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打量辛亥遗产？

2011年10月08日 08:13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钟健

●南方日报记者 王巧桥 钟健

从因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军阀割据混战、民族分裂到谋求“五族共和”、“五个统一”……百年前的辛亥巨变将中华民族带到了“真正近代化”的新征途上，一个民族的觉醒就此开始。

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但仍未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鲁迅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思想文化进程中新与旧斗争的“反复”与“羼杂”。他说，中国在“进化”，要推动政治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和李大钊的“弃陈腐之我”、“弃专制之我”的号召。

大家访谈。

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经济遗产和思想文化遗产。日前，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刘明望，就如何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进行探讨。

专家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通过革命党和其他人的宣传，整个中华民族觉醒了。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土壤。

南方日报：在政治制度方面，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产？

林家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是划分中国新旧两个时代的一条分界线。旧的专制时代从秦始皇建立帝制开始已两千多年，在这期间，朝代的变迁是换了皇帝，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后来还有人企图当皇帝、搞独裁，但民主共和这条道路已经不可逆转了。虽然要想通过一场革命就将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一下子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辛亥革命为以后的革命打开了路子，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认为，我们讲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它是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好处。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通过革命党和其他人的宣传，整个中华民族觉醒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政体，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真正的界碑。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前后，民主共和理念在当时的中国究竟传播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普通民众适应从“臣民”到“公民”的变化吗？

林家有：这需要一个过程。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最主要是生存。清末，民间其实有很多抗捐抗税的斗争，广东也有很多，但当时老百姓还没有什么政治理想这种东西。当时老百姓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所以很多民军、会党都有老百姓的参与。但是，当时的农民对民主的理解还是有局限的。这里有一个例子：辛亥革命后实行选举，老百姓从来也没有选举过什么官员，不知该怎么做，都不愿意要这个权利。在广西桂林，选举时老百姓都不来，不来怎么办？发米粉票！每人来参加投票附几张米粉票，这样老百姓才过来投票。情况到了上世纪20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农民开始懂得履行自己的权利，为了争取合法的利益，各种运动和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所以，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只要开了这条路就好了。辛亥革命对老百姓的民主自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土壤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在政策上采取了哪些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举措？

刘明望：举两个最直接的例子：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虽然有的地方改厘金为附加税，但是过境税毕竟取消了。与厘金相比，附加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这样就降低了工商的原料价格及产品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工商业发展。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还做了些经济整合，力图保护工商，发展实业。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林家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当然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利。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倡发展中国的经济，开办实业。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纲中，他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通过政府掌控土地资源，严防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用土地发横财，造成社会问题。“节制资本”就是预防私人资本主义垄断国家财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危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民生”提到了第一位，“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非常高瞻远瞩的。孙中山不反对私人资本投资工商业，但他反对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均，这是他预防社会革命发生的政策。

南方日报：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热情是被辛亥革命推动的吗？

刘明望：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他们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下决心捍卫国家利益。新建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

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这些冲击对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刘明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效果的延续。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改造传统文化是那个时代面临的课题，而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处触及了辛亥革命的脉搏，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常说民主共和体制在辛亥革命后无法真正实现是因为缺乏一场思想启蒙，因为大多数的人对民主共和没概念。然而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来看，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让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自由平等意识、民主共和意识、法治意识以及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受西学影响的学子们，推行西方标准的国民生活和哲学，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

林家有：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传遍中国。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关系，比如1906年1月、4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号上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和《共产党宣言》。当时同盟会员利用《民报》这个阵地和梁启超进行论战，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通过这场辩论，让中国人民明白了很多问题，对思想解放产生很大影响。

南方日报：一场结束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应该有其振聋发聩的效果，您谈到的各种意识的崛起，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吗？

刘明望：各种意识的崛起除了有时代背景的影子，也有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影响。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促进了民众的民主自觉

那些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并称“辛亥三杰”

章太炎（1869-1936），

浙江余杭人。曾与孙中山、黄兴并称“辛亥三杰”，鲁迅称其为“革命的先觉，小学（文字学）的巨匠”。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

1917年，章太炎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经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蔡元培：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1927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蔡元培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先驱，他能以翰林之身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者，并一生坚持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

香港“三李”：耗费家资资助革命党

李煜堂（1850-1936）

广东台山县人。18岁随兄出洋，经过数年积累返回香港，创立金力源、永利源两家药材行。辛亥革命前，他把金利源药材店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广东光复后，被举为财政部长，在职只有6个月，随后洁身而退，专心于开发实业。

李自重（1883-1971）

17岁时，在电力公司研究电学。1900年，遵父命赴日本专习军事，其间，他结交了冯自由、刘成禹、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先后加入同盟会。

李纪堂（1873-1943）

(见左图），东新会七堡冲历村人。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1895年结识孙中山。次年其父病逝，分得遗产百万。1900年加入兴中会，被委为该会财政主任。自此，常以家资捐助革命活动。1902年与洪全福等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共耗家资50万，家业由此中落。

所谓“香港三李”，分别为辛亥时期的香港革命富商李纪堂、香港银行业和保险业富商李煜堂和他的儿子李自重。“香港三李”为革命出钱出力。

那些事。

民族资本主义

迎来黄金十年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辛亥革命后的10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到1920年，现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另据估计，中国现代工业1914—192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特别是钢铁、采矿、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1920年比1912年增长了2.5倍。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轻工业发展快，重工业发展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到20世纪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

新文化运动

倡导民主科学

辛亥革命过后，为了寻找国家的出路，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纷纷亮相。改良主义、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本质是维护封建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其主张自然被淘汰出局。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革命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并以此为主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人猛烈地抨击尊孔读经，坚决反对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纲常伦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陈独秀响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声疾呼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唤起民族觉醒，追求民族的解放与进步。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文学革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浩荡气势，打开了中国思想进步的闸门。新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

那些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