·西尼亚科夫(ChrisSiniakov),则认为投资亚太资产能有效分散风险。关于固定收益(债券)投

　　资,他补充道,亚太地区经济实力增强,也开始让全球投资者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投资者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发达国家债券市场转向亚太债券市场。全球投资组合中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他曾多次预言中故事的起落,这一次,他更早早判断内地市场楼市要跌一半,下一个大机会却在股市。

　　我们知道,温和的通胀压力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以控制,但高通胀对货币政策的调控不太敏感。高通胀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和股市有着不同的影响。

　　高通胀的初期,股市的下跌幅度最大。高通胀的后期,当通胀水平开始下降时,股市恢复性上升。资源供应紧张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易导致全球性高通胀,因为大宗商品的多数是全球定价。在石油价格上涨时,粮食价格的同时上涨对于股市的杀伤力更大。在不发生恶性通胀的条件下,新兴市场对通胀水平的承受力比发达国家较好。在通胀上升时期,尤其是由于资源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下,如果外贸和政府财政盈余较好,适度加快货币升值对于经济和股市都是有真正面作用的。而单纯通过价格控制往往对高通胀作用微弱,并且可能导致更为不利的经济后果。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要严密关注各国对待通胀政策和实施,并且采取一定的资产配置措施来应对通胀上升初期的威胁,诸如超配资源和农业受益板块等。一旦进入高通胀上升期,尤其是由于资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高通胀压力,股市投资者就应该回避股市可能产生的大幅下跌带来的风险。

　　服务业,通胀环境下的投资选择短期内,中国推动消费价格上涨的因素包括国际价格传导、产粮成本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成本变化。政府可能通过应用人民币升值,更紧的货币政策,对消费者和粮食生产环节进行财政补贴等手段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上升。股市今年面临的一大风险是政府过度调控导致经济硬着陆。行政调控和货币政策对成本和供应条件带来的通胀压力效果有限,应用不当却可能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表明,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对中国股票市场构成短期下行威胁。坚持对未来数月的谨慎市场看法,因为欧盟/美国出现负面的、令人惊讶的消息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如果欧盟/美国出现轻微衰退(可能性为25%),对MSCI中国指数的下行风险会是近期进一步下跌15%。不过以12个月为基础,我们的基线情况(60%可能性)表明MSCI中国指数会上

　　涨23%。就行业而言,我们看好银行、电信和公共事业(IPPs),用估值溢价对比危机水平PE来衡量时,这些行业受到的下行风险最低。与谷底估值相比,材料行业继续面临重大下行风险。

　　这样一来,国内问题,包括通胀、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未来6-12个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市场展望而言,考虑到欧洲重大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数个月保持谨慎态度。然而从年度来看,我们基线情况(60%可能性)表明MSCI中国有可能比现在水平上涨23%;我们认为MSCI中国在明年第三季度仍然可能会高于当前的水平,即使欧盟/美国进入短暂轻微的衰退。

　　大宗商品,金子和玉米坚挺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近期狂跌不止:国际原油跌破80美元,伦敦铜更是惨跌超过15%……市场恐慌气氛由来已久,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一直令大宗商品市场承压。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外围的因素也许只是这场暴跌的导火索,这其中的中国因素显然不能忽视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中国经济继续减速,国内货币政策难以放松,使得商品在实体经济和投资层面的需求持续降温。

　　近年来全球商品价格上涨,最大的利好就是中国需求。但目前中国制造业已陷入低速增长,房地产调控也在继续,使得大宗商品的工业需求不如往年强劲。目前,已有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断裂而陷入困境的消息,房地产行业面临洗牌,也将导

　　致房地产投资及其下游建材和水泥等行业受到很大冲击,作为工业建筑业原材料的有色金属、钢材和PVC等需求前景值得担忧。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城镇化不如中国,对商品的需求短期也难以大增,因此,中国经济减速导致的商品需求缺口也难以被其他新兴经济体弥补。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虽然工业材料因“中国概念”而降温,但是农产品和黄金却仍旧闪耀,波动减小、需求稳升。市场预计,美欧债务危机得不到解决,金价就难以回落;若国内流动性放缓,农产品需求和价格有望齐涨。

