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独行刺客无错版:《潜伏》引出的话题（之五）

说到蔡孝乾就要先说一说“台湾共产党”的历史。

“余则成”地图

   “余则成”赴台之前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共，而吴石并未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历史上，这种事并不鲜见。

中共派往台湾的最高间谍“密使一号”吴石的暴露，与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省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有直接关系！

说到蔡孝乾就要先说一说“台湾共产党”的历史。

几年前，香港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徐渊涛著《替李登辉卸妆》一书。徐渊涛之父徐庆钟是台湾著名农业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辉的恩师。由于家庭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李登辉有着深入的了解。

众所周之，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年轻时曾经加入共产党，其年表中所谓“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是所谓的“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台共1928年的4月15日成立于中国上海。该党成立时的创党党员，包括了：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林木顺是首任主席，翁泽生是党书记。台共创党当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荣出席台共的创立大会。

       徐渊涛的著作介绍说：台共本是日共的下属机构，但日本共产党已经于1933年前后，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行于日本共产党旗下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掩护下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响。所以，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下，台湾共产党纵然在组织体系上是日本共产党的支脉，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党”关系，远比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得更亲密些。

       中共和台共两党之间本属“兄弟党”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兄弟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此刻，台共自然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根据前保密局的密件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派遣原籍台湾彰化的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借调来台湾的中共干部张志忠等。1946年2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1946年4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即到台北展开活动。

       原籍台湾嘉义的张志忠，便成为战后台湾登岸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张志忠在台湾发展活动三个月后，蔡孝乾于1946年7月也搭船抵达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领导了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在蔡孝乾领导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主要的台共干部包括了徐德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至于李登辉与共产党的过从是这里的另一段插话。

194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李登辉返回台湾，与老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来往甚密。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探讨社会改良理论。李登辉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信奉，还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版《资本论》拿出来向吴克泰炫耀。吴克泰便萌发了发展他加入中共组织的念头。吴克泰把自己的想法向张志忠汇报后，张志忠表示同意。1946年9月的一天，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李登辉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上交张志忠没多久，蔡孝乾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规定吴克泰同李登辉单线联系。此后，他们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李登辉家里见一次面，谈谈当前形势，交流一下思想，算是过组织生活。李登辉的党费每月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组织，中共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和宣传刊物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给他。

1947年1月9日，中共组织的抗议美军的大游行，台湾中学以上的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了，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了保存力量，台工委要求地下党员不要参加这次活动。但当台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的时侯，吴克泰一下就发现了李登辉。李登辉身高一米八几，走在游行队伍里，如鹤立鸡群，特别地显眼。这给吴克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登辉随后还参加了“二、二八”运动。

1947年秋天，蔡孝乾突然找到时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的吴克泰，说李登辉要求退党，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吴克泰找到李登辉，问他为什么要退党。李登辉回答说党内有人有野心，组织不纯。吴克泰劝不下来，便向蔡孝乾汇报，蔡孝乾也只好同意其退党。退党时，李登辉主动表示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算是君子协定。

吴克泰1949年3月奉命回大陆联系工作，侥幸躲过大杀戮，后任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后定居北京。1997年，吴克泰回台湾探亲扫墓，李登辉闻知后派人联系，欲作一晤。吴克泰感觉“道不同不相与谋”，借故推辞了。2002年3月，吴克泰再次回台湾省亲，李登辉再次邀请，俩人便在李登辉的外双溪私宅小聚。吴克泰奉劝李登辉改弦易辙，为国家和平统一做些有益的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2004年3月1日，吴克泰在北京病逝。离逝前，吴克泰把李登辉入党、退党材料托人转交给了李敖。2004年3月16日，李敖在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制作播出了一期“泄露天机 看看李登辉的叛徒嘴脸”节目。

此是后话。在当时，在台湾的中共正在积极组织反美示威的时候，不过一个月以后，“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此刻的中共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

中共台湾省委被破获后，重建的台湾省工委再被破获。据谷少文提供的“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文件，关于陈福星案，相关记录如下：“民国３９年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1951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台湾作者秦风在《台湾地下共产党员的命运》一文中写道：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