　　全球的黄金与大宗商品业界专家纷纷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下,无论是黄金还是大宗商品价格,都将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在黄金储备方面,中国未来的增持具备想象空间;在大宗商品市场,中国经济走势影响大宗商品需求。

　　拉古拉迈·拉詹:新世界要学会消费

　　文/特约作者 施静

　　全球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其根源在于“不平衡”,除了由经济体规模大小规定的旧式话语权之外,新兴经济体如何才能救自己？ IMF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局主管、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开出的药方是:花钱。可以增大内需,也可以升值本币使其更具购买力。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的高通胀问题？

　　拉古拉迈·拉詹:在经济复苏当中许多国家采取措施,比如中国和印度都采取很多措施来重振经济。中国推出了很大的国家投资方案,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包括在投资、刺激国内消费方面的一些措施。确实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增长非常缓慢,而他们采取的货币政策让他们的利率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就是因为利率保持较低水平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相对也保持较低水平,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引起通胀的原因。后果就是新兴国家通胀攀升,当然,调高利率、让人民币升值,都是很好的遏制措施。但是更进一步,就要等发达市场进一步发展了。

　　问:有观点认为,中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使通货膨胀加剧,您如何看待？

　　拉古拉迈·拉詹: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政府采取的政策是想要提高国内经济增长,但是因为现在的需求减少了,尤其工业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少了,所以才导致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的通胀问题也并不是这次经济危机才第出现,过去就已经出现过两次,经济的强劲增长是造成通胀的原因。经济增长包括了对资源的消耗,导致粮食、食品价格上升,比如猪肉价格。

　　我想补充一点,世界格局正在改变,之前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是消费者,新兴发展中国家主要在生产,他们还为工业发达国家消费融资提供资金。但是要维持这样的格局越来越困难,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遭遇到困境。现在整体的思路是各个国家都应该积极推动消费,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格局发生改变——在消费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储蓄方面的作用应该有所下降,这样的改变是有利于中国。

　　问:中国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但效果并不明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拉古拉迈·拉詹:从中国的情况来说,当前刺激消费刺激的不是家庭居民的消费,而是公司,企业、生产商是受益者。而工资没有跟上相应的水平,包括个人居民储蓄的利率要低于企业在市场上能获得的利率,所以企业和公司是受益者。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消费,就应该逐渐的向个人居民倾斜。但这样的话,既得利益者就会面临更高的利率,他们所享受的优势不会存在,当利率升高的时候,他们要提高工人的薪资,同时人民币升值他们也会对成本造成压力,这对他们竞争优势来说就会有一定的削弱,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们就会说现在的政策其实已经很有效果了,为什么还要改变呢？

　　问:您对中国经济短期前景是乐观的,但是对美国经济短期前景？

　　拉古拉迈·拉詹:我对中国短期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但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比如银行的借贷,尤其是坏帐系统还是令人不够满意,还是应该进一步改善银行的坏帐。包括借贷的具体做法方面,在借贷方面尤其对家庭居民的借贷并不多,主要还是向公司,而且需要家庭居民自己出很大的钱才能贷款,用他们自己很多东西去担保才能获得一定的贷款。所以中国经济并不是说高枕无忧,只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确实远远好于美国的状况。

　　从美国的状况来说,现在有两个不同面貌的美国,第一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有世界上高新技术的基地,有很好的互联网公司,有非常优秀的大学。美国的这一面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会继续保持它的优势。但是美国也有另外一面,这一面的美国有50%的人只有高中学位,他们的技能并不能达到就业市场的要求,所以他们的收入也远远低于其他美国人水平,这部分人无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竞争力方面进行竞争。第一方面的美国非常让人满意,但是另外一方面的美国让人很失望,如果第一个美国能带动第二个美国的发展,当然越来越好;如果第二个美国拖了第一个美国的后腿,美国的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现在正是后者。

　　问:您在书中提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公民责任的压力,具体是哪些责任？

　　拉古拉迈·拉詹: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给欧洲。但是中国在改变世界经济建构格局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应该更多的参与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过程当中。

　　中国应该更加积极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夫妻住的房子很小,美国的住的房子大很多,这其实不公平的,因为现在中国国内消费水平非常低,而西方消费水平相对非常高,所以中国应该加大消费,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才是公平的方式,而且这也有助于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增加中国居民消费和减少发达国家消费哪一个更重要？我觉得增加中国居民消费更为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利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问:您提到全球经济存在断层线的原因是一体化的原因,如何修补断层线或者说如何不让坏作用一体化？

　　拉古拉迈·拉詹:并没有能高枕无忧的方式。通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并不是说旧的问题彻底无法解决。有一些断层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我书中提到美国对教育不够重视,这个问题假以时日是可以解决的。跟这个相似的还有其他的断层线,包括在中国更多的增加国内消费,因为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在经济危机中也学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不能去依赖于其他国家,比如依赖于其他国家的进口,而是要更多的拓展国内的需求。中国也正在这样做,中国只要在这方面取得成效的话也是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旧的问题有一些是可以解决的,但可能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首要做的是专注于把旧的问题先解决掉。

　　马骏:调低中国增长

　　编辑/郑家颖

　　“‘十二五’期间,应该更多的关注结构改革。我会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和由收入分配改革带来的对消费的推动;产业升级;绿色经济;房地产的改革和金融行业的改革。”

　　7%的GDP增长目标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就好,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14%是适度的。这些目标是基于六个将改变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长下降以及资金成本上升。

　　马骏认为,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出口减速:WTO的加速效应已经消失

　　过去10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背景,今后无法复制。

　　第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房地产需求减速: 城镇人均已达30平米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199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而且,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城镇化速度放缓: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降到0.8%,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劳动力增速下降: 作用于10年内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城市化。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生产率增速下降:“拉美陷阱”之鉴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靠此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前十年下降1%。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利率提高:投资成本增加

　　近一段时间,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账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本文系马骏博士公开报告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志浩:我对未来十年很乐观

　　文/本刊特约 刘童皓

　　对于中国的“民工荒”,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是否标志着中国式低成本时代一去不返？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却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并非供大于求。

　　问:您曾提到,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巨大工资差异是否是好的趋势？这种势头还能持续吗？

　　王志浩:当然是一个好趋势。我看到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在2009年的实际增长率接近0,在200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两三千万农民工的工资虽然没有上涨,但也没有下跌,说明劳动力的需求还是很庞大的,所以我对未来十年很乐观。

　　问:人保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人左右,而每年实际上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在1200万人左右,中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您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王志浩:我听到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分析这一数据,如果有1000万人找不到工作的话,为什么工资却在涨？接近50%的人找不到工作,但工资却在上涨？并且,是实际工资的上涨。所以这个数据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个观点,就是

　　很多企业和农民工不在调查范围内,所以我感觉上述数据可能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情况。

　　问:您曾提出不能过快的推进产业升级,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并考虑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并指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放回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王志浩:我的观点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因为我看到市场上的一些明显变化。我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已经决定要投资设备,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这是企业的一个选择。政府在这种调整中应该是提供稳定的政策,让企业家来选择投资的行业。

　　问:如果单纯提高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是否能催生供给？

　　王志浩:提供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决定最低工资定在多少却很难很难。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提高这一最低工资标准方面速度不能过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假设目前最低工资并不是太低,那么在这个点上工资的涨幅应该与GDP差不多。

　　问:劳动者工资上涨会否造成通胀压力？当前政府在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要控制通胀,如何自洽？

　　王志浩:第一,最低工资的上涨并非是要带动整个工资上涨,而是跟随的,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所以工资上涨、最低工资跟着涨。第二,我认为,如果GDP和工资的涨幅相近,是应该不会造成通胀的情况。也就是,工资在涨,所以每位工人的收入更高了,所以会消费更多,所以总需求会增加,所以价格会涨。但这样的逻辑中,忽略了工人不单是消费者,同时还是一个生产者,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商品的供应量也在涨。

　　需求、供应、GDP同时增长,如果工资与GDP的增长幅度一致,是不会造成通胀的,而我认为,通胀主要取决于产出缺口以及